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贝克对现代性社会风险的反思

说明：在未有说明的部分，主要引用自英文维基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 年 5 月 15 日 – 2015 年 1 月 1 日）是德国社会学家。他的工作集中在现代的不可控性、无知和不确定性问题上，他创造了术语“风险社会”和“第二现代性”或“反思性现代化”。他还试图用承认现代世界相互关联的世界主义来推翻在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观点. 他是慕尼黑大学的教授，还在巴黎的人类科学基金会(FMSH) 和伦敦经济学院任职。

生活

贝克于 1944 年出生于德国波美拉尼亚小镇斯托尔普（现为波兰的斯乌普斯克） ，并在汉诺威长大。他开始在弗莱堡学习法律，并从 1966 年起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从 1972 年开始，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受雇于慕尼黑，担任社会学家。1979 年，他获得了大学讲师的资格，并发表了一篇适应训练论文。他先后被任命为明斯特大学和班贝格大学的教授。从 1992 年到去世，贝克一直担任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他获得了许多国际奖项和荣誉，包括选举德国社会学协会的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

从 1995 年到 1997 年，他是Kommission für Zukunftsfragen der Freistaaten Bayern und Sachsen（巴伐利亚和撒克逊州未来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从 1999 年开始，他是DFG反身现代性研究项目的发言人。

从 1999 年到 2009 年，贝克是合作反思现代化研究中心 536 的发言人，该中心是慕尼黑地区四所大学的跨学科联盟，由德国研究基金会 (DFG)资助和监督。贝克的跨学科反思性现代化理论在广泛主题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研究，得到了实证检验。反思性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副作用，为现代民族国家质疑、修改和开放政治行动提供制度基础和协调。

作为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在德国和世界各地都很活跃，经常介入有关欧盟、气候变化和核能的辩论。在他去世时，他和他的国际研究小组仅 1.5 年就进入了为期 5 年的研究项目“方法论世界主义——在气候变化实验室”（宇宙气候研究项目），贝克是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调查员。对于这个研究项目，他获得了著名的 ERC 高级资助，该资助计划于 2018 年终止。社会学家大卫·泰菲尔德 (David Tyfield )和安德斯·布洛克 ( Anders Blok)与贝克一起领导整个项目的工作包。该项目还通过欧亚研究网络 (EARN)促进了与东亚各种研究“中心”的国际研究合作。与 EARN 合作，Beck 和社会学家 Sang-Jin Han 计划从 2015 年开始为首尔市政府领导一个为期两年的项目。

贝克是慕尼黑犹太中心的董事会成员，也是国际笔会德国分会的成员。

他与德国社会科学家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结婚。2015年1月1日死于心肌梗塞，享年70岁。

研究贡献

25 年来，贝克对以下问题提出了新的诊断：面对剧烈的全球变化（环境破坏、金融危机、全球变暖、民主危机和民族国家制度），社会和政治思想和行​​动如何才能成为交织在新的现代性中？对贝克而言，激进的现代性攻击其自身的基础。民族国家和家庭等机构是“从内部”全球化的。

贝克研究了现代化、生态问题、个性化和全球化。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开始探索在全球资本主义日益增长、工会影响力下降和劳动过程灵活化的世界中不断变化的工作条件，这是一种植根于世界主义概念的当时新理论。贝克还为德语和英语社会学贡献了一些新词，包括“风险社会”、“第二现代性”、反思性现代化和巴西化（Brasilianisierung）。贝克认为，所有当代政治思想都源于政治思想和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民族主义。

风险社会是由 Ulrich Beck 和Anthony Giddens在 1980 年代创造的。贝克和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传统的产业阶级结构正在分崩离析。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涉及所有不同阶层的人；例如，放射性、污染，甚至失业。富裕家庭采取行动使自己免受这些风险，但对某些人来说却做不到；例如全球环境变化，穷人受苦。他指出，风险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些风险被认为更危险，因为它们在大众媒体中被更频繁地讨论，例如恐怖主义。风险社会导致对风险的分析，造成预判。

