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幸运的。如果我的文字不是邂逅了李士非先生，也许我至今仍然呆在一棵老柳树底下的小小的卫生站里，日夜倾听乡间疾苦的不绝的号呻。
我对李先生长怀感激，不仅因为他给了我进城的机会，让我做我梦想中的工作，还因为他的为人，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或是作为一个诗人和编辑家，都曾给我濡染，让我受益不尽。
1
1981年7月，我借调到花城出版社，担任《花城》杂志的编辑工作。
李士非先生是社里的副总编辑兼《花城》杂志主编。编辑部的人马大多由李先生招揽而来，其中有“脱帽右派”，有工人、农民、转业军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品类颇杂。其中，除了两位“右派”是李先生的旧日同学之外，其余都是陌生者，像我来自偏僻的乡村，便没有任何“背景”。那时，是一个人和一份杂志，把所有这些人的热量凝聚了起来。
《花城》初创期间，李先生到处奔走，广为联络，致力于建立杂志自身的作者队伍。这中间，有备受摧残的老作家，有流放归来的知青作家，他们都有着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一群。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精神，它并不排除形式上作现代意义的革新，比如北岛的作品，诗和小说，在《花城》上都有集中的发表。七八十年代之交，社会上最流行的字眼是“拨乱反正”，而《花城》的“伤痕文学”占有很大比重，它不理会所谓“向前看”的高调，是忠实于我们这个多难的时代的。李先生非常看重报告文学，率先发表有名的《热血男儿》，而且大力提倡这种文学与新闻的边缘文体，这在特殊的时期里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广大读者看惯了瞒和骗的书刊，所以写真实的《花城》特别耀目，一时洛阳纸贵。
我来《花城》正值“反自由化”对“思想解放运动”造成正面冲击的时候。恰如宋诗形容的：“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此时，改革与保守并存，希望与疑惧同在。继文坛批判电影《苦恋》，及《花城》杂志刊出“不断自问”的自我批判之后，社里又出现了两起事件：一是批判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再就是批判遇罗锦的小说《春天的童话》。
李先生嘱我写了两篇《人啊人》的评论，取辩护的立场。一篇给省报，一篇给北京的《作品与争鸣》，都是他推荐发表的。至于《春天的童话》，据他说，发稿是经集体讨论的，既然有人把责任推给他，说是他组的稿，又经他审阅和修改，自然责无旁贷，于是他也就担当起来，结果主编一职被拿掉了。
为了《春天的童话》，编辑部闭门整顿达一个月之久。会后，大约有谁说到“自由化”，我随口说道：“才有一点点‘自由’，怎么‘化’得起来呢！”想不到被李先生听见了，勃然大怒，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呵斥道：
“这样的话不是你说的！”
因为我是借调来的，户口还留在乡下，按照劳动制度，只能算是“临时工”。李先生的话涉及我的身份和权利，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我根本不会想到李先生在保护我。
2
开头几年，户口和住房问题一直困扰着我。1984年又无端生出一个叫“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来势极其凶猛，我成了众矢之的，受到点名批判，一时苦闷之极。在此期间，多得李先生的慰解；其实，因为《春天的童话》的牵连，那时他自己也还没有从窘境中摆脱。
或许我的工作与李先生的荐用有直接关系，就像从前在校的学生需要监护人一样，他有责任照看我的方方面面，直至写作。
是一个大热天的中午，他一个人摇着大扇子上楼来看我。我分住的单人宿舍不足八平方米，是木板钉起来的廊间，四围布满厨房，煤烟熏得板壁黑黢黢的。面向廊内，有一个多余的窗口，一点光亮也透不过来，白天必须亮灯。李先生有哮喘病，当我开门让他进来时，他还一个劲儿吭哧吭哧地喘气。他站定在写字桌前，长久地凝视着壁上镶挂着的鲁迅像和我家人的照片，突然说了一句：
“这是伟大作品诞生的地方！”
说完，也不坐下，问了问家事就走了。
