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作者马国川,比他的上一部作品有很大提高

阿部守太郎暗杀事件：日本的自制力渐将消退

阿部守太郎生于18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科，在中国工作过四年，是外务省有名的“中国通”。一年前他出任外务省政务局长，深受外务大臣牧野伸显的信任。作为外务省的政策制定者，阿部主张“在对外关系方面，必须完全依靠和平方法，以开展贸易和扩大其他经济权利作为重点”。当时，面对各种势力插手对华政策的混乱局面，这位务实的政府官员写了一份万言书，坦陈自己的主张。
阿部反对以军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主张放弃领土野心，用和平方法来争取经济利益，“如用割取领土的方法来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中国，而且英、俄、法、美等国都将成为我们的敌国。因此，切勿对满蒙怀有企图获得新领土的目的，应以我们的现有地位为基础，从经济方面和平地取得巩固与发展”。
阿部守太郎非常反感军部和大陆浪人暗中在中国私自活动，认为军部、大陆浪人偏激而又狭隘，没有战略眼光。他竭力主张“外交统一”，“一切外交应由外务省统一进行，陆军、海军两省自不待言，诸如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官衙应遵照政府方针，决不可背道而驰……”，“外务大臣对关东都督需严加监督，而且要使南满铁路，只能按外务省的指示行事。除此之外，不得采取任何独立的涉外行动”，“对于以前由参谋本部、军令部等公开或秘密派往中国各地的军官，要他们牢牢铭记上述宗旨乃是当务之急”。
1913年2月，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阿部的对华主张被采纳，长达万言的意见书成为山本内阁对华外交的基本方针。新内阁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处理两国纠纷，包括1913年接连发生的三起事件。
可是，这却导致极大的社会反弹，尤其是阿部对媒体的谈话，更让军部内外的右翼分子愤怒不已。这些狂热分子不知道，一个国家必须坚持冷静而合理的外交方针，日本只有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才能获得繁荣。外交谈判，特别是危机处理，是非常复杂、细致而专业的事情，绝不能感情用事。他们认为，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最快的手段，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国际地位，保障日本的强大和尊严。因此，他们大肆攻击山本内阁的对华方针，对华外交负有直接责任的阿部守太郎更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9月5日，也就是在对媒体发表谈话的第4天傍晚，阿部守太郎前往新桥车站，迎接离任回国的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当他走到赤坂灵南坡自己住所前时，遭到两名暴徒的袭击，喋血街头。翌日早晨，阿部因腹部和左股受刺而死，年仅41岁。
第二天，一封署名为“忧国男子”的“除奸信”送到了阿部家里。信中写道——
大凡古今东西，观其国家之兴亡盛衰，诸政虽无轻重，然外政之振作与否，直接影响国家兴衰。而今我国之外交，局内不得其人，徒以退缩卑屈为能事，于局外，东则使神州之国威受到凌辱和蹂躏，西则置满蒙于不顾，而此满蒙乃以二十亿巨额财产和十万同胞流血所得……
“除奸信”写得慷慨激昂，辞藻华丽。它指责阿部和外务大臣“无视民众舆论，使帝国危如累卵”，还造谣说“他们整日出入于妓院街，沉湎于酒色”。“不明真相”的人们最容易相信和传播这种无耻谰言。此文贯穿着反对政府外交“软弱”的逻辑，充满着自以为是的空想。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家力量关系的对比，也不考虑他国的立场，狂妄自大，一意孤行。他们根本不知道，外交就是妥协，谈判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必须在知己知彼（了解各自的利益和底线所在）的基础上讨价还价，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这绝不是靠口号和豪言壮语解决得了的。
两名所谓“忧国男子”，其实是不满于阿部局长的“软弱”对华政策的右翼暴徒，而且都是年轻浪人。一个是21岁的宫本千代吉，另一个是年仅18岁的冈田满。阿部守太郎就是这样做了这些血气方刚、意气用事的青年的刀下之鬼。两个暴徒都是右翼团体“对华同志会”的成员，而“对华同志会”的负责人就是大陆浪人岩田爱之助。辛亥革命爆发后，岩田曾参加革命军守卫汉阳的战斗，并于此役中负伤。他一直主张强硬的大陆政策，认为外务省官员对中国缺乏采取强硬态度的决心，而阿部则是执行对华“软弱”路线的代表人物，于是唆使两名浪人刺杀阿部守太郎。
在岩田爱之助之上，还有“浪人之王”头山满和“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这些右翼头目都是嗜血的暴徒，他们的图谋并不止于除掉阿部，他们还想制造更大的血腥新闻，刺激民众。于是他们把刺杀阿部的凶手之一冈田满叫到一间密室，慷慨激昂地向他讲了一番关于爱国的大道理，并指出两条路供他选择：是被警察逮捕处死，还是像一个英雄一样为帝国光荣地死去。如果选择后一种死法，他们将号召全日本的浪人永远缅怀他的壮举。
行凶后的第四天，在右翼头目的蛊惑下，18岁的冈田满坐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剖腹自尽，鲜血染红了中国大地的图案。这一幕是对于时代的暗喻，也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言。伦敦《泰晤士报》1913年9月9日的社论指出——
以吾人之见，阿部氏被害较南京暴行事件尤为痛惜。若行凶动机果如世上所报道，则显示日本过去五十年间自制力渐将衰退，民众感情较明治时期更难抑制。[1]
《泰晤士报》的忧虑终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可在当时，暗杀阿部的行动却赢得了来自民间的喝彩声。军国主义者北一辉说：“政务局长阿部之死，乃神武天皇之神灵借冈田满之手，处其死刑者也，神明在上，实所照鉴。”
两个暴徒所属的右翼团体“对华同志会”，还于阿部被杀后的第三天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右翼分子纷纷登台亮相，发表措辞强烈、极富煽动性的演说，提出要严惩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并呼吁政府立即出兵，占领满蒙之要地，以作为谈判解决的条件。会场群情激愤，纸旗乱舞，口号震天，最后做出要求出兵中国的决议。散会后，部分与会者还拥向外务省和外务大臣官邸进行请愿活动。警视厅不得不派出大批警察维持秩序，以防止发生骚乱。
暗杀阿部事件、冈田满剖腹事件和日比谷公园国民大会造成巨大压力，终于逼迫日本政府改变了态度。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强硬要求。在停泊南京的9艘日本军舰和新增派的14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无声的压力下，中国政府无奈地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驻英国公使小池张造也被召回国内，继任阿部守太郎的职务。小池张造后来成了日本强硬对华外交的旗手，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便是由他起草的。
日本政府的退让鼓励了右翼分子，他们更加活跃，又开始野心勃勃地搞起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从那时起日本彻底陷入“十四年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泥沼，直至1945年战败。

从松方正义到孙中山：对中日关系的忧思

1916年10月，大隈重信下台后，81岁高龄的松方正义向新任首相寺内正毅提交《对华意见书》，严厉批评政府对华政策之恶劣——“然我国近年来对华政策，徒恃我强盛，乘彼之弱小，威吓彼，恫吓彼，时而玩弄欺诈小计，时而行强夺之拙策，唯驱彼怨恨于我，离反于我，以我为不共戴天之仇雠，以迄子子孙孙以我为诅咒对象，不过徒以自得……谚曰：百巧不若一诚。然我国之对华政策，巧拙交互，唯促彼之怨恨，复招其侮”。
在松方正义看来，外交政策要以信义、正义为原则，唯有“遵循天地之公道，重视国家信义”，才能使“我国置于富岳之安，光耀我皇威于八纮”。他主张把“不吐刚，不茹柔，凭据条理，主持正义”作为日本“外交政策之传统要诀”，强调“无势力之信义乃空言，然无信义之势力乃祸媒。无论多大之势力，唯有作为有信义之势力方可有效”。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认为外交就是恃强凌弱，国家之间只有拳头大小，没有公理可言，因此外交就是欺诈和权术，信义和正义无非就是幌子。大隈内阁就是以这样的认识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松方正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二十一条”，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得不断言绝对堕入了荒谬，实余所不堪痛叹也”。他进而指出，近年来日本外交政策舍弃信义，“徒弄一时之阴谋诡计，不顾因此而酿生国家百年之祸根……唯驱可谓帝国外廓之中国为敌国，从而使帝国在世界之信用丧失殆尽”。他还警告说，尽管日本表面上确保了本国的权益，但“察其真相，实际是岌岌可危，犹如驾驶破舟激流直下，其前途实不禁令人寒心”。
松方正义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是使中国弱小，衰灭，吞并之乎？抑或将中国视为友弟，善诱之，扶助之，将其作为东洋自治一要素待遇之乎？此乃对华政策之根本问题。”松方正义认为，答案应该是后者。他主张，日本必须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国家关系，“日中亲善”对中国有益，对日本也是至关重要的，“日中亲善非仅支撑东亚危局之所以，又非单纯救助中国之所以，实乃我日本帝国屹立于世界惊涛骇浪之中而不倒之自卫之道也”。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日本自己，“乃唯欲支持我帝国根本对外政策之大原则，构筑帝国于世界中远大且永久之地位”。
为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睦相处，松方正义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他警告说：“若不幡然猛醒，奈何能不使帝国之威信失于中国，更将使帝国之于世界之地位陷于危殆？”“为今之计，若不迅速采取重大措施，给予根本改正，相信帝国将来之危机祸害实不可测。”
历史证明，这位元老是非常有远见的。寺内正毅内阁也转变了对华政策，即由武力扩张转变为经济渗透。通过借款给北洋的段祺瑞政府，扩大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寺内下台后，在野时就反对“二十一条”的原敬出任首相，更是把日中友好作为对华基本政策。不过，欺压、侵略中国的逆流一直存在，尤其是军部和右翼。

平民首相原敬：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

原敬生于1856年，少年时家境贫困，一面当书童，一面刻苦读书。之后他投身新闻界，做过多年的政治记者。28岁时，他受到外交大臣全权井上馨的青睐，被任命为外务省秘书，从此步入政坛。后来他的才干又得到伊藤博文的赏识，1900年伊藤博文组织“政友会”时，请他出任干事长。和那些有资历、有背景的政党人士不同，原敬只身投入政党。他认为，政党政治早晚必然取代藩阀政治。

原敬出生在东北诸藩阀之一的南部藩，该藩在戊辰战争中一直与萨长政府军战斗到最后，因此被萨长藩阀蔑视。原敬对藩阀政治怀有强烈的对抗心理。他认识到民主主义是潮流，但是并不同意马上实现普选。“实际上将来民主主义发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对此我与官僚势力有相同的担忧。”原敬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所不同之处在于官僚势力想阻断这种潮流，而我是想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进行疏导，使之不致引起大乱。

原敬组阁不久，持续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为了应对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新变化，避免日本在国际上受孤立，原敬采取了与英美进行协调的外交路线。他说：“日美英三国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将来极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与美国关系疏远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人种歧视的议案未获通过，日本国内呼声四起，要求采取不加入“国际联盟”等强硬措施。但是原敬首相始终保持冷静，没有感情用事，保证了日本战后外交路线的稳定。

1921年11月4日，65岁的原敬步入东京火车站。为消散积存已久的郁闷，他想到外地旅行。可是黄昏中白刃一闪，65岁的原敬被一位18岁的右翼青年刺杀身亡。这是自1885年内阁制建立以来首位被暗杀的现职首相。原敬之死对内外造成冲击，海外媒体对此十分罕见地予以报道，表示痛惜。
原敬身后，留下了资料丰富的日记。从日记里人们发现，原敬不仅是一个对眼前问题临机应变、巧妙处理的务实型政治家，也是日本政治家中十分罕见的怀有国家构想的人。多年后人们回过头看，许多构想都是正确和有先见之明的。在对外政策上，原敬制定的国际协调的和平外交路线和政党政治一直是国家的基本政策，直到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为止。在建立战前日本政党政治方面，原敬发挥了开创性的领导作用，希望使政党政治确立下来。不幸的是原敬被暗杀身亡，生前没能看到他的国家构想得以实现。自由主义在日本是短命的，10年后就在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下风流云散。

吉野作造：大正民主的旗手

吉野作造1878年出生于宫城县，后来考入东京大学。这是日本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为政府输送了众多精英人才，学校师生非常关注国家大事。甲午战争爆发时，作为学习政治学的青年学生，吉野和普通日本人一样狂热。每有半夜出征的队伍，吉野都会到车站前送行，并高呼万岁。如果有捷报传来，吉野便卷起袍襟穿着草鞋，加入到庆贺的提灯队伍里面。
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举国若狂，知识界弥漫着蔑视中国的认知。沉浸在大国迷梦里的吉野这样写道：“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甲午）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
本来，甲午战争后日本还担心清朝的报复，可是清朝国运如江河日下。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引发列强干预，日本兵也第一次进入北京，从此日本消除了对清朝复仇的担忧。义和团运动后，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朝。
日俄战争爆发时，吉野作造已经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这场战争对日本和东亚的影响深远。作为年轻的政治学者，吉野敏感地意识到，国民的心态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日俄战争后，日本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别国为狗屁不如。”
晚清末年，不少日本知识分子受邀到中国工作。1906年，28岁的吉野也在别人的推荐下，担任了直隶总督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私人家庭教师。一年后，他“跳槽”到北洋法政学堂任教。在天津的三年里，他看到的是一个腐败衰弱的老迈国家，毫无生气，因此他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并不认为中国会前途光明”。他没有研究中国，而是热心学习英语和德语，为将来留学欧美做准备。1909年吉野回到东京大学讲授政治史，翌年留学海外。

“3年留学生活中的诸多见闻与后来确立我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他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点：①在英国目睹了缩小上院权限的过程；②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目睹了因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而发生的劳动党的运动，其秩序井然，一丝不乱，让人深感国民大众值得信赖，并让人佩服；③1912年比利时的工人同盟大罢工自准备阶段起，就体现着秩序化并显示出力量，因而我深感秩序化的民众运动相当必要”。
1913年，吉野回国，发现日本已经进入了大正时代。随着明治天皇去世、新天皇登基，民心搅动，政坛风起云涌：反对军队增加编制的西园寺内阁在军部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藩阀政治的代表桂太郎出任首相，引发了“第一次护宪运动”。民众集会抗议，高呼“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一度包围议会。政府出动2 000余名警察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骚动向东京、广岛、大阪、神户、兵库等地蔓延，最终桂太郎被迫辞职。藩阀政治越来越不受欢迎，政党政治开始受到民众拥护。
在东京大学执教的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根据在欧美各国的见闻，分析日本的现状，论断在日本实行“民众政治”的可能性。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安坐在书房里做一个遗世独立的政治学者，而是要密切关注发生在身边的政治变革，思考如何有秩序地、合理地发挥民众运动的实力，这才是自己的重要任务。远赴欧美所做的政治观察让吉野感受到民众运动的威力，国内的“大正政变”更坚定了他对民众实力的看法。

1924年5月，政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加藤高明为首的三大政党组成联合内阁。这是日本政治史上首次产生的以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的政党为中心组建的政党内阁。从此直到1932年，六任首相都是政党总裁，而且政党成员通常都占据最重要的大臣位置。加藤内阁向议会提出普选法案，经过各方力量的博弈，1925年5月议会正式通过了《普通选举法》。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只有年满25周岁以上、缴纳国税15日元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候选人必须缴纳2 000日元的保证金。这使得实际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只占日本总人数的1.1%。《普通选举法》取消了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财产限制（性别限制依然存在），使有选举权者从此前的334万人猛增至1 41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5.8%）。考虑到一个世纪前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形，《日本普选法》的出台可谓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吉野主张接受“自由”“平等”等价值对日本国家行为的制约，倡导日本走重视通商贸易的经济和平扩张路线，突破了狭隘的国家主义。在他看来，在国家之上，还有普遍正义和人道等。1919年，他挥笔写下了《世界的主要潮流及顺应政策和对应政策》，指出“世界的进步推动日本的发展，日本的发展又是世界的发展，而且必须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他认为，为了日本帝国将来的发展，日本必须顺应世界的大潮流。那么，世界的“大潮流”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内政上彻底地贯彻民本主义，在外交上确立国际的平等主义”。为此，他呼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民众要重视以道德为基础的“对外的良心”。
吉野对中国和朝鲜的态度，就体现了这种“对外的良心”。1919年朝鲜爆发爱国的“三一运动”，吉野批判日本国内把这次运动视为受第三者煽动的论调，指出日本政府和国民欠缺对朝鲜民众的同情和了解，“三一运动”是日本对朝政策的失败。他告诫日本政府首先要彻底反省，从根本上改变对朝鲜的殖民政策，尊重朝鲜的民族性。
一个多月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吉野发表《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 《关于北京大学学生的骚乱事件》等多篇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在他看来，“这次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并没有日本报纸所称的某国的煽动”，“这次运动是根据一种确信的精神，为了达到确信的目标的行动，而这种目标所向并没有错误”，“这次运动的结果并非单纯的排日，首先是为了铲除国内的祸根”。他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中国将别开一新生面矣”。吉野支持入狱的中国学生上诉，还邀请李大钊及北大学生访日交流。他在《致北京某君书》中提出希冀，“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
当时的日本国内舆论一边倒地谴责五四运动是一场“排日”运动，而“表示共鸣的日本人只有吉野作造一个”。作为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李大钊一直感念自己的老师。每当与来访的日本人见面时，他必会问及吉野先生安否。1923年，李大钊在天津母校发表讲演时，深情地回忆说，“当时有两位日本教员，一系吉野作造，一系今井嘉幸，在本校当教授。后来，两位归国都极力鼓吹平民主义，介绍民治思想，作民权运动，教导他们国民。日本国民很受他们的恩泽。”

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流传出“朝鲜人放火”“朝鲜人要暴动”等谣言，引起恐慌，警察和军队一些人趁机消除异己，造成社会动乱。根据中、日、韩三国学者编撰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记载，军队、警察和市民自发组织的自警团杀害了约6 000名朝鲜人。吉野作造庇护朝鲜学生使其免遭杀害，还发表文章抗议。
关东大地震不但摧毁了东京大部分地区，而且成为日本近代史的转折点。由于民间经济不振、政党政治腐化以及军部势力抬头，军国主义思想开始在社会上盛行。吉野过去的战友有的开始怀疑民本主义，转而投向共产主义。有的则转向右翼，甚至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不过在政府的镇压下，共产主义运动难以振作。而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政府的纵容下，迅速向全社会蔓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吉野曾热心地参与组建的日本社会民众党，为了扩张自己的政党势力，竟然以“确保国民大众的生存权”为由支持军部的侵华政策，并提出尊重国体和否认议会中心主义等内容的“国民社会主义”的新运动方针。吉野愤怒至极，断然和社会民众党划清了界限。他还发表文章，斥责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抨击了社会民众党坐视政府侵华政策而无动于衷甚至默认支持的不义。

1933年2月，吉野在病床上发表最后一篇时论《李顿调查报告的读后心得》。他在文章中提醒世人，“在李顿调查报告发表后的今日，一个坚持自我立场的日本和一个作为国际联盟会员国的日本是无法并容的”。果然，在国际联盟大会投票时，日本彻底败北。日本谈判代表松冈洋右在会场上大喊，“日本政府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已到极限”，带领手下愤然退场。
态度强硬的松冈洋右却深得国内的民心。当他从瑞士日内瓦回到东京时，大批老百姓聚集火车站，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一样迎候他。这表明，民众支持政府选择的一意孤行的不归路，日本至此再无机会回头。吉野幸运地没有看到自己的国家滑向战争深渊。1933年3月，吉野作造病逝，享年55岁。

牧野伸显：预见世界形势的外交家

牧野伸显身世不凡。他是明治维新元老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因过继给亲戚而改姓牧野，但在大久保家中长大），1860年出生于鹿儿岛。他11岁时就跟随岩仓使团赴美，从此留在美国读书，在费城中学读书3年。14岁回国，进入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大学前身）就读。19岁就进入外务省工作，先后担任过日本驻奥地利大使、驻意大利大使。牧野外语娴熟，熟知欧美社会，是一位难得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外交官。他同时也是一位资深政治家，担任过内阁文部大臣、农商务大臣、枢密官、外务大臣等要职。牧野主张对外进行协调外交，学习英美民主政治，在日本政坛上被视为亲英美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国将在巴黎召开和会。作为战胜国之一，日本当然要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外交调查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牧野已经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即将奔赴巴黎。可是他担心，假如各国对日本的认识依然如故，代表团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巴黎和会是恢复和提高日本国际信义的好机会，为此政府要顾全大局，放弃那些“高压的、利己的以及阴险的政策乃至手段”，包括在中国问题上，“帝国应率先提倡取消治外法权，撤走驻在中国的外国军队，特别是日本的军队，并致力于其实现，其结果将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帝国有利”。
牧野的言论引发了激烈争论。陆军大臣、陆军元帅等人对其反唇相讥，后来曾任首相的犬养毅则质疑道：“若按牧野男爵的意见，将来在获得领土这个问题上，不能要求一寸土地，除经济利益外，就要有一寸土地也不扩大的极大决心……如果说从现在起不扩张一寸土地，除经济方面外，那就等于不能寻求如何发展帝国之道。”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巳代治子爵也主张，“不管如何向往光明正大，但大势所趋，每当风云变幻，力求乘机扩大我国领土，乃我富有奋发图强趋势之国民所应经常考虑之事”。
显然，犬养毅、伊东巳代治的观点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论调，根本没有对侵略主义立场的反躬自省。这也不奇怪，因为从19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扩张领土是国家富强之道，争夺殖民地成为普遍做法。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半岛都是这种认识的结果。不过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以牧野伸显为代表的相反观点，即认为在国际关系中要讲公理、倡导和平，反对对外扩张，主张通过贸易发展国家。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之间在外交上发生的诸多互不相容的摩擦，都和这种不同认识和观点主张之间的冲突有关，只是外务省总体上处于弱势，民间也更多地支持扩张领土。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人的看法。这场战争被普遍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明目张胆的掠夺式旧外交在世界舆论中开始难以立足。作为胜利国一方的日本国内，在国际关系中讲公理、倡和平的主张逐渐抬头。就像牧野所说，现在尊重和平主义、排除威压主义的新式外交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日本也应该顺势而为，“对外固应为我帝国极力倡导顺乎世界大势，同时又不能不切望勿使国内陷入茫然自失之窘境”。在外交调查会上，他也说明自己的心志，“今后愿致力于排除威压权谋之手段，以走正道扶助弱国为主义”。
外交调查会上还有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对于成立国际联盟应采取什么态度。自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这个建议后，日本政界疑虑甚深，唯恐国际联盟成为几个大国的操纵工具。牧野认为，成立国际联盟是大势所趋，日本不应该采取旁观态度，“此时要预见世界形势，至少政府必须在原则上主动做出决议，赞成国际联盟的成立……致力于使国际联盟顺利发展”。
这种理性的观点也遭到激烈反对。伊东巳代治子爵认为，国际联盟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自18世纪以来，政治哲理方面的大学者主张此道，鉴于以往情况，显然每次都是纸上谈兵”。他认为国际联盟是维持英国人既有利益格局的政治同盟，将会限制日本将来的发展。这是当时日本盛行的论调。在第一次大战停战前不久，20世纪30年代三度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排斥以英美为中心的和平主义》，反映了日本国内的气氛。
外交调查会上争论的结果是，日本决定在成立国际联盟问题上采取消极态度。在离开东京、前往欧洲的前一天，牧野接到的外交训令说，“国际联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其最终的目的虽是日本帝国政府所赞成的，但鉴于现在国际上种族歧视仍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不论以何种方法达到上述联盟的目的，事实上都有可能对日本帝国带来很大不利……因此，在议定具体方案时，应力求拖延时间，只宜拟定建议案”。同时训令又要求，假如反对不成，那么在结成国际联盟时，“不能使帝国最终孤立于联盟之外”，“只要情况许可，应努力采取适当的保障方法”。
带着这种自相矛盾的命令，牧野一行来到巴黎。虽然元老西园寺公望也是全权代表，但他年事已高，因此牧野作为主要负责谈判的全权代表，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作为全权代表他不能不遵循政府的训令，对国际联盟采取“总论赞成，分论反对”的态度；另一方面，牧野伸显青少年时期在美国学习多年，又多年在欧洲工作，很清楚这个训令在国际社会上不能成立。因此，他在巴黎和会上只能尽力周旋。

