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中的冯国璋

关于袁世凯对自己生死寿数的预测，坊间有两侧传闻。

一则是，袁氏曾说，其历代祖先都是死于五十九岁之前，他也怕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口。一般将其时间点系于改制前夕。

另一则是，他曾长叹道：

“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第二次。第一次是文忠公（指李鸿章）去世，这次也许轮到了我。”

一般将其时间点系于去世前夕。

而事实上，这两则预测是袁氏同时说的，对象是其幕僚夏寿田，时间，在1916年3月19日。

1915年底护国军刚起兵的时候，直撄其锋的陈宧就犹豫不决。他是督理四川军务的成武将军，其权势职责相当于前清的川督。蔡锷的军队所攻击的第一道敌阵，就是他的防地。

陈宧一向敬重蔡氏的威望、人格、意志、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他判断，“蔡松坡（即蔡锷）不是个轻举妄动的人”，其人力举义旗，以弱旅而抗一国，背后必定有滔天的奥援。否则以蔡锷为人，谨慎精严，不可能暴虎冯河，效博浪一击。

陈宧想到了冯国璋。

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梁启超的使者近日往来于冯氏辕门，已经成为公开的流言。因此，陈宧也就派自己的首席秘书胡鄂公，去南京打探消息。

胡氏是民初最著名的“间谍王”。其人政治面相模糊而隐秘，地缘上亲近黎元洪、陈宧等一干湖北军政人物，但行事之诡谲狠辣，则类似清末革命党。

到南京后，胡鄂公并非向冯国璋请示决断，而是作了说客。同冯氏日夕长谈下，竟然使后者说出“癞蛤蟆难过端午节”之类对袁氏的诅咒，还唆使冯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文。

就这份通电，冯国璋以督理江苏军务的宣武上将军的名义，向山东、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将军通气，得到他们同意后，再以“五将军”名义向全国的地方军政长官征求意见。

而直隶巡按使（即省长）兼将军朱家宝对袁世凯忠心耿耿，一收到密电即上呈告变，在事实上和心理上给予袁氏重重一击。

这一天，正是3月19日。

1.

袁氏进入官场后，中国有两次对外的重大战争：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他都没有参加或正面参与，因此事实上无法判断其有否力挽狂澜的能力。当然，北洋系在他手里，精诚团结，战力勇猛，问题在于，如此团结和战力，并没有接受过考验和挑战。

其实，我们如果客观而不带偏见地观察，至少在1916年，中国的乱局都是袁世凯造成的。这些乱局中，有些是其政治责任，但并非其掌控力不足。

比如梁启超利用蔡锷挑动整个西南系的反叛，这固然是因为同袁世凯的推行帝制有关，但本质原因，还是因为他过于急躁，没在全国行政统一和军事统一之后再进行更张变革。

但是，还有一些乱局的蔓延，看似不太起眼，也并非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已经显示出北洋系控制乏力，而袁世凯不仅健康出了问题，其掌控能力也经不起时局的挑战。

西南系发动护国起义后，那些旁系的地方实力派也开始异心顿起，接连反叛。

辛亥革命后，浙江的军政、民政主官是硕果仅存的革命党人朱瑞和屈映光，但是他们属于的是光复会系统，因此并不支持同盟会系统（激进派）发动的“二次革命”。

袁世凯改制后，浙江将军（即后来的督军）朱瑞和巡按使（即后来的省长）屈映光非常为难。按照光复会的基本理念，“光复汉族，还我山河”就已经达成政治理想，至于是否有人做皇帝，或者到底谁来做皇帝，那不是他们关心的事儿。

不过光复会毕竟是缔造共和的重要推手，如今袁世凯称帝，还是需要表达态度。

三月份，朱瑞联合冯国璋（江苏）、汤芗铭（湖南）、李纯（江西）、靳云鹏（山东）等四省督理军务的将军共同发出敦促袁世凯取消帝制的密电，然后继续首鼠两端。

袁世凯可不客气，立即报复：命令兼任淞沪护军副使的陆军第十师师长卢永祥率所部进军浙江。浙江听说北军入侵，阖省震动。正好驻军杭州的浙军第二旅旅长童保暄同朱瑞有私怨，于4月11日深夜进攻将军署，朱瑞仓皇出走。

