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基督教在中国有1300多年的传教史。唐代“景教”传入华夏;元代“也里可温”(又名“十字教”)在中土盛极一时;明代中叶，随大航海时代来临， 基督教重获来华传教契机。然而，前3次传教均偃旗息鼓。直至晚清，传教士与船坚炮利的殖民者一道，最终叩响了中华帝国的大门。

明末传教活动

欧洲冒险家扬帆远航、游历世界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东方明帝国的万历、天启两位皇帝却龟缩于深宫之中， 醉迷黄老道学。旌旗飘扬的西方商船早已在中国东南沿海大门口游弋，明廷以“闭关锁国”为名，严禁西人擅自登岸。难以泯灭宣教意志的传教士凭借执著信念，开始在亚洲各国布施传道。1552年，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斩获新功。与此同时，西班牙人沙勿略满怀信心地谋划在华传教。令人叹惋的是，沙勿略最终只登临了珠江三角洲西南面的上川岛。此岛距大陆触手可及，神父却只能望洋兴叹。不久，沙勿略罹患疾症，含恨离世。翌年，葡萄牙人贿赂明朝地方官员攫取澳门居住权，传教士便有了在华传教的基地。

1555年，一名叫巴莱多的神父为赎回葡萄牙水手与基督徒出狱，在广州停留两个多月。期间，巴莱多与广州名仕公开激辩，竟遭唾面恶语。1565年，巴莱多在澳门逗留两年后，一名叫培莱思的神父再入广州城。培莱思向广东布政司衙门递送中葡双语书函，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驻穗传教。传教士受布政使礼遇，茶歇闲话间，布政使问其是否精通汉语，培莱思直言不会，布政使抚须笑言:“那请您先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培莱思遂作罢。不过，返抵澳门后，培莱思创立了中国第一所耶稣会院，精心培养适合在华传教的神父，这便是享誉一时的圣保禄学院。培养熟稔汉语、通晓中华文化的神父，与耶稣会印度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的想法不谋而合。范礼安未雨绸缪，行前留书指示，要求在华神父应勤学汉语，通晓中华礼教，为有朝一日在华传教蓄势待发。范礼安返回印度教区后，劝言有能力的神父前往澳门传教，这当中便有我们熟知的罗明坚与利玛窦等人。

1579年，罗明坚飘洋过海抵达澳门。遵照范礼安嘱托，罗明坚潜心研学汉语及中国文化，并拜一位中国画家为师。罗明坚经过刻苦研习，很快便掌握了1万多个汉字，并能够熟练阅读、写作及进行口语交流。1581年，罗明坚3次跟随葡萄牙商人进出广州城，颇得广州海道官员赏识，应允其在广州留宿，被粵人尊为“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及老师”。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再次进入广州。凭借熟练的汉语和自鸣钟、三棱镜、金币等西洋器物，罗明坚打动了两广总督陈瑞，获得了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居留地，即广东肇庆的天宁寺。为了入乡随俗，罗明坚与随行的巴范济神父仿照佛教僧人剃度刮须，这种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态度博得中国官员好感。继任两广总督的郭应聘甚至应准他“拨地建寺筑舍”的请求，向往来广州、澳门的传教士颁发“路照”准予通行。从此，传教士在內地可以合法地建立教堂，进行传教活动。罗明坚缜密考察沿海地貌，绘制详细地图，首次在欧洲出版了《中国地图集》。他还与利玛窦合作将儒学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公开刊印。他还编纂了第一部中文版双语字典，即《葡华辞典》。

利玛窦在罗明坚之后抵达中国。利玛窦深知士大夫是中华帝国统治阶层的中流砥柱，为有助于传教，他广泛结交高级别官员，步入上层社交圈。与其交往甚密的有担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监察御史杨廷筠，这3人入教授洗，世称“圣教三柱石”。其余诸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礼部尚书冯琦、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人虽未入教，但亦与利玛窦交往频繁。利玛窦不仅与朝廷重臣保持友善关系，还广结地方贤达文仕，如常熟籍名仕盟太素，南昌籍名仕、著名理学家章潢，泉州籍名仕、泰州学派宗师李贽等。