100年前，种族不平等是世界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亚洲各国，深感欧美歧视之重。日本希望把废除人种歧视写入国际联盟盟约，据此解决美国排斥日本移民问题，进而获得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显然，日本有借此成为与欧美大国平起平坐的世界级大国的私心，不过人们也不能因此否定日本提案的合理性和先进性。
可是，牧野失望地看到，只有中国、巴西、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赞同日本的提案，英国、法国、秘鲁、希腊等国都表示反对，英国以及其自治领澳大利亚的反对尤为强烈。美国最初表示原则上同意日本提案，可是和会期间一度回国的威尔逊总统发现，美国国内舆论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人种问题属于内政问题，而日本的提案是干涉别国内政，并指责国内歧视其他国家人种的日本政府没有资格提出人种歧视废除案。于是，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由于反对者众，日本代表团把废除人种歧视写入国际联盟盟约的努力失败。消息传来，日本国内产生了极度不满和失望，对牧野全权代表的批评之声高涨。舆论认为，全权代表对待欧美态度的行为太懦弱，理应强硬坚持。如果日本提出退出国际联盟，各国就会接受日本的提案。他们还登门造访首相官邸，要求首相原敬电令代表团采取强硬姿态。

在巴黎，牧野仍然在继续努力。日本代表团又提出把“承认各国人民平等，同意采取公正原则对待其所属的每一个人”添加到国际联盟章程的前言之中。表决结果，在16名与会者中，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11人举手表示赞成，英国、美国、波兰、巴西、罗马尼亚代表5人反对。由于得不到全会一致同意，日本的新提案也没有通过。

牧野一直坚持自由主义，主张与英美“妥协”。结果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时，他作为亲英美的代表被暴乱的军人袭击。75岁的老人从旅馆后门跑出来，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一座峭壁上。火光就像探照灯一样照亮了峭壁，山下的叛军举起了枪。千钧一发之际，20岁的外孙女展开和服挡在外公的面前。暴乱士兵们看到这种英勇的姿态，便放下了枪。老人逃过了一劫。
这个勇敢的女孩名叫吉田和子，他的父亲就是吉田茂。吉田茂和岳父一样，是一位公认的近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曾作为随员参加巴黎和会。亲身经历告诉他，除了与美国合作，贯彻国际协调主义外，日本别无发展的路径。二战结束后，身为首相的吉田茂始终把对美关系看作是日本的政策基石，执行和平的外交路线，带领日本实现了复兴。可以说，这也正是牧野本人一直倡导的。

日美战争不可取：一位海军将领的警世之言

从华盛顿会议开始，日本明确提出了与英美两国进行国际协调的路线，除参加军备管制外，还约定维持太平洋和中国的现状。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对华盛顿裁军会议非常不满，而陆海军的裁减也使不少军人的美梦终成泡影，因此心生怨恨。但是如果循着国际协调路线一直前进，如果日本和军界多一些像加藤这样有眼光、有担当的人士，就能够抑制日本社会潜伏着的肮脏怨恨之心，绝不会发生与周围所有国家为敌的那种自我毁灭的战争。
内阁成立之初，61岁的加藤友三郎面色青中透白，被戏称为“残烛首相”，意为在日俄战争中被点燃的蜡烛又被拿来接着烧。原来，当时他已经身患癌症。1923年8月24日，这位日本的一代奇才去世，那句“日美战争不可能”成为他的警世之言。可惜的是，18年后日本失去理性的疯狂举动，竟然使理应不可能发生的战争变成了现实。

朝日平吾：想给国家治病的“病人”

走进世界著名学府东京大学，最引人注目的，是南北主干道尽头的安田讲堂。它矗立在校园中，外观独特，量块化的形式加上哥特式的基调吸引来客。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为东京大学捐建这座学术殿堂的人却死于东京大学的学生之手。
捐建安田讲堂的，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在明治维新时代，安田善次郎以经营钱币兑换的钱庄为基础，创办私营安田银行，而后逐步向纺织、建筑、铁路交通、保险等领域扩展，形成了安田财阀，在日本政治、经济界中具有巨大影响力。1921年，安田善次郎听说大正天皇将要到访东京大学，即慷慨出资100万日元（当时是一笔巨款），支持东京大学建设大讲堂。工程还在设计中，83岁的安田善次郎就在家中被一个叫作朝日平吾的年轻人刺杀而死。
朝日平吾比安田善次郎小54岁，1892年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当他出生之时，安田善次郎已经是一个卓有声望的金融家，事业越做越大，成为四大财阀之一。不过，明治维新虽然成就了一批像安田善次郎这样的巨富，却没有解决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生活贫困的朝日平吾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肄业。
在大正时代，一批年轻人带着梦想和野心来到中国，有的做浪人，有的做马贼，有的甚至参与中国革命。不甘平庸的朝日平吾就是其中的一员，24岁时他参加了日本大陆浪人薄益三的土匪部队。
“从1916年开始，想做一个为国家鞠躬尽瘁的男子，积极率领危险至极的马贼队驰骋于满蒙的原野，也无非是觉悟到与其做一个平凡的男子只会贪生，不如将性命做乾坤一掷的大比拼。”可是，这个年轻人并没有实现自己的野心。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可大志徒然化为水泡，结果不明真相的世人仅仅把我们作为危险分子来看待。本来有‘胜者官军、败者贼寇’的比方是都明白的冒险，但是世人太不体谅的态度，使我这个小人物增加了心理上的不平，此后从早到晚以酒遣忧，想着什么时候干一番大事。”
满怀失败感的朝日平吾回到国内，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他几次计划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这些人全都报以冷淡态度，将朝日平吾拒之门外。个人的贫困无路、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权力阶层的腐败、富人阶层的不义，让这个年轻人心中的失望和愤怒越来越强烈。他急于寻找自己的人生出路。
一战期间，日本获得巨大的战争“红利”，经济增长状况令人瞩目。但是伴随发展而来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尤其是战后，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分裂成形形色色的群体：暴跳如雷的佃农、愤愤不平的工人、勇往直前的女权主义者、激进的学生、愤怒的少数民族、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这是大转型时代的典型特征，激流澎湃，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各种新思潮持续冲击着这个国家。

在纷乱的社会思潮中，朝日平吾看中的是北一辉的思想主张。当时北一辉的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还没有出版，但是他的观点已经在一些激进的年轻人中流行了。北一辉主张，日本改造必须“土地国有，救济佃农”“对拥有10万日元以上财富者没收一切”“大公司由国家经营”。这些极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的主张使朝日平吾在心中产生了共鸣。

朝日平吾自认为是“志士”，自觉地将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就像他自己所说：“我们是人，同时希望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真正的日本人都是陛下的赤子，有得到保持与身份相称的荣誉与幸福的权利。”他自称“神州义团团长”，纠集了一批年轻人，开始献身于所谓的“改造”日本的事业。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年轻人呢？朝日平吾后来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满20岁的青年，他们不像今日之有识青年会算计，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征为愚直、不言实干、莽撞，立于信念、不为名利而动，故坚强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决死的真实。强烈鼓吹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与其病死，不如诛灭奸人而死等等男子汉的豪爽之气。加上没有父母没有家庭没有教养，因此有咒骂世道之眼光与对贵族的深恶痛绝，因为愚钝才可靠。
在朝日平吾看来，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的赤子因劳动过度、生活环境污秽、营养不良而患肺疾，有的赤子因丈夫死亡为养育爱子而卖淫，有的赤子唯有在战时被捧为国家干城负伤变为残疾人而等同乞丐卖药为生，有的赤子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都在街头奔忙徘徊，有的赤子因食不果腹触犯轻罪而在监狱里烦恼不已。相反，达官贵人却能操纵法律免受处罚……”
朝日平吾认为，造成这些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是天皇身边的那些官僚、财阀，因为他们隔离了天皇和臣民。改造日本必须拥护天皇进行变革，为此就要“清君侧”，把明治以来的元老、重臣、新旧华族、军阀、财阀、政党首脑统统杀掉。“因而清除君侧之奸，诛杀奸富乃实现日本繁荣昌盛之手段，乃为大多数国民造福之举，同时乃吾等真正之日本人之要求、权利也。”
朝日平吾主张采取“一人一杀”的恐怖暗杀手段。他对自己的盟友说：“卿等体会我平素的主义，不声张、不外露，只是默默地刺杀、冲击、斩伐、投放，不需要同志间的往来、结集，唯有埋葬一个，这即是尽自己个人的方法与手段”，“鄙人愿意率先垂范，诛杀一奸物。鄙人虽要自刃，但坚信第二、第三志士必能体察鄙人思想，继承鄙人抱负，数十计地付诸行动”。他认为，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善次郎是一个典型的“奸富”，“虽积巨富，却不尽富豪责任，无视国家社会”，于是他将安田善次郎作为自己刺杀的对象。
1921年9月28日，29岁的朝日平吾自称律师，来到安田善次郎的别墅。在会客室谈话时，当场将83岁的安田善次郎杀死，随后自杀。自杀前，他留下了《檄文》和“斩奸状”。这些文字发表后，激起社会的同情。朝日平吾的葬礼规模盛大，竟然有上千民众自发参加。
朝日平吾的遗书还鼓舞了一个19岁的车站扳道工。一个多月后的11月4日，这名叫作中冈艮一的青年在“国贼！国贼！”的尖叫声中杀害了首相原敬。至于杀害首相的动机，判决书中这样写道——
……如能拼死杀害首相，即可推翻原内阁，从恶政中拯救国民。被告人作为志士虽想由此即足可震撼当世，并留名后世，但此时尚未下定暗杀之决心，偶于同月（9月）28日，发生壮士朝日平吾刺杀财阀安田善次郎并自戕之事。艮一由次日即29日的报纸记载得知，并见到世间大多不同情善次郎，而同情平吾，还听到被告人（桥本）荣五郎（大冢车站副站长）把这当作使富豪觉醒之开端而称赞平吾，深为平吾之举所感动。同月30日夜，其于深思熟虑后终于决心效仿平吾坚决刺杀原敬首相，同年10月2日，先在该站（大冢车站）附近的五金商店购买了白鞘短刀……

朝日平吾的这种做法开启了先例，20世纪上半叶日本社会的恐怖刺杀活动由此“流行”开来。那些狂暴的法西斯主义者将枪口对准在任首相、重臣以及大银行家、大企业家，掀起了暗杀的高潮。因此，日本学者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治史》中说：“朝日平吾的行为具有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先驱的意义。”
朝日平吾充满社会关怀，希望为日本“治病”，可是他本人却是一个认识偏激、思想激进的“病人”。在大转型时代，需要许多有志向的思想者、行动者，推动国家的平稳转型。值得警惕的是，那些缺少理性的人可能把转型国家推向歧途。朝日平吾认为自己是充满“男子汉的豪爽之气”的志士，所作所为是“乾坤一掷的大比拼”。这种法西斯恐怖行为并没有达到解决政治问题、“拯救”日本的目的。恰恰相反，刺杀事件只会将国策推向更激进的方向。因为时局没有转变，后来者又进行新的暗杀。财界害怕右翼的恐怖活动而开始为其提供资金，右翼和财界的媾和又进一步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离自由宪政越来越远，直到最后将整个日本帝国推进二战的深渊。
朝日平吾死后发生的故事更耐人寻味。朝日平吾刺杀安田善次郎的事件，是将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思想付诸行为的首次事件。朝日平吾的姐姐在接受警察审讯之后，根据弟弟的遗嘱，将遗物和遗书交给了北一辉。北一辉拿着朝日平吾刺杀安田善次郎时所穿和所用的衣物等，主动上门来到了三井家。深陷恐怖之中的三井家知道北一辉的用意，遂赠其以巨资。事实上，作为年轻革命运动的精神导师，北一辉和财阀一时之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极左到极右：北一辉的激进人生

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1883年出生在北部海岛佐渡郡。这是日本沿海的一个偏远小镇，曾是犯人们行刑服苦役的流放之地，附近开有一些金矿和锡矿，镇上的大多数居民从事渔业。北一辉的父亲经营过酿酒业，但效益不佳，整个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上。
北一辉的求学之路也不顺利，先是因为眼病而休学，后因升学考试失败而退学，又因家庭反对遭受失恋的打击。正是人生起步的不顺利，使得北一辉性格迥异于同龄人，对人生和世界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思考。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反“国体论”的文章，受到警察的追究，父亲令其停笔，使他做“政治评论家”的幻想破灭。随后这位右眼失明的18岁年轻人只身来到东京，寻求别样的人生。
一个远离家乡的年轻人，身无长物，又无学历，踌躇在东京的繁华街头，心中定是五味杂陈。就在这期间，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成立，旋遭政府取缔。这个社会新闻热点吸引了北一辉，激发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这位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不断来往于家乡和东京之间，也在家乡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字。其中《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观察》一文批判日本的传统国体，被政府视为对皇室“不敬”，禁止再次刊载。

1905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北一辉又来到东京。因为弟弟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北一辉就和弟弟住在一起，到早稻田当旁听生。当时，这所由政治家大隈重信创建的民办高校是日本思想界的一个汇聚点，开放包容，百家争鸣。北一辉听了政治学、法理学、社会发展理论以及欧洲政治制度等课程，并去上野图书馆查找资料，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做准备。
1906年春天，23岁的北一辉完成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阐述他对日本社会的看法和解决方案。北一辉认为，日本底层民众生活贫困，原因就在于“经济贵族”的掠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人生的悲惨丑恶之两大事件”。为了解决“贫困”的问题，要从经济秩序着手，重新调整经济秩序。为了解决“犯罪”的问题，就应该从伦理道德着手重建伦理秩序与道德秩序。最理想的国体是“社会主义”国体，最理想的政体是“民主主义”。

从表象看，《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似乎是一部社会主义论著，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宣言。读者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印象：似乎在披露社会底层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与希望；揭示财阀官僚的奸邪罪恶，投以鄙夷与愤怒，发出“救世”的呼号——日本在遭难，千钧一发的内外交加之危机，有待北一辉发明的另类的“社会主义”来挽救。从这本书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路遇不平的愤世嫉俗，也看到了一个没有经过系统学术训练却野心勃勃的青年的狂妄。
北一辉听过有贺长雄、安部矶雄、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浮田和民等学术界著名人士的讲座，从《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中可以看出他的许多思想就是来自这些学者。不过，这个狂妄的年轻人几乎对上述学界人士的思想都加以批判。其实，北一辉的思想很混乱，例如他既标榜自己是“纯正社会主义”，又抨击日本的“反战论”，强调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崇尚专制和对外侵略；他既主张实行土地及生产机构的公有化，同时又重视个人的“生产权”；他既批判了天皇绝对权力的“国体论”，认为天皇是国家最高机关的一个成员，又认为日本社会要进化，首先要让天皇拥有无限权力。
由于惧怕镇压，没有出版社敢为他出版。屡经挫折之后，北一辉自费出版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但是10天后就被内务省以“紊乱朝纲”为由禁止发行。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为钦定，天皇权威至高无上，必须绝对服从，岂容北一辉议论国体，质疑神圣？他删除了部分敏感内容后再次出版，但社会对此没有了反响。著作的失败，使北一辉陷入生活困境，同时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28岁的北一辉以黑龙会刊物特派记者的身份，赶到硝烟未散的武昌城下，置身中国革命的现场。
《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遭禁后，失意的北一辉被右翼分子看中，邀请他加入“革命评论社”。这是一个由在野激进人士组织的团体，以支援中国革命为主要任务。他还加入了成立不久的同盟会，是同盟会里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之一。从此北一辉投身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筹措物资和资金。这既解决了他眼前的生活困境，也躲避了日本政府的监控。
在同盟会里，北一辉非常欣赏革命家宋教仁的组织头脑和才干。在他看来，“他（宋教仁）具备作为冷静不惑的国家主义者所固有的立法素质，足以担当组织集团的大任”。在辛亥革命的风云岁月里，北一辉追随宋教仁，转战于武汉、南京、镇江等地，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场观察者和参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他是日本黑龙会与中国同盟会之间的交涉桥梁，对双方的事务均有参与。
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稳定，相反，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充斥着血雨腥风。1913年3月，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到暗杀。在宋教仁的遗体入殓仪式上，北一辉痛哭不止。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宋先生灵体下楼后，由服役者将衾穿服竣事，遂入棺含殓。视含者环立四周，哭声震宇，黄克强、于右任尤恸……尚有日本人北辉次郎等四五人，皆泣不可抑。”
作为宋教仁的忠实信徒，陷在悲痛中的北一辉在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指称“暗杀宋教仁乃孙中山所为”。后来他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强行遣回日本。后来他回顾此事时说，当时自己快找到凶手了，有人要暗算他，日本领事驱逐他出境回国，正是保护了他的性命。
但是查看当年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档案密件指称北一辉是无职业的平民，“敲诈勒索成为其糊口之手段。虽说毫无收入，其日常之生活，却极尽奢侈之能事。据说该人欠下在华侨民和中国人巨额债款，众人对其无可奈何。现在发生了宋教仁暗杀事件。有关暗杀疑犯及行凶情况，该人信口雌黄，密告黄兴与在华侨民共谋，

又密告各国租界的警察也有干系，引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重大疑惑，对我在华国人也有其他嫌疑。若任由其胡言乱语，必将严重妨碍地方之安宁。为此，命令该人从本日起三年内不准在清国侨居”。
回到日本后，北一辉又重陷孤独而贫困的生活。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流亡者们来到日本，北一辉再次与中国革命产生联系，他还领养了中国革命党人谭人凤的孙子。1916年，北一辉完成《中国革命外史》，并将其印刷后分发给日本的朝野人士。此后，北一辉便以中国革命的“顾问”而为人所熟知。
终其一生，北一辉以反孙中山干将自居。孙中山也对北一辉深恶痛绝，公开与其决裂。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是在日俄战争的胜利及日本思想的启蒙下发生的。虽然北一辉承认孙中山在推翻清末的腐朽统治、确立共和政体这一点上建立了“百代不磨的功绩”。但是在他眼中，孙中山是一个民主的梦想家，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东方人，并不理解中国，政治理念只是企图求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复制。在革命中国的发展建设问题上，孙中山的“美国式理想”是没有根据的空想。
在北一辉看来，日本应该帮助中国，以武力完成统一，并摆脱西方国家的束缚。人口过剩的中国因缺少土地，应该向中亚扩张。他企图以“中日同盟”为基础，以“日美经济同盟”为经济后援，击退英德的元寇来袭，让“日出处的太阳旗照亮全世界的黑暗”，最终实现日本成为“亚洲盟主”的愿望，并完成与西洋对抗的“亚洲门罗主义天启之使命”。
显然，北一辉是将中国革命作为日本外交的一环来加以考虑的。也就是说，他参与并研究中国革命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手段，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日本对外政策才是终极目的。因此，北一辉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对中国革命及中国革命党的真正理解，对日本政府及国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1916年，在禁止进入中国的期限结束之后，北一辉再次回到中国。此时，他已经以中国革命的“顾问”而为人所熟知。为了便于在中国境内的行动自由，他将本名“北辉次郎”改为类似中国人的名字“北一辉”。从此，他以“北一辉”名世。

信仰不限于哪一宗，但是从1916年1月（34岁时）以来，专心诵读《法华经》，此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生命，年复一年地修业，20年来没有间断。因而不用说，每天的祈祷，神社佛阁等的参拜是我认真的生活。
这是20年后，北一辉在狱中的供述。确实，自从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之后，北一辉就开始了所谓“修业”生活。但是，诵读《法华经》并没有让北一辉看空一切。尤其是当五四运动的怒涛从北京奔涌到上海时，反对日本的声浪让这个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感到烦闷苦恼，因为他看到，“站在眼前发生的排日运动前列进行指挥、鼓吹叱咤的人竟是十几年来血泪交融、生死与共的同志”。
五四运动击碎了北一辉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志向，让他无所适从。他把五四运动看作排日运动，为此甚至一度绝食抗议。眼看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日益高涨，不可遏制，伤心失望的北一辉想回到故国。可是，这时的日本也不太平。当时一战刚刚结束，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变得悬殊，贫富之间的差距明显增加，左翼运动逐渐增强。回望故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北一辉认为日本正处于危机之中——
大日本帝国内忧外患，面临史无前例之国难。多数国民苦于生活之不安，纷纷效仿欧洲各国破败之举，而将政军财权据为己有者则竭力维持其不义。英美德俄无不背信弃义，恃日俄战争方得以保全之邻邦中国亦酬以排侮。真可谓东海粟岛之孤立。如

