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志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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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稿》的来源及其史料价值
中国国民党是二十世纪中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国民党研究日益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分离出来，从中共与中国革命的对立面，逐渐转变为一个观察中国现代史的独立视角。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版了大量关于国民党的研究论著，一些学术成果加深了人们对国民党和国共关系的理解，提出了新的视野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1] 国民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其内部组织和政治特性也得到日益深入的认识与揭示。正如金以林在《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一书中指出：“国民党这个团体，成员本来十分复杂，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冲突”。[2] 他用“派系政治”一词来概括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征，意在强调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人事矛盾、利益冲突、思想分歧与路线斗争。如今，对于国民党派系政治之复杂性的认识已成学界共识，许多以往被理解为国共斗争的事件，也在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视角下，得到了新的阐释。
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与高层领导人，其政治生涯大起大落、曲折多变，充满戏剧性与复杂性。以汪的人生经历为线索，探究国民党的特质和民国政治的演变发展，对于深化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增进人们对于政治、历史、人性之深厚宽广的理解，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台湾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所藏《吴稚晖档案》中，有百余封汪精卫致吴稚晖的私人信函，时间集中在民国初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对于揭示这一时期汪精卫的政治活动、思想转变，对于观察国民党成长过程中的内部纠纷与派系斗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近期，美国纽约的汪精卫纪念托管会又向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汪精卫与曾仲鸣合写的《汪精卫“自传”草稿》（手稿影印件，以下简称《草稿》）。[3] 本文拟结合这两种资料，以汪精卫的个人政治生涯为线索，呈现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与派系争斗，希望能对于全面认识国民党的组织构成和政治特性有所裨益。
据汪精卫纪念托管会负责人何重嘉介绍，《草稿》原件最初由同盟会早期会员、汪精卫陈璧君的密友曾醒收藏，后交由曾仲鸣、方君璧的后人保管，何孟恒在曾仲鸣后人家中看到这份未完成的钢笔手稿原件。[4] 根据笔迹与内容，何孟恒判断《草稿》是汪精卫在曾仲鸣协助下写作的，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5] 《草稿》全文约65,700余字，未注明写作时间。[6] 文字未经过修饰，字迹亦十分潦草，文中时常夹杂一些法文单词，段落章节均无标题，但年代标注清楚，时间线索分明。《草稿》以第一人称“我”或“汪”来撰写，是迄今所知唯一的一部篇幅较长的汪精卫“类自传性”著述，记录了汪自从少年时代起直至1927年11-12月广州张黄事变与上海会议——这之间的政治生涯。
本文称《草稿》为“类自传性”著述，而非《自传》，因为《草稿》虽以第一人称书写，但无作者落款，从字迹上亦无法断定是汪的亲笔之作。不过从内容来看，《草稿》记述汪精卫的个人经历、政治抉择与内心世界，其中大量信息可与台湾“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和其他各类史料相互印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同时，《草稿》从汪的立场与视角出发，论述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斗争史及国民党自身成长、分裂、蜕变的历史。对于一些重要事件——如反清时期革命党人的内部分歧、民国初年南北议和的过程、国民党联共与改组、中山舰事件等，从亲历者的角度展开论述，是一篇汪精卫执政路线的自我辩护与政策阐释。因此，无论执笔者为谁，都可将其看作一篇汪精卫的“类自传性”著述。鉴于这一时期汪在政治中的活跃程度及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中的中心地位，这也是一部个人政治生命与国民党的兴衰相互映照、密切交织的历史，为国民党史和民国政治史研究提供了资料补充。
