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质平：自由主义的薪传——从胡适到余英时

引子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时任耶鲁大学Charles Seymour史学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来到美国东北角维蒙特（Vermont）州的明德大学（Middlebury College）暑期中文学校，接受荣誉博士学位。 当时我初掌暑校，有幸得识久仰的余先生。

一九四一年，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也曾接受过明德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胡适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的日记中有简要的记录：「在Middlebury College，Vt.作毕业演讲，并授『L.L.D.』 名誉学位“。 明德大学立校在1800年，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校史中，余英时是继胡适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中国人。

一九八七年九月余先生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胡应湘（Gordon Wu）讲座教授，直到2001年退休。 退休后，乡居普镇，前后已超过三十年，是余先生来美后工作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有幸和余先生同在东亚系工作，并同住普镇，给了我许多就近请益的机会。 每遇疑难不解的问题，向余先生请教，三言两语之间他常能从高处大处，指出问题之关键，真让我有「拨云见日」之感，有时更直接指出参考之资料，信息之来源。 让人惊叹其涉猎之广，与记忆力之强。 我相信凡是请教过余先生的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和震撼。

余先生平易近人，在道德学问上仰之弥高; 在待人接物上即之也温。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何其有幸，在这两点上，都能有近距离的观察、接触和感受。 受益之深是我在普大工作，意想不到的最大收获。

明年欣逢英时先生九十大寿，先生研究写作不辍，新作源源不绝，真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这样的生活工作态度真堪为我辈楷模。

余英时（左）与作者合影。 （图片由联经出版社授权刊出）

余英时先生继2006年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JohnW.KlugePrize）人文终身成就奖之后，2014年，又荣获台北中央研究院主办之唐奖汉学奖，真可谓实至名归。 由余先生首膺「汉学奖」，反映了当今学界对汉学（Sinology）一词的界定已不再局限于对古代中国之研究，而是广义的「中国研究」，由古及今，史学、哲学、文学并包。 余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已得到学界充分的肯定，然而，余先生绝不只是一位枯坐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他的社会关怀是当今许多「公知」所望尘莫及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继胡适之后「以道抗势」，最不容忽视的一股「清流」; 而余先生在两岸三地对一般读者的影响，他的政治社会评论绝不在他的学术研究之下。

二○一四年二月十七日，《纽约时报》国际版（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在第七页上，发表了专栏作家Nicholas Kristof题为〈教授们，我们需要你〉（“Professors，We Need You”）的评论，他指出当前学者所作的学术研究几乎和现实不发生任何干涉。 他引用前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院长（Dean of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and International Affair，二○○二─二○○九），现任新美国基金会总裁（The Presidentand CEO of New America）Anne-Marie Slaughter的话说道：「所有的学术研究在日趋专业化、量化的过程中，却与一般大众渐行渐远。」 Kristof指出：例外不是没有，但一般说来，当前美国大学里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上一代相比，少了很多。 这个现象，据他分析，和美国大学的考核和长俸（tenure）制度有关。 人文学者大多皓首于冷僻的小题目，作微观深入的研究，以获取终身教职，对国事天下事也就无从关切了。 换句话说，美国学者之所以脱离现实，走进象牙塔，其根本的原因，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经济的。

当然，这种以经济带动学术的现象在中国学界也并不罕见。 然而，若仔细推敲，则又不难发现同中有异。 从魏晋人士的佯狂纵酒，到乾嘉诸老埋首小学训诂，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政治干预的结果。 而今，在中国，作个冷僻的小题目，倒未必能名利兼收。 要想获致官方的研究经费，谈谈中国梦，「一带一路」，「伟大民族复兴」才是终南捷径。 换句话说，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对当前政治的任何批评，都有可能被指为妄议中央的危险。 这一罪名，轻则去职，重则下狱。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我们何忍对国内的知识人再以「气节」相责。 一个有人味的社会是“不责人以死”的，是允许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

中国知识分子长久以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从胡适到余英时的自由主义传统，体现了中国士人不屈服于极权暴力，并深信唯有民主自由才能凝聚中国人心。

自由主義，光焰不熄

一九六二年，胡适逝世之后，梁实秋以《但恨不见替人》为题，撰文悼念老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日回看，不得不说，梁实秋「不见替人」之「恨」，说得有些过早，也有些悲观。 二○一一年是胡适出生一百二十周年，2012年则是逝世50周年，两岸的学术界都举行了隆重的国际研讨会来纪念这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 只要到北京的各大书店看看，就不难发现，胡适的著作，正以惊人的速度，再版重印。

二○一三年八月十八日，北京外文出版社在当年北大红楼，举行《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着》和《独秀文存》，影印版首发式。 这两套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又得以当年原貌示诸国人。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是胡适一百二十五岁生日纪念，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了一场为期两天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邀集了大陆，港台及海外各地研究胡适和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专家学者六十人会聚一堂，来缅怀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路人与奠基者。 并同时举办胡适与北大的展览。 胡适终于又回到了他所挚爱的北大。

