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的华北苦力

撰文：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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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安达金之助的日本记者在其《满洲调查报告》中指出：满洲的发展历史也是中国苦力的历史。在日本近代殖民扩张历史上，上千万卑贱如蝼蚁的中国人在满洲大地上就像机器一样从早到晚埋头苦干，“沉静得像舌头被割掉似的”（夏目漱石语），他们没有名字，没有声音，没有面孔，不断地被帝国主义这个“巨蟒”所榨取，成为后者扩张的源动力。这上千万人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苦力。

“满洲国”的苦力基本上来自华北地区，苦力的主产地是山东、河北，山东苦力世人皆知。1930年代中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0人，河北省高出平均值六倍，为246人／平方公里，山东省高出五倍半，221人／平方公里，比起当时陷入人口和土地危机的日本（173人／平方公里），人口过剩问题要严重得多。这也为“满洲国”使用华北苦力提供了社会条件。“满洲国”最早有组织有计划地使用华北苦力是在1935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由于满洲的产业开发计划尚未实施，用工有限，每年入满华北苦力严格限定在40万左右。专职经办入满华北苦力的机构是天津陆军特务机关指导之下的大东公司，它的总部设在天津浪速街。后来，山海关、青岛、芝罘、龙口、威海卫等地皆设有签证事务所，大连则设有办事处。如果没有大东公司的签证，苦力将被禁止入“满洲国”。有“满洲国”“夜皇帝”之称的甘粕正彦（1891-1945）就曾经担任过大东公司的苦力经办人。

七·七事变之后，华北政局不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寻觅不到活路。日本人创办的摄影杂志《北支》里描述的华北农村，农民的生活比赛珍珠的《大地》里生动地描述的王龙一家更为不堪，八成农民是处在饥饿线以下的极端贫困人口。在山东农村，到处可以见到柳叶被摘光的景象。吃光最后的一颗豆、最后的一把粟米，农民的胃里填的就是树叶和草根了。再加上天灾、军阀课税，日子极为艰难。他们到当地的工厂当日雇的苦力，或者去当土匪、当兵，更多的农民选择离开故乡，走向逃亡和讨生之路。与此此时，“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计划”（1937-1941）于1937年正式实施，自1939年6月起日本又在满洲实施“北边振兴计划”（1939-1942），对华北苦力的需求愈发高涨，华北苦力入满人数逐年激增。为此“满洲国”新设一元化的劳务掠夺统制执行机关“满洲劳工协会”，并将大东公司统合为它的“国外部”。到满洲掠夺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剥削廉价苦力，日本人的帝国梦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铸造了起来。

“苦力”作为一个群体躺在一份一份零散而沉寂的档案里，2004年有研究者整理出了《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上下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美国学者马克弟（Mark Driscoll）在他的《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一书中，一反历来将日本帝国的崛起归因于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吸纳西学的主流历史叙事，认为日本帝国边缘的贱民的劳力（还有在外卖淫的日本妓女赚到的外汇、“满洲国”中国人的毒瘾、东京的大众消费）同样是构成日本帝国兴起的要因，他首次大篇幅论述了满洲苦力的身体政治与日本帝国主义崛起之间的关联。《满洲写真帖》、《北支》等杂志呈现了苦力的原生形态，当时亲临“满洲国”现场的德国记者恩斯特·柯德士的《最后的帝国：沉睡的与惊醒的“满洲国”》（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一书也注意到了满洲苦力悲惨的命运。笔者借助上述资料，试图尽可能完整、生动地呈现华北苦力入满的过程、他们的身体、面孔和表情。

华北苦力入满之前，要接受身份确认和体检，身份不确实者及身体不强健者不予颁发身份证明书。

聚集在天津大东公司总部的苦力

接受目的地和身份等的调查询问

接受体检的队伍

体检苦力的背影

《北支》记载：1940年的大连码头有两万名运输苦力，他们每日却所挣不足五十钱，除了吃穿，所剩无几。德国记者恩斯特·柯德士记载：他所看到的苦力拼死平活地干一天，所挣的钱不超过2角到2角5分。尽管如此，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的媒体上竟频频抱怨：“满洲的苦力在一年间带回老家的现金，多达惊人的二千万圆。那么，不管日本注入满洲的资金有多少，这些钱全部都从苦力的怀中流到了支那……”可是，如果考虑到庞大的苦力数量，分摊到每个人，实在少得可怜。