若走错一步，则将招致祖宗建国伟业一扫而空之危机，再现幕末维新之内忧外患。
于是，北一辉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生了急转。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已下定决心，放弃十余年来参与中国革命的生活，而回到日本。若让十几年来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任其自然发展下去，则显然有损于我国的世界对策、对华政策和国家本身……是的，我要回日本去。把日本魂彻底翻个个儿，以使其适应日本自身的革命。为此，只是向国内存在的许多正在行动的革命领导人提供革命帝国的框架略图，也许是必要的。是的，可以保卫全亚洲7亿人的‘最后的封建城堡’，应是将要在太平洋沿岸的群岛上建成的革命大帝国。于是，我便着手起草了这个法案。”
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北一辉在诵读《法华经》之余，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下简称《改造法案》）。他宣称，军阀、财阀与政阀是社会的蠹虫，占有最大量的社会资源，压迫社会底层，理应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将以“阶级战争”与“革命战争”铲除社会的蠹虫，实施“昭和维新”，迅速完成国家改造。
通过什么办法实现“国家改造”呢？北一辉的答案是，必须依靠底层大众，特别是通过军队的“武装政变”来完成。中国革命中的经历，让北一辉相信军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由于在任何需要革命的国家中，军队必然是腐败的，北一辉也相信将军和高级军官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主张，日本革命必须由年轻军官和士兵所领导的一场军事政变来发动和完成。政变成功之后，天皇应该公布一项有效期三年的军事管制法令，解散国会两院，在这段时间里为国家的重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强制性的军管法有效期间，后备役军人应该在内阁的直接控制下，被委托以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同时，后备役军人要对每个地方的富人所拥有的财产进行调査，凡超出国家关于私人财产限额的部分均没收充公。同时实现生产的高度集中，完成“大资本的国家统一”，即国家的统一经营。
北一辉迷信武力，鼓吹要把“‘宝剑的福音’即武力看成神圣”，“没有战争的和平不是通往天国之路”，因此日本“应该永久地维持现时的征兵制”。作为国际社会的无产者，日本可以通过战争来实现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解放，最终建立起“一个北起俄国、南至澳大利亚的大帝国”。他大言不惭地说，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诉诸战争匡正非正义之国际性划界。假若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就应在全世界无产者阶级欢呼雀跃中，加冕此黄金之冠”。
在那个大变革时代，日本出现了两个方向相反的思想家：其中一位是吉野作造，另一个便是北一辉。吉野作造想通过舆论和民众运动建立与国民直接联系的政府，而北一辉想通过暴力和政变建立与天皇直接联系的政府。《改造法案》激烈亢奋，充满了对天皇权力的推崇与对议会政党制度的仇恨，表现出露骨的军国主义与“超国家主义”（极端国家主义）色彩。打开《改造法案》，鼓吹“底层革命”的气息扑面而来，即使导致专制与自由的被剥夺也在所不惜。
在军队扮演主角的革命中，基于狭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可能随之建立。北一辉鼓吹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剥夺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控制和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对外诉诸战争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新秩序。沿着他提出的路线而进行的革命，明治维新后已经变成了民族主义国家的日本，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建立一个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极端法西斯主义国家。
北一辉完成《改造法案》的同一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希特勒则加入主张以“民族的社会主义”作为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法西斯主义不期然而然地同时在东西方呱呱落地了。
弗洛伊德曾抱怨，在人类历史上有些“疯子、能见到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有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北一辉就是这样的人。在他死后，历史基本上是按照他所预言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北起满洲里，南至新几内亚岛的大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而后迅速崩溃。

一战结束后，随着普选运动及民本主义运动的发展，日本迎来了“改造”的时代风潮。许多标榜“改造国家”的“革新”团体先后成立，其中接近法西斯主义的团体也急剧增多起来。当北一辉在上海的亭子间写作《改造法案》之时，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二战后被列为战犯）、满川龟太郎等人组织成立了“犹存社”，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法西斯组织，但是还苦于缺乏理论指导。
1919年8月的一天，大川周明专程来到上海的长田医院，访问病中的北一辉。两人畅谈两天一夜，相互许为知己。后来北一辉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身高六尺、体格健壮、连一面之识都没有的大川君，特地到上海接我。他说日本将要发生革命，日本比中国还危险，因此您要回国。他的这一真诚邀请，使我与他结成了生死之交。”
大川周明携带《改造法案》书稿回国，用誊写钢板秘密印制47部，在“犹存社”内部发行。“改造”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但是大多数人不具有具体的“国家改造”方案，思想界也缺乏对重建社会的清晰构想，唯有北一辉例外。他将日本放在东亚范围内，进而将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放在与繁荣的欧美相对立的层面上加以思考，提出的国家改造方案最完备、最系统，也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因此，《改造法案》在当时日本各社会团体的改革方案中最具影响力。
1920年1月，37岁的北一辉告别中国革命，回到日本，参与“犹存社”活动。这时他已从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自诩“肩负日本自身的革命”，决心为日本国家主义效力。“犹存社”的机关报《雄吼》主张重建“革命的日本”，鼓吹执行“道义”的对外政策，实现“亚洲解放”，共抗英美侵略。
北一辉本来希望以“犹存社”为据点，扩大其“国家改造”的思想主张。然而没过两年，他就与大川周明产生矛盾。1922年初，在东京市长后藤新平的邀请下，共产国际代表越飞访问日本，北一辉撰写《训斥越飞的公开信》，攻击俄国，讽刺后藤新平。后藤与大川周明关系密切。此事激化了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的矛盾，最终导致“犹存社”解散，北一辉失去了自己的阵地。
不过，此时北一辉已经在日本学生和青年军官中颇有名气，他们特别热衷于传阅、讲读《改造法案》，有时还登门向北一辉求教。因为北一辉的著作充满了“革命”“人民”“反帝”之类的激进词句，以人民、底层的名义，反对民主自由，反对西学传播，坚持文化封闭，因此吸引了那些涉世未深的学生和青年军官。在众多军人崇拜者中，最忠实的就是西田税。
西田税比北一辉小18岁，在陆军士官学校上学时就开始对《改造法案》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后来他因病而被编入预备役后，就在北一辉身边奔走从事改造运动。跟他来往的青年军官越来越多，他也热衷于接触和动员他们。于是，他被看作改造运动的一方之雄，但也有人用轻蔑和疑惑的目光把他视为“革命掮客”。
1926年，多年为疾病所苦的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即位，改元“昭和”。北一辉写出《维新革命论》一文，认为新天皇给日本带来了希望，要求进行“昭和维新”。这与少壮派军人不谋而合。这些下层青年军官大多出生于农村，深知士兵家庭的贫困。他们以“爱国青年”自许，不能假装看不见民众的痛苦，认为只有军人奋起，以“明治维新”为蓝本，来一场“昭和维新”，清除天皇身边腐败的“邪恶臣子”，建立天皇亲政的“皇道国家”，才能打破腐败的政党政治。他们因此被称为“皇道派”。北一辉的理论恰恰为“皇道派”提供了思想武器，《改造法案》成为鲁莽的青年军官们的“圣经”。

作为北一辉的忠实弟子，西田税是“皇道派”中的骨干。他协助编辑并公开发行《改造法案》，并纠集陆军中下级青年军官组成法西斯组织“天剑党”。《天剑党章程》声称：“天剑党为以军人为基础、广泛联络全国战斗的同盟的改造国家的秘密结社，是把《改造法案》作为经典实行的剑。”“天剑党”组成不久，即被日本的宪兵发觉，勒令该组织解散。但西田税等人仍然四下活动，北一辉的国家改造理论在青年军官中广泛传播。
从“犹存社”开始，日本兴起了民间法西斯团体和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深深影响了日本，也加速了法西斯思潮的蔓延。到1933年时，日本国内各类法西斯社团数量已达500余个，北一辉的思想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起了指导性作用。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还处于思想开端迅速传播的阶段，那么1930年以后，法西斯分子就开始采取暴力行动，日本进入多事之秋。1931年10月，一些军官策划政变，推翻内阁，组成军人政府，计划的政府领导人名单里就有身为民间人士的北一辉。不过，这个政变（史称“十月事件”）胎死腹中。第二年又发生“五一五事件”，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声称“点燃昭和维新之火炬”。
这一系列政变及暗杀活动，都与北一辉的思想密切相关，只不过他本人没有参与其中。自从与大川周明产生隔阂以后，北一辉一直闷居家中，靠诵读《法华经》以及在此期间出现的幻视幻听和妻子求神降灵给他的“显灵生活”度日。他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在悄悄逼近。他在上海诵经过程中想出来的《改造法案》，经过青年军官运动的领导人反复咀嚼，已经被付诸行动，给日本带来了多次政变，也将给他本人带来灭顶之灾。

1936年初，一位年轻军官每天清晨都到明治神宫去参拜，白天则精读和抄录北一辉的著作。这位名叫矶部浅一的人是近卫步兵军官，也是“皇道派”的一名骨干。后来他在遗书中说：“在此期间，我的脑海中已经形成某种坚定的决心和要旨，就是说已经逐渐确定了能够断然实行的腹案。”
“断然实行”的，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包括矶部浅一在内的22名陆军青年军官率领1 400多名士兵攻击首相官邸、大臣官邸和东京警察总部，甚至一度占领部分皇宫。大藏大臣、宫内大臣等高官被残忍杀害，原计划要刺杀的人还包括天皇周围的所有“奸佞之人”，包括所有国家元老重臣、内阁成员和许多陆军高级指挥官。
暴动者的口号是“尊崇天皇，驱逐奸佞”，提出将兵谏的文书传达给天皇、罢免“统制派”军官、重用任命“皇道派”军官等要求。政变不到3天就被镇压，矶部浅一等政变领导者被捕。据说事件发生后不久，北一辉就收到了有关“二二六事件”发生的电话，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政变。可是，北一辉还是被作为此次事件的罪魁之一遭到逮捕，他的忠实弟子西田税也一同被捕。
其实进入1930年以来，少壮派军人先后发生多次政变，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还杀死了首相犬养毅。这些政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北一辉思想的影响。这也符合北一辉本人的《改造法案》。他曾宣称，真实的“革命”无法用一本书去解读，重要的是“革命”的实践与关切社会的“本心”。实际上，《改造法案》绝非学术著作，而是人人都懂的行动指南。
“二二六事件”后，警视厅对北一辉进行调查并做了详细记录，事实证明北一辉与这次叛乱确实没有任何联系。但无可否认的是，发动政变的青年军官确实是受到了北一辉思想的影响。作为“二二六事件”主事者之一，矶部浅一在狱中日记中写道：“我相信《改造法案》丝毫也不要修改，完全地实现它”，“日本的前途除了《改造法案》之外绝对别无他途。日本如果沿着法案以外的道路前进，那就是日本的没落之时”，“《改造法案》，一点一画一字一句都是真理，是历史哲学的真理，是日本国体的真表现，是大乘佛教在政治上的展开，我为了法案即使天子传唤也不下船”。
1936年7月5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开始审判叛乱参与者。这是一次不允许有辩护人、不允许公开、不允许上诉的审判。负责检举右翼思想的检察官指控说：“在‘二二六事件’中，众所周知他们所信奉的思想的中心是北一辉的所谓《改造法案》……以此《改造法案》为他们的国家改造的神圣的经典，或者称之为在日本改造中必须实践的神圣的经典。”
法官认为，北一辉和西田税的作用是“帮助主谋者的利敌行为”“略有利敌或对我军稍有不利”“其最高限度相当于三年与极刑的中等以下的刑罚”。但是，军方高官决定对“皇道派”进行总清洗。在陆军领导机关的指示下，军法会议不得不枉法宣判死刑。担任审判长的吉田少将后来说——
起初，伊藤预审官（陆军法务官伊藤章信）认为是利敌，检察方面也认为以利敌为合适而提出公诉，但本省指示应定为主谋者，检察官接受了这一意见，便勉强改为主谋者提了出来。这恐怕不会是真实情况。
北一辉和他的学生西田税也被认定为政变主谋而宣判死刑，在政变中起核心作用的17名军官也同时被判处死刑，而且不允许上诉，一个月后行刑。在行刑前一天，北一辉给养子北大辉（中国革命家谭人凤的孙子）留下了一部《法华经》，他在遗信中说，这是直到他临终一直在诵读的“至重至尊的经典”，“为父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东西给你，只留下这无上最尊之珠宝”。
1937年8月19日早晨，北一辉留下绝笔：“狱里诵读《法华经》，或拜谢加护，或血泪哭泣，迷界之凡夫古人亦如斯乎。”随后，北一辉和西田税、矶部浅一等人被押赴刑场。西田税向他的老师提议，“咱们三呼天皇万岁后再死吧”，北一辉拒绝说，“我不愿意这样做”。枪响了，北一辉结束了54岁的人生，但是北一辉的思想却因其死而得到更广泛的扩散。
日本法西斯的特点是，来自下层的激进法西斯运动的每一次痉挛般的发作都成为一种契机，而促进上层的法西斯化。“二二六事件”也是如此，发动政变的下层军官“狡兔死，走狗烹”，军部官僚借此在军队内进行彻底肃清，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军部和官僚、财阀沆瀣一气的体制得以强化，开始走向正轨、完善的法西斯主义。

1912年，29岁的北一辉在上海结婚。新娘原籍日本长崎，颠沛流离来到中国，沦落在社会的最底层，坠入上海的一家妓院。北一辉与之结识后，视其为红粉知己。两个月后，他们在上海结婚，后来再也没有分开过。北一辉诵念《法华经》时，他的妻子便会有神灵附体的表演，代为宣读法旨。夫唱妇和，十分默契。

1921年9月，深受《改造法案》影响的青年朝日平吾刺杀了财阀安田善次郎。这是将北一辉《改造法案》一书思想付诸行为的首次事件。朝日平吾的姐姐将他的遗物和遗书交给了北一辉，随后北一辉拿着朝日平吾的衣物找到了三井家，获得了大笔的资助。显然，这是一次赤裸裸的威胁与敲诈。

作为革命运动的精神导师，北一辉手中掌握着大量与革命相关的信息与资源。而在当时日本社会，由于正处于一个人人自危的混乱时期，在政经界拥有大量上层资源的财阀和资本家们也愿意通过给予金钱贿赂北一辉，求得自身安全。事实上，北一辉从写作《改造法案》开始，每年都从三井财阀处得到2万日元资金资助。在财阀处得到巨额资金的北一辉，用这笔资金不仅维持了自己在中国的人脉（在中国期间），而且还资助了在野的右翼政客，以及军队年轻将校的革命活动。
北一辉声称站在工农与城市贫民即社会底层的一边，他所宣扬的理论就是要打倒财阀。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一辉似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财阀的敌人。可是暗地里，他却接受财阀的资助。这就是历史的真相。而信奉他思想的年轻人却不明就里地去杀财阀，并为此丧命。北一辉在被执行死刑前，曾对他的弟弟说：“我与这次叛乱没有任何联系。但是，由于这个集团胡说自己是我的著作的崇拜者，因此，人们可能会问，和他们在一起我是否感到荣幸。”

德富苏峰：日本帝国的“戈培尔”

德富苏峰出生于1863年，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他23岁离开家乡熊本，来到东京，创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因此而参与舆论界的角逐。他主张全面“欧化”，提倡“纯粹泰西主义”，迅速成为言论界的新星。后来，他又创办《国民新闻》杂志，攻击藩阀专政，宣传自由民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确立了他在舆论界的主导地位。
苏峰认为，必须彻底地否定日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全盘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日本国民才能取得与西方国家“大国民”同等的地位。他提倡“平民主义”，反对“武备”社会，主张依靠生产来获取生活的自由，建立近代市民社会秩序。因其言论的巨大影响力，他被誉为继福泽谕吉之后的第二大明治思想家。
但是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个本来呼唤和平主义的言论家却突然转向，狂热地鼓吹战争，提出“大日本膨胀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日本一旦取胜，“可促使朝鲜改革，可订立北京城下之盟，可获得几个亿的赔款，我日本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岂不都是在此一举吗”。从此，他从平民主义走向帝国主义，而且毫不掩饰地以“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自命。
“我的意见从和平主义进化到帝国主义，这是比较显著的事实！”德富苏峰在给一个友人的信中这样坦然写道。他还自称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从个人的平民主义到国家的平民主义，从自由和平的理想家到‘力的福音’的信者，最终作为帝国主义者而成为东洋自治的倡导者”。
苏峰主办的《国民新闻》不再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而是转向以政治为主，他本人也开始向政界靠近。为追求政治权力，他出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为山县内阁的扩充军备政策辩护，成为藩阀政治家的智囊，时人骂他为“变节汉”。可是“笑骂自由他人”，苏峰得到了实际好处。1911年8月，他被选为贵族院议员，跻身权贵阶层。

1912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希典大将剖腹殉死。明治维新后，武士为主人殉死的做法已经被取缔，文明开化也有近半个世纪了，竟然还有如此愚忠之举，当然招致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称其为愚蠢之举，不足为训。可是，苏峰却写文章《心事分明》，为乃木希典大唱赞歌，令知识界侧目。
作为舆论界的重要角色，德富苏峰早就从思想解放的启蒙家变为保守主义者。不过，他竟然走到为天皇殉死者唱赞歌的地步，仍然令人震惊。20多年前，苏峰在驳斥复古主义时曾说，“今日提倡复古，岂非痴人说梦？欲变明治人民而为封建臣民，可行乎？吾闻三尺小儿可变为六尺男儿，然未闻六尺男儿变回三尺小儿”。这些话用于讽刺苏峰本人，不也是十分恰当吗？
以第一次护宪运动为开端，日本社会进入了风云激荡的大正时代。社会求变，人心思变，实现了“强国梦”的日本开始重新选择国家发展方向。于是，各种学说竞起，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苏峰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思想多元化意味着“精神界的土崩瓦解”，大正时期处于“国家无理想，国民无志向”的所谓混乱状态，“我日本国民的现状是惰性十足，不思政事。其可忧患之处在于奢侈淫逸、荒唐无度”。“今日日本青年是世界所有危险思想的储藏所”，因为他们的国家观念和爱国观念已很淡薄。苏峰认为，这是明治时期“思想中毒”带来的直接恶果。
在苏峰笔下，明治初期引进和吸收的西方现代思想就是“毒”。它们带来日本思想界的混乱，导致国民思想的根底发生动摇，大正时期的青年实际是明治维新社会改革的最大受害者，“父母的因果，报应在子女身上”。在他看来，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也应该有与日本国情相适应的思想主张，不应盲目追随西方思想。想当初，青年时期的苏峰大力主张“纯粹泰西主义”，现在他却将国民吸收“泰西思想”视为“思想中毒”，两相比较，判若两人。这标志着，他与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彻底脱离，彻底抛弃了现代思想。

德富苏峰鼓吹说，“皇室中心主义”是“顶天立地的”，“以它统一大和民族、振兴大和民族，以它在平时与非常时期鼓舞国民之斗志。因此，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以它来发挥日本帝国之国威”。他把“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内核“忠君爱国”奉为“宗教之上的宗教，哲学之上的哲学，学问之上的学问”。
苏峰不但以“皇室中心主义”来强调日本国体的特殊性，也把“皇室中心主义”作为整合民族、鼓舞国民斗志的思想工具。他提倡所谓“积极的忠君爱国”。他说，“我对大正青年的期望不只是忠君爱国，还应当是积极的忠君爱国、膨胀的忠君爱国、进取的忠君爱国。忠君之第一义就在于把皇威布于四海，把皇泽披及八荒。爱国之第一义在于把大日本帝国建成世界第一等强国、雄国及正善之国”。这样，“皇室中心主义”自然地与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连接起来。
德富苏峰自称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不过，这种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质疑和批评。一战结束以后，“国际和平”“国际协调”成为调整国际关系的新取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人们憧憬着战后国际新秩序。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应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如何学会与世界和平相处？各种思想激烈角逐，国际上的和平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
可是，德富苏峰不承认普遍正义和人道主义等超越国家的价值存在，只把国家的存在和膨胀作为目的。他把国民思想受影响的种种迹象概括为“美化（美国化）作用”“赤（苏联）化作用”。比起来，他更警惕“美化”。在他看来，“所谓美化作用是指在精神上变成美国人。即把美国作为日本人的理想故乡……美化作用有种种倾向。或醉心于美国的富强，或以美国为理想之国度，或以美国为文明之发源地。总之，即崇拜美国”。他担心在“美化作用”的影响下，日本会丧失固有的“皇室中心主义”的观念。
早在一战之前，苏峰就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打破“白阀”。他把白种人视为与日本“藩阀”同样的专权势力，是阻碍日本追求世界一等国的国际地位的障碍。他提倡“尚武之精神”“国民皆兵”，对内打破“藩阀”，对外打破白种人对世界的“专制”，重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显然，德富苏峰以打破国际上的“白阀”作为与欧美列强对抗的理论，作为日本国进一步走向“膨胀”的理由。
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一套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起来，曾经动荡的世界开始稳定下来。苏峰却宣称，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条约，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具有相同的性质。他在《国民新闻》上煽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借助192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排日提案做蛊惑性宣传，声称“美国化会给日本带来危险”。
苏峰不遗余力地鼓吹帝国主义，宣称大日本帝国“担负着一种特别的天职。这种天职就是给东洋及南洋带去政治组织的恩惠”。他以罗马在上古史上的天职为比喻，来说明日本在近世史上的天职，“我们一点也没有侵略其他领土之念。然替天行道，相信于布大义于天下之精诚决不可自限。不安于小成、不贪小康，四千余万勠力协心，发挥此坚忍不拔之大精神，以为冠绝千古之历史的一大事功”。