一九五三年，正当胡适思想批判进入高潮的时候，胡适曾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描述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必然失败。 我也曾说：「封闭与独裁是滋生胡适思想最肥沃的土壤，也是胡适思想始终不过时最好的保证。」 只要当道继续否认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关闭网络频道，继续不讲「宪政」、「司法独立」、「学术独立」，就会有千千万万胡适思想的信从者从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 胡适思想后继有人！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在翻译英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七二三─一七九○）《原富》的按语中，有一段讲到「人权」，至今值得我们深思猛省：

乃今之世既大通矣，處大通並立之世，吾未見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國可以自由也； 其民之無權者，其國之可以有權也…… 故民權者，不可毀者也。 毀民權者，天下之至愚也，不知量而最足閔嘆者也！

严复的《原富》脱稿在1900年，当今世界「大通」的程度，远非当年严复所能想像。 互联网的发展真正的做到天涯若毗邻，而信息的传递，更是瞬息万里，无远弗届。 然而，一百二十年过去了，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除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到「民权」两字以外，竟还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领袖能够体会到严复的深心远虑。 严复的这段话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当道至今的逻辑是严复按语的反面：「民有权，则党无权; 民自由，则党不自由。」 于是，言论无自由，出版有禁忌。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 季氏》）如今用高压钳口的方式，造成一个「庶人不议」的假象，而自我陶醉于「天下有道」的幻象之中。 这是今日中国最可悲叹的现状。 但千万别忘了，我们也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 （《国语. 周语》）如果提倡「言论自由」，是「海外反动势力，别具用心」，那麽，圣人的古训，在这个「儒学复兴」的「伟大时代」，是不是也有值得「为民者」三思的所在？

「五四」至今百年，当年共产党的创党人陈独秀请来中国的德先生（Democracy 德莫克拉希），在神州大地竟不见踪影。 民主在中国的百年沧桑，也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坎坷境遇。 民主与自由，对中国人来说，至今还是个不曾实现过的旧梦。 然而，虽不曾实现过，但也不曾破灭过。 即使在如此暗淡的低气压之下，我们依旧深信：在高压禁锢的社会中，胡适思想是不可能过时的，而胡适思想的信从者也正是那野火烧不尽的众生。

梁实秋悼文中的「替人」，或许并不是我上面所说，胡适思想的信从者，而是指一个可以接替胡适在学术界、思想界的领袖人物。

今天的大陆当然已不是五四时期的中国，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批学者，能在短时期之内，鼓动风潮，开创新局，这需要有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的条件，而这样的客观条件是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复现的。 胡适的「替人」当然也就无从产生了。 更何况一九四九年的变局把原已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打进了社会的底层，成了罪孽深重、受到党国唾弃的臭老九。 能苟全不死，已属万幸，何敢更有引领风骚之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替人断无可能出现在今日中国的土地上。 然而，陈寅恪所标榜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是可以传承的。 胡适的替人，当就这一点来探索。 《庄子. 养生主》所说：「指（脂）穷于为薪，而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脂膏有穷，而火传无尽。 自由主义的火炬并不会因为个人形体的消亡，而与之俱灭。

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顾思齐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题为《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的书评，对余著《重寻胡适历程》推崇备至。 我相信，下面这一段文字代表了多数当代中国知识人对余先生的评价：余氏乃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砌及方面的驳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 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 我们应当庆幸，在没有胡适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 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由最后两句话可以看出，大陆有不少人是透过余英时的胡适研究来了解胡适的。 在这些人眼里，余不但是胡的「替人」，也是胡的「化身」。 这篇书评在网上流传很广，足见这一说法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胡适和余英时都是「学院精英」而兼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各自学术上的专业研究，但也有「忍不住的」社会关怀。 一九九一年，胡适百岁纪念，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东亚研究项目（East Asia Program）成立胡适基金（Hu Shih Endowment），并聘请余英时为第一任「胡适访问教授」（Hu Shih Visiting Professorin Chinese Studiesat Cornell）。 胡、余两人在思想上的承继关系，海内外似乎有一定的共识。

胡适在今日中国卷土重来，并受到广大知识人的注意。 主要是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分所发表的政论时评，而不是他以《学院精英》所出版的学术专著。 胡适的言论在今天能引起多数读者兴趣和关注的，绝不是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也不是他的《白话文学史》，更不是他的禅宗研究或《水经注》考证。 而是他的政论，如一九一九年和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辩论; 一九二九年发表在《新月》，而后收入《人权论集》，批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文字; 一九三○年〈我们走那条路〉; 抗战前夕发表在《独立评论》上数十篇的时评，如《信心与反省》等。 这一现象印证了余英时在1980年代初，对当时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所说的话：「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超过了，因为后浪推前浪，这是无可避免的; 但胡适的政治主张因为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根本未曾落实过，因此还是新鲜的，并没有发生『过了时』的问题。」

一九九一年，余英时写《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作为胡适百岁的纪念文字，强调胡适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在民主，自由，人权的提倡上。 特别推崇胡适能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共产党席卷大陆的前夕，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此时，他依旧深信民主自由是世界文化的趋向，而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只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