《草稿》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比较客观，对于汪精卫本人及其政治伙伴和对手——孙中山、蒋介石、陈炯明、袁世凯等人的评价亦相对平允，是一幅从汪的视野出发所建构的历史图景。作为清末民初革命党的核心成员之一和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左派领袖，《草稿》立足于两种鲜明的政治立场：第一，南方革命党人的立场；第二，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如果我们同意卡尔·曼海姆在讨论一种“综合性的世界观”如何可能时曾指出的——在历史中，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党派性”的，即片面的，局部的，带有自身立场的。[7] 那么，如何真正的“进入历史”，便不能仅仅依靠以考证的方式去接近局部的“真实”，还必须去考察那些相互对立的经验所构成的、整体的历史结构。在民国政治史“北洋研究热”、“蒋介石研究热”方兴未艾的当下，《草稿》所凸显的南方革命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视角，将为人们撑起一个更完整的历史认知结构。
2汪、孙分歧与国民党的内部纠纷
在国民党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叙述中，有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华侨为革命之母”。汪精卫政治生涯的起步印证了这一点。1905年汪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7年随孙中山到南洋各地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草稿》中说：“那时南洋党部有组织的只有新加坡和Penang（注：槟榔屿）两处，自我去后，每到一处，如已经有党部者则扩充之，无党部者则另设立。在此几年间，我在安南、英属南洋、荷属南洋、及暹罗等部成立一百几十个党部。党部党员之成分，以中小商人及工人为最多，大商家亦有加盟者。”自1905-1911年间，国内不断有革命党领导的新军会党起义，“军饷由南洋同志所担任者，有十分之九。”[8]著名的三月廿九日黄花岗起义，“起事之款皆南洋华侨所担任，竟有人售家产土地以助饷。”[9]
华侨对革命的支援并不仅限于捐款，“自动的回国参加于革命者亦甚多”，“其居留地之学校、报馆受其影响而参加革命者亦不少”。[10] 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不但在南洋结识了马来西亚橡胶与锡矿商人陈耕全之女陈璧君，结成一生剖肝沥胆的夫妻与同志，还受到陈璧君之母卫月朗对于革命的无私支持。《草稿》中记载，当汪精卫、方君瑛、曾醒、陈璧君、黎仲实、黄复生、喻云纪七人成立暗杀小组，准备决然进京赴死时，中途费用告罄，“陈璧君回南洋见其母卫月朗，将其首饰变卖，所得款尽作此事之费用。卫月朗明知其女赴死，依然罄其所有以助之。”[11] 这位刚柔相济南洋富商之妻，还同女儿陈璧君一起，加入了同盟会。[12]或许正是这些亲身经历，使汪对华侨之襄助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国民党从诞生之日起，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党员构成基础，也决定了国民党的性质，为其日后向全国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与分裂埋下了伏笔。
在国民党从一个主要依靠流亡海外的领袖拿了华侨的钱用在武装起义上的秘密组织，向一个有着稳固根据地的革命政党，再向全国性政权迈进的途中，伴随着的是持续不断的党内纠纷、斗争和分裂。这些纠纷有的来源于经费与人事纷争，有的来源于政治思想、理念的冲突和权力斗争。汪精卫经历了这一次次危机与分裂，在《草稿》中留下了记录。
反清时代，革命党内最严重的一次纠纷，是以章太炎为首的倒孙风潮。《草稿》中说：“吾人至今尚甚歉然者，为推翻总理之阴谋。为此种运动者，章太炎为领袖，张继等附和之，彼等在东京公然宣布不承认孙先生为总理，并宣布其罪状，绝无忌惮，几为满洲政府所不敢说者。”[13] 这里所说的“阴谋”，应指1907年初，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离开前，得到日政府与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五千元。孙留下两千元作为《民报》经费，其余悉充军费，受到章太炎、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等人的非议。《国父年谱》中记载:“炳麟尤为愤激，竟将民报社所悬先生像除下。及潮惠、钦廉军事相继失利，反对者日众，炳麟等复提议免去先生总理职，而以黄兴继任。独庶务干事刘揆一力排众议，因与张继互殴。”[14]这一次倒孙风潮和改组同盟会本部的声浪浩大，最后连力排众议的刘揆一也移书冯自由、胡汉民，请其就近劝告孙中山引咎辞职。
