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感慨颇复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无疑是思想大师，他在为世人留下丰富精神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学者变成恶魔帮凶的深刻教训。而促使海德格尔支持纳粹主义的主要动力，便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及其精英意识。
日耳曼民族在西方历史上的引人注目，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的，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哲学上和文学上的光辉名字。康德之后的德国人再也没有了谦卑和敬畏：头上没有了曾经让康德敬畏的星空，心中没有了曾经使康德保持谦卑的道德律令，思想上的狂妄主宰了德意志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上的狂妄确实为世所罕见，从黑格尔的精神顶峰论到马克思的完美乌托邦，从尼采的贵族式超人到海德格尔的俯视众生的本真存在，最后统统化为希特勒的日耳曼优于其它一切民族的极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人格狂妄的结合将产生极为危险和富于侵略性的群体意识，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无理的却是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要挟和敲诈，自愿出卖人的起码良知和平等待人的最低公正，先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甚至变成狂热的好战分子。
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精神和民族的狂妄这点上，海德格尔则是黑格尔的真正传人，二人都把日耳曼意志置于世界的中心，世界历史的发展将终结于日耳曼民族，人类精神的顶峰就是德意志的精神哲学。海德格尔对现代的技术化、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存在主义抗拒，实际上是他希图以日耳曼精神来抗拒日益世界化的美国式实用主义。他对苏联的反感也不是指向斯大林独裁，而是指向俄罗斯民族的日益强大。他甚至要把这来自一东一西的威胁，普遍化为整个欧洲的灾难。他说：“这个欧罗巴，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它总是处在千钧一发、岌岌可危地境地。如今，它遭遇来自俄国与美国的巨大的两面夹击，就形而上学的方面来看，俄国与美国二者其实是相同的，即相同的发了狂一般的运作技术和相同的肆无忌惮的民众组织。如果有一天技术和经济的开发征服了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在任何时间内都会迅即为世人所知；如果人们能够同时‘体验’法国国王的被刺和东京交响音乐会的情景；如果作为历史的时间已经从所有民族的所有此在那里消失并且仅仅作为迅即性、瞬间性和同时性而在；如果拳击手被奉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成为一种庆典，那么，就象阎王高踞于小鬼之上一样，这个问题仍会凸现出来，即：为什么？走向哪里？还干什么？”海德格尔不分青红皂白把美国和俄国作为同样的恶魔来谴责，号召欧洲人提高警惕，完全是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无视俄、美之间的根本区别；的确，在二战中是俄美联手打败了希特勒的德国，但是正是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拯救了欧洲，而且正是美国帮助了战败的德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他强烈谴责技术化对人文精神的异化，甚至到了反对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信息共享的前景的盲目程度。但是，当希特勒把德国甚至除英国外的整个欧洲都变成一个大军工厂、把产生于先进技术的现代化武器用于战争与大屠杀之时，他却不置一词，而且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够依靠先进的武器和坚韧的民族主义精神打赢这场战争。他极为轻蔑和反对群众性的运动和集会，认为群体性的庆典无疑于群魔乱舞式的沉沦和遮蔽，但是，当希特勒组织的盛大“火炬游行”和无数次群众集会之时，当整个德国的每一个人都陷于纳粹的种族主义狂热和领袖崇拜之中时，海德格尔非但没有谴责，反而高举左手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位在哲学中处处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决断力的思想大师，却在实际行为中亦步亦趋地跟随纳粹的号召。从他的代表作《形而上学导论》这部纯哲学的著作中，我们读到的却是这样的句子：“我们处在夹击之中，我们的民族处在中心点，经受着猛烈的夹击。我们的民族是拥有最多邻人的民族而且是最受损害的民族而且在所有一切情况中，它是个形而上学的民族。但是，只有当这一民族从其自身产生出一种对上述境遇的反响，产生出这样一种反响的可能性，并且创造性地理解其传统，那么，这个民族才能从这一我们已经知道的境遇出发赋予自身以一种命运。所有这一切归结为，这个民族要作为历史性的民族将自身以及将西方历史从其将来的历程的中心处拽回到生发在之威力的源头处。如果关于欧洲的大事判决并不是要落入毁灭的道路，那么。这种判决就只能从中心处扩展开新的历史性的精神力量。”
