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史

安德鲁·戈登

简评：注重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较为粗疏。

绪论：历史长河的绵延烙印

今天的皇室可以溯源至6世纪初的大和家族，约与中国南北朝同时，它由关西平原发展起来。皇室担任氏族内男女祭司之职（早期天皇中有8位是女性），并与邻族争夺霸主地位。到8世纪初，大和族已夺得政治及宗教权力。它打破过去新天皇必建立新首都的旧习惯，于710年，首次在平城（即今奈良）建立“永久”首都，后于794年迁都平安（即今京都），日本才有一个真正稳定的政治中心。奈良建都后，大和朝廷下令修纂史书，编造一个神话谱系，将天皇起源追溯至公元前660年，至修史时已历经28个天皇，但都是以传说为依据。此古代神话到19世纪末又再度复活，成为天皇正统历史的“现代”版。

日本的正史时间是以天皇“年号”的先后次序为标志。新天皇临朝即位会马上命名新年号，但每一朝的年号通常有好几个。直至近代睦仁天皇即位，改元明治（1868），才开创了一个朝代一个年号的习惯。
天皇拥有无上权力，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然而这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自中国唐末到清中叶的一千年间，除了少数天皇，其他大部分天皇都无政治影响力。但在宗教上，天皇仍沿袭本土神道传统，担任神官角色，而实际统治日本者则另有其人。他们假借天皇的名义统治，最初是天皇的近亲贵族，其后是出身于不同政治及社会背景的武家。因此，19世纪的近代君主制能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实与其传统历史相异。
在19世纪的革命浪潮中，具有历史渊源的武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各自出身不同，但日后都成为显赫人物。武士最早见于10世纪左右，即中国五代十国及宋朝初年。他们原为地方上的战士，服务于首都的贵族或皇室，靠弓箭闯天下，后来他们开始与贵族平起平坐，最后甚至反客为主。在12世纪80年代，在位于关东沿海地区的镰仓出现第一个武家幕府政权。其首领源赖朝虽以武力取得天下，但仍请求天皇赐封将军名号（正式名称是“征夷大将军”），使其统治合法化。其后的武家政权，如近代前期的德川幕府，亦自天皇取得将军名号，奠定其统治合法性。

至于武士之战斗技巧则与时俱进，由弓箭到刀枪，最后到16世纪时使用火器。武士的政治及社会组织亦不断演变。早期武士在战阵中多靠单打独斗，地区武士家庭则散布在乡间，不太能控制其辖下的人口。直至15世纪及16世纪（中国明朝时期），武士之组织才较严密，统归军事强人率领，号称“大名”（即最大名田之主的略称）。政治结构到16世纪中叶仍十分松散，日本各岛为数百个名藩割据，其首领大名各个拥兵自重，相互攻杀争雄。日本近代前期政治史的特征就是群雄征伐，多数大名屈服于少数有力大名之下。

直到16世纪40年代，欧洲传教士及商人才首次来到日本，当时日本尚未开始其统一大业。西方人带来了枪炮及上帝：火器令各雄藩增广眼界，增加生力军，加速了各岛的统一进程；基督教的影响则较小，到1600年，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传教士的努力下，信奉天主教的人数一度达30万。日本统治者由于害怕其子民因信奉外国宗教而反叛，于16世纪90年代开始禁止基督教，并进一步限制对欧贸易。对战国三雄之一的丰臣秀吉而言，锁国尚有另一个原因，即葡萄牙人贩卖日本人为奴隶，这使他气愤不已。到17世纪30年代，各项限制已全面展开。因此欧洲人在日本近代历史的前一个世纪中虽曾担当重要角色，但其影响仍然有限。

近代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亚洲各地统治者的关系主要建基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上。南至越南，北抵东北亚，中国皇帝是整个地区中最具权势的人。他视疆域以外者为未开化之人，统治各地之国王会派人入使中国首都朝贡、叩头、贡献方物，以至歌颂天子圣明。同时，皇帝会给予列国保护，并特许其贸易牟利。朝鲜半岛及越南国王并不乐意朝贡制度中的臣属关系，他们接受此等义务只不过是迫于中国力量的强大。但是日本则不同，其精英虽长期吸收中国及朝鲜的文化成果，但他们大多不愿在此种朝贡制度下称臣。由于拥有海洋屏障，日本较易抗拒朝贡压力。虽然如此，日本在19世纪以前仍无法设计出另一种地区制度；直到近代，日本迅即接受了西方外交及国际制度，并运用西方语言，大玩其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游戏。对日本而言，这是其近代革命中的一环，也是其与邻近亚洲国家的不同之处。

在7世纪与8世纪间，日本佛教首次出现高峰期，展现出其文化及政治影响力。不过各宗派很快便衰落，其后数百年间，取而代之兴起的是另一些新教派，如主张静坐的禅宗或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及日莲宗。佛教亦逐步在社会中扎根，不但深入乡村，亦在武士、平民以至贵族间巩固地位。部分寺院发展成庞大组织，不但拥有武力，亦谋求得到政治地位。少数中古时期的教派独自建立起政治权力网络，成功地深入基层。德川幕府则将各佛教宗派置于严密控制之下。每一个乡镇和村庄都会有某个宗派的寺院，统治者亦利用它们掌控人口变动状况。经过数百年以上的发展，佛教已成为日本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力量。有如中古时代的新儒学，佛教一方面引领新思潮的出现，一方面亦成为旧传统的守护神。
儒学的道德及政治思想，自古以来在日本即有重要影响力。儒学强调统治者选择官员应以道德情操及学问修养高者为上。道德修养应始于家庭，凡子女事亲必以孝，特别是侍奉父亲。圣人能成为他人的表率，是因为他们力学不倦，并因此培养出仁人之心。中国古代精英所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圣人留下的经典为范本，并以之为测试道德及学问的标准。直到20世纪初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皇帝及政治高层均以科举考试为选才必经门槛。儒学思想及其经典传入日本的方式一如佛教，都是经由百济国。儒学的政治影响力同样在7世纪与8世纪间的日本首次达到高潮，因为日本统治者有意模仿盛唐时期的各种儒学制度，中国式科举考试亦曾风行一时。

德川政权的危机

家康及家光建立的体制，实得力于信长及秀吉所做的各式各样的政治安排，本书称之为“设计”。这些政治组合五花八门，但它们确保德川家族维持其在政治权力顶端不堕，亦能化解来自各方面的反抗。反抗根源上自大名及天皇朝廷，下至武士、农民、商人及僧侣，都有可能。上述政治组合亦消除了数十年来以至数百年来的各种矛盾，带给日本史无前例的政治安定。当然，创造或支撑上述政治体制的历史动力不会停滞，17世纪出现的政治设计事实上造成了不少矛盾，并最终导致德川政权覆灭。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徐徐展开于日后200余年之中，当时是无法感觉出来的。

通商口岸贸易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是立竿见影的。外商发觉在日本可以用银块换取黄金，而其黄金价格只是当时世界价格的1 /3，他们自然欣喜若狂。在首年的贸易中，外商大量购买黄金，以3倍价钱在中国市场出售。1860年，幕府为控制财政上的损失，不得不降低金币成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看齐。但黄金成色的减低却促使货币供应量大增，最后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丝价亦因外商需求而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初达到原来价格的3倍，无论外销还是内销，其价格均无差别。与此同时，外国商品由于价廉税低，得以大量进口，其中以棉织成品最明显，消费者固然可以享用低价商品，但不少日本生产商却因此而破产。

日本开始了一个长达十年的三足鼎立的政治游戏。主角之一是幕府中的死硬派，他们主要是参与幕府的谱代大名，虽然主张开国外交、军事及财政的各种改革，但坚持以幕府原来的行事作风达成，其目的是巩固幕府传统权力。另一主角是若干有力外样及亲藩大名的领导层，亦包括部分朝廷官员，其立场与前者针锋相对。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欲借此转换整个领导中心，夺取权力。第三个主角的社会地位较低，他们是所谓以忠义自诩的勤王派，或称为“志士”，为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不惜对其国内政敌或夷人使用恐怖手段。

这些志士通常都是愤世青年，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不过亦有不少热衷政治的农村及都市精英加入他们的行动，甚至包括一些积极的女性。在整个日本革命过程中，他们在理念及行动上都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这些志士大都自视甚高，认为无论从先天背景还是后天学养，他们的学问均足以为其藩主或整个日本安世济民。虽然他们口中的日本仍是一个未能清晰界定的概念，但天皇无疑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在传统的德川仕途养成过程中，文武训练是合而为一的。武士在学校一面诵读儒家经典，一面亦学习剑术及武道。由于此种双重训练，他们认为自己在思想和行动上均负有责任：一是要为当前社会问题求取解决方案，二是以大无畏精神将其付诸实践。

志士的思想来自理想主义与实际改良主义的折中，他们主张直接诉诸武力行动，认为现存制度不尊重人才，让他们投闲置散，这当然有些自我投射的味道。他们推崇天皇，反对夷人以武力入侵日本。他们把仇恨转化为行动，以暗杀方式对国内政敌及外人进行报复，受害者包括美国领事哈里斯的荷兰翻译员及一位著名的英国商人。

1863年，志士说服孝明天皇，向幕府提出马上攘除夷狄的要求。幕府被迫由将军亲到京都商议此事，这是自1634年德川家光到京都以来幕府将军的首次上访。此行象征地缘政治中心已渐由江户转移到京都。幕府本来寄盼在“公武合体”的名义下，同情幕府的大名能助其一臂之力，说服天皇取消攘夷。但结果令幕府大失所望，虽然各雄藩均了解到攘夷是天方夜谭，在朝议上却保持缄默，特别是举足轻重的萨摩藩，在商议的关键时刻却偷偷溜走，故朝廷被攘夷派压倒性操纵。将军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接受1863年6月25日为攘夷日期，最后黯然离开京都。

幕府官员很清楚其自身力量实不足以执行所谓“攘夷令”，故到此日，江户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远处九州岛南端的长州藩却不同，藩军队伍中的勤王志士向美舰开炮，美法军舰马上还击，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美法军队在下关登陆，捣毁沿岸一些炮台作为报复。列强本还打算进一步采取行动，但幕府及萨摩在京都已先发制人，联手把长州志士及倒幕的朝廷公卿逐出首都。
幕府接下来的工作是巩固其胜利果实。幕府命会津藩组成一支队伍，监控京都内外一切活动，不过又答允天皇“马上”实施攘夷，其方式是在日后关闭横滨港口。朝廷由于其激进派已遭剪除，除了接受幕府所言外，亦无其他办法。然危机仍未完全化解，1864年，各地的勤王志士聚集于长州，而长州藩主亦容许他们活动。以长州为基地，他们策划下一波行动。新攻势是组织勤王军队向京都推进，另在京都发动政变，希望内外配合，将天皇从德川幕府势力下挽救出来。不过由于萨摩及会津两藩仍忠于幕府，结果激进派功败垂成。幕府乘势征伐长州，并明言长州若不想灭亡，藩主必须将攻击京都的为首者处死，长州藩主最后不得不屈服。由于激进者被遣散，温和派重掌长州藩政，幕府遂志得意满，下令撤军，一时间主张“公武合体”者似乎占了上风，日本政局重新走回温和路线。