汪精卫在《草稿》中，没有记述自己当时的态度，只说“至今尚甚歉然”，很可能汪与孙也有分歧。这次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费分配问题。汪精卫与章太炎都是《民报》主编，而《民报》在1908年10月被封之前，经济已异常困难。据说，章氏因报社穷困，几有断炊之虞。“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章氏“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而孙到处组织武装起义都遭失败，也处于困厄之中。《民报》被封后，汪精卫秘密编辑《民报》第25、26号，假托巴黎《新世纪》发行所发行，实则仍在日本秘密印刷。章太炎闻之大怒，撰文斥责汪精卫伪作《民报》，欲传布于南洋、美洲，借名筹款，又痛斥孙中山贪污巨资，背本忘初。[15]《草稿》对这一段纠纷未多着墨。只写道：党中有此纠纷之后，清政府对付革命党的手段更加严厉，同盟会内部组织又被日政府探悉，“党员失望异常”。汪见此种情形，“觉得要做一件非常大事，以振作党员精神”。此即汪1909年冬入京谋刺摄政王的原因之一。[16]
《草稿》中记述革命党的第二次内部纠纷，是在1914年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期。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重振革命，筹组中华革命党，改公开政党为秘密组织，以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等级区分党员，要求党员立誓服从党魁，牺牲生命自由权利，并盖指模为证。此举在党中引起轩然大波。《草稿》记载：当时有一派人赞成孙的改组，另一派以黄兴为首的激烈反对。“汪对于改组将政党改为革命党，将公开改为秘密是赞成的，但对于服从孙个人及打指模一层是不赞成的，但不肯如其他人明白反对。与孙先生讨论数次，孙不肯变更，汪亦不愿参与，故返法读书。”[17]
《草稿》的写作时间，距离当时已有至少十五至二十年左右。当年汪与吴稚晖、蔡元培等人谈论此事时有种种慨叹人事之日非，必与孙绝交的激越言语[18]，如今都已变得云淡风轻。此次革命党分裂，固然有人事、意气纠纷，但政治理念的分歧乃是主导因素。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的根本诉求，是要打造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敢于牺牲的革命政党，他认为，“专制”一词只能用于一般人民批判政府，不能用于党员批判党魁。一党之内，党魁必须有特权统领一切，党员“则惟有使服从命令而已，不闻自由意思也”。特别是在国是未定、军事斗争时期，党须有“有不可侮之实力”，即武力，才能夺取政权。而创造可靠的武力，必须有“敢死得力之党员”；将来革命成功，也须有此“真民党”来承担政治责任。否则，一般旧官僚纷至沓来，不过重演辛亥故事，不能真正维持共和。[19]
然而，许多党人都不能接受立誓约、按指模、区分元勋公民的做法。李烈钧、陈炯明不但反对誓约、反对元勋公民，还反对孙“好为零零碎碎的起事”，无益于事，而自损实力，尤其反对孙中山“联日”。方声涛则反对中华革命党的专制作风，说：“在东京见一班中华革命党，专以气凌人，凡同志之不入党内者，一概视为敌人，……我岂肯为威所胁。你会骂，我也会骂；你会打，我也会打；打一个和一个，你来两个，就不是人。”朱执信也以打手模、当元勋为耻，不肯入党，但更进一步认为，孙的为人“长于推诚，短于驾驭”，所谓事权统一，不过有名无实，“事权久已旁落，而窃弄于三数小人之手”。这是历史上专制君主的下场，不想孙竟以党魁而蹈此覆辙。汪精卫当时是“无政府社会主义”信徒，对任何专制都有着强烈的反感，认为以理言之，应与孙绝交。但袁世凯既然未倒，则革命党“不可不有”，以“不可不有”之心，亦不得不承认中华革命党的存在。[20]
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期，正值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应取何种对外政策，汪与孙之间也有严重分歧。关于孙中山是否“联日”，众说纷纭，何天炯、许崇智等人都认为，“联日”是李烈钧、陈炯明诬蔑孙中山的“谰言”，且与袁党同一口声，实在不可饶恕。[21]而蔡元培却在致吴稚晖信中说：日本“承侵略青岛之便，肆其侵略中国之素志，诚所难免”，中华革命党则为虎作伥。[22] 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家，其对外政策因时势利害而变化，并不遵循一定之规。但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孙的确有“联日”以“倒袁”的思想。
陈英士在1915年春写给黄兴的信中，谈到孙中山所定革命计划，第一即为“联日”。陈写道：“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1919年，孙中山写《建国方略》一书，特收陈英士信作为附录，并加按语：“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可见，孙中山素有“联日”思想，但同时亦清楚认识到日本对华政策的横暴与愚昧，认为“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因此孙屡以“联日”为号召，呼吁日本志士明白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唇寒齿亡的道理。[23]