一九四七年三月，也就是胡适发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前五个月，储安平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中国的政局》，已经清楚的指出：「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一个「多」「少」的问题; 而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就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储安平是支持民主，同情「自由主义」的。 他认为自由主义者虽有相当的影响，但散漫而缺乏组织。 他们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 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 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这正是当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处境。 但是我们不能小看这种力量，因为「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 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 储安平的分析是持平而中肯的。

「自由主义」绝非如许多人心目中想像的弱不禁风，如果「自由主义」真是不堪一击，则又何劳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发动全国各阶层对胡适思想进行长时期的批判和肃清呢？ 要知道批判和肃清的背后，往往是巨大的恐惧！ 而这种恐惧正是来自─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 「根」在表面上看不到，摸不着，但它深入地里，从岩缝里，在烈日下，依然能生长茁壮。 一九一七年胡适回国后致力文化建设，而不走政治运动的方向，正是着眼于这个「根」的建立。 正如余英时在《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序》中所说：「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失败与挫折，而是自由所展示的无尽潜力。」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是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余英时接受香港《东方早报》的采访，畅谈胡适在学术、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影响，极为肯定的指出：「胡适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至今有引领中国人向前的意义。 至于1950年代初期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今天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正是对他最高的敬礼。 余英时认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是胡适重要的贡献之一，而这也正是胡适「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 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便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在此，余英时扼要的说明了胡适自由主义的精义。

胡适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的民主自由，一九四九年，一夕之间，摧毁殆尽。 乐观如胡适，一九四八年的除夕，与傅斯年在南京度岁，也不免相对凄然了。 然而，自由主义，并没有因暴力的摧残而消亡。 一九四九年的变局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的学生流落港台、海外。 台湾的雷震、殷海光和胡适有直接的联系，《自由中国》杂志的出版〈宗旨〉就是胡适的手笔。 一九六○年雷震入狱，《自由中国》停刊，一般都把这个结局看作自由主义在台湾的挫败。 但台湾在八○年代开放党禁、报禁，并实行直接民选。 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这段历史已经受到学者的注意和承认。 相对于台湾的情况而言，中国知识分子五○年代在香港反共抗暴的努力还没有受到学界足够的注意。

飛鳥之影，似亡實在

一九四九年之后，美国学界，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九○七~一九九一）长时期领导下的现当代中国研究，左倾是主流，就如余英时在〈费正清与中国〉一文中指出：多数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相信「中共的『新秩序』代表了中国人的集体意志和历史传统」。 一直到今天，斯诺（Edgar Snow，一九○五─一九七二）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还是许多研究现代中国学生的必读书。

中共立国后的头十年，正是美国学者对这一新政权充满浪漫幻想的蜜月期。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胡适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提到：「在许多大学里主持东方学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往往同我有点『隔教』。」 所谓「隔教」，也就是胡适反共，而他们亲共。 胡适在这十年之中，发表了一系列反共的文章，有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共产党的得势，并非所谓「农民起义」，在一夜之间击溃了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借抗战之名，行坐大之实; 有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明，对权威的怀疑，是传统中国思想中固有的权利; 更多的则是对当时共产党的箝制思想，做了直接正面的揭露和控诉。 胡适是二十世纪五○年代海外反共最有影响的一位学者。

一九五○年代初期，正当胡适在纽约发表反共宏论的时候，一位流亡在香港的小同乡，安徽潜山的余英时，正就读于刚成立的新亚书院。 在课余，负责编辑一份名叫《中国学生周报》和《自由阵线》的周刊，并以笔名艾群发表了一系列时评和论学的文字，其主旨则是鲜明的反共。 形成了美港两地有趣的反共唱和。 胡适长余英时三十九岁，几乎相隔两代。 一九三○年余英时出生时，胡适已名满天下，这样的隔海「唱和」，当然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两代最优秀的中国知识人，隔着太平洋，对中国落入共产党统治，不期然而然的表示出深切的忧愤。 余英时的名字在胡适的著作中，出现过一次。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胡适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条：

潜山余协中来访。 他是用RefugeeAct来美国居留的，现住Cambridge。

他说起他的儿子余英时，说Harvard的朋友都说他了不得的聪明，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

我对协中说：我常常为我的青年朋友讲那个烏龜和兔子赛跑的寓言，我常说：凡在历史上有学术上大贡献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 如朱子，如顾亭林，如戴东原，如钱大昕，皆是这样的，单靠天才，是不够的。

胡适和余协中是旧识，也是安徽同乡。 当时，胡适寓居纽约，计划四月动身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一九五八年，余英时二十八岁，到哈佛已两年多，正师从杨联陞读中国史博士。 胡适常用龟兔赛跑的故事勉励年轻的学者，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给吴健雄的信里也提到此一寓言，他说：「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 胡适日记中的这段话当然是意在警惕天才。 钱穆在一九五六年写给余英时的信中，也有类似勉励的话：「学问之事，非毕生悉力以赴，则人之聪明，不相上下，岂能立不朽之盛绩乎！」