由今日回顾，幕府的胜利很明显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在当时却不这么看。长州藩一败涂地，而德川庆喜则刚接任将军之职，年轻有为，颇有中兴气象。不过影响日本历史更重要的因素是过去数年的动荡不安，它逼使日本走上改变的道路，无论任何人当政都不能够再走回头路了。幕府及几个重要大名（尤其在九州）都已实施各项影响深远的政治及社会改造工作，其核心是广招人才，不论其出身背景，均能容纳至各军事及内政机构，进一步达成政治架构改造。
在幕府内部，戡定奉行（财政专员）小栗忠顺（1827—1868）从1865年便开始推动西式军事改革，其后更直接参与军务。小栗甚至考虑废除各名藩，成立一个全国中央政府。法国公使莱昂·罗什（Leon Roche）对此态度十分活跃，他积极提供小栗各种意见，甚至提供财政援助。但幕府中的保守派及旗本为了保护其传统利益，横亘在任何革新之中，因此小栗的军事及政治新政反而比不上一些地方大名改革的速度。1866年夏天，德川庆喜接任将军之职，支持小栗的改革计划。德川庆喜在1857—1858年的将军继嗣问题之争时，曾受当时改革派大名的支持，如今入继大统，决意与小栗及罗什合作，把幕府改造为一个西方民族国家政府。虽然幕府的保守力量仍不愿有任何改变，但革新已着手进行。整个改革方式与数年后的明治维新其实相当类似，假使幕府有幸“存活”下来，它的政治体制也许与其取代者不会有太大差异。

德川幕府的失败归于两个因素。首先是权力难以分享，各个外藩领导人大多不愿再回到昔日为德川臣属的状况，其中以长州及萨摩尤为明显；其次是各藩武士均已推动大规模改革，并取得军队领导权，有时连藩主亦无法控制他们，他们直接挑战德川权力，并将之击败。

长州志士在1864年的确遭遇滑铁卢之役，被赶出权力圈，但幕府并未彻底击溃他们，志士余党仍然活跃。他们利用西方武器及西法组成非正规部队，而且在兵队组织上有一重大社会突破，即容许农民参军（虽然有时农民是被胁迫的），其中又以长州藩高杉晋作（1839—1867）的奇兵队最为著名。在德川约260年的统治中，农民一直被严禁参军甚至持有武器，但现在却有机会上战场。农民参军的动机也许因人而异：有以参军为荣，亦有以参军是为天皇或国家服务。然无论如何，农民与武士所组成的军队具有高昂士气，战斗能力亦强。1865年，高杉晋作的奇兵队首先在长州藩内战中旗开得胜，藩的领导权再次落入激进派手中。由于长州类似萨摩，在十数年前便开始改革藩的财政，故藩内收支一向有剩余，长州军人有经济能力向英国购买武器及军舰，逐步发展成一支战斗力甚强的军队。

萨摩虽没有长州激进，直接挑战幕府权威，但亦一直促进其军队的现代化。由于萨摩实行重商政策，鼓励出口及种植如甘蔗一类的经济作物，故藩库收入甚丰，财政状况良好。同时萨摩亦如长州一样，拥有比例甚高的武士，一方面是防范幕府，另一方面亦因该藩离江户较远，幕府鞭长莫及。因此在先天背景上萨摩与长州十分相近，似乎应有合作空间，不过事实却不然，要把两藩牵引在一起并不容易，需要有一个无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来催生。
土佐藩的坂本龙马担任了这个历史性的使命。前面提及坂本要刺杀胜海舟，但在胜的游说下，坂本由一个攘夷刺客转变为一个开国论者。1866年坂本秘密为萨摩及长州两藩做中介，助其结成秘密同盟，盟约规定若幕府攻击两藩中任何一方，另外一藩会给予支援。对付幕府的时机很快便到来，1866年夏天，幕府眼看长州的勤王志士日渐取回藩内控制权，它绝对不能忍受长州的第二次威胁，因此下令再次征伐长州，并命各大名参加。然而由于有盟约在先，萨摩拒绝参加，有些大名亦跟进。幕府因为师出无名，士气不振，结果为长州大败。
幕府不但战败，更严重的是幕府军队在众目睽睽下由本州岛南端溃散回来，威信大失，德川幕府的瓦解似乎指日可待，人民对未来浮想联翩，甚至有种大乱将至、末世即临的感觉。在幕府统治的最后两年中，农民反抗事件层出不穷，有些是反对苛捐杂税，有些则直接攻击农村的领导精英。其中以1866年最为突出，当年共有35次都市暴动，106次农民起事，大部分都发生在第二次长州之战以后。

在此关键时刻，土佐藩的坂本龙马及后藤象二郎（1838—1897）再度发挥其中介角色的作用。土佐的构想是以英国模式取代幕府，即以贵族及平民二院作为政权基础，贵族院由大名组成，平民院则由下级武士以及平民组成。1867年11月，将军德川庆喜终于被说服接受该建议，他向天皇上表，实行所谓“大政奉还”，同意卸去将军之职，天皇拥有主权名义及最后裁决权力。不过德川家保有原有领地，仍是最有影响力的大名，故在未来的大名会议中，幕府估计仍可继续扮演领导角色。
对幕府而言，它已经做出最大让步，但萨摩、长州及朝廷内的倒幕力量仍不满意，1867年12月，萨长联军进军京都，取得首都控制权。在萨长进军京都以前，孝明天皇崩殂，明治天皇新任帝位，联军入京后促请天皇维新。1868年1月，明治天皇宣布废除幕府，设置总裁、议定、参与三职，由朝廷公卿、大名及武士担任，对天皇负责，而德川在新政府中则无任何实职。这自然引致幕府怨恨，幕府与萨长军队遂发生冲突，但节节败退，由京都退回江户。1868年4月，胜海舟不经一战而举江户城投降倒幕阵营，对他而言，幕府实已日薄西山，不值得拼力死战，相反，如何和平建立新政治体制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并非所有幕府派都效忠天皇，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本州岛北部的大名对倒幕派尤其不信任，他们害怕会被萨长派摒斥于新政权之外，故誓死反抗到底，因而引起一场死伤惨重的战争，成为幕府及其效忠大名的最后堡垒。故明治天皇虽在1868年1月正式宣布“维新”，但战事真正平息则要到18个月以后，会津之役伤亡最为惨重，据说有3 000人死于战事中。

因此幕府的败亡并非兵不血刃，这在政治上其实是一场相当大的震动，引起不少混乱。然而经过攘夷派及倒幕派的多年活动，各地的勤王志士对政治及社会体制均已有新认识，大异传统。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初，幕府及大名均派出代表团出使欧美，大部分代表在实地考察后，均放弃所谓立即“攘夷”的妄想。虽然各人之反应仍有差异，但这已反映出他们开始了解到西方科技以及政治制度的优点。
到1868年，有些人的想法更大胆，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打算生聚教训十年后再驱逐洋人，现在他们连这种战术让步也放弃了。他们认识到日本最终无法自外于这个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制，这反映出志士们已出现某种民族自觉，至少在武士阶级中民族主义已经滋长。就民众方面而言，他们亦非如一般武士所认为的那样愚蠢或无知，他们对时局的变动抱有期待，甚至可以说有解放的感觉。很少人会为幕府的崩溃而悲哀，不过亦有很少人马上认同新政权。究竟谁会成为新的政治领导人？新政权会是如何的样子？当明治天皇在满天飘舞的符咒中宣布维新政府成立时，各种基本问题其实仍悬而未决。

近代革命：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

明治天皇在1867—1868年发动的“维新”，其实仅能称之为政变，因为推翻德川幕府的只是一小撮倒幕派，他们号称“王政复古”，要恢复天皇亲理政事的传统。但睽诸史实并无其事，在日本历史上没有几个天皇是有权力而且可以亲自处理政务的。以此为号召的原因，是当时各政治派系害怕萨长两藩武士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建立另一个幕府，使日本政权依然由少数集团操纵，仍然换汤不换药。事实上“王政复古”后，政治架构并没有改变太多，除了京都及江户发生若干纷扰外，整个日本仍有近200个大名，他们互不统属，各自拥有独立的财政及军事权力。武士依旧根据其先天身份地位接受俸禄。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确一度陷入混乱，但农民起义多半是短促而且零散，未构成真正威胁。
然而若将1868年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与10年后的日本再做比较，其转变是如此令人大吃一惊，完全可以称之为“革命”。所谓“革命”，并非是与过去一刀两断，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日本亦不例外。但其在深度及广度上的转变，不但令当时人讶异，就算在近150年后的今天，亦足以令人目眩。英国学者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便是日本历史性变化的见证人，他从1873年开始在日本居住，前后长达30年，他在1891年便写道：
一个人若活过近代日本的过渡阶段，他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老迈感，因为他目下完全活在一个现代世界，上下周围尽是谈论着脚踏车、杆状菌及“势力范围”等现代事物，但其脑海里仍可以清晰记得中古时期的事情。那些亲爱的老武士曾引领我进入日本语的神秘领域，当时梳的是辫子，身上带着两把刀。这些封建遗风现在已沉睡在涅槃中。
老武士的现代继承人，现在可说颇流利的英语，日常穿着高领绅士服，望之与欧洲人无大不同，所差者只不过是日本人游移不定的眼光与稀疏的胡子，旧东西好像在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张伯伦强调这“过渡期”的开展是不同凡响的迅速，但他的文章其实亦指出日本的变化只不过是全球变迁的一部分而已。的确，若由近代革命的全球视点来看，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从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改变，亦一一反映在明治维新中。

征兵令并不受民众欢迎，同时它的普遍性亦受限制。1873年，政府列出若干免役规定，免役人员包括一户之长、有刑罚在身者、体格不合规定者、若干规定学校的师生以及公务员。它亦容许人民纳款免役，不过金额巨大，约为270日元，超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全年收入。由于人民想尽办法逃役，不是寻找迎合免役资格的方式，便是凑足款项付钱消灾，因此征兵常出现不足额的情况，但政府则称其为“血税”（模仿欧洲当时用语），认为是人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在1873—1874年，出现16次民众暴动，许多征兵站被愤怒的人民捣毁，约有10万人因此被捕及受罚。
近代以来，日本军队给人的形象总是纪律严明、尽忠报国，上述反抗事件反映出这种形象并非日本的“国民性”，亦非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欧洲及美国也同样出现过反抗，美国内战时期即出现过大规模的反征兵行动。日本与其他地方一样，爱国精神是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下的结果，它吸引无数青年自愿从军，但要民众真正接受，其实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日本军队的第一个考验是1877年的“西南战争”，不过它最终平定了武士的大规模反叛。忠君教育其后逐步展开，1882年的天皇谕旨谆谆教诲海陆军人，年轻人应以赤心及勇敢报答君主。公共教育系统在教科书及老师的倡导下，成为忠君教育的支柱。日本海军在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茁壮成长，到90年代中期，陆军已不只是守土卫国，而是开始向海外扩展。到此时，参军才开始被许多壮丁及家庭视为男子爱国责任的表现。

19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是建立新税制。明治政府刚成立时，财政十分拮据，其税收只能倚赖德川原有领地，但收入并不足以应付支出，要靠向大阪的有力商人借贷度日。1871年废藩置县后，政府一方面固然要承受发放武士俸禄及诸大名退休金的责任；另一方面亦趁机接收各藩税金，使之成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部分。1873年，大久保利通订立一个新的全国土地税法，原来的目的是统合幕府及大名税收，让中央政府有一个稳定财源。