那时，我在写鲁迅的传记。我知道他在激励我。后来在社里的选题会议上，他竟然在没有看过书稿的情况下，大加赞赏并极力推荐，这种过分的信任使我汗颜。《人间鲁迅》完成之时，已是总编辑的他调集各部门领导召开专题会议，亲自主持出版。传记先后共有四种版本，重印多次，得过奖，还有外文版，多少总算可以告慰于李先生，减少一点内心的歉疚。
李先生常常问起我的写作计划和作品发表的情况，对我的赠书，总是细心阅读，读后便又常常向人鼓吹。古人云：“到处逢人说项斯”，李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热心到了极点。
最令李先生担心的，恐怕还是我的安全问题。所谓“安全”，就是思想安全。在我国，思想问题一直十分敏感。即使文革结束多年，知识界依然流行“心有余悸”一词，由此可想而知。
有一天，李先生请我到他家吃晚饭，其实用意是营造一种气氛，以便饭后和我谈“思想认识”问题，而不至于给我造成太大的精神压力。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唯一的一次带针对性的、轻松然而严肃的谈话。他指出我对一些问题的“错误认识”，然后大谈改革的必要性，大赞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话间他着重提到“开门整党”，好像那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流行语，说的时候特别兴奋，确信党有能力改正“文革”中的错误，开创新的未来。
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李先生是充满期待的。据说，“文革”前他每年都被单位评为“优秀党员”，虽然在“文革”中备受折磨，进“牛棚”，挨批斗，连孩子也曾一度被加以“写反革命标语”的罪名吃禁闭，然而不改初衷，有一种古典共产党人的风范。他能宽容异议者，甚至欣赏异议者，尤其到了后来，思想愈见开放；但是对于组织，却是始终保持应有的忠诚。
我不能很好地理解李先生。当时，我不能不把这种思想谈话视同“说教”。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交给一位作家朋友当面交给他。记得信的最后写的是：“您是一个好政府主义者，而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分歧所在。”
事后，我发现李先生的态度不见有什么异样，好像在我们之间，并不曾发生什么事情似的。我现在推想，当时我的反应一定加深了李先生的忧患；而且，我出言不逊，伤害了李先生。
3
作为编辑家，李先生是富有魄力的。继参与创办《花城》、《青年诗坛》几种杂志以外，他又一手创办了《历史文学》、《浪潮》和《文化广场》。
这都是很有创意的刊物。文革后，涌现出一批反思历史的作品，不但反思现代史，而且反思古代史。专制主义的老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从秦始皇到太平天国，到百日维新，到袁氏称帝，直到十年“文革”。但是，全国之大，除了《历史文学》，好像还没有一家刊载此类作品的专门性刊物。而《浪潮》，显然是一个面向改革大潮，旨在引进和传播现代思想观念的杂志。按李先生的本意，《文化广场》也不仅仅限于大众文化而已。所有这些，对于李先生来说都是重大的挑战，因为它打破文学的藩籬，进入了更宽广的文化视域。好在李先生是一个热爱新事物而又喜欢挑战的人，虽然许多新观念，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对他来说未必从深入研究得来，但颇得益于广大的社交网络；他性喜结交，又善于倾听，长于思考，因此在思想方面确实能够与时俱进。
杂志的开头都不坏，可惜人手太少，经营管理不善，结果弄得半途而废。
李先生勇于开拓而不善守成，这是的确的；但是，无论何时，都不失“大将风度”。他有超乎一般编辑的眼光，总是属意长远，不是事务主义者一般地只顾经营个别作品，而是重在人才的发掘。他说过，一个人抵得上一百个作品。
对于作者的尊重，在出版界，我没有见过第二个像李先生这样的人。凡是他的作者，不论熟悉或陌生，也不论年长或年幼，他都会亲赴机场和车站迎送。他本来走路便吃力，还主动给别人打伞，提箱子。此外，还常常把作者接到家里吃住。我先后见过的，就有高晓声、徐迟、遇罗锦等等，至少七八个人。有一个老同事看不惯，认为他太作贱自己。而令我感叹的是，这一切在他做起来，一点也不勉强，而是那么的随性、自然。
李先生非常重视“自由来稿”，经常叮嘱编辑人员，说沙子里有黄金，要做“淘金者”。他乐于接触、寻找、接待那些“文青”，建立通讯关系，给他们寄稿纸，看稿，改稿，选择合适的地方发表。我发觉他用稿的天平是倾斜的，特别热心于发表青年人、底层人、弱势者、失意者的作品。对于这些人，他从来不苛求“完美”，认为写作是长期的工作，可以慢慢完善，惟一意帮助他们把潜在的才能和价值显现出来。他表示过，发表作品可以增进业余作者对于创作的信心，甚至有可能因此进一步改变他们的命运。