细看胡适的这段日记，似乎他相信余英时绝顶聪明，至于是否在学术上能有大成则不可言之过早，需视往后努力而定。 当然，现在证明，余英时不但有「兔子的天才」，也有「朒的功力」。 胡适提到的四位兼有天才和功力的历史人物，其中朱熹和戴震，余英时都有迈越前人研究成果的专著。

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藏有一本一九五四年三月香港自由出版社印行的余英时着《民主革命论》，书首有作者的亲笔签名，上书：「适之先生教正，后学余英时敬赠，一九五四，三，廿六」书中还夹了一张雷震写给胡适的便条：

余英时签名赠书予胡适。 （图片由联经出版社授权刊出）

適之先生：

　

送上香港寄来书一册，敬祈詧收。 肃此道安

弟雷震上

　　　

四三（按：一九五四），三，廿九

二○一三年九月九日，我向余先生请教赠书的事。 他回忆说，1954年，他在香港，在报上看到为选举总统、副总统事，胡适回台参加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此时，《民主革命论》刚出版，他就寄了一本到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请他们转交给胡适。 由雷震所写的便条，可以看出，他在三月二十九日，把书转交给了胡适。

从1950到1952，胡适曾任葛斯德图书馆馆长两年，他对这个图书馆是有特殊感情的。 在他一九五八年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前，曾把部分图书捐给葛斯德图书馆，《民主革命论》或许就是其中一本。 我之所以细述赠书的这段往事，因为这很可能是胡、余两人交往的唯一文字纪录了。

余英时虽然从未见过胡适，29但据他在闲谈中提到，抗战时期，他在家乡，安徽潜山官庄乡，过了九年（一九三七─一九四六）农村山居的日子，除了传统的私塾之外，接触不到现代的教育。 但家中有胡适送给他父亲的一纸条幅，上面是胡适一九一七年据墨子「景不徙」的哲理所写的一首小诗，这很可能是他初次接触到胡适的作品：

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水。

鳥逝水長流，此影何嘗徙？

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

湖更平静时，毕竟难如旧。

為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

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

至今，这首诗，余先生还能朗朗上口。 胡适对他的影响，几十年来，有如飞鸟之影，似亡而实在。 余先生知道我喜欢读胡适著作，承他手书此诗赠我，诗后，有一小跋：「右录胡适〈景不徙〉篇。 七十余年前，在潜山官庄乡初见适之先生为先君协中公所书条幅即此诗也。 至今尚在记忆中。」 余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及此事，并指出：「二战结束以后，回到城市，我最早读到的课外书是《胡适文存》，对于白话文起源的故事感到十分有趣，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胡适对于『五四』的解释。」 余英时初读《胡适文存》当在十六、七岁。 少年时期所读过的胡适著作像一粒小小的种子，成年后生根发芽，为他往后在接触共产主义的宣传中，起了相当「免疫」和「抗暴防腐」的作用。 这为胡适社会的不朽论，又增添了一个有趣和有力的佐证。

余英時書胡適詩贈予周質平。 （圖片由聯經出版社授權刊出）

在余英时早年的著作中，很容易看出胡适的影响，他一向以自由主义者自任，32并毫不讳言他的反共立场。 一九五三年，余英时在为自己的集子《到思维之路》写的序言中，对一九四九年中国政局的变迁，所带来的独裁和思想上的箝制，表示了最深切的愤慨，他明确的指出，一九四九年的变局「铲除了中国旧有的一切思想的根基，也摧毁了西方学术界所传布过来的一切思想的幼苗; 而它所带来的却不是任何新思想体系的创见，恰恰相反，乃是极权统治者的教条束缚了全中国人民的智慧“。 这是余英时二十三岁时所说的话，六十五年过去了，他的反共情怀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深刻，更全面也更坚定了。 在序文的末尾，他引用了胡适一九三○年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的话，表达了他「内心的愿望」：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 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 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惑的人！

写到此处，我们不难看出，青年的余英时多少有点以胡适的后继者自任，企图在1950年代初期，香港遭受马列主义狂潮冲击的时候，做一些挽狂澜于既倒的工作。 在一九八一年同书的再版自序中，余英时说他自己「当时深受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在政治上向往民主，在思想上尊重理性和容忍。」 35这几句话的背后，都有胡适的影子。 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处，余英时引用了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鹦鹉救火」的故事：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 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 對曰：「常喬居是山，不忍見耳！」 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余英时接着说道：「我当时并不敢奢望可以感动天神来灭火，但是我的确觉得自己是曾经侨居陀山的鹦鹉，不能不在故山大火之际尽一点心意。 所以五十年（代）初期我在香港所写的一些不成熟的东西都可以看作鹦鹉羽翼上所濡的水点。」

余英时也曾以「常乔居是山，不忍见耳」为题，谈自己的「中国情怀」。 38「鹦鹉救火」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极致表现，也是对故土一种最深切的关爱。 一九二九年胡适也曾把「鹦鹉救火」的故事引用在他所写《人权论集》的序中。 并加了一段按语：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 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滴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而已。

