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清晨，就在我计划前往四川省会成都，拜访当地140位和平队志愿者前，一条始料未及的消息突然传出——和平队宣布将停止其中国项目。 1993年，和平队第一次踏足中国。 组织者本来安排我这个和平队中国项目早期参与者，在居住地旁的酒店里举办的志愿者在职训练活动上致辞。 当我抵达现场时，没人还有心思怀旧。 这些二十岁出头的美国志愿者面容错愕，有些哭红了眼。 在会场的后排，站着12名面无表情的中方工作人员，他们放弃了在中国体制内工作的福利来为美国机构工作。 会场的上方则悬挂着红色宣传式横幅，足以佐证美国人也可以像这个人民共和国一样制作出缺乏美感的标语，横幅上写着“欢迎来到2020年——做一棵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树。 ”
一位美国工作人员表情苦涩地招呼我，她说自己本来希望看到的树是壹封措辞婉转的声明，但参议员马克罗·鲁比奥和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瑞克斯柯特在推特上公开宣布和平队中国项目中止。 “他们想以此居功至伟。” 这位女士愤怒地说道。
和平队先后向中国派驻了1300名志愿者，这支活跃在60多个国家的机构一直被视为置身政治口角之外。 美国从未因外交纠纷叫停和平队项目，但这次中止中国项目的时机却显得可疑。 当时，新冠疫情还未获得广泛关注，但这位质疑中国贸易协定的参议员，在特朗普总统签署与中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于推特上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北京已經愚弄諸如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組織太久了。”魯比奧寫道。斯柯特插了壹句：“我很高興，和平隊終於清醒過來，看清了共產主義中國的真面目——它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美國的敵人。”
中国的强硬派也表达了祝贺。 在立场保守的“观察者网”上，专栏作家潘攻愚发表评论文章《美国在华“和平队”，走好不送》。 文章标题呼应了1949年8月毛泽东所写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美国国会发表了一份白皮书。 在这份超过一千页的被曲解的文字中，国会试图解释美国如何在中国败给了毛领导的革命者。 “这份白皮书诚实地刻画了中国——这个一直同美国关系紧密的大国——一段最为复杂和痛苦的历史时期。”
毛在文章中嘲笑美国民主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独裁统治的别名”并庆祝国民党政府时期美国末任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的离去。 这篇带着孤立主义色彩的文章被收录进官方教材中，很多中国人都记得文章的结尾“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 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
在观察者网上，潘攻愚形容和平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输出”是美国式失败的新一章。 “在华27年，美国外交部分本意是想养狼，但最终收获的却是壹窝哈士奇。” 他在结尾写道“和平队走了，对华协议来了，很好，很好。 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
1996年秋，和平队派我去长江边上的偏远城市涪陵，教当地大学生英语。 那年我27岁，和我同去的还有当年22岁亚当迈耶（Adam Meier）。 我们抵达不久后，一个名叫李察的学生上交了一篇题为《美国人为何那么随便》的作文。 李察身体消瘦，举止腼腆，戴着眼镜。 李察成长在涪陵，他的多数同学来自四川乡下。 那时，中国有七成人口来自农村，仅有8%的国民可以进入大学学习。 亚当和我是中国内战后第一批生活在涪陵的美国人。 李察在英文作文中写道：
“我們的外語老師何偉和李察這學期來教我們。這給我們壹個很好的機會來瞭解美國人的生活。我覺得，他們比中國人隨便，我為什麽這麽看？讓我來舉幾個例子來解釋。”
当年，我们所属的和平队分队名为“中国三号分队”（CHINA 3）。 这个机构的分队一直被编号，大概可能是因为它意味着某种使命感。 和平队由约翰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建立，同年美国发射了土星壹号运载火箭，苏联则发射了Sputnik9号卫星。 像阿波罗火箭一架接着一架升入太空一样，和平队分队一支接着一支前往偏远地区，在他们前任的工作基础上添砖加瓦，然后回国。 和平队和那些火箭一样也是冷战的产物，它的诞生源于1958年的一篇题为《丑陋的美国人》的文章。 该文警告读者，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基层工作上比美国做得好。 和平队有三大目标：给“令其感兴趣的国家”提供有用的帮助、促使受援助国更好地理解美国、推动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世界。