由此可以解释他之所以热衷于纳粹。他首先是德意志中心主义者，其次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既然欧洲正在受到东西方的两面夹击，那么带领欧洲抗拒这种夹击的领袖民族，就非作为欧洲中心的德意志莫属。他认为：世界的得救，取决于欧洲对抗俄国和美国的胜利，而欧洲与美俄的抗衡在根本上取决于德意志民族的作为，特别是精神上的历史性作为。在这短短的二百多字中，频繁地出现诸如“民族”、“中心”、“夹击”、“威力”、“历史性”、“境遇”等大字眼，透露出海德格尔的民族傲慢和知识以及伦理上的狂妄。正是这种傲慢和狂妄导致了他在知识上的不诚实和道义上的不负责任，即便种族灭绝的罪恶在二战后完全昭然于天下之时，他仍然以沉默和私下辩解来拒绝反省。如果他所效忠的纳粹赢得了把欧洲“拽回”到中心的战争，那才不仅是欧洲而且是整个人类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的耻辱，变成了德国人的精神疾病，需要一种极端的致幻药来治疗。希特勒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战争哲学就是这种致幻剂，为这个不甘于耻辱和失败的民族注入了歇斯底里的刺激和狂热的激情。希特勒的众多追随者们都相信，他一个人拯救了一个民族，并通过一个民族拯救欧洲进而拯救世界。听听希特勒的主要追随者的狂热声音，就会体验到当时的德国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戈培尔在1924年的演讲中祈祷：“德国渴望团结，渴望一位伟人，就像土地在夏天渴望雨水。上帝，给德意志人民一个奇迹吧！一个奇迹！！一位伟人！！！”戈林近于痴呆地宣称说：“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和听到他讲话后，我的心就全属于他了。”“我没有良知！我的良知叫做阿道夫？希特勒。”这种横扫全德国的盲目相信，不仅左右着纳粹的核心决策层，自然也左右着许多知识分子，海德格尔也未能幸免，他也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德意志的甚至是全人类的希望。他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的演讲，就是一篇哲理化的国家主义、元首主义、种族主义和战斗主义的宣言。他完全遵循“元首的国家的建制等级，”对大学进行“革命化”改造，要求大学生成为纳粹的先锋队，组织“党卫队之家”和“男子汉之家”，为民族为国家为元首而死亡，就是存在意义上的“本真存在”，就是超越时间和历史的不朽生存。他在发表于1933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对大学生们说：“元首他本人，并且惟独他一人，才是当今与未来德国的现实性，也是其权威。”“为了这位具有前所未闻的意志的人，让我们振臂三呼：”胜利的嗨‘！“
从二战失败后海德格尔的表现上看，他内心深处的悲哀和耻辱仍然极为强烈，但是他的悲哀和耻辱不是为德国人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而发的，而是为希特勒的失败进而是日耳曼民族的失败而发的，他仍然用抽象的存在主义语言为希特勒辩护，仍然把德国作为领导世界走出黑暗的核心。他说：“我们德国人不可能崩溃，因为我们还没有出现。我们必须在黑夜里前进。”“我还坚信西方精神的觉醒是从我们施瓦本家乡开始的。”他仍然坚持青年时代的理想：“就是能够在我的祖国赋予我的思想以最正确的形式，我的祖国也是黑格尔德祖国，谢林的祖国，尤其是荷尔德林的祖国。”当他的老朋友、也是著名哲学家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好心地劝他写一份类似忏悔录的文字时，他断然拒绝。雅斯佩尔斯失望地说：“他并没有认识他当时的错误如何深重，因此他并没有真正的脱胎换骨，有的只是投影和遮光的手法。”
同时，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浸透了变态的精英意识，而他的精英意识与种族优越意识有着内在的相通。他自视为德国的精英，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把日耳曼民族视为全人类的精英。雅利安人种的纯粹不仅要靠精确的尺度来丈量身体的每一部分，更要靠存在哲学的显微镜来探测灵魂的每一角落，然后用这种灵与肉的尺度来检验所有的其它人种，凡是不合于这种尺度的种族就必须从肉体上灭绝之，从灵魂上清洗之。思想的表达和行为的起点都是从土地和鲜血滋养的种族开始的，德国是人类最后的精神阵地。在大学任教和当校长时，他一直向学生们灌输“精英意识”。他在校长致辞中开宗明义地宣布：“德国高校教育培养主宰德国人民命运前途的导师及卫士。……而且如果另一方面，我们会在其极为悲苦时，承担德国人民的命运。”大学生们必须“独自一人，为了他的民族，从他自己身上提取开始启程的形象，把这形象注入到民族的荣誉及伟大精神里，并面对民族的灵魂树立起这一形象，然后才抱定这种信念死去。”这种充满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英意识，也在他的纯哲学中表露无遗。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说：“所有伟大事物都只能从伟大发端，甚至可以说其开端总是伟大的。渺小的东西则总是从渺小启端，如果说这种渺小的开端也有几分伟大的话，那只在于它使一切都变小了。”这种精英主义的极端化就是残酷的等级意识和种族意识——为了保存一粒优异的种子，宁可毁灭所有已经成熟的庄稼；为了一个人的伟大，宁可把所有渺小扼死在摇篮之中。
无怪乎海德格尔在弗赖堡大学的同事海茵茨·博林格尔博士说：“我在弗赖堡逗留的日子里（1938-1943），所有的人都认为马丁·海德格尔是一个纳粹；在我的眼中，他就是坐在课堂上的希特勒。”
2001年3月30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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