1926年昭和天皇即位，被民主自由活动家高度评价的“大正民主”渐行渐远。这时苏峰已经年过六旬，但仍然不遗余力地向大众宣传“皇室中心主义”，试图以此来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国家认同”理念来追求日本的国际地位。如果说吉野作造和北一辉是体制外的思想家，那么苏峰则是一位体制内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皇室中心主义”得到政府的赏识，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社会充满了动荡：经济大恐慌、社会矛盾、军事扩张、政坛暗杀不断，这一切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生态，独立政党、商人团体、工会、佃农协会等社会组织通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控制社会的各种国家大型机构。军部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整个国家急剧向极右翼发展。
德富苏峰仍然对国民进行教化，宣扬他的“皇室中心主义”及“国家认同理念”。他特别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小学教育应该处于教育的第一阶段，军队教育是第二阶段。接受这两个阶段教育的大和人民“和平时是忠良的市民”，“一旦有缓急，在至尊的军旗下，则为护国之干将”。就这样，作为战争的舆论制造人，苏峰和军部步调一致地推动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前进。
1931年6月，大日本国史会成立，德富苏峰任会长。九一八事变令他兴奋不已，年已68岁的他声称这是日俄战争以后他最愉快的时刻，“相信这一事件是实现我的主张的最好机会”。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把日本侵华美化为日本“皇道”世界化的标志。他认为，以前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就像蝾螈和蓑虫一样闭守在日本诸岛，并非命运注定如此，相反，“日本民族本来是雄飞世界的人种，不幸机会没有成熟。换言之，雄飞的训练所需要的时间过于漫长”。“进入”中国是日本“以国运做赌注”，日本“在大陆经营上不止走出了一步，而是走出了数步，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所谓背水一战，就是今天的情形”。
在报界一片黑暗中，苏峰依旧活跃异常。他积极组织策动全国的文化人、学者、文学家为侵略战争效力，美其名曰“文学报国”“言论报国”。同时他倾全力宣扬日本的军国主义，笔耕不辍，先后写了《昭和国民读本》《满洲建国读本》《国民必胜读本》等畅销书。其中的《昭和国民读本》，三个月销售量超过50万本。这些书的主题都是宣扬对外侵略扩张的。
德富苏峰鼓吹与德国、意大利结盟。在《昭和国民读本》中，他指出，“我国既有敌人又有朋友，我同行国之德国与意大利都具有伟大历史，都具有与本民族相应的特殊文化。我们不仅在防共这一点上相互合作，而且还以三国特殊的文化为基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斟酌，以求各自文化的发展与提高……因此，三国防共协定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德富苏峰的“国民皆兵”“把军人之教养普及到民众中间去”等言论主张，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更加完善了军部体制，使其沿着超越政府而独自决断走向战争的方向迈进。随着日本滑入与中国全面战争的困境，这个国家日益军国主义化，“皇室中心主义”成为新的公式化的表述。
1940年12月偷袭珍珠港后，德富苏峰为天皇起草了宣战诏书。在战争期间，苏峰是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化统制管理的急先锋。他出任日本新闻界最大团体“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该组织是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在思想统制上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在言论界进行蛊惑宣传，调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大部分民众盲从军部法西斯战争体制。他因对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贡献”而被授予文化勋章。
在二战期间，德富苏峰把“皇室中心主义”规定为“日本学”的基本格调，把《神皇正统记》作为“日本学”的首选教科书。由于该书阐述了日本之国体，明确了“皇室中心主义”之要领，所以德富苏峰把它尊为“日本精神的结晶”。同时，他还把传统医学中的“和”的思想与“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结合起来，酝酿出他的“八纮一宇”思想。他认为，“日本国家性格的特殊性就在于一‘和’字……‘和’之一字，如将其扩充则变为八纮一宇之皇谟、天业恢弘之圣猷、开拓万里之波涛、置国家于富裕安泰的圣诏”。所谓“八纮一宇”与“大东亚共荣圈”同出一辙，成为正当化、合理化日本海外侵略的标语。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学会极权主义的做法，不知道应该成立“宣传部”。不过，在战争期间，德富苏峰恰如尽职尽责的“宣传部长”，他就是日本的“戈培尔”。因此，他本人的地位也直线上升。据一位日本记者的战时日记记载，“‘不敬罪’在日本有几个，皇室，东条首相，军部，德富苏峰——不允许国民对他们进行丝毫的批判”。
由此可见，德富苏峰的地位几乎与皇室、首相、军部等同。难怪战后他被指控为甲级战犯，他的著作也被收缴焚烧。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富苏峰痛感“我毕生的辛苦，一切都化为泡影，即我在此作为公众方面完全死去了”。当天他辞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结束了自己60余年来的新闻记者、公众言论人的“操觚者”生涯。
一年以后的8月15日，德富苏峰在日记中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在过去84年的生涯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之中，除了为使日本冠绝于世界而效力之外，一无所有”。尽管“一切都化为泡影”，但是德富苏峰仍然坚持，“我在今天仍然确信皇室中心主义是日本唯一的或最善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他失望地说，“或者有人以此嘲笑我等为白日做梦、空中楼阁等，但我等确实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而这些形迹全无，连根除去了，我等的理想完全化为了泡影”。
苏峰认为，这场战争是国民的战争，不能只是将责任归之于军部，“谁也不会说自己从心里反对战争，只是力所不及而被卷了进来。在胜利的时候作为国民的胜利来欢迎，而在失败了的时候，则作为军部的私斗来攻击，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悲哀的是，苏峰没有任何反省。虽然他承认这场战争“使日本国民的父母失去其子、妻子失去其夫、子女失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杀害日本人一样的罪行”，但是他认为欧美各国对这次战争要负首要责任，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次要的。因此，他“决无丝毫悔悟”。就是抱着这样顽固不化的观念，他又活了11年，直到1957年去世。

《治安维持法》：制造20年“白色恐怖”

1925年1月，日本与苏联建交。为了防止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激化，在《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和《治安维持令》的基础上，政府向议会提交《治安维持法》。该法共有七条，第一条规定“以变革国体以及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者，以及知情后还加入此种组织者，处以十年以下徒刑以及监禁”。“国体”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给予执法者任意定罪权。
该法案在草拟时期就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东京朝日新闻》指出，法案把国民的思想生活当成了警察取缔的对象，集会结社的自由也变得荡然无存，实际上是“蹂躏人权、压制人权”。劳动团体代表者聚集起来组成“恶法案反对同盟”，强烈反对这一法案。但是，众议院还是在当年4月通过了这项法案。和《普选权法案》延期三年生效不同，《治安维持法》在颁布20天后，就于1925年5月12日起施行。

“特高”成立于1911年所谓“大逆事件”之后。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压制“异端思想”，在警视厅内设立了这个思想警察性质的机构。“特高”尤为关注学生思想。
在大正民主运动中，京都大学的学生非常活跃。他们组织“日本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学联），反对现役将校的学校配属制度，举行军事教育反对运动，也反对全国高中校长会议提出的解散高中的社会研究的决议。结果，1926年1月15日“学联”共计38名相关人员一起被“特高”检举。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京都学联事件”，是《治安维持法》出台后的第一个案件。

山本为反对修改《治安维持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没能够阻挡住这部恶法的实行。就在修正案通过一个多月后，政府就又展开了一次大搜捕，逮捕了800人，几乎将日本共产党的领袖一网打尽，日本共产党由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原来的日本共产党员或骨干分子在狱中纷纷表示忏悔，转向支持政府。

《治安维持法》修改后，掌权者可以随意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任何不利于己方的行为人员或组织。作为负责执行《治安维持法》的机构，“特高”四处活动，一旦落入其手，嫌犯通常要遭受棍打、烫烙铁或鼻孔灌水等酷刑。1933年2月，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就是被“特高”严刑拷打致死的。

随着左翼运动进入低谷，极右翼组织、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成为《治安维持法》的新目标。这些群体观点截然不同，可是只要有“反动言论”，即使不涉及“变更国体”，也就都成为该法的适用对象。只要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对象，都可以被认定为在从事“以结社为目的的行为”。那些为《治安维持法》案件的被告提供辩护的律师也受到了不公正的歧视和限制，甚至被剥夺律师执业资格。一系列镇压活动的结果是，只有在思想上与被告毫无关联的律师才能被当局认可。

1942年秋天，学者细川嘉六在《改造》杂志8、9月号刊载论文《世界史的动向与日本》，结果被神奈川县的“特高”逮捕，罪名是“宣传共产主义”。可是，他们从论文中找不出宣扬共产主义的确凿证据，后来偶然在其他事件的查抄品中发现一张细川邀请《改造》和《中央公论》等媒体编辑参加聚会的照片，于是诬陷他们“密谋重建共产党”，竟然先后逮捕中央公论社、改造社、日本评论社、岩波书店等所谓相关人员达3 000余人，根据《治安维持法》进行起诉。1944年7月，《中央公论》和《改造》两杂志被迫停刊。审讯中严刑拷打致3人死亡。而对此事件的正式审判，直到战败也未进行。
1945年10月，在美国民主化改革的压力下，“特高”解散，《治安维持法》被废止。这部被多次修改、内容越来越严厉的法律，不仅打击实际的反政府运动，而且也严厉镇压思想学术上的所谓“异端”，使日本社会长达20年处于“白色恐怖”中。据统计，在施行期间，因违犯该法被拘留的人数约7万，其中有10%受到起诉。因此，《治安维持法》在日本成为臭名昭著的“恶法”的代名词。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日本的多次立法争论中，“ 《治安维持法》的死灰复燃”经常成为反对派的标语式口号。

“非国民”石桥湛山：大日本主义还是小日本主义？

1884年，石桥湛山出生于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他在中学时就接触到了民主思想与个人主义，认识到个人尊严、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后来，石桥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哲学。早稻田大学是两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培养了许多精英人士。在充满了自由、民主氛围的校园里，石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作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石桥毕业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选择政界或商界，而是选择做一个媒体人。1911年，他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东洋经济新报》以英国《经济学人》为榜样，是一份面向经济界人士的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宣称：“有了健全的个人之发达，始能有健全的经济社会。”该杂志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偏狭的贸易保护主义，批判元老政治和帝国主义。崇尚独立自主的石桥与《东洋经济新报》的精神气质非常吻合。一进入杂志社，这个哲学系毕业的年轻人就开始努力自学经济理论，研究经济问题。
1912年，也就是石桥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的第二年，在位长达44年的明治天皇去世。有人提出，要为这个功勋卓著的天皇建立神宫。石桥湛山发表文章，称这是“愚蠢的建议”。他指出：“真要纪念先帝的话，我觉得与其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用石头和木头建造神宫，倒不如用那些钱来设立‘明治奖金’。如果诺贝尔将他的遗产用来建立纪念碑，结果会如何？恐怕他早就被人遗忘了。可是他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文明，将他的遗产作为奖金留给后人。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学家，却永远留在大家的心目中。

面对这些狂热鼓噪，年仅28岁的石桥湛山公开发表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文章。他以大量统计数据和翔实的材料，论证拥有殖民地不仅在经济上没有价值，而且会过度增加军费开支，压迫国家财政，最终导致国民生活恶化，进而产生有引发毫无益处的战争的危险；尤其会刺激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并导致日本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使国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反而不利于日本的发展。
石桥不仅从经济合理主义出发反对主流主张，而且在道义上谴责侵略“满洲”是愚蠢、危险的行为，发出了那个时代稀缺的清醒之声。石桥的文章论证严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从此，石桥作为一位政治经济评论家，开始在日本舆论界崭露头角。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出兵中国山东。国内舆论支持这种扩张做法，认为日本国土狭小，必须争取更大的空间，向外移民，才能生存。石桥湛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我国无移民之必要》，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一个国家只需发展经济就可以解决人口压力，完全没有必要向外移民，更无须以武力去建立殖民地。
可是，日本却在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在全日本都“欢欣鼓舞”的时刻，石桥发表《日华亲善之法如何》《日华新条约的价值如何》等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日本政府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是未经深思熟虑的领土侵略主义和轻薄的举国一致论的产物。石桥预言，如此下去，结果会使日本丧失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获得的一切利益，最后被逐出大陆。
虽然这种反战和平的观点遭到舆论的非议和攻击，可是石桥不回避危险，连续发表《放弃一切的觉悟》和《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等文章，指出“大日本主义”只能是幻想，为日本向何处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走“小日本主义”道路，通过和平和贸易建设富裕国家。
“小日本主义”主张，日本应该先在国内实现民主自由化，采取政党政治和普选权，创造国民幸福，激发人民的力量，改善日本本国的农业，实施贸易自由化，通过贸易交换，取长补短，来解决日本人口增长与资源匮乏的矛盾。对外则主张放弃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放弃殖民地国家的建设，改为建设通商国家，缩减兵备，采取和平主义的功利外交，以此来缓和与其他国家的矛盾、避免战争。在石桥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发展争取到良好的国际背景。

在石桥看来，日本之所以危机重重，除了僵化的社会制度需要进行变革之外，政府的消极应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说，日本的统治阶级没有责任感，也缺乏勇气，“几乎所有人面对经济困难和社会不安均是束手无策，只是寻求消极的安慰，缺乏采取克服困难的积极计划和行动的勇气及热诚……其结果是在不久的将来必会给我国带来更大的灾难”。
石桥警告说，如果不痛下决心进行改革，长此下去，“国家只会陷入暴力性的残虐行为中。世间没有比无视道义更可怕的事了。国民若失去对理性的信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因此，他极力提倡“万机决于公论”的民主运动。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整个日本社会滑向危险的境地。

决反战的《东洋经济新报》发行量当然难以增加，仅有3 000多份。战后这些大报社反思历史，承认当时没有坚持媒体的责任，做了法西斯主义的附庸。真正把握历史潮流、敢于批判现实的，还是《东洋经济新报》。由于没有引起民众注意，这反而让《东洋经济新报》能够存活下来，微弱而坚定地说“不”。

当时石桥已经年过花甲，他幸运地熬过了战争岁月。在战争期间，言论控制十分严酷，《东洋经济新报》曾受过被要求删除整篇文章的压制和处分，石桥湛山本人则受到“特高”的调查和威胁。他的二儿子被迫参军，结果命丧太平洋战场。石桥湛山后来在回忆时写道：“我和我的儿子都是反对战争的，但是虽然这么说，如果我拒绝儿子去参军，恐怕儿子和我都要受到处罚，或被杀掉。”

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失败，也宣告了“大日本主义”的破产，日本的社会意识又一次发生大转变，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愿望成为主流。石桥湛山此时重新打出“小日本主义”的旗号，继续推行他原来的主张，为重建日本而呼吁。他投笔从政，活跃于日本政坛，历任多届内阁阁员，甚至一度出任首相。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民主改革和农地改革，起草新宪法。在宪法起草过程中，石桥湛山发挥了巨大作用。

浜口雄幸：死于宪法黑洞的首相

浜口从减轻国民负担立场出发，对缔结此条约表示同意，并得到了天皇、元老西园寺公望等的支持。于是，1930年4月22日，5国代表签订了《伦敦海军条约》。如果日本执行条约，在今后6年间，将节省8.2亿日元的军费开支，这对于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日本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日本代表团并没有为此而感到高兴，反而感到不安和忧虑，因为就在签约的前一天，他们还接到军令部的通知，反对签约。代表团随员中的军人在条约签字后的慰劳晚餐会上，当面向首席代表若槻礼次郎提出强烈抗议。
按照宪法，条约必须经过天皇的咨询机构枢密院的批准才能生效。就在签约后的第二天，东京召开第58次特别议会。浜口首相原来以为，反对党会集中指责政府在军舰数量上的让步，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对党却绕开了这个问题，指责政府违犯宪法，严重“干犯统帅权”。
这个罪名让许多与会者感到意外。“干犯统帅权”最早是军国主义者北一辉提出来的，但是从来没有人以此罪名指控政府。可是反对党征引《大日本帝国宪法》，似乎颇有道理。这部在1889年制定的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这意味着陆海军的统帅权属于天皇，不属于国务大臣的管辖范围，俗称“统帅权独立”。后人评论伊藤博文说：“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浜口雄幸没有屈服。这位相貌严肃、威风凛凛的政治家雷厉风行，有“雄狮首相”之称。从他被任命为首相到新内阁开张仅用了8个小时，是日本近代史上组阁时间最神速的高效内阁。上任之初，他就对一位阁僚说：“我已经做好了将这条命献给国家的精神准备！”他很清楚，所谓“干犯统帅权”争论不过是右翼和军方妄图削弱政治对军部的控制，谋求走上军事控制政治的道路。假如他们得逞，日本正在形成中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必将荡然无存。因此他一边毫不退让地坚持，一边争取天皇和西园寺公望等重臣的支持。
两个月后，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开始对条约进行审议。反对党从政党利益出发，继续愚蠢地攻击浜口内阁“干犯统帅权”。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于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来说，这是自杀行为。面对故意拖延审议时间的枢密院，浜口首相采取了强硬姿态。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交涉破裂，日本不但会重新开始参与大国间的造舰竞赛，导致国内财政负担加重，而且将陷于国际孤立，与英美发生冲突。
当时国民和舆论支持裁军，内阁也得到了天皇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鼓励。于是浜口宣称，如果枢密院不批准条约，他就直接上奏天皇，请其裁决，并开始讨论撤换所有枢密院顾问官。枢密院不得不改变强硬立场，决定无条件批准条约。

浜口被送往医院，手术成功，但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从住院第二天起，仍然担任首相的浜口每天口述两三次重建经济应采取的政策，叫人写下来向阁员们传达。由于代理首相币原应付不了政局，内阁失去凝聚力，身体尚未康复的浜口执意出院上班。医生表示不能保证生命，浜口慨然道：“我对国民答应要出席国会的，言而无信就是欺骗国民！身为首相却欺骗国民，何以赢得国民的信赖？关乎生命，就可以不守信用吗？我万死不辞，即便死在议会上，由我自己负责！”
1931年3月9日，浜口雄幸身着正装，出现在官邸。可是他的身体过于虚弱，在前来采访的记者镜头前倒下昏迷，只好再次被送进医院。20天后，他又强撑病体，坚持参加国会，决心推动社会改造法案的通过。该法案提出降低税收，将国家财政进行更合理的分配（军费预算的削减让这成为可能），将男性选民最低年龄限制从25岁降为20岁，并在地方选举中给予女性选举权。过去结实强壮的浜口现在却异常消瘦，穿着一双看起来像普通鞋子的棉拖鞋（因疼痛而无法穿皮鞋），跌跌撞撞地走上讲台，他以嘶哑微弱的声音回答提问，进行答辩，使政府提出的72个议案全部通过。
此后，耗尽体力的浜口雄幸病情急剧恶化，又经过两次手术，但都没有奏效。1931年8月26日，一代刚正不阿的政治家撒手人寰，享年61岁。

在浜口之后，那些同意批准伦敦条约的政治家，如铃木贯太郎等都在连续发生的恐怖袭击、政变中遭到攻击。就连从学理上驳斥“干犯统帅权”的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也遭到疯狂的右翼分子枪击。
至于那个射出夺命子弹的右翼分子佐乡屋，起先被以杀人未遂罪起诉。浜口死后，一审法院以杀人既遂罪判处其死刑。二审虽认定为未遂，但仍判处死刑。佐乡屋又上诉至三审法院，仍被驳回，死刑生效。恰值皇太子诞生，恩赦犯人，佐乡屋遂被改为无期徒刑。此后这个杀人犯两次减刑，并在1940年11月被批准假释，服刑不到十年。

室伏高信：侵华高潮中的反对者

东京的一个精英聚会上，陆军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提出了“满洲国独立论”，《朝日新闻》编辑局长绪方竹虎听了非常吃惊，反对道：“满洲国独立？你是不是搞错了时代？现在企图做这种事情，肯定一个年轻人也不会跟随的。”但是，小矶局长自信满满地说：“那可不一定。日本人喜欢战争，只要事前准备好理由，拉开战幕的话，后面的自然会跟上来。”
这番对话发生在1931年8月。此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警察及军方加强监控和镇压国内的异议分子，唯恐他们反对日本在国外的军事行动。但是官方发现，其实这是多此一举，因为一般民众都欢迎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如小矶局长所预测的那样，大众很快就“跟上来”。广播公司传来的关于沈阳战事的消息，让民众兴奋不已。一连好几个晚上，各地的公园都拥满了激动的人群。为了歌颂日本帝国取得的胜利，流行歌曲谱新词，歌舞伎演新剧，基至餐厅亦摆出新菜单来庆祝。

因此，连最敏感的政府官员也松了一口气，司法省在其报告中说，九一八事变是“神风”，“扫清了社会上的各种不满情绪”。陆军省亦认为，事变培养出一种新的“团结气氛”，取代了过去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

随着大众媒体的广泛宣传，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本来，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在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情况下，擅自采取的军事行动，引起政府的强烈不满。可是，面对日本公众高涨的爱国情绪，若槻礼次郎首相发现，要想对关东军的行为加以管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日本内阁顺水推舟，在事变发生6天后批准了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吉林的占领。

七七事变之前，室伏高信还与胡适书信往来，讨论中日关系的出路。胡适对他说：“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少数了。”不过，和胡适不同的是，室伏高信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面对西方文明时，他的国粹主义的思想就开始暴露。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批评西方文明，呼吁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携手合作，“努力拥护东方的自由，东方的遗产与东方的文化，进而将世界史的舞台迁到我们东方的世界上来”。

悲剧就在于，这种东方主义和国粹主义很容易和军国主义思想同流合污。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室伏高信就转而赞美这场侵略战争，战后还遭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

与谢野晶子：从反战诗人到战争歌颂者

1932年2月，《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
本社宣布悬赏征集“炸弹三勇士之歌”之后，立即在社会各个方面引起巨大共鸣，应征稿件如雪片般飞来，已在编辑部堆积如山。截至十日下午十二时，《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两社之应征总数已达84 177篇。足证忠烈三勇士之壮举已经得到举国称赞，本社亦深喜此举之不虚，深谢各位之热心参与。
所谓“炸弹三勇士”，是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死亡的三个日军。军部宣传说，这三个工兵为了给后面的部队开路，主动请缨，怀抱一根装满炸药的竹管冲进中国军队的堡垒，结果当场被炸死。军部渲染他们“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将他们称为“炸弹三勇士”。媒体毫不怀疑地跟进，将三个士兵塑造成为大无畏的“英雄”。
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引用与“三勇士”同属工作队的一名士兵的档案证言称，三人其实是被上级强行派往爆破一线的，而且向外跑出了15米后，就都陆续跌倒。三个人准备往后退，被上级喝止，又掉头捡起爆破筒向着铁丝网前进，还没等到达铁丝网的时候，爆破筒就爆炸了，三人立时丧命。如果当时下令的指挥官给他们一米长的炸药引线，而不是当时的50厘米，他们本来是完全有可能生还的。他们是被故意安排去送死的，以便把他们作为榜样来宣传。“炸弹三勇士”事件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日军挑起的上海事变的失败结局，日本媒体由此形成了娴熟的包装炒作套路，这使其在后来可以不断宣扬“竹枪主义”和“肉弹战”的重要性，让一批又一批日本青年加入“皇军”，走上那条“玉碎”不归路。