我加入和平队时，甚少有志愿者了解这一组织的冷战渊源。 “时代正不断向前，也可能是停了下来。” 这段话出自于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他宣告西方的民主自由大获全胜。 1996年，和平队向俄罗斯、波兰、保加利亚等老牌苏维埃成员国输送了志愿者，中国是唯壹接受志愿者的共产主义国家。
作为改革开放决策的重要一部分，邓小平欢迎和平队的到来，但一些中国官员相信美国人不应在涪陵这样的偏远地区工作。 他们委婉地将这个项目成为“美中友好志愿者”，因为“和平队”这一名词已被毛的宣传机器污蔑多年。 头三只分队人数不多，方便政府跟踪，地方官员对和平队尤为好奇。 李察的文章接着写道：
“比方說，何偉先生上課時，他會經常自顧自地就撓起癢癢，完全不顧別人看法。他穿著隨意，身前的領帶垂下來，左右搖擺。不過說真的，在中國，尤其在中國老壹輩人眼裏，這種穿著是很不禮貌的。”
中国三号分队由14名志愿者组成，在加入和平队前，没人接受过中文、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化课的学习。 那时，和平队的申请者无法自主选择目的地，中国三号分队的所有成员都是白人，从未去过发展中国家，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志愿者连飞机都没坐过。 多数和平队项目申请者来自中西部和南部，亚当来自威斯康辛州，我则生长在密苏里州。 对我们而言，和平队就是一次不贵的出国机会。
我们在中国所教的学生主修英语，这一专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壹举措。 那时，中国正推动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普及，这令英语教师的需求大幅增加。 我们的学生毕业后会前往初中和高中任教。 但他们对外界世界的认识依然抽象，学生们无法上网，所有的教材均由共产党印制，这其中包括壹本名为《英美概况》的文化研究书籍，其中壹章介绍美国历史的章节很自然地以中国开场——“美国的印第安人起源于25000年前的亚洲。 “在列举了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的若干细节后，书中写道”它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打开了新大陆。 “这段文字后，紧接着开始介绍美国的建国历史。 （《1787年宪法》宣告了美国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在描述当代社会时，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形容很多新英格兰人在工厂工作（“他们善于制造手表和时钟”）。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实用的美国俚语（“draw one”或“shoot one”意思是“来壹杯咖啡”），第四章则描述了“社会问题”：
“同性戀是壹個令不少人難以理解的、相當奇怪的社會現象，同性戀文化傳播甚廣，導致這壹現象的壹個原因可能是對婚姻和戀愛深感絕望。”
在这一章的结尾，作者这样解释同性恋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成因：
“主要原因就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盡管科學技術高度發達，許多人卻內心空虛。因此他們轉而尋找令他們感到好奇與刺激的事物。”
为了让学生尽可能远离《英美概况》，亚当和我分头寻找任何手边的材料作为教材。 我们把家庭合影带到课堂上，复印了几册美国杂志。 当我们收到1996年总体选举的缺席人选举投票时，亚当和我给一班高年级学生上了一堂介绍美国政治制度的课。 在那节课的结尾，我们拿出选票，允许学生观察它们，并用它们投票。
当我把选票交给学生们时，他们默不作声。 整间教室不大，没有暖气，摆放着四十多张简易桌椅。 学生们一个个传看这张小纸片。 当我收回选票，为比尔克林顿投票时，教室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我的心脏也砰砰直跳。 不久，成都的和平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大学的领导曾致电过他们，明确表达了对我们在课堂上做法的不满。 不过大学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样的交流总是间接的。
