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领导者同国家统治者一样拥有权力，但是权力的来源以及使用的动机都很不相同。前者的权力来自社会和民众，因此使用的目的正在于解放它们，致力于拉美民族独立战争的玻利瓦尔就被称作“解放者”；后者的权力名义上源于人民，实际上来自现存国家机构的支持，使用权力在于统治、征服和稳定。但当革命胜利，前者过渡为后者，这时，权力的性质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两者的区别，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与国家的由来已久的对立。
马克斯·韦伯将统治权威分为三种：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后者又称卡里斯玛型，其合法性的来源仅在于个人品质、人格的魅力。
在革命过程中，这种领袖品格往往因为群众的政治想象而被放大，而其缺陷，尤其恶劣的方面则容易被遮蔽，难于及时发现。追随者大抵带有道德原教旨主义倾向，对领导者的回应多是敬畏、崇敬、盲目信仰；这种近于图腾崇拜的宗教感情一旦意识形态化，必将产生严重的恶果。
领导者在气质、性格、人格，以及思想立场上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由革命运动所赋予的特殊的激进主义语境，使他们不像那些在既定法律秩序内活动的国家元首（暴君除外）或社会意见领袖那样温和理性。他们以立法者自居，自我认知为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因此在运动内部容易引起更大的冲突乃致分裂；其剧烈程度，或不亚于宫廷政变。
革命领袖的权力，一般来说，都有某种民主的形式。领袖固然可以通过组织集中权力，以削弱其他竞争者，但也会利用无政府状态加强自身的权力。以“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来强化领袖的权威地位，在中外历史上恐怕少有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例子。
在十九世纪法国，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也是有名的，在短时间内强势扩张，并且体制化。被谥为“革命经理人”的领导者虽然无法有效地控制群众的活动，最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根本不曾希冀从中汲取个人的权力资源，——但如此，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革命。
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说：“领导者往往来自被领导者群体。然而，借助某种理念上台的人后来却成了这一理念的背叛者。”革命家巴枯宁在《社会主义与马志尼》中也曾指出，即使是自由的最忠实的维护者，在掌握权力之后也会蜕变为暴君。
自由与专制，忠诚或背叛，领导者前后的变化，在革命史上屡见不鲜。
斯考切波在比较世界革命时，曾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领导集团作出如下的表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领导者大多来自次要的、地方城镇中心，处于王朝统治的底层，是被“边缘化”的一群。而俄、中的革命领袖不仅包括“卑贱者”，也有出身于社会特权家庭、受过中、高等教育而倾向于激进政治观念的人。
她说中共及国民党领导人在出身背景、职业等方面差别不大；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社会特点也很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更接近于帝国核心省份的大俄罗斯民族，中国共产党大都来自华中、华北地区，多属内陆省份，不同于国民党主要出身于江浙、华南的西方化的口岸城市。俄中两国这种模式类似于法国国民公会内部山岳派与吉伦特派之间的对比：山岳派大都来自构成绝对民主制基础的行政中心，而吉伦特派则主要从商业港口城市吸收人员，这些地区历史上一直与君主政权发生矛盾，还曾一度脱离其控制。这种结合文化地理的比较，显然包含了对不同的革命领导集团的现代性、开放性、变革性，或传统性、封闭性、保守性等政治意涵的探讨。
至于为何在所有的社会革命中，政治集团都来自那些一度有志于参与国家事务的、被边缘化的知识精英行列？斯考切波给出两个理由：一、法国的波旁王朝、中国的清政府以及俄国沙皇都奉行“国家至上主义”。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谋取官职是寻求个人出路和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封闭、专制、官僚化的农业国家中已严重受阻。二、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来临，这些农业国家不能不相应地作出调整；与此相伴随的是，外部发展的文化效应首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为国家服务的官员，以及那些与国家利益发生联系的人，首先是知识分子构成冲击。
斯考切波对革命领导集团的分析，一是把他们看成是阶级或社会团体的代表，为经济或政治利益而斗争；再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理想，或是意识形态而奋斗。
