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忆唤起千百个记忆。
——〔俄〕赫尔岑
七八年来，我常常怀想一个人。
这个人的消失使我不胜震骇。暗暗的死：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星水渍，只要用指头轻轻一拭，便全然不见了痕迹。
他是谁？
一个标本式的人物，但是，并不具备物质生命的确定形式，如福尔马林溶液浸泡过的野兔，琥珀中的蝇子，拳卷于化石表层的蕨类那样。所谓标本，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标签，一个可以任意充填各种不同意义的符号而已。没有人说过关于他被关押、被处决的情形，他所遭逢的命运的秘密，永远无人知晓。至于置他于死地的文字，仅寥寥的几篇短文，此外，再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容他存放信仰、思想、人性，掘进的大脑和火焰般跳动不宁的心脏。总之，关于他，没有人确切地描述过；就连他的名字，在死后多年也无人提及，直至领袖的著作出版，才作为一条注释，被摁进庄严而深奥的汉字的夹缝里。过了若干年，他又被抠了出来，重新铸造为另一种文字：
王实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县人。1926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掉关系。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合花》、《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在现在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指纹清晰，依然是同一只手。
无处不在的手。强有力的手。翻云覆雨的手。
二十世纪黑暗而漫长。
在这个死亡的世纪里，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可以从延绵不断的战争、亚战争、大饥荒、流行病、监禁、流放、各种运动和斗争中找到毙命的亲属、朋友、同事、相关者，负担累累，如何可能顾及一个陌生的人？况且，在合法性暴力面前，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已凋萎，不但不敢发出抗议的声音，而且得强令自己闭上眼睛，呼吸迫促，害怕他人的苦痛进入内心。冷漠弥漫开来，和恐怖缠绕在一起，浓雾般包围着我们；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相，如何可能在集体的外缘发现并同情于一个异类？看看世纪末吧，纷飞的血雨之后，鸽群栖定，谁还为广场上空的亡魂祈祷？谁曾经想到那些为失去儿子而暗暗哭泣的母亲？昨天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死亡，尚且随即被遗忘如同疾风过耳，如何可能期望人们记住一个逝去已久的死者？
然而，王实味之死始终使我感到震骇。我甚至觉得，在他身后出现的所有大面积的死亡，都与他的死亡有关。
在红色政权之下，王实味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却是第一个因言论获罪的人。严格地说，他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个诚实的人，正直的人，血气充沛的人。在我们必须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他代替我们说了，因此必须代替我们去死。
言论这东西，何以有如此大的威慑力，居然可以使中外的权势者必欲除之而后快？喜欢引经据典的学者回答时离不开语言逻各斯中心，但是，他们遗弃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自由言论是个人权利的实现。它意涵的个人性妨碍了统一，而威权，正好建立在这统一上面。一位罗马皇帝说，他希望人类只有一个脖子。理由很简单，就是便于控制，一旦要掐断它容易多了。统一意味着权力垄断，有了统一，就有了服从、集合、支配与牺牲。自由是反统一的。自由在权力之外。自由到底属于差异个体，平等也是，爱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解放个人的过程，而不是解放“全人类”。全人类是一个虚拟的大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无从发现它的踪影，只看见一个又一个活动着的个人。革命作为文明的一道特殊程序，目的在于保卫个人的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不是设法加以扼杀。至于个人生命的价值，那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机构、政党、团体和他人，都无权以任何名义褫夺它。
然而，对王实味来说，所有这一切都被褫夺了！
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
本雅明说自己是在土星之兆下来到世间的，一生走不出忧郁；显然，王实味命随火星，才特别地富于挑战性和抗击力。星占学把土星和火星并称为大小凶星，结果一个自杀，一个他杀，两颗不同方位的星辰几乎同时在同一道深渊中陨落。难道这就叫命运吗？
