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萨姆纳

在美国，斯宾塞思想的显而易见的继承者是W·G·萨姆纳。萨姆纳出生于新泽西州的帕特森，父亲是英格兰移民、机械工人。据记载，他父亲之所以被迫离开故乡是因为产业革命使他的行业过时了。然而，尽管有着这种坚定的工人阶级的出身以及其家庭遭受了这样的不幸，萨姆纳却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积极保卫者。

萨姆纳受业于耶鲁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于1863年毕业于该校。为了日后做一名牧师，他出国继续求学。先后在日内瓦和戈丁根学习语言学、在牛津大学学习神学，此后又返回美国。在美国一段不太长的时期里，他做了新教教会的牧师。1872年，他接受了耶鲁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教授的职位。3年后他组织了美洲大陆第一个社会学班级，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作为教材。由此开始，萨姆纳走上了追求一条以保守主义政治、描述社会之进化和研究道德规范系统性质为特征的社会学道路。

萨姆纳是在南北战争期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这是一场为实现统一的流血斗争，这种统一是从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的分割在内的民族分裂中成长起来的。在战争中，工业化的北方凭借其机械技术与仍然保持封建农奴制的南方进行了殊死斗争。随着战争的结束，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基础、大量移民劳动力支撑的工厂体系，于是产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开始转变为合众国。

19世纪最后30年、出现了公司形式的经济组织并在资本主义新的城堡中占据统治地位。部分原因是为了消除竞争造成的对利润的威胁，大公司发起了“合并运动”。在一些情况下，大企业只是买下竞争对手的产权或通过“价格战”迫使对手宣告破产。在另一些情况下，劫掠成性的富豪还进行产业战争，他们常诉诸武装暴力与破坏性活动。在重要经济部门中，强大托拉斯的发展引来了1890年的“舍曼反托拉斯法案”，这一立法旨在挫败垄断的贸易限制。但该法案徒有其名。1897至1905年间，在合并运动中318个公司控制了5300个商号、企业。

19出纪后30年，其它一些政治事件也对经济历史进程的变化发生影响。在保证强大公司有利市场地位的同时，国家管理控制了社会局势。例如，1886年“州际商业委员会”诞生了，这部分反映了农民们希望从运输垄断下解放出来的要求。有确切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个委员会后来为铁路工业所控制。

萨姆纳生活年代里的其它一些重大事件也在他的社会思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事件包括：潮水般不断涌来的移民、城市增长、国界消失、中产阶级的利益开始受到损害。虽然仍有半数的人依靠土地为生，但是这种状况即将结束。南北战争后，美国社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国家势力不断壮大、公司企业不断膨胀。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出现了虚假繁荣和经济恐慌，工业权贵们控制了大量财富，工人阶级为生存而建立工会组织，城市人口中各种相异的互相冲突的变化与乡村生活的同质性并存。于是美国被改造成了独一无二、独具特色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已经横渡大西洋了。

然而萨姆纳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冲突的阴暗面、与争取生存的实际斗争相隔绝。置身于比较安定的耶鲁之塔内，萨姆纳受到达尔文和斯宾塞著作的影响要比受其阶级出身的影响大。出于受到当时生物科学发展的影响，他完全用一种生物比拟的观点发展了社会进化观点。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武断论，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他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大师。他的早期著作与课堂演讲的水平堪与那个时代的动乱相匹敌。

或许萨姆纳意识到，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有钱人家子弟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假如不是现实的话）所吸引，或许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比起那些地位优越的同学，萨姆纳更为热烈地赞成社会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他已经超越了他父亲的家庭、阶级，超越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是一名崇拜个人主义的高级牧师，是斯宾塞不干涉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是公共福利的反对者。在萨姆纳看来，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创造物，它服从于制约一切生物的首要规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人们常问社会学家是否准备消灭那些闹事的、制造麻烦的阶级与个人。任何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均不会得出此种结论。但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很多个人和阶级来说，如果它们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对社会本是件好事，本会使它免受痛苦。”

如同与斯宾塞的观点相比较一样，霍布斯关于人性的观点也必须做某些修改才会与萨姆纳的观点相一致。霍布斯认为建立一种足以推动和保护正在兴起的商业革命的强大君主制国家是绝对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对抗失去控制的人类丑恶而又强大的贪欲。而萨姆纳与这位英国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设想通过一种竞争实现统治。然而，萨姆纳所处的已经是个新时代了。

萨姆纳知道，在重商主义指导下的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最高权威在历史上曾被用来阻挠自由市场经济的增长、控制劳工、排斥那些未享受胜利之喜悦的人们的竞争机会。虽然在19世纪初君主权力曾屈从于财产的新所有者，但是它在历史上的弊端并未为放任主义这个新胜利者所忘怀。再者，在萨姆纳生活的年代里，人们普通对于包括教育、社会保险、扶助贫困等在内的公共服务问题颇表关注。在这位耶鲁教授看来，社会的自然秩序产生于自由竞争之中。在这里，外来干涉只会造成文明的衰落。

萨姆纳对科学思想加以肯定并怀有高度敬意，他呼吁去发现社会规律，他贬低感情与道德的价值并为事实和客观而欢呼。但是，如同他那个时代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并未因自已的论述而改变信仰。萨姆纳著作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意识，与其说是主张不如说是设想，与其说是演绎或归纳推理不如说是一种人种论，这些方面均可以进一步探讨。然而，从他的全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主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社会的层次上，萨姆纳提出了一种通过社会形式的自然选择而实现进化的有机体论。在人际层次上，他提出了一种以本能为基础，但却经由社会改造了的规范体系。这对观点引来了他的一系列专门论述。