革命领袖大抵具有一种精英意识，“群众”、“民主”之类，不过是理念中的东西，或者纯粹是可操作的物质工具；从本质上说，与传统保守派领袖没有两样。
1848年，法国革命分子发起第一场激进的大示威竟然是反对举办选举，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布朗基的解释是人民的教育程度太低，还不足以参与投票活动，应当暂时搁置。至于搁置多久，布朗基这样回答：“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也许永远也不会举行。”
左派领袖靠民主起家，一旦当权，反而畏惧民主了。
雅科夫斯基在回忆录中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与法国革命领袖的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接着指出，就其深刻内容和历史后果而言，两次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
他说：“1917年十月政变的领袖们塞进俄国现实生活中的，是法国人经济中最负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法国大革命在事关人的权利和自由权利时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部分，却未置一词。”
其实，在列宁看来，两次革命同样是有区别的。法国大革命无论如何伟大，毕竟属于资产阶级政治范畴，所以为勇于与传统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所背弃，原也不足怪异。
美国革命不同于法国革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革命，后者大抵由阶级冲突、贫困化、社会分配不公等原因引起；美国革命却是缘于民族独立，没有农民起义、监狱暴动之类。大约为此，领导人的形象也很不相同。
《美国革命激进主义》对美国革命的领导人有一段颇传神的描写：
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革命者那样：斗志昂扬，奋不顾身，为了大众事业而不惜杀人流血。他们似乎太因循守旧，太严肃谨慎，太温文尔雅。我们几乎难以想象革命者会是一副头发扑满香粉、身穿宫廷及膝短裤的样子。他们似乎总是出入于客厅或立法大厅，而不是地下室或大街上。他们作演讲，却不做炸弹；撰写博学的文章，而不是各种宣言。他们既不是抽象的理论家，也不是社会平等主义者。他们不消灭他人，也不毁灭自己。美国革命没有恐怖时期，也不存在应运而生的独裁者——没有克伦威尔，没有波拿巴。
《姐妹革命》对美国和法国的革命领袖也作过比较性的描写：在美国，领袖们自觉地把自己扮演为绅士公民，自我约束和服务公众的化身。在法国，领袖们都希望作为人民中的成员，而决不是绅士式人物。美国的建国者是一群无私的国家公仆的形象，而法国的革命领袖却狂热地把自己扮演成渴望成功的革命之神的牺牲品。
的确，美国革命的领导者是独特的一群，在世界革命史上十分罕见。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位象征性人物，罗伯斯庇尔的出现，打破了历史家的单一的黑白构图。
一、从演说到行为，这是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却要为大革命的恐怖杀人负责；二、他把他的同志送上断头台，然后自己也步了他们的后尘；三、他如同革命一样被人诅咒，但也始终不乏赞美之辞。他是圣徒，还是恶魔？他是参加革命之后，具体说来是在掌权之后才变成魔鬼的？抑或本来就是圣徒，只是人们把他涂抹成了魔鬼？不同的历史评价反映了人们诸多观念的冲突。
罗伯斯庇尔被称为卢梭的学生，他是忠于人民主权理论的。他说：“一切政治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人民；凡是没有把人民看在眼里的一切制度，都只是对于人类的侵犯！”
他认为政府、体制、各项政策和原则是人为的产物，需要人的美德来推动。这就向革命者，特別是领袖人物，包括他本人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何谓美德？在他那里，主要指私德对公德的服从。
而公德，就是符合“公意”，符合革命和共和的需要。由于一切行为以人民和革命划界，因此常常把传统的价值标准给颠倒过来。他明确表示，“革命政体就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惩罚人类的压迫者是仁慈，宽恕他们是野蛮。暴君的残暴只能由残暴产生，而共和政府的残暴则是由真心为善所引起的。”由雅各宾政权禁止公开出版反对自由和革命的书刊，对国王路易十六判处死刑，在罗伯斯庇尔看来，这些都是仁慈、正义之举。
在关于审判路易十六的辩论意见中，罗伯斯庇尔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路易有罪和应处死刑。理由是：对于暴君是不能引用社会契约的，必须通过处罚来巩固自由和社会稳定。“……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存。”罗伯斯庇尔慷慨陈词，“我同你们当中最多情善感的人一样，可能产生对被告人的命运的怜悯之情。当问题只是抽象确定法律正义性对于人道的敌人所应表现的严肃程度时，我是铁面无私的。但一看到低声下气站在人民最高权力面前的罪人，我感觉到共和的美德在我的心灵里发生了动摇。对暴君的憎恨和对人类的热爱，在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正直的人的心里有着共同的根源。但是公民们，人民代表对于祖国应当提供的忠诚的最高证明，就在于为了伟大的人民和被压迫人类的幸福而牺牲初步的感性冲动。公民们，为了犯罪行为而牺牲无辜的多情，是残酷的多情；同暴政妥协的仁慈，是野蛮的仁慈。”