军部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宣传“炸弹三勇士”。三个士兵的母亲被召集到东京，陆军大臣亲自接见，发放抚慰金。政府在全国各地为他们建造手拿爆破筒的塑像，以便国民，特别是学生参观学习。报纸、收音机和其他媒体反复报道他们的“英雄”行为，歌舞伎还将故事搬上舞台。在竞相歌颂“炸弹三勇士”、吹捧侵华日军的众多作家中，有一对夫妇出尽了风头。
他们就是诗人与谢野宽和与谢野晶子。59岁的与谢野宽成名于明治晚期，本来已经江郎才尽，被世人淡忘，不料却在《东京日日新闻》发起的歌颂“炸弹三勇士之歌”的征文活动中摘取桂冠，其作品被军部灌制成唱片发行。他的妻子与谢野晶子也不甘落后，撰文极力赞美日军。

与谢野晶子早年的诗歌情感奔放热烈，大胆反抗旧道德，呼吁人性解放，名震文坛。其作品风格被称之为“晶子调”，获得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共鸣，被青年诗人竞相模仿。评论家称赞她是“日本女诗人中最负盛名的一位，后世必将承认她是明治时期的光荣存在”。与谢野晶子和与谢野宽的爱情故事也轰动一时，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传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这位诗人的举动更是凸显了独立个性。
在歌颂日俄战争的高潮中，与谢野晶子却发表了一首诗歌《兄弟，你不能死去》，发出了强烈的反战声——
你千万不能死去
我的兄弟
皇帝自己并没有去征战
他的意志怎么能指使臣民血腥地杀戮
牲口一样地死去
而又误以为死是莫大的荣誉？（此处是节录部分）
这首诗真切动人，具有穿云裂石般的震撼力量和效果。而且它把矛头直指天皇，震撼了当时的日本文坛乃至整个社会。该诗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国粹分子和保守派的猛烈围攻。一位国家主义的文艺评论家发表文章责难与谢野晶子，指斥这首诗为攻击明治天皇宣战诏书、散布危险思想之作，指斥与谢野晶子是“乱臣贼子”，是“家重要，国可亡”的“商女”。文章说：“若我等以皇室中心主义之眼，检视晶子之诗，则不得不大声疾呼此乱臣也，此贼子也，须以国家重典处置之罪人也。”
在汹涌而来的舆论指责声中，与谢野晶子毫无惧色。她发表公开信，针锋相对地反驳说：“除了如实倾诉真实的心境外，不知道还有别的创作法。”这种毫不妥协的做法又引发了更激烈的攻击，主流舆论一度把她称为“社会之敌”。与谢野晶子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又创作了不少反战诗，成为日俄战争期间的一个风骨铮铮的存在。
谁能够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敢作敢当的反战诗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思想却发生了剧烈转变，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支持侵略国策。她不但写文章歌颂所谓“炸弹三勇士”，而且呼吁青年男女不要在就业困难的日本内地白白浪费宝贵时光，而应该像决死出征的军人那样移民到“满洲”去“建功立业”，为日本的国策服务。她把通过侵略征服的“满洲”视为日本的一部分，仿佛根本不知道“满洲”是中国的土地。
在“一·二八事变”中，一名叫空闲的日本少佐在上海作战时受伤。他顽固地拒绝中国军队的优待和红十字会的治疗，选择了自杀。与谢野晶子听说后大为感动，创作了组诗《红颜之死》，歌颂侵略者，把侵略者美化成为“善良的邻国”。在诗中，她虽然对战死的中国士兵表示同情，但却质问道：“是谁欺骗了纯情的他们，让他们与善良的日本为敌？”
与谢野晶子认为，“中国人不应该怨恨对中国并无直接或间接加害的邻邦日本”，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是日本“为了救助中国国民”而发动的，是日本为保卫“日中两国国民的和平而发挥牺牲精神的结果”。这种认识与法西斯军部的宣传如出一辙，是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
显然，这时的与谢野晶子已经彻底抛弃了日俄战争期间她秉持的反战思想，转而美化国家权力、讴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她甚至美化和赞颂愚忠盲目、在中国烧杀抢掠的野兽般的日本官兵。她还引用了一则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风吹樱花的寓言，将阵亡军人“消散”的躯体美化成“比鲜花还要纯洁”。

一位左翼作家对与谢野晶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知道，这些诗人的眼泪正是这个社会上最可怕的有所图谋的眼泪。昔日作为自由诗人而名噪一时的晶子，为了转移人们对日本工人、农民在这个社会中的真实处境的关注，已经堕落成资本家的御用诗人。”
但是，与谢野晶子对此不屑一顾，她声称，要“借此机会扫除所有煽动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为此，她在《日本国民》杂志上发表《日本国民——朝之歌》，盛赞天皇统治下的日本，盛赞侵华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呼吁日本国民大力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她写道——
啊，盛世的日本
凛然不可侵犯
人心，已然觉醒
这是富有责任感的国度
这是致力于“真诚”的国度
不再有空泛的议论
不再有妥协和懦弱的迷梦
只知道奔赴正确一方
冲锋，向着艰难困苦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深谙愚民之术，他说：“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的宣传鼓动中，长于表达情感的诗歌感染力强，很容易传播开来。与谢野晶子的诗作，本来就有很大的感化力量，在政府和军部有意识的推动传播下，流传更广。当时邪恶的法西斯空气和狂热的好战气氛飘荡在日本社会上空，和与谢野晶子这些文坛“大家”的支持配合、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井上日召：“暗杀是菩萨行为”

1932年春天，东京笼罩在恐慌不安的气氛中，因为有两位重要人物先后被暗杀。
2月9日，前任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进行竞选活动时，在演说会场遭到杀害。
3月5日，三井财团理事长团琢磨倒在血泊中，当时他正站在位于东京中心街区的公司总部门口。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位政经界重量级人物死于非命，引起当局的警觉。在迅速而严密的侦查之后，警方发现一个惊人的暗杀名单，包括元老重臣、现任首相、外务大臣、司法大臣、著名财阀等在内，总计20人，井上准之助和团琢磨仅是其中两人而已。假如暗杀计划全部实现，意味着日本政坛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主持制订这个暗杀计划的，竟然是一个僧人。
这个僧人名叫井上日召，1886年出生在群马县，当过兵，退伍后在早稻田大学读过书，但中途退学。而后他作为军事密探和走私商人，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流浪12年。当时有许多日本浪人活跃在中国内地，他们各有使命，四处活动，有时啸聚在一起，喝酒取乐。
“我在中国10年间的生活差不多可以说是‘酒与烦闷’的生活。那时在中国的日本人，特别是青年，在不知不觉中，一见面，先是喝酒，”井上日召后来回忆说，“讴歌的是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国体之优秀、国土之美好、人情之笃厚、水的清洁等，不厌其烦地重复谈论这些，青年的胸中都怀着‘内地’这个绝世的美人作为恋人。”
1921年，这个自称对国家、社会、人间什么都不了解的人回到日本，失望地发现心中的“恋人”不再是“绝世的美人”。当时日本政治上左翼派别占据主导地位，用井上日召的话说，“因为耳闻目睹社会主义者的增加，极左翼的横蛮，劳动大众的赤化，指导阶层的凶暴、不自觉等，对此极端地憎恶，‘谁玷污了我的恋人’似的令人诅咒的感情，如洪水般涌来淹没我的全心”。
34岁的井上日召感到绝望，愤而出家，皈依日莲宗，“日召”就是这时改的名字。他热衷于诵读流浪期间学到的《法华经》和坐禅。这和北一辉的经历非常像，只是井上日召更为痴迷，废寝忘食地诵读《法华经》。在诵经过程中，他感到“全身沐浴着灵光，四面八方所见之物都大放光明，与佛教经典所描述的那种庄严世界毫无二致”。不仅如此，而且明显地听到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就是救世主！”

“立正护国堂”，以念佛和坐禅锻炼附近的农村青年，进行所谓“宗教形式的启蒙教育活动”。最初他的计划是：将信徒能发展到几万人，然后带领这些人包围东京，在无抵抗的情况下包围议会，推举谈判代表，以建立“日本天皇国”为目标，进行有关解散政党、撤销议会的交涉。

在井上日召看来，那些特权集团、特别是政客和大公司头头们的阴谋诡计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他们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于是，他的“无抵抗”思想开始动摇，“立正护国堂”的邻居、霞浦海军航空学校的青年军官加速了他的思想转变。这些青年军官出入护国堂，经常和井上日召谈论“国家改造”方法。中尉藤井齐思想激进，主张“暴力的改造运动”，批评井上日召的“无抵抗”迂腐无用。
井上日召的思想变了。他转向暴力手段，组织“血盟团”，筹划暗杀政界、财界要人。加入这个激进恐怖组织的，除了绝望的青年农民，还有满怀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本来，井上日召计划与藤井齐领导的海军青年军官一起，在1932年2月11日纪元节这天袭击前往皇宫祝贺的大臣。恰逢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藤井齐等人奉命开赴中国战场，计划搁浅。
井上日召变更计划，先实行“一人一杀”的暗杀，再由海军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按照井上日召的计划，从大臣到元老，每一个暗杀对象都有人分工负责，而且“血盟团”内部严格保密，除井上本人外，杀手绝对不允许相互透露被暗杀者的名单。
为什么要采取暗杀这种过激的手段呢？井上日召的回答是：“什么能够促使他们自觉？有什么方法？一想马上就应该明白。对他们的铜墙铁壁而言，出版物和志士的诚意都没有用，那么剩下来的只有在他们所珍惜的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危险感才能够开导他们自觉了。”
井上日召对他的同志说：“我们的暗杀，不是以杀人为目的，而是忧国青年为了促使其觉醒而不得已所诉诸的唯一手段。”在他眼里，“暗杀是菩萨行为”，是“信善行事”。他通过海军军官秘密取得手枪，交给那些被他洗脑的青年，酿成了两次恐怖攻击的“血盟团事件”。
杀害井上准之助的小沼正年仅23岁，他在被捕后说：“我杀掉井上准之助，朦朦胧胧地觉得能够掌握佛教的某种东西了。成为杀人犯后，在拘禁中我更加热情地阅读了佛教经典。这都是托准之助的福。这样，对我来说杀人是如此的方便。”
“血盟团事件”发生后，日本警视厅迅速查获并逮捕了血盟团全部成员，井上日召意识到无法逃脱，遂向警察投案。他在狱中的自述里，讲述了自己关于“国家改造”的构想，包括天皇亲政（即君民一体政治）、废除议会制度、改革教育、限制私有财产等内容。人们从中可以看出，和北一辉等理论家不同，井上日召没有关于“国家改造”的系统的指导理论，只是注重实际行动，主张实施“一人一杀”的恐怖主义。

用井上日召心腹的话说，解决日本社会危机的办法就是“把总理大臣一个一个地杀掉”。除了个人暗杀之外，团体的武力行动也是“必要的”。井上日召也对自己的恐怖主义做了说明：“我们的同志应该抱成一团，作为肉体的炸弹投出去，用我们自己的肉体作炸药炸死我们的敌人。”
可是，这种简单粗暴的血腥手段根本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增添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危机气氛，刺激了那些狂妄的青年军官。当局查清“血盟团”和它背后的关系后，并没有对秘密支持暗杀计划的海军军官采取任何处理措施。仅仅两个月后，这些人就发动了“五一五事件”，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尽管这场法西斯政变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却又为4年后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法西斯政变“二二六事件”埋下了伏笔。
从1921年朝日平吾暗杀财阀安田善次郎，到1932年春天“血盟团”暗杀前任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财阀团琢磨，从1932年夏天青年军官发动“五一五事件”杀害首相犬养毅，再到1936年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杀害数名大臣，日本的法西斯恐怖行动形成了“棘轮效应”，不断加速，越来越公开化。毫无疑问，“血盟团”是这个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1934年11月，法院判处井上日召和两个杀人凶手无期徒刑，血盟团其他成员分别判处3~15年有期徒刑。此时的日本已经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经济奇迹”。可是，日本的政治生态却已经完全改变，右翼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6年后的1940年，日本政府将井上日召和血盟团成员全部释放。一年后日本就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在法西斯力量的推动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新渡户稻造：“否定日本的惯犯”

1920年春天，一个浑身书卷气的日本人来到日内瓦，担任刚刚成立的国际联盟副事务长（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就是新渡户稻造，一个国际知名的日本人。
新渡户稻造生于幕府末期，少年时代在札幌农校（北海道大学的前身）学习，并成为基督教徒。当时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文明开化”之风席卷全国，连这所位于偏远的北海道的学校也深受影响。更重要的是，其首任校长、美国学者克拉克博士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向学生们提出要求——“Boys，be ambitious!”（青年们，你们要有远大志向！）他引进欧美文化及科学技术，聘请外籍教师用英语进行授课。这种国际化教育的理念塑造了新渡户稻造的价值观，也帮他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札幌农校毕业后，新渡户稻造又进入东京大学深造。在面试时，他对主考官说：“老师，我是要当太平洋之桥的。”“我要将西洋思想传到东洋，将东洋思想传到西洋！”从那时起，他将“太平洋之桥”视为自己的天职，并为此奉献了一生。
大学毕业后，新渡户稻造到美国留学。在那里，他与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是同窗好友，还遇见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玛丽·埃尔金顿（日文名是万里子）。据说，他是第一个娶美国姑娘为妻的日本人。
学成后新渡户稻造回到母校札幌农校担任教授。19世纪90年代，随着明治维新成功，日本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人们对于这个远东之东的岛国依然了解甚少。1899年，新渡户稻造在加利福尼亚州疗养时，用英语写作了《武士道》一书，向外国人介绍日本的传统武士道，引起了轰动。
明治时代，日本积极向西方世界展示自己“文明开化”的一面，以求得西方世界的认同，进而能迈入其行列。但是进入19世纪90年代，随着国力渐强，宣传日本“优秀本质”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国内出现。在《武士道》一书出版前一年，“大日本武术讲习会”创刊了一份杂志，也叫作《武士道》。该刊的创刊词说，西欧各国蹂躏亚洲是“弱肉强食的兽行”，能够与之进行对抗的，唯有“坐镇保护东方的灵社”日本，为此日本一定要振兴“人类最大的精华”——“武士道”。
与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想不同，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赞美是有限度的，而且明确指出，武士道的教育制度忽视形而上学的训练，致使日本人欠缺深邃的哲学思维，易感情用事，妄自尊大。新渡户稻造断言，“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
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喜读此书，还特意购买数十册，赠予身边的孩子、友人和外国政要。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日文版在6年间就再版了10次。100多年过去后的今天，它在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书目中仍然占有显著位置。
《武士道》出版后，新渡户稻造成为国际名人，在日本国内的教育界也获得很大成就。他先后担任东京大学预备校“一高”校长、东京女子大学首任校长、东京女子经济专科学校校长，为明治至大正时期的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需要派人出任副事务长。这是日本人第一次参与国际组织，标志着这个东亚国家被国际社会认可，因此必须推举一位适当的人士到国际联盟工作。于是，英语流畅、熟悉欧洲文化，又在国际社会拥有极高知名度的新渡户稻造就成为不二人选。
新渡户稻造果然不负众望。在国际联盟工作的7年间，他工作卓有成效，被称为“国际联盟的明星”。一战之后，日本奉行国际主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事务，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也赢得了各国的尊敬。作为国际活动家，新渡户稻造功不可没。
1926年新渡户卸任回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同时担任贵族院议员。他发现，世界的方向和他所希望的和平背道而驰，随着帝国主义的强大，列强相互虎视、弱肉强食，日本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疾跑，国家的气质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许多日本人认为，世界列强欺负日本，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日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黑船事件”以来的历史也被渲染为一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国家主义观念因此而高扬，宣扬日本民族最优秀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勃然兴起，作为日本传统文明的“武士道”也受到极力吹捧。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国际人”，新渡户很早就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危害性。在《武士道》风行7年后，他写过一篇随笔，题目是《平民道》。他说，武士道是日本国民道德的根底，但随着时代推移和教育进步，以战为事的贵族武士逝去，和平的平民将站到前面。后来，新渡户又说：“若说武士道是怎样的东西，要素有很多，总而言之，其根本应该是知耻，重廉耻。”
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新渡户要强调“知耻”，但当时日本确实鲜廉寡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舆论竟然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挑起的阴谋，“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占领中国东北是为了维护日本的正当利益。正如当时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所说：“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真正自欺的惊人本领：他们确实相信，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比无论怎样厚颜无耻但毕竟自知理亏者要难以对付得多。绝大多数日本人——有才智者亦在其中——都不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抵抗外国干涉的决心倍加坚强。”
面对这种与国际文明背道而驰的做法，新渡户显然不能接受。更让他担心的是，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妄图建立“满洲国”，引起国际社会的一致抗议。而日本国内几乎众口一词，支持军国主义的做法。如此下去，日本将走向何方？忧国忧民的新渡户不忍国家走向邪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32年2月4日，新渡户到爱媛县松山市出差。在接受当地报纸的采访时，他直言不讳地说道：“最近，每天早上起来看新闻都会情不自禁地陷入一种阴冷的心境。将灭亡我国的不是共产党就是军阀。如果要问现在哪边更加可怕的话，我必须回答是军阀。随着军阀极力推行军国主义，共产主义也会因其影响慢慢增强实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组织调查团调查满洲问题。日本一方面批评国际联盟不了解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以转移国际视线。新渡户直言不讳地说：“到底是谁对国际联盟如此认识不足呢？当然国际联盟本部离这里非常远也是一个原因。但是，难道日本就不应该想想办法来充分认识国际联盟吗？”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是关东军的阴谋，这些真相在战后才大白于天下，但新渡户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很早就看穿了这些真相，直言不讳地说：“关于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当局声明就是一个很低级的诡辩。”
对新渡户的采访刊登在本地报纸上，大标题为《共产党和军阀将会引导日本走向危险境地》。可是，该报在随后发表的社论中指责新渡户的主张，“在这样重大时刻，其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军部正为了祖国在满洲的荒野上淌着鲜血，基至牺牲着生命，以此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这紧急关头，发表这样的言论是非常不谨慎和不理智的。当然，新渡户先生的思想是国际人思想，但作为一名贵族院议员，他应该谨言慎行”。这家报纸还给新渡户扣了一个帽子——“非国民”。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构陷。
另一家媒体《日本新闻》更恶毒，把新渡户称为“否定日本的惯犯”，并发表社论说，“否定日本的惯犯新渡户稻造博士，这次又发表了让日本国民难以忍受的粗暴言论，这不是作为一个日本人应有的言论”。它指责新渡户的言论“搅乱国家舆论秩序”，“现在皇军是国家的中坚力量，现在举国上下正在进行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事业。对国家伟业产生动摇的行为，哪怕只是一点点也不能容忍”。
比这更可怕的是，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紧紧咬住新渡户不放。爱媛县松山市的“在乡军人会”联合支部形成了统一战线，与关西、山阳、中部的各支部联名声讨新渡户，说要“严惩卖国贼新渡户”，这一运动立刻就扩散到了全国。“在乡军人会”总部将这件事视为“非国民的粗暴言论问题”，要求新渡户出面正式道歉。舆论像汹涌的浪头一样向新渡户扑来，让年逾花甲的老人难以应付。
昔日对新渡户的礼赞之词都变成了谴责，众多的朋友弟子离他而去。因为神经方面的疾病，新渡户住进了东京的一家医院。就算这样，“在乡军人会”也没有放过他。他们派人到他的病床前，要求他道歉。还有右翼分子闯进新渡户的家，使他不得不在家里配备警卫来防止恐怖袭击。
新渡户对好友矢内原忠雄说：“就算丢了我这条命，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了。”但是，他还是对自己的爱国之心被世人误解感到很懊恼，向好友赠送了这样的诗句——“忧国忧民唯一事，万般忍耐有神知”。但是，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公开表示：“我没有把话说明白，对给大家造成的误会深表歉意。”
在备受煎熬一个月后，事情总算结束了，可是新渡户的身心深受摧残。两个月后，爆发“五一五事件”，军国主义气焰更加嚣张。像新渡户这样持批判态度的人本来就是少数派，从此再也不能够发声了。主张在国家的非常时期对国家政策的批判要多加控制的想法变成一股洪流，而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则都被这股洪流冲走了，军部和右翼势力更加肆无忌惮。
一年后，日本不满国际联盟关于“满洲问题”的报告，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新渡户当然不愿意日本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孤儿”，可是他无能为力。这个为促进世界和平贡献了自己全部力量的人，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偏离国际社会主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的“太平洋之桥”的理想一点点地破灭，其失望和伤心可想而知。也是在这一年秋天，新渡户在去加拿大参加太平洋会议的归途中病倒，在温哥华附近的维多利亚医院病逝，终年71岁。