胡适当时批评的重点是国民党假《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迟迟不颁布宪法，老百姓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国民党在胡适的笔下，成了一个在政治上独裁、在文化上反动的政党。 余英时特别重视胡适这一段和国民党的冲突，认为是胡适「生命史上应该特笔大书的关键时刻」，因为「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在一九二九年与执政国民党的激烈争执中才获得明确而具体的展现」。 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以道抗势」的具体行动。

余英时所说的「大火」则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共产党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进行最彻底的破坏和铲除。 全国人民在新政权的统治之下，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思想言论的自由。 两个人所面对的「大火」容或有不同，但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怀则初无二致。 胡适说：「我们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 这一点，余英时也是有同感的。 一九九八年，去国近五十年之后，他在《论士衡史》的序中，是这样描述他自己的：

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 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概念。 我在海外生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但我在自觉的层面上，总觉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和「中国人」，对余英时来说，与其说是个政治概念，不如说是个文化概念。 他在《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清楚的指出：「『中国人』这个名词自正式出现在春秋时代以来，便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 对中国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序的观念，国家则是第二序以下的观念。」 对政治概念上的中国，他是抗拒的。 过去六十多年来，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反共是余英时不懈的使命。 其情绪之激昂，意志之坚定，真可以说愈老弥笃。 至于中国文化对他而言，则是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他精神上的归宿。

胡适居留美国的时间前后近三十年，而余英时则超过六十年，在他们等身的著作中，中国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关怀。 无论是政论也好，时评也好，学术研究也好，美国，这个他们实际生活了几十年的社会，竟完全无足轻重！ 倒是万里外的中国才是他们念兹在兹，不曾须臾离的关怀所在。 「身在海外，而心系中国。」 这句话对胡适、余英时而言，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每天生活的实际内容。 二○一○年，余英时又以《情怀中国》为题，辑录了他多年来较为感性对故土追怀的文字。 从“中国情怀”到“情怀中国”，还不足以说明此“情”之深切吗？ 一九七八年十月，余英时率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写了两首诗，志此行之所感：

鳳泊鸞飄廿九霜，如何未老便還鄉？

此行看遍邊關月，不見江南總斷腸。

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

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

这两首诗道尽余英时「中国情怀」感性的一面。 如果我们将「中国」这个成分从胡适、余英时这两个名字中抽离，胡适、余英时立刻成了虚幻。 他们一生的业绩，唯有在「中国」这个大前提之下才有意义。 余英时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无可动摇的一大信念。」 这一信念，不因时空之转移而稍有增损，「我在何处，中国就在何处！」 这是余英时的豪言，也是痛语。

在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在国内常被称为汉学家，汉学（Sinology）这个字在美国基本上已成了历史名词，美国各大学已经没有以Sinology作为系名的了。 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名字虽然换了，但老派汉学研究的态度还相当普遍的弥漫在美国学界。 Sinology所代表的是把中国做为一个古文明，所有的中国学问到了这些汉学家的手里，就像看一把陶壶，一个钟鼎，在放大镜底下，古物纤毫毕呈，但物是物，我是我。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 这样的研究态度，说得厚道些，是客观; 说得尖刻些，是不相干。 但是作为一个海外的中国文史研究者，物我之间是很难截然分开的─物中有我，我中有物。 一九七八年余英时第一次回到中国，就观察体会到他自己的心情与「同行的美国朋友们迥然不同」：

他们所全神贯注的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改进他们的专题研究; 或证实或修正他们已有的工作假设。 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 我虽然也有此客观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个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

余英时在此处所指出的华洋之别，绝不是说，他的中国史研究不客观。 借用陈寅恪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话来说，余英时的态度是一种「了解之同情」，「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洋人治中国史，「了解」或有之，「同情」则极难，「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就几乎不可能了。 这不是孰高孰低的问题，这正如一个中国人治西洋史，也会有同样的局限和隔阂。 「千载后的子孙」看祖先的业绩，很难完全自外于「所观」。 这也正是知识与情怀不同之所在。 「知识」是可以传授，可以习得的。 而「情怀」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非自己亲历一番，是无从得知的。

以道抗勢

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傅建中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余英时vs.杨振宁》的短文，指出余杨两人，在学术上地位相当，分别是当今中国人文和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但在对政治的态度上，则截然异趣，余反共，而杨亲共。 他语带幽默的说，有人认为余的反共已到了「病态（pathological）」的程度。 如果说，「反共」确是一种「病」，那么，余英时从不「讳疾」。 看他早年所写文字，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反共，绝非「新病」，而是「旧疾」。 病情初发在六十多年前，余英时流亡香港的那几年。

一九五○年初，余英时「避秦」来到香港，到一九五五年秋，进哈佛研究院，在这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在新亚书院读书之余，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专著，而反共则是贯穿其间的一个主旨。 一九五二年夏秋之间，他主编了三个月的《中国学生周报》，不具名的写了二、三十篇类似「社论」的短文。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第一期，题为《负起时代责任！ 〉的「创刊词」就是他的手笔，他用两句反问的话点出了这份周报的创刊旨趣：「我们能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这样沉沦下去吗？ 我们能让中国的历史悲剧这样延续下去吗？」 回答当然是「我们不能！」 其实，过去六○多年来，他在学术上的工作，都是在实践他自己不能坐视中国文化，在暴力政治之下受到摧毁的努力。