有意思的是，罗伯斯庇尔在立法议会上提出过一个关于废除死刑的演讲，观点完全两样：
“所以建议把规定杀人的血腥法律从法国人的法典中删去，是因为公共利益比起理智和仁爱更禁止杀人。”
“从人道和正义的观点看来，社会所如此看重的那些令人厌恶的场面，只不过是整个民族进行的隆重的谋杀行为而已。”
“死刑是非常不公正的，社会无权来规定死刑。”
“立法者宁愿采用死刑而不采用在他掌握中的较为温和的刑罚，只能侮辱他所统治的人民的社会感情。”
“一切人都赞成公正和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为什么有两个罗伯斯庇尔？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罗伯斯庇尔？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罗伯斯庇尔不懂得虚伪，他从来不曾使用过两面手法。
在雅各宾政权中，罗伯斯庇尔的作用无人能及。霍布斯鲍姆指出，很少历史学家能对这个花花公子般的、缺少血色、个性略嫌独断的狂热律师无动于衷，因为他即使在失去丹东等领袖的情况下，仍然体现着“可怕而光荣的共和二年”。他说，罗伯斯庇尔并非伟人，但他是大革命制造出的唯一一个（拿破仑除外）受到崇拜的个人。
1793年6月，法国八十个省中有六十个起义反对巴黎；日耳曼王公们的军队、英国军队从不同方向侵入法国，在整个国家处于崩溃无助的状态时，雅各宾政权率领法国人民驱逐入侵者，开启了一段长达二十年几乎连续不断的军事胜利时期。在动荡的环境中，法国货币的币值大体上维持了稳定。人民在国家面前获得了人人平等的权利，叛国者遭到人民的惩罚。圣安德烈是公安委员会——共和政府的核心——的雅各宾派成员，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尽管日后成为拿破仑最能干的省长之一，对于“共和二年”的共和国以较少的资源克服了严重的危机这点，仍然充满了赞美之情：“你知道什么样的政府（是胜利的政府）吗？是国民公会的政府。是热情的雅各宾派的政府。我们头戴红帽，身穿粗呢衣，两脚着木屐，靠简单的面包和劣质啤酒过活，当大家困乏得睁不开眼睛、无法再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会议厅打地铺。这就是拯救了法国的那些人。先生们，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这里，在我即将进入的皇帝寝宫里，我为这一事实而自豪。”
罗伯斯庇尔是这个革命领导集体中的最重要的支柱，卢梭的民主理论和对正义的纯洁信仰赋予他以力量。霍布斯鲍姆为他辩护说：“他没有正式的独裁权力甚或职位，因为他仅仅是公安委员会的一员，后者只是国民公会的下属委员会，一个最强有力、虽然从来也不是一个全权机构的下属委员会。他的权力是人民的，是巴黎民众的；他的恐怖也是他们主张的。当他们抛弃他时，他便只有垮台。”
革命领袖误入恐怖的歧途，这里指出，并不是没有一种人民秘密的同谋关系。领袖的力量和命运，其实全在于他所委身的人民手里；当为人民所抛弃时，他是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那么轻易地就垮台了。如果说罗伯斯庇尔是“暴君”，这种状况，在历史上其他暴君那里是看不到的。
作为悲剧人物，罗伯斯庇尔的孤立境地是如何形成的？
霍布斯鲍姆分析说，雅各宾政权是中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联盟，在联盟内部，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确实举足轻重。但当战争的局势迫使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并加强法纪时，势必以牺牲俱乐部和支部自由争论或选举作为代价。在这一过程中，圣茹斯特等的雅各宾派得到强化，埃贝尔等无套裤汉被牺牲了。霍布斯鲍姆指出，同样的过程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也曾出现过，这时则强化了共产党人而牺牲了无政府主义者。到最后，战争的经济负担使革命政权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城镇，物价控制和配给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市民获益；而在乡村，有计划地征集食物（这是城市无套裤汉首先捍卫的办法），则使农民疏远了。
因此，群众从革命狂热又退回到不满、困惑、怨恨的消极状态中，特别在审判并处决了埃贝尔派，无套裤汉失去了其中最放言无忌的代言人之后更是如此。与此同时，比较温和的支持者又被以丹东为首的右翼反对派所震惊，——这个派别为大量的诈骗分子、投机人物、黑市投机商以及其他靠营私舞弊累积资本的人提供了避难所。如果说罗伯斯庇尔在惩治腐败方面赢得温和派的支持，那么，在进一步限制自由和贸易牟利方面，则使更多的商人感到惊恐。最后，共和政权在宗教方面，助长有组织的脱离基督教运动，这也是人们不满的原因之一。
至1794年4月，左右两派都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时，罗伯斯庇尔便不得不接受彻底孤立的结局。其实，如果不是战时危机的延缓作用，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已经结束了。
