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现代性

首先说明，本文主要基于英文维基，由于此一概念如此重要，仅仅基于维基百科是远远不足的。而且我有一些自己的重要观点，现代性的内核是什么，何为现代性的进步意义，何为现代性的危机，这在维基词条中均没有充分展示，想要描述太耗费精力，以后我会再补充完善。

还有一点，维基对现代性理论有重大贡献的马克思、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等都是一笔带过。科学和数学逻辑方面的确定性终结完全没提，更缺乏卡夫卡、加缪等。所以我基于其他资料不断补充。

现代性作为一种分析概念和规范思想，与哲学和美学现代主义的精神息息相关；与启蒙运动相交的政治和知识潮流以及随后的发展，如存在主义、现代艺术、社会科学的正式确立，以及同时期的对立发展，如马克思主义。它还包括与资本主义兴起相关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世俗化、自由化、现代化和后工业生活相关。

词源

晚期拉丁语形容词modernus是副词modo（“目前，刚刚”）的派生词，最初是为了区分晚期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时代和异教徒时代希腊罗马世界。在公元 6 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卡西奥多罗斯似乎是第一个经常使用modernus（“现代”）来指代他自己时代的作家。

在加洛林时代，术语antiquus和modernus是按时间顺序使用的。例如，magister modernus指的是当代学者，而不是像Benedict of Nursia这样的旧权威。在中世纪早期的用法中， modernus一词指的是在中世纪欧洲被认为比古典时期的希腊罗马学者和/或基督教时代的教父更年轻的权威，但不一定到今天，并且可以包括几个世纪前的作者，大约从比德时代开始，即指圣本笃勋章建立和/或西罗马帝国没落之后的时间。

到 15 世纪，这个拉丁形容词在中古法语中被采用为moderne，因此在都铎王朝早期，被采用为早期现代英语。早期现代词的意思是“现在存在”或“属于当前时代”，不一定具有积极的含义。英国作家和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在“每一天，普通，司空见惯”的意义上 使用了现代一词。

这个词在 17 世纪末法兰西学院内部古人和现代人争论的背景下得到广泛使用，争论的问题是“现代文化是否优于古典（希腊-罗马）文化？” 在这场辩论的语境中，“古人”（anciens）和“现代人”（modernes）持对立观点，前者认为当代作家只能模仿古代的天才，而后者则首先与查尔斯·佩罗 (Charles Perrault ) (1687) 提出，不仅仅是古代成就的“文艺复兴”，“理性时代””已经超越了希腊罗马文明古典时期的可能性。现代性这个词最初是在 1620 年代创造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暗示了文艺复兴之后的一个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古代的成就被超越了。

阶段

现代性与 1436 年至 1789 年并延伸至 1970 年代或更晚的文化和知识运动有关。

根据马歇尔·伯曼 (Marshall Berman) 的说法，现代性分为三个传统阶段，彼得·奥斯本 (Peter Osborne) 将其称为“早期”、“古典”和“晚期”：

• 早期现代性：1500-1789（或传统史学中的 1453-1789）人们开始体验更现代的生活。
• 古典现代性：1789-1900（对应于霍布斯鲍姆方案中漫长的 19 世纪（1789-1914） ）包括日报、电报、电话和其他形式的大众媒体的兴起和日益广泛的使用，这影响了更广泛范围内交流的增长。
• 晚期现代性：1900-1989包括现代生活的全球化。

在第二阶段，利用报纸、电报和其他形式的大众媒体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工业资本主义的名义发生了向现代化的巨大转变。

最后在第三阶段，现代主义艺术和个人创造力标志着新现代主义时代的开始，因为它与压迫性的政治、经济以及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作斗争。

一些作者，如利奥塔和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性在 20 世纪中后期结束，因此定义了现代性之后的一个时期，即后现代性。然而，其他理论家认为从 20 世纪末到现在只是现代性的另一个阶段：齐格蒙特·鲍曼称这个阶段为“流动”现代性，吉登斯将其称为“高度”现代性。

定义

政治

在政治上，现代性的最早阶段始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 Niccolò Machiavelli ) 的作品，这些作品公开拒绝中世纪和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分析方式，即通过比较事物应该如何的想法来分析政治，转而支持对事物真实情况的现实分析。他还提出，政治的目的是控制自己的机会或财富，依赖天意实际上会导致邪恶。例如，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团体内部的暴力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也可以成为立法者和领导人应该考虑甚至以某些方式鼓励的力量源泉。

