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爸爸的遗愿——潘杨王事件起源内幕

2019年春节前一天,几位以前在博联社发博文的老朋友在北京小聚餐叙。那次我与从凤凰网副总岗位上退休的乔海燕邻座,他告诉我”我妈妈念叨过几次了,有事要当面对你说,你抽空去看看她吧。”乔海燕的父亲周原、母亲陈健与我父母是几十年的老同事,陈健阿姨找我有什么事?当时我和老伴儿正准备去新加坡帮助带娃,离京前抽空去陈健阿姨家看望她,意外地听到发生在1957年党内斗争的一件旧案——河南省当时的省长将省委书记定为”潘杨王反党集团”,随后二把手扳倒一把手并取而代之。这件旧案困惑了党史专家,明显不合常理却理不清头绪,那天我在陈健阿姨家,无意间窥见了序幕拉开时的一件秘闻,前因后果间多出一个隐藏着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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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在当时91岁的陈健阿姨家,我给她拍了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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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用手机自拍了一张我和陈健阿姨的合影。

陈健阿姨叫我来果然有事相托:早在2003年秋天,我爸爸于明病重,自知不久人世,把一件沉积心中的事托付给文笔好、住家近的老友——新华社资深记者陈健阿姨,恳请她帮助自己把一件未了之事写成文字留给后人。哪知16年后,陈健阿姨感觉自己无法完成朋友所托,开始数次催促儿子找我,于是那个似轻还重的历史包袱经四次传递,突然交到第五人我的手里,烫呼呼的捂着,至今我还没能再传递出去。怎么办呢?我只能如实用文字记下来。

我去见陈健阿姨听到的原话是:1957年春天,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密召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进京,两人密谈,邓告诉吴:中央认定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是反革命,决意将”潘杨王”集团扳倒,邓面授机宜让吴领导揭发批判潘复生等人的反动言行,中央会公布对潘杨王集团的定性,三人将被撤职并被调离,由吴芝圃接任河南省委书记。

吴芝圃回河南后,照办邓指令,河南省大张旗鼓开展反右运动,并成为人民公社的发起者和大跃进的急先锋。由此引发的大饥荒令吴芝圃转胜为败,60年代初惶惶无奈中,他把1957年春邓与他密谈之事告诉我爸爸于明,并郑重嘱托”只对你一个人说了这件事,你要用文字如实保留下来。”接下来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这件事被我爸爸埋藏心中,从未提及。我爸爸离休后,邓小平已经贵为党和军队元首,此事更无法碰触,直到临终前才托付给陈健阿姨。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她让我”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人。”16年半之前爸爸对她说的”原话”又传给了我。

这件1957年春邓小平秘传吴芝圃,一对一告知”党中央决定”;吴照办害人害己,60年代初,吴芝圃一对一嘱托我爸爸于明”用文字如实记下来”;2003年秋我爸爸病重,让我妈妈叫来陈健阿姨,一对一托付”写成文字留给后人”;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又一对一传递给我。

事关1957年”潘杨王”案起源的内幕,历经几十年,经手五人:邓小平、吴芝圃、于明、陈健、于向真,四次一对一传递。时隔60多年,许多细节无从探知,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我试着从梳理当事人关系着手,帮助读者理解这一历史悬案:

吴芝圃与于明的关系

第一当事人邓小平,我不必介绍,从第二人吴芝圃说起。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吴芝圃(后来的河南省委书记)领着几位早期中共党员到广州参加交流与学习,结识了讲习所老师毛泽东,从此吴对毛尊称老师,一辈子恭敬顺从。尽管在学术界有吴芝圃曾经在毛泽东面前”掉书袋”引用古书言辞卖弄才学的传言,但熟悉吴芝圃的人都知道,吴”从没违逆过毛旨意”。作为长女,我听爸爸于明说过”他在毛面前,永远一副学生样儿”。

