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以阶级论作基础的。在韦伯那里,除了与马克思一样认为存在社会阶级之外,还认为革命和其他的集体行动更多地来自身份阶层,以及特定的政治社团和政党之中。
把“身份阶层”的概念引入政治学是合适的。比如“中产阶级”,若以传统的阶级理论来划分,当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意义相当含混;而且,仅以财产论,也未能完全概括这一阶层的特性。这是带有某种相同或相似身份的社会层级,在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相当一致,并以此构成集体行动的共同形态。
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家,那里的革命家不能不重视农民的力量。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波·达·卡姆柯夫说:“农民是‘革命的步兵’,没有他们,革命必将失败。”列宁要获得群众,也就不能不看重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1906-1911年间,斯托雷平进行俄国土地使用权改革,削弱农村公社的作用,促进土地的私人占有制,以期形成一个容易满足的农民私有者阶级,即我们惯称的“小农”,充当支持君主制的拥护者。列宁认为,如果斯托雷平的这些土地政策得以实施,农村将再也不可能产生革命的力量。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被称为“工农政权”。事实上,不久之后,即有大批农民在暴动、饥荒和农业集体化中死亡。
马克思,包括列宁,对于农民的革命性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们的著作常常强调的倒是农民阶级的保守性。摩尔为之辩护说:“由于农民的不满经常以反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时常用混合着轻蔑和怀疑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至少,也要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他还指出,从现代革命的分布格局来看,激进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和城市中的小手工业者;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人类自由的源泉,不仅如马克思所看到的,来自野心勃勃的志在攫取权力的阶级,也许更重要的另一个来源,是在历史浪涛的席卷之下发出垂死悲鸣的阶级。工业主义向未来继续发展,会一如既往地怒吼咆哮,并使革命的激进主义如同在今天书写楔形文字那样,成为一种历史的错误。”
关于农民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家都会论及它的两重性:一是保守性,被目为旧制度的压舱石;一是革命性,所以又被看作革命的根源。亨廷顿称之为现代化政治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钟摆角色”。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每次重大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特别在农业国家中,农民作为主要的生产阶级,它的沉默与反抗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亨廷顿、斯考切波等人高度评价农民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认为,政治体制是否能够维持稳定,就要看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能否取得农民的支持,能否抵消革命对他们的吸引力。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其他集团将在政治舞台上向现行制度发起挑战;但是是否成功,仍将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赢得农村同盟者。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即使城市集团发动激进主义革命推翻了政府,一般而言也只是体制内部的变动,而不可能实现成功的社会革命改造。
斯考切波在她的著作中,把“没有农民造反”的英国和德国革命作为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反例”论列,其中就指出: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48-1850年的德国革命都曾有过强劲的城市-平民革命运动,但是作为社会革命,两者都是失败的。部分原因,就在于缺少反对地主上层阶级的农民起义,旧制度下的农村阶级和政治结构并未受到强有力的冲击。英国的上层阶级可以在议会上侃侃而谈,而在法国,正好在制宪会议上引爆革命。斯考切波指出,1789年春夏两季针对领主特权阶层的农民造反,其后果对法国革命影响巨大,说:“1790年之后,具备现代法国特色的统一与理性的行政司法体系得以形成,农民造反所产生的促进效应功不可没。”
鉴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统治者不得不设法加以防范,最简易的方法,当然是立法禁止他们有聚集的机会。在以农业为主的拉丁美洲地区,危地马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了城市工人的工会,但农业工人的工会是被禁止的,1949年被废除;至1954年,左翼阿本斯政权被推翻,刚上台的阿马斯上校又再次宣布农业同盟为非法。巴西等国家也是这种情况。“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只对产业工人开放的社会,对农民却不开放。”塞尔索·弗塔多对此评述说:“因为什么权利也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提出合法的要求或具有讨价还价的力量。如果他们组织起来,就会被认为是带着颠覆的思想才这样做的。”在拉丁美洲,农民运动在二十世纪的整体水平仍然无法超过十九世纪。
不过,亨廷顿认为,这种封闭与隔绝的做法,结果还是助长了农民的革命倾向。
中国农民最穷而又最有耐受力,霍弗认为这是他们不易造反的原因。贫穷确实可以助长革命性,但太穷就不会有时间去悲愤和造梦;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这挣扎所发挥的唯是“一种静态而非动态的影响力”。
斯考切波在她的革命比较论中,指出中国农民缺少预先就存在的团结和自治结构;而正是这种地方政治结构,使法国和俄国的农村革命在旧制度的中央政府崩溃时,得以迅速而相对自发地发生。由于中国农民不曾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村社共同体组织,所以革命只好通过精英动员和互相串联,建立“根据地”,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实现军事征服。
相应地,中国士绅也没有独立性,一方面与君主政权及其官僚机构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依赖中央集权的、相当官僚化的帝制政权。斯考切波惊奇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历史上竟没有发展出地方权力与全国权力的简单结合,因为这样简化的政治形式只能建立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所以,在北京和各个地方之间会形成多个层次的行政干预。在中国,经济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士绅阶级只有通过参与帝国的官僚机构并与之合作,才能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彼此联络;同样地,只有帝国政权统一的行政和强制性权力,才能给士绅提供坚强的后盾。
这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
对于中国农民的看法,陈独秀和毛泽东颇不相同。陈独秀偏重保守性的方面,毛泽东偏重革命性的方面;并由此出发,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抉择上面,两人随之出现根本性的歧异。
有意思的是鲁迅的看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他对中国国民,其实是对广大农民的态度。对于来自农民的反抗,他是肯定的;但是,对于作为反抗者本身,他又是不信任的,怀疑主义的。他评《水浒》,固然反对宋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李逵式的一律排头砍去的流氓主义亦深恶之。正如对杀人如麻的领袖张献忠,文中反复提及,毫不掩饰他的憎恶。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小说《阿Q正传》里,农民的形象是闭塞的、孤立的、自私的、冷漠的、狭隘的、自大的、怯弱的、自我麻痹的。阿Q的造反之梦,就是占有财主的家产、宁式床,直到所有的姨太太。
生活在方块字的国度,从物质到精神极度匱乏,世代唯有接受专制政治和奴化教育的中国农民,很难导向现代革命。所以,中国历史在鲁迅看来是循环的,重复的,距离解放的时日尚早。
摩尔有一个提法很值得注意,他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存环境往往不利于农民与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的结盟,这样一种历史组合在今天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巅峰时期;如果革命浪潮在未来年代中会继续席卷落后世界,那么它采取这种形式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这是农民的历史性悲剧。
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城市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将取代农民而成为革命的力量。
在城市,什么样的阶级和集团最具革命性?
亨廷顿举出三种力量进行分析: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认为,工业无产者与现行体制休戚相关,游民无产者更多的是关注眼前利益,虽然有反对政府的潜在可能,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制造革命的材料。真正的革命阶级是中产阶级,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成为城市政治的支配力量。
他还分析说,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是最激进的,随着队伍的扩大,后来的成员则因带有更多的官僚性、技术性和商业性而渐趋保守。在中产阶级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反之是知识分子。但是,要发动一场革命,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同盟军。其中,一个盟友是城市游民无产阶级,它的第二代比第一代更具革命性;另一个重要的盟友就是农民。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一个国家较充分地实现城市化的话,那么农业人口将大为减少,这时,全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城市革命行动就有可能导致一场根本性的社会改革。
二十一世纪以来先后发生两组革命:一组是东欧的“颜色革命”,另一组是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两组革命的力量源泉,都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青年和知识分子无疑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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