进入1940年，华北苦力入满人数接近140万。华北交通天津铁路局预计春节过后将输送70万苦力经由山海关，运输高峰期将在2月1日起的五十日内，大体每天要输送七八千人。为此，津浦线从2月起增开22辆铁路货车（是货车！苦力被看作“物”），同时强化天津间的水路运输，临时增发四艘民运船只，以一日两千名的目标运送。从2月下旬开始，水陆呼应，京山线增加16辆货车；天津奉天之间此前停运的407、408号列车重新启动；北京、唐山之间的505、506号列车也重新启动，延长至山海关，与奉山线列车接续起来；同时增配客车90辆、机关车5辆，乘务员7组（每一组九到十名）。济南也增开了货运列车运送苦力，直接开往东满、北满的目的地，形成了全方位的运输系统。这个季节，从华北到大连或者营口的入港船只，不论是哪条船上都是大批大批的苦力。那些买不起仓内船票只能坐、睡在甲板上的是四等船客，人称“甲板旅客”。入港时坐在火车上的日本旅客描述道：“从车窗里经常能看到肩上背着像煎饼卷起来的蒲包，像蚂蚁一样移动的情景。”

坐三等车的苦力

乘坐火车

等车的打短工的木匠

等待列车的一家人

等列车的苦力家属

甲板上的苦力

甲板上的苦力

苦力一旦到了满洲，乡里的老母妻儿来信，大抵祈盼他们能够寄些钱回来。然而苦力的宿舍居住环境相当恶劣，他们筋骨暴露，皮包骨头，秃头的老人意外地多。由于粗食和过劳，他们到了四十前后就早衰了，赚大钱的美梦没有实现，就这样在异乡苦斗。一钱、一钱地积攒起来的收益，汇寄或者返乡带回华北时，还要面临汇兑的问题。华北方面认为这些钱将威胁到华北发行的联银券的价值，就想出一些限制措施，或者刁难，或者限制汇款金额，所以每每汇兑结算都不顺畅。而“满洲国”为了抑制资金外流也出台了向国外汇款须批准的制度，这对留满的华北苦力造成了很大冲击。

大连西广场待雇的苦力

大连小岗子苦力集聚区

到达满洲的苦力

劳作的苦力

在盐区工作的苦力

劳作现场

住在贫民窟的苦力

大连谭家屯贫民窟

劳工居住区的街道

苦力的全部财产

恩斯特·柯德士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在满洲某个垃圾堆里将死未死的一个苦力的惨状：用破布裹着躺在那里，“周围是垃圾、腐烂发臭的水果、石块、破碎的陶罐以及装过杀虫粉剂的马粪纸盒子”，“皮包骨头似的干瘦躯体从头到脚都是肮脏的，双脚光着，手臂上一个糜烂溃疡的大毒疮正流着浓水，数不清的苍蝇正叮在上面。同样的一个毒疮从左腿的踝关节一直延伸至小腿肚上，已经完全腐烂掉了。一只手因疼痛紧紧地查禁了潮湿肮脏的泥土，另一只手则痉挛抽搐地将一条脏兮兮的旧麻布毛巾盖在头上”。没有谁上前过问他一声。路过的一个酒店老板说：“这种情景在这里我见多了。”恩斯特掏出钱想让旁边卖茶的给苦力一口水喝，卖茶的接过钱迅疾塞进口袋说，几分钟他就会死掉了，他根本喝不了水。苦力惨死在满洲的并不罕见，以至于出现了一种活底的棺材，死去的苦力被装在这种活底棺材里拉出去，抛尸于荒郊野外，然后将棺材拉回来再用。

大连港的苦力死后用的活底棺材

苦力生前穿的鞋子、吃的食物。后面是苦力的墓地

除了拼死干活，中国苦力的顺从、善良和忍耐也举世闻名。下面这张照片是遭到不公待遇气急了的苦力对着日本监工破口大骂的场面。这是恩斯特·柯德士拍下的照片。恩斯特说，就因为这位苦力在扛水泥袋时被绊了一跤，人倒在地上，水泥带也摔裂了，日本监工就拿着他那又粗又长的皮鞭去抽苦力。这个苦力躺在地上哀嚎着、咒骂着：