马基雅维利的建议有时对国王和王子有影响，但最终被视为支持自由共和国而不是君主制。马基雅维利反过来又影响了弗朗西斯·培根、 马查蒙·李约瑟、詹姆斯·哈林顿、约翰·弥尔顿、大卫·休谟和许多其他人。

源自新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重要现代政治学说包括曼德维尔的有影响力的建议，即“一个有技巧的政治家的灵巧管理的私人恶习可以转化为公共利益”（他的蜜蜂寓言的最后一句话），以及政府中的宪法“三权分立”学说，首先由孟德斯鸠明确提出。这两项原则都体现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中。人们观察到，虽然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看到了战争和政治暴力的价值，但他的持久影响已被“驯服”，因此有用的冲突被故意尽可能地转化为形式化的政治斗争和鼓励自由私营企业之间的经济“冲突”。

从托马斯·霍布斯开始，人们尝试将培根和笛卡​​尔提出的新现代物理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和政治。改进霍布斯方法论方法的著名尝试包括约翰·洛克、斯宾诺莎、Giambattista Vico和卢梭。大卫·休谟（David Hume）首次尝试将培根的科学方法应用于政治主题，拒绝了霍布斯方法的某些方面。

现代主义共和主义在荷兰起义(1568–1609)、英国内战(1642–1651)、美国革命(1775–1783)、法国大革命( 1789–11799 ）和海地革命（1791-1804 年）期间公开影响了共和国的建立。

现代主义政治思想的第二阶段始于卢梭，他质疑人类的自然理性和社会性，并提出人性比以前认为的更具可塑性。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一个好人完全取决于整个民族接管历史的偶然路径。这种思想影响了伊曼纽尔·康德、埃德蒙·伯克等人的政治（和美学）思想，并导致对现代主义政治的批判性审查。在保守派方面，伯克认为这种理解鼓励谨慎和避免激进的变革。然而，更多雄心勃勃的运动也源于这种对人类文化的洞察力，最初是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最终是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以及受法国大革命启发的现代民族主义形式，包括一个极端的德国纳粹运动。

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概念也因其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础而受到质疑。非西方大国的重新崛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然而，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也与西方的民主、社会纪律和发展观念有关。

社会学

在社会学这一直接回应“现代性”社会问题的学科中，这个词通常是指启蒙时代之后的社会条件、过程和话语。用最基本的术语来说，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现代性描述为

…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简称。更详细地描述，它与 对世界的一套特定态度有关，即世界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进行变革的观念；经济制度的复合体，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一定范围的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特征，现代性比以往任何类型的社会秩序都更具活力。它是一个社会——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制度的复合体——与以往的任何文化不同，它存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

马克思·韦伯概括出了「现代性的大纲」。围绕着「理性化」这个核心概念，他把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注重How，即「怎么做才能追求最大的效用」，后者关注Why，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现代性被他概括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精神：

• 经济的理性化：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核算，以精确地确定投资获得的利润；
• 文化的理性化：世界逐渐「祛魅」，祛除了宗教滤镜的世界，依靠的是理性作为判断与衡量事物合理性的源泉和标准，现代社会最终成为一种理性的而非神性的社会；
• 政治与社会的理性化：官僚制是组织人类活动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技术官僚和法律把社会变为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受这种非人格化力量的支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

这三个层面的理性化只考虑了「工具理性」，即相信能够通过精密的计算获得一切，而不顾「价值理性」，忽略了行动应当考虑的伦理、 美学等方面的价值。韦伯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在理性方面的进步巨大，不过大多是在工具理性方面，价值理性却被我们漠视了。这样的世界，正沾沾自喜地被困在「理性的铁笼」里，带来的后果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他作者批评这些定义只是一系列因素。他们认为，现代性，偶然地被理解为以主导的本体论形成为标志，需要根据不同的存在方式来更根本地定义。