既然反袁，那么就恢复了民初的职务——都督。省城士绅军官推戴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宣告浙江独立。至此，该省成为继滇黔粤桂后独立的第五个省份，之后，还有四川、湖南、陕西将陆续独立。

不过，屈映光不知兵、不带兵，在乱世中终究是个过渡性人物。十来天以后，台州镇守使张载阳、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和宁波驻军旅长周凤岐这三位省内最有实力的军头汇聚杭州，屈映光只能辞职，都督由吕公望接任。

——现在，说个题外话。先让我们来看一份名单，也就是1916年浙江反袁独立前夕，全省主要实力派的名单：

将军：朱瑞，督理全省军务；

巡按使：屈映光，负责全省民政；

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夏超，负责杭州及全省警政和治安事务；

浙军第二旅旅长：童保暄，驻军杭州，负责省垣防务；

浙军四十九旅旅长：周凤岐，驻军宁波，负责浙东地区防务；

嘉湖镇守使：吕公望，驻军嘉兴，负责浙西地区防务；

台州镇守使：张载阳，驻军台州，负责浙南地区防务。

以上所有人都是浙江籍，且除了张载阳以外，全部在清末都加入了光复会。可见陶成章诚然是一代人杰，其经营的组织，根基之深厚，势力之庞大，居然没被袁世凯破坏，更在其死后，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光复会早就没了领袖，因此浙江的反袁独立，本质上并非为了争取国格人格，而仅仅是政治斗争。

2.

1916年，刚刚进入四月份，对于因西南护国运动兴起而在一周前废除帝制的袁世凯来说，日子并没有因他的主动妥协而显得好过一点。以蔡锷为代表的西南系地方实力派丝毫不理睬他的善意，反而变本加厉地催促其退位——不是不当洪宪皇帝，而是连总统都一并辞去。

这样，袁世凯倒是不得不认真考虑下野问题了——因为此时督理四川军务的成武将军陈宧已经私下同蔡锷停战，北京政府想要消灭护国军，短时间内无所措手足。

按师爷们提供的建议，他要面对三个问题：舆论、外交、军事。据说袁世凯听罢大笑道：

“舆论？中国哪有什么舆论！即使真有，也没有任何左右时局的力量。”

而对于外交，他有着十足的把握。毕竟，他在前清担任过外务部大臣。

最关键还是军事。

“难道西南系真的能够打倒我？”四月初，袁世凯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他并非轻视蔡锷，而是云南本就不富有，要供给护国军持续不断地进攻，恐有饥寒之虞。

而且陈宧手下的中央军就有精锐的三支混成旅，曹锟又率大军已经深入泸州纳溪一线。即使现在已经停战，袁世凯就不信蔡锷有能力继续进兵，乃至推翻自己的政权。

然而，幕僚张国淦一句话点醒了他：“危机不在西南，而在东南。”东南，就是指代表北洋系督理江苏军务的冯国璋。

当时诚然是流言纷纷。据说，唐继尧正是因为冯国璋表示反袁，才揭起了护国起义的大旗；据说陆荣廷也是因为冯氏同意反袁，才宣布广西独立；据说陈宧也是得到冯国璋愿意携手反袁的保证，才坚定地同西南系停战。

对于这些政治谣言，冯氏安居南京，既不承认，更不否认。

但是袁世凯必须要知道其明确态度。于是派了自己的幕僚长阮忠枢南下，当面探听冯氏的口风。然而，冯国璋对于袁氏的进退出处绝口不提。

到4月12日，浙江的地方实力派也闹起了反袁独立，其邻居江苏当然大为震动，厉兵秣马。有了这个话头，等了好久的冯国璋终于给袁世凯上了个折子。

那天是16日，以“韵目代日”的惯例，这份折子被称为“铣电”。冯国璋出了名的黯弱无能，因此这通电文也是逻辑混乱、思维含糊。但其行文到最后，却是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其不臣之心呼之欲出。

有人说，真正逼死袁世凯的，其实不是什么“二陈汤”，而就是这份电报。按照时间来算，袁世凯接到冯氏通电五十天后就一命呜呼了，说是其间有因果关系，也未尝不可。然而，一份电报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让我们来看个究竟。

3.