你们一定会再次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你们！上天会惩罚你们……我一定会看到的！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

……

把我打死吧！踹吧、踢吧，我不怕，上天在咒骂你们，你们，你们，你们都将……你们这些千刀万剐的！

骂日本监工的苦力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男人理想幸福的生活场景之一。每到过年，这些入满苦力在妻儿老母的期待中，就像候鸟一样返乡。有的是全家入满的，也在过年前全家返回。能带回二三十块钱是最重要的，苦力们背着大饼、被子、枕头、碗筷和药罐等，用红纸包好两三分土特产，小心翼翼地带在身边，作为四等船票的甲板旅客、挤进四等或者三等车厢回来了。这个时候，铁路、车站又开始忙碌起来。比如天津站，由于列车时刻的安排问题，需要中转的苦力必须在天津站过夜，那一夜，无论是站台还是候车室，都睡满了背着蒲包的衣衫褴褛的苦力。入满苦力中也有打短工者，主要来自山东、河北，他们利用农闲期去满洲，干满一定的时期，赚一些钱就带回来过正月，或者在农忙前回来。这些回来的短工带回的钱就更少了。

返乡苦力的笑容

返乡的河北苦力

返乡苦力家属

1941年以后，因为入满华北苦力待遇过于悲惨低劣，华北苦力拒绝入满，日本的骗招政策趋于失败。这让“满洲国”的日本人异常愤怒，日本人希望华北当局给个合理的解释。1941年12月18日，汪伪驻满大使廉隅关于1941年度入满华北劳工减少原因给外交部呈文如下：“查截至本年九月止之入满劳工人数，较之上年同期竟减少422868人，为数甚巨。……减少原因，甚为复杂，其最要者，则以华北资源积极开发，需用劳工为数甚巨，每日工资较前大增，劳工既有此项出炉，就近谋生，自不肯舍近求远，再行储罐；且入满劳工所得工资，今年以来，限制甚严，汇兑不易，嗣虽屡次改善，但工人所得，仍不能尽数携回；又满洲食粮，已实行配给制度，对于工人不惟不能配给大米白面，即高梁小米亦不能充分供给；棉布一项，尤为缺乏，衣食两项，均感困难；而出关入关搜检更严，来往极不自由，工人咸有戒心。凡此皆为人数减少之原因，因之各种事业莫不蒙受影响云云。查该员所称，自属实情。现在满洲国政府业将资金出国限制办法加以改正，凡华工人满者，于其归国时持有华北劳工协会所发之劳工证者，于归国时在国境地如山海关、大连等处，得全数换取联银券，自该项禁令改正后，是否能顺利实行，似于华工人满人数，极有关系。”笔者掉书呆子似的照录于此，是因为这份呈文把华北苦力拒绝入满的各种理由都说得很清楚。

1942年之后，日本在满洲实施“第二次产业开发计划”（1942~1946），对劳工的需求持续增加。但华北可供输出的劳工大为减少，于是日本开始强制对华北劳工的掠夺使用，也由骗招改为公开抓捕强征，并且开始大量使用华北战俘劳工，即特殊劳工。

拍摄下苦力面庞或背影的日本记者说，中国苦力的举世闻名，是在欧战的时候。那时中国也与列国为伍，参加到联合军中。不过他们承担的角色并非军事的，只是军事以外的各种劳动。他们在联合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因此博得了最好的赞美。苦力中也有的被派往苏联的，他们受到共产主义的洗礼，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也有的当了土匪。日本记者眼里的中国苦力既柔顺又顽强健康，他们认为把这些中国劳工称为“苦力”，赋予了后者一种劣等感，似乎心里有所不忍，因而加以解释，说这个称谓不是中文，实际上是英语coolie或者cooly的音译，心怀善意的日本记者对自己所接触的这些众多劳动力称作“华工”或“工人”。他们说，也许有一天，这些华工所作出的贡献、承担的责任、付出的代价会被重新提起的吧？

图片来源：《北支》摄影杂志、《满洲写真帖》、《最后的帝国：沉睡的与惊醒的“满洲国”》、《大连近百年风云图录》、《大连百年》、《满洲国旧影：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