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出刊的第二期《周报》的「学坛」上，余英时以〈为争取学术自由而奋斗〉为题，进一步说明了一九四九年的变局为中国所带来的灾难：「极目中国大陆，是一片黑茫茫的统治思想，党化教育的悲惨景象。 我们几十年辛勤培育出来的一点学术自由的幼苗，已遭到了彻底的摧毁; 无数学人正在被迫而’改造思想’，千千万万天真纯洁的同学，正在不知不觉地被灌输着可怕的毒素。 自由的黯淡，文化的劫难，人类的危机，从未有过于今日者！」

《中國學生周報》創刊號，有余英時寫的創刊詞。（圖片由聯經出版社提供）

同年十月十日，余英時在《中國學生周報》第十二期上，以〈且看明年今日〉為題發表「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國慶獻詞」，慶幸自己能在香港「自由地讀書學習，自由地研究比較」。他對當時大陸的情況是這樣描述的：「目前祖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之下，固有文化已被摧毀，西方文化也被隔絕；國內同學們耳聞目睹，唯一可能接觸的只有馬列主義的教條，整個祖國文化已陷入可悲的黑暗世紀。」因此，「未來延續中國固有文化，介紹西方文化的責任，便毫無疑問的放在我們的身上。」這個精神也就是「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的現代翻版。年輕的余英時也偶有「壯懷激烈」的文字：

只有在民主社會中，中國才能獲得自由、和平與繁榮。而建立民主社會的當前最大障礙，就是中國的極權統治。因此，推翻極權統治，為民主社會開闢一條坦途，實是我們中國學生當前義不容辭的任務。

這是明目張膽的主張革命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余英时以笔名艾群在《自由阵线》第八卷第二期上发表《论革命的道路》，他把近代民主革命分成英国式的温和改良和法国式的激进流血革命两类。 虽然在内心深处，他希望中国能走英国式渐进温和的道路，减少破坏; 但残酷的历史事实又不能让他无视于客观的现实─温和的改良是行不通的。 他说：

谭嗣同临死的时候慨叹中国革命没有流血，所以不得成功。 话虽不错，可是还没有把握住本质。 中国的革命，特别是当前的民主革命，一方面固然不能走温和式的道路，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只是过去农民革命，那种流血式道路的重复。 我们是要在民主主义理想的指导下，根本推翻专制制度而作流血的革命。
 

上引这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是要在民主主义理想的指导下，根本推翻专制制度而作流血的革命。」 这样明白主张「流血的革命」的激进主张，到了一九五四年有了明显的缓和。 〈论革命的道路〉一文收入《民主革命论》一书的第九章，题目改为〈论革命的路线〉，上引的这段话全部删去，而代之以胡适一九三○年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革命和演进本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相反的。」 这一看法，并成段引用了胡适原文，而归结为：

把改良主義當作革命的大敵，顯然祇是共產黨人別具野心的誣衊； 其淺薄不通之處不值得識者一笑。 和平改良與流血革命無論在目的上或動機上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祇是方法。

几十年来，共产党讥评胡适的「改良主义」为「软弱」。 余英时的这段话是很用力地为胡适所主张的「改良主义」在辩护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正当中共发动大规模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前夕，余英时在香港出版的《自由阵线》第八卷第十一期上，发表《胡适思想的新意义》，分析中共政权何以容不得胡适思想，胡适思想究竟有哪些成分对共产党造成了威胁。 这篇文章最能体现他早年对胡适思想的理解，和他自己反共思想的形成。 这是一篇六十六年前的旧作，目前已出版的各类余英时文集中均未收录此文，是一篇极有史料价值的文字。

在文章开头，余英时称胡适为「自由主义者」，最「值得我们景仰的」，则是他「坚强的反共意志」。 余把胡定位为中国反对共产主义最早期的理论家之一。 胡适的《实验主义》、《个人主义》和怀疑的态度，与共产党的辩证法、专制和独裁是不能两立的。 一九五五年，清算胡适思想进入高潮，周扬指控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这一指控证实了余英时分析的正确。

在《胡适思想的新意义》一文中，余英时指出，胡适温和渐进的改良，其实是充满革命热忱的，他说：

胡先生今日反共立场的坚决已十足说明了他的革命热忱，而他对国民党反民主反自由作风的厌弃又恰恰是他那「自觉改革论」具体表现。 溶革命与改良于一炉而又能随时随地运用适当，这正是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应有的风格。 仅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敬佩不止了。

年轻的余英时对胡适可以说是称扬备至了。 并极力是正共产党加在胡适身上「反动」、「保守」的形象：

胡先生决不是像中共所诬蔑那样，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人，不过他却是反对今天共产党这种以暴易暴，捏造革命对象的伪革命。 胡先生所预料的浪费精力，盲目残忍，残害，屠杀种种恶果，不幸现在在共产党统治下都一一实现了。 而且远远超过胡先生当时想象之外。