事实上，王实味无法抵御血与火的蛊惑，正如他无法除掉身上的可燃性物质一样。当夜气如磐，烽烟突起，大地垂危，这个天生的反抗者，他不能不皈依一个庞大的红色族群，从此陷身于悖论式生存而无力自拔。
太阳高悬的地方是看不见星芒的。发亮的天体都是太阳的反光。如果遁着规定的轨道运行，王实味有可能平稳地走完一生，而不致出现后来的悲剧性转折。然而，他根本无视太阳的存在。在他那里，革命本来便是个体的事，因此他只管拼命地燃烧自己，直到烧完。
现在看来，理想必定含有一种类似大麻的性质。它使王实味在持久的自我迷幻中成为侠义英雄，像发疯的老骑士唐吉诃德那样：铲除不公的现象，解放卑屈的灵魂……但是，他不知道，革命在不断生成新秩序，一面瓦解传统一面复制传统；革命既是功能，同时又是实体，是组织本身。革命是不容许内部存在更为革命的事物的。冲突发生了。革命要求每个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工具和武器，王实味拒绝这样做，他要做一个人。革命要求听从同一个号令，王实味听从的，惟是内心的声音。革命要求摧毁个人的独立王国，而王实味护卫自我的尊严如同生命，把灵魂高扬起来当作旗帜挥舞，至死不肯放弃脚下的城堡。《圣经》说：十个人可以拯救一座城。然而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这座城可以因懦怯和侥幸而免于沦陷吗？当王实味一个人呼叫着站起来的时候，不但得不到同类的响应，反而遭到猛烈的诅咒和锐利的嘲笑。他们指着他，推他，吐他，按他的头，给他戴荆棘做的帽子：一顶、两顶、三顶，就像以色列人对付耶稣那样。在通往各各他的路上，犹有一个西门给背沉重的十字架，谁替王实味背呢？
——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
王实味没有上帝。谁也没有。没有人与他同在，所有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弃他而去……
总之，王实味死了，而我们活着，――这就是历史。
把王实味送上祭坛以后，我们的灾难并不曾因此得到禳解。恰恰是，献祭成了一个恶兆，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死亡是自由权利的死亡，它使世界上所有属于人类的珍贵的东西，随之委地以尽。当指鹿为马成为阳光下的事实，知识和真理有什么意义？当背德者、变节者、告密者像蝗虫一样繁殖，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可以信守自己而无动于衷？当知识精英早已变得像死鱼般地随波逐流，谁还敢做一条活鱼逆流而上？当一个人的肉体可以随时消灭于无形，此后的割喉管之类，还算得上什么特别新奇的玩艺呢！
一代又一代的死者淤积起来，犹如腐败的水草，时间呼啸着流过，遗忘将深深地淹没他们……
假如没有纽伦堡审判，奥斯威辛，这个小地方很可能不为人知。当它一旦变得跟波兰首府一样闻名遐迩时，上百万被现代化系统处理掉的犹太人，已经能够归家一般地，从死寂和虚空中一个个来到纪念馆里、墓园里、银幕里、教科书里，来到传统节日中间，而为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孙所铭记。一个伟大的民族，记忆是如此顽强。死者因生者的记忆而恢复了尊严，生者因对死者的记忆而唤起未泯的良知、信念和残存的勇气。对人类来说，记忆跟现实生存一样重要。惟有个体的记忆，才能使许多流行在宫廷和经院里的概念浮现出可憎的形相，才能使过去和未来经由生者与死者的日常性对话而生动地连接起来，才能把历史从暴君、独裁者、僭主、权势集团那里拯救出来，像面包一样成为可分享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活的历史。
可是，我们一直为那只熟悉的大手所摆布。掌纹就是道路。攥紧的拳头松开，所有关节的地方一样无懈可击，漏光的缝隙全都堵死，甚至成为组织中最为坚固的部分。我们无法穿越历史。没有审判日，也没有纪念日。已有的审判都是荒诞剧，正义从不在场，罪恶长期缺席；法定的纪念，也只是把隆重的礼仪献给伟大的征服者，以及与此相关的集体性事件而已，跟死难者个体无关。世界上，有哪一个海盗会拿手中的火枪劫掠自己？
亡魂的等待是徒然的。浩大的呼唤、哀号和悲泣终于渐行渐远，不复使我们动心。禁止和诱惑深入肉身，有如暗器，使我们深受伤害而浑然无觉，欣欣然追逐时尚的快乐而自以为幸福。
而我，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一直为时代的阴影所笼罩。只要存留一点自由的渴念，一个人，便无法承受任何一种形式的奴役；这种屈辱带给内心的折磨是长久的，不可能因时间的流逝而消除。虽则，我可以因未曾出卖他人而稍自宽慰，但是不可原宥的是，我不只一次地出卖自己，践踏自己，孤单而卑贱地活着。那时候，所有的日子都用来计算安全，不测的预感总是使人心跳加剧。每当压迫来临，最大的勇气惟是辩护自己的无辜，最大的愿望只待风暴尽快结束；整个过程放弃了抵抗，不必说针锋相对的言词，更不必说过激的行动，连腹诽也没有。目睹了他人被无端地推进陷阱，即使不曾扔过一个小石子，难道便可以因此坦言自己的双手是洁净的吗？当人们的社会身份最后只剩下害与被害两类，谁还有资格自命为“逍遥派”？
