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达:中国是变成晚清还是变成日本

明治维新成功,晚清维新失败。」 虽然是高度传统和简化,但也能形容两条「接受现代性」的路径。 「是变成晚清还是变成日本」,今天对很多「后发展群体」仍然是沉重的问题。

日本高层较能理解「国际」这个俱乐部的组成及交涉方式,看到作为世界一份子的条件:日本居民要成为一个西方意义下的「国族」,才有望在「国际主宰」的世界生存下来。 大清皇帝和官员迟迟未能放下身段,有不愿意「对等外交」的文化心魔,观念上难以接受自己只是万国之一而不是天朝上国。 这点分别在竞赛初期已经很明显。

义和团之乱是124年前的事,八国联军包括日本。 经此一役大清被国际社会视为野蛮人。 清人在第一天中外接触可能就在害怕这件事:被野蛮人视为野蛮人。 如今恶梦成真。 光绪希望变法,慈禧后期也被迫主持改革,但改革大体仍是富国强兵,最多是走向君主立宪。

现代中文非常依赖那一堆和制汉语,是由于现代生活的相关观念名词,是首先由他们理解及翻译,现代人至今仍生活于这些词语中。

当时日本相对贫穷,人口少、资源少、天灾一向频繁,但也因此有强烈危机感,一直没有自我中心的坏习惯。 「兰学」以来,就以最大力度理解这些欧美列强「为甚么强」。 日本理论上还在锁国,但地方是有竞争压力,所以一直还是有积极升级的心。

列强强的原点是欧洲国族建构时发射出来的大众精神热忱,它推动着资本主义、民众争取民权、私人市场、激发劳工工作自发性…… 乃至向外征服的帝国主义,是一切事件的一大源动力。 「列强」那么强,是因为被「平等的光荣身份」号召起来的「国民」自发性更强。 法国大革命精神武装下的法国人,能凭一己之力突破欧洲反法联军的围攻。

日本当局明显更了解何谓「现代国家」,来自藩的下级武士成为明治政府官员,任务是尽快将日本变法一个欧洲式国族,包括富国强兵,但更多是关于生活和观念的西化。 明治8年颁布《平民苗字必称义务令》,规定有「姓」也是一个国民义务,也是「制造国民」的支线任务。

必须多管齐下令平民变得比以前更有尊严,激励所有臣民为共同体争取回报和表现。 事后看来,中国一方潜意识认为进入国际是降格,日本一方潜意识却认为是升级,对学习「国际」相当有热忱。

只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这都是资本主义的好。 在民主或宪政主义者眼中,这是因为日本行了君主立宪。

日本明治维新十分是少数成功改革的国家之一。 (维基百科)

大清灭亡,国民政府出生,之后国民多次示威罢卖日货,那肯定是日资做生意做到能倾销中国。 这「帝国主义」力量背后就是一个一个「变成的」日本国民,被身份的尊严和神话激励的一班人。 国民经济、资本的扩张和再投资,其实到底还是靠普通人的热情灌溉。

晚清人很多精神萎靡,自得其乐,所以鲁迅才放弃行医去写东西。 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也觉得推动革命很难,因为当时中国人没有国民意识,因此很难被冒犯,所以也很少会不满到为一个目标联合起来革命。

传统对中国老百姓的评语也是一体两面:刻苦耐劳及逆来顺受。 一战后,日本索要山东权益的问题,事情终于有了变化,人们跑出来反对日本,大众感到自己作为一个集体感受到侮辱和危机。 中国革命那时才终于初步结出花,有了一班有共同身份的人,但他们刚刚甦醒,面对的是降维登陆的大日本帝国。

日本和大清的维新结果大不同,起码前者的改革目标(成为国际上一个国族)设定得当。 大清希望成为一个强国,而改革的阻力来自他们自己对「现代」观念上的抵抗。

最基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英法联军要求下才设立,作用类似外交部的雏形,但只是军机处大臣、大学士等组成的临时机构。 「外交」本身就不是王朝理解的概念,朝贡倒是有的,但朝贡是讲尊卑而不是国与国外交。

改革可以是手术成功,但病人最后挂掉。 结果也是中国可能在改革中有所进步,但清室自己过渡失败,未能成功济身民族之林。

英法的大革命以来,关于国民的假设,是建立于内部成员平等的想象,这不容易被天朝思想的社会接受。 一个士大夫不可能跟卖面小伙是兄弟手足,皇帝不可能跟属下打成一片。 在天朝生活的人,就是应该彼此生活于不同宇宙,被阶级、文明程度、省籍所分隔,这才合乎天理。

欧洲意义下的那种 nationalism ,讲市民打成一片无分高低的想象,清政府会认为是煽动汉人排满。 晚明文人写这些,也会引来散播异端的指责,可能要收监处死。 因为呼唤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度,其实是在冲击帝国的儒家伦理。 人人平等的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要重估价值,那可能会带来社会动乱。

晚清改革失败一个非主流解释可以是:中国人对阶级不平等的适应力高,甚至每种人早就发展出适应办法,并乐在其中(只要有更差的比较对象),这可能是一种难以制造积极国民的土壤。 革命份子在溥仪在退位后,可能就会看到问题真正所在。 皇帝是下台了,但普通人还是消极臣民,而不是理想中的积极国民。

这是超长期皇帝统治的后遗症。 弱民之术长期实行,保证人们不能轻易造反,但人普遍而言也肯定不会积极到哪里去。 这形成的也是一个不积极社会。

光绪没有得到弱民术的红利,却为此付出代价。 大家都知道要改革,洋人比我们强,国民却叫唤不醒。 鲁迅甚至觉得他们在铁屋里面,快要被气体无知觉毒死。

无数的王朝、无数的暴力、无数的圣贤书,将这个区域的人们深度驯化。 在此前很多年,皇帝只希望农民低头闭嘴好好耕作,准时纳税服役即可,到了 19 世纪某天,国家却突然希望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吸收世界新知,为民族前途忧心如焚,最好出钱出力…… 很难。

远古的消极国民性这时发挥一把双面刃的效果。 人民容易管治,但人民也消极和麻木:他们不是真心爱国,改革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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