这意味着现代性覆盖了传统和习俗生活的早期形成，但不一定要取代它们。在 2006 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历史学家迈克尔·萨勒 (Michael Saler) 扩展并证实了这一前提，指出学术研究揭示了关于“现代性”的历史观点，其中既包括魅惑也包括祛魅. 例如，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从魔法影响和生命对应关系的角度讨论科学，当活力论在 1830 年代开始被更机械的解释所取代时，魔法仍然是讨论的一部分——当然，现在被称为‘自然魔法’，但同样‘奇妙’，因为它是确定和可预测的自然过程的结果。” 大众文化尽管存在“肤浅、非理性、偏见和问题”，但也成为“偶然和理性魅力的重要源泉”。神秘主义可能有助于“现代”心理学家得出的结论，并促进在这种大众文化中发现的“满足感”。

2020 年，杰森·克劳福德 (Jason Crawford) 批评了这部近期关于魅力和“现代性”的史学。这些研究的“魔法”历史证据，特别是在大众和印刷文化中，“可能会为一个幻灭世界的公民提供一些安慰，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改变那个世界的状况。” 这些“魔法”提供了一种与“现代性”越来越分离的“麻烦的非现实”。Per Osterrgard 和 James Fitchett 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大众文化在产生“魅力”来源的同时，更普遍地为消费者制造了“魅力”和“祛魅”的“模拟”。

文化和哲学

现代性时代在社会上以工业化和劳动分工为特征，在哲学上以“确定性的丧失，以及确定性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实现”为特征。随着新的社会和哲学条件的出现，出现了根本性的新挑战。各种 19 世纪的知识分子，从奥古斯特·孔德到卡尔·马克思再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试图在世俗化之后提供科学和/或政治意识形态。现代性可以被描述为“意识形态时代”。

康德拉开了现代性的序幕，他建立了「现代性的纲领」。康德的现代性思想核心是理性与自由。他认为理性是先验的，人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可以用自己的先天认知条件，去综合统一感觉。理性为自然与道德立法，分别为科学认识与道德行为提供着先天的法则；自由则是一个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最终以道德的先验法则为根据。

既然人是由理性而非本能引导的，那么运用理性认识世界就是有可能且必要的，康德的哲学体系就是从理性出发，以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为基础，讨论「什么是在科学上可以认识的、什么是道德上必须做的，什么是宗教上可以期望的」这三个问题，并且分别在他的知识论、道德哲学与宗教哲学中给出回答。

通过康德对「人是什么」的解答，理性在哲学史上首次得到全面深刻的检视，成为人的主体性的鲜明标志。他拓展了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从一开始认识世界，就在主动地运用先验的认知，且这个过程并不武断而随意，因为对象依赖于我们的先验的认知框架。

与康德一样，黑格尔的现代性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理性与自由，不过他更进一步，是从「能动性」的角度把握这两个概念的。在黑格尔哲学中，主观精神异化出一个外在于自身的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不是物质的自然，而是精神、文化世界（法律、道德、国家），随后精神又扬弃自身的异化，这就是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

黑格尔认为，历史与人类精神的发展中充斥着人类意识的能动性，因而对于现实存在的事物来说，都是与「绝对精神」或者「客观规律」契合的，即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句话现在被曲解为「存在即合理」；自由也必须是一种现实，只有在社会国家、道德伦理等领域得以实现，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应当」的东西。

尽管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形态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同属主体性哲学的范畴，都是通过对人、对其理性与自由的本性的理解，来达到对现代性的建构。

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和革命资产阶级的出现，这导致了生产力空前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涂尔干遵循圣西蒙关于工业体系的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处理现代性问题。尽管出发点与马克思相同，都是封建社会，但涂尔干远没有强调资产阶级作为新的革命阶级的崛起，也很少提到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实施的新生产方式。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是伴随着新的科学力量的工业主义。在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中，现代性与世界的合理化和祛魅过程密切相关。

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和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等批判理论家提出，现代性或工业化代表着对启蒙运动核心原则的背离，走向邪恶的异化过程，例如商品拜物教和大屠杀。当代社会学批判理论提出了“合理化”的概念” ，比韦伯最初定义的更为消极。合理化过程——作为为了进步而进步——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具有批判理论所说的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和非人性化影响。