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总是最不易感到威胁的。 学生们兴趣盎然，而中国同事则心怀好奇和戒备。 校方管理层态度谨慎，但对让外国人在校园工作仍然感到自豪。 和平队中国项目的反对者似乎处在省一级或是国家层面。
美国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曾担任和平队中国项目领队的汉学家史威廉（William M. Speidel）告诉我，他记得当时国务院官员的态度。 “他们喜出望外，”他说。 “能让和平队在加不加引号的共产主义中国立足是件大事。”
史威廉委派了一位语言学家以普通话开设了课程。 在那个偏远的地区，一位勤奋的志愿者甚至在待在中国的两年里熟练地掌握了中文。 壹些志愿者此前在大学学习教育学，不少人回到美国后进入学校任教。 还有很多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他们成了外交官、公务员、商人抑或是研究中国的学者。 今时今日，包括亚当在内的27名志愿者任职于国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还有不少人成了记者和作家。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美国二号分队”志愿者迈克梅耶（Michael Meyer）写了三本有关中国的书籍。 在我们分队的志愿者中，三个人后来成了驻华记者和作家。 当年的志愿者迄今已经出版了至少11本有关中国的非虚构类书籍。
有时我挺奇观，和平队是如何吸引到了共产党的情报分析者的。 1999年，我搬到北京，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描绘涪陵经历的书。 有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在居住地的周围总能碰到奇观的行人。 我在涪陵的几个学生告诉我，他们因和我保持联系而受到国安人员的恐吓威胁。 在北京的几场政府支持的活动上，外交部官员问了我几个问题：既然我计划前往中国，为何会学英国文学？ 为何会前往如此欠发达的地区教学？
显然，他们怀疑我的教师身份是在为情报工作做掩护，对和平队的工作困惑不解。 和平队吸引不到精英背景的人士，志愿者一个月是收入是120美金。 史威廉手下的中国员工由中国政府指派，无疑某些信息正是经由他们以及电话监听抵达到安全部门手中。 但实际上，和平队总部没有就我的工作、我的教学内容，做出任何指示，工作人员两年才来一次。 鼎盛时期的和平队印证着一种美国人的自信——把壮志凌云的年轻人送到偏远的地方，好事自然来。
最近，我和一位在党内人脉丰富的涪陵人叙旧时，对方透露，当年的涪陵志愿者本来被安排前往另一座长江边上的城市、后被改名为万州的万县，但政府担心该地离三峡大坝太近，美国人在那里可能会刺探到敏感信息。 所以，官方迫使我们前往了一个沿江而上130英里的地方。 当然，我后来还是设法描写了三峡。 后来，和平队终于进入万州后，他们派去了一位名叫杰克·胡克的志愿者，杰克在没有中文背景的情况下，将普通话掌握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他也用行动证明，谁被送到下游其实无关紧要。 2008年，身为《纽约时报》记者的胡克因揭露中国农村工厂在出口的医药产品中添加有毒原料而赢得了当年的普利兹奖。
1998年，在担任和平队志愿者的最后一年，我没能注意到当年两件对后来的中国影响深远的变革。 其中一个是后来在英文世界中称为“防火墙”的互联网封锁系统，另一件事则是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演讲。 江的发言不那麽活泼（“祖国的未来是一片无限美好的”），但20年后，当你提到“985工程”，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会告诉你这个工程源自江的那次演说。 国家主席呼吁建立一批国际壹流的高等学府，并继续推动了211工程的开展。 它们所代表的令中国迷恋的使命，远远高于和平队当年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985和211项目的内容包括扩大大学规模、数量和质量。 它们和网络封锁的同步推进，折射了一种美国人难以理解的策略——教育和管控可以齐头并进同步开展。
接下来数年，中国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平队成了这段时期的微型历史见证。 “中国八号分队”建立时，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十二号分队”成立时，三峡大坝竣工。 “十四号分队”来华的那一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 在“壹号分队”到“十六号分队”这期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十倍。 我在涪陵任教时，整所大学仅有2万名学生，当“十号分队”展开工作时，这所学校搬到了新校区，20万名学生在那里学习。