贝克是社会学期刊Soziale Welt [ de ]（德文，自 1980 年起） 的编辑，撰写了大约 150 篇文章，也是许多书籍的作者或编辑。

其他文献

第一财经：什么是风险社会？普通人此起彼伏的风险富人也逃不掉

2007年，在一片风险社会研究热中，贝克来到中国，并曾到访上海社科院。回去以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这样表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首次中国之行令我感慨万千，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从日常琐事，直至我的社会学说都有必要进行修正”“中国将资本和个人自由有机组合，或许会成为另一种现代组合模式。它比欧洲乃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推测都要稳定得多”。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风险社会》与‘风险社会’”为主题举行“共同抗疫 智性对话”活动

潘斌：虽然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生活在现代社会就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但我们始终能保持一种“泰然自若”的生活态度，关键是对抗风险有两大信任支柱：抽象符号与专家系统。这两大信任支柱的可靠性、合理性决定了风险社会中的个体生存的安全感。在风险治理的过程中，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责任伦理是应对风险社会的形而上的理念要求，在形而上的制度性层面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政策治理与法制体系，在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则是要建立快速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与应急体系。

吴菲：那风险因何成为社会的主导逻辑？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条件：在工业社会中，首先是在自然关系上，人从利用自然进入奴役支配自然，产生了自然危机、环境危机等；其次社会关系上，人不断被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阶级冲突、阶层冲突等；最终，人与自我产生冲突，出现了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又出现了心灵危机、精神危机。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断裂。因此，今天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利用自然或者将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更应该要关注现代性发展本身产生的问题。

　　贝克、吉登斯等著名学者提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自反性运动的后果。要讨论“自反性现代性”这个概念，首先有必要考察“现代性”。关于现代性的特点，这里主要来谈一谈“理性化”。“理性化”又可以拆分成几个关键词：主体性、理性至上与对知识确定性的崇拜。第一，人具有主体性，是理性的主体。理性主体的活动就在于认识普遍规律，征服客体。第二，现代性本身是理性的过程，但理性的过度张扬导致理性成为了新的上帝——启蒙主义与工具理性的二元分离，理性被神化了。这种理性过度追求技术进步、社会控制与甚至走向“科技万能主义”。但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速化，工业现代性带来了预料之外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主体性逐渐走向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的膨胀反而消解最早提出主体性的人本向度，人类文明陷入自身所创造的可能被毁灭的风险之中。第三，理性主义的范式可能促使现代性对知识和科学的极端崇拜与单边霸权，关于真理的知识也就将丧失人本化的坐标，“科技万能主义”极有可能酿成技术的自反，过度的理性化面临着“理性的暴力”的风险。

　　其次，我们需要特别重视与讨论“自反性”这一问题。自反性现代性是在第一现代性的基础上产生的。贝克认为，现代性反思是现代化自身做出的有目的性的反思，指现代性自我反思意义上的知识和科学化的增加。而“自反”，不仅仅是指反思，还有“自我反抗”，强调的是理性产生了在确定性之外的意外后果。因此，自反性意味着要洞察到现代性的危险，要超越反思，超越知性所把握的规律性，去面对知性不可能把握的风险。可以说，一次现代性是知识理性的进路，而自反性现代性就是理性的理性化。

　　最后，《风险社会》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那么风险分配是否也可以适用于正义论的讨论框架呢？这里可以采取自由平等主义的观点，从分配正义过渡到风险正义。罗尔斯认为如果某些不平等可以使所有人获益，那么不平等就可以被每个人接受。因此要实现平等，并不是消除一切不平等，而是要矫正某些不平等带来的消极后果。在此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两大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而德沃金的方式与罗尔斯不同，他想象最初每个人有平等的竞拍份额，可以通过喊价竞拍的方式获得最适合自己生活计划的资源。同时，他也设想了“保险”来为处于不平等境况的人提供保护，能够受到保护的程度与人们愿意在平等份额中拿出多少的份额购买保险相当。德沃金认为能够通过这两个程序实现公正的资源分配。根据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在风险正义中，一方面我们可以赋予每个人同等的基本人权，免于被无端伤害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增进处于不利位置的人接受教育、抵御风险的能力，让不同的主体间认识、抵御风险能力的差距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