孙中山的这种对日本既敬爱、又痛惜、又深盼其幡然悔悟、断然舍去步武欧化帝国主义后尘、以扶助亚洲为志的复杂心情，汪精卫在抗战期间主持对日和谈时，表述的淋漓尽致。但在1910年代，汪精卫却没有任何“联日”思想，相反，他坚持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1914年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汪认为，这给日本独霸中国提供了最佳时机，因此日本才敢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多年后汪撰写《草稿》时，仍坚持这一看法。对于孙中山的武力讨袁计划，汪当时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方偿其大欲而去”，倘若一朝革命军起，袁政府“力不能平”，日本必代为平之，进而占领中国。“故起革命军，适以促亡而已。”[24]
对于汪精卫对时局的分析，蔡元培、李石曾等人都认为，他“虑日太过”，过高估计了日本的实力。蔡元培说，当时清政府已经垮台，袁政府并不能统一中国，即使日本能攻破北京，俘虏袁世凯，而各省必不服从，日本又“岂能倾全国之师，转战于二十余行省之中”？其志向不过占领青岛，蚕食山东，承袭德国过去的权利而已。[25] 但汪精卫认为：“孑民、石曾两先生皆以为虑日太过，铭则以为虑日犹未至也。”日本若真有野心，此时甚至可以联合德国而攻打英国，英正全力对德，无暇东顾，日本趁机扫除英在东亚、南洋的势力，并不困难。若日德联合，打败英法，则德国统领欧洲，日本统领亚洲，“可以从容肆其虐”。[26]
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绝交并向德国宣战。中国应采取何种策略，汪精卫与孙中山再次出现分歧。汪主张，中国应对德国绝交并向德国宣战。在《草稿》中，汪记述了他的理由：“如德胜利，则德必注全力以经营欧洲，日本亦必注全力经营亚洲，必无外交可言。如协商国胜利，则协商国必回顾中国问题，至彼时则外交紧急矣，以我当时之判断，美国加入，则协商国必可得胜，故我主张中国即行加入协商国方面。加入之后，则和会时中国定有发言之权。如是，在和会中可以争廿一条。”[27]
孙中山则主张，中国应守严正之中立。首先，美国宣战是有实力的宣战，中国没有宣战的实力，加入战团，不过欲博取欧美各国之同情，得到一个战后讲和的席位，殊不知战胜者分配利益，乃是以实力为标准的，强者虽败，犹有宰割之能力；弱国而图依附强国，即使得胜而列席议和，“犹是听人宰割，胜败皆蒙其祸”。其次，主战者皆以为日本欲独霸亚洲，参战可以争回中国国际地位，借美国而排除日本的势力。孙中山说：“论者动谓日本要求廿一条款，即为独占中国利益之征”，殊不知廿一条是袁向日本提出，以交换日本支持其称帝，并非日本逼袁签订。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同利同害”，以为日本挟制中国，“不使中国有外交”，联美而排日，“则失东亚联合发展之机会，而为白人所利用”。最后，孙中山认为，中国真正的利益，在于“门户开放”，不袒护任何一国，“任之各国自由竞争，各国皆有享其利益之机会，而不必致力于占有。”开放门户而领土得以保全，“此即中国向来所以幸得自存者也。” 因此只有“中立不倚”，才是自谋之道，自保之道。[28]
从汪精卫与孙中山的分歧和革命党内种种纠纷可知，民初革命党人是一个松散的结合体，政治理念、道义、理想的结合，远胜于组织、纪律、团体的约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强烈的个性，即使被认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汪精卫，也远非孙的“忠实助手与信徒”。但是，正如很多中华革命党人虽然不满意孙中山的做法，但感到“无可如何”，“与其入他党，不如仍入此党”一样[29]，汪无论私下对孙有多少激愤之语，大局当前，仍始终是孙领导的革命党阵营的核心成员。在对德问题上，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和国会中与国民党为敌的进步党议员都支持绝交、宣战。历史肯定了汪精卫的主张。“一战”停止后，中国派外交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汪亦以个人资格来到巴黎。但和会的结果却印证了孙中山的判断，弱国即使得胜而列席议和，犹是听人宰割。巴黎和会消息传到中国，引发了改写历史的“五四运动”。随后，国民党的历史也揭开了一页新的篇章。
3“左派”视角下的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
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中的重大事件。1924年，偏居广东一隅的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毅然实施改组，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激进政策，建立党军，继而发动“北伐”战争，夺取了全国政权。汪精卫在这一时期是支持国共合作的左派，孙中山逝世后，一度还是左派的领导核心。《草稿》的内容以这一时期为作为主体。1927年7月，武汉“分共”后，继而发生宁粤合流、广州事变和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从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至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以汪为首的“左派”被排除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集团。“右倾”的领导人与政治路线主导了国民党，民众运动被全面停止，激进青年遭到拘捕和杀戮。