在我们的课堂上，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历史侧面也能展现整套机制是如何在基层起作用的。 当年我的一位学生，成长在贫穷的乡下家庭，家里以种植马铃薯、玉米和烟草营生。 他给自己取名“默”。 默的父亲只读到小学三年级，母亲则从未上过学，但默的老师勉励他求学。 最终，他成了全班唯壹通过考试跨入大学的男生。 他在涪陵入了党，每年夏天回到乡下的家中，将六十磅的烟草袋拉到集市上。 当默的同学开始给自己取英文名时，他来询问我和亚当的意见，最终他给自己取名“默钱”。 （另外三个重要的历史片段是在那最后六个月、三个人的离世，他们分别是Tupac Shakur、邓小和Biggie Smalls。 在我心里，他们的死产生了联系）
大学毕业后，默接受了在贫穷家乡的教职。 他教的学生中还包括自己的弟弟，这正是中国社会中凭借自身努力、依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典范：某个人离开农村，进入大学，再回到家乡将其他人拽出农村。 默教了自己弟弟和其他40人三年时间，他的弟弟最终也通过考试进入涪陵大学。 在默的弟弟跨入大学门槛时，“中国八号分队”如期而至。 默钱一家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位顺利升入大学，如今都成了中产阶层。
当类似的变化在十亿人间辐射开时，就产生了惊人的效应。 默如今任教于重庆，最近有一次我问他去年，他所教的学生中有多少升入了大学。 “每个人都考上了。” 从官方数字看，大学入学率如今已经达到48%，而在默求学的年代，这个数字只有7%。
和平队的队伍自派出第四支分队开始不断壮大，那只支队第一次有了非裔美国人的身影。 也是在那一年开始，女性志愿者的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后来也一直这样。 2014年，和平队开始允许申请者选定自己心仪的目的地，中国成了令人垂涎的选项。 “中国四号分队”的志愿者、后来在和平队负责人员招募和安排的Yung-Mei Haloski告诉我，中国被视为首选目的地。 “高层告诉我，要把最有能力的人送往中国。” 她说。
“中国十七分队”展开支教活动时，和平队每年要派遣70-80名志愿者，项目深入到了甘肃和贵州这样的中国欠发达省份。 但一些志愿者依然前往到了四川的某些城市，如今，这些城市与外界联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 “成都落得了个”Gay都“的称号，因为这座城市对同性恋文化较为宽容，而这在我们教授《英美概况》的那个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和平队派出第21号分队时，其中的两位老师是一对同性伴侣。
2018年8月，当年被特朗普总统任命为和平队理事的乔迪·奥尔森前来庆贺这一项目创立25周年。 当时，和平队希望能深入更为偏远的地区。 于是，奥尔森和和平队中方首席代表孔博闻（Stephen Claiborne）拜会了北京官员，中国方面礼貌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他们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就按照目前的模式运作即可。” 孔博闻告诉我。
中国的策略一直未变——让教育和管控并行存在，如同高速公路上的两条车道。 如今的中国人知道得更多，也更宽容，但防火墙却比以往更为复杂。 许多公民议题——从香港示威到扣押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集中营——都受到严格审查。 中国政府对和平队保持宽容，却限制了其他组织在华的发展。 2017年出台的一份法律令海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运作极为困难。 如果你将这些普通民众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改善的微观历史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它们无法转换为政治层面的改变。 “默钱”也仍然是共产党员。
2018年，在造访涪陵的旅程中，我意外碰见了我教的第一批学生李察。 如今，李察像默壹样成了教学成绩出色的高中教师。 我们谈话间，他很快提到了我们那节以缺席选举人票展开的演讲。 “那节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 “我总是想起那节课。”