犬养毅：“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

1932年5月15日下午，著名影星卓别林在东京津津有味地欣赏相扑。这是卓别林首次访问日本，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让他很受感动。本来当天首相犬养毅邀请卓别林会谈，但是卓别林由于要观看相扑而没有去首相官邸。卓别林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让他幸运地躲过了一劫，否则很可能命丧异邦。
就在卓别林聚精会神地观看大力士们表演时，一群青年军人乘着汽车闯进首相官邸。面对来势汹汹的一群人，犬养毅首相沉静地说：“有话好好讲。”但回答他的是“没有什么好讲的”，随后枪声响起，76岁的犬养毅倒在血泊中。随后那些参与暴乱的人们向首都警察署、日本国家银行、政友会总部以及一些发电站投掷手榴弹，东京笼罩在一片恐怖阴影之中。
这就是震惊日本全国的“五一五事件”。它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导致日本政治偏离大正民主的轨道，军人力量开始在政坛崛起，国家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1931年8月，在遭遇右翼分子暗杀9个月后，一直住院治疗的浜口雄幸首相去世。同属立宪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在他病重期间接任首相之职，但是也没有坚持满一年，就在1931年12月倒台。犬养毅作为反对党总裁被授命组阁，出任日本第29任首相。
犬养毅是一位见多识广的政治家。他早年是从军记者，因报道西南战争而出名，后来在元老大隈重信的提携下步入政坛。由于1913年在第一次护宪运动中为推翻桂太郎内阁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与尾崎行雄被并称为“宪政之神”。犬养毅是孙中山的密友，支持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时他曾亲赴上海，走访武昌，对孙中山表示支持。
对犬养毅来说，1931年出任首相确为“受命于危难之际”。时值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深受打击。犬养毅任命资深财政专家高桥是清为大藏大臣（即财政部长），禁止黄金输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抗经济危机。事后证明，这些政策是日本经济复苏的起点，但这些政策是很难短期见效的。
犬养毅深知民众的不满，他承认国家深为腐败所苦，率先明言政党自身应该承担70%的责任，政党应该互相监督，让改革卓有成效。改革是需要时间成本的，问题是民众等不及，特别是那些脾性急躁的军人，由于政府削减军费，严格控制军备，他们对犬养毅内阁尤其不满。
浸淫政坛多年的犬养毅也很清楚，自己的最大挑战来自军部。1931年关东军擅自行动，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元老西园寺公望之所以向昭和天皇推荐犬养毅，就是希望他通过与中国谈判解决九一八事变问题。犬养毅就任后，利用自己的渠道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他的解决方案是承认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形式领有权，但日本要在经济上实质性地支配东三省。与军部要求承认“满洲国”的方案比起来，犬养毅的方案要柔和得多，也因此遭到军部的激烈反对。在军部的眼里，鼓吹这类国际协调主义论调者都是“卖国贼”。
海军里的少壮派对犬养毅更是恨之入骨。1930年4月，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签订《伦敦海军条约》，决定限制和削减三国的海军军备。反对派认为，这是被英美两国逼迫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是英美两国削弱日本实力的阴谋。反英美情绪上升，叫喊“国防危机论”的声音高涨。日本海军的规模遭到限制，引起基层官兵的不满，特别是一些青年海军军官，开始密谋采取军事政变手段改造国家。

浜口雄幸首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刺杀的，所以犬养毅也很警惕。他给陆军元老上原勇作写信，指出应该改变当时军队中的风气，否则“统制军队的纪律很有可能发生巨变”。他又上奏天皇，提出将约30名问题军官免职。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干涉军队，军部十分愤怒，那些躁动的青年军人更是视犬养毅为寇仇，必欲除之而后快。
5月15日上午，犬养毅接受体检，一切指标正常。他轻松地和医生开玩笑说，“全身查遍了也没有异常，兴许能再活个100年吧”。谁知道几个小时后，犬养毅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成为“五一五事件”的牺牲者。
4天后，在东京为犬养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仪式者众多，其中也包括卓别林。后来卓别林才知道，他自己也在暗杀名单上。“五一五事件”的参与者、海军中尉古贺清志在军事法庭上供述说：“卓别林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我们相信，杀死了他，可以挑起一场日美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古贺清志是主持策划“五一五事件”的核心人物。除了海军青年军官，他还集结了若干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和所谓“农民敢死队”。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昭和维新”，要求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进行一次新“革命”。策划者希望通过暴力手段，迫使政府颁布戒严法，实行“革新”。他们还发布了一则充满煽动性的声明，表达了深刻的愤怒情堵——
睁开眼睛看看你的祖国——日本的现状吧。我们敢问，你能找到一丝对帝国真正热爱的痕迹吗？那些政党正在贪婪地追逐权力和一己私利，那些掌握大企业的家族和政客勾结起来拼命吮吸日本民众的血汗，官僚和警察则忙于维护腐败堕落的政治—产业联合体制，民主岌岌可危，教育腐败透顶。现在是开展激烈革命行动的时候了，起来，同胞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吧！
这些暴乱者原本以为，民众会追随他们揭竿而起，可是他们的举事并未引发大规模革命，反而引来上万名警察的围捕。最后凶手搭乘出租车到警察总部，被宪兵队包围，束手就擒。11名杀害犬养毅首相的冷血凶手遭到军法起诉。
“在光天化日下发生的这种集团性帝都暴乱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灵上造成的沉重打击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正值国家多难的时候，最可恨的就是出现恐怖活动之类的行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虽然国民已经完全不信任正在堕落的政党，但是国民肯定也不会对以议会政治和政党以外的诸如暴力等其他非法形式获得的政治势力表示信赖。”
报纸的预言是错误的。审判期间，每天都有请愿的人聚集在海军军官的交谊团体“水交社”外，有的甚至彻夜等候在外面，希望与罪犯的辩护律师会面，以表示支持。古贺清志的父亲表示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的许多信件。有一位秋田县的姑娘来信说，愿意成为古贺的妻子。相反，民众对视死如归的犬养毅首相并没有多少怜悯和同情。他们挥舞着报纸，集体为凶手加油，要求“释放被告，打倒政客”。个别人甚至高呼“犬养毅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许多人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之类的口号。
凶手们气焰非常嚣张。他们不但不认罪服法，反而将法庭当作宣传舞台。古贺清志对法庭说：“国家的状况到了非流血不能改善的地步。”他的助手、亲手打死犬养毅首相的三上卓海军中尉则说，这次行动是一场革命，意图是造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一致。只有开第一枪的军人略表后悔：“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他在劫难逃，因为他必须成为国家改革祭坛上的供物。”还有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

这些看似正义的呼声激起了大众的同情心。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听众竟全体起立鼓掌。在民众看来，这些暴乱者为了“国家大我”而牺牲“个人小我”，去暗杀那些可耻的政客和财阀，是真正的“英雄”。
在判决前，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求法庭从宽发落。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9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说，虽然军人犯了法，但是“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这些农村青年请求代替11位军官一死，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还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九根小指头。
大阪律师协会走得更远。它通过的一项决议声称，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刺客只不过是自卫。后来公布的司法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联合声明也说：“本犯罪案件的动机和目的，据各犯人所说，是我国最近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和军事诸方面停滞不前，以致国民精神重又颓废堕落。因此，如不打破现状，帝国将有覆灭的危险。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是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互相勾结、营私舞弊、轻视国防、无视国计民生、腐败堕落。必须消除这一根源，完成国家的革新，以建设真正的日本。”
军部不仅没有申明军纪，反而为身为军人的犯罪分子辩护。海军大臣说：“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纯真的年轻人犯下这种错误，每想至此便不由得肃然三思。”陆军大臣荒木对媒体说——
参加本次事件的都是一些年轻人。仔细体会这些纯真的青年做出这样的行动的心境，我不禁流泪。这绝不是为了名誉或是私欲，不是卖国的行为。他们只是真诚地相信这是为天皇而做出的行动。所以，在处理本案时，一定要从大局出发，不能机械地处理问题。[1]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法院最后果然“从宽发落”：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所接受的最重刑罚也不过是15年的有期徒刑。事实上，这些凶手都没有服满刑期，到1940年全部恢复了自由。光天化日之下暗杀一国首相，这种罪恶行径竟然如此轻轻放过，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五一五事件”对日本近代史的最大影响在于，它为日本议会政治画上了休止符。
议会政治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一大成果。1918年，政友会总裁原敬出任首相，揭开了日本政党内阁时代的序幕。此后的13年里，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轮流执政。政党内阁阻断了军阀、官僚主导的政治运营通道，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可能性骤然得到提升。
但是民众发现，政党政治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大部分的政治领袖视民主为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政治精英们互相交换经济利益，政治上则官官相护。以议会为基础选举出来的政党内阁掌握着公共工程及教育经费，地方首长、商界领袖以至学校校长均有必要支持当权政党。当地方选票投向执政党，或至少答应投票，火车线才能开通，港口才能开挖，学校才能兴建。

犬养毅首相被刺后，日本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家的影响力一落千丈。按照政党政治的惯例，当时国会中政友会占多数，犬养毅被杀，理应由其所属的政友会组阁。然而，军部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导致暗杀等激烈行动的主因在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一场全面革新势在必行。
在那些元老政治家心目中，此时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大萧条持久的影响、“满洲事变”的爆发以及日本国内政治恐怖主义的猖獗，使得这些政治家得出结论：政党内阁既不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施加有效的影响，也不能控制混乱的国内局势，更不用说带领日本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他们一致同意，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恢复以前那种全国性的联合政府，让一个具有无可争辩的声望并且脱离一切党派干系的人来做首相，在政治上他可以一言九鼎。
在军部的支持下，最终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组成所谓“举国一致”内阁，在15名阁员中，只有5人是政党出身，其他10人都是军方高层或官僚出身。斋藤实内阁就很快顺应军部的号召，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悲剧在于，这位军人出身的政治家4年后在激进青年军人发动的另一场政变“二二六事件”中也被杀害。
斋藤实内阁标志着日本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结束，军部的势力成功抬头并逐渐成为主导。在1932—1940年的8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在组成内阁的13名大臣中，有10人来自军队和民间，政党政治家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之后的日本政府都是如此，不去重建军中纪律，而是对军人战战兢兢，唯军部马首是瞻。

菊竹六鼓：要宪政，还是要法西斯？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许多报纸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多年以来它们一直密切配合军部，鼓吹战争，在战争末期则宣扬战斗到底的“玉碎”思想。现在，这一切都是错的，如何向民众交代？痛定思痛，许多报纸发表声明，对没有告诉国民真相、使国家卷入战争进行检讨。最有代表性的，是《朝日新闻》发表的谢罪声明——
从开战一直到战争期间，虽说有众多的制约使报纸没能做出客观真实的报道、严正的批评，但对这一重大失职行为以及没有勇于打破各种制约、坚守职责，最后导致战败，并让国民一直处于无知的状态而陷入了今天这种困境的罪行，我们在此必须向全体国民谢罪。
事实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报纸就逐步丧失了其应有的主体意识，向军部屈服了。记者们按照强权政治的要求组织新闻报道，甚至主动为其侵略的本质大肆粉饰，成为军国主义推行战争的宣传机器。
可是，举世滔滔之际，还是有记者敢于站出来，大声地对军国主义说“不”，敢于斥责暴徒的罪行。
他就是菊竹六鼓，一个坚持新闻理想的记者。他藐视强权、勇敢地说出真相，以一人之力保存了媒体人的尊严。

菊竹六鼓的真名是菊竹淳，号六鼓，23岁就进入媒体，成为《福冈日日新闻》的一名记者。当时是明治末期，政府对媒体进行高压控制，但是作为一名年轻记者，菊竹六鼓下决心要坚守新闻的真实性。他曾表示坚决不写虚假的东西：“如果写虚假的东西，读者会信以为真，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福冈日日新闻》是九州岛的主要报纸，早期就倡导自由民权，尊重宪法。作为一家民营报纸，创刊以来就形成了股东不干涉编辑的传统，编辑工作全部交给主笔、编辑局局长，社长不予干涉。进入大正时代，随着社会活跃和经济繁荣，报纸越来越重视经济利益，向着大众化和企业化推进。但是菊竹反对以牺牲新闻的纯洁性来换取经济利益的做法。他删除了预测赛马结果的报道，并反对增加广告的版幅，也反对找来杂技团为报社进行宣传。
这些做法显然有损于报社的经济利益，但是菊竹却赢得了同事、同行的信赖和尊敬。因为这位性格倔强的记者严格律己，以“新闻记者以清贫为荣”“新闻记者必须比裁判官还清白”为信条，虽然过着家里连挂钟都没有的生活，却从来不拒绝来求助的人。
在当时的一些人眼里，菊竹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古董”。他从来不出席任何公私宴请，就算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有不正之处他也毫不留情，因此有些长年交往的好友也绝交了。可是他不以为意，还公开表示自己“具有畅所欲言的勇气和不惜生命的勇气”。他在九一八事变中支持过“满蒙权益论”，并不是一贯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作为“社会的先导”，在应该说的时候就一定说，在应该写的时候就一定写，他的这种记者精神没有输给过任何人。

从“五一五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起，他连续六天在《福冈日日新闻》上发表社论，勇敢地从正面揭露真相，迫击炮式地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菊竹六鼓的第一篇社论《首相被凶手击毙》就向公众揭露了真相，“遭到无法无天的海陆军人一伙袭击的犬养毅首相，在国民对这一不幸事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已经去世了”。他指出，公然杀害政治家“并不是真心希望政治改革，而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胆大妄为”，“可以断言，以政治为借口杀害这样的老首相只会将国家引向混乱和毁灭”，“海陆军人冲进首相官邸杀害了老首相，不能不说是非常荒唐的行为。没有人对现在的议会、选举、政治家完全满意。但是即使如此，也没有理由回到独裁政治”。
在第二天发表的社论《果断催促国民觉醒》中，菊竹严肃地指出，“也没有可信的根据来证明法西斯的活动可以拯救日本。问题肯定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在政治上的前进方向却是很明确的，就是补救这些失误和缺陷，然后安静地沿着立宪代议政体的道路前进……对于那些对国民的挑战，我们必须怀有坚决给予回击的决心”。
这位52岁的新闻人正义凛然地提出，要严肃追究扰乱军纪的青年军人的罪行，同时还指出权力部门妄图掩盖真相：“纵观这次事件，有多方应该承担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有检察当局、政府当局，还有在检察当局和政府当局之间就事实说三道四的军部。他们希望民众不要知道真相。”

后人很难想象，具有如此勇气的菊竹竟然是一个残疾人。两岁的时候，他因左脚受伤而得了骨髓炎，虽然接受多次手术，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作为一个记者，他不输于任何人，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瘸子”。他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对我的残疾表示同情是可以的，但我不要你们的怜悯。”
当时菊竹是编辑部主任，喜欢步行上班。报社考虑到他可能会遇到危险，提出用车接送他，但被他拒绝了。即使在右翼势力对他发出生命威胁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每天早晨步行去报社，像往常一样，这个“伟大的瘸子”经常穿武士的短衣短裤，就像一位古代武士，凛然不可侵犯。当时有传闻说，会有飞机向《福冈日日新闻》投炸弹。然而菊竹端坐在报社里，谈笑如常。他饱含着“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坚守言论责任”的气魄，继续用尖锐的笔锋写着评论。
恫吓不成，右翼势力又发动了“不买运动”。这是它们惯用的伎俩。因为发行量和广告对报纸来说至关重要，狡猾的暴力集团抓住报社的这个弱点，屡获成功，一位报社主管说，他也想反抗，“但是考虑到过万的职员及其家属将会流落街头，我就无法做到”。可是，如果不能抛却这种顾虑的话，报纸就不能维护言论自由和和平，必将在暴力面前屈服。
当时的副社长鼓励菊竹说：“为了伸张正义，就算是牺牲我们的报社那也很光荣啊。”但销售负责人却因为恐惧“不买运动”和来自外界的恐吓，哭着对菊竹央求道：“这样下去的话报社真的会垮掉……还是灵活处理吧。”菊竹对他喝道：“别说傻话了。这是涉及日本存亡的问题！”
在菊竹看来，作为言论机关，报社的生死并非系于发行量和广告，使命感的放弃和勇气的缺乏以及无责任心，才是导致新闻精神死亡的原因。报社一旦与权力发生正面冲突，编辑方针和报社经营之间就会产生矛盾，报社内部也会产生意见分歧，而大多数报社最终总是会屈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幸运的是，《福冈日日新闻》报社全体员工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外界的攻击。他们与在乡军人会以及当地驻军司令部谈判，阻止了“不买运动”，维护了言论的应有立场，编辑和经营的步伐也没有出现混乱。

松冈洋右：让日本成为“国际孤儿”的“国民英雄”

1880年，松冈洋右出生在山口县农村。13岁那年，他和表兄前往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他们。松冈洋右刻苦学习，在获得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法学学位后回到日本，开始了公务员生涯。
在外务省供职的17年里，松冈洋右先后在中国、俄国和美国担任外交官。作为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松冈洋右于1921年加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先是担任主管，然后又出任副总裁，成为一名“中国通”。
1930年，松冈洋右回国致力于政治活动，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他猛烈批评主张与欧美各国进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外相，主张强硬外交，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虽然这位政客在美国生活了10年之久，接受了西方教育，但他尊崇天皇，并抱有使天皇的统治遍行于世界的“八纮一宇”理想。在中国的工作经历，让他逐渐形成了“大陆主义”思想。他认为，日本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对大陆的“开发”“经营”，而要实现对大陆的“开发”“经营”，就必须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
1931年春，松冈在名为《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光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这个主张受到了右翼分子的欢迎。军部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和讲演者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是违反这一方针的言论和行动，都要严厉取缔和制裁。从此，“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成为流行语。
几个月后，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完成了包括松冈洋右在内的右翼分子的“梦想”。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其中批评最激烈者当属美国。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宣布，美国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军事占领的合法性，因为日本违反了现行的国际条约并且无视通行的国际惯例。
“当时感觉正在讴歌和平的时候，突然满洲乌云密布雷声大作，而雷电正好击中了日内瓦。”一位日本记者回忆说：“欧洲人十分惊讶。对日本的谴责汹涌而来，让人都不忍心看当地的报纸。”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组织了以英国侯爵李顿为团长的国际调查团，调查“满洲问题”。
就在调查团一行抵达日本仅仅数小时后，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宣告成立，妄图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这种公然对抗的做法进一步激怒了国际社会，也引发了日本政坛的激烈争论。
1932年9月15日，赶在李顿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前夕，日本政府签署了日满协议，悍然承认伪满洲国。李顿调查团随后发表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否定了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干预是“自卫行为”的谎言，指出“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大片毫无争议的属于中国的领土被日军强行夺取和占领，随后这些领土被分割并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但是，报告也明确指出，不赞成回到事变之前的状态，也不承认伪满洲国，建议在中华民国的主权之下建立满洲“自治”政府，由国际联盟派专人指导，在日本的主导下进行国际管理，中日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当时世界刚经历大萧条，欧美各国元气尚未恢复，没有足够能力压制日本，因此这个调查报告对日本做出了巨大让步，但是远没有满足右翼势力的期望，因为它仍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
按照规定，《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将提交国际联盟大会审议。这意味着日本将面临一场外交大考。面对不利的国际形势，日本政府起用松冈洋右为日本代表，出席国际联盟会议。松冈精通英语，又通晓满洲情况，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老外交官，因此被赋予重任。
不过，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人士认为，为了“灵活运用外交手段”，更好地开展外交斡旋，应该派一位老成持重的外交官同行，与松冈这个刚勇的斗士配合，可能更有利于谈判。可是，这个建议被否定。1932年10月11日，松冈洋右被正式任命为全权代表。

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饱受各方指责。松冈洋右果然“不负众望”，以那带有美国口音的连珠炮式的流利英语与各国辩论，强词夺理，为日本找出各种理由。他说，中国是一个贫弱、落后的国家，缺少一个能够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合法政府，而日本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已经将本来毫无生机的满洲改造成为稳定繁荣的乐土。为了发扬新世界公民的精神，他的国家也准备和中国友好相处，“最终有一天会实现日本帮助中国的愿望和责任。对这一点，我是满怀信心的，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考虑我们的申诉，并信任我们”。
1932年12月8日，松冈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十字架上的日本》的80分钟即兴演讲，声称日本是在“维护日俄战争中牺牲10万英灵换来的在中国满洲的利益”。在演说的最后，松冈说：“我们日本人已经做好接受考验的准备。欧洲和美国的某些人不是想把20世纪的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吗？各位，日本眼看就要被钉到十字架上了。但是，我们相信，并且确信，过不了几年，世界的舆论就会因日本而改变，就像拿撒勒的耶稣被世界理解一样，我们最终也会被世界所理解。”
松冈洋右精通英语，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人送外号“五万言先生”。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日方还在会场上播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拍摄的纪录片，大力宣传日本“合并”中国台湾与朝鲜之后，当地生活条件如何获得飞跃。影片终了，连一向反对日本行径的捷克代表都拍手称赞。
一切似乎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提出一份对日方做更多让步的妥协案：将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争议从国际问题转化为地区问题；联合几个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共同建立委员会，由中日两国直接谈判。可是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拒绝了这个建议。
松冈洋右很清楚，这样强硬对抗下去，将导致日本更加被动。他在给外务大臣的电报中说——
不消说，凡事八分为好。我国政府应该早就明白，不留一丝牵扯干干净净地让国际联盟收手的期望是无法实现的。日本人的通病在于洁癖，诸如贯彻日本精神和解决满洲问题等大问题，抑或是对于十九人委员会主席的建议过于执着，都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曲折之后，最终导致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这是十分遗憾的，此举不可取。在此坦率地陈述鄙见，实在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1]
为了增加自己在日内瓦的“筹码”，松冈收买驻外新闻记者，频繁向国内发回报道，继续宣扬强硬的外交立场，试图通过国内舆论强硬化给国际联盟施加压力，而不是静待大国的让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也召开大会并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
1933年1月，日本关东军突然占领山海关，2月又侵略热河。这时正是国际联盟大会审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前夕，消息传到日内瓦，与会代表都对日本挑衅性的做法感到震惊。