铣电开头是这么说的：

“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受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沥陈之。”

所谓“滇事”，指的是蔡锷、唐继尧于上年底在昆明称兵起义，此为护国运动的发端。问题在于，对于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而言，蔡锷等人起兵滇黔，是十足的藩镇叛逆，而身为封疆大吏的冯国璋，对此却用“滇事”二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种中立化语态，实际上已经在政治上同袁世凯拉开了距离。

之前冯国璋无论对于“滇事”还是国事，都置之不言。而现在为何“难安缄默”呢？所谓“祸迫燃眉”是自我立场的表述，也就是说，江苏将军府遭到了大麻烦。

——就在四天之前，也就是4月12日，浙江地方实力派突然宣布全省独立，明确反袁。这显然威胁到了江苏的防务和安全。于是，冯国璋就絮絮叨叨地开始诉苦了：

“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

“初闻浙警，全部震惊”是前面那么多抱怨的理由，而那么多抱怨无论在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并不能自圆其说。但如此文本，正好深刻地反映了冯国璋的怨望之心是怎么产生的。

1913年夏，国民党的癸丑之役失败后，冯国璋代表北洋系出镇东南，任江苏将军。依照前清惯例，以冯氏的资望及江苏的重要，中央政府应该设立一个类似“两江总督”的职位，由冯氏担任。然而袁世凯作出两项部署，令冯国璋彻底心寒。

第一项部署是1913年底，袁氏任命北洋系旁支大将张勋为长江巡阅使，驻军徐州。仅从头衔来看，长江巡阅使显然不受江苏将军节制，要命的是，前者似乎更像前清的江督。而且张勋开府徐州，即是手握徐海一线。如此，冯国璋辖区的三分之一，也就是江苏的北部便成了张勋的地盘。

幸好冯国璋并不是那种营营役役争权夺利的人，而且说实话，徐海大地素称贫瘠，其重要在于其是军事要冲，而非财赋重地。对于江苏来说，失去徐海，其实是扔了个包袱。于是冯国璋忍了下来。

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近两年，1915年深秋，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陈其美派出的刺客狙杀。当时中央政府控制上海地区的，是两位职权相当于前清总兵的镇守使，分别驻军于上海和松江。冯国璋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郑汝成被杀后，袁世凯索性将这两个镇守使一并裁撤，新设淞沪护军使，由前松江镇守使杨善德出任。

这下问题来了。

4.

“护军使”是袁世凯时期一个独特的职务设计。就关内而言，原本几乎所有省份的军政一把手都由都督改成了督理该省军务的将军，但是有两个省，袁世凯认为军力弱小，而且都督也资望不足，也够不上“将军”。因此，就发明了“护军使”这个半吊子职务。

之前只有贵州、福建有护军使，现在上海（淞沪）也有了。也就是说，上海地区被赋权升格，成了省级行政单位。

江苏失去了上海；冯国璋失去了上海。这对于冯氏的打击，显然超过江苏失去徐海百倍之多。徐海不过是包袱，而上海淞沪，包围英法两大租界，并掌控海关和出海口，一向是前清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核心关注区域。

如今，江苏失去上海，这是摆明着袁世凯在欺负冯国璋了。

据时人回忆，说冯国璋曾经私下问过袁世凯有关帝制的可能，通常的版本是这样的：

袁世凯斩钉截铁地回答了冯氏，大意是：

我现在已经是终身总统，尊荣已极，如果是做皇帝，无非传位给儿子。但我大儿子是残疾，二儿子要做名士，我位子传给谁？而且自古帝王家儿孙没有好下场，我总不成害自己孩子？我现在已经在英国购置了别业，你们再传这种谣言，我就隐遁海外，从此不问世事。

但是，袁世凯还是帝制自为，因此冯国璋尝到了被骗的苦痛，所以内心开始憎恨袁氏云云。

其实，政客在语言表态上的翻云覆雨，并不能代表真正在欺瞒下属。原本领导也不可能同部下事事推心置腹。冯国璋纵横政坛数十年，这个道理不会不懂。真正令他愤怒的是利益——自己的地盘、权益、尊严，在一步步受到侵蚀。