2006年深秋一天,我老伴儿开车接上二姐吴永杞、二姐夫李祥义,我们四人再次去西山干休所看望退役将军徐树森,徐叔叔是吴芝圃的杞县老乡和老部下。那之前北京刚开过”吴芝圃诞辰百年座谈会”,我陪妈妈去参会,听到十多名新四军老人对吴芝圃的功绩、学识与人品褒奖有加,当晚我发博文简单复述了几句,招致评论区骂声一片。那天在徐叔叔家,聊起我在网上挨骂的起因全是替吴芝圃说句实话,徐叔叔当着吴芝圃最疼爱的女儿吴永杞、女婿李祥义(战争中牺牲的老战友的独子)对我直言:”你挨骂因为他(指吴芝圃)太愚亏(豫西方言,意为愚笨、呆板、死脑筋)!” 二姐夫妇听父亲的老部下这番负面评价,居然一个劲点头认可,我的理解是吴芝圃违背原则对毛言听计从,成为他人生的致命弱点,连家人都无法否认。

我爸爸于明在新四军四师曾兼任师部党支部书记,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是他的直接领导。四师师长彭雪枫在1944年9月牺牲在一次对日作战的战场上,爸爸对我说当时他就在现场,看到刚刚停火的阵地,突然飞来一颗流弹击中彭师长,站在彭师长身边的吴芝圃立即拦腰抱住,两人随即倒地。吴芝圃写文回忆当时的情景”流弹力量不大,没有穿透身体,却击中要害,倒地后我看到他刚才还明亮的眼睛顿时失去光泽,心想坏了,师长性命难保!”

彭师长的牺牲让四师全体官兵悲痛不已,他是个难得的帅才,人品人缘都好。我曾听我公公王剑青说过一件事,从一个侧面印证彭雪枫的人品。新四军四师成立之初,正面对应侵入中原的日军,战事吃紧,军部急派机要科长王剑青驰援四师,有一次彭师长接连催促破译电报内容,王剑青回怼”人又不是机器,你急我还急呢!”态度同样不冷静。事后,旁边的四师参谋长调王剑青去抗大三个月,嘱咐他”之后直接回军部,四师的任务完成了。”彭雪枫再到军部办事,特意找到王剑青,诚恳地为那次发脾气接连催促而道歉。

战争期间,彭雪枫与吴芝圃在新四军四师是最受尊重的领导,彭雪枫是能征惯战的指挥员,吴芝圃有学识以文化相辅。爸爸说抗战初期,部队打了胜仗皆大欢喜,每次打了败仗总难免有人当逃兵。我问过爸爸”你想过逃跑吗?”爸爸否认并给我讲了两件事:一是游击大队时与日军周旋,撤离村庄前吴芝圃写过一张通告,通篇以四字诗警告日军,声言抗击入侵有理,两军作战不得危害平民,日军军官看后赞叹中国军队有高人!此事曾在河南杞县传为美谈。另一件事,新四军组建前吴率部打了场败仗,那次伤亡和逃兵很多,余下不多人马跟着吴芝圃撤退,傍晚路过村庄时不好意思进村烦扰乡亲们,故避开村庄绕行,吴芝圃随即背诵一首马致远的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戏剧家的词,吴芝圃脱口而出,竟然与当时战败撤兵情景如出一辙,令读过私塾也喜爱诗词与戏剧的于明佩服,从此坚守在新四军队伍中。

抗战结束后,吴芝圃让我爸爸于明给他当秘书,爸爸不接受,劝了几次,最后那次说”打完仗我带你去鸡公山转转”,向往游山玩水的爸爸同意了,没想到这一点头竟然当了六年多秘书。从爸爸描述的情况看,他俩的关系与如今首长与秘书的情况大相径庭,竟然有些兄弟般的情谊。比如1950年还是51年,爸爸发现吴有段时间沉迷买书看书,就劝他应该下基层,吴马上安排去了石漫滩、板桥水库现场。1953年春我爸爸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给吴当秘书了,坦言相告,不久有人向他透露省委刚开会决定调他出任省文化厅长,不愿意当官的爸爸啥也没说,马上背个小挎包去了西郊国棉一厂,把自己下放”从头干起”。这件事后,他居然没跟老领导吴芝圃闹翻,两家人继续保持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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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开封,左二是河南省长吴芝圃,左三是开封市长刘玉柱,左四是我爸爸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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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在开封的合影,中间坐的是宋传芬、吴芝圃和吴宋长女,站立者左三我妈妈理锐,左七我爸爸于明,右一是吴宋二女吴永杞。