一方面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政治体制的进步，另一方面这种“启蒙理性/现代性”慢慢变成了“工具理性”，也导致了对文化、对个体生活的囚禁和异化。比如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发现现代理性被用于纳粹屠杀，质疑理性的合理边界；阿多诺《启蒙的概念》指出“启蒙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对大众的欺骗”；马尔库塞说，现代性发展之后，“大众既没有自我，也没有本我，他们的灵魂没有了内在的紧张和活力，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彻底的管理，除了按照社会系统的设计而产生能够得到满足的欲望外别无他想。人只能在他们的商品中认识自己，在他们的汽车、音响、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以赛亚·柏林甚至提出“反启蒙运动”。

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争论、文明的比较分析和“另类现代性”的后殖民视角，施穆尔·艾森施塔特引入了“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作为“多元条件”的现代性是这种社会学方法和视角的核心概念，它将“现代性”的定义从专门指代西欧文化扩大到文化相对主义的定义，从而：“现代性不是西方化及其关键过程和动力可以在所有社会中找到”。

世俗化

现代性，或现代，通常被定义为后传统和后中世纪的历史时期。现代性的核心是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基督教（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霸权，以及随之而来的世俗化。根据法肯海姆 和胡塞尔等作家的说法，现代思想否认犹太教-基督教对圣经上帝的信仰仅仅是迷信时代的遗物。这一切都始于笛卡尔革命性的有条不紊的怀疑，它在确定性概念中改造了真理概念，其唯一保证者不再是上帝或教会，而是人的主观判断。

神学家以不同的方式适应现代性的挑战。大概在过去 200 年左右的时间里，自由主义神学在不同的迭代中试图容纳或至少容忍现代人在解释基督教启示时的怀疑，而传统主义天主教徒、东正教和原教旨主义新教思想家和神职人员则试图 与之抗争回来，谴责各种怀疑主义。现代性的目标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承诺将人类从无知和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但截至 2021 年，印度原教旨主义在印度和特别是在中东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仍然存在问题，这意味着社会内部价值冲突绝不是一种本质上的基督教现象。

科学

在 16 和 17 世纪，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其他人开发了一种新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方法，改变了人们思考许多事物的方式。哥白尼提出了新的太阳系模型，不再将人类的家园地球置于中心。开普勒用数学来讨论物理，并以此方式描述自然规律。伽利略实际上用数学证明了他著名的自由落体匀速加速度证明。

弗朗西斯·培根，尤其是在他的《新工具》中，主张采用一种新的方法论方法。这是一种基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寻求形式或最终原因的知识。然而，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他还谈到了上帝的两本书，上帝的话语（圣经）和上帝的工作（自然）。但他还增加了一个主题，即科学应该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寻求控制自然，而不是仅仅为了理解而寻求理解它。在这两件事上，他都受到了马基雅维利早期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批评的影响，以及他提出的领导者应该以控制自己的财富为目标的建议。

受伽利略的新物理学和培根的影响，勒内·笛卡尔不久后就提出，数学和几何学提供了一个模型，说明科学知识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他还公开争辩说，人类本身可以被理解为复杂的机器。

艾萨克·牛顿受笛卡尔的影响，但也像培根一样，是实验的支持者，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一方面是笛卡尔的数学、几何和理论推论，另一方面 是培根的实验观察 和归纳 ，如何一起可以导致对自然界规律性的实际理解取得巨大进步。

技术

现代性的一个普遍概念是 15 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历史状况，或者大致是欧洲活字印刷和印刷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据说“现代”社会经历了许多时期的发展，并受到代表连续性中断的重要事件的影响。

艺术

在现代主义政治思想已经在法国广为人知之后，卢梭对人性的重新审视引发了对推理本身价值的新批评，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对不那么理性主义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艺术的新理解。最初的影响是在 18 和 19 世纪被称为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运动。因此，现代艺术只属于现代性的后期阶段。

出于这个原因，艺术史将“现代性”一词与“现代”和“现代主义”这两个词区分开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应用于文化条件的术语，在这种文化条件下，看似绝对必要的创新成为生活、工作和思想的主要事实” . 艺术的现代性“不仅仅是现代的状态，或者新旧之间的对立”。