根据萨姆纳的理论，社会进步通过其自身进化性质，与朝向一种不断改善的理想状态发展的、自身有规律的特性相一致。对这一过程的外来于涉，即使不造成危险，也只能是不合理的和无效的。按照这种社会思想，“顽固旧世界”的存在保证了自发、本能力量的存在，对于它尽管人类付出全部力量也只能进行最微小的变革。萨姆纳认为社会有机体的进化是不可改变的。

在这一通常是痛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生存斗争，其标志是包括战争、垄断和阶级冲突在内的自然发生的苦难。对于自然选择的社会后果不需有何歉意，因为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完善的等级制度才得以形成，不适者才得以淘汰。萨姆纳的著述受到斯宾塞不干涉主义原则的影响，他认为社会阶级（特别是成功的阶级）不欠其它阶级任何东西。因此，对于适者与不适者两极分化的状况不需进行于涉。对于普通神学学生、路边的醉鬼、要饭的乞丐、大工业家和百万富翁来说，他们均嬴得了各自的社会位置。

萨姆纳区分了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两种基本规律：人口规律和报酬递减规律。将两个规律合在一起，它们意味着人口的增长最终受到环境资源水平的限制，更进一步说，虽然工人的劳动会从这些资源中创造出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从未能赶上人口增长的比例。从此类规律，萨姆纳得出两条结论。第一、人口过剩代表着一种常常是未被认识的机会，或“在人口压力相当大的地方生存斗争与生活竞争便加剧了。这种竞争可以引出最高的成就。”然而，他的第二个结论却显然与第一个相矛盾。

萨姆纳写道，人口与政治和经济结构相联系。更准确地说，他认为人口过剩的社会反映了一种由精英控制的等级制度，这是一种以对于人和自然资源最大剥削为特征的经济。相反，人口不足的社会以社会流动、自给自足、经济过剩和民主为特征。萨姆纳毫不怀疑他自已社会的性质。“美国是一个人口稀少并无强大邻邦的新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将是民主的与共和的，无论其人民选择了什么，它都将是自由的。”

总之，萨姆纳抓住了人口稠密和稀少这两方面。但是，对于这个社会学家来说，只要这些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那么（根据他的推理)它们就必然会在社会进化中各自发挥重大作用。这样，人口两种极端的存在就可以肯定它们是有必要的。以此为前提，萨姆纳发现了两者的进化目的。

在对标准和期望的考察中，萨姆纳试图解释正常的秩序，在这种说明中，他研究了社会控制的问题。他以一种达尔文主义者特有的形式为起点，认为持续不断的群体习惯与风俗得以形成的原因在于受到以下两方面影响：（1）基本本能（来自动物遗传未经学习的行为习惯），它们均反映了一种自利的共同动机；（2）主要是根据快乐或痛苦来给行为下定义，这样一种固有的天性。这些基本上是以生物因素为基础的冲动就导致了或多或少属于适应的行为。

萨姆纳认为，通过试验与失误，人类便可得知何种行为最有利于获得最大快乐与最小痛苦、最有利于满足本能需要、最有利于实现自利动机。那些经过试验、被广泛接受、为生存斗争服务并且重复发生的行为规范，他称之为“民俗”（folkways）。制裁和感情对民俗有轻微的支撑作用。

民俗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本能的需求，它们并未超越享乐主义原则。当关于人们行为的标准与期望具有了伦理道德或哲学的内容时，它们便升到了另一层水平上，这就是所谓“德范”（mores）。此种德范包括“使一切事务成为正当的”的力量。德范对于思想、信念、爱好形成约束，它们以强大的制裁和感情因素为基础。这祥，对于违反者，它们施以戒律或惩罚。德范提供了一个社会约束其个体成员的道德基础。萨姆纳认为，德范的变迁仅仅与社会有机体的需求相一致。

像所有其他持粗野的生物有机体论观点的人所犯错误一样，萨姆纳的著作也由于其自然主义、依赖于比拟和将社会视为动物界而继续犯有错误。甚至连他对于规范的种类或水平所做的有价值的区分（民俗与德范）也为一种同义反复的本能主义解释所玷污。这就是说，某种现象之所以存在被说成是由于天生的遗传的推动力，即用这种现象本身来证明它的存在。这样，萨姆纳关于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推动力所凭借的根据仅仅是此种推动力所意欲解释的民俗与德范的存在。与此思路相类似，萨姆纳的社会学将秩序变成了一种生物的必然结果。这是他与斯宾塞都持有的一种简化论。

再者，萨姆纳对于人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组织之间联系所做的说明也是简单化的。在分析政治经济时当然必须考虑到人口因素，但是不能孤立地看这一点。如果人口的增长与民主和等级分层的产生是正好相反的话，那么（根据萨姆纳的标准）更受人们欢迎的现代日本竟比战前的日本更缺少自由了。

在萨姆纳的立场中还暗含着这样的信念，即私人财富的多寡是衡量其价值的标准。他争辩说，可以得到具有优越性的服务(如教育)的唯一合适手段应该是个人财产。那么我们准备如何对待继承或与一个人出生相联系的社会不利条件呢？对萨姆纳米说，那些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根据定义似乎便是适者。如果根据萨姆纳的逻辑，争取生存的斗争会造成更为完善的等级制度，那么这种斗争的情况难道不应该同样为所有人所厌恶吗？而谁是适者、谁是不适者呢？根据萨姆纳的标准，富人比穷人、健傲人比病人具有更高的价值，它还含蓄地表明男人优于女人、白人优于非白人、殖民主义者优于被殖民化的人。这种社会学基本上就是将不平等说成是一种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