在国民党“三大”上，一些“右派”份子认为，汪精卫等“左派”“袒共弄兵”，酿成1927年12月的中共广州暴动，他们是暴动的罪魁祸首，甚至本身就是共产党。有人认为，对汪等“罪魁杀人犯”，应一一予以法律制裁。还有人说：汪精卫甘为第三国际的工具，“专做共产党走狗，所以发生叛党误国之事”。蒋介石率先站出，担保汪精卫虽“迹近纵袒”，“而自身绝对不是一个共产党”。胡汉民更以二十年中汪“最亲密的朋友”的身份，以“自己的人格”和“十二分的真诚”来担保，汪是一个“极革命”的人，其所有的错误都非出自本心，只因位高权重而自信太过，不幸受人蒙蔽利用，成了傀儡。大多数与会代表都认为，汪精卫虽然有严重错误，但作为党内“有人格有历史之老同志”，应与他人分别对待。最终，大会决定，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顾孟餘开除党籍三年，汪精卫则由大会予以书面警告。[30]
《草稿》的写作时间，应在国民党“三大”之后。受到处分的汪精卫并未放弃国民党左派的立场。1929年初，退居法国巴黎的汪，在一封写给王懋功的信中说：“我近在巴黎，用意仍在多预备些左派的革命理论和方案”，“想合多数革命同志共同研究”，形成左派的“共同主张”。[31] 在国内，1928年5月，陈公博于上海创立《革命评论》杂志，已成为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喉舌。1928年冬，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潘云超、郭春涛、王乐平、白云梯、朱霁青等追随汪精卫的“粤方委员”，又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成立，号召“恢复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精神”。参加和同情这一组织的人被称为“改组派”，奉汪为精神领袖，虽然汪精卫一直没有正式加入这一组织。
《草稿》的写作传达出鲜明的国民党左派立场，体现出汪精卫在国民党右派称其为“灰色共产党”而共产党称其为“投机革命”的双重指控下，建构国民党左派历史观与革命路线的努力。《草稿》中贯彻了中国之乱源内为军阀、外为帝国主义，若要国民革命成功，对内须打倒军阀，对外须铲除帝国主义的思想。强调了国民党改组之前，党组织的涣散、军阀政治的黑暗与孙中山的沉痛、挫败。认为国民党改组具有内在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并不是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思想或策略性的争取苏联物质援助这样简单。
例如，《草稿》记述1921年孙中山打败陆荣廷，收复广西之后，“禁赌禁烟，整理财政，清肃各处之土匪，并试行县知事民选制。当时人民安定，工商业亦渐渐发达，海关表收入加三倍。”不止广东人民觉得有希望，各省人民亦都觉得广东有希望。然而，在一片光明的形势之下，革命组织内部却潜伏着黑暗，“黑暗方面之至大原因，系为当时党之组织未好。……党之力量，不到政治方面，尤其不到军人方面。”军队中“党之训练甚疏，所招士兵与别的军士亦无甚分别”。几次胜利下来，粤军迅速扩充，而新扩充的将领、士兵对党全无认识。仍是旧式私人军队，而非党的军队，如陈炯明的部下便有脱离孙中山的趋向。[32] 后来孙、陈在打倒北京中央政府还是维持广东自治的问题上出现裂痕，陈以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掌握广东军政全权，终至于背叛孙中山。这充分显示出，在旧式军阀体制下、军队依靠私人关系结合、而非依靠“党”结合的弊端。
又如，《草稿》记述1923年孙中山在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协助下打败陈炯明回粤之后:“杨刘对于党之认识，尚不及陈炯明。其拥戴孙先生之目的，乃在蚕食广东。……广东省之财政被军队割据，极为零零碎碎，其兵额则拚命扩充，军饷不足则就地筹饷，广东人民恨之刺骨，广东政治之腐败无过于此时。”当时孙中山想裁制杨刘，但自己没有军队。不仅不能打败北洋军阀，连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亦不能消灭；不但不能消灭陈炯明的势力，连自己身边的杨刘军队亦不能降服，“其抑闷愤恨，为孙生平所未曾遇见者。”[33] 在广东之外，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一向自称南方革命党的省份，“军人互相争夺残杀，其腐败纷扰，更甚于北洋军阀”。而国民党内部，“腐败扰乱，几乎可说与中华民国一样。”虽号称为“国民党同志”，但彼此间无一致信仰，亦无统一行动。因此，孙中山“乃日夜筹思如何整顿中国国民党，然后用以整顿中华民国。”[34] 可见，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寻找新的革命势力，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是一个真诚的革命党人在这一历史关节点上的必经之路。
汪精卫在《草稿》中高度肯定了国民党改组的成就，认为：“自从改组以后，国民党之组织比以前严密，宣传亦比前猛烈，国民党之声势，亦比前大得好多。尤其是国民党中加入好多民众团体，尤其是农工商学团体加入后，其中有无数青年，皆极勇敢而肯牺牲。党员工作能率，比从前大增加。”[35] 但是，汪对于改组工作重心与成果的阐发，却刻意回避了联俄、联共的层面，回避了他与苏联顾问和中共的关系。他试图说明，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决策中，蒋介石比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他本人对于改组的支持，则源于改组所蕴含的以党治军、民主集中制和发动民众的精神。