不过新税制的重要性超越了财政作用，它改变了地主与国家的根本关系，亦改变了地主间的相互关系。在德川时代，土地所有权是建立在各村的不同习惯上，同时税收亦非向个人征收，税金缴纳是以全村为基本单位。至于国家本身则没有既定机关管理土地登记或契约，因此土地买卖并无正式政府机构监管。税率方面则不以土地价值为计算基础，而是按土地产量抽取田赋。田赋以实物缴纳，通常以米为主，因此政府收入常因物价波动受到影响。假设米价上升，则政府收入增加；若米价下跌，政府收入则下降。
1873年税制改变了整个税收的性质。由于它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税制，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便开始丈量土地，确定每一块土地的所有权，并发给地主契约，近代日本土地私有权得以确立；其次，它替每一块土地估计其市场价值；最后它将田赋定为土地价值的3%。新税制不但给予明治政府一个稳定财源，使其不再受物价波动影响，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中央政府得以越过大名，直接与各户家长联系。在新税制下，付税的农民固然要承担物价波动带来的风险，但也享受它带来的机会。若米价下跌，农民为了付税，必须多卖一点儿米；反之，若米价上涨，他们则可以多赚。不过人民亦开始意识到其与国家间的政治及经济关系已与过去截然不同。因此，税收与财政预算成为明治时期争议性最大的两个政治议题。

在19世纪末，明治政府将新税制所得的部分收入用于公共工程及各种制度建设中，它开拓商港，建造灯塔，改善沿海运输；它从1869年开始铺设电报线路，1871年模仿英国设立邮政；它鼓励私人投资者用合股方式开设公司；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它模仿欧洲设立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统一全国货币。故可以说明治政府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奠定了各种基本设施基础。

除了基本建设外，明治政府亦在发展及经营工业企业上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领导人相信民间商人不会积极投资近代工业，亦无足够知识经营。但外国资本不可尽信，他们曾仔细研究过“夷务”，了解中东之所以成为英法两国殖民地，主要原因是当地统治者向两国贷款，最后尾大不掉，逐步被蚕食。这个教训十分深远，故外国资本固不会被全面禁止，但亦不会太受欢迎。
因此日本近代第一批工业企业基本上由国内投资，其中又以政府为主。在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先后设立一批企业，直接经营，称之为模范企业，它们包括造船、煤铜矿、工程、军火、棉纺、丝织、玻璃、糖，甚至啤酒，总数二十多个。虽然明治政府不乐意接受外来投资，但一度大量雇用外人担任顾问及经营工作。特别在19世纪70年代，它不惜耗费庞大预算，从二十多个国家招募数千名被称为“外国雇员”的外籍人士。顾名思义，这些外国员工只做细部技术指导，没有更高层次的作用。他们的薪水高昂，大部分与明治政府高层官员同酬，不过这些技术人才和顾问的确在经济及社会各方面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

在日本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究竟有多重要？经济史家到今天仍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政府只不过建造了二十多个企业，开采资源，发展了电报网络及铁路，其总投资额仍远远比不上军事方面，而且大部分是亏本。这当然是事实，大部分国营事业都不赚钱，因此到了19世纪80年代，政府都以低价把国营事业卖给商人。比较成功的是煤矿及金属矿事业，不过政府稍后亦将其出售，价格则稍高。日本近代史上称这个国营事业计划为“殖产兴业”政策，若仅以成败论英雄来评价这个政策，很容易忽略其重要性。在明治政府的努力下，国有企业训练出第一代的经理及工程人才，一个小规模的产业工人队伍亦已成形，因此国有企业为日本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事实上，明治政府原来是鼓励私人企业投资到新式工业范畴的，但它无法强制江户时代的商人或地主花钱冒险。大久保在1874年便写道：“货物增产，固有赖百姓的辛勤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指导与鼓励。”十年之后，政府决定出售各国有企业时，内部官员并不乐观。一个有影响力的外国官员在1884年写道：“日本人一般来说不懂操作外国机器，他们对机械科学是如此愚昧无知，甚至连开个西式锁都一窍不通。因此只要我们的机器稍微复杂一点儿，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操作它们了。”[9]语气是稍微悲观，说日本人愚昧或无能也有点过分，他们只不过是缺乏经验，一切均从零开始，冒险是免不了的，故谨慎亦是自然而然的态度，不能过于苛责。总括而言，有关国营事业最稳当的评价是，所谓“模范工厂”若完全依赖私人企业投资，它们肯定不会那么快出现。
国家的积极措施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由于国家地位尊崇，而且发挥潜力大，故它的参与可以在政府内部或外部产生信心，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在整个20世纪中，日本人有一个强烈信念，即国家不应只是个中介者或指导者，它应该积极介入经济发展，这种想法可以说完全源于19世纪。当然，萨摩藩与长州藩在德川时代已实行专卖政策，也许对日后明治政府的经济措施有所启发。然而严格来说，国家积极政策并非源于日本传统经济思想，它是明治领导人反复思考下所做的决定。他们认识到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是以国家为单位，而日本是一个后进者，需要不惜一切赶上，否则会沦为半殖民地。为达成这个目的，他们拒绝接受英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放任学说，转而倾向于德国的国家领导发展哲学，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经济思想，更受当时日本领导人欢迎。其他亚洲政治精英亦跟随明治领导人的脚步，其结果如何，到今天仍在争论中。

日本的亚洲政策终于在1873年有突破性进展。当时岩仓具视使节团正在外访中，萨摩的西乡隆盛留在东京，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西乡为一民族主义者，主张攻打朝鲜。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商人一直希望朝鲜能开港通商，但遭朝鲜政府坚决拒绝，西乡希望用武力解决，一雪遭朝鲜回绝之耻。促使西乡动武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朝战争可提高武士在明治政府中的地位，不少西乡的支持者，如土佐藩的板垣退助（1837—1919）等亦赞同这种看法。
当时明治政府内部就侵略朝鲜问题，有赞成及反对两派，然讽刺的是，无论哪一派，都不认为日本侵略朝鲜的行动与19世纪50年代西方对日本的扩张行为并无轩轾，而日本却正要与西方力争修改不平等条约。岩仓使节团成员大都反对西乡的计划，但其理由主要在战略方面。外游中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相信日本必须先进行大规模内部改革，才能对外发展。然而西乡的侵朝计划似乎势在必行，这不能不引发岩仓使节团的忧虑，大久保及木户因此缩短行程，提前返回日本，希望能及时阻止西乡的行动。虽然如此，他们并非完全反对施加武力于亚洲邻国。
因此，大久保及木户在第二年（1874）便在台湾发动一个小规模战争，日本史上称为“台湾事件”。该事件源于1871年，有数十名琉球人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台湾后遭原住民杀死。当时日本正要合并琉球，因此向中国政府要求赔偿，中国政府则以琉球为其藩属，拒绝日本所请。大久保当时已取得明治政府的控制权，1874年决定派3 000人的军队前往台湾，惩罚原住民。不过日军在台湾并未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由于水土不服，有500多人病亡，故出兵台湾，可以说一无所得，最后由中国政府赔偿一笔数额不大的款项，军队才退出台湾。
琉民遇害是1871年，但日本在三年后才出兵，故出兵的决定基本上是战略上为安抚政府内部的征韩派。日本出兵台湾还有另一个原因，明治政府准备在台湾建立殖民地，开化岛内的原住民部落。这种想法完全是西方外交思想影响下的结果。当时西方各国发展殖民地，其中一个理由便是白人有责任开化各地原住民。在出兵之际，明治政府并未公开其殖民台湾的想法，事实上这计划很快便被束之高阁，原因是中国的强烈反弹，日本怕因此触发战争。[10]虽然师老无功，但出兵台湾仍为日本外交开创一个新阶段，明治领导人不单只开近代日本炮艇外交的先河，同时亦首次提出日本外交的责任，就是要把文明传播到亚洲各地。

在明治政府头十年中，其领导人亦有意扩张日本传统领土，为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划定疆域范围。北海道在德川幕府时期称为虾夷地，是今天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人（Ainu）[2]的居所。1869年，明治政府正式宣布合并北海道，设立开拓使。其后明治领导人遣送大批旧日武士及其他职业人士到北海道开垦耕地。另在1879年，日本强迫琉球王逊位，合并其土地，改为冲绳县。合并土地、重划疆界是比较容易做的事，然而合并后如何整合原来土地的人民为日本臣民则难度较高。1872年，日本实行新的户籍制度，住在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亦可以登记。根据日本的户籍法，阿伊努人在法律上已成为日本人，但在户籍上他们仍记有“旧土人”等字样，与其他日本人不同。阿伊努人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征召入伍。[11]琉球人的同化过程更慢，原因是怕实施全面“日本化”政策后，会招致中国方面的反弹，征兵及新土地税一直要到19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才在琉球实行。因此明治初期很早便承认新辟领土中的人民为日本臣民，但国家政策却一直摇摆不定，要到很晚才真正把他们纳为实施对象。

自由民权运动在1880—1881年达到最高潮，全国各地总共收集到25万个署名，分在100张请愿书中递给东京的中央政府，各地方团体组成全国性的“国会期成同盟”，并在东京先后召开三次预备会议。1881年10月，第三次预备会议召开时，参加代表宣布成立“自由党”，并马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党纲，内容主要为主权在人民及召开立宪会议。
到1882年初，以大隈重信为首的另一个政党亦相继出现。大隈出身肥前藩，当时在明治政府中任参议及大藏卿之职，身居重位。但由于大隈支持明治宪法以英国为楷模，亦即国会拥有较行政部门更大的权力，因此触怒伊藤博文等其他明治领导人，于1882年10月被免官，史称“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成立“立宪改进党”，支持者主要来自新兴商人阶级，而其党纲亦因此较自由党更温和。
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看，自由民权运动在1881年10月达到其史上最高潮，这点并非偶然，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天皇之所以于是年10月宣布制定宪法，并预期在1890年公布，主要是因为明治领导人深切体会到自由民权运动所引起的危机。1879年，山县有朋便曾写信给伊藤博文：“我们多等一天，民权者所散发的毒素便会进一步传播到各地方，更会深入年轻人的内心，最后产生无休止的大害。”[6]两年后，即在1881年，伊藤极为亲近的书记官井上毅亦有同样想法，他希望政府能尽快完成一部保守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宪法：
若失今而就因循，以至两三年后，天下人心既已胸有成竹……纵使政府提出，百方辩解，而宪法成案终为舆论所唾弃，以至民间私拟宪法全胜。故今日宪法制定之举，宁失于早，莫失于迟。[7]
明治政府决定制定宪法，自由民权运动在时机及方向上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这并非表示明治领导人完全屈从于反对运动。他们自有其主张，立宪的目的是要赢得国际尊敬，确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汇聚全民力量于此，作为“富国强兵”之用。他们朝此方向前进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878年建立民选县议会，不过权力只限于咨询。由于选民资格只限于缴纳高地税的富农，明治政府是想借此获得农村有产精英阶层的支持，不过事与愿违，地方议会却成为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温床。
自由民权运动请愿及到处宣传演讲的活动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的创举，它对制定宪法的决定有两方面的影响，虽然今天看来有点儿讽刺。首先是自由民权运动加速政府订立具有压迫性的审查法规。1875年该类法令首次出台，翌年进一步收紧，到1887年法令更见严厉。其次是自由民权运动强化政府内统治者倾向保守的决心，一意以1850年颁布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来制定明治宪法，该宪法一方面增加君主及其阁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则限制人民的权利。明治统治阶层看法一向是要限制民权，并尽量不许民众参与政治，他们要撰写这样一部宪法当然并不困难，但若真要借明治宪法来推动他们的想法，事后证明是困难重重。