我爸爸参与郑州国棉一厂、国棉三厂建厂后,被派到西安党校学习,大鸣大放时,河南九个学员按主管工作发言,主管工业、农业、教育等六人均被打成右派。我爸爸从1948年起到1953年下放工厂前,兼管河南省统战工作,属于给党擦粉增光,侥幸全身而退,党校毕业被派回郑州任市委宣传部部长。1958年秋,两名北京来的干部找到于明,劝说他”到北京去学英语,然后当新华社驻外记者”。我爸爸抗战期间在新四军办过《拂晓报》《前进报》,对新闻不外行,只是从未出过国,对驻外感觉陌生,正巧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不久的吴芝圃刚从东欧出访归来,听到我爸爸的顾虑,当即说”我宁愿不当省委书记,更愿意去当驻外记者。”于是爸爸果断地离开市委宣传部,决定去做一名驻外记者,1958年12月,我们兄妹随父母来到北京。

七千人大会后,吴芝圃离开河南到广州出任中南局书记处分管文教的书记,他每次从广州来北京开会,只要我爸妈在京,总会被叫到他住的北京饭店聊天,有一次爸爸刚见面就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大饥荒期间在黄河景区给政治局常委每人建一栋别墅?吴芝圃委屈地说”不是我的主意,是中南海行政主管专门到郑州找我,见面就责备主席去别的省都有地方住,唯独来河南没个住处。””那次他拿来图纸,我不得不按着图纸盖了那几座别墅。”爸爸听到这个情况,没再指责,”要是我也顶不住”爸爸说。记得那次聊天我还问爸爸”没个住处?之前毛去郑州住哪里呀?”爸爸说”住省委大院附近的招待所,条件还可以。”

吴芝圃作风正派,家风好,子女都低调朴实。七千人大会后,吴离开河南,全家搬去广州,文革前几年,二姐吴永杞在北京航空学院读研,暑假在我家度过,和我睡一张床,半夜起来我俩曾一起抓蚊子。

于明对吴芝圃的态度

叙述这么多往事,为帮助读者理解吴芝圃为什么把1957年邓小平密诏他进京,当面暗授机宜一事托付给于明。于当过吴六年多秘书,两人彼此信任。吴所托之事,即潘杨王案出台内幕,此莫须有冤案的后果是潘杨王被驱离中原,吴芝圃主政河南;前因用逻辑推导只有一种可能,彼时党务主管邓小平唯毛泽东指令是从,因潘复生没有吴芝圃听话,毛钦定的大跃进遭到抵制。”潘杨王反党集团”如若不是毛认定,邓岂能自定。想来这一点邓不会泄露给吴,胆小谨慎的吴也不敢追问。

1966年8月下旬,我父母从布加勒斯特回到北京,赶上破四旧打砸抢,紧接着揭批揪斗走资派,郑州和广州陆续来人逼我爸爸写”揭发交代吴芝圃罪行的材料”,爸爸保留下一份涂改多处的草稿。爸爸去世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博物馆(之后与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征集处的陈宇处长找过我家人,希望提供一些革命文物,妈妈捐出了战争期间我爸爸获的奖品:一台德国蔡斯相机,一只限量版派克金笔。那两件是张国华(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在颁奖大会上发给荣立战功的于明的重奖,陈宇得到非常开心,谢了又谢。妈妈还让他从老照片中挑选几张,陈宇拿回去后,很快托人把用老照片放大许多张的一大叠照片送给我妈妈。

2004年我在帮妈妈收拾爸爸遗物时,见到那份钢笔字的揭发材料原稿,妈妈说”那些年每次来人,你爸爸经常抄录这几页。”看到那七页纸片上修修改改的笔迹,文革中爸爸被迫揭发老领导的纠结显而易见,我仔细看了,真的没有落井下石的诋毁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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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我爸爸于明应对接连不断的外调人员,写的交代材料草稿原件的照片,共七页中的前三页。

即便1966年秋冬吴芝圃厄运当头时,爸爸写的”揭发交代”材料中,对吴芝圃”只对你一个人说了”的那件1957年邓小平召吴进京面授机宜扳倒”潘杨王”一事,也是守口如瓶只字未提。