关于德国的浩劫，德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简直带恐吓性的结论：全体国民都是有罪的。理由是，邪恶势力从开始抬头到横行无阻，从来不曾遭到国内的抵抗。忏悔呢，还是不忏悔？政府总理勃兰特在全世界面前做了一个堪称经典的下跪动作。我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动作图式，我们从来是向政府下跪的。
有关忏悔问题，报章似乎一度很认真地吵闹过。其实，忏悔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于自觉有罪的人来说，它只是一种自我抚慰，目的在获得灵魂的安宁而已。
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常常为当年的懦怯感到沮丧。不正是由于亿万人的奴性的存在，才成就了权力意志的接连胜利，致使早经形成的败局愈陷愈深吗？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子，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罪责的。我私下里祈求，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合适的救赎方式，糟糕的是直到今天，仍然无法让自己变得勇敢起来。假如选择写作，如何可能做出剑气冲天的檄文，让魑魅魍魉应声倒地；惟有平实地记录我所经过的人生，一个时代的悲剧性的事实，为历史作证。如果这也是一种抵抗的话，就算是抵抗遗忘罢。
震悚于王实味事件之余，我赫然发现：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原来都是王实味的复制品，他的故事，已然包含了我们命运中的全部秘密。这个发现对我个人来说非比寻常，它暗示，一部书和一个人相契合的可能性，在我这里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
从此，我的所有关于悔罪与报复的思绪，都奔赴到了王实味周围，犹如大风暴前夕的船只纷纷驶入船坞。
从罗布泊的死亡之海中勘测古楼兰的遗址，从火山灰堆的深处发掘并修复一整座庞贝城，这些考古工作者，仅仅出于从人类童年维持下来的求知的热情，便如此地全力以赴，确实是很可佩服的。然而，他们使用的铁锨、鹤咀锄、捞网之类于我毫无用处，就连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因为我发掘的是一个人。对人来说，除了故址、器物，包括文件、档案、供词与证词等等之外，还有梦想与梦魇，以及看不见的阴谋、密令和耳语，都是构成存在之链的必要环节。这中间的许多断裂、缺口、大大小小的空洞，不是凭着专业技术可以修复的，尤其是精神空间，需要大胆的猜想去填补。学者是鄙夷猜想的。他们要的是实证，但当实证一旦给拿掉，便只好老老实实交白卷。
权势者居然不如我们的学者的自信。他们生杀予夺，无所忌惮，却暗暗怀了别一副心思。譬如杀了人，不忘把相关者给毁掉，变成活哑巴，或者干脆也杀掉，即所谓“灭口”。再就是制造伪证，这还不放心，还要把谎言意识形态化，灌输，集训，“洗澡”，毒化天下人的神经，使之失去怀疑、猜测的能力，失去任何想象力。他们所以特别忌恨知识分子，就因为知识分子不安分，总是喜欢猜想。
王实味的消失是必然的。有关王实味的实证的消失，也是必然的。
我曾到过延安，到过兴县，试图寻找王实味最后的踪迹。当年漫山美丽的野百合花已经不可得见，凡是王实味呆过的建筑物，也凑巧一处不存，包括传说中的古怪而幽深的监狱；至于秘密处决的地点，更是无从查考了。延河两岸闪闪熠熠的霓虹灯和兴县逶迤千里的灰扑扑的山梁，以不同的形态穿过时间，使我从中深味了王实味生前死后的寂寞。而今，王实味的同时代人亦已陆续散去，面世的几篇回忆性文字，几乎全是批斗和审讯王实味的人所写，留不下一点朋友的记念。可以推断，他根本没有堪称可靠的朋友。斗争使世界变得多么明朗呵！于是我被告知：在中国，要了解现代人，比了解古人要困难得多。
由此，我不禁想起威塞尔对人们热衷于谈论大屠杀历史所作的恳求：“无视他们，不要说起他们，给他们一些安宁吧！”
显然，这个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里逃生的幸存者，对广大没有经历过他们一样的苦痛的人们表示了极端的不信任态度。他有理由拒绝我们。正如他所忧虑的，我们确实永远不可能获得他们听到死神大声咆哮时的感觉，永远无法穿透他们，幸存者和死难者的幽闭的宇宙。但是，只要怀着对生命的敬畏，怀着同为人类的情感，怀着羞耻、恐惧和颤栗去接近他们，我们仍然有可能恢复部分的事实真相；假如习惯性地继续保持缄默，那么，我们失去的将是全部！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其实我也是一个幸存者，来自无名的集中营，虽然所身受的苦难比起别的许多人来要轻微得多。因此，当王实味透过留在世间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注视我时，我无力承受，但也不愿回避。我所以决意举手——我的手是如此单弱——执笔如执堂吉诃德的长矛，不自量力地挑战风车，做无辜的牺牲者的守护人，是因为我不想背弃我的时代；在这里，不但有王实味的血的腥气，也有我的创伤，我的记忆。
200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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