征韩论争议后，西乡便回到其家乡九州岛萨摩藩，但现在已改名为鹿儿岛县。西乡创立一家私人军事学校，不过跟随的人甚多，在他的影响力下，鹿儿岛县到1876年实质上成为明治政府内的独立王国，既不上缴税金给东京，亦不执行明治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1877年冬天，西乡带领15 000名武士离开鹿儿岛，扬言进军东京。然而西乡领军前进时，从未明确宣示他的起兵目标，顶多是质疑东京政府的政策，而他的手下则明确表示不满政府的武士改造工作，剥夺武士各种特权。当叛军进入邻县熊本时，由于当地亦为反政府大本营，故人数马上扩充为4万，他们还进攻当时日本六大军区之一的熊本镇台。明治政府迅速派出6万以上的军队救援当地守军，经过三个星期血战，终于击败叛军。双方均伤亡惨重，叛军死伤人数达2万，而政府军方面亦有6 000人阵亡，受伤者达9 500人。西乡则不愿投降受辱，最后自杀身亡。到今天，日本民间仍尊西乡为英雄，认为他的出发点毫无私心，而且坚持原则，宁可牺牲性命。不过西乡的失败，亦反映出日本已无复辟旧社会秩序、再走回头路的可能。另一方面，征兵组成的军队旗开得胜，亦证明农民的作战能力不输武士，明治政府可倚赖其平定任何武装反抗。

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丸山教及天理教各自宣称拥有徒众数十万，创教者通常是女性，自称得到神灵启发，并亲自书写或口述该宗派的圣典；其教义多半劝人在今世节制忍耐，目的是在来生求得救赎。与德川晚期的宗教类似，它们有时候也会宣扬今生的解放，方式是通过一个所谓“世直”的过程，意即马上平分财富的社会改造。因此这些新兴宗教团体亦同情“借金党”或“困民党”等社会组织，也不满社会及经济制度种种不公平现象。有时候这些不满会引发类似暴力事件，因此宗教团体与政治组织串联的谣言不胫而走。

对明治政府的各种挑战实源自深刻的社会及地区背景。自由民权运动的基本群众主要属于昔日武士、富农及贫农三种社会阶层。昔日武士及负债累累的农民最支持武装反抗或新宗教活动。有趣的是，昔日武士参与反抗的程度与其支持明治维新的程度成正比，亦即武士最积极参与武装反抗或自由民权运动的地区，也是最支持明治维新的地区。这种情况以九州岛及土佐地区最突出。这些地区的武士以为帮助明治政府夺权成功，他们应可以在新政权中有一席之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感到失落，甚至觉得被排斥于权力圈外，因此态度转向激烈，要用行动表示不满。农民反抗的地区则多集中在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方，特别是产丝地区，因为丝价最容易受到国内及国际市场的影响。

虽然不同意西方的女性观，明治政府在各种改革中，仍鼓励一定程度的妇女参与，以示女性的支持。岩仓使节团的学生代表中便有5名女性，年龄跨度从9岁到16岁。她们都留在美国，接受美式教育，成为日后建设新日本的女性楷模。但与同行的使节团年轻男性相比，她们被忽视，得到的支持亦不多。上述5位女性，一位马上回国，另一位在美国去世，两位则在回国后与统治阶层精英结婚，没有遗留任何独立自主的风范给后世。只有最年轻的津田梅子（1864—1929）能投身妇女运动，致力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她去美国时只有9岁，回国后，她创办津田女子义塾大学，成为女子教育的领导人。

当女工穿山越岭前往应募工厂时，厂方沿途每天都会传播同样的冠冕堂皇的话：

翻转又翻转的生丝
纺动中连串成线
它是帝国的财源
出口价值超过亿元
有什么更好于丝线
我们是和平时期的军人
妇人贡献效果高
帝国自身两皆好
艰难辛苦不在乎
但经过女工的即兴删改，歌词内容却大为不同：
女诗人如紫花，事务员即如杨柳
女教师如兰花，女工即如路边草
另一首即兴谱出的歌词：
宿舍淹毁，工厂烧毁
看门公霍乱病死
那真的大快人心
招募员舌灿莲花
“这样的公司不来真可惜！”
骗得女工团团转
早上六时愁眉苦脸
晚上六时笑逐颜开
可怜的蚕虫，被丝赤裸裸缚
住真想插翅飞出去
直到远方的陆地

日本的舆论界及政治组织对甲申事变反应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报复手段，中日两国已处在战争边缘。部分前自由党积极分子甚至组成民间军队，打算亲赴朝鲜，帮助其“独立”。但政府内部对派兵海外非常犹豫，首先是力有未逮，西南战争所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记忆犹新；其次是扩军计划尚未完成；再次是民间出兵海外，很容易失控。1885年发生所谓“大阪事件”，大阪当地警察破获一起秘密行动，其目的是准备派遣民间志士到朝鲜，为首者是自由民权积极分子大井宪太郎（1843—1922）及女性运动支持者福田英子，他们均被警方拘捕。国内反对者亦不满政府与中国在1885年达成的所谓《中日天津条约》，它是伊藤博文亲赴天津与李鸿章会晤后签订，双方均承诺由朝鲜退兵，并同意以后若出兵朝鲜，应先行知照。
1885年亦见证了日本报纸刊出《脱亚论》这篇文章，作者未署名，其后知道是福泽谕吉的作品。由于他的党徒在去年朝鲜政变中一败涂地，福泽失望异常。福泽认为朝鲜及中国无法走上“文明”之路，因此主张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国家这一群体，转而加入西方文明国家之列”。福泽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他当时其实希望“远东各国能合并成为一大国，一方面对抗西方的大不列颠，一方面参加世界迈向进步之旅程”。

在日本国内，甲午之战触发一股巨大的民族荣誉感。原来因为预算问题，政府与国会产生了严重摩擦，现在国会却全力支持政府。新闻界齐声讥笑中国人，说他们“穿着女人的衣服，乔装后从战场逃跑”，他们歌颂日本发扬“文明”。1894年12月，著名新闻记者德富苏峰（1863—1957）意气风发地说：“现在我们不必再以身为日本人为耻，我们能挺直腰杆面对世界……在此之前，我们不了解自己，世界也不了解我们。但现在我们已测试过自己的实力，我们已了解自己，亦为世界所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亦知道世界已意识到日本的存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民间或官方都与明治初期一样，认为西方制度及科技是富强之源，但西方本身及西人仍是威胁。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更助长了这种看法。战后的痛苦程度与其在战争期间的兴奋并无二致，德富苏峰回忆当时情况说：“辽东归还事件影响我整个后半生，当一听到这事件，我心理上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无论你怎样解释，它之所以出现，只不过因为我们不够强大。归根到底，如果你不够强大，真诚与正义不值半文钱……日本的进步……最后都要倚赖我们的军事实力。”

1905年5月，日本精英统治阶层私下要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出面调解。1905年9月5日，双方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Portsmouth, New Hampshire）签订和平条约。条约内容反映出战争结果的不确定性，日本取得俄国在南满洲建造的铁路，亦取得俄国原来从中国租借的大连及旅顺两港口，俄国亦承认朝鲜为日本的特殊势力范围。然而在领土方面，日本只取得库页岛南部，它是一个无人居住之地，除此以外，日本没有得到任何土地，在赔偿方面更是一无所获，这与中日甲午战争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日本人民在战争期间得到的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他们不了解本国力量在军事上及经济上已到极限，战后国内舆论因此极度失望。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的几年中，土耳其、伊朗及印度等较为遥远的地方的反应却不同，当地的近代化推行者或反帝国主义活动者都受到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认为日本是向西方争取独立、走向建国道路的好榜样。有200多名越南学生留学东京，组成反法独立组织。而清政府自1900—1901年义和团暴动平息后便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希望能把近代化知识带回来。日本由于其改革成功及使用汉字文化，成为最合适的留学地点。中国留学生数目从1905年的500人急升至1906年的1.3万人。1911年辛亥革命最重要的领袖孙中山，从1905年开始便居住在横滨，直至1907年初，日本亦成为其转化学生力量、发展革命运动的地方。而这群学生亦是在其留日期间，开始欣赏日本建国方法的成功，因此接受了急进民族主义，虽然他们也对日本的高压手段渐渐产生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
这群革命者亦获得日本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同情，他们向孙中山提供重要的经济援助。但日本政府却不愿意为了支持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年轻人，而牺牲与西方列强的友谊。故在1907年法国政府要求下，日本在两年后把所有越南学生都驱逐出境。亦是在1907年，北京政府接到孙中山反清活动的报告，便向日本施压，并最终成功将其赶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亦由于英国政府要求，日本终于勉强同意交出印度著名民族主义者博斯（Rash Behari Bose），然而最后仍被他逃脱。

日俄战争结束后，这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者逐渐变得更激进。1906年他们领导群众反对东京市有轨电车加价，结果引发一场小型暴动。1908年发生所谓“赤旗事件”，他们在活动中挥舞绣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字样的红旗，结果有16人被捕。1911年更发生所谓“大逆事件”，该事件源于部分社会主义者策划暗杀明治天皇，结果被警察发现，警方趁机大举逮捕社会主义者，有12人被处以极刑。由于政府使用强力手段镇压，并且大事宣传，在此后数年中，左翼运动一度陷入低潮。
1911年“大逆事件”中被判死刑者有一名女性，名为菅野须贺（须贺为音译，1881—1911）。菅野为一女性主义者，除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外，她亦与其他女性共同推动日本20世纪初的女性主义运动。正如社会主义一样，女性主义者触发男性领导人的恐惧及排斥。菅野与其同志在1907年创办《世界妇人》，报道女工在矿区、纺织厂及娼馆的生活情况，它亦谈及世界各地的女性参加争取选举权运动及和平运动的最新消息。
早期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均从母亲或妻子的立场提出妇女的要求，她们认为妇女身为母亲及妻子，应受到特别保护。她们的这种论说不一定直接挑战传统男女性别角色，但却挑战国家权力，亦即政府是否有权力征召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出征，为国牺牲。政府因此认为这些妇女活动是想颠覆国家。由于警察不断骚扰，《世界妇人》被迫于1909年停刊。[22]虽然如此，女性主义者并未因此消失，日后仍继续发声。
女性主义者也关注妇女的工作环境，因此进一步挑战当权者的第三个领域。矿工与工厂工人在20世纪初便开始反抗他们或她们的上司与公司老板，而且次数不断上升。在东京，1870—1896年，劳工纠纷仅有15宗；但在其后20年间，即1897—1917年，劳工纠纷高达151宗。组织这些罢工行动的主要是纺织厂的女工，以及在煤矿、铜矿、军火厂、造船厂及建造工程中工作的男工。他们的要求不只关乎薪酬，亦在于工作尊严及合格的食物供应。