对利玛窦而言，最大的幸事莫过于觐见中国皇帝。1601年1月，利玛窦献上的16件西洋奇珍异宝，尤其是自鸣钟与西洋琴，令万历皇帝爱不释手。由于宫中无人调试，传教士受宣定期进宫修缮。为给皇帝演奏西洋琴，利玛窦仿天主教赞美歌作曲8首，并填写中文歌词，编印《西琴八曲》。为此，利玛窦颇受万历皇帝宠幸，遂准其长期居留京城，并每4个月领俸银一次。利玛窦的最大功绩莫过于与徐光启合作编译了《几何原本》以及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将西洋先进的天文、地理、算术等知识传授给士大夫。1608年，利玛窦着手撰写新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但并未成书，其于两年后患隐疾在北京逝世，并成为第一个经皇帝允准在中国安葬的外国人。多年后，利玛窦所遗存札记被寓居北京的金尼阁神父发现，并整理成书带回欧洲。据传，金尼阁神父首次将《诗经》译成西语，他还穿着汉服出入欧洲贵族举办的各种社交场合，借以宣扬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功绩，使得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大批年轻传教士慕名申请赴华传教。然而风云变幻，没等传教士接踵来华，万历末年掀起的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教案使一切戛然而止。

获准传教以来，囿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保守的士大夫始终对洋教心怀芥蒂。利玛窦时代的传教士本着海纳百川的进取之心，积极学习并接受中华传统礼教。然而在他之后，受罗马教廷影响，来华传教士急于将中国信徒改造为彻底的基督徒，以维护基督教的纯洁。传教士严厉斥责尊儒崇佛思想，罔顾亲情伦理，严禁教民参与尊孔、拜佛、祭祖等活动，激起了士绅与官僚的强烈抵制。1616年， 南京礼部侍郎沈灌连续3次上疏万历皇帝，历数传教士以夷变夏､僭越儒礼、亵渎先祖的行为。迫于舆论压力，明廷决心禁教。大批传教士被驱逐至澳门，公开的传教活动被勒令取缔。崇祯末年，因钦天监官员无法测算日蚀、月蚀，遂不得已求助西洋传教士。当时，随金尼阁一同来华的有5名传教士，尤以汤若望和邓玉函精通历法。1629年，邓玉函经人举荐，在京开设历局，着手编纂《崇祯历书》;他还将西方讲授人体结构与生理学知识的《人身说概》及介绍力学和机械学知识的《奇器图说》介绍到中国。翌年，邓玉函辞世，汤若望接替他的工作，5年后《崇祯历书》终于完成，这部历书堪称是对中国天文学较为科学化的一次革新。

清初的传教活动

《崇祯历书》问世后10年，清朝取代明朝得天下。依照封建王朝的传统， 新的统治者需树立正统地位暗合天理，制定新历法成为当务之急，即“颁正塑，以告天下”。汤若望因具备天文知识及制定历法的经验，被清王朝当政者所倚重。1644年，汤若望将旧时的《崇祯历书》删编成《时宪历》呈给摄政王多尔衮，当即获得认可，并被钦命为钦天监监正。新朝鼎立，传教士颇受清王朝当政者恩宠。然而好景不长，康熙皇帝即位后，权宦鳌拜执掌朝纲，鳖拜抗拒西学，公然反对传教士活动，最终酿成“康熙教案”，也称“康熙历狱”。

1664年，前明旧臣杨光先诬告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意图谋反，荒谬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65年，在鳌拜的暗中支持下，杨光先上疏准以廷议，结果判处汤若望凌迟，南怀仁流放，钦天监中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李祖白等亦判问斩，史称“康熙教案”。在孝庄皇太后的积极斡旋下，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才免遭一难。“康熙教案”后，杨光先被清廷任命为钦天监副监，但杨光先对历法一窍不通，于是再三请辞。然而，清政府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擢升他为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无奈上任。1668年康熙皇帝亲政，鳌拜乱党倾覆。康熙皇帝洞察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之职，遂复用南怀仁。南怀仁以事实佐证西洋历法的准确度，于次年历法推算竞赛中战胜杨光先、吴明烜的“回回历”。

