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与科学的社会学的建立

涂尔干完成了学业后在巴黎地区的一些公立中学连续教了五年书。在这一时期的头一年里，为了进一步研究，他获得了次休假，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他在那里熟悉了实验心理学家W·冯特的心理实验室，这一实验室所代表的对人类行为进行的科学经验研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无疑也接触到了社区、社会有所区别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久前刚由滕尼斯的一本书《社区与社会》而变得十分著名，后来，涂尔干曾评论过这本书。

从涂尔干开始他的教学生涯起，他就决心强调实用的科学和道德的教导而不是传统的哲学方法，他觉察到这种传统的哲学方法与第三共和国面对的严酷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不相干。尽管在处理道德和社会政策问题上涂尔干抱有社会学实用价值的信念，但作为一个学者，他坚持以事实为坚实基础的公平的客观的分析。他个人介入各种社会的或政治的问题，并且他承担的意识形态的义务从来没有取代他对知识的无私的、客观的探求。

涂尔干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个人态度是自由主义的。但是我们很容易觉察到他在理论研究中有一些严重的保守主义倾向，这部分地是因为他高度地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强调个人的发展完全从属于社会。然而，实际上他捍卫了个人的权利，反对以社会的名义提出不公平的或过分的要求。

到1887年，涂尔干29岁时，他的教学成绩和他写的一些论文显示了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社会科学家。为此他受到了奖励，被派往波尔多大学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系任教。在他的教学工作中明确包含着社会科学，这是对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所承担的义务和取得的成就的承认。在法国的大学系统中这是第一次从学术上公开承认社会学这个新的学科。

讲授教育课程的需要使涂尔干有可能发展他的社会学观点，这种观点是关于人的人格如何通过社会在教育系统中的代表塑造出来的。通过教授这些课程，为许多委员会服务和对学术界的成员施加个人彩响，涂尔干成了影响法国教育系统的重要力量。他对教育有很强的信心，他相信，在有关社会的科学中所进行的训练，能够对建立和加强社会的道德基础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1896年涂尔干被提升为社会科学的正教授。这再一次表明了一种惊人的发展。在法国，这是第一个社会科学的教授职位。两年以后，又达到了另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涂尔干创办了《社会学年鉴》，这是社会学的第一本学术性杂志。

从一开始，这一杂志就是成功的和有影响的。它为涂尔干提供了发表他最早几篇论文的论坛。另外，法国其他许多重要的学者和德国的齐美尔也在年鉴上发表文章。这一杂志成了那些推动科学地研究社会的人们的中心。不管是否完全统一，它给这些人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并且促进了社会学事业的巩固，特别是促进了涂尔干学派的形成。它引起了对迅速发展的社会学学科的评价和尊敬。

涂尔干在学术上和在大学的事务中一直是活跃的，但由于战争的爆发，他的部分精力转向了法国在战争中的事业。他的儿子安德烈在1915年死于战争，涂尔干一直未从这一打击中真正恢复过来，1917年在他59岁时离开了人世。由于他的富有成果的和有意义的生涯，他获得了他同时代人的尊敬，是他建立了科学的社会学的基础。

涂尔干毕生关心的是社会的团结和整合，这部分地是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第三共和国的社会秩序处于不安定的状态。简言之，法国大革命的长期后果是君主主义者和左翼的共和主义者之间的不断的紧张和周期性的冲突，这一状态在十九世纪一直存在着。一方面第三共和国的总统实际解散了下院作为他努力建立强大的总统权力的一部分。另外，1870年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也使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并且深深地伤害了法国人。

尽管有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但工业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基本的文化取向方面的深刻变迁。传统的价值、信仰、习惯、社会关系和谋生的模式正在逐步地受到破坏或趋于消灭，新的城市工业的社会秩序正在出现。虽然法国的这一变迁过程并不象在英国那样富有戏剧性，但潜在的动力仍然推动了与传统的社会秩序的深刻决裂。然而，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似乎还是不稳固的。

涂尔干不像他同时代的某些保守的人们，他并不拥护把时代倒转到稳定、安宁的过去年月。他更感兴趣的是试图理解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涂尔干承认他生活于其中的过渡时期的困难，但科学地了解社会的规律将有助于巩固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对此他也是乐观的。为了这一目的，他是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的倡导者，这种改革是要在公民中反复灌输一种强烈的公民道德意识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感。

涂尔干对公民道德的关注恰恰与法国的教育制度的过渡相符合。因为第三共和国有着强烈地反宗教思想，所以大部分天主教的教育制度已被世俗的教育制度所代替。涂尔干感觉到，在作出这种过渡的过程中，必须发展一种不同于传统宗教道德培养的基础。简言之，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为世俗社会的道德或伦理提供作为基础的世俗的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十分清楚，涂尔干认为，使未来的公民在他们成长的年代接受公民道德数育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加强社会的基础，推进社会的整合和团结。

涂尔干对他的独特的社会学方法的定义是与斯宾塞的个体主义观点相对立的。斯宾塞是一位英国的社会理论家，对十九世纪的英国有很大影啊，他关于社会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后来在美国也有很大的影响。斯宾塞最初是一个记者而不是学者，但他的社会理论在当时是可理解和可信服的，这使他对早期社会学观点的发展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象法国的孔德和涂尔干一样，斯宾塞对现代社会长期的进化发展感兴趣，也象孔德和涂尔干一样，他发展了一种有机观点。但是，斯宾塞的社会的有机意象在一些主要的方面不同于孔德和涂尔干，而且涂尔干独特的着重点无疑是与斯宾塞方法的基本假设尖锐对立的。

斯宾塞关于社会现实的个人主义意象也与涂尔干强调社会事实超越个人的观点明显地不同。斯宾塞假定，社会是人们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达成协议的结果。涂尔干则认为，人们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本身是以现存的社会为先决条件的。人们不可能与那些没有共同社会联系的人达成契约关系，除非已经存在着契约性情的道德上的一一致意见。

涂尔干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名词来分析所有的社会，而不是社会中的组织。但上述的实例阐述了两种类型社会结构的一些关键性因素。机械团结是以一种强烈的共同的“集体意识”(这是涂尔干的名词之一，它也可以被翻译为“良心”)为基础的，它指的是“同一社会一般公民共同的信仰和情操的总体”。这是一种依赖于相象的和共有同一信仰的规范模式的人们的团结。因此，个性不能得到发展，要求绝对的一致的压力不断抑制个性，由于选择的认识没有得到发展，所以个人不一定经验到这种抑制性的压力。

相反，有机的团结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出现的。它依赖于高度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的增长是分工中专门化增长的结果。它允许甚至鼓励个人之间差异的发展，个人差异的出现损害了集体良心，并且这种集体良心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反过来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在专门化了的和相对来说更加自主的人们之间增长了的功能性相互依赖变得重要了。正像涂尔干所说的：“分工越来越承担了先前由共同的良心所承担的角色”。

在涂尔干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分析中，暗含着-一种社会变迁的一般模式。在描述迅速扩展的工业革命背景时，涂尔干把正在增长的分工的专门化和复杂化作为他的出发点。涂尔干与那些看到社会在这种发展中失调的怀旧保守派不同，他看到社会整合的基础正转变为一种新的形式，也就是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这种基于各专门化“部分”之间真正相互依赖的有机团结的新形式，比旧的机械整合的形式是一种更彻底、更有效、更深刻的社会整合的根源，而机械的整合主要是建立在价值和信仰的类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