上世纪90年代,我爸妈离休后,赶到广州看望吴芝圃的遗孀,他们的宋大姐宋传芬,宋大姐量了身材,给爸爸手织了一件花纹精致的毛背心。爸爸故去后,妈妈把那件毛背心带到郑州让姥爷穿了几年,姥爷百岁后无疾而终,姥爷的房产存款我妈妈放弃了属于她的那份,只把宋大姐亲手织的毛背心带回北京,又交给我,我至今还保留着。

建国之初,姥爷理至善因从事地下工作遭受组织审查,被从开封军区司令员岗位离职,他要求南下渡江参战留在广东,出任过佛山市市长、肇庆市税务局局长、副局长,每次政治运动都在劫难逃,不断降职降薪。理至善抗战在国民党卧底期间跟随魏凤楼冲锋陷阵,中条山战役他作为军法处长所在的团,激战之后全团官兵仅余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长期行军打仗他患上严重的胃病,在广东因消化不了粗糙大米日渐瘦弱,吴芝圃到广州任职后听说这种情况,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给河南省政府写了推荐信,请求旧部把”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解放过17个县的功臣理至善同志调回原籍安排工作”,不久我姥爷回到郑州,被对口安排进郑州税务局二七分局工作,这位1927年年初入党的老党员文革初差点被打死,却大难不死活到101岁无疾而终。姥爷长寿与调回原籍绝对有关,吴芝圃那封写满三页信笺的信,我姥爷一直存留着,也给我看过,我家人对吴芝圃的尽力帮助心存感念。

吴芝圃的无奈与于明的选择

我哥哥和我稍微懂事后,爸爸于明陆续给我们讲些事理,帮助我们明辨是非。比如1967年春天,红海洋兴起之初,妈妈带妹妹出去玩,爸爸关上门说”你俩是中学生,该懂事了”,然后隐晦地指出毛不该迫害老战友们,叮嘱哥哥和我不要跟着做坏事。爸爸说过的人和事,比较多的是吴芝圃,他俩彼此太熟悉太了解了,其中爸爸说过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他曾对吴芝圃说”你不适合当省委书记,最适合你的是当河南大学校长。”爸爸还告诉过我,吴芝圃是宋史专家,他每次来北京开会,一有机会就逛旧书店,收集各种版本的宋代著作。吴病故改开后,吴芝圃的家人把吴的藏书悉数捐给广州图书馆,从此那座图书馆成为集宋代古籍最全之处。

1963到1966年爸妈在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那些年吴芝圃到北京开会时,总会抽空到家里来看望我兄妹,每次来不空手,有一次提了一大袋红元帅苹果,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红艳硕大的苹果,好奇地问是什么?吴说”红元帅苹果”,我忙说”苹果也有元帅?没见过这么大个的”,吴告知”特供商店买的”。我早听说吴伯伯和家人生活极其简朴,省吃俭用的钱都被他拿去买书,他家人八成吃不到红元帅苹果呢,此事至今记忆犹新。他是爸爸的老首长,这么照顾老部下的孩子,现在的首长与秘书还有这种关系吗?所以1967年听到吴芝圃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我很难过,也替二姐感到伤心。吴伯伯与我爸爸虽然是领导与秘书的关系,因为是新四军老战友,加上二人都是爱读书的文化人,尽管吴芝圃身背骂名,尽管我爸爸死活不做官,不服从老领导的安排,二人却难得地彼此信任与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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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吴芝圃被狠批猛斗后身亡,只有家人为他送行。

吴芝圃及家人与于明的关系,加上从小到老,我听到看到很多有关吴芝圃的事,也听闻到社会上对他太多的负面评价。从2006年我开始在网上发博客,数次因为对吴说过几句公道话,被不少人诅咒谩骂,也被朋友们不理解,其实大家不清楚吴对毛既有顾念老师的顺从,又有强推人民公社关键时段毛特派谭震林坐镇郑州等隐情。吴芝圃身为河南省早期中共党员、省委主要领导,为毛冲锋替毛顶罪,长期以来欲罢不能、骑虎难下,1967年被恶批狠斗,60出头就悲惨离世,饱读诗书为人厚道的他,那份无奈与悲凉几人知晓?