最近，几个我曾教过的学生同样提到了那堂课，并且给予了正面评价，这令我感到意外。 我本以为那节课只是两个年轻的老师笨拙地在应对令人沮丧的政治环境。 即便是现在，我也不清楚究竟我的学生从我的课堂上学到了什么。 有时我会向我教过的学生寄出问卷调查。 2017年，我问他们觉不觉得中国应当成为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 在30名回信者中，22人认为不应该。 “中国现在这样很好。” 壹位学生写道。 其他人则更为激烈地批评道：“我们现在的政党已经够腐败了，如果有更多的政党，整个国家只会更糟。 “壹位学生评论道。 另一位学生说：“我看到美国是一个多党制国家，但它依然选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
瑞克斯柯特2019年夏天开始要求停止和平队中国项目。 这位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和平队不应该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去支持我们的敌人。 “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议员麦克•科夫曼（Mike Coffman）也在2011年做过类似的批评。 斯柯特提出了一项法案，要停止在“中国这样的敌对国家”的项目，促请国会监督和平队项目的运作。
和平队一直在主管框架下独立运作，这主要是为防止自己成为外交政策直接操弄的工具。 没有任何参议院在斯柯特的法案上签字，不过斯柯特没有停止对和平队和中国的抨、、击。 这名参议员似乎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对中国与和平队项目展开攻击。 在进入政坛前，斯柯特据报曾创立健保企业，获利超过2亿美金。 2011年至2019年就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期间，他将不少中国投资引入该州。 此外，他还担任名为“佛罗里达州经济发展局（Enterprise Florida）”的企业联合会主席，该会在香港、上海和北京拥有办事处。 由这位州长拥有的保密信托则持有几间中国公司的股票。
不过自打斯科特进入政坛后，他便开始高声抨击中国。 作为对这位参议院不断施压的回应，和平队总部开始要求孔博闻就一些问题进行回应，这在以往非常罕见。 斯柯特希望从商业角度分析和平队中国项目，检视这笔投资究竟带来了多少回报。 “他总是想问有多少志愿者回国后，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建立了企业并创造了财富。” 孔博闻告诉我。
孔博闻担心那些不了解和平队的人会跑来重新定义这一组织的价值，他认为斯柯特的那番“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和平队毫无关系。 和平队使命宣言中从未提到合作国家一定是穷国，其更为看重人类发展指数，这一指数会考虑更多因素，包括教育的渗透率。 但和平队仍然要求孔博闻收集有关投资回报的材料。 孔博闻相信这些材料后来交到了斯柯特手上。 这位参议员公开表达了不满，不过和平队就未作回应。
和平队理事欧尔森和这一机构关系深远。 20世纪60年代，欧尔森曾作为和平队志愿者被派往突尼斯。 壹些和平队成员担心特朗普政府会委任外行来废止这一机构，所以欧尔森最终获得任命令不少人舒了口气。 但当中国项目遭到攻击时，欧尔森保持了缄默。
和平队面临的压力和壹股反对中国的情绪有关。 某种程度上，这令人想起“别了，司徒雷登”诞生时、美国人对于中国未能选择他们偏向的道路深感沮丧的岁月。 许多中国专家担心美国反应过度。 常年批评中国处置维吾尔人做法的乔治城大学历史学者米华健（James Millward）告诉我，他反对裁撤和平队等其他根据协议建立的组织。 米华健认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应当适用于制裁活跃在新疆集中营、违反人权的中国组织和个人。 “制裁举措应当对准与新疆有关系的事物，而不是阻止美国人去成都教英语。” 他说。
不过这些风波很快就在闭门会议中有了答案。 1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为和平队举行了会议，会议由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主持。 博明曾在北京担任记者，后加入海军，是著名的对华鹰派官员。 壹位在奥巴马任内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告诉我，像这样针对一个特定志愿者组织的副手级会议是前所未有的。 和平队2018年的开支是420万美元，比国务院给国际太平洋比目鱼委员会的拨款还少。 “身为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该处理更紧要的议题。” 这位官员说。 “想想11月的时候发生了甚麽？ 他那个时候不是应该就伊朗问题开会吗？ ”