在法国史学家中为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派辩护者大不乏人。马迪厄认为，罗伯斯庇尔“不仅是声名最为卓著的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也是共和国的倡导者”，“不仅是政治民主而且是社会民主的历史性领袖。”他表明，罗伯斯庇尔是忠实而坚毅的革命精神的代表，是摧毁法国贵族统治的1789年革命的勇敢战士，是革命抵抗行动的坚定的、不可腐蚀的领袖，这样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勒费弗尔对罗伯斯庇尔的道德操守和平等主义的政治实践，同样给出高度评价。他驳斥有关雅各宾专政属于“暴政”一类指责，并以外敌入侵、内部叛乱、经济危机等客观形势的事实，辩护其实行集权以致出现恐怖统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邓恩论述了罗伯斯庇尔的矛盾性，认为在他的政治观念的核心中，有一种对人权的强烈的平等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理解，肯定他对革命和民主的独特贡献，确认他首先使民主作为政治的核心价值起死回生：它不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或是不可理喻的政府形式，而是一个长时期被热烈追求的富于魅力的目标所在，是正当权力的源泉。邓恩还认为，罗伯斯庇尔那些旨在终结贵族和君主统治的民主措施，与公安委员会的令人心胆俱寒的做法有云泥之别。但是，罗伯斯庇尔又是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向国会说话并作出保证的，这就突显了罗伯斯庇尔作为领袖人物的孤立地位。
邓恩指出，罗伯斯庇尔根本不可能做到使用他所肯定的民主概念解决下述问题：民主自身的统治到底该如何组织？在实践中如果要对民主的权力做出限制的话，这种限制又是什么？或者谁应该获得进行这种统治的机会，可以统治多久，以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进行统治？
民主是政治实践中的问题。罗伯斯庇尔做不到，后来的革命领袖也未必能做到。无论民主，无论革命，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邦纳罗蒂是意大利著名的革命家，平等派运动领袖之一。他对罗伯斯庇尔满怀崇敬之情而终生不减，经常用“马克西米利安”作笔名，还著有《对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观察》，表示对罗伯斯庇尔的敬意。据布朗泰尔·奥布里恩回忆说，曾看见过已是78岁高龄的邦纳罗蒂一提起罗伯斯庇尔的名字时，就像小孩一样流下热泪。
美国学者艾森斯坦因在一部详述邦纳罗蒂的书中比较罗伯斯庇尔和邦纳罗蒂时指出，尽管两人气质不同，却意气相似。他说：“他们不仅心地温柔，专注于了解折磨人类的罪恶，而且都有铁石心肠，对居理亚斯想要保存一点人性的愿望，始终不为所动，对于以慈悲来缓和峻法的‘天恩’，也无动于衷。他们两人都可能为人类而痛哭流涕，但眼看个人的痛苦则无恻隐之心。两人都确信他们有权利集检察官、审判官和刽子手于一身，来执行果断的、强硬和严厉的制裁。”接着他引用了邦纳罗蒂书中的一段话：“假如罗伯斯庇尔做了法兰西的独裁者和改革者，那么，法国将是多么幸福，人类将是多么幸福！”
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是在不可想象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从而加以肯定。但是，她同时指出，为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作“不加批判的辩护”是不可取的。在她看来，最严重的错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限制或取消民主，使无产阶级专政——阶级的专政——蛻化为“小集团统治”，即“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
对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性评价，同样可以移用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及其领袖罗伯斯庇尔。其实，比起十月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们才是为了人类的光荣和梦想所做的第一次伟大而艰难的试验。
俄国有一个革命者，或者可以称为小领袖的人物涅恰耶夫，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一生有毁有誉，总的来说毁大于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他发现在小组成员的身上有近于涅恰耶夫的气味，创作小说《恶魔》，其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就是涅恰耶夫。当然，也有人反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革命者妖魔化。
马克思、恩格斯憎恶涅恰耶夫，巴枯宁后来对他也非常反感，指出他为了到达目的不择手段，根源在于令人不齿的个人野心。但是，别尔嘉耶夫肯定他，称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伯林认为他与另外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都是列宁的先驱，指出他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和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极力主张重印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不知何故，结果直到苏联解体也不曾实行过。