广州有一个“新路诗社”，由十几位小青年组成，这里有印刷工人、店员、服务员、质检员，小学教师、乘警、校对员，自然还有“待业青年”。李先生应邀参加他们的聚会，往往是夜晚前往，坐公交车从城南到城北，爬数十级的木梯，吭哧吭哧。他在《浪潮》上用了很大的版面刊载“新路”的诗，每人附有照片和简介，还命我写了长篇评论来配合，总之是一次很有气派的集体亮相。自此之后，他们才开始发表作品，其中大部分陆续转移到文化单位上来，做了编辑，作家、学者。
记得在《花城》杂志做编辑时，有一天，李先生到编辑部里来，在我的对面坐下，问我看的什么稿子。我答说，是一位女临时工写的诗。又问，感觉如何？我表示犹豫，说诗里有坚实的东西，但句子太粗糙。他从我手里接过诗稿，摘了眼镜凑近了看，不一会涨红了脸，鼻翼翕动，接着站了起来，说：“我念给你听——”
他高声朗诵起来。
室内的几位同事一齐抬起头，转过脸看他，听他那宏亮的、动情的、富于节奏的声音。
他念完，喘息未定，指着诗稿对我说：“你改一下，下期发表！”
我眼睛发热，泪水刷地一下子流了下来。
4
李先生是诗人，我在中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长诗《向秀丽》，还从陈残云先生编的《粤海新诗》中读过他早期的抒情短诗。当年他写战歌，颂歌，很有激情。八十年代以后，他写变革如《北大荒之恋》，歌唱异域如《俄罗斯行吟》，一样很有激情。不同的是，激情的指向有了明显的改变，诗人不再侧重意识形态中的“当代英雄”，而是人在历史语境中的生存状况。关振东先生读了他发表的一组短诗后，曾经对我称赞说：“士非真能写，想不到他越写越年轻了！”所谓“年轻”，是指他的诗像当年大学生的诗那样，不但有青春气息，而且有现代技巧，不像老派的诗人。
李先生虽然出过好几个诗集，写过若干篇报告文学，为此费去的时间却实在不多。他才思敏捷，据他说，他呆在家里写不出东西；就是说，他不需要安静、长久的构思，只需要刺激。他的作品几乎全部在火车、飞机、旅馆和医院中完成的。一次他到日本探亲，登东京塔，情不可抑，一气写成一首上千行的长诗，结果心脏病发，只好紧急住院。大病稍愈，他不听医嘱，在病室里又偷偷写开了另一首长诗。他本来可以写得更多，更好，但是他坐不下来，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他人的文稿上面。人们常常把做编辑工作比作为人作嫁，李先生俭朴自奉，自家的衣服不曾细针密缕，倒是煞费苦心，为他人缝制锦绣衣裳。
我说李先生是诗人，首先不是指有多少诗篇传世，而是他的精神，品格，构成的生命的特质；那里有天生的仁爱、同情心，赤诚而慷慨。高尔泰先生出国前曾经赠他一幅画，画的是舍身求法的达摩。其实，李先生更近于侠士，常常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时候。要是说起社会腐败、不公的现象，说起个别恶人、佞人或小人，他也会横眉怒目，破口大骂的。
如果要说“白圭之玷”，在李先生，最明显的恐怕便是轻信了。大约轻信出于善良，所以书上说这是上帝可以原谅的缺点。由于他没有城府，憎厌圆滑，有事时宁可相信组织，也不肯信从世故，这样就往往容易为人所利用，给自己带来伤害。
我知道，李先生深爱出版社，尤其是《花城》杂志，所以爱提这样那样的批评意见。我猜想，他只要批评起来，很可能是峻急的、激烈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之他再也看不到寄赠的杂志。大约久违之故，出于想念，或是想看其中的个别篇章，曾经有几回，吭哧吭哧地到办公室里向我要，简直形同乞讨。我很难过。其实，那时我早已调离《花城》编辑部了。
李先生的作者朋友遍天下，独有一位刘丹女士提出要将李先生的遗作结集出版。我应当向她表示内心深深的感谢，她做了我曾经想做而到底没有做成的事。为了这个集子，李先生家人电话里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话说得很客气，使我惭惶无已。李先生给了我太多，而我无以为报，至今也没有写出如他所期许的像样的作品。写下如上的一些话，于李先生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他离开这个为他所热爱的人世也已经五年了！
2014年8月12日，深夜3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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