在论文《现代生活的画家》（1864 年）中，夏尔·波德莱尔给出了一个文学定义：“我所说的现代性是指短暂的、逃亡的、偶然的”。

在波德莱尔看来，最能体现“现代生活方式”的人，就是“浪荡子”（又译为闲逛者、花花公子）：浪荡子将现代商业都市当做审美对象，置身其中但又保持微妙的距离，“浪荡子并不把金钱当做本质的东西向往，浪荡作风不是对于物质的爱好，物质只是精神的贵族式优越的一种象征”，“浪荡子的美尤其在于冷漠，来自绝对不受感动的决心”。这种现代人在人群中孤独而高傲，“制造了诗人被冷酷无情的社会所毁灭的传说。由于庸俗大众的迫害，他们在骄傲中陨灭，但因为独立不羁而受到敬仰。

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生活的核心是一种偶然、短暂的艺术美感；而西美尔则指出现代都市精神有其两面性（纷繁复杂/冷漠孤立）。波德莱尔意义上的艺术家从偶然和短暂中发现了美，但西美尔认为普通的都市居民却为了应对瞬间性、不可预见性而发明了世故、冷漠和金钱算计。“在现代都市主导的标准化货币经济中，都市人只能严格按照数字换算方式行动，才能抵御多样性和可变性带来的困扰。货币制度将大部分人以公式化、理性化的方式关联起来。”货币文化同现代生活是一体的，都市生活的纷繁复杂引起了强烈的精神刺激，使得都市人既焦虑又烦躁，只能借助冷漠的金钱媒介来反向地均衡，“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飘荡。”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就是在讲述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但是本雅明还提到了几个重要的概念：“人群”、“巴黎拱廊街”“西洋景”等等，将都市文化中新奇多变的碎片性事物当做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推进技术创新，影响艺术技术和制造手段，迅速改变艺术的可能性及其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的地位。摄影挑战了画家和绘画的地位。钢结构的可用性改变了建筑。

神学

从保守的新教神学家托马斯·奥登 (Thomas C. Oden ) 的角度来看，“现代性”的标志是“四个基本价值观”：

• “道德相对主义（它说什么是正确的是由文化、社会位置和处境决定的）”
• “自主的个人主义（假设道德权威主要来自内部）”
• “自恋享乐主义（专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快乐）”
• “还原自然主义（将可靠已知的事物还原为人们可以看到、听到和凭经验调查的事物）”

现代性拒绝任何“旧”事物，并使“新奇……成为真理的标准”。这导致了“对任何古董的恐惧反应”。相比之下，“古典基督教意识”抵制“新奇”。

在罗马天主教内，教皇庇护九世和教皇庇护十世声称现代主义（在天主教会的特定定义中）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威胁。教皇庇护九世 (Pope Pius IX) 编制了一份错误纲要，于 1864 年 12 月 8 日出版，以描述他对现代主义的反对意见。教皇庇护十世在 1907 年 9 月 8 日题为“ Pascendi dominici gregis ”（喂养主的羊群）的通谕中，从他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现代主义的特征和后果。Pascendi Dominici Gregis 指出，现代主义的原则，从逻辑上得出结论，会导致无神论。罗马天主教会非常重视现代主义的威胁，它要求所有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牧师、告解神父、传教士、宗教领袖和神学院教授从 1910 年起宣誓反对现代主义 ，直到 1967 年该指令被废除，与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指示保持一致。

定义

在社会学可用的概念定义中，现代性“以对‘证据’的痴迷、视觉文化和个人能见度为标志和定义。一般来说，构成现代性的大规模社会融合涉及：

• 货物、资本、人员和信息在以前分散的人口中的流动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超出当地范围的影响
• 增加流动人口的正式社会组织，发展他们及其影响力所依赖的”circuits”，以及有利于社会经济流动的社会标准化
• 社会各阶层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即劳动分工和地区相互依存
• 现代人社会生活的过度分层程度增加
• dehumanisation, dehumanity, unionisation的状态增加，因为人们对事件的负面转变感到愤慨，这引发了越来越大的恐惧。
• 人成为现代世界所呈现的潜在环境的受害者
• 随着丛林法则的实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竞争力增加（适者生存）。

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定义：“现代性意识是一种对古典、传统的对立，是时代精神的现时性”。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文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定义：“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时间概念，指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也就是说，要在把现时同过去以及各种残余物区别开来的特性中去理解、在现时对未来趋势的允诺中去理解。”