巴枯宁称涅恰耶夫为高加索的山民，把《革命者教义》称做“山民的教义”。
《教义》的文本于1869年11月26日由俄国警方查获，由侦察部门解码，1871年在审理涅恰耶夫分子案时在《政府消息报》发表，影响一时。
《教义》对革命的限度和对革命者的要求，实在很可以为我们的熟悉的某种革命和革命者类型定义。
其中这样说到革命者的自我态度：革命者注定要牺牲的。他应当没有个人利益、个人财产、个人情感，甚至不应当有姓名；革命者应当只懂得一种科学——破坏的科学；革命者必须高度蔑视社会公共观念；革命者要冷酷地对待自己和别人。
关于革命者与革命同志的关系，《教义》写道：革命者必须把“第三梯队的革命者”看作是由他经管的整个革命资本的一部分；当某同志落难时，是否营救？对此问题的考虑必须从整个革命事业的利益出发，完全摒弃个人情感。
关于革命者与社会的关系，《教义》教导说：要把自己完全伪装起来。革命组织将拟定一个将被处死之人的大名单，这份名单的顺序将依据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成功究竟有多大危害而定。要迫使“第五等级”，包括“教条主义者”、“地下工作者”、“一些纸上谈兵者”（其实指知识分子）推向革命的前沿阵地，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声无息地消亡”，从而使为数不多的真正的革命精英得以保存下来。
关于革命组织与人民的关系，《教义》说：“革命组织必须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的灾难与罪恶的加深，并使它们彼此分离，从而使这些苦难与罪恶能够最终逼迫人民失去耐性，从而自觉地起来暴动”；还说：“我们必须与残忍的强盗团伙联合行动，因为他们是俄罗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
尽管有人把罗伯斯庇尔和涅恰耶夫捏到一起，其实他们是很不相同的。
罗伯斯庇尔是大革命之子，是民众的民主浪潮把他托举起来的人物。他不是制造革命的人，而是顺应革命的人，他的所有关于革命的政策都产生在光明的议事大厅里。涅恰耶夫是首次发出“按行动计划进行革命”思想的人，是密谋派。罗伯斯庇尔相信人民，忠于“公意”；在他那里，革命的目标和手段具有一致性。在原则上说，罗伯斯庇尔是人道主义的，而非恐怖主义的；最后出现恐怖的场面，多出于特定情势的推演，并非出于个人的策划，而且事实上他同样死于恐怖。涅恰耶夫是策略家，手段至上主义者，他认为如果必要，甚至可以彻底消灭哪些对他的目的和手段持有异议的人。罗伯斯庇尔是民主的圣徒，平等主义是行动的准则。对涅恰耶夫来说，革命就是他自己，他把革命看作是精英的事，其他人只是工具、手段和材料而已，他们的权利只有服从。罗伯斯庇尔和涅恰耶夫无疑地都是激进主义者，但是，罗伯斯庇尔自始至终对革命者提出“美德”的要求，而且身体力行；在涅恰耶夫那里，从《教义》可以看出，他给出革命者的条件带有非人性化的倾向，而非道德性。
是革命者，就不是嗜权者；是嗜权者，就不是革命者。
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圣茹斯特同罗伯斯庇尔一样，都不是一个嗜权者，甚至骨子里有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他曾经说：“一个民族仅有一个危险的敌人：它的政府。”又说：“官员取替人民的位置越多，我们得到的民主就越少。”他提醒说：“不管是谁，只要他是一个官员，他就不再属于人民；当你同一个官员谈话时，你就不应称他为公民，这个称号对他来说太大了。”
圣茹斯特的一个匿名朋友这样描述他：“他渴望在革命结束后自己能有常人心态，观赏自然，在某个世外桃源与一个有缘份的姑娘共享平静的私人生活。”
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被人称作“嗜血的罗莎”，其实她并不嗜权，也不嗜血。除了革命论著，她写于狱中的书信更多地透露了个人的隐秘的思想动机。如在下面的信中，她就清楚地分析了自我性格中矛盾的方面，并说明在革命者的善良和所从事的斗争之间具有某种共通性：
她责备自己忘记了为自己的生活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的做一个善良的人！”又说，她本来是“为牧鹅而生”，却几乎是“由于误会而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但是即使这样，她也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为此而同世界上一切受苦难的人们站在一起。她告诉朋友：“我们同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场的可怜的牺牲者，同非洲的黑人（欧洲人把他们当成草芥）是同样亲近的。也许你还记得总参谋部关于卡拉哈里的特洛塔施战役的一本书中的话：‘……垂死者喉中的喘鸣，口渴者待毙的狂呼声，都逐渐消失在无垠的庄严寂静中’，呵，有多少呼喊声没有被人们听见而逐渐消失在‘无垠的庄严寂静’中，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强烈，以致在我的心中没有给犹太人隔离区留下一个特殊的角落，因为我感到我在整个世界上，凡是有云彩和飞鸟以及人的眼泪的地方，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托洛茨基，这个曾经被卢森堡批评过的人，在自传《我的一生》中引用她1917年1月26日致女友的一封信。信中说：