行笔到此,突然醒悟到我爸爸于明从1953年到1980年起码有三次辞官不做的经历,本文前面说过1953年和1958年的事,到了1980年底,于明因在司法部党组会讨论时,打破冷场率先反对邓小平对魏京生、傅月华案”避开司法程序,继续关押”的内部批示,发言说”文革已经结束,不能再做回避司法的事了”,会后被魏文伯部长警告”下不为例”。爸爸很快离开部机关,与老战友庄重一起创办了《法制日报》。我以前没想过爸爸的反常之举究竟为什么?刚才一下子明白过来,他的直接领导吴芝圃的际遇分明是个重要原因啊!

我家老相册里有三张并排贴着的120老照片,两张吴芝圃在石漫滩和板桥水库视察的工作照,一张蹲着看图纸,一张站着听汇报,还有一张吴省长与当地干部农民二十多人的合影。我翻看老相册时询问,爸爸讲过一些陈年往事,爸爸说:1950年,有段时间吴芝圃情绪低落,托病不上班在家看书,爸爸跟他急了,”这么多事你不处理,也不下基层,像什么话?”吴问”下基层?去哪里?”爸爸说”兴修水库任务急迫,你不去督促一下说得过去吗?”于是,吴很快去了水库工地。建国初吴芝圃为什么闹情绪?我已经无处询问,爸爸也没说过,不难想象官场中的难言之隐犹如刺伤人性的利剑,爸爸在吴芝圃身边很早就领悟到了,他一辈子避之不及啊,这才是他一次又一次辞官不做的缘由。

还有件事,以前我只对好友李振盛老师提起过,那次在方庄李老师家里欣赏他的文革照片,见到一张他拍的1967年批斗潘复生的现场照片,我想起爸爸说过”潘杨王”被定性反革命集团离开河南后,”吴芝圃借出差之机,曾到潘复生住处看望过他,二人达成了谅解,不久后潘复生复出担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爸爸透露给我这件秘密时,以及那天我对李振盛说起吴潘私下和解这件事时,我还不知道1957年春邓吴密谈之事,对潘吴两位官场敌手居然能和解,我一直感觉不可思议。

当事人陈健阿姨与我

接下来说当事人陈健阿姨,陈阿姨和她丈夫周原都是新华社的老记者,上世纪60年代,周原在河南分社当记者时去兰考采写焦裕禄事迹,写的长篇通讯发表前经新华社总社两位领导冯牧和穆青审阅,穆青连夜润色批改,最后由周原定稿后见报,那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时,虽然原作者周原被名列三人中的末席,但那篇文章颇具影响力。周原、陈健1948年在开封时就是我父母的朋友,他俩结婚时送给我父母一张两寸黑白照片,因周原1957年被屈打右派,文革初又被整得掉层皮,陈健趁夜逃离新华社郑州分社,到北京见到当时总社领导王唯真,王唯真派人搭救出绝境中的周原,随后王唯真也靠边站了。

改开后,周原和陈健从河南分社调到总社,我爸妈和他俩晚年都住在皇亭子新华社宿舍,两家离的很近,陈健和我妈妈离休后经常一起晨练,一起聊天。有次陈健说起1966年到67年被一次次抄家,好多东西都没了,连那张俊男靓女结婚照(两人年轻时都相貌出众)也没留下,最为遗憾。我妈妈回到家翻找出保存半个世纪的那张照片还赠回去,陈健阿姨高兴得像捡到宝贝!记得我发现爸妈最珍爱的两大本老相册中又少了一张,追问才知道这件事,因同情陈阿姨,就没好意思责怪妈妈完全可以到照相馆再洗一张新片送人,老相册又缺一张真可惜。2019年3月,我去看望陈健阿姨的路上还想起此事。

直到2003年我爸爸于明感觉自己病势沉重挺不了多久后,才让妈妈把陈健叫到家里,希望陈健阿姨能把吴芝圃所托之事”写出来留给后人”。这件事太棘手,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啊,估计陈健阿姨也同样为难,年过90岁后,让儿子乔海燕唤我过去,把这个历史小包传到我手里。

几句话的包很小却很重,一件60多年前的政坛秘闻,事关反右前夜”潘杨王反党集团”案的起源内幕,我不知该如何继续传递,搁在心中拿得起又放不下。2019年4月初,去陈阿姨家之后,我和老伴儿离京去新加坡住了近两年,其间分别与在上海的文革史专家李逊、在北京的新闻教育专家李大同通电话时说过此事,他俩都认为既然是我父亲听到的内幕,作为家人我避嫌为好,李大同说”你再回北京,可以请陈健阿姨录音保存”,这个主意可行。