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年间，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相互矛盾的政治趋势。一方面，统治阶层与民众都为帝国的骄人成就兴奋不已，与当时世界最强国英国结盟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美事；另一方面，官僚及军队领导人亦不满四面八方而来的挑战，包括在野政党领袖、工人、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20世纪10年代，内务省、陆军省及文部省是三个最积极响应上述挑战的机构，它们的做法是全面推动涵盖面更广的民族主义，倡导对国家及当局更高的忠诚。
内务省从19世纪80年代末便开始急剧改造地方政府，强迫小村落合并成较大的行政单位。到19世纪90年代初，它已经把日本全国7.6万多个小村重组为1.2万多个大村。政府认为减少村落数目，有利于中央控制地方。出于同样理由，内务省1906年亦下令重组全国19万个神社，不少神社原位于偏远地区，只由当地村民供养，没有神官管理；重组后的神社约有1.2万个，是国家正式认可的寺庙，亦成为1900年国家创立神道体系的一部分。内务省亦成立各种由中央控制的社会团体，鼓励男女性参加，借此培养向心中央的集体精神，农村的信用会即其中一例。内务省在1901年创设妇人爱国会，到日俄战争时，全国有会员50万人。
日俄战争后，1906年内务省亦将分散全国的“报德会”组织起来，由政府监督。报德会是明治初年成立的，原来由地主组成，目的是改良技术及加强小区合作，他们尊奉一位德川时代名为二宫尊德（1787—1856）的农民道德家。到1907年，各地的妇人报德会亦相继建立。但内务省仍不满意制度改革及道德劝说的效果，它仍然害怕中央政府若继续在农村实行重税政策，地方精英会起来拦阻。为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掌控，内务省在1908年推动“地方改良运动”。所谓“地方改良运动”是鼓励并认可模范村，让它成为地方行政的良好榜样，同时在全国各地推广道德讲习会，教导人民支持政府的责任所在以及实现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目的。

20世纪初期，在地方精英的协同办理下，政府推行各色各样的运动，目的是强化社会秩序，加强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在农村的山野间，原来存在着各种独立的小团体，政府亦希望能取得他们的效忠，因此设法在各村镇成立由国家控制的团体，以借此掌控这些山间野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家与日本人民已发展出千丝万缕的联系。由理论层面看，在乡军人会与义务军人、妇女团体与三从四德的妻子及女儿、信用会或报德会与受人尊重的佃农、地方神社与虔诚村民、青年团体与热情学生，近代日本国家借此与其人民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夏目漱石在1914年便冷嘲热讽地讥笑政府做出的“可怕”事情，它鼓励日本人民“为国家吃饭，为国家洗脸，为国家上厕所”。[28]不过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并非百分百的紧密，官方报告经常表示不满意人民的冷漠，认为人民对政府毫无反应。

日本帝国的兴衰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造成史无前例的创伤，但在亚洲，它则送来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战争阻隔了欧洲贸易商与亚洲市场的联系，给予日本新兴工业经济一个可乘之机。在1914—1918年，日本工业产品的出口额由14亿日元增长至68亿日元，它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日本棉布在这段时期的海外销售量上升了185%。[1]工厂开工率随之而上升，劳动力供应突然不足，薪金因而急速上扬。但大多数工人及消费者并未受益，因为物价上涨得更快，日本面临其在近代最恶劣的通货膨胀。在1914—1920年，米的零售价格上升了174%，而批发价格则整体上升了150%。[2]“暴发户”成为这次战时繁荣的社会象征。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用漫画尽情冷嘲热讽这种“暴发户”，他的形象就是一个脑满肠肥的商人，大手笔地用金钱点亮房间（见图9.1）。在大亨底下工作的白领阶层亦蒙受其利，他们领到的奖金有时是其原来薪水的4倍。
战争结束后，好景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到1920年4月经济繁荣便突然终止。股票市场大幅下落，日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丝绸——亦面临同样情况，不少银行倒闭。在短短一年内，几个主要工业的生产值急剧下降，最低达到原来的60%而已，大公司因而大量裁员。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日本颠簸而行，面临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危机。最基本的问题是日本生产成本在战时攀升得太高，就全球市场而言，它的产品价格过高。这使得日本的出口商处于极度劣势，特别是在欧洲竞争者战后陆续返回亚洲后。要挽回劣势，其中一个方案是日元贬值，降低日元与其他主要外币的汇率。但这个方案却与主流经济思想背道而驰，当时政府主张日本维持稳定及强势的货币政策，亦即与金价挂钩。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政府认为要增加日本经济的竞争力，最好的方案便是降低国内价格，因此政府坚持严厉政策，就是降低开支，缩减经济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经济。虽然如此，政府有时仍不得不扩大经济活动，这与其政策相违背。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财阀极具争议性。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右翼刺客经常以财阀高层行政人员为对象，他们振振有词地表示其行为是有道理的：“政党后面的黑手就是财阀大老板。”

正如30年前“贤妻良母”形象进入日本的文化及社会舞台一样，“摩登女郎”跨越了界线。她们的确是个全球现象，不只在美国及欧洲引起各色各样的说法及议论，在拉丁美洲，甚至从日本到印度的整个亚洲亦如此。很多人认为“摩登女郎”是好莱坞电影向世界推广的结果，完全是美国“兴奋的20年代”的女性形象，换言之，“摩登女郎”只不过是文化由西方向东方的单向传播的结果，这种想法完全不正确。文化历史学者近年来已指出摩登女郎的形象是多方向流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容广告，其主打形象是白人外表的“摩登女郎”，但在同一时间的德国，相同广告的女郎则是个明显具有亚洲特征的女性。

工人有任何集会，讲台旁一定会坐着个警察，如果演讲者逾越政府规定演说的范围，譬如提及“革命”“资本主义”“毁灭”等字眼，演讲者首先会遭警告，再犯演讲会被中止，演讲者可能会被逮捕。警察与演讲人的相持不下，有时会为工会的集会活动制造一些滑稽场面，不过这终究是一个严厉的限制。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33岁的太子嘉仁继位，改元大正。大正天皇幼时患有脑膜炎，日后虽然恢复，为太子时亦能巡访日本全国各地，但到1918年，其健康再度恶化，到1919年已无法视事。与此同时，欧洲的君主制度陷入危机，君主接二连三被推翻。首先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沙皇下野，其后德国以至奥匈帝国、土耳其诸国皇帝及国王，亦无一幸免。当时日本也同样面临政治动乱，皇室大臣忧心忡忡，认为要摆脱险境，必须有一位能支撑大局的主政者。在此情况下，诸大臣安排太子裕仁出任摄政一职，嘉仁天皇事实上是被迫退位。故由1921年开始，裕仁便代其父执行天皇职务，直到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裕仁才正式继承皇位。

大正一朝常被视作自由主义的堡垒，传统上史家称1905—1932年的这段时期为“大正民主”，它始于1905年，时值日本民众发动政治抗争，抗议日俄战后和平条约，终于政友会内阁倒台的1932年。总括来说，这个时代可以用“帝国民主主义”[1]一词概括，虽然乍看有些自相矛盾。在大正时期，政治家经由选举出身，并以政党为基础组成内阁，已逐渐成为政治惯例，这是民主实践过程中一个相当急剧的变化。但仍可窥见其背后的延续性，所有热烈支持国会政治的人，他们都谨事皇室，与明治时期的独裁者及其军事、官僚支持者并无二致；他们亦同样支持大日本帝国。战前日本与大英帝国或荷兰一样，追求自由民主体制的人都相信忠君、热爱帝国及大众参与政治，三者不会互相冲突，而是互补的。但只有从历史回顾，用日后经验去衡量，才了解到它们的目的中潜伏着自相矛盾的因素。

日本仿照英国做法，内阁大臣定期向裕仁报告施政情况，此习惯一直沿用不衰。裕仁相信君主有责任向臣下提出指示，他的看法当然会产生严重后果。举例来说，在1927年至1928年，由于张作霖事件及山东济南惨案，导致中日两国外交的不愉快，裕仁不满首相田中义一的做法，提出质疑，田中因此被迫辞去首相一职。

暗杀行动能够在近代日本滋长，部分可归因于幕末勤王武士挥剑斩奸的政治传统，正义之士为了执行其神圣使命，点燃革命火花，采取暴力手段似乎变得顺理成章。明治维新以后，秘密政治团体相继出现，它们都主张暴力行动，借此推动各种政治及社会改革。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内田良平（1874—1937），他在1901年建立“黑龙会”。内田良平是个极端尊王论者，为了巩固家长式统治及天皇的神圣地位，他一贯主张日本对内实行改革，对外扩张于亚洲大陆。他不满元老的懦弱，亦反对政党领袖及自由主义者的民主思想。

在思想上最具影响力的则是北一辉（1883—1937），他提倡激进民族主义，启发了之后的政治骚动。1919年他撰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方面同意内田良平的天皇至上主义，另一方面则受到左翼政治思潮的影响，要追求经济平等目标。他鼓励先知先觉的青年军官及平民起来行动，夺取政权，终止明治宪法，重新改造政治体制，使天皇与人民真正能打成一片。他亦期待这群先知先觉者重建经济秩序，新经济体制会尊重私人财产，但要设立各种“生产”部门，达成平均财富及经济增长的目的。北一辉亦主张授田给农村佃户，工人分享工厂利润，不过在两性平等上，他认为妇女仍为“人民的母亲及妻子”。总括来说，北一辉的政治主张是国内改革，实行原则是以天皇为中心，反对政党政治，于国外则是扩张。他的看法颇受当时日本人认同，在20世纪20年代，数十个政治团体起而响应。

不过在政党领袖及无党派精英眼中，左翼运动的威胁比北一辉更严重。由俄国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色各样的左翼运动如雨后春笋，而且爆发力惊人。正如第八章指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工人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已出现于日本，为当时的统治阶层带来不少烦恼。到大正年间，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已进一步发展，再加上教育普及、政治理想渐深入人心，1917年共产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夺权成功，上述因素触发日本异议者不满国内社会的不平等及贫穷，要进行更有力的活动。日本的左翼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左翼分子并无不同，他们面对的不平等是一致的，而内部亦同样有策略及意识形态的争议。以大杉荣（1885—1923）为例，他在20世纪初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1年发生密谋行刺天皇的“大逆事件”，他因早已入狱，因此免受牵连，其同志则有些被判死刑。到20世纪20年代初，大杉荣转变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追求一个更自由、更平等的社会，要达成上述理想，大杉荣诉诸直接行动，例如罢工或攻击统治当局。
另一些较年轻的积极分子则追求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世界，他们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要组织一个先锋革命党，其中最著名的是山川均（1880—1958）及荒畑寒村（1887—1981）。在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他们在1922年组成日本共产党。山川均希望通过联合战线与非共产主义者合作，把人民大众组织起来，但其对手福本和夫则有颇深的党派成见，他主张在联合战线下，日共应固守自身组织，并秘密扩大其影响力。由于日共在1945年以前并非合法政党，故无法得知其党员确实数目，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末，其附从者仅有数千人。

20世纪10年代及20年代亦出现另一股女性主义的新思潮，对统治阶级构成同样威胁。这些年代所发表的女性主义文章中，日本妇女都被描绘为“笼中鸟”或“柔弱的花朵”，因此焦点便集中在如何打开鸟笼或保护花朵。有些女性主义者如平冢雷鸟（1886—1971）、高群逸枝（1894—1964）等，提倡一种名为“妇女中心的女性主义”思潮。她们继承早期女性运动的看法，认为女性最突出的特征便是母亲的身份，因此需要对妇女做特别保护。高群逸枝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呼吁地方机构应为母亲提供小区服务，指责现存婚姻制度为害妇女。高群最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中为女性主义寻找支持证据，她认为古代日本是母系社会，妇女受尊重，母亲的工作亦得到各种方便。与高群稍有不同的是与谢野晶子（1878—1942），她是作家，也是诗人，她认为女性寻求解放，不只因为是母亲，也不只因为是日本人，而是因为女性属于全世界人类的一员，因此有解放的必要。山川菊枝（1890—1980）更进一步把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她认为女工受到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她们必须组织起来，反抗父权式统治及老板剥削，推动“经济制度革命，因为经济才是女性问题的真正症结”[9]。因此日本的女性主义思潮与当时其他社会思想领域一样，可以分为“妇女中心”或“人文”两个方向，其中所引起的论争亦见于19世纪与20世纪的西方，两者不但相似，甚至可以说日本是由西方思想的输入而带起的。