“像这样完全沉浸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之中，对我来说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忍受的。你看歌德，他安详高雅、超然物外，只要想一想他所经历的一切：法国大革命（从近距离看，它似乎是一出血腥的、盲无目的的闹剧），尔后是从1793年到1815年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我不要求你像歌德那样写诗，但他的生活观……包罗万象的兴趣、内心和谐，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或者至少是可以追求的。你可能会说歌德可不是政治战士呵。但是我认为，恰恰恰恰应该力求超然物外，否则他会完全陷入俗物之中。当然，我这里所指的是高格调的战士。”
托洛茨基接着写道：
“多精彩的话呵！我直到近几天才第一次读到，我顿时感到罗莎·卢森堡的形象对我变得比过去更亲切、更可贵了。”
在革命领袖人物中，列宁的顽强的个人意志是惊人的，此外，他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善于策略的变化。
索尔仁尼琴曾经说：“列宁是绝无仅有的现实主义者，只要能得到政权，他会不加思索地把魔鬼拉入自己一伙。”他说的就是列宁的策略性。直到1917年初，列宁仍然未曾号召布尔什维克党准备通过武装起义争取政权，他所确认的斗争目标仍在于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他向社会民主党人建议，“应该说明农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说明把‘社会主义’希望寄托在这一革命上面是毫无根据的。”几个月之后，他就领导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赶走同伙中的“魔鬼”，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许多研究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学者都在探讨列宁在革命前后思想言论的不一致性。弗·巴库林认为：“十月革命，特别是国内战争对列宁的完整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列宁的内心世界与行为产生了某种两面性，分离出理论家的列宁，一个政治家的列宁。”
作为政治家的列宁对领袖的作用十分自信，他是反对“民主集中制”而坚持“垂直集中制”的，为此还曾展开党内论争。其实，他不仅主張集中，把集体领导说成是“民主制残余”，甚至赞成个人独裁，说：“苏维埃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长制和独裁毫无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作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更为必要的。”（《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6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谁怕弄脏自己的手，谁就不要搞政治活动。”他写的小说《怎么办》，是列宁和他的民意党人的哥哥所酷爱的，而这句话也常常为列宁所引用。
1921年，来自苏俄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中国，在广东问孙中山道：“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回答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成统系，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的。”
孙中山一生只承认继承孔子学说，从未说过继承西方学说，包括大同理想，都是以传统的知识观念来建构的。毛泽东自称他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中体西用，实质上仍然以传统因素为主。
革命有一种相关性，两百年间，存在着不同的革命谱系。哈利迪在《革命与世界政治》中开了一份清单：布尔什维克敬仰先前的俄国激进分子，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克魯泡特金等，还有更早的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雅各宾党人——列宁倾向于罗伯斯庇尔，托洛茨基倾向于丹东。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拉美人则求助于早期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如玻利瓦尔、何塞·马蒂和奥古斯都·桑地诺。
德古佛雷的《革命社会学》以这样的句子结束：
“总而言之，在革命中，尽管被‘经理人’紧紧掌握，分占着各种领导职位，革命仍然有一个永远不可替代的许诺！”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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