12月，欧尔森向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提交信件，宣布关闭和平队中国项目。 欧尔森在信中提到，预算资金将投放到其他三个目前还没有开展志愿者活动的地区——所罗门群岛、越南和格陵兰岛。 不少人猜测，之所以要在这三个地区开展和平队项目，是为了迎合行政机关的兴趣。 在所罗门群岛的活动相信将有助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壹带的影响力，越南的新项目则能符合打击共产主义的想法。 而之于在格陵兰岛的项目——好吧，仅仅只是因为那是格陵兰岛。
中国项目停止的消息宣布那天，我和几位和平队的中方员工一起吃晚餐。 政府不再为这些职位派驻工作人员，不少30多岁的员工寄望中美两国关系缓和。 为了在这家美国机构工作，不少人基本放弃了社保福利，这意味着他们很难申请到贷款和信用卡。 和我一起用餐的女士叫我不要透露她的姓名，因为她和和平队还未就遣散费的问题谈妥。
和平队告诉其雇员和志愿者，中国“就快要毕业了”，如今它已经高度发达，不再需要英语教师。 不过，这位女士却困惑不解：“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为何中国项目最近还在计划扩大规模？ 这就像是单方面宣布离婚。 “她说，关闭项目的消息宣布时，距离农历新年假期仅有不到一周时间了。 较早前，美国方面曾招募更多志愿者参与到下一年的中国项目，如今这些人要重新安排目的地。 曾组织过和平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项目的地方理事海伦·洛曼（Helen Lowman）告诉我，她从未听过如此仓促撤出某个国家的决定。 “通常在我们撤离那个国家前，会和主办国政府沟通三年。” 她说。
和几位员工用过餐后，我和几位志愿者约在一间名为“Commune公社”的酒吧见面。 在我服务于和平队时，这样带有共产主义气息的时尚场所还未成为成都地标，其他地方倒一直没变。 两个志愿者悄悄地从随身携带的袋子中取出自己带来的酒水，中国25分队的志愿者每月津贴不到300美金。
壹位名叫Khloe Benton的非裔美国人告诉我，她曾被派到少有外国人前往的甘肃省。 她说：“在那里生活很艰苦。 人们一直跟着我，对我指指点点。 “但她相信，让当地人接触有色人种是十分必要的。 和平队告诉志愿者，他们仍将继续完成本期的志愿者活动，志愿者们也不断鼓舞着彼此。
“你知道为甚麽他们要对我们撒谎吗？” 另一位女士说，她指的是和平队面临的政治压力。 “因为它们没得选。”
11天后，由于新冠病毒的扩散，全部志愿者撤离中国。 2003年沙士肆虐中国时，同样的情形也发生过，但和平队在次年又回到了中国。 这一次，整个项目却彻彻底底结束了，中国25分队完成了最后壹棒的微型历史见证，这支队伍中的志愿者只在中国待了6个月多一点。
壹名国务院的官员告诉我，有传白宫威胁和平队，如若不取消中国项目，就裁减预算。 当我询问瑞克斯柯特时，他说自己不清楚行政机关如何做出了这一决定，不过他向我描述了他与欧尔森及其他和平队官员的会谈。 “我说，我一直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和平队志愿者在任何事情上都不配合国务院。 他们不宣传美国价值观和资本主义。 “斯柯特说。 我问斯柯特，他是否收到了有关和平队投资回报的材料，是否了解有多少和平队志愿者后来成了外交官。
“我问过和平队，”他说。 “他们说不清楚有多少和平队志愿者后来去了国务院。”
我告诉他，有27位和平队志愿者如今服务于国务院，我想知道，这一数字是否足以令他回心转意。 “我需要掌握更多情况。” 斯科特说。 对于斯柯特的种种说法，我一直无从查证，我向和平队和欧尔森发出了多次采访请求，都被他们忽视了。
我突然觉得，如今的状况完全可以成为当年我们那堂民主课的第二堂课。 90年代，我们得知中国可以随时叫停和平队项目。 不过，小小的奇迹发生了——当地大学的高层不知怎么地与保守派高层进行了沟通，设法令他们相信值得冒个险让和平队教师留下了。
不过二十年后，美国的政府高层不再公开讨论任何事，和平队的管理层要么吓坏了，有麽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 那个促使《丑陋的美国人》诞生的理念——重视基层和实地了解当地情况——早已被遗弃。 斯柯特告诉我，他和员工没能与目前乃至曾经的和平队志愿者取得过任何联系。
那份古老的自信已经荡然无存，如今它消失在一股巨大的美国思潮中——任何同外国的联系都是威胁，任何交流活动都是零和博弈。 人们不再相信自己和他们最佳的模范，相反，他们退化到在封闭系统中开始偏执妄想。 汤姆·罗根 （Tom Rogan）在保守派刊物《华盛顿审查者》（The Washington Examiner）撰文，庆祝和平队中国项目的结束。 当罗根在文中批评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时，他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言辞听上去就和他抨击的单位所使用的陈词滥调如出壹辙：