就在关东军控制热河的第二天，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开始审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日本来说，这是关键的一天。
在半个月之前，右翼势力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召开“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并由东京中央广播电台转播实况。此次大会通过了“帝国应立即退出国际联盟”的决议，并将其传达给首相和外务大臣。一个名为“国民奋起大会”的大集会也通过如下决议——“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2月24日上午10时半，国际联盟主席伊曼斯（比利时人）宣布国际联盟大会召开，按原文审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日本所有修正要求不予采纳。随后，中华民国代表颜惠庆发表演说，感谢国际联盟一视同仁，对强国也予以处罚，高声宣布胜利。之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并没有感情用事地进行反驳，而是镇定自若地阐述本国立场。最后，各国代表发表礼节性演说，讨论之后进入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是42∶1，只有日本反对。国际联盟主席称，虽然表决结果不具备仲裁判决的国际法约束力，但他要求日本和中华民国在政治上尊重这一决议。松冈登上主席台发表声明称，日本方面不能接受会议通过的决议，大喊“日本政府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已到极限”，然后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会场。他们的身后一片寂静。
本来，即使日本不听从国际联盟的劝告，国际联盟也没有办法对日本进行制裁，可是日本连这个表决结果都不能接受。不久，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做出了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3月27日，日本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随后，日本政府着手有计划地废除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华盛顿会议上所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协定。
在得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后，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在日记中写道——
内阁决定退出国际联盟以前，日本已采取各种手段烧毁它与外部世界相通的这座最重要的桥梁。现在走这一步，意味着它国内的稳健派已根本失败，军部已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自中日争端开始以来，国际联盟的每个重要行动，日本不是阻之于前，就是以既成事实毁之于后，这都是为了明白显示日本要撇开西方而独行其是，蔑视西方对它的事务和它自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的干涉。不能指望它会屈服于西方的道义压力或别的压力。军阀和在军阀煽动下的国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宁战不屈。现在，来自世界各国的道义谴责，在日本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谴责非但不足以改变日本人的决心，而且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只要日本政府露出一点与国际联盟敷衍或妥协的倾向，国内即使不爆发革命，也几乎一定会发生更多的暗杀事件。[2]
对于退出国际联盟，虽然并非松冈洋右一人所决定的，但是他的个性所起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有人说：“先前是谁使报纸采取了没有必要的论调，莫如说是有害而又僵化的论调，进而败坏国家的声誉？此人就是在日内瓦的松冈全权代表。”宇垣大将在他的《一如庵随想录》里说：“当局认为尚有设法的余地，才花费许多钱财派遣多人去日内瓦。结果，毫无收获，既未争取到一个朋友，又未能推迟做出决定，更未能使李顿报告的调子有所缓和。归根结底，白白过了半年，却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我早已说过，松冈向本国大为广播，如以其中三分之一的热情影响他国，即可大功告成。万望不要只是停留在对内进行自家对自家的广告上。现今想来，我的讥讽却不幸而言中，甚为遗憾。”
至于松冈洋右本人也自知失败。日本失去与自由主义国家合作的机会，从此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他离开日内瓦后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去了美国，想在那里等到风平浪静后再回国。他在波特兰为“美国母亲”立了一个墓碑，还种下一棵树，然后才启程回国。他已准备好接受国民的谴责。
可是当松冈乘坐的轮船抵达横滨码头时，数以千计的日本市民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拥上码头迎接他，新闻飞机在他的头顶盘旋。面对喧嚣的民众，松冈洋右做了一番道歉声明：“没能让（世界各国）理解日本的立场，我是个失败者，对不起国民。”可是，进行实况新闻报道的东京中央广播公司称他是“国民英雄”。《东京日日新闻》发表《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文章，赞扬他为“凯旋将军”。其他各大报也说松冈“昂首挺胸退场”，并把他的行动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这一切都表明，松冈一意孤行的做法得到了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回国当晚日本民众为他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松冈洋右忍不住说：“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危急关头，却这样欢迎我，是不是大家脑子都有问题了！”
确实，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本来，经过明治维新和大正民主运动，日本已经是亚洲唯一的强国。它能够成为国际联盟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就说明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可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日本国民却没有获得自信，反而认为其他国家与日本为敌。他们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问题，反而满怀怨恨地认为，英美等西方国家不能容忍日本的崛起，有意压制日本在国际上应有的发展空间。
在偷袭珍珠港前，日本又从“受骗者”变为“世界维新”的先行者。1941年，文部省向全国各级学校颁发的军国主义教育大纲《臣民之道》里说：“我国的决心和武威使得它们（主要指国际联盟——笔者注）无法做出任何制裁的决定，我国一旦脱离之，国际联盟的真面目就会暴露于世，德国同年秋天也追随我们脱离了，其后，意大利趁埃塞俄比亚问题，抓住时机发出了脱离的通告，国际联盟完全成了徒有虚名的组织。因此，我国自昭和六年以来，始终走在世界维新的最前列。”
四、罪恶的结局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内阁邀松冈洋右担任外务大臣。松冈清洗了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寻求与德意结盟。两个月后，德意日三国同盟签字，形成了“轴心国”。他还竭力提倡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日本的外交政策与日本法西斯的对外扩张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虽然他只担任了一年外务大臣，但却“成功”地将日本绑上了战车。
松冈洋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战争狂。直到1945年8月初，他本来因肺结核已卧病不起多年，竟以有病之身，四处活动，到处鼓吹“绝不能向美国示弱”。他对准备向盟军投降的铃木贯太郎内阁进行激烈的攻击，并强调说：“挽救我国的唯一道路，就是下定决心把战争继续下去，进行本土决战，以便置之死地而后生。”
美军占领日本后，松冈洋右被定为甲级战犯。但是他仍拒不认罪，坚持顽固到底的立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他还用英语说自己是“无罪”的。受审期间，松冈病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逃过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最后审判。
日本的舆论界把松冈洋右与东条英机并称为战争的两大元凶。确实，在推动日本走向战争的过程中，松冈洋右影响极大。毋庸讳言，战前日本民众中弥漫着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疯狂的排外主义。可是，问题不在于民众的“盲目”和“疯狂”，而在于政治家是否尽到自己的责任。1940年松冈曾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说，在历史发生激变的世界里，难以制御的盲目力量往往起很大的作用。格鲁承认盲目性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他说：“外交和政治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这种力量导入健全的渠道。”
松冈不但没有引导，反而顺从和利用民众的激进情绪，利用和煽动这种盲目性，从而把事态一步步推向危机。日本先是退出国际联盟，后与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结盟。这些错误选择不仅把日本推向灾难的深渊，而且也给世界带来灾难。

泷川事件：大学和国家权力的较量

“泷川事件”是大学和国家权力的一次最大较量，也是知识分子最后有组织的抵抗。之后，法西斯势力便着力于对学术自由进行破坏，全日本的大学都被卷入了“肃学风潮”，自由主义教授被驱逐出校园，学术自由和独立传统消失，大学自治的堤坝被冲毁。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空间。
1933年5月9日，文部大臣鸠山一郎亲自约见京都大学校长小西重直，传达内阁决定：处分该校法学教授泷川幸辰。这则消息在京都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即引发了日本教育史上著名的“泷川事件”。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大正时代的民主风气日渐式微，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泛滥。国家主义主张国家权力高于一切，无所不在，积极对外扩张；民族主义则高举“国粹”和“日本精神”的旗帜，把日本的一切都无限美好化。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就形成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侵蚀腐蛀着新兴大国日本。
法西斯主义必然吸引道德败坏的小人，蓑田胸喜就是其中之一。他虽然是一位大学教授，但却不专心学术研究，而是善于捕捉别人文章里的“问题”，把学术问题拼命往政治上靠，再找机会抛出自己的“文章”“著作”。他创办杂志《日本原理》，专门攻击民主自由或是带有左派理想色彩的学者，动辄攻击别人是“赤化”“不敬罪”“学匪”“逆贼”等。他很早就把矛头对准了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
泷川幸辰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学习刑法。后来留学欧洲，师从德国著名教授，归来后就任京都大学法学部刑法学教授。他秉持自由主义立场，对日本传统观念进行批判。例如，其著作《刑法讲义》《刑法读本》对于“通奸罪”只适用于妻子一方的法律提出批判。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正确的观点，然而在那个鼓吹“日本传统”“日本特色”的时代，这种观点与传统格格不入，备受批评。右翼分子更是对泷川进行政治陷害。
1932年10月28日，泷川教授在中央大学做了题为“从《复活》看托尔斯泰的刑法观”的演讲。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影响，提出社会对犯人实行报复之前，应该充分研究犯罪原因，同情和理解胜于报复。司法当局认为该演讲内容侮辱法官、鼓吹无政府主义，向文部省做了通报。文部省则向京都大学施压。文部大臣对小西校长说，泷川教授所著的《刑法读本》有问题。

与此同时，蓑田胸喜不断向政界重要人物发送攻击“赤化教授”的小册子，同时唆使几个右翼议员在国会上发难，指责由于大学教授的“赤化”导致司法官员“赤化”，点名攻击泷川幸辰教授就是“赤化教授”。“赤化教授”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因为日本政府向来忌惮共产主义，对思想的管制比以前更为严苛。
1933年春天，一些政客鼓噪驱逐大学里的“赤化教授”。议会点名指责4名教授的思想存在问题，其中就有京都大学的泷川。议会闭会之后，政府立即决定对泷川教授做出处分。先是内务省发布禁止发行泷川著作《刑法读本》和《刑法讲义》的命令。紧接着，文部省正式要求京都大学对泷川做出免职或停职处分。
作为政府出资的官办大学，京都大学本来应该遵从政府的决定。没想到的是，法学部教授会通过校长向文部省提出抗议。他们声称，“这不是针对泷川个人的问题，而是在威胁履行大学使命时必须保障的研究的自由”。

文部省公布的处分理由说，教授虽然拥有研究自由，但并不拥有讲授自由和发表自由。法学部教授在报纸公开批驳这种观点，而且表示，如文部省强行处分泷川教授，将全体辞职。
此事让校长小西重直陷入困境。这位上任不久的校长深知，自己虽然是由教授们选举出来的，但是作为官办大学校长，决定自己命运的还是政府。与政府对抗，不会有“好果子吃”。然而，他还是毅然地正式通告文部省，拒绝对泷川教授做出处分。法学部全体教授签署辞呈，表示“只要目的不能达成，无论如何都绝不接受挽留”。文部省的态度也很强硬，针锋相对地说：“如果教授递交了辞呈，任何时候都允许他们辞职。就算导致学校关闭也在所不惜。”
随着事态扩大，日本政府开始介入。它以泷川学说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违背《大学令》规定的大学教授所应承担的“国家思想涵养”义务为由，向文官高等身份委员会提出咨询。在接到同意的咨询结论之后，1933年5月26日，文部省发布“文官分限令”，给予泷川停职处分。
就在同一天，《报知新闻》发表社论说：“进步就意味着一定会有不同的学说对立。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就已经说明了对学问的迫害最后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们对于这次事件感到遗憾……首相手下的人都主张顽固镇压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让人感到非常时期的内阁对付利益集团时很软弱，而只对抵抗力小的思想界态度强硬。”
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也发表评论说：“关于学问上的意见要断定其是否是反国家的，判断的人必须在学问上有相当程度的涵养。在学问上少有见识的人只看了他人论著的片段就断定其对国家是否存在危险，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这样就有可能把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
到底是应该妥协让步，还是继续与掌握暴力武器的政府继续对抗下去？政府的决定把京都大学的教授们逼到了墙角。京都大学法学部全体教师向校长递交辞呈。法学部部长还率全体教职员在学校大讲堂发表退职演讲，呼吁“捍卫完全的学术自由”——
政府对于泷川教授的停职处分是完全不公正的，我们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一同辞职。泷川教授的学说里没有任何破坏国家思想的内容。从大正三年的泽柳事件以来，京都大学教授的进退都要经过校长的同意才行，这是长期固定下来的规矩。但是政府的措施却单方面破坏了这个为了确保研究自由的原则，阻碍了大学行使大学的使命。[2]
1 600余名学生涌入大讲堂，讲演途中啜泣声此起彼伏。泷川教授后来回忆说：“当我想到这之后就要和同学们离别了，那一瞬间，我的眼泪不禁一下子涌出眼眶。”

“不能为了一个泷川，就毁灭了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话，代表了许多教授的心声。西田几多郎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威望很高，虽然他并不认同法西斯主义，但是也不愿意公开对抗。就像两年后他在给学生的信中所说的：“现在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真正站在自身之外深刻地长远地思考我国的将来的人，与其徒然从一开始就性急地、洁癖地与其冲突、战斗，我认为不如设法忍受而努力使之逐渐恢复中正。”
问题是，这种容忍退让只能增强法西斯主义的气焰。到后来，退让者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攻击对象。蓑田胸喜大肆攻击京都学派，京都学派的几个成员惨死狱中。假如没有首相近卫文麿等的保护，西田几多郎恐怕也难有好结果。饶是如此，从1944年起，这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还是因为“过于西化”的言论受到教育部思想审查机关的监视。他的文章也被军部当作工具利用，尊严尽失。
与选择妥协的教授们不同，血气方刚的大学生积极地行动起来，反对处分泷川教授。为了支持教授会，法学部的学生全体提出退学申请，其他学部的学生也与法学部站在同一战线。全体学生大会做出如下决议：（1）支持法学部教授，誓死捍卫自治和自由；（2）声讨文部行政当局；（3）强烈期待所有学部以及全国的教授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妥协；（4）泷川教授不获复职，抗议斗争绝不停止。大学当局没有压制学生，而是允许学生自由使用教室，开展活动。
京都大学的抗议活动也波及其他大学。东京大学、东北大学的学生都成立自治组织，声援京都大学。学生运动又催生了大学之间的联合，16所大学代表在东京组织了“维护大学自由联盟”。于是，“泷川事件”的影响走出校园，开始波及社会。许多媒体也卷入其中，有的支援京都大学，有的对京都大学提出批判。受此事件的刺激，作家、评论家、演员、出版商等400多人成立了“学艺自由同盟”。
在1913年的“泽柳事件”中，东京大学法学部曾与京都大学站在同一战线，共同与文部省进行抗争。可是20年后，东京大学的绝大部分教授却始终保持沉默。其实，在议会上被指责存在问题的4名教授，除了京都大学的泷川，其余3位都在东京大学任教。据说，文部大臣允诺，只要东京大学教授不参与抗议运动，就不对那3名东京大学教授做出如同对泷川那样的处分。因此，尽管也有年轻的教授提出应该以法学部的名义发表意见，却受到老教授们的阻止。

转向：在权力面前弯曲的脊梁

1933年6月8日，日本共产党领袖佐野学、锅山贞亲在监狱里发表一则声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兴起，佐野学和锅山贞亲都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1927年佐野学被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锅山贞亲是8名中央委员之一。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在全国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 600人（全年共逮捕3 400余人），造成大规模白色恐怖。这就是著名的“三一五事件”。佐野和锅山幸免被捕，但是翌年两人在上海遭检举之后被遣送回日本，判处无期徒刑，一直被关押在东京的市谷监狱。他们不服判决上诉，是狱内公开审判斗争的领袖，受到许多共产党员的崇拜。
在名为《共同与被告同志书》的声明里，两位革命家指责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操纵下已经蜕化变质，不再是“以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为目标”，而是成为“日本的苏联防卫队或其舆论机关”。他们承认原来坚持的废除君主制的口号不符合民族感情，“日本的皇室连绵的历史性存续，是日本民族过去独立不羁的顺利发展的表现，这在世界上也少见。觉得皇室是民族统一的中心这种社会感情存在于勤劳大众的心底。我们有必要不折不扣地把握这一事实”。
他们还一反共产党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为日本的侵略找到了新的理由，“民族同权的具体表现不是形式上的国家的分离。在经济、文化、历史上接近的诸民族的勤劳大众结合为一个大的国家，人民在阶级上的融合从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更加现实的世界史的方向”。
《共同与被告同志书》标志着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的思想彻底转向，因此被称为“转向声明”。这两位日本共产党领袖撤回之前的所有主张，改口说要从苏联的桎梏中解放自己，对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表示尊敬。他们主张脱离共产国际，建议实行以日本为核心的“一国社会主义”。他们反对反君主斗争，希望通过与天皇制的结合，最终达成日本民族的优越性。
在日本民众眼里，日本共产党就是主张暴力革命、推翻天皇制的地下秘密组织。现在它的领袖人物却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向，怎能不让人们感到惊讶？《时事新报》的报道就记载了当时社会的反应——
最近有消息称，在第一次大搜捕中被捕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巨魁佐野学和锅山贞亲两人在狱中突然完成了思想上的方向转换，令有关方面惊讶不已。佐野和锅山是第一次共产党事件中的实力派人物，居于领导地位，在去年的一审判决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二人不服判决上诉，就在今秋即将举行上诉审判之时，不知何故，突然转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共产党运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即使是法院、检察院、司法省当局，也对这两个人的转向将信将疑。当时的媒体报道：“司法省认为，口头上发表转向声明之类，是共产党惯用伎俩，不外乎借转向之名，求减刑之实，以便出狱后重操旧业，再次参加运动。于是司法省指示监狱当局，令二人写出手记，指出共产党原理的谬误之处……”
经过严格的审查核实，最终当局认可了佐野和锅山的转向声明。检察官表示：“被告等已恢复了日本人的意识，这是转向的最重要之点。”上诉法院将两人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法院的减刑依据是，“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但判决后被告认识到日本民族之优秀性，誓言重新成为国民之一员，重新做人。法院对此表示相信，于是在量刑上予以从轻处罚”。审判长最后还提醒被告，“服刑期间还有一个优待措施，可以酌情假释出狱”。

在佐野学、锅山贞亲两人发表“转向声明”后，第三国际的机关报将他们斥责为“伺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叛徒”，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在《赤旗》上发表声明，开除两人党籍。开除的理由是，他们“屈服于天皇制权力的恐怖威胁，无视党规、基于敌对阶级的指令，开始协助天皇制官宪从事破坏党的挑衅行为”，指责他们在声明中“否定共产主义的一切原则，公然要求日本共产党从共产国际中分离与解体，支持天皇制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不仅声明对天皇制权力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且已经积极开始并继续进行党的破坏行为”。
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阻止或削弱“转向声明”引起的后果。“转向声明”不但引起日本共产党内部的混乱，也对左翼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狱中服刑的“思想犯”，短时间内就出现了思想转向的“雪崩现象”。
在声明发表后约一个月之内，1 370名未判决的思想犯中有415名（30%）、393名已判决的思想犯中有133名（34%）要求转向。据统计，截至1936年5月31日，因违犯《治安维持法》而受刑的438名思想犯中，“非转向者”只占26%，其余均已“转向”。难怪内务省警保局在一份内部材料里说，“佐野和锅山的声明，在满洲事变后以日本精神为基调的国情之下发表，而且是在日本共产党的所谓变质堕落达到顶点之际，因为在组织上理论上构成了其转向的主张，其影响力之大是当然的”。
除思想犯之外，左翼文坛人士也纷纷“转向”。1933年9月，《东京朝日新闻》报道说：“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家团体正在刮起一阵巨大的转向旋风……日本无产艺术家们畏缩了，往年的无产艺术黄金时代亦化作泡影。目前，其作品销售不畅，生活自然变得艰辛，这也是加速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集体转向甚至产生了一种日本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体裁——“转向文学”。
其实，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性思想“转向”的背后，是政府一直在对“危险思想”进行镇压和诱导。“转向”最早是在学生中流行的一个词语，后来被“特高”所采用。“特高”依据《治安维持法》，一直将激进派人士作为严控对象，试图改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转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逮捕拷问，“转向”还诉诸心理影响。
一位“特高”系统中的核心官僚所撰写的手册中，就有关于如何有技巧地协助“转向”的详尽内容。例如，警察局长应该从拘留所将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上，然后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丼”。所谓“亲子丼”，就是鸡蛋包裹鸡肉的米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的关系。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谈论政治思想之类的事，只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之类的话。而且不能多谈父亲，否则反而会造成被捕者对权威的反抗意识。置身在这种技巧下受到诱导的青年，很容易动摇自己所信奉的政治理想，觉得作为他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然崩溃，于是就朝着“特高”所定义的另一条路径“转向”了。
“转向”的另一个条件，是民众对九一八事变的热烈颂扬。例如，大审院（最高司法裁判所）检察官的文章指出，佐野、锅山两人思想转向的基本原因是“满洲事变以来我国内外的情势”，这种形势“使两人痛感有必要从民族的立场批判党的立场”，“触发了其日本人意识，使其日本民族的独自性与优秀性得以觉醒”。
至于那些被革命吸引的热血青年，本来认为将全身心奉献给“人民”是光荣的事业，为坚持理想不惜牺牲性命。然而他们发现，“人民”却支持与他们本身信仰相悖的目标。当他们反对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时，却发现“人民”在热烈地支持战争。此时，他们有一种孤立于人民、周遭亲友和家人的感觉，有一种自己被逐出正式的历史记述的恐惧，这种孤立感和恐惧感也促使他们转向。
1942年警方的一份统计显示，“转向者”所自述的转向动机中，出于信仰的占2.21%，发现理论矛盾的占11.68%，因为被拘禁而后悔的占14.41%，因家庭因素的占26.92%，因国民自觉的占31.90%。由此可见，由于信仰的原因而“转向”的只占极少部分，以国民的自觉与家庭关系为理由“转向”的很多。这无疑主要来自军国主义的教育及强权压制两方面的积极配合。
所以，日本学者古在由重说，“在战争的高压与天皇制的暴力下，所谓转向莫如说是‘力’的结果。被创作出来的所谓转向理论，即向权力屈服的合理化，无论说得多么巧妙的逻辑，实际上都不是理论思考自发的产物。这里起作用的，本质上不是‘逻辑之力’，毋宁说是‘力的逻辑’”。
借助佐野学等在狱中“转向”的机会，日本政府开始对日本共产党进行残酷镇压。日本共产党组织四分五裂，几乎陷于毁灭。

思想“转向者”也有自己的一套说辞。锅山贞亲在战后写的《我抛弃了共产党》里回忆说，当年“转向”的一大原因就是战争。“尽管我们反对，但战争还是一个劲地扩大，靠个人或党派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如果坚持至今采取的立场，我们就应该树起‘本国战败主义’的旗帜，但对现在进行的战争，无论如何不能说应该让本国失败……不能说因为放弃战败主义，就是支持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这明显是一场侵略战争。有既否定战败主义而又反对侵略战争的道路吗？有，那就是解放。不外是使侵略战争转化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之战。这确实是并没有一分把握的依据，但我总觉得比高唱心中并没有的战败主义，更合乎我的心意。”“我们二人以此声明告别了自己的前半生。此后不久我们的确经过了魔界遍历似的思想懊恼的过程，但终究回归到了母亲民族的怀抱。”
把“侵略战争”说成“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之战”，把思想变节称为“回归到了母亲民族的怀抱”，这种说辞实在是自欺欺人的诡辩。让人警醒的是，这些人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也没有任何防波堤。悲哀的是，一些左翼青年竟然相信这种诡辩。在二战中，一些参军的前共产党员就积极参加“神风特攻队”，怀抱“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之战”的幻想走向死亡，成为军国主义的炮灰。
日本共产党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甚至有评论说“日本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而言占有与天皇一样的象征位置”。昭和时代之后，除了日本共产党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团体敢于从正面不断挑战日本的国家权力。一旦这个批判政府最用力的政党放弃自己的立场，弯曲自己的脊梁，其他知识分子很快就纷纷跟进，宣示自己对国家政策的效忠。
20世纪3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都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或者沉默，或者顺从。还有人喊出“举国一致”的口号，也就是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心，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气氛下，少数不愿意配合的人就会遭到围攻。