无论党员、官僚还是军方主流都同意为政之道是分而治之，故允许不同声音。当投票权扩大，有地位及实力的人便借此代表民意，出席国会。一位政友会的有力议员曾说，所谓新时代的政治就是“以民为本，从而发掘社会各种问题”[11]，但亦只限于此，所有政治精英都同意经济民主或政治上攻击天皇制度仍是禁忌，此范畴绝对不能碰触。1920年当政友会执政时，原敬在处理全国最大炼钢厂罢工事件上便毫不手软。1923年9月发生关东大地震，政府一方面容忍甚至有时纵容屠杀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另一方面却不惜使用暴力镇压政治上被视为异议者，展开一连串的臭名昭彰的国家暴行。首先被警察杀掉的是著名女性主义者伊藤野枝（1895—1923）、她的无政府主义爱人大杉荣及其甥橘宗一，接着军警又联合出动，包围工会，把工人领袖平泽计七（1889—1923）及其他9名劳工杀死。这些人当时其实对日本统治者并无威胁，但不少统治精英，特别是军方及司法界，亦包括部分官僚，对所有激进思想都采取一种“誓不两立”的态度。政党领袖很多时候亦似乎采取接受姿态，在上述各种行动中，他们都不置一词。1925年宪政会执政时，国会通过一项十分严厉的《治安维持法》，规定若批评天皇，其罪可及死刑；若批评“财产私有制”，则可被判至10年徒刑。1928年政友会执政，警方发动一场大规模搜捕日本共产党人的行动，共有1600人被捕，其中有500人被起诉。次年再进行另一场拘捕行动，有700人以共产党员罪名被起诉。

因此政党在事实上与其他精英共享权力。他们之间有共通的社会关系，彼此交换经济利益，政治上则官官相护。在思想上，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相同，亦即接受一定程度的民主参与，但前提必须是支持天皇制度及大日本帝国。
在20世纪20年代的民主化过程中，政党间以及文官与军方之间亦开始出现一些重要的策略性分歧。部分人认为日本帝国的民主制度，只适用于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男性；部分人则不同意这看法，他们认为要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最佳的办法便是把日本建设成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的社会。为达成此目的，所有男性甚至是女性，只要他们遵守一定的思想及行为规范，均可有权成为参与者。
上述两种方法都可称之为“帝国民主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均尝试实践过。政友会及农商省官员比较偏向保守，这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主导国策。政友会小心翼翼地扩大政治参与的法律基础，首先原敬提议降低选举人的财产资格限制，1919年国会通过原敬提案，选举人口增至300万，约占当时总人口的5%。政友会同时亦承认妇女地位上升，在政治边鼓上有一定的作用。1922年政友会再提议修改1900年的选举法，不再一刀切地否定妇女的政治权利。根据新通过的法案，妇女仍不能参加政治结社，但可以出席各种政治性集会。至于普选，原敬当时仍反对全面开放，甚至是男性普选制度亦不允许：“这一步走得太快了，废除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意即消灭阶级差别，这想法太危险，我无法同意。”[12]原敬内阁的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1867—1935）鼓励工场成立协商机构，以争取职工的向心力，但反对准许更有自主性的工会活动。1919年床次成立一个智库型的“协调会”，得到国家及财团的资助，该会的目的就是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希望能维持劳工与资方的和谐关系。政友会亦尝试巩固农村中自耕农的地位。1920年农商省曾成立委员会，考虑改造佃农状况，给予佃农一定的法律地位，各项草案本已拟订好，最后由于大地主的反对而作罢。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田中首相的对华政策备受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有1927年他在东京召集的一场会议，史称“东方会议”，会议上讨论日本对华政策。1929年，中国发表了一份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据称它就是“东方会议”中起草的，里面详述日本要征服世界及亚洲的蓝图，中国把它翻译并发表出来。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与中国及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这份文件受到极大关注，并成为日本有侵略野心的明证。不过到现在仍找不到该文件的日文原本，因此日本及西方学者大部分认为它是伪造的。尽管如此，田中的外交政策很明显比他的前任强势得多，亦造成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18]日本人民反对与西方在对华政策上合作的另一个原因，则来自美国的日本移民政策。到20世纪初，日本移民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的人数接近10万，此时美国出现一种反移民论调，在西岸更为盛行，认为“黄祸”威胁又再来临。老罗斯福总统为了平抚此种情绪，1907年与西园寺首相订立一个所谓“君子协定”，即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日本政府限制移居美国的日侨人数。
然而对当时已定居的日侨，美国的处理政策则不那么“君子”。根据加州新成立的法例，日本人被禁止购买土地，甚至不许长期租用土地。1922年美国高等法院裁定日本人或其他亚洲移民不得归化为美国公民，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新移民法，正式禁止日本移民，无形中废掉原有的“君子协定”。上述措施不仅与战后弥漫国际的合作气氛背道而驰，亦妨碍美国的亚洲政策，无法再要求日本遵守“门户开放”原则，以符合美国利益。

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亚洲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及帝国主义的潮流，促使日本国内批判其外交政策。日本在1905年战胜俄国，其结果是在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缅甸、印度等地，卷起一股反殖民浪潮，亚洲各地人民均视日本为反殖民力量，认为日俄战争是近代首露曙光，显示出黄种人可能战胜白种人。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政治考虑下，各种解放亚洲的梦想很快便烟消云散，更不用说寻求日本人的协助。举例来说，日本在1907年与法国订立秘密协议，互相尊重对方的殖民属地，最后，日本政府强迫越南留学生离境。在其后的日子里，日本先吞并朝鲜，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亚洲人眼中，日本的扩张政策并非代表亚洲的解放力量，而是压迫的象征。

1919年更同时爆发两个震撼力强大的反日运动。1918年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前提出“民族自决”口号，朝鲜流亡海外的爱国者闻之而深受启发，他们尝试由夏威夷派出代表，前赴巴黎，但日本拒发护照。1919年2月数以百计留学东京的朝鲜学生组成“青年独立团”，并通过一个实时独立宣言。在汉城，朝鲜末代皇帝高宗于1919年1月去世，其丧礼亦凝聚着同样的气氛。其殡礼原定在同年3月3日举行，主事者皆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预估当日会有大批日本警察出现，因此在3月1日便发出一个独立宣言，此举马上触发和平示威，数十万学生、劳工及其他人士汇集汉城街头，示威并传播至全国各地。日本当局见整个事件引发的民气锐不可当，而且主事者事前组织十分周到，震惊之余，决定强力镇压。日本军队屠杀了数以千计朝鲜人，逮捕了上万人，在血腥政策下，4月底朝鲜的社会秩序终于恢复。

朝鲜“三一运动”之后，中国亦马上出现大规模示威运动。4月末，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拒绝中国代表的请求，中国无法从日本手中取回山东权益。5月4日，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与朝鲜情况一样，示威运动马上传播至全国各地。运动的部分目标是针对中国政府本身的积弱不振，但不满日本的蚕食鲸吞仍是主要动因。“五四运动”是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里程碑，自此之后，民族主义的深度与广度便进入一个新阶段，反帝国主义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已成为家常便饭，包括无数次的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又出现“五卅运动”，事件起因于上海一家日资纺织厂的罢工，5月30日英国巡捕射杀数名示威者，一个综合了示威、抵制及罢工的全国性运动顿然成形，其规模远超过1919年。

有鉴于中国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政界领袖大多实行较温和措施，以保护日本在华经济利益。亦出于同样考虑，原敬首相认为只用镇压方式无法维持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原敬的整体政策目标是要把朝鲜同化于日本，朝鲜人不再是殖民地臣民，而是比较平等的人民，他们可以与日本人同住在一个小区，上同样的学校，甚至通婚，通过这个方法，朝鲜人可以慢慢整合到日本社会中。[21]故在“三一运动”之后，他马上委任海军大将斋藤实（1858—1936）为朝鲜总督，其主要任务是恢复“日本与朝鲜的和谐”。斋藤称其治朝新政策为“文化统治”，简而言之，其政策本质是分而治之，行政官员受命支持与日方合作的朝鲜人领袖及团体，但若有任何抗日活动，则要进行隔离及镇压。
“文化统治”通常被讥讽为表面文章，对外高唱改革，其背后仍是毫不留情的威权统治。斋藤上任后，警察局及派出所的数目在一年内遽增四倍，警察在全朝鲜遍布特务及眼线。在经济发展的名义下，殖民地行政人员增加预算以改善水利，农业产量的确有所增加，但大部分的收成都运往日本，朝鲜人的个人消耗米量事实上是下降了。
不过若客观评价，斋藤的改革并非完全是华而不实。他逐步增加朝鲜公立学校的数量，招募更多朝鲜人出任殖民地政府的公职，缩减朝鲜人与日人在薪资上的差距。与以前相比，朝鲜人可以出版更多种类的书籍、杂志及报纸。殖民地官员亦允许更多朝鲜人组织举办各类活动，数以千计的教育、宗教、青年、农民以及工人组织先后出现。少数的朝鲜资本家亦于此时得到新的经济机会。

首相原敬在1921年被暗杀，1923年身为摄政的裕仁亲王亦遭刺杀，幸而身免。刺杀原敬的凶手年仅19岁，他不满原敬及政友会涉入许多政治丑闻，认为原敬内阁只注重政党利益，罔顾人民福祉。袭击裕仁的凶手则是一个左翼分子，他不满日本政府在1911年处决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愤而报复。暗杀行动对日后的政党领袖有寒蝉效应，不过舆论却赞颂凶徒动机纯正，与只知私相授受的政党领袖相比，实有云泥之别。不过政治恐怖行动削弱了议会体制的统治合法性。

神野伸一是石川岛造船所的机械工，1920年前往欧洲学习机械，途中经过上海，当他看到中国在自己土地的公园门前，却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不禁大为吃惊。他开始放弃其国际社会主义，自诩为“日本主义者”，要求工人支持天皇及日本帝国，与西方抗衡，追随他的人并非少数。在中国，有数以百计的所谓“中国浪人”，他们表面上支持解放亚洲，其实要从政治游戏中谋取利益。到20世纪20年代末，各色各样的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已逐渐建立人脉关系，不但把国内外的民间民族主义连成一体，亦与年轻而急于行动的军官互通声气。他们亦得到高级将领的默许，有时甚至公开支持，其中最有名的是前后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1868—1956）及荒木贞夫（1877—1966）、朝鲜总督斋藤实，他们的口号是大亚洲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西方，不过他们在内心则自诩日本为亚洲霸主。

接下来的1929—1932年，则是连串动荡及不安——经济大恐慌、社会矛盾、军事扩张、政坛上首相及财阀迭遭暗杀，这一切改变了整个日本政治体系。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独立政党、商人团体、生产者合作社、工会、佃农协会，这些组织通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国家大型机构，希望能在对华“圣战”中发挥总动员作用，并带来国内和谐，维持社会治安。上述政治体制与德国及意大利的法西斯组织十分类似，它的出现使日本及亚洲陷入生灵涂炭的战火中。不单如此，经济大恐慌及战争总动员体制所带来的变化并不会随时间消逝，它们留下了一定的烙印。战争时期的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在战后仍处处可以看到其痕迹，甚至在战后日常生活中，战争踪影亦未完全消失。

