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之子)储望华:沉重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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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望华,是”大右派”储安平最小的儿子,生于1942年,钢琴家,现居澳大利亚。他有两哥一姐。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在1957年”帮党整风”中,发表”党天下”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其余四人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

储安平,1932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46年春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创办《观察》半月刊,因针砭时政,后遭国民政府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8年1月被划为”右派”,1966年9月失踪。

几张面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储安平留在这世界仅有的影像,也似乎印证了这位父亲留在儿子储望华心中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67岁的储望华,现在与家人安静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储望华将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为”静远斋”。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曾改名静远,取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规避身外的政治涌涛。储望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担任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或为艺术院校授课。对外界而言,这位儒雅而风度翩翩的白发学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是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不仅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为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的常用教材和曲目。近些年,储安平正在悄悄成为被追逐的热点,但储望华并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对父亲作过度的解读。

以下是储望华的文章。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五,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就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名叫李如苍,是农工党中央党部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下放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监护起来”。虽然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十年

从1957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间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这十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十年后还会选择自杀?……。1957年4月1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6月1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他还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要巩固已得的地位,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6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70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48岁。

很快父亲就失去了职务,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让他写一些文史资料或回忆录。我记得父亲写过在上海办《观察》之前的一些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偶尔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看看我在学校给他借回来的一些书。

那段时间,父亲不是一般的苦闷。他眼看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乱,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无从言说。第二任妻子那时已经离他而去,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寂寞、无聊。”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里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见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过来安慰我。我们二人之间沮丧的气氛,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无比压抑。

父亲失踪若干年后,徐铸成曾写文章称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听说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曾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父亲”失踪”后,难友把两人的谈话向组织做了交代,遂被质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就说他经常有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曾随全国政协组团到鞍钢等地参观,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调研,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对参加政府工作也满怀热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亲曾担任过新华书店全国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但对我们子女要求历来严格。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发,报纸上宣传说部队需要文化教员,父亲就让我大哥去参军。初中毕业的大哥响应号召去了朝鲜,他后来在东北还成为警卫排的一员,给高岗站过岗。但1957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中文。1953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这两个哥哥因此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唯独我走了文艺之路。

父亲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放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抗战以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400来份上升到10万多份。父亲曾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结果《观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险些被国民党枪毙。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的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父亲闻知此讯,特别兴奋。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抛却时代的大背景,我觉得父亲的悲剧多多少少也与他的性格有关系。父亲是个比较骄傲的人,母亲也一直评价父亲”恃才傲物”。他喜欢和上层社会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为这样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销”出去。但其实这也是把双刃剑。与父亲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有一评价,我认为恰如其分。他说:”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

家庭

父亲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我的母亲叫端木露西,出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战之前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母亲在苏州读中学时演过话剧。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蒋纬国。可以想见母亲那时候也是颇为出色的。

母亲是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与父亲相识的。两人恋爱不久,父亲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据母亲回忆,父亲留学之前英文还很差,但等母亲一年后也去了英国后发现,父亲的英文已经”大不一样”了。

母亲在英国学的是教育学。她后来回忆父亲的事情不太多,因为他们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偶尔提及,她也总是提父亲那些令她不喜欢的方面。在我看来,母亲不喜欢的不一定是我父亲的问题,而是两人性格不太一样。父亲与母亲的个性都太强了,尤其是我母亲。母亲的才能也比较高,她那时候跟父亲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但她感觉父亲总是压着她一头。母亲后来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学校长,在母亲看来,是父亲限制了她。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母亲受到牵连。虽然母亲很早就与父亲离了婚,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母亲后来又结婚了,改名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个气象学专家,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上世纪80年代,气象学家去世后,母亲撑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时我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几次劝说她过来,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个人生活,直到1998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终还是希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父亲后来又与一位姓易的女士结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她过去是一个电机工程师的太太,后来跟工程师离婚了,跟我父亲结的婚。起初我们都觉得易女士并不是很适合父亲的那一类人,不过他们之间感觉不错,我们子女也没什么意见。1959年,我记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们与父亲在天坛公园的一棵大树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们说,他跟姓易的女士离婚了。父亲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1955、1956年”飞黄腾达”时与他结的婚,那时候父亲的工资也比较高,但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不仅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对女方来说,自此也变成了”右派家属”,她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分手还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我们眼里,父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虽然比较和气,但他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物,在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父母离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归在北京的父亲管,姐姐和大哥归在上海的母亲管。母亲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亲这里。我们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多,有空时他经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议政。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去读书,跟他分开了6年,所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得到的父爱也少了许多。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人生

我的音乐之路跟父亲有关。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当时的录取率仅有3%,得知我考上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希望我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也是他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我买台钢琴。”反右”之前,父亲属于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工资是9级,有300多块钱,还算优越。但”反右”之后,他的工资降到了150块,而且还要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所以1800块钱的钢琴,还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1956年,我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我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来信:”你以前常告诉我,在报上读到了爸爸的名字,现在爸爸也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亲还觉得我在学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音乐,因而经常嘱咐我一定要重视从中国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每逢寒暑假,他必为我”补课”,带我走访民间艺人,看地方戏和说唱节目。

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这样温暖的回忆实在太少了。1957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因为平常这么说习惯了。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儿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80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我的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1958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特别高兴,和同学们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达旦地庆贺。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老师和领导都是比较保护我的,迫于压力,他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10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虽然我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这对我来说,打击特别大。我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无力抗争。父亲好像也很愧疚,觉得连累到我们,到学校看我,给我送东西,连传达室也不进。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不愿意我们受到他的影响。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彼此也尽量回避涉及政治或者国家的事情。知道我在学校考试、演奏或者比赛得奖,他也会由衷地高兴。谈及我们的将来,他总是流露出”你们好自为之”的意思。那时候,我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父亲,毕竟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父亲的情感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有时候会特别怨恨他,感觉他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校方觉得我还有作曲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同情,让我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那时候,我有一个女朋友是钢琴系的同学,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这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十面埋伏》和《战台风》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以后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挫折经历得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学会用沉默和忍耐来接受命运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无法与父亲相比。父亲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会,而我接触的领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艺术,把钢琴曲作好,有更多的听众。但是如果父亲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实事,是以音乐有作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也会很欣慰的。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经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1966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

当首演的音乐声起时,我想,分离这么多年,我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灵交谈。唯愿父亲那曾经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能感受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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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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