福柯《何为启蒙》：现代性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是同自身建立起关系的方式。

主要思想家的观点

马克思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主要观点包括：

• 现代性的产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
• 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源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动力。
• 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级斗争等是现代性问题的表现。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重建现代性社会的蓝图。

涂尔干

• 在现代性的起源方面，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是现代社会滥觞的表征。大革命唤起了个人自由主义的理想，工业革命导致了高度分工的社会现实。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以工业主义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社会。
• 社会“失范”是现代性所隐含的问题之所在。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日益消极的传统社会的宗教、道德、习惯等整合纽带，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整合纽带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从而造成公民道德信仰匮乏，行为失去外在约束和欲望变得毫无节制等后果。
• 在关于走出社会失范状况的手段和方式上。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信仰的缺失。因此，必须增强国家在培育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职能，同时，强化以地方群体和职业群体为主体的民主机制，重建社会的道德信仰，实现社会整合纽带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
• 在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上。劳动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工越严密，个人也就越贴近社会；个人活动越专门化，他或她也就越成为个人。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道德纽带，最终建立一个以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

马克斯·韦伯

• 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的来临。资本主义的起源是资本主义精神推动的结果。
• 现代性的发展本质上是理性化发展的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化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整个社会走上理性的轨道。
• 在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方面。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生活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官僚制具有无所不在的合理性。它是所有社会组织的一种中最为理性化的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它很容易被建立，而且一旦建立有最不容易受到挑战，因而成为一种“永不消逝”的现象。
• 在现代社会的未来方面，韦伯认为人类文明的一切价值，如自由、创造性等，都将泯灭在官僚制的“铁笼”当中。因此，他寄希望于“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出现，利用其“凯撒”般的气质、独创性和个人魅力，而不断引入新的政策，以打破官僚制铁笼的控制。

吉登斯

吉登斯认为，古典现代性理论普遍存在着化约论的倾向，他们都把复杂的现代社会化约为某种单一的维度，把社会变迁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动力。但是，经典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是相容的，因此吉登斯整合了各位经典作家的理论，重新构建了包含四个维度的现代性理论。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现代性是由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四个基本维度组成的。

资本主义

这个维度主要源自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体系，它以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它具有如下特征：

• 资本主义企业的激烈竞争和扩张性；
• 持续和普遍的技术创新动力；
• 经济关系对其他领域的支配；私有财产的基础性地位；
• 无产者被雇佣和被剥削的事实；
• 国家受制于资本积累的动力。

工业主义

这个维度主要源自涂尔干的观点。工业主义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工业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物或附属品，也是塑造现代世界的独立力量，它使人类获得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工业主义也与劳动分工、生产集中等现象密切相关。

监控

这个维度主要源自韦伯的观点。监控是指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控的重要性绝不只限于政治领域。事实上，监控广泛地存在于经济领域，如工业组织对员工的管理，不仅如此，在晚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蔓延到了消费领域，规训着人们的消费行为。监控既可以是直接的（如监狱），也可以是间接的（对公民年龄、性别、教育、血型等资料的登记）。

军事力量

这个维度是吉登斯的原创。军事力量在形塑社会景观方面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现代性的其他方面。战争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政治现象。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深刻地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而且还对公民权利、多元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柯

福柯反对将现代性归结为理性，他认为现代性不仅指涉启蒙运动恢复的”新理性”（批判的理性），同时也蕴含着文艺复兴的”新感性”（美学的现代主义），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同时他也反对理性的二元划分，认为现代性、启蒙事件、启蒙所恢复的理性都是由多要素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微观权力的谱系、现代性理念层面、现代性态度。

现代性制度具有的形下性与现代性理念具有的形上性是相互矛盾的，现代性制度和秩序的自律性与现代性理念的理想性相互冲突的，此亦即人自身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与冲突，人只有通过实践解决二者的矛盾，却始终无法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此之谓”现代性困境”。

他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管控为唯一目标的规训社会，人在其中为权力所造就。

福柯认为，现代权力是网状结构，通过话语等规训手段生产出来，以「全景监狱」等微观技术监视与控制，产生的是顺从的人格与肉体，是对现有社会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服从，而不是相反的统治与压迫。