纽约股市在1929年10月大崩盘，全球经济危机随之而来，它是日后日本政治变化的主要催化剂之一。与世界陷入不景气同时，日本亦刚好推出新的金融政策，两个因素凑合一起，给日本造成重大打击。1929年7月，民政党执政，由滨口雄幸（1870—1931）出任首相，为了振兴长期低迷的经济，他决定推动两个政策。第一个是平抑国内物价，鼓励出口，方式是紧缩货币供应量，削减政府开支；第二个是恢复固定汇率，以稳定对外贸易及投资。日本与西方列强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脱离金本位，故恢复固定汇率便是重回金本位，其货币与黄金比率是以战前为准。上述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均曾实行过，只是没有被很认真执行。
首先实行的是财政紧缩政策，到1929年下半年，它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批发物价下跌6%。因此在1930年1月，日元按照计划恢复金本位。然而这一决定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当时全世界的物价均大幅下跌，它抵销了日本国内价格下跌的优势，而恢复金本位后，日本无法随市场调降日元汇率，出口因而大受影响。

除此之外，日本各财阀银行的决策亦在政治上造成损害，虽然从经济层面说，他们的做法并没有错。银行界看出政府的金融政策必然要放弃金本位，使日元贬值，他们因此大量出售日元，换回美元。1931年12月日本决定脱离金本位，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达50%，日本银行又决定用美元收购日元，一夜之间，它们的资产陡增一倍。银行固然赚了大钱，却巩固了社会上一个流行看法，即资本家与其政党盟友是自私而贪婪的。他们趁不景气的机会，出卖国家，大发私人财富，结果国内大部分人都不名一文。最早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明这个理论，起初只是少数人的看法，现在却成为普遍信念，认为日本整个体制已走入死胡同，政治架构及经济似乎陷入瘫痪，社会秩序紊乱，人欲横流。

1930年，著名社会批判者大宅壮一（1900—1970）在一篇年末文章中做出总结，认为日本社会正面临空前危机。他特别提及走上街头的纺织女工，其笔下的形象是：
在东方最大的X印刷厂里，管理者宣称有两种格式的纸，无论他生产多少，都会很快用光。这两种格式，一种用于“妇女”，另一种用于“阶级”。由于前者的需求在最近突然增加，假如要他印制一万张，那么在他知道之前这些纸就会用完……对这两种格式的纸的需求突然增加，是否反映出1930年社会的真实面相……寝室已经搬到大堂，搬到客厅，最后甚至要搬到街上。

田中内阁发现关东军是张作霖死亡的真正策划者，但皇室施加压力，要求田中不要张扬此事，以免有损军威。日本政府因此开一恶例，对违反纪律的军人不采取有力行动加以规范。天皇裕仁很清楚地向身边的臣属及向田中本人表示不满意田中处理张作霖事件的方式，结果田中只好被迫辞去首相职务。有关裕仁的态度，目前史学界仍有争议，究竟他是不满田中无法审判主谋者，还是他本来便不满意田中，因此乘机借题发挥，迫使他下野。

930年11月，民政党首相滨口雄幸被一右翼青年枪击，次年8月去世，他是政治暗杀的第一个牺牲者；1932年2月及3月，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1869—1932）及三井财阀团琢磨（1856—1932）先后被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血盟团”暗杀。除此之外，年轻军官亦计划在1931年3月及10月发动政变，虽然未成事，但事前已得到某些高层将领的默许。

发动暗杀或政变的人都隶属于某些读书会或其他团体，这些组织是秘密性的，遍布全国，并且成为军官及民间意识形态者的沟通桥梁。他们认为具有合法性的政治体制应该尊重天皇及人民，并能把两者联成一体，而政党及资本家则为天皇与人民之敌。在这方面，右翼分子有点像日本20世纪初的政党领袖，他们当时亦批判明治元老及官僚不尊重天皇与人民。至于哪些人或阶级有资格代表天皇或人民说话，右翼分子的意见则不一，有些人主张军方，有些人主张农村里的农民地主，亦有人主张是城市里的工商业者。

关东军领导人对上述看法有很重要的贡献，他们策划在东北举事，作为突破内政外交瓶颈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主角便是石原莞尔大佐（1889—1949），他在1929—1932年担任关东军的作战主任参谋。石原偏好佛教日莲宗及世界史，并从其中建立起一套神秘而又极富幻想的世界观。他相信世界会有一场“最终战争”，为人类带来宇宙统一，在此情况下，日本与美国最后难免一战。他不断向下属宣扬其想法，认为日本若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控制东北，因为该地区矿产丰富，土地肥沃，是农民移民的好地方，同时日本亦可以借此纾解其人口压力，改善农村贫穷状态。除此之外，石原亦视东北为一个人类实验场所，在此尝试建立一个秩序良好、公平正义的社会，免受资本家剥削，人人亦效忠国家。若在东北实验成功，以后亦可以在日本国内推行。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警察及军方亦加强监控及镇压本国内的异议分子，其实这是多此一举，要将占领东北正当化十分容易，无须任何武力。一般日本民众都欢迎日本1931—1932年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他们在事变后的雀跃之情溢于言表。报纸大量报道日本军队的进展，新闻短片及收音机争相播放战场上的各种情况，而且充满感性。昔日的左翼分子亦改变其论调，称占领东北并非是资本帝国主义行为，因为它可以纾缓失业压力，有利于整个国家。为了歌颂取得日本帝国耀眼的“皇冠明珠”，流行歌曲谱新词，歌舞伎演新剧，甚至餐厅亦摆出新菜单，以示庆祝。[12]
甚至最敏感的政府官员亦松了一口气，司法省在其1932年“危险思想”年度报告中说，“九一八事变”是“神风”，扫清了社会上的各种不满情绪。1932年5月，陆军省亦认为事变培养出一种新的“团结气氛”，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矛盾。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代内政外交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过它并未稳定日本的国家边界，反而开创了一个扩张的新时代。它亦未稳定日本国内的政治及社会情况，暴力行为仍继续出现。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养毅被一群海军年轻军官暗杀，时年76岁，任政友会总裁，而这个暗杀行动亦为日本议会政治画上了休止符。

当日本统治阶层逐步形成其新“满洲国”政策之际，其对朝鲜、中国台湾等旧有殖民地之战略亦进行重新厘定。过去日本的殖民政策以安定、自给自足为主，现在则认为殖民地应为其宗主国提供人力及物质资源，它们亦应编入动员体制。宇垣一成在1931年出任朝鲜总督，他推行的殖民政策无孔不入，同时十分苛刻。在农业方面，殖民地政府不准农民种植本地需要的农作物，却规定生产日本需要的棉花及放养羊群。在工业上，宇垣鼓励日本工业家投资，包括战略性矿产、水力发电、化肥、钢铁等，亦有部分朝鲜资本家因投资工业而获利。然而无论何人投资，所有工业均倚赖朝鲜的廉价劳动力，而所得的产品及资源均用来供应日本军事化经济。为动员人力资源，宇垣在学校推行强迫性的同化教育，日本语成为必修课程，而且被不断扩充；朝鲜语教育则大受限制，到20世纪30年代末，朝鲜语完全被禁止。
殖民地官员对台湾的看法亦同样改变。台湾总督在1936年便成立一家半官方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主要是推动岛内的蔗糖生产，以增加对日本的输出。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已经成为台湾最大企业，它的业务亦进一步拓展，负责对中国沿海省份的工业投资，并且成为日本南向政策的跳板。在20世纪20年代，台湾的政治自治运动尚被容忍，现在台湾当局则开始进行镇压。
中国东北是日本新增势力范围，由国家支持的各种战略性投资亦在此出现。从1932年到1936年，伪满洲国政府在各个主要工业领域成立垄断公司，总数有26个，范围从矿业、航运到飞机生产都有，资金分别来自国家与私人机构。东京政府相信世界已经分裂成各个互相敌视的武装集团，它把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视作一自给自足的贸易共同体，伪满洲国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政府官员及军方领袖相信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不但导致浪费，而且不道德。他们希望能设计出一种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而中国东北在这场实验中承担先行任务。

与侵略中国东北同时，日本国内经济亦出现急遽变化，两者其实有关联。从1931年到1934年，日本从经济大恐慌中复原的速度比西方快，它的工业产量在这段时间内增长了82%；从1930年到1936年，日本帝国的对外输出亦增长了近一倍。日本不但成为世界主要棉产品出口国，亦开始制造各色各样产品，种类由玩具、轮胎到自行车，甚至是简单的电机产品，它们大举进入美国百货公司及亚洲市场。有人认为日本从1930年到1936年经济增长了50%。1937年，日本最知名的经济学者有泽广巳（1896—1988）便认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表现简直是“经济奇迹”。到1938年，老板则开始投诉人力短缺，工资上扬太多。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飞跃发展，其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元贬值。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实行脱离金本位政策，结果是日元汇率大跌。1931年，美元对日元的比率是1︰2，一年以后，两者比率下跌至1︰5，日本出口产品因此能争取到新市场。不满的批评当然亦随之而来，欧美竞争者指责日本的做法为“社会倾销”，他们认为日本出口的增长不在汇率而在工资低廉，工人被大幅剥削。很多国家因此纷纷提高日本产品的关税或实施配额制度。但在日本人的眼中，外国的抗议恰好证明长期以来军方所持看法：世界是互相敌视的，日本必须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
日本20世纪30年代繁荣的另一个原因是实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不过这政策是出自实际需要，而非理论。1936年，著名英国经济理论家凯恩斯发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赤字预算可以扮演“水泵”角色，振兴经济。在该书发表的四年前，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已经凭借自身经验实施此项政策。[14]由于东北的军事扩张行动，高桥同意大规模赤字预算。正如凯恩斯估计的，高桥的赤字债券奏效，日本经济因而受到激励。政府开支特别资助生产武器的重工业与化工业，并支持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重大工程建设。在廉价日元的帮助下，这时期工业制造产品增长速度比消费品还快[15]，到1937年，军事开支占整个中央政府预算的3/ 4，与1930年的1 /3实不可同日而语。

