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会出现下面类似的场景:
恋爱中的女生抱怨说「你不爱我了」,男生或许当了真,开始用种种他爱女友的事实来反驳,而女生不过是希望男生对她再多一些贴心的关怀,于是,两人在复盘恋爱细节中开始吵起架来。
孩子兴冲冲地拿着一份满分卷子,渴望得到父母的赞赏,家长却不苟言笑道「不能骄傲,继续努力」,孩子以为自己始终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开始闹别扭。
从古至今,人类都面临着一个永恒的语言困境。
《圣经·创世纪》中有一个著名的「巴别塔」(Tower of Babel)故事,世人为宣扬自身威名,要建造一座通天之塔。这却惹得耶和华不高兴了: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所谓「巴别」,在希伯来语中即是混乱之意,被分散各地的众人再也无法沟通和理解对方的话语。
▲《语言的淆乱》(The Confusion of Tongues,1865) 法国版画家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1832-1883)所作
这是人类在日常语言中的困惑,实际上也是哲学家的困惑。
20世纪初,英国有一小波哲学家意识到,欧洲大陆黑格尔主义者们野心勃勃,想要构建庞大的思想体系,结果就是他们写了一大堆违背常识、混乱不清的形而上学语言。
换句话说,哲学家越来越不会讲人话。
01.罗素的尝试
反思黑格尔主义的这些哲学家里,包括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乔治·爱德华·摩尔(G. E. Moore)。罗素和摩尔两人,一个尝试分析「事实」,一个尝试分析日常语言。
身为数学家的罗素,对语言的准确性要求几乎是强迫症患者。早在他和老师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合写《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时,他就试图构建一套逻辑语言,想要从少数的逻辑公理中,推演出数学)。
罗素认为,要解决形而上学语言的混乱,就需要像数学语言一样精确。形而上学的语言之所以发生混乱,是因为构成这些语言的语词没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
举个例子,当人们提起「红色的玫瑰花」时,你脑海中会清晰地浮现红玫瑰的图像,因为「红色」和「玫瑰花」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凭常识就能清楚知道的。但要是说「虚空是实在的」,人们就没法去准确理解这句话所对应的事物。
罗素对逻辑的执念,最后让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逻辑原子主义。他想要构建一套逻辑语言,它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一一对应;而组成这套语言的语词,和组成这个世界的事物一一对应。
当用来陈述事实的命题,是最简单的形式,它就是原子命题,比如「我喜欢红玫瑰」。而如果我们用特定的符号来指代原子命题,用逻辑连接词来表示原子命题之间的关系(两者构成分子命题),这样的陈述就会变得清晰明了了,能说清楚的,都说清楚了。
比如,我们用符号p来表示「我喜欢红玫瑰」,符号q来表示「我喜欢白玫瑰」,那么,「我既喜欢红玫瑰又喜欢白玫瑰」这样一个分子命题,就可以简单地表示为「p且q」,表达清晰,绝不含糊。
02.说清楚还是保持沉默?
