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起因，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必须转化为社会心理的动能，这就是普遍的不满情绪。尼采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提出一个词：“怨恨”，后来社会学家舍勒作过进一步阐释，可以说是与不满同属一个“精神家族”。这是一种根于社会底层的、弱者的情绪，怨恨较之不满有更多的自我毒害的忍隐因素，这样的情绪累积到可以接受暴力的程度，又恰逢革命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新价值的诱惑，革命就会被引发。
一个政府的稳定，不能相信它可以完全依赖强制性组织和措施；从长远看，必须有社会心理和公众的支持。所以，专制国家常常辅以愚民政策，现代称之为“洗脑术”。但是，再周密机巧的欺骗也敌不过普通人的生存经验，对于实际生活的感受力。因此，反专制主义者则把揭露国家从整个性质到程序上对公众的欺骗当作首要任务，如拉博埃西在《论自愿的奴役》指出的，发现并鼓励统治机器内部的“不满分子”，激励他们与专制主义决裂并加入对它的反抗是必要的。他还证实说，以往所有成功的反国家暴政运动都曾利用过这种不满和内部冲突，尤其到了后期。
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更加重视不满的作用。他说：“政治革命可能是由深植于人们头脑中的信仰所导致的，但革命的产生还有其他许多原因，这些原因一言以蔽之曰：‘不满’。”
他指出，只要不满开始普遍化，一个反对派就会形成，它常常可以强大到足以与政府抗衡的程度。但是，不满要发挥作用，还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积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通常表现为一种连续性，其间的演进是加速度的。
他指出，在革命酝酿过程中，理性所以一定要转化为激情，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影响大众，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此外，他还强调说，不满必须是普遍的和强烈的，否则，仅仅有不满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十八世纪在法国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一种是对不平等的仇恨，一种是对自由的渴望。他认为，前者渊源久远，后者出现较晚，两者并非指向同一个目标；但在大革命开始以后，互相碰到一起，暂时融为一体，点燃了整个法兰西的心。他以罕有的热情礼赞了这场革命，说1789年襟怀开阔，充满热情、雄劲和宏伟，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还预言般地说道，即使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还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
他指出，人们对自由的酷爱肤浅而易逝，惟对平等的酷爱始终占据人们的内心，永远执着于同一目标，驱使人们为满足它而牺牲一切，又乐于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
塔凯特对1789年5月聚集在凡尔赛宫的数百名代表的研究表明：大革命及推动其前进的对抗性，是由代表们的经历所催生的。所谓经历，既包括旧制度时代的长期培育的深层心理怨恨，也包括三级会议召开后的政治经历，由此直接激发的激进情绪。后者根源于前者。
托克维尔和塔凯特说的仇恨、怨恨之情，到底是出于对专制等级制度的不满。
革命条件成熟时，社会大气候会明显地产生变化，到处弥漫着一种不满的、烦闷的、怨愤的气氛，那是一股令人压抑而又惊悚的带有神秘主义意味的气氛。
政治敏感者很容易感受到这种气息。鲁迅曾经描述说：“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这里的“真的愤怒”，正是不满的、复仇的、革命的征象。
从人民的立场看，不满就要反抗，要改变现状，而不是维持。事实上，许多声称作出改变的革命，其结果都是许给人民以名义上的自由、民主与公义。为此，革命就不能不继续进行下去。
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克里孟梭鼓动说：“无论是哪个人，哪种力量，只要它的行动只是屈服，那么它最后必将以自我毁灭而告终。”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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