张勋占据徐海，自己的地理地盘去掉了三分之一；上海设立护军使，自己的经济地盘去掉了三分之一。这些袁世凯的直接部署，才真正让冯国璋心寒心冷。

而且，放个张勋在徐州，在地缘上还可以理解。张勋毕竟是北洋老将，总要有个安置，令其驻军苏北，倒也是方便冯国璋监管。

但上海呢？或袁世凯真信任冯氏，不会将这块地盘夺走。

更有甚者。在4月10，在保留长江巡阅使的前提下，袁氏给了张勋一个实缺：督理安徽军务。也就是说，只要中央下令，张勋就有权从西到北包抄冯国璋。

——黯弱无能如冯国璋者，也开始要昂首反抗了。

5.

在上述电文中，冯国璋抱怨袁世凯连年削弱地方诸侯的兵权，以致兵备非常而捉襟见肘。其实这话在事实和逻辑上都说不通。

既然“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那么云南起兵的军队械弹从何而来？既然“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那么何以浙江独立会连带江苏都大为震动？

既然“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那么何以护国军被成功地阻断在川西？既然“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那么何以效忠中央的龙济光会被反袁的广西实力派陆荣廷逼得反袁独立？

就逻辑而言，云南的起兵、广西附和、浙江独立，都显示出“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的必要性。如果说这个政策有该被指责的地方，也在于其做得还远远不够，不到位不彻底。否则，西南系根本就无力反抗中央。

当然，冯国璋不是来讲道理的。其目的也不仅仅是絮絮叨叨地抱怨自己的实权被削弱、利益被侵夺，而是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先说了句上面这些袁世凯的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也就是说，浙江独立的警讯传来，我非常被动，乃至全军震动。

接着，冯国璋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江苏对局面的应对：“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

——我不管了！“国是久不解决”，意思是国家大事如果不按照我的方案解决；“星火或竟燎原”，意思是我已经容许反袁势力渗透到我的管区。也就是说，冯国璋认为，国家大事如果不按照我的方案解决，我会容许反袁势力渗透到江苏，并且，我的军队绝不会帮你打仗。

上面是说冯国璋的个人遭遇以及因此遭遇而产生的战略决断。下面，就是对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了。冯国璋继续说道：

“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粤、桂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

也就是指责袁世凯治国四年有余，搞得四海沸腾，民心不附。这不，云贵先起兵，粤桂再跟随。

由于上面已经说了浙江，而目前该省独立才三四天，形势尚不明朗，因此冯国璋没有再提。值得注意的是，冯国璋在说起护国运动的时候，没有用“叛逆”或“叛乱”，而是再次用了中性词，这次是“抗命”。

“命”，有天命，有乱命。袁世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以山东巡抚身份参加的东南互保，不也是“抗命”吗？“民鲜安居，军无斗志”这句，看似闲笔，却是命门。

“民”是虚指，“军”才是实锤。袁世凯及其北洋系，本就是以练兵起家，现在既然“军无斗志”，要么是袁世凯的战略发生了问题，要么是袁世凯本人发生了问题。

无论哪种问题，再向前推导，必然面临最不好的结局。就像吵架一样，冯国璋的这份通电，话，越说越难听了。

6.

这封铣电，真是将冯氏逼退袁世凯的用心暴露无遗。但这篇文章本身，就技术而言，华美流利，宛转可诵，竟然在某些段落还有一字一恸的伤感。比如，通电是这样批评袁世凯的：

“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

说的是袁氏面对西南系的护国军，讲道理不行，打仗也不行。诚然，西南系的力量逐渐蔓延，先前只是云南引动贵州一起攻伐四川，没想到广西广东先后独立，更没想到的是，就在四天前，竟然一向服从中央而默默无闻的浙江，也揭竿而起，反袁自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冯国璋总结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这是造成天下大乱的直接原因。袁世凯将国体变更，在当时固然有诸多高官大员纷纷劝进，但事后看来，其绝大部分下属都不以为然。

这涉及到一个政治伦理问题。

北洋诸将，其实对清廷都有足够的恩情和好感。民国建立，袁世凯夺权，在他们眼里，是革命导致国体变更，袁氏并非始作俑者，因此没有责任。

然而，一旦袁氏变更国体，性质就变了。这一切成了袁世凯的阴谋——利用革命，将江山窃取自孤儿寡母之手。这对于传统伦理来讲，得国不正，是大不义。

第二个：“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这是造成天下大乱的基本原因。

袁世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用人办事并没有畛域之见。在民国初建的时候，他就觉得北洋诸将已经昏聩颟顸，不堪大用，因此要吸引一批新血进自己的干部班子。