福柯认为，十八世纪以前，「人」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主体性哲学诞生后，「人」才逐渐建构起来。启蒙理性代表着主体，试图建立普遍的范式，却忽略了非理性作为主体的可能性。随着二十世纪中期精神分析、人类学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理性人假设被质疑、语言的无意识和疯癫的非理性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些现象无不显现出理性的局限。

福柯的现代性思想最重要也最复杂的是现代性态度，他认为，现代性态度是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分为理性精神、审美意味和诗性品格三个维度，其核心是对”我们自身历史存在论”的批判。通过对理性批判的重申和对批判理论的超越彰显自己的现代性态度。其具有时间的”当下性”、空间的”敞开性”与人的钦在性（dasain）的特点，关乎人在当下时刻正在进行的反思性存在，包括人自身所愿、所思、所行的方式，是现代性的中间层次与活力维度。

福柯认为理性化只在某些关键场合出现，对理性化的反抗一直存在。只要人们具有现代性态度，人们就能自由。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种「游戏」，日常语言是自洽的，因为它与行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具体的概念，从而具有意义。当理性、自由等概念上升为形而上学，哲学家就染上了「哲学病」：脱离了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抽象地研究这些概念，是无法获得语言真正的意义的。

利奥塔

利奥塔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来否定现代性的「元叙事」——一种普遍的绝对话语。他认为用形而上学理念来赋予社会行为以合理性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其合理性的来源应当是社会具体活动与规则，并非来自先验的「理性」概念。

德里达

从符号学出发，用诞生于形而上学的延异解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源自于差异，每一个概念都有精确又不同的定义，延异（Differance）与差异（Difference），在文本上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但是在法文中发音相同。这是一个只能书写却无法倾听的符号，它是流动的，没有承载确定的意义，违背了形而上学的规则，因此在不经意间解构了秩序森然的形而上学。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更多关注的是哲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即启蒙运动在哲学层面上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在此对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多有继承与发展。韦伯认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是”祛魅”（Entzauber），即启蒙运动中人义论对神义论的替代，导致价值领域的分离：原本统一的基督教神学的、形而上的世界观由科学领域、道德价值领域与美学领域的不同的理性观念所替代。韦伯认为的”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即”西方理性主义”。哈贝马斯继承并发展韦伯的理论，从理性与合理性概念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探讨。韦伯认为，近代哲学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观念在现代社会无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工具理性，导致”自由的丧失”与”意义的丧失”，因此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方案给现代人带来了一个无法冲破的”铁笼”。哈贝马斯认为韦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性问题的观念是片面的，其结论是悲观的。主体中心理性或工具理性不过是主客二分思维的产物，无法为现代社会的主体间关系确立规范。但启蒙的现代性方案并非因此完全失败，它只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除了主体中心理性之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交往理性。他主张立足于言语为基础的日常交往，对交往合理性进行重构。

启蒙现代性方案的完成即理性内部三大价值领域的统一和社会在理性基础上的整合要依赖于交往合理性。交往合理性体现在人们以语言为媒介、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之中，以交往合理性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是一门语言哲学，即哈贝马斯所说的形式语用学。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则着重研究交往合理性的实践向度问题，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的日常实践应当遵循一种具有普遍立法功能的法则，他反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狭隘的共同体主义的立场。普遍实践法则需要在诸主体的行为准则之间进行协调。人们以商谈的方式确立行为规范时需遵循商谈伦理学的普遍化原则和商谈原则。

社会现代性方面，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具有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架构，社会现代性的表现是二维式的，即系统的分化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系统运行机制的工具理性日益侵入本该由交往合理性所建构的生活世界中，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日常交往的扭曲。需要对政治公共领域进行重建，才能重构出一个合理的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是在社会（主体间性）层面上对工具理性的克服，是一种对人的有限性的”外在的超越”；而康德以降的美学与艺术理论对想象力、体验、新感应等的强调，则体现了从主体自身对人的有限性的一种”内在的超越”，两者在克服主体中心理性的问题的途径是互补的。

金观涛

现代性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上的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现象。工具理性实现了终极关怀和现实生活的二元分裂，从而促使科学可以不受限制地自我发展，实现了近代社会科学革命，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同样，个人权利以“自私”为基点，是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壮大的首要条件。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在前两个要素的配合下实现了人们物质生产和消费能力的反馈，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型为市场社会。民族认同造就了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