1923年9-10月间，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有学者认为，蒋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甚至从此产生了“仇苏情绪”。[36] 也有学者认为，蒋在访苏期间，对于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军事训练、严密的党组织运作、党对教育的统筹指导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军队中的政委制度和苏联的先进武器，表现出高度的兴趣。虽然蒋对苏联也留下许多负面印象，并成为他日后反共的理由，例如苏联对国民党在中国革命领导权上的挑战和不信任，以及欲意将蒙古分离出中国等等。但是，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立场，仍希望加强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并欲仿效苏联的政治军事制度以及强化党与国家关系的社会主义模式。蒋并没有在访苏之后立即形成如国共分裂时期的坚决反共立场。[37]
《草稿》中的记述比较支持第二种观点。汪精卫说：“蒋为孙当时之第一军事参谋，而孙先生派之至俄，其使命之重要可想而知。蒋介石详述俄国党之严密，及军队组织之严密，乃是促进孙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之原因。关于联俄事，是廖仲恺、蒋介石，尤其是蒋介石，帮助孙先生决定之，我及胡汉民未与闻此事。”为了证实自己的记述，汪特别引用了1926年秋蒋介石在“北伐”时发表的一封孙中山致蒋函，其中提到，“胡汪两人皆不会赞成俄国之革命方法，……精卫非俄派之学者，故不会赞成俄式之革命”。[38] 既然不赞成俄国革命方法，汪为何又“极端赞成”国民党“一大”章程草案，并积极拥护改组？这是因为汪精卫认为，国民党过去最大的问题是涣散和独裁，汪反对独裁，他赞成的是此次改组中的“民主集权制”精神。[39]
面对国民党右派对于汪甘为第三国际工具和共产党傀儡的指控，汪在《草稿》中试图纠正这一观点，强调国民党左派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独立性和主导作用。自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改组、汪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至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汪被迫离职，此期间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政策整体“左倾”，将广东政权引上了以党统政、以党治军、民主集中制和民众动员的“正轨”。军政、民政、财政于最短时间内得到统一，军队接受了政治训练。特别是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使军事行动悉听命于党，军事财政完全分开，过去总司令专权和军队分割财政的弊病一扫净尽。农工运动蓬勃兴起。这都是国民党改组的成就。然而，党势的扩张，工农的兴起，使资本家和富人感到恐慌，失意军人、党内反对改组的“老同志”，都在“反赤”的口号下结合起来，反对新兴的国民党左派。
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是国民党左派代表的新势力与旧军阀和反对改组的“右派”所代表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共虽迅猛扩张，但始终被约束在国民党的框架之内。“所有共产党人皆加入新势力以助其奋斗”，因“新势力如被旧势力打倒，则共产党本身亦不能存在”。而新势力也需要共产党的帮助。[40] 这是国共合作的实质。1925年底，汪精卫在写给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统一广东过程中历经的种种苦战时说：“介石、组安、益之诸同志皆忠勇最著者，弟亦其中之一人，无论责备者如何，而广东统一则为不可掩之事实。弟终觉此心生可以见同志，死可以见总理也。”[41]
相对于日后长期的汪蒋斗争，这一时期是蒋汪同心，密切合作的时期。《草稿》中说，在这段国民政府与敌人拼生死的时期，敌人之力量大过国民政府十倍，而国民政府终能取得胜利，其最大原因在于，自打败杨刘之后，广东确有一种新的趋势，即以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谋求统一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形成了国民党的“新起之势力”，此势力“明明有两领导之人，一为汪，一为蒋”。当时汪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都是最高领导人，蒋所统率的军队人数虽少，但经过政治训练，士兵明白“党义”，是真正的党军，故而战斗力最强。“汪无蒋之兵力，无法破此困难。而蒋若无汪在党、政府、军委会定此主张，蒋亦无法进行，因汪蒋当时同心，故能领导此种新势力，达到战胜之地位。”[42]