美浓部达吉：改变根本思想是不可能的

1912年7月，明治天皇驾崩，大正天皇即位。新旧交替之际，人们在惆怅的同时，也有身心轻松之感。就在这种微妙的社会气氛里，东京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出版了《宪法讲话》——解释《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书籍。他在该书序言里说，著书的意图在于“明宪法之根本精神，排除在一部分人中间宣扬的变相的专制主义主张，此乃余精诚努力之所在”。
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标志着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立宪国家。立宪政治的本质是限制君权保护民权，但是在这部宪法里，君权主义原理和立宪主义原理并存。这种内在矛盾在明治时代并没有暴露出来，因为伊藤博文等元老重臣在开设国会的同时，一直极力维护君权尊严，天皇（至少在名义上）享有实质性的大权。随着强人去世，《大日本帝国宪法》里的立宪主义开始得到重视。
作为曾留学欧洲3年的宪法学教授，美浓部发掘出宪法中的立宪主义，在《宪法讲话》里提出了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他认为，天皇在宪法上拥有统治国家大权，但是并不拥有对臣民毫无限制下达命令的万能权力。因为统治大权并非属于天皇的私有权力，相反，天皇是因为国家需要借其行使统治而创设和维持的重要“机关”。天皇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之一，应始终在宪法的条文规定下行使其权力。后人评说，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使（日本）宪法学第一次从神学或者国法学中脱离出来，作为近代科学而得到确认”。
这个新观点甫一问世，就遭到东京大学同事上杉慎吉的批判。作为宪法学讲座教授，上杉慎吉主讲宪法多年，一贯攻击西欧的民主宪法，对《大日本帝国宪法》进行绝对主义解释。他主张“天皇主权说”，强调天皇神的至高无上地位，天皇不是人民的仆人，而是统治权主体，是“建国之体制、国民之确信”。他首先在杂志上发表直接针对美浓部的文章，攻击“天皇机关说”是“关于国体的异说”。
由这篇文章开始，美浓部和上杉两人在杂志上展开激烈论战。结果，上杉的攻击丝毫没有撼动“天皇机关说”的地位。绝大部分学者和舆论支持美浓部，美浓部代表的民权学派全面碾压上杉代表的官僚学派。京都大学一位教授撰文指出，超国家法规只能向“君权神授说”寻找依据，但今日之法学已不能接受此种观点。他还批评上杉慎吉“已经不像一个学者……如果世人没有怀疑上杉博士的学力乃至人品，实属万幸”。舆论则认为，“上杉的论文几乎已经不能称为学术讨论，因为它充满了情感上的挑衅”。

上杉慎吉指责“天皇机关说”是“用法学筛子筛出的民主主义，其本意在于民主共和”。“天皇机关说”主张，议会是独立的国民代表机构，而非天皇的机关，其权限并非天皇所授予，可以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天皇可以自由任命总理大臣（“大命降下”），但应该考虑众议院的意见。于是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政党内阁论”，即负责实际政治运作的内阁由议会的多数党组成，并实施他们的政策。这种理论很好地协调了天皇与议会的关系，为议会的政治运营赋予了正统性的方向。因此，“天皇机关说”并不只是书斋中无用的羸弱之花。
1913年，众院议员犬养毅等人发起宪政拥护运动，成功地打倒桂太郎内阁。这说明，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范围内，宪政是可以付诸实践的。此后，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与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一起，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基础，日本的代议制民主政治迅速发展。
“天皇机关说”成为共识，得到学界和政界的普遍认可，各大学都以此种理论教授学生。“天皇机关说”不但确立了美浓部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让他获得了政府的认可。他担任了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一职，还成为贵族院敕选议员。
美浓部才思敏捷，记忆力过人，写作时常常倚马可待，落笔便可直接刊行。作为大学教授，他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很受学生欢迎，包括中国的留学生。他的学说通过留日学生的翻译在中国广为传播，被称为“对中国宪法事业影响最大的外国学者”。

河合荣治郎：战斗的自由主义者

河合荣治郎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曾就职于农商部，因与上司不和，遂弃官从学。他留学欧洲，倾心于英国的费边社社会主义。1924年起任东京大学教授，讲授社会政策。他提倡基于人格主义、议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曾说：“右边和保守反动相抗争而拥护被压迫思想，左边和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斗争的我们，被右派认为和马克思主义一样，被左派认为和保守主义相同，这样也许会受到左右两边的夹击，但这里正有自由主义所独有的使命，有自由主义所应负的宝贵任务。”
如果说，在大正民主时代，自由主义还有一定的社会空间，那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的言论空间越来越逼仄。可是，不管是“泷川事件”，还是“美浓部博士事件”，只要教育界的自由受到威胁，河合荣治郎都站在众人前面，勇敢地发出反对的声音。因为这个自由主义者深信，无批判之处便没有商量讨论，无商量讨论之处便没有进步。
1934年他在《法西斯批判》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然而一想到日本正转向法西斯就更为可悲的了。在那里我的纯学问的研究虽不免多少牺牲，可是想到就日本问题而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是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我的义务。”也因此，他被列入“反动教授”的黑名单，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死敌。
1936年，这位自由主义者迎来了最严峻的人生考验。就在这一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二二六事件”，军人叛乱，刺杀了众多政府高官。这是对国法的挑战，也是对文明的犯罪，可是参与叛乱的军人却被认为是一群动机纯粹的爱国者，出于忧国至情而迫不得已采取行动。当时军人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势力，在肃杀的戒严令下，言论自由完全没有了，媒体成为不敢说话的“悲惨小丑”。在危及国运的大事件面前，只有河合荣治郎不怕风险，不回避风险，愤然写下了评论文章《关于“二二六事件”》。
他毫不隐讳地指出，叛军就是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最可恶之处，在于一小撮法西斯分子使用××力量，蹂躏多数国民的意志。在忠于国家的热情和对国政的见识方面，在敢于牺牲以实践自己信仰的勇气方面，并非只有他们才有”。“我们和他们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拥有××力量，而我们这没有。但是偶尔拥有的××力量，怎么能成为强行实现自己信仰的根据呢？”
文章刊登在《帝国大学新闻》上，杂志因担心遭到出版审查，对敏感内容进行了“技术处理”。但是读者一望即知，文章里“××”就是“军事”。河合荣治郎甘冒白刃，严厉批判军人背叛国民的信赖，将武器用于恐怖活动。他这样写道——

斋藤隆夫：吾言即是万人声

斋藤隆夫出生于1870年，曾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是一名律师。1912年以来，他连续当选13届众议院议员，是一位资深的国会议员。他亲历了“大正民主”的风云岁月，也眼看着日本的议会民主走向溃败。在许多国会议员为求自保而缄默的时候，他却勇敢地在国会讲坛上发表演讲，表达国民的心声。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涉嫌参与战争的公务员全部被开除（公职追放），包括大部分没有阻止战争的国会议员也被剥夺公职，只有斋藤隆夫等少数议员继续保留公职。在日本政治史上，他与尾崎行雄、犬养毅并列为“最受爱戴的政治家”。和曾任高官（乃至首相）的尾崎行雄、犬养毅不同，斋藤隆夫只是一个议员，他以自己的勇气和胆识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也为战前暗淡的日本政治增加了一抹微弱但夺目的亮色。

桐生悠悠：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

桐生悠悠原名桐生政次，毕业于东京大学，先后在多家媒体工作，是一位资深媒体人，被认为是当时少数的“有反骨的言论人”的代表。作为自由主义者，桐生始终对狂热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感到忧虑。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后，他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批评军人横暴不法的文章，虽然受到军队及右翼势力的攻击与迫害，但仍不改变立场。
20世纪30年代，桐生一度担任《信浓每日新闻》主笔。对媒体人而言，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报纸大幅转向，支持军部的独断专行，协助军部的对外强硬论，推进国家非常时期的各种运动。军部势力迅速扩大之后，又对报纸进行恐吓，这样就形成了报纸不敢发出批判声音的局面。《日本新闻年鉴》说：“昭和八年（1933年）的言论界毫无生气，一直保持奇怪的沉默……是半死不活的言论界。”这一年发生的“信号灯事件”就典型地表现了言论界“半死不活”的状态。

桐生决心“今后只靠个人战斗”。他创办“名古屋读书会”，编写读书会杂志《他山之石》。这是一个私人杂志，主要发表桐生本人撰写的文章，也刊登当时持反战态度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来稿。这份不足30页的杂志坚持对强权政治的无情批判，使地方政府大伤脑筋，对其进行严格审查，每年被禁止发行或删除的期数都在四分之一以上，桐生经常以“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激烈抗议。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写作。例如，针对侵华战争导致的日本民众贫困化，他撰文说——
应召出征而阵亡的军人的家属往往受到人们的同情，因为他们的生活因失去了主要劳动力而贫困。其实，我们看到的比那些遗族更贫困的现象更多，那些贫困者比遗族有更多的不平与绝望。如果放任这种现象继续，战争就会永远地继续下去。应召的士兵越多，越要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比战争的惨祸更严重的问题。
“特高”将桐生视为“异见分子”和“国贼”，不断加以迫害。但是桐生不屈不挠，至死未放下批判日本军部之笔，一直坚持到弹尽粮绝。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特高”对桐生的迫害加剧，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1941年9月被迫宣布停刊。他在最后撰写的“废刊辞”中愤怒地表示，“自己为超国家和超民族的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进行了孤军奋斗和恶战苦斗”，“但刊物被政府当局根据《国家总动员法》认为是妖魔鬼怪”——
我只是说了些关于防空演习应该说的话，却被军部夺去了我的生活权。陆军的防空演习完全无视海军的飞机，作为敌人的飞机而出现在帝都的上空显示出了海军的无能。我多次说要有不畏军部的政治家上台。还有，关于“五一五事件”和大阪的“信号灯事件”说了一些作为一个立宪政治体制下的国民都必须说的话，却因此多次惹恼了他们。虽然这些对于以安全为第一的现代人来说与他们无关，但我所说的并不仅仅是我想说的，而是作为一个立宪政治体制下的国民必须说的。
1941年9月10日，也就是《他山之石》停刊几天后，弓折矢尽的桐生因癌症倒下，享年68岁。在临别之际，这位以“立宪政治体制下的国民”为骄傲的评论家留下壮烈的遗言，“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等到日本军阀们在战犯法庭上被审判的那一天”。
在桐生葬礼举行的当天，宪兵送来了由当局发下的《他山之石》停刊命令。桐生的儿子脱口而出父亲创作的一个俳句：“暴风雨的夜晚，蟋蟀仍将继续鸣叫。”后来，这句话铭刻在桐生的墓碑上。

山本五十六：把国家命运押在赌桌上

1919年，35岁的海军少佐山本五十六奉命到哈佛大学学习。在美国学习的两年，山本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大国。不管是在底特律看到的汽车工厂，还是在得克萨斯参观的油田，都让这个年轻的日本海军将领见识了美国的真正力量。5年后，他再次返回美国，担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在与国内的通信中，他描述在美国的生活，寄回在美国各地旅游时的照片。每当日本年轻人问他如何提高英语时，他就会建议他们去读卡尔·桑德堡写的《林肯传》。他崇仰林肯的勤勉、志向远大和丰富的想象力。
山本的美国生活前后总计4年，其时正值两次大战之间自由国际主义的鼎盛时期。如何与他国和平共处是许多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裁军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议题。山本经常代表日本海军出席国际裁军大会，这让他成为日本军人中少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人。

这种赌博心态很符合山本的性格。山本21岁时参加了日俄战争，在对马海战中被流弹击中，右大腿被炸了个大洞，左手食指和中指也被炸掉。他在海军医院休养时，因为伤口感染，医生建议截掉左胳膊。山本拒绝截肢，他说：“因为我怀着成为海军士兵上战场的梦想进入海军部队，我要么死于伤口感染，要么恢复过来继续当一名士兵。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我要赌一次！”他赌对了，最后康复，也没有失去胳膊。

山本认为，赌博是成人的标志，敢于赌博的男人才是真男人。在生活中，他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扑克和桥牌，即使在战舰执行任务时也照打不误。赌博成功很容易让人萌发侥幸之心。问题是，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赌桌上，但是他没有任何权力以国家命运作为赌注！

东条英机：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

东条英机并不是一个“克里斯玛型”的人物，而是一个资质平平、能力一般的军人。他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其父是陆军中将，据说是日本陆军中能够看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第一人，曾经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但是父亲的智商并没有遗传给儿子，东条英机在军校成绩非常普通，整整考了三次才如愿以偿地进入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深造。

东条的优点是为人雷厉风行，办事干练果断，素有“剃刀”之称。不过他虽然长于行动，但却短于思考。被誉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对东条的评价是：“他的能力只能保管好仓库里的20挺机关枪，超过20挺就无能为力了。他能不厌其烦地把所有资料全部记在笔记本上，但如何运用这些笔记的内容就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石原曾当面讥讽当时已经晋升为陆军中将的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战后东京审判时，盟军检察官问石原是不是曾经和东条意见对立，石原的回答是：“绝对没有。东条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东条也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有一次他视察陆军航空士官学校，问一名学员：“敌机怎么打下来？”当学员回答说是用机关炮时，东条教训道：“不对，敌机是用精神力量击落的。因此，即使是机关炮也无法打下来的情况下，哪怕是敢于用身体冲撞式袭击也要将其击落，即精神力量变成身体冲撞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的。”视察结束后，他还批评学校教育，强调“发扬决死勇战的气魄，教育应该是全盘精神主义”。

问题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日本民众的偶像呢？除了军国主义洗脑教育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条善于利用现代手段蛊惑民众。
20世纪40年代是图像、声音媒介急速发达的时代，东条英机也是最早意识到这些媒介力量的政治家。根据规定，日本新闻电影公司制作的新闻片《日本新闻》要在全国电影院上映。身为首相的东条屡屡在《日本新闻》里亮相，国民经常看到他演说的身影。那时日本家庭的广播普及率为45.8%，广播的影响效应巨大。东条也借助电台广播的影响力来塑造个人形象。1941年11月，他在临时议会上发表首相施政方针演说，《朝日新闻》报道说：“东条首相语调庄重，声音活泼。17日下午7时，他的亲口演说凭借着电波飞至全国各地，十余年来期望已久的‘议会之声’，虽然播放的是录音，但实现了广播。”开战后，他也反复亮相电台。
东条希望通过现代媒介，营造出一个不断出现在国民面前、率先行动、断然决断的领导者形象。他也达到了目的。1941年《文艺春秋》的一篇文章说，“东条严格行事，出色完成，此乃东条独擅”，“在勤于工作这一点上，会毫不犹豫地推崇他具有历代政治家所缺乏的特长”。1944年日本放送协会编的《广播年鉴》也评论说，“东条英机或通过官邸麦克风，或通过演讲会等，屡屡进行实况广播，常常显示出领导一亿国民奋进的气概和热忱，这使全国人民齐受感动”。
东条常常把自己曝露在国民视线下。当时，希特勒正是全盛时期，经常乘坐敞篷车到处威慑。东条也刻意模仿这位德国的独裁者，在外出或视察之际热衷于乘坐敞篷车。《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反复出现对“汽车（敞篷）”的记载。1942年某日就记载，“汽车敞篷。途中遇雨，仍开着敞篷返回官邸”。
东条还打造出了一个新颖的“领导者模式”。他常常在事先未告知的情况下，直接前往官厅、物资配给机构等，进行“突袭式”的实地视察，声称这样可以准确地把握国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改善低级官吏没有效率的“衙门作风”。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突然袭击”都能够“及时”被媒体发现。媒体经常大幅刊登诸如《忙中求忙的东条》《乘坐折扣市电的市街视察》等新闻，详细报道首相的突然视察，连现场照片都刊登在报纸上，还赞扬他“干脆的政务处理、闪电似的民情视察……国民从未如此贴近地感受到首相”。
东条有时还亲自检查住宅街的垃圾箱，批评人们扔掉还可食用的食物和还能再生的物品。显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东条具有精湛的表演能力。宇垣一成大将曾在日记里评论说：“一看他当上陆军大臣和总理时的样子，感觉他竟然演戏之处颇多。”有人讽刺说，这或许是遗传，东条的曾祖父就是能乐（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艺人。一位经常见到东条英机、负责大本营陆军部报道的人说：“（东条）无论什么都要亲临指挥，遇事则表明自己的意志，阐明应该前行的方向……东条或许更加符合当时风潮，更有人气。”

其实，东条自己很清楚，民众就是盲从的“群氓”。有一次，他对自己的亲信如此坦白自己对“群氓”的认识——
国民的大多数是灰色群体，仅一小部分人会玩弄种种批判性言行。所以，作为率领民众的领袖，重要的是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逼迫他们前进。大多数灰色群体听任领导说白道黑，言听计从。自然，如果对其放任自流，那是百年等待也河清难俟。

东条对外界的批评非常敏感，睚眦必报。有一次，军事参议官西尾寿造大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随口说了一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去问那个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家伙吧，他清楚。”很快，这位讽刺首相的将军就被打入了预备役。曾讽刺东条的石原莞尔，其战略学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由宪兵队监督强行绝版。一位记者对东条提出的“本土作战”提出批评，东条就将该记者强征入伍，并且送到战斗最激烈的硫磺岛前线。

和军国主义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们

12月8日夜，我和既是同事又是文艺评论家的寺冈峰夫一起，在因灯火管制而一团漆黑的银座大街上，一边兴奋地大声说着话，一边走着……（第二天早上）给许多作家发出约稿信，希望他们以“战斗的意志”为题给杂志写稿。没有一个作家拒绝我的约稿，我对自己的编辑计划亦没有半点儿怀疑。
这是战后一位编辑的回忆。战争爆发时，他在著名的《文艺》杂志编辑部工作。此前，他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直抱有抵抗的意识，可是“偷袭珍珠港”却让他们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我们一夜之间仿佛自我麻醉一般，丢掉了抵抗意识，被一种圣战意识牢牢操控”，“这以后，我们的手便渐渐地龌龊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作家拒绝他的约稿。也就是说，那么多作家都和他一样，站在军国主义一边。

著名的作家长谷川如是闲，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学生丸山真男是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对日本法西斯的剖析和批判非常深刻。可是，长谷川1942年初也在《日日新闻》上发表文章宣称：“东亚民族将会以大东亚战争为开端，建立一个共通文化区域，与自中古时期以来的欧洲类似……而第一步就是要将西方影响力逐出东亚。这伟大的任务现在正落到日本的肩膀上。”
还有被吹捧为日本现代最杰出思想家的竹内好。“偷袭珍珠港”一个月之后，时年35岁的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我们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破天空的光芒，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
这位因研究中国鲁迅而有“竹内鲁迅”之称的知识分子，之前不赞成日本在亚洲扩张。在他看来，日本打着为亚洲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号，却在与亚洲同胞作战，这是自相矛盾的。可是现在他忽然自己说服了自己，认为自己一直误解了日本领导人的真实意图，“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这样的漂亮口号背后，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实并不畏惧强权。当战刀向强敌扬起的时候，一切都得到了证明……侵略中国作为一个牺牲，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他还用鼓动人心的语言写道——

时年59岁的斋藤茂吉是日本20世纪著名的诗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年迈的热血正焕发新生！ ……我们袭击了夏威夷！”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则在日记中写道：“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一样令人称道。”

1942年7月23、24日，也就是成功偷袭珍珠港半年后，一群知识精英在京都一家温泉旅馆召开座谈会，主题是“近代的超克”。这是《文学界》杂志主办的活动，一共有13人到会发言，都是当时日本思想、艺术、科学领域内的代表人物，包括宣称日本有“堂堂的开战理由”的高山岩男，和高呼战争比和平更“纯净”的河上彻太郎。座谈会的宗旨是，讨论知识界如何应对刚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希冀以此次讨论会掀起一场精神革命，建设“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
“超克”是日语词汇，对应英语中的“overcome”一词，可以理解为超越、克服，甚至是征服。所谓“近代的超克”，就是超越、克服西方的近代性。对于与会者来讲，近代性意味着西洋化，即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这些主义在当时似乎陷入了行不通的绝境，必须“超克”之。用河上彻太郎的话说：“‘近代的超克’这唯一的指路明灯，尽管有些朦胧，却穿透各种阻碍同时映入我们的眼帘，这是何等喜悦！”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对外目的是粉碎英美势力，而对内则是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精神疾患的根本治疗”，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在发言中说，“当然可以认为，我国的古典精神是治疗文明之毒的灵丹妙药。”这代表了许多与会者的共识。他们认为，日本的最大病患，就是过分吸收西欧近代文化和制度而滋生出了毒素。在被近代“污染”以前的日本，古代信仰和以儒学为代表的来自亚洲大陆的“东方精神”浑然融合成了美好的传统，虽历经风雨，但仍在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中保存下来。现在要去除近代的“污染”，必须回到“纯粹的”日本精神传统当中去，要通过日本传统开辟新的道路。

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对美开战并不只是对物质或权力的争夺，而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及这个体制背后的一整套历史文化观，做一个彻底了断。换句话说，对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太平洋战争有其“世界史的意义”，这场战争的抵抗性大于侵略性。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亚洲，使其不再受西方操纵的现代主义压迫，重新恢复亚洲社会的和谐。思想工作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应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圣战”尽一番力量。“近代的超克”就是在文化战争中反抗西方，树立日本的主体性。
显然，“超克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其现实目的，就是要打倒以英、美、法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诸种意识形态，助力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的“世界新秩序”建设，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撑。
为了抵抗极权主义，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拥护“近代”一边，可是许多人却站在“近代”的对立面，大唱“超克论”，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政府都大声疾呼，要求全民抛弃堕落无耻的腐化生活方式，用牺牲精神取而代之，称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讽刺的是，当他们声嘶力竭地喊出“超克近代”的口号时，西方的潮流、品味及习惯已深深打进日本社会，无法割弃。口号虽然叫得震天响，但要打仗，则必须倚赖“近代”的“理性科学”以生产飞机，也要用它来应付生产及战场上的各种需要。

评论家清泽洌在1944年3月的《黑暗日记》里写道：“他们（知识阶层）清楚地知道事态不妙，反对东条内阁——他们是一些两个人在一起时大谈悲观论，四五个人在一起时说这样下去很危险，而十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高唱应以一亿玉碎的精神共赴时艰之徒，其内心是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