乐黛云未能讲出的真话是什么？

7月27日，乐黛云去世，享年93岁。

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或许他们的学术还是其次，他们的人生与命运更值得唏嘘感慨。一位群友说：

乐黛云先生去世，我觉得比什么奥运更值得国人关注，原因就在于：1、她老人家活得足够长，经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无法体会的；2、其中就涉及了1949年后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反右、大饥荒、文革、改开以及1989年；3、她老公汤一介先生与“梁效”写作组关系密切，4、其个人及家庭成员的遭遇充满血泪，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真实写照，5，因此，她或他们一家留下了《燕南往事》《何处是归程》等重要会议录，是为那个年代包括汤用彤，汤一介、乐黛云及其子女三代中国知识人的血泪史。

对于自己的一生，在九十岁的时候，乐黛云曾写了写了一本书《九十岁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在这本书中，乐黛云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以及北大毕业之后留校任教被打成右派，此后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文革后回到教学岗位，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取得斐然成就。这本书，被誉为乐黛云的”心灵独白“。

然而，在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上，乐黛云先生说：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真话不一定讲，因为有的真话实在是不敢讲；一个是傻话和谎话一定不讲。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谎话一定给挑出来告诉我，这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原则。真话一定要讲，可是讲得不好，有的应该讲的没讲，不应该讲的也许讲了。“（澎湃：乐黛云新书出版：陈平原、洪子诚等共话“九十年沧桑”）

乐黛云有哪些真话没有讲呢？这本九十岁高龄写的自传并没有太多暗示，但是可以或许早期乐黛云早期的一本英文自传能告诉我们更多。

其实，早在1995年，乐黛云便在台湾出版了她的一本自传《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正中书局，1995年7月）。

另一本英文自传《暴风雨：一位中国女性的奥德赛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则出版的更早。

乐黛云这本英文自传《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出版于1985年， 这这本自传中，乐黛云把自己比喻成”奥德赛“——在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又在外漂泊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家的奥德赛。在这本英文自传中，乐黛云重点讲述了她和她的家人在中国当代政治运动中所经历的暴力与苦难。

乐黛云，用她自己的话，从学生时候就是革命女青年：她小时候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深恶痛绝。 1948年考入北大，加入共产党地下民主青年团，隔年转入党员，协助北京解放，作为进步学生，曾去动员沉从文留在大陆。

在北大就读期间，她曾担任1950 年布拉格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并于1951-52 年在农村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后来她从北大毕业，成为文学系的教员。毕业后的第二天，她与在青年团认识的汤一介结婚，当时汤一介获得哲学系的教职。

此时，”两人都忠于毛主席和革命的目标“。晚年，乐黛云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当时我希望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赶在1952年9月13日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他们家。那是一个大院落，有20多间房子。当时大家让我发表结婚讲话，我就讲，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现在想到这些话我都有点脸红。但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鼓掌。第二天，汤先生的妈妈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重要的客人，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啊。汤家父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我就不愿意。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是很过分的。当时我的想法一方面是不好意思，觉得让人看来看去的；二来也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个要抵制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可能很伤两个老人的心，特别是他妈妈。（文摘報：《嫁入“学术豪门”的乐黛云》。2007年。）

婚后几年，两人的生活一帆风顺，直到1958年。

1957年初，乐黛云和机位青年老师想办一个学术刊物，在王瑶老师的劝说下，并未成功。但是，1958年，“反右”扩大化，乐黛云他们被认为是办“同人刊物”，于是有关8人都成为右派。作为支部书记的乐黛云，更是成为极右派。很快就被解除了教职，下放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了两年。这是她第一次被停职。此后，长达二十年中，乐黛云的家，都陷入了中国政治运动的暴力与迫害中。

文革开始后，被北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打为“黑帮”，汤一介每天要在校内劳动，或打扫厕所，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等。 1969年，夫妻两被下放到江西“鲤鱼州”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1年，两人回到北京。然后，不久，汤一介加入“梁效”写作者，这让他们与江青、四人帮的关系密切起来。四人帮被捕后，汤一介又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调查才清除。

在这本书中，乐黛云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和自己复杂的心情，已经越来越不安的心情。最后她说：

My earlier support for Lao Tang’s participation in Liang Xiao was gone. Ruefully I recalled my former pleasure at his many advantages, my sense of honor to our family, my hope that someday Tang Shuang would be a delegate to the People’s Congress,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The power and prestige clearly had appealed to my vanity, but now I felt only shame and remorse. I too wished that somehow I could steal that offensive photograph from the display case and erase Lao Tang’s connections to the group completely. Such an expression of mirth was indeed unendurable.（笔者译：我以前支持老汤参加“梁效”的念头已经没有了。我遗憾地回想起，我以前为他的诸多好处而感到的高兴，我为我们的家族而荣耀，我期望唐双有一天能成为人大代表，追随他父亲和祖父的脚步。权力和威望显然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但现在我只有羞愧和悔恨。我也希望我能从陈列柜里偷出那张令人反感的照片，彻底抹去老汤和这个团体的联系。这样的欢喜表情确实令人难以忍受。（《暴风雨：一位中国女性的奥德赛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351-352）

在晚年的时候，汤一介也写了一部自传，但是因为敏感内容太多，放在抽屉十几年未能出版，终于在汤一介去世两年后的2016年出版。在遗著《我们三代人》中，汤一介回忆了自己的这段历史：

汤一介 | 我们三代人波士顿书评Boston Review of Books·7 月 28 日阅读全文

1973年秋天，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王连友同志找我们谈话，他说：“清华的同志编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毛主席看了，认为不好，他说找一些北大懂点孔孟之道的人参加，和清华一起来编写吧。”王连友同志说：“你们就和清华的同志一起编写吧!”对能参加毛主席要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我很高兴，除了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之外，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私心。这时正是在批判所谓“右倾回潮”，在北大自然又掀起了一次批判运动。我是当时北大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看看火又会烧到我身上，如果能到“梁效”，这场灾难也许可以躲过。

无论当时是出于什么心态参加这个写作组，汤一介都无法原谅自己。为此，他在这本自传中说道：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二三十年来已被各种“思想改造”运动和作为批判斗争的对象绝大多数已经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了;已经失去了“自我”，而异化为领袖的“应声虫”。这和中国历史上有骨气的“士人”的人格是背道而驰的。孟子可以“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可以“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我却把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美德丢掉了，想起来十分惭愧，愧对于人，也很悲哀。从80年代初起，我较为彻底地觉悟了，我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我要找回“自我”，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不再向非真理与半真理妥协。

在这本英文自传中，乐黛云说了许多在中文自传中没有说的话，和乐黛云的自传几乎一样，非常诚实。在amozin 下面有一则读者评论说：

就像，这是一本诚实的革命者的自欺欺人和生存日记。强烈推荐给任何对革命政治感兴趣、想要避免过去错误的人。

可惜的是，这部自传只有英文版，没有中文版。在这里，将这本自传的时间表附录如下，读者或许大概也可窥探到乐黛云在《九十岁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未能说出的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