余英时在文中，两次以「我们从事民主自由运动的人」自任，并明确的表示胡适的反共事业应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承继下来。 胡适反共的火炬传到了余英时的手中，并为之发扬光大。 一九五○年代前半，滞港的余英时除了发表大量对中共政权直接的批评之外，对民主与极权专制之异同与发展，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一九五三年成书的《近代文明的新趋势》就是这项研究的成果。 一九五五年出版《民主制度之发展》，依旧是这一研究的继续，此书宗旨，在〈自序〉中有扼要的说明：

民主与共产制度最大的区别乃是前者顺乎人性而后者违反人性。 任何违反人性的制度与思想均不会维持长久，而顺乎人性的制度与思想则愈久而基础愈坚…… 读了这本书的人们一方面可以增强本身对民主的信念，一方面可以揭穿共产党人对民主的无端的诬蔑。

这两本书的出版，就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是胡适一九四七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势〉、〈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的扩大和加深，并提供历史的证据。 胡适在上引三文中，三致其意的表明，民主和集权是根本不同的，民主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势」，而独裁只是「小小的逆流」。 60这也正是余英时在书中所反复强调的。

余英时除了从思想史上来梳理「民主」与「极权」的形成与发展之外，这段时期特别引起他关注的是对「自由」与「平等」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分析和重新界定。 一九五三年，他翻译汤姆生教授（ProfessorDavidThomson）的《平等》（Equality），由香港人人出版社出版。 在《编者的话》里，他指出：「假定，中国知识界早三十年读到这本书，恐怕就很少人会中共产主义的『经济平等』之毒，并相信共产国家是存在着平等了。」 换句话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之所以能迷惑许多知识分子，「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起了相当迷幻的作用，其实，没有政治上的自由，经济平等只是一个虚幻！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一九五五年，余英时又有《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出版。 这是从哲学和逻辑的层面来反共，并揭穿共产主义的虚假本质。 他在《平等的社会涵义》一章中，明白的指出：

一般人都知道极权社会中没有自由，其实它也同样没有丝毫平等。 在极权制度对照之下，我们无疑应该更坚决地相信，真正的平等只有求之于具有数百年传统的近代民主自由制度之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傅斯年在《自由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自由与平等》一文，指出两者互相依存的关系，在结论中，他说：

没有经济平等，固然不能达到真正的政治自由，但是没有政治自由，也决不能达到社会平等…… 在「自由」「平等」不能理想的达到之前，与其要求绝对的「平等」而受了骗，毋宁保持着相当大量的「自由」，而暂时放弃一部分的经济平等。 这样将来还有奋斗的余地。

余英时对自由平等两个概念深入的探讨，傅斯年的文章未尝没有启发的作用。 一九五○年代，胡适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了自由所学到的教训》（“China’s Lesson for Freedom”）的英文讲稿。 分析了何以共产主义能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原因：

1.至今未曾实现过的乌托邦理想的吸引;

2.对激烈革命过度的憧憬，以为革命可以改正一切的错误和不公正;

3.最后，但绝不意味着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一些抽象的，未经清楚界定的名词发挥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

这是一篇未经发表过的讲演稿。 余英时在1950年代所发表的许多反共文字，由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却颇有针对性的对上述三点进行了分析。 所谓经济平等，正是胡适所说的抽象的，未经清楚界定的名词。 余英时的研究则是指出经济平等的虚幻和不切实际，使这一迷幻了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名词，显出它虚假的本质。

一九四九年，在胡适和余英时的眼里，绝不是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一年，而是中国人民丧失自由，苦难开始的时刻。 一九五○年十一月，胡适在一篇题为〈自由世界需要一个自由的中国〉（“TheFreeWorldNeedsAFreeChina”）的英文讲稿中，提出一九四九年的政权转移不但使全体中国老百姓失去了自由，就是中共政权的本身也因此丧失了自由和独立：

不只是中国人不自由，更重要的是自由世界要了解中国政权本身也是不自由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还有整个中共政权都是不自由的：它们都在苏联所加于它卫星国的枷锁之下。 他们一向是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因为他们深知共产中国会继续依赖苏联军事和工业的力量，所以他们必须继续听命于克里姆林宫。

这是一篇未经发表的英文讲稿，我相信余英时当时不曾看过，但他对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向苏俄一面倒的政策的评论，与胡适的说法却又前后呼应：

今天中国人无论自愿的或强迫的都被「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牵着鼻子走」了。 偌大的中国竟向苏俄一面倒，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中国文化的大不幸，同时也是文明人类的最大讽刺。

余英时在他的回忆录中将一九四九年的变局归结为无非是以「一个有效的『一党专政』来代替一个无效的『一党专政』」，并断送了「民国以来缓缓出现的『公民社会』（civilsociety）雏形」。 其痛心疾首的程度已溢于言表了。