所以，年轻躁进如陈宧、汤芗铭者，纷纷委以重任，而对段祺瑞则排斥出中枢，对于冯国璋呢，先是派张勋在徐州屯兵监视，再就是将上海剥离出江苏的管辖。在北洋系老人眼中，这就是“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

然后，冯国璋开始为袁世凯找出路了：“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

这句是客气话，目的就是指出，袁世凯已经君不君，也别怪别人臣不臣，都“已失之威信难返”了，还怎么统御这个国家？

又该怎么办呢？只有“尊重名义，推让治权”。这句话大概是整篇电文中最诡谲难懂的八个字：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四个词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和指向。

如果这个“名义”指的是袁世凯制订的《约法》，整句话似乎说不通。袁记约法本就是总统制设计，既如此，袁氏又何来“推让治权”？

7. 

如果“名义”指的是《临时约法》，这句话就含义清晰了。民元约法的核心思想就是责任内阁制，若袁世凯尊重之，则将治权推让给国务院就行。

史无明征，因此迄今不知道“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冯国璋而言到底说的是啥。但看来袁世凯的理解跟我们相同。因为一周以后，他既发表废退已久的段祺瑞为国务卿。

按照袁记约法的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也就是说，后者只是前者的幕僚长，不负政治责任。但袁氏显然是领会了冯国璋的意思，特意下令：

“依照《约法》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

这是后话。

冯国璋接着建议道：“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容加增兵卫。”冯氏这个建议确实是军事家的忠言。

在前几天，袁世凯的老友张謇曾经致国务卿徐世昌一通密函，其中是这样分析军事形势的：

“曹锟、张敬尧所统，皆北方劲卒，进退趑趄，顿于泸叙之间，湘省北兵，号称三万，以当滇军数千之众，未闻有若何奇功伟绩。浸假而两粤会师，分途入湘，此三万不相统属之北军，能保必胜乎？”

进而，张謇判断：“湘失则荆襄必动摇，荆襄动摇，则蜀中北军之后路断。报纸固言某省，且为浙续，纵未必遽成事实，而中央则不能不防，防多则力分。”

最后的结论是：“以军略言，中央已成反攻为守之势；以政治言，中央即无统治全国能力之可言。”

——冯国璋的话，简略而客气，意思同张謇是一样的。

最后，冯氏总结道：“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

电文以表态结束：“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这是很可怕的话。“孤忠”，无非是指出袁世凯已经众叛亲离，效忠者寥寥无几；“事与愿违”，也就是说袁世凯已经要面临这个打算，退职之日不远矣。

铣电虽然没有明言反对帝制，可是其意却呼之欲出，且是袁亲信中首先劝袁退位的。

自冯氏的电报发表后，北方军阀们就纷纷通电劝退。袁对冯的电报不能不答复，他仍然用顾左右而言它的态度作答：

“铣电悉。该上将军忧心大局，切实陈词，披览再三，莫名嘉佩。集权之争，采自东邻，法律专家，言之成理。顷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诚有如该上将军所言者。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政治保邦之计。该上将军如有办法，尚望详细指陈以备采用。”

在将了冯国璋一军后，袁氏还是没有一点退位的表示：

“现在停战期内，亟应早日解决，息事宁人。该上将军谋国真诚，务望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至于引咎已往，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

——只是“引咎已往，补过将来”罢了，我只是错，并没有罪，为什么要辞职下野？

就在冯国璋上表六天后，也就是4月22日，袁世凯发布了两条任命，一是张作霖任奉天将军，一是原安徽将军倪嗣冲任长江巡阅副使，兼任安徽巡按使。

当时巡按使驻地是安庆，将军驻地则是蚌埠。这条任命意思很明显，让刚担任安徽将军的张勋立即由徐州进军蚌埠，对南京作出攻击姿态。

袁世凯之精明强悍，可见一斑。

8.