罗素用逻辑实证主义来反对形而上学语言混乱的尝试,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生,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早期的哲学研究;而后者一生在哲学上所散发的影响力,远在罗素之上。
1889年4月26日,维特根斯坦出生于维也纳的钢铁大王之家。当时,维特根斯坦家族不仅被称作「奥地利的罗斯柴德家族」,也是艺术名流云集之所。
然而,小维特根斯坦的童年记忆里却弥漫着一股「神经烁烁」(nervous splendour)的紧张氛围,家中充斥着哥哥们的自杀阴影,以及父辈渴求脱离犹太人身份以融入维也纳血统的家族诅咒。
▲维特根斯坦家族在1890年,从左到右:海伦娜,鲁道尔夫,赫尔米勒,路德维希,玛格丽特,保尔,汉斯与库尔特,姐姐怀抱中的正是维特根斯坦。
根据瑞·蒙克(Ray Monk)在《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中的记载:成年后的维特根斯坦强调自己童年时期的不快乐。他敏感于别人对自己的各种看法,会在发言前斟酌再三。
大约在维特根斯坦约八九岁时,他突然停在一个门口,开始思考「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这个问题。
最后,他给了自己一个康德式的绝对律令的回答:
「一个人应当诚实,就是这样;问『为什么』是不恰当的,不能回答。」
或许正在此时,维特根斯坦的内心埋下了一粒小小的哲学种子。
成年后的他也一直遵循着这条真实与真诚不容违背的人生态度,找寻着生命的自我与意义,与本性进行斗争。
维特根斯坦的最初志向是当一名工程师。他从小最喜欢的也不是哲学,而是机械与技术。后来兴趣集中在喷气发动机。1908年,他上大学,选择的也是曼彻斯特大学的航空工程专业。为了工程设计,他才研究数学,读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并了解到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研究。这时才萌生了改换专业的想法,放弃航空工程,转向哲学。
1911年暑期末,维特根斯坦拿着自己写的文章,拜访了弗雷格。在弗雷格的推荐下,维特根斯坦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拜于罗素门下。这对于二人,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相识和「智慧探险」。维特根斯坦的精神世界在哲学上得到了寄托,罗素更是给予了学生极高的评价:可谓「天才人物的最完满的范例」。
但天才也不可避免地拥有普通人的烦恼,日常生活中总有些带点神经质的片段。维特根斯坦患有口吃,会在句中停顿很久,而一旦沟通不畅,就点燃了他的暴脾气。他曾拉着导师罗素执拗地争辩房间里有没有一头犀牛。就连好友大卫·品生特(David Pinsent)的欢畅性情也时常受累于他的神经质,一次去到轮船公司办事处,只因对方一时间没听懂话,维特根斯坦就紧绷着脸,沮丧而焦躁地「说什么我们根本回不去了」。
这份切身的体验,某种程度上能让维特根斯坦在研究哲学时,把所感受到的语言困惑带入哲学。
他生前只出版了一本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这还是他在一战期间服兵役时完成的。
1921年,《逻辑哲学论》以德语首次出版,书名为拉丁文。维特根斯坦听从了他在剑桥的前辈摩尔的建议,用这本书的书名向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致敬。
维特根斯坦写作这本书的灵感来源,正如文章开头视频所提到的,缘于一则巴黎庭审的新闻:巴黎法庭用汽车和行人模型,来重现交叉路口的事故。
这场事故是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而模型就像是词语一样,能够帮助我们构建世界的图景。
人和人沟通的问题也正在与此,我们对脑袋想要表达的意思,缺乏足够清晰和准确的图像。而且,我们并不善于在对方的头脑中构建图像,就像上文所举的恋爱男女吵架,孩子错误理解父母信息的例子一样。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曾说:「一朵微小的花对于我可以唤起不能用眼泪表达出的那样深的思想」,可这朵小花所唤起的,如果本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故国神伤,在传递给别人时,却可能在他头脑里变成「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到枝头已十分」的禅机春景。
由于小花周遭环境的图像信息缺失,会导致错位的情感理解,甚至可能会被听出弦外之音,遭致不必要的歧义和误会。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大部分哲学错误,其实与以上问题一样,产生于哲学家对语言的误解。他在书中说:
「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部分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而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类问题,而只能说它们没有意义。」
哲学病的原因众多。最重要的一种倾向是传统上哲学家对本体论的执着,但又受限于对语言的理解。
比如「什么是桌子?」传统哲学家会认为,「桌子」这个词语概念背后应该有实实在在的对象能被找到。
再比如「世界是什么?」的追问,哲学家认为纷繁复杂、互相不一样的万事万物背后,应该有一个普遍的共相,这个普遍的共相才是本质的存在。
对此,维特根斯坦的评价是:
「为了弄清一个一般语词的意义,就得找到它所有应用中共同的因素。这个想法,束缚了哲学研究,因为它不仅引导不出什么结果,而且也使哲学家错把惟一能帮助他理解这个一般语词用法的具体情况当做不相干的东西。」
所以,哲学的所有问题其实就是语言问题。要让哲学问题有意义,就必须澄清语言自身的逻辑与分析。因此,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会说:「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