20世纪30年代政治上最具关键性的特征有二，其一是军队内部持续性的动乱，其二是军队力量凌驾于官僚、法院及政党之上，这两者其实又互相关联。政党政治之所以逐渐衰退，是因为元老间认为只有军方领袖才能制衡军队中下层的狂热分子。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1936年，军中大部分的激进分子都汇聚在所谓“皇道派”之下，该派军官及其民间同志不但想清除财阀及政党的影响，连打算维持现状的元老及法界人物亦在其整肃之列。他们认为想要日本富强，最重要的基础在精神教育及效忠天皇，这一派的年轻分子得到高层将官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荒木贞夫，他在1932—1934年任陆军大臣。
皇道派的同路人发动了许多次恐怖行动，如在1930到1932年暗杀政界财界领袖，甚至军中的反对者亦不能幸免。由于有高层支持，行刺者有时候可以利用在法院作证时侃侃而谈，法院成为宣扬其纯正动机及政治理想的地方。这种表演式审判赢得报纸及民间的同情。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便是1935年相泽三郎（1889—1936）的审判。相泽是皇道派的一个年轻军官，他刺杀了当时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1884—1935）。相泽不满意皇道派领袖之一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1876—1956）被永田等人排挤。永田他们的看法与皇道派有异，主张国防安全建基于经济及物力近代化，并非精神教育。
永田这一群与皇道派对立的人被称为“统制派”，他们多半为较高级的军官，东条英机亦为其中一人。统制派最重要的目标是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为日后日本与西方进行总体战做准备。从这个角度看，统制派成员很少属于温和派，不过他们想通过合法手段掌控国家机器，与现有精英合作。他们排拒恐怖行为，因为这亦会挑战军内纪律及上下级体制。
统制派与皇道派的矛盾最后达到临界点，引发日本战前最大的政治动乱——“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在一个大雪的早上，约1500名忠于皇道派荒木贞夫的军人占领东京市中心，他们同时派出小组刺杀内阁成员、前任首相斋藤实以及其他在军中和朝廷王公中的反对者。他们要求元老委任同情皇道派的人出任首相及阁员。“二二六事件”的发动者称这次行动为“昭和维新”，从文字即可知道，他们以明治维新的继承者自居，目标是尊崇天皇、保卫帝国及改善一般大众生活。
在事变当中，冈田首相因躲在家中储藏室，得以逃过一劫，但叛兵以为他的襟兄便是冈田，将其误杀。他们亦杀害前首相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军队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不过他们的真正目标却没有达成，虽然得到部分高层支持，但裕仁天皇强烈指责这次行动，并责令叛兵投降。事件发生后没有进行公开审判，而且处理得十分迅速，指挥整个事件的19人被判死刑，包括现役军人17名及北一辉、西田税这两名意识形态强烈的民间人士，死刑是秘密执行的。虽然政变不成功，但军人的影响力反而比以前更大，军中领袖会商后，终于下定决心清除以暗杀为志的激进分子，官僚及民间政治家亦震惊于此次政变，衷心欢迎军队重振军纪。

1939年夏天，日本与苏联在诺门罕（Nomonhan）爆发重大冲突，进行了多次战役。苏军装备较佳，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日本总共出动了6万部队，战争伤亡却达2万人。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少数战略家一直提出警告，日本不能分散其军事力量，而这一说法的最有力支持者便是石原莞尔。石原虽是“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但在高层中是极力反对占领中国的人。他认为日本缺乏应有资源，而最大敌人则是苏联及西方列强，并非中国。他一直敦促日本政府集中力量建设东北，保持实力与主要敌人对抗。不过石原的观点并没有被接受，在1937年秋，石原被调职，外放到一个冷门职位。

由于无法解决对华战争的僵局，近卫首相在1939年1月下野。在其后一年半中，先后的继任者为极右派的平沼骐一郎（1867—1952）、陆军大将阿部信行（1875—1953）及海军大将米内光政（1880—1948），他们使用各种方法以求打破对华战争僵局。对于蒋介石，他们企图孤立蒋以打击其生存能力或意志；对西方列强，他们则运用外交手段以说服其承认日本在华所获一切。在北方，他们的外交官想办法缓和苏联的威胁，让关东军有余力在中国采取行动；在南方，他们面对掌控马来西亚的英国、印度支那的法国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采取外交及军事行动并进的方式，企图中立化或消灭三者的根据地。日本南向政策的原因有二，若东南亚成为掌中物，则其石油、橡胶及锡等天然资源成为军队战略物资来源，同时它亦可以作为包围及攻击中国的基地。
当希特勒政权逐步迈向战争边缘时，欧洲的紧张形势吸引了平沼内阁的注意，他因而突发奇想，要联合纳粹德国以对抗苏联及亚洲的西方强权。日德两国原来便有合作基础，1936年日德曾签订反共协议，规定两国共同反对共产主义，1937年意大利亦加入。三国均承诺没有其他两国同意，不能单独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但希特勒破坏此协议，在1939年8月日本军队在诺门罕与苏联作战而且吃了大亏的时候，德国却突然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平沼的联德策略彻底失败，他亦因希特勒不守信用，愤而辞职。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口头上都强烈支持中国自主，但实际上却没有采取多少行动以援助国民政府。美国部分商界人士希望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中国东北。然而在1939年7月31日，罗斯福总统为了表示阻吓日本扩张的决心，废除了日美两国的商业协议。该协议中止后，美国可以视情况需要，随时禁止对日本的出口。

1941年4月，仅于德苏开战的两个月前，近卫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日本随即扩展在印度支那的势力，1941年7月在维希政府允许下派遣军队进入南越，日本与维希政府的协议实际让日本掌控有整个印支半岛。美国对此的反应很强烈，而且对日本具有威胁性。罗斯福马上号召国际禁运行动，各国不再出口石油到日本；他亦向中国提供廉价军事物资。

到1941年11月，日本内阁领导人物了解到已无法由外交手段达成协议，只愿意由印度支那撤军，而美国则要日本撤出“九一八事变”以后自中国取得的土地。11月5日，在天皇亲临的御前会议上，核心内阁决定美国若在最后回合的谈判中仍不肯接纳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则陆军会攻击英国与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及美国的亚洲属地菲律宾，海军则会同时攻击美军驻守珍珠港的舰队。日美最后回合的谈判当然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外务省原意在偷袭珍珠港前一刻，向美国递交一份长篇备忘录，正式中止两国谈判，此举当然与宣战无异。但由于电文过长，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要花不少时间解密、翻译及打字，故实际上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时间12月8日）珍珠港被袭击后才送出。

在1940年与1941年，美国的确采取了积极行动阻止日本扩张，亦因此使日本部分人认为日美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若干日本史家认为责任在美国，是它的动作导致战争爆发。不过上述观点亦无法证明美国若采取消极措施，战争即可避免。假设美国低调回应，鉴于日本过往的扩张模式，其军人也许会视此为示弱，从而实行进一步侵略。日本领导人完全不设想对方有不屈从的可能性，从1931年开始，日本对所有领土冲突问题都以强烈推进手段作为回应，从没有思考过原地不动，甚或后退一步的方式。假如所有冲突都是无法避免的，追踪溯源，则“九一八事变”无疑是日后连串事件的源头，最后只有拼死一战。

“一面要动员妇女，一面亦要尊崇她们在家庭中既有的责任。”因此他们首先推动一个未婚女性政策，鼓励她们到职场工作，事实上是强迫的。方法是规定所有12岁至39岁的单身女性都要加入所谓“妇人勤劳挺身队”，成为日后工人的后备队伍，由于街道团体“町内会”的压力，实际上所有女性都被迫参加。在1943年至1945年，约有47万女性通过该团体进入职场工作，占战时整个女性劳动力增长部分的1 /3。

战后与当代的日本

企业经营能力是其中一个因素，无论是旧有还是新成立的公司，一群新世代而又充满干劲的管理人员已出掌大局。他们的崛起，部分归因于占领时期的清洗行动，不少战时经济的高层管理人员被迫提早退休。在一些著名例子中可以看到，虽然在世界其他地方已有经验老到的竞争者，年轻的管理人仍不听政府官员的警告，决心投资在新领域及新技术上。
举例而言，政府曾劝汽车制造商进行合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有能力与美国底特律三大汽车厂竞争，但丰田、日产、三菱、五十铃及东洋工业（马自达）均决定要自行设立生产线。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田车厂，一个新兴摩托车制造公司，它由本田宗一郎（1906—1991）设立，他不听官员警告，于1963年进入汽车产业，从长期观点看，他最后获得成功。同样情况，果敢的西山弥太郎（1893—1966），原为川崎重工董事长，1950年将该公司的金属产业分出，另外成立川崎制铁所，他计划利用庞大投资建立一个整合完全、技术先进的炼钢厂，但政府官员拒绝帮助他向国内寻求资金，最后他只得改向日本以外的世界银行贷款。1961年，川崎制铁所成为日本国内第四大钢厂。另外一个例子为索尼公司（Sony），其创立人是两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盛田昭夫（1921—1999）及井深大（1908—1997），他们向日本政府申请购买生产半导体的专利，结果经过好多个月的奋斗，才在1953年得到官员勉强批准。索尼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制造收音机，开始时只不过是间小公司，很快便成为全球电子消费品大制造商，质量及技术改良均为同行楷模。
总的来说，日本的私人公司扩展迅速而且大胆，不惜从银行大举借款，故负债颇为沉重。至于私人银行以及工业发展银行等公共机构，它们的资金来源则倚赖个人存款，再转贷给大小企业。在高度成长时代，一家日本公司的负债与纯资产的比例通常为75∶25，与战前情况大不相同，那时的负债比率都只是接近40%。不过由于生产额增长快，同时收入亦由于通货膨胀增加幅度甚大，企业都有能力偿还债务，没有太大困难。

在较为直接的情况下，国家机构会保护及培养正处于萌芽阶段的产业。20世纪60年代，国家机构比较传统，会利用关税以限制进口。另一个方法是操作外汇，一家公司若要进口货物，一定要将日元换成美元，然而购入美元又必须经政府批准。日本政府便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操纵国内市场中的进口货，因此得以排斥外国竞争者，保护日本企业。国家亦利用各种优惠政策以培育其关爱的日本企业：政府借贷机关会给予特定产业低息贷款；至于计划要发展的产业，政府则会为有关企业安排技术专利及各种税务优惠。由于企业为赶搭列车而蜂拥投资，很多时候造成产能过量，在这种情况下，通产省会介入，诱导成立“不景气卡特尔”。这是某一产业内各主要公司间的协议，根据协议，它们会降低产量，以免恶性竞争，确保大家都能生存下去。

国家以非正式机制介入经济活动被称为“行政指导”，它其实在战争期间已出现，而且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主要基石。“行政指导”的雏形初见于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政策及实践，当时为合理化工业生产，因此在主要产业中鼓励甚至强迫成立各种卡特尔。到了战后，政府进一步发展这个管理式资本主义的作用，不过在态度方面则较战时缓和，主要靠说服方式，并非完全是强迫性的，因此仍给予市场运作空间；那些能有效运用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中获得回报，而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方式也证明有其正面作用。

各种年龄层的人都喜欢到海外旅行，外出人数达空前纪录。在1965年，只有30万日本人到海外旅游，大部分是因公外出。到1980年，日本每年约300万人往海外观光。到20世纪80年代末，该数字更骤升至1000万人。[18]而大部分的旅行者都是休闲观光客，其中约40%是女性，有老的也有年轻的。团体观光仍最普遍，但愈来愈多人愿意冒险一试自助旅行。旅游时间一般不长，平均仅有8天，反映出大部分雇主对员工假期仍颇为吝啬。但由于日本观光客出手大方，成为世界各地旅馆及商人的宠儿。在夏威夷及亚洲各地的观光店，会说日语成为工作必备的能力。到1990年，日本海外旅游的总消费额每年超过200亿美元。

到1989年末，日经股价指数在短短3年内增长3倍，在东京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其总值是当时世界股票市场总值的40%以上。地价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涨了2倍，几年之后，它又涨2倍，有些地方更是3倍。黑社会亦参与土地投机行业，全副武装强迫居民出售房产，又迅速转售以谋取巨大利润。在1989年，一些统计指出东京市总地产价值已经高于整个美国的房地产价。日本投资者参与欧洲艺术市场的投标亦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他们特别喜爱法国的印象派名画，一名商人用令人吃惊的1.6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凡·高及雷诺阿的作品各一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