“我們必須要問壹句，和平隊中國項目過去這麽多年的1300名誌願者中，有多少人可能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招募？具體的數字可能非常小，但不會是零。這些被招募進中國國安隊伍中的美國人，有多少回國後進入到了國務院和其他政府機關工作？”
今年壹月，我和家人一同前往涪陵。 壹天下午，我们回到了我任教的大学旧址。 随着这所大学的扩建搬迁，这里早已被废弃。 去年，开发商开始拆除旧校舍，准备原地建造一栋高层公寓。
教学楼早已消失不见，但我之前居住的宿舍楼依然矗立在那里。 图书馆完好无损，不过它的门被铁链锁了起来，玻璃窗也被砸烂。 在夷为废墟的教学楼旧址前，散落着一条褪了色的红色横幅，上面写道：
“建設全國文明城市和全國衛生城市。我知曉，我參與，我支持，我滿意。”
这时，一个男子叫了下我的中文名。 他说自己曾在这所大学工作，想在这里被拆除前来这里看看。 我突然想起来他是谁。 二十多年前，他经常在深夜跑到我的公寓借禁书。 在紧闭的图书馆窗前，他告诉我他读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 我问，当局是否曾因他与外国人有联系而警告过他。 这位男子腼腆地笑道：“不会那么直接警告我们的，我们通常都很小心。 ”
我对他或其他同事的了解并没有像对学生的了解那样深。 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曾描写过这群偷偷摸摸前来我的公寓的人。 我形容他们是“隐藏在阴影中的神秘人物，试图前来寻找一些不容易在涪陵找的到的东西。 ”
二十年过去了，还有很多事物尚存于阴影中。 我不知道这些老师从借走的禁书中了解到了什么，也不知道我的课堂令学生产生了多大的变化。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当时课堂细节记忆之深，依然令我影响深刻。 壹位名叫安迪的学生写道：“那时的我们，家境贫寒，但如饥似渴地求学。 “她还提到亚当曾借给全班同学的学习用具。 所有这些毫不起眼的细节，一点点累积，构成了一幅更大的图景。 它们并不存在于任何正式的文字记录中，而是存在于一个老师的相信中——他相信当年自己选对了教材，他相信自己的学生，相信他们能妥善的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壹天傍晚，我给22岁的Gabriel Exposito打了个电话，他是最后一批受到邀请前往中国展开交流活动的志愿者之一。 Exposito出生在哈瓦那，他记得儿时曾有一群美国人来到他的学校。 当时，幼小的孩子们被要求避免和外国人接触，而那群美国人前来是为给当地学校进行募捐。 不过这笔募集的款项很快就被共产党官员取走。 Exposito的父亲飞往佛罗里达州，并在那里成了一名护士。 11岁时，Exposito被父亲从古巴接走。 后来，他以优异成绩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毕业，当他申请和平队项目时，他希望前往中国。
“我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教育是怎样的。” Exposito说。 “我们不能问问题，不能同眼前的外国人接触，我想摆脱这一切。”
他透过推特，惊讶地得知和平队中国项目中止的消息。 作为佛罗里达州人，他要求参议员卢比奥和斯柯特对此做出解释。 他对和平队的员工说：“我同意你们的观点——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 但我们正在破坏和平队这么多年来苦心建立起来的美国人形象。 ”
他请求自己能被派到其他曾被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和平队给了他几个选项——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和摩尔多瓦。 Exposito最终选择前往摩尔多瓦。 “我想，那曾经是靠近乌克兰的前苏维尔成员国，”他说。 “而且那片土地常年被人遗忘。” 他已经开始学习鳄鱼，并希望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学者或外交官。 我祝他心想事成，不过他本来可以在“中国26分队”度过壹段愉快的日子。
本文印刷版刊于2020年3月16日出版的《纽约客》上，文章标题是《断键》（Broken Bonds）
何偉（Peter Hessler）2000年加盟《紐約客》任特約撰稿人。最近他剛出版了新書《埃及的革命考古學——在埃及挖掘被埋葬的革命和歷史》（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请登录后查看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