1669年，鳌拜势力被彻底铲除，汤若望平反昭雪，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一度复燃。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编纂有《中国贤哲孔子》书，此书涵盖《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主要向西方介绍中华儒学，让西方人深入了解孔子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及生平事迹，书中盛赞孔子为“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法国马若瑟神父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语在欧洲广为流布，给西方文人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道德精髓，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启蒙运动发起者伏尔泰以此为蓝本，编撰了流传于世的《中国孤儿》。这部宣扬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作品轰动了法国剧坛，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陆续上演类似剧作。可以说，一部《赵氏孤儿》的译本已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法国巴多明神父在华期间细致研读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返抵欧洲后， 他在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中周详介绍了大黄、冬虫夏草、三七、阿胶等中草药的药性及用法。

传教士与清廷的密切交往未能挽回在华传教士慘遭驱逐的厄运。罗马教廷再度迫不及待地禁绝信徒参与敬天、祭祖、祀孔等活动，摒弃了利玛窦遵行的“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方针，这种泯灭中华文化根基的做法引起了康熙皇帝与权臣们的不满。1717年，康熙皇帝敕令只有授予信票的传教士方能驻跸中国，但禁止一切传教活动。后来，部分传教士卷入康熙末年的夺位之争。雍正皇帝即位后，出于对部分传教士在夺位之争中支持其他皇子的不满，便对传教士大肆鞑伐，勒令教徒弃教，剪灭了基督教的在华势力。此后，除在天文历法和绘画领域有些许传教士外，其他中西文化交流一概禁绝。而此时的欧洲正酝酿着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中国却与世界文明革新时代失之交臂，以致东西方裂隙越来越深。

晚清的传教活动

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尾随西方殖民者再度来华，最终叩响了尘封已久的大门。与前两次传教士来华不同，晚清传教士多为新教教士，以往两次则为天主教教士。康熙皇帝禁教前，天主教教士的活动主要由各宗派或“会”来承办，这些组织活动均受制于罗马教廷。新教教士则不然，尽管分宗立派，但组织松散，人数众多；活动虽有连续性，但教区没有固定划分，活动区域广泛。不同宗派的教士时常聚集在一个省或一个城市内传教，地域色彩并不显著。传教较为活跃的宗派有：以华南沿海为重点，以广州、厦门为中心的美部会；以闽、浙沿海为重点，以福州为中心的美以美会；以上海为中心的伦敦会与监理会；以宁波为中心的长老会；以粤、港、鲁为中心的浸礼会；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圣公会；活动重心在川、渝一带的内地会。总体而言，传教主要遵循由南往北，由东至西，由沿海、沿江到偏远内地的路线。截止1900年前后，由洋人直接经管的布道站数目约500个，而经中国人管理的布道站总数已逾数千；传教士的人数从最初的400余人增加到清末民初的3000余人，主要以英美籍的新教教士为主。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化影响甚巨，不仅广募信徒，而且还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业。以苏州博习医院为例，博习医院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在苏州创办的一所西医医院。美国南方监理会自1848年开始向中国陆续派遣传教士，教区大多集中在江南一带。1882年，美国监理会派遣刚从美国医学院毕业的柏乐文教士从纽约出发，取道英国，年底抵达苏州。早在1877年，蓝华德教士就在苏州的天赐庄租赁3间民房创办诊所，命名“中西医院”。柏乐文抵苏后，准备在此基础上扩建医院。1883年，柏乐文获得教会和苏州地方缙绅捐款1万美金，即以1000美金在天赐庄购得民田7亩，4月8日医院破土动工，11月8日博习医院正式开业。