汪蒋的裂痕，起源于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即蒋介石以中共党员、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李之龙欲以中山舰押送蒋至苏联，而下令省城戒严，扣押中山舰，逮捕李之龙，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住宅，同时将蒋直辖的省城第一军第二师团党代表以下皆行拘留的事件。在传统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叙述中，“三二〇事件”多被解释为国共斗争的一个回合，是蒋介石蓄谋已久、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和国民党右派精心策划的一次反苏反共、反对国民党左派的事件。[43]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已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挑战，认为“三二〇事件”是在蒋汪矛盾逐步升级的情况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多疑的心理，散布苏联顾问拟联合汪精卫、利用俄国船强虏蒋去苏联受训的谣言，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又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军舰，以便和谣言相印证。而蒋则相信“摆布”、“陷害”他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遂导出了令人震惊的中山舰事件。[44] 这些研究已基本揭示出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但仍缺乏一个视角，即作为事件亲历者的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的视角。《草稿》中对这一事件的讲述，为完整的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补充。
在汪精卫的视角下，“三二〇事件”是右派份子处心积虑破坏汪蒋合作、企图“联蒋打汪”、打击国民党左派的一项“至阴险”的工作。《草稿》中说：自国民党改组以来，右派对廖、蒋、汪极为不满，先杀廖，又想杀汪、蒋。同时共产党因时时受到汪蒋的限制，与汪蒋也有矛盾。但汪、蒋性格不同，“汪率直，受共产党之不平怨望，不甚注意；蒋甚深心，对此点甚为注意。”张静江等右派份子遂利用此机会，散布一种共产党要“联汪倒蒋”的空气，“此空气满布于蒋之左右，而汪尚不知蒋为此空气所摇动。”[45] 关于汪蒋矛盾，一般研究者都提到蒋不满于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而怀疑汪偏袒季山嘉，《草稿》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辩护。此外，《草稿》还提到“二大”候补中委、虎门要塞司令员陈肇英以缉私船贩运私盐、被人发觉，遭到汪严厉处分之事。陈与蒋关系亲密，事发后，蒋身边许多人请求汪宽办陈肇英，未得允许，因此对汪怀恨在心。[46] 这些矛盾，都促成了“三二〇事件”的爆发。
汪精卫对于“三二〇事件”的记述，与陈公博在《苦笑录》中的记述观点一致，这是“右派”离间汪蒋、打击“左派”的一个阴谋。[47] 以往研究者多只关注国共矛盾，对于国民党内部左右派之间、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则重视不足。汪、陈的记述显示出，国民党改组之后，党内斗争的剧烈、尖锐，并不亚于国共斗争。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而《草稿》中说，在八月中旬，廖、蒋、汪已经知道“右派”将对三人实行暗杀，从此时起三人开始带卫队出门。[48] 8月16日，陈璧君曾有一信，将其子女汪文婴、汪文惺托孤给吴稚晖。信中说：“精卫苦心孤诣，我为其友，亦为其妻，目睹其憔悴烦忧之形容情绪，复知其以负责而触他人之怒，因救其友而自牺牲其身，旦暮可为人所乘。则托孤之责，舍先生其谁。”[49] 廖案发生后，陈璧君甚至担心右派会因为怨恨汪精卫而迁怒于婴、惺两人，在致吴稚晖函中叮嘱：“若海滨（注：邹鲁）及黎民伟等欲带婴、惺外出食饭或游戏，切不可任其同往。海滨来校，亦不必使之与两儿接近。”[50]
廖仲恺被杀后，汪精卫成为右派忿恨与攻击的核心。国民党元老莫纪彭在致吴稚晖函中说：“汪君改组国民政府，自居首长，白面书生脸孔愈弄愈凶，……自其秉政，引用一班急功贪利狂妄少年，用心黠诈，不忍细数之者。洪杨杀戮丑史，一演再演。”[51] 当1925年11月，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右派”中委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反共的所谓“一届四中全会”时，吴稚晖特以一封长信告诫汪精卫，对于参加者勿做严正处置，勿为无效之坚持，以免“召复杂之环攻”。并更进一步奉劝汪及所有“左派”，中国人之重视“人情”，毕竟与他国不同，当张继在会中说道“人无情愫，何以为人”时，举座为之动容。[52] 但汪不为所动。同年12月，陈璧君在致吴稚晖函中说：“季（注：汪精卫）明知如是辛劳，必促其寿命；亦明知如是努力，必蹈阴谋，以为仲恺之续；如是公正，必生反动；而彼尚且旦旦如是，明知欲行刺者满前，实不遑顾。”[53] 1926年2月，陈璧君又致函吴稚晖，告知敌人日夜策划狙击、并造谣挑拨汪蒋关系，“幸两人本无自私之心，故未能得手”。[54]