陈嘉映曾评价维特根斯坦为「系统地从语言来思考世界的第一人」。语言与世界对应。原子命题摹画原子事实,复合命题对应于复合事态。原子命题互相独立,而复合命题可以拆解为原子命题。我们的思想或者思考,构成于这些命题,要理解这些思考的内容有无意义或者价值,需要对这些命题进行语言分析:命题只有通过充分分析才能最终确定意义。
当然,同样分析命题,维特根斯坦与罗素不同。这一点,陈嘉映老师也有精妙的论断:罗素从本体论来思考语言的本质,维特根斯坦则一直从语言的本质来构想本体论。
03.语言即游戏
在完成《逻辑哲学论》后,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的哲学使命已经达成,自己所关心的所有哲学问题已经根本解决,便跑到奥地利南部山村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员。当然,这期间,他的哲学思考并没有停止。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对前期以逻辑规则为意义标准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转到研究语言的日常用法之中。他后期的哲学思想都体现《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这本书里。
这本书,在维特根斯坦身后被他的学生整理出版,被陈嘉映老师誉为一本伟大的书,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哲学著作。
在逻辑哲学论里,语言与世界的图像映射关系,是静止的、既定的、开始就设定好的。但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里,语言是与现实场景关联的一套游戏(德语Sprachspiel),即是不断生长变化的,又是有规则与规范的。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用来陈述事实的,它让我们的脑海产生图景。但他后来意识到,语言不仅用来陈述事实,还有其他的功能,因为语言总是在某个特点的语境下起作用。
他在《哲学研究》中有个比喻:
「我们是在没有摩擦力的光滑的冰面上,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条件是理想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能行走了。我们想要行走: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所谓摩擦力,指的是具体语境中的各种条件,它作用于日常语言的用法。语言必然与使用者的行动交织在一起,脱得光溜溜的语言不过是一堆死寂的符号。这就是著名的「用法即意义」命题,当我们富有情感地使用语词时,它才充满着鲜活的意义。
当对话双方被指证进入一个类似游戏的特定情境状态中,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每个词的功能的差异性就像工具箱中使用不同工具。词的运用可随机组合,用法和规则更是动态易变的,正如一枚黑白棋子,它可以出现在五子棋盘,也能够在围棋比赛中厮杀。
▲维特根斯坦墓位于英国剑桥亨廷顿路阿森松堂教区墓地© Andrew Dunn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例子,沟通双方需要依据不同场合和情景的交谈方式,留意谈话时的重要伴随现象。如果女生对男友抱怨的语调是粘腻撒娇式的,那么恭喜,她的潜台词是「我希望你更爱我一些」,这段关系还有挽救和延续的可能。
当孩子察觉到父母扬起的嘴角,便会明白这是一种含蓄的夸赞。因此,正确地理解正在进行的是哪种语言游戏和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才是获得良好沟通的关键。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看到了我们思维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好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他就会看到房门是一直开着的。」
维特根斯坦充满预见性地指出,以前的分析哲学家之所以产生困惑,在于脱离了唾手可得的日常经验和生活语境,反而在抽象的话语模式中越陷越深,还产生一种虚妄的满足感。
同时,他也为困于可说的与不可说的我们,掀开了语言的隐秘面纱。尤其当今网络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人与人的距离反而变得更远了。虚拟的冰冷数据无法营造具体的时空情境,我们只能妄自揣测对方的表层话语下隐含着的心思,就像捕蝇瓶中的苍蝇兜兜转转,却找不到出路,导致一次次沟通的失败。
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后来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在《通往语言的途中》讲,终有一死者需得在语言中栖居,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
或许只有当我们越发澄清语言本身,才会愈加接近哲学的本质——爱智慧。
1951年这位伟大的天才溘然长逝,他虽生于富贵之家,却当为逸士高人,不仅拥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更践行着人类生活的应有意义。他生前曾指明哲学研究的对于我们的意义所在:
「哲学的任务是给苍蝇指出出路,让它飞出捕蝇瓶。」
(The task of philosophy, is to show the fly the way out of the fly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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