博习医院是监理会在华传教的重要成果。据监理会会刊称，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一所设施齐全的西医医院，时人赞誉，“自上海至北京二千余里之内地，迄无一正式医院，博习医院之创设，实为嚆矢”。建成后的博习医院拥有中式平房8幢，分别作为门诊室、内科病房、外科病房、手术室、戒烟室、宿舍、洗衣房及厨房，设病床30张。尽管当时中国社会对于西医尚难接受，但缘于柏乐文善于交往、为人谦和，不久就获得当地人信任。医院开办的第一年，门诊量即达7600人次，他自己也在苏州获得“柏好人”的美誉。

1884年，柏乐文回美国继续深造。1886年，柏乐文完成学业重返苏州，担任博习医院院长一职。柏乐文经营博习医院期间，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诸如消毒法、麻醉术、X光机等带到中国，博习医院是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的医院。上海《点石斋画报》“宝镜新奇”一文中就详细描述了博习医院展示X光机的情景。1888年，柏乐文创办了一个医学培训班培养中国医师。1901年3月，监理会在苏州天赐庄创建东吴大学，该医学班于1904年并入东吴大学医学系（今苏州大学医学院前身）。1920年，柏乐文利用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地方捐助的20万银元，拆除博习医院原有中式平房，兴建一幢3层半的住院大楼和一幢两层的门诊大楼，建筑于1922年春落成，拥有100张床位，是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医院，被美国外科专家评价为“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1927年春，柏乐文退休返美，同年12月14日逝世。他的骨灰被运回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

冲突与教案迭起

当然，这一时期亦有不少传教士罔置中西文化隔阂于不顾，强势介入地方冲突，以致各地教案迭起。据统计，鸦片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共发生大小教案1600余起，尤其是在《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后，掀起了教案高潮。仅南昌府就前后发生过两起教案。1862年，发生了第一次“南昌教案”。当时，法国天主教教士罗安当、方安之以《天津条约》为由，在南昌强行索地要房，横行无忌，激起民愤。传教士在筷子巷内置办民房，辟为育婴公所，豢养婴童。但教堂内终日大门紧闭，非信教之人不得入内观看，引起百姓猜忌，以为确有“采生折割”之事。况且，前翰林院检讨夏廷榘、甘肃臬司刘于浔将反教揭帖刊贴省城内外，一时间议论纷飞，群情激愤。4月15日夜，不少生童携百姓拥入筷子巷，拆毁教堂，将堂内器皿货物悉数砸碎，两名教士仓惶避走九江。清廷为了息事宁人，严饬江西巡抚沈葆桢赔银1.7万两，重建教堂。

1906年2月，发生了第二次“南昌教案”。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要求南昌知县江召棠严惩宜丰县“棠浦教案”肇事村民，遭到知县严词拒绝。王安之耿耿于怀，设计诱骗江召棠至老贡院天主堂内重议此案。王安之将江召棠带入密室，出示苛刻议约，威逼其签字。江召棠当即拒绝，王安之遂威逼江召棠自刎，声言只有江一死，此案方可了结。江被逼只能取刀自刎，但怕痛不敢再割，王安之见状喝令侍从猛刺其咽喉，江召棠当即流血晕倒，后被及时赶到的新建县令赵峻所救，不久因伤重医治无效过世。南昌绅民闻讯后，聚于老贡院天主堂门前，声讨缉拿凶犯。翌日，全城罢学、罢工、罢市，以示抗议。清廷一面镇压抗议民众，一面照会法国公使，秉公审讯。2月25日清晨，上万民众聚集到百花洲沈文肃公祠内召开各界群众大会，会后冲击教堂，殴毙教士9人，王安之当场毙命。英法两国以镇抚惩凶为名，派军舰游弋鄱阳湖。京沪各大报刊均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上海《时报》、北京《京话日报》还刊登了江召棠被刺尸体的特写照片，开启了我国近代报刊使用新闻照片之先河。清廷为速结此事，主动献媚求和，歪曲事实，与法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昌教案善后合同》，不仅赔付巨款，还将“肇事寻衅者”一一究办。

总体来看，明清之际，随着东方农业文明的衰落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以传教为主要使命、抱着极大宗教热情想要改造中国的传教士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晚清以前，传教士多将东方文化介绍至西方，揭开了中国的神秘面纱；晚清以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多将西方近代文明强势输至东方，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