在改良與革命的爭論中，余英時對胡適「一點一滴，一尺一寸」的漸進改良主張是深表同情的； 對激進暴力的革命則深惡痛絕。 他在《民主革命論》的序言中，開宗明義的指出：

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浮沉在革命的浪潮之中：革命洪流的泛滥冲毁了旧中国的堤岸，也淹没了新中国的禾苗; 革命曾给予我们以希望，也加予我们以苦难; 革命曾摧垮了腐败的旧统治者，却又带来了凶暴的新统治者…… 对于我们广大的善良人民，我们所实际感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灾害，不是光明而是黑暗，不是天堂而是地狱！

这段话结尾处所说的革命，明眼人一看就能了解，并非泛指晚清以来的革命，而是直指一九四九年的变局。 上引的这段话在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所出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第六卷中遭到删除。 大陆所出余英时的文集数量虽多，但激烈的反共言论都被「和谐」掉了。 使许多锋芒毕露的文字失去了耀人的光彩，这是不得已，也是深可惋惜的。 大陆广大余着的爱好者在阅读余文时，还得多个心眼儿，眼见的未必「真」，也未必「全」。 余英时在十卷本文集的序中说：「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 这几句话说得很婉转，很客气，也多少有些勉强。 「减少了」的恐怕不仅仅只是文句，也是文章的气势，甚至于也是文章的内容。

我所参考的《民主革命论》是文前提到余英时送给胡适的那一本。 我看着泛黄的书页上，余英时的亲笔题签，特别能感到两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忧愤是有着承继关系的。 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从范仲淹、顾炎武，下至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余英时，一脉相承，不绝如缕，是中国知识人中最可宝贵、最值得景仰、骄傲的品质。 这一质量和季羡林生前所一再申说的「祖国即母亲」的所谓「爱国」是截然异趣的。 胡适、余英时所代表的是中国士人「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以道辅势」或更其不堪的「以道就势」。

「以道抗势」之「道」是学术与道德的一个结合，东汉的清议、北宋的太学生、明末的东林、复社、晚清的公车上书、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抗战前夕的《独立评论》，以至于一九四九年创刊的《自由中国》，都体现了中国士人对国事的关切，对众生的悲憫。 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谓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的情怀。 梁漱溟此处所谓的「出」，未必是「做官」，甚至于不是「参政」，而只是「议政」、「论政」，是「处士横议」之「横议」。 是面对“无道”的不忍袖手旁观！ 胡适虽然做过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我们始终觉得他是「清流」，而非「当道」。 这点清流与当道之别也正是「道」与「势」的分野之所在。

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的长文中指出，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始终能在知识青年的心目中保持着『偶像』地位的唯一人物」，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胡适崇拜」（TheHuShihCult）现象的造成并不是来自「政治权威」，恰恰相反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象征了向政治权威挑战的心理」。 这段话是「以道抗势」最好的现代阐释。 余英时1978年之后拒绝回内地，并在海外发表大量反共文字，也正是他向政治权威挑战的实践。

「以道就势」之「道」，则既非「学术」，更非「道德」，而只是用学术来包装的政治工具。 如冯友兰之以马列观点修订其《中国哲学史》，如郭沫若对毛赤裸裸之歌功颂德，皆属此类。 改革开放之后，以道就势的手法翻新，用西洋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理论，为文革辩护。 似乎中国晚近四十年的发展，幸赖有头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而文革十年的杀人放火，则为「大国崛起」，埋下了浴火重生的种子。 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辗转沟壑，全不在这些人的心中。

在余英时等身的著作中，中国历代「士」的研究始终是他重点的关怀之一。 而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则是《士与中国文化》，这或许并非全出偶然，而是别有深心。 在经过共产党三十多年，对知识分子极权血腥的清算镇压之后，他希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以传统中国士人在「天下无道」之时，要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怀抱来唤醒中国的知识界，要知识分子担负起「社会良心」的责任。 他在《自序》中是这样界定“知识分子”的：

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这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精神才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正脉！ 上引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当下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 就余英时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来看，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自足于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进行解释，同时也必须进行改造。 此处所谓的「解释」是就理论言，而「改造」则重在行动。 余英时在一次访谈中，明确的指出：「二十世纪真能继承『以道抗势』的传统的，他（胡适）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成了一个「有势无道」的社会，知识分子唯恐其「道」之不能为「势」所用，更不用说「以道抗势」了。 即使坚贞如梁漱溟、陈寅恪、吴宓都不足以自保苟全，更无论一般的知识分子了。 全国人民之是非全视党中央之是非为转移，而党中央之是非又以毛泽东一人之是非为最后归宿，「以道抗势」已成了历史陈迹，但诚如明末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在《呻吟语》中所说：

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 虽然，理又尊之尊也。 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 即相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

这也就是余英时在访谈时所指出的：「以暴力硬压的日子终究维持不了太久。 文化生命比任何政治组织都要长得多。」 一九四九年之后，余英时接下了胡适「以道抗势」的这一火炬，胡余两人，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前后辉映的「公知」典范。

二○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修订

※本文作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本文摘自《如沐春风-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