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权的确立，除了政府官员、军队、警察、宪法等等，还须有意识形态维系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旧制度的退场，自然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破产。
君主制讲“君权神授”，中外莫不如此。就说法国大革命，早在十八世纪前半期对宗教的有组织的攻击，就开始动摇旧制度的思想基础。在法国，僧侣是特权阶级，有着庞大而严密的组织，拥有土地、行政机构和法庭。主教、修道院院长和议事司铎在许多地方是地主，不但无需交纳直接税，而且还收纳田庄各种税赋。从经济到政治文化，僧侣同君主政体结成紧密的同盟。根据达尼埃尔·莫尔内的研究，从1748年到1770年，支持现存教会的社会和国家也受到了全面的批判；到了ｌ770年，这种批判在上流社会里已经形成主流。从此以后，启蒙思想在法国有着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促进了青年以致一代人思想的转变，西耶斯在革命初期发表的著名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写道：“……要么前进，要么倒退；要么废除不公平的非社会的种种特权，要么承认这些特权并使之永存。所以，人们应该感到，在十八世纪末还企图认可封建制度可憎的残余，这是多么荒诞。”莫尔内指出，未来的革命领袖并不是孤立的叛乱者，从思想上说，他们即便不是像所有人一样，至少也跟很多人相同。
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时，英国学者威亷·多伊尔列举了启蒙思想在当时的传播情况：伏尔泰的著作拥有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百科全书》有不同版本渗入农村，熟悉它的公众不少；十八世纪70年代以后的政治传单充满了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影响广大的高等法院诤谏书明显受到孟德斯鸠观点的影响；相应地，有关宗教和神学的读物大幅减少；十八世纪人们所理解的专制主义，第一次出现在对路易十四统治的批评中……
多伊尔写道：1789年之前，没有人想过要革命，也没有人明了革命的观念，连思想家也不曾有过这种念头。但是，他们确实在倡导着某种新的观念，一种不再依赖于宗教和传统来看待世界的方式。只有当正统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彻底瓦解的时候，只有当人们已经确信现行体制需要彻底重建时，启蒙宣传的观念才能引领法国人驶入一片未知的领域。事实上，这就是走向了革命。
法国大革命自发生以来，即毁誉不一。历史学者援用的史实甚至数据也都相去甚远。就“大恐怖”时期的死亡数字来说，即有人证实，那是明显被夸大了的。
对于启蒙思想在大革命起源中的作用，科班、泰勒等人竟认为微乎其微，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很两样。泰勒说，启蒙思想在第三等级的陈情书中几乎没有什么反映；连著名的《人权宣言》，他也说可能是由一些被启蒙运动炒热的观念拼凑得来的，整体上并非启蒙运动的产物。
法国学者诺加莱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陈情书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甚深。事实上，到十八世纪80年代，大批贵族成了启蒙的信徒。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在军事贵族和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中销售最好，而这两个群体，正是1789年最活跃、最激进的两支力量。
其实学者也分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营垒，少有无所归属的独行侠。
虽然有学者把十月革命认作法国大革命的嫡传，其实差异巨大。发动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有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形态，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列宁在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之上，加入了自己的创造。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先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帝国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都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框架。他不但是革命的理论家，而且是革命的实践家，他的所有理论都是为现实斗争，包括为维护新兴的苏维埃政权服务的。斯大林自称为“列宁的学生”，虽然也谈民族问题、经济问题、语言问题之类，要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际上缺乏独立的理论建树。
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内带头“非斯大林化”，把原体制的许多问题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身上；由于不能触动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因此对于体制问题没有勇气作出批判和反省。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庸人政治，改革陷于长时期的停滞局面，可以想见，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其实，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世界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勃列日涅夫集团仍然以不变应万变，不但在国内镇压异见人士，而且在国际间进行粗暴的武力干涉，理由当然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团结”。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发动新一轮改革，他标榜“新思维”，事实上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家到社会，变动幅度并不大。苏联帝国积重难返，而戈尔巴乔夫也不见得具备伟大战略家的魄力，此外还要接受统治集团内部的掣肘；本来意识形态早已不适应客观情势的变化，但他也只能做局部的调整，一样不敢触动体制的根本问题。他不能不拖着教条主义的大尾巴，瞻前顾后，步履蹒跚，结果让叶利钦赶了上来，把他远远地抛在身后。
一个风云一时的改革家突然倒台，而且迅速地为人民所忘记。如此带有强烈反讽意味的结局，是他，也是许多同时代人所预料不到的。
波兰共产党员诗人瓦齐克于1955年8月发表一首长诗《成年人之诗》，这样表达作为普通人的诉求：
我们在地球上要求这个：
为了辛勤劳作的人民，
为了开门的钥匙，
为了有窗户的房间，
为了没有寄生虫腐蚀过的墙壁，
为了对打小报告的仇恨，
为了神圣的人的时光，
为了能够安全地回家，
为了简单地区别言行。
我们就要求这个，为我们所知道的地球要求这个。
它不是靠赌博赢得的，为它百万人在战场上丧生：
为了一个清晰的真理，
为了自由的面包，
为了热情的理智。
我们每天都在要求这个。
我们向党要求这个。
但是，波兰共产党并没有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交给他们，而官方意识形态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不能交给他们。事实上，东欧人民承受的是双重统治：除了本国，还有苏联“老大哥”。一种新型的殖民统治。当刚性体制松弛，而旧有的、毫无生殖力的意识形态再也无法起到粉饰蒙蔽的作用时，就到了政权易主的时候了。
在苏联和东欧，极权主义统治的末日是一同降临的。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早年致信其弟爱德华，说：无论如何，当牧师们的平均智力下降到相当于人们的一般智力水平时，“教堂应该关闭，而新的世界将会产生。”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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