2021年2月,疫情中回国两次被异地隔离,4月中旬回到北京,我两次穿城而过,竟然没能找到陈健阿姨,给陈健阿姨的儿子乔海燕打电话总没人接听,提着礼物在楼下问来问去,上楼东找西找都没能见到陈健阿姨。眼看三年又过去了,这件事依然没有着落。考虑到陈健阿姨年事已高,又没有其他人知道当年邓小平与吴芝圃两人密谈的事,邓吴于三人早已作古,找陈健阿姨录音证实未能如愿,我只能如实写出来,了却爸爸的遗愿,但愿给历史学家、党史研究学者在厘清反右内斗起源,以及评价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功过是非时,留一份可资参考的史实。

上网百度”潘杨王案件”,意外地看到杨继绳先生在他的长篇巨著《墓碑》中写过此事,杨先生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多角度严谨地展示出这段时期的史料。《墓碑》书中没有我说的邓吴密谈一事,因为知道的人太少。昨晚与上海学者朱学勤老师电话聊天,我说因疑虑杨继绳先生只记录了吴芝圃负面言行,永远替毛背锅,曾跟杨先生发过一次无名火。朱学勤老师宽慰我,说”老杨不会计较你的”,于是我打算找机会向杨先生道个歉。2023年7月下旬,我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发给杨继绳先生过目,杨先生立即把《墓碑》电子版第一章全文发给我。再次细读此章节,确认其极为客观公允,并无瑕疵,多处情节与我以前听到的恰好吻合。为帮助读者了解潘杨王事件,下面我引用几个《墓碑》中的史料,确切地简介一些相关背景。

潘杨王事件的背景简介

“潘杨王”曾是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潘复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潘杨王在推行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主张稳妥慢进,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遵照毛泽东旨意主张冒险激进,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批评主张慢进的人是”小脚女人”。

吴芝圃按照中央部署,1957年8月召开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潘复生”右倾错误”,这一年河南省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省干部总数的12.7%,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1958年5月中央撤销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由吴芝圃接替,同时撤销了杨珏和王庭栋的职务,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下放到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被批斗后押送到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当社员。1962年,他们三人被低调平反,并相继安排复出。

1958年,河南省在北京来的谭震林副总理坐镇、吴芝圃指挥下,列出八条罪状猛批”潘杨王”,揭批运动中大字报铺天盖地,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很多农民误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干部群众为自保参与残酷迫害,直接摧残致死就高达百多人,引发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

大跃进期间,河南不断推出经验,《人民日报》一次次介绍并推广,使河南省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共产风”中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都出自河南,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随后的大饥荒,河南在重灾区中排名靠前,饿死了数百万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1962年4月,吴芝圃仅被免去河南省的职务,调广州出任中南局书记处分管文教的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后来又数次痛心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到广州后,有一次中南局召集所属几省干部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以上五个自然段的文字,均摘录自杨继绳先生巨著《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感谢并致敬杨继绳先生!)

无论如何,吴当年亦步亦趋,甚至忍辱负重执行错误命令,在党性上能说得通,若以公正道义来评判,”潘杨王反党集团”事件彻头彻尾是莫须有的罪名,吴芝圃心知肚明。因此无论在执行经邓小平授意后施以政治迫害,还是协助毛泽东率先在河南推行人民公社,协助推动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制造出饿毙数百万河南民众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吴芝圃犯过大罪,罪无可赦。他的悲惨结局与违背良知助纣为虐有直接关联,在延绵不绝极端残酷的内斗中,吴芝圃与”潘杨王事件”都不是孤例。触动人心之处在于像吴芝圃这样一个酷爱读书、不擅长阴谋诡计的人,因依附独裁者竟然充当黑暗急先锋,虽风光一时却迅速坠落。

历史是由一件件大事小情累积构成的,内幕与细节往往最有说服力。人性复杂多面,趋利避害是大概率,与其改造人,不如促进制度进步。                       

于向真 2022.1.16北京初稿

 2023.7.28马来西亚森林城市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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