袁世凯去世近半年后，冯国璋当选副总统，大总统黎元洪就下了一道命令：“特任冯国璋领江苏督军事”。

——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头衔。“领××事”，这个官衔最早来自西汉的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所谓兼管他官而不兼其职者为领，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分管领导而不是主管领导。

“领江苏督军事”，就是说，你可以管理江苏督军及其所有事宜，但已经不再兼任这个职务。这当然只是形式上的走过场。不过，按照法理来说，冯国璋的江苏督军的职务，已经被免除了。

1916年十月底，冯国璋毫无悬念地被选举为副总统以后，到底谁是“两江总督”这个悬念，终于水落石出了。原本在江苏就有两位上将军的驻所：长江巡阅使张勋和江苏督军冯国璋。从理论而言，前者的职权类似于前清的两江总督。但张勋在政治上缺乏基础，尤其经九月底因督军团事件被中央轮番斥责后，更是颜面丧尽，不复有以前的气势和威风。

而冯国璋既当选副总统，职务又调整为更尊贵的“领江苏督军事”。虽然按照法理，中央随时随地可能将督军这个本职授予他人，但事实上，谁都不会去做这种蠢事。

当然，前清的两江总督起码可以分管江苏和安徽，但如今的皖省已经被倪嗣冲实际控制，他既效忠张勋也效忠段祺瑞，而同冯国璋始终格格不入——后来倪嗣冲还在津浦线上称兵胁迫过冯国璋，这是后话。所以，冯国璋的目标不再停留在安徽，而是转向东部——能否“收复”上海？

在晚清，上海的管辖权属于江苏省，具体而言，其主官是苏松太道台，兼任江海关监督。上海道的上级是江苏巡抚，江海关监督的上级是南洋大臣，也就是两江总督。

但进入民国后，主管上海华界的主官成了武人。之前的职务是镇守使。这个职衔相当于清代的总兵，还属于巡抚——即督军的领导。

但到袁政权末期，上海的主官已经升格为护军使，淞沪护军使。在袁世凯时期，护军使也是督理一省军务的长官，但其级别略低于各省将军。如今上海设立护军使，相当于中央已经认定，上海是个省级单位了，不再接受江苏督军的管辖。

所以，冯国璋既然已经地位崇高到以副总统的身份“领江苏督军事”，那么，恢复江苏对上海的管辖，也算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9.

冯国璋也不是突发奇想，也是巧合，此时正好有个机会。1916年底，浙江大乱，现任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即将去杭州接任浙江督军，冯国璋想利用这个机会，将上海主官降回镇守使级别，仍然接受江苏省的领导。

其实，浙江的局面，已经混乱半年有余了。袁世凯去世前后，朱瑞被童保暄逼走，屈映光被吕公望逼走。

吕公望做了都督和督军后，惮于夏超势力很大，颇想将其分权。于是夏超策动警察变乱，吕氏逃出杭州，回到老巢嘉兴试图反扑。

这对于段祺瑞而言，是个意外收获。浙江一直是个既听话但独立程度又很高的省份，中央对其人事权始终无法置喙。现在既然内部打得鸡飞狗跳，段氏当机立断，以平乱为名，派遣自己的嫡系杨善德带兵入浙。这是北洋系插入浙江的第一颗钉子。

对于北洋军入浙前的几位本省高级军官，时人是这样评论的：

“夏超是浙江青田人，未曾受过高等教育，民国元年任杭州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一派出所所长，不久升分局长，再不久升警察局长，为人阴沉，且有野心。

“吕公望是浙江永康人，曾参与辛亥独立，为人旷达豪爽，有责任心和正义感。护国起义后，浙人驱逐朱瑞和屈映光，吕当时任嘉湖镇守使，由浙人公推吕为督军兼省长。吕就职后，所遴选的办事人员都很优秀，可惜浙省内部不稳，吕不幸被迫离开杭州。

“除了吕公望是浙军中有声望的人而外，张载阳师长和周凤岐参谋长都是浙军中有实力的人物。张载阳字暄初，浙江新昌人；周凤岐字恭先，浙江长兴人。张为人敦厚，人缘较好；周为人机巧，颇有手段。吕公望以下，张、周在浙军中都具有影响力。”

这些军人在浙江的英姿，是吴越自立于北洋的最后一抹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