由此可见，“三二〇事件”的确是“右派”阴谋的得逞，是“右派”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沉重打击了汪精卫的意志，分裂了汪蒋合作。蒋在事件过程中的轻听人言，令汪感到痛心；又随意动用武力，未经党政最高机关许可即下令戒严，损害了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权威，破坏了自国民党“改组”以来汪所奋力追求的——以党统军、以党纪约束武力的理想，令汪深感灰心，于是退出政治，赴法养疴。
基于“纯粹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汪精卫在《草稿》中试图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关于“三二〇事件”，所谓蒋欲抛弃联共政策、而与汪冲突的说法，并非事实。汪走后，苏联顾问与蒋共事依旧，而“对汪去毫无所言”，可见“共产党并无所谓助汪”。[55] 第二，汪在广东主持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时，虽主张容共，但大权仍在国民党手中。及汪走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无人领导，蒋介石要了独裁之名，党务政治全握在手，而实不能兼顾。”[56] 特别是“北伐”开始之后，蒋专注于军事，党务、政治便落入苏联顾问与中共之手。共产党的势力随“北伐”而迅速扩展，到1927年3月武汉召开的第二届三中全会上达到顶峰。此时，中共认为自身实力已发展到可以抛弃国民党，但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打出了“迎汪倒蒋”的口号。第三，自汪出走后，汪所领导的“纯粹国民党左派”受到来自“右派”与中共的两面夹击。[57] 因此，1927年4月汪精卫回到中国，其使命便是领导此“纯粹国民党左派”，在夹攻中奋斗。他们要一面“分共”，一面反抗右派对旧势力的妥协，反对蒋介石的破坏党纪、军事独裁和残暴清党，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探索一条独立的建党、建国与非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
4结语
1933年12月，汪精卫曾应《东方杂志》的邀请，写过一篇简短的《自述》，在文中他说：“我觉得拿生平的演讲和论说，当作自传，是最真实的，不必另外再作自传了。”[58]然而这部“自传”草稿毕竟提供了许多“演讲和论说”所不能传达的信息。如果说“演讲和论说”呈现了汪精卫个人的思想与政治观念，《草稿》则勾勒出了其思想与政治观念背后的行动和社会关系网络，并为人们研究国民党的组织构成及政治特性提供了资料。《草稿》所记述的时段跨越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三个“世代”，在写出汪精卫个人政治生涯沉浮的同时，也写出了从反清革命到国共分裂这二十多年来中国革命势力的兴衰起落、分化聚合。
汪精卫是清末民初知识分子革命党人中的典型人物。李泽厚在研究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论著中，曾引用张之洞在杀害唐才常等人之后发表的一篇“劝戒”文章，其中说：“起事之人，率皆文弱书生，……卿本佳人，何为从贼？……思之而不得其解也”。[59] 汪精卫的人生经历与政治选择，传达出这个知识分子革命党人群体的组织、行动、心志、抱负与政治文化，可以部分的解开这一令张之洞“思之而不得其解”的谜题。而“自传草稿”中亦不讳言汪的个人弱点与革命党组织内部的缺陷，比较真实的描述了这些自觉承担历史使命之革命党人的主体状态。
与许多政治人物的回忆录或自传不同，《草稿》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在晚年、目睹历史的尘埃落定、胜负分明之后，所进行的人生和历史总结，它更像是一个处在激烈政治斗争中、在历史行进过程中的人，为自身政治选择进行辩护，为其政治路线进行阐发的文本。《草稿》中自觉建构了一个“国民党左派”的视角来重新观察1924-1927年间的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民众运动、“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呈现出自我认同为“左派”的国民党人在建国理想与革命道路上同国民党右派和中共的差异，在这一点上《草稿》可与陈公博的《苦笑录》相互映照。他们都在自我辩护的同时，试图论证国民党左派自身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并都深刻呈现了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与派系斗争。《苦笑录》中记载，宁汉分裂时，陈公博去武汉见孙科，询问“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则说：“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陈公博又去问顾孟餘，顾的意见“竟直和孙哲生相同”。[60] 透过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左派”的视角，人们将更加深刻的看到国民党自身的涣散与分裂，看到国民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内在缺陷，加深对于国民党的特性及其成败得失的历史认识，并增进对于现代中国独特历史道路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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