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帮助过的十个学者

撰文：林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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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1周汝昌：“学人佥谓迎宗风”

周汝昌成为红学家，源于两个机缘。第一个机缘，是他在哥哥周祜昌的启示下，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敦敏的《懋斋诗钞》，由此考证了曹雪芹的生卒年月。他根据此书，写成文章，发表在赵万里主编的《图书》版副刊。

由这个机缘，周汝昌有了第二个机缘。胡适看到周汝昌此文后，通过赵万里邀请他前往胡宅聊天。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作为晚辈的周汝昌大多都在聆听胡适的看法。临走时，胡适送了一本《胡适论学近著》给他。两人就见过这一次面。

虽然仅见过一面，但当周汝昌冒昧向胡适借阅世间孤本《甲戌本红楼梦》的时候，胡适毫不犹豫借给了他。这正符合胡适“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处事风格。对此，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中回忆说：

因《懋斋诗钞》之发现，我决意对雪芹的家世生平作一番研索的功夫，但对《红楼梦》自然也不能置之度外，于是我冒昧向胡先生提出：请借阅他的珍藏《甲戌本》。这真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不情之请。不想没过多久，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到燕大四楼来找我，递与我一包书，报纸裹着，浓红的朱笔写着我的姓名与住址。打开看时，竟是《甲戌本》！

收到这世间至宝后，周汝昌大为感动。他写道：

我对胡先生如此慷慨与信任一个青年学生深为感念——这信任不止是借给我那么珍贵的孤本秘籍，更在于从借与之后，始终未再询问过一字（如索还、提及……）他对我的为人一切了无所知呀！

此后，胡适还将已经难觅的《戚序》大字本《红楼梦》也借给了周汝昌。这就是周汝昌的第二个机缘。

倘使胡适独持孤本秘籍，不将书借给周汝昌，周汝昌将来能不能成为红学家，可就要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周汝昌

除此之外，胡适与周汝昌之间，还有一段删文的小插曲。

1960年，身在台湾的胡适与另一位红学家高阳通信讨论《红楼梦》。这年11月19日，在给高阳的信中，胡适提到了周汝昌，他说：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绝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看了当然明白。……汝昌的书，有很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收到此信后，高阳计划将此信在台湾发表，为此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同意发表此文，不过却很体贴地删除了这一段褒扬周汝昌的话。胡适为何删去这段褒扬周汝昌的话呢？原因也很简单，此前的大陆，胡适已经成为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胡适很明白，他这一段表扬周汝昌的话，一旦传到大陆，会对周汝昌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删文行为的背后，可见胡适的为人体贴处。

2孙楷第：“一个念书人第一要廉”

孙楷第继承了胡适小说考证的学术方法，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孙楷第是千里马，胡适就是伯乐。当孙楷第邀请胡适为自己的书做序时，胡适写道：

“沧县孙子书(楷第)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也最有成绩的学者。……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伦布了。”

1930年代，鉴于孙楷第的学术成就，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盛情邀他前往北大任教。

1946年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后，孙楷第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北大教授。1946—1949年这一时期北平教授的待遇，与抗战之前1930年代北平教授优裕的生活相比，有若地狱天堂之别。

1948年的孙楷第，乃是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低谷。虽然人还在北大教书，但由于物价膨胀货币贬值，发到手的工资就连温饱都不能满足。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孙楷第，缠绵病榻多日，这让原本困窘的生活雪上加霜。更让他头大的是，自己刚刚师范毕业的儿子“毕业即失业”。

孙楷第的窘境，让他的好朋友王重民忧心忡忡。为此，王重民专程找到胡适，希望胡适雪中送炭。两人谈话不久，还不放心的王重民还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前谈孙子书（即孙楷第）二少爷孙宝湖可以位置他一个小书记事，伊极为感激。兹送上三个履历片，请一送郑秘书长，一送毛馆长，一送出版组李组长，希望“有缺即补”。若把子书的二少爷安插好了，还需要一点钱来救他的病和难关。去年他在教员休息室丢了一件大衣，前些日子想来上课，便借了一百五十万另买了一件，不知北大可否用赔补的名义，赠送他两百万？

对此，胡适想出的法子是让孙楷第的孩子孙宝湖做自己的私人秘书，由自己私人付钱给他。孰料孙楷第知晓后坚决反对。为此他致信胡适说：

有三（按：即王重民）兄弟曾说，先生要他作先生私人的书记，此非先生力量所能办。先生这种义气虽足动人，可是绝非不可。我亦不希望他在北大谋事，有缺即补。因为，我在北大作事，应当避嫌。再说一句老实话，北大方嫌人多，有缺不补才是正办法，何云有缺即补乎？他既然是师范毕业，教小学似乎他还够，或者北大以外机关的小职员亦可。现在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时候，以无能力之人而谋事，煞不容易。”

孙楷第希望不要破坏北大进人的规矩，不能因为他与胡适的私谊就让自己的儿子有缺即补。他希望胡适帮忙介绍自己儿子进一所小学教书。穷困潦倒之际，孙楷第念兹在兹的还是北大的规矩。更让人感动的是，当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要为孙楷第捐款的时候，他也言辞拒绝了。同样在这封给胡适的信中，他写道：

“前天看报看到北大中文系学生要为我捐款养病的话，我不觉毛骨悚然，当下写了封较长的信托游泽承（国恩）兄转交北大中文系同学（因为我没有甚熟的学生）大意是说他们富于同情心而昧于理，君子当爱人以德。一个念书人第一要廉。廉者不苟于人，亦不轻取之于人。我引南朝的两个故事告诉他们：一个是宋朝的朱百年。百年甚穷，颜竣送谷五百斛，不受。一个是梁朝的庚承先。承先卒，刺史厚有赠赙。门人黄士龙让曰：先师平日食不求饱，衣不求轻，凡有赠遗，皆无所受，不敢轻承教旨，以违平生之操。我说我应当效百年，你们应当效承先的门人，千万取销此意；如已捐了，应即退还。……我不才，滥竽北大，尚不至为北大丢脸也。”

胡适帮助孙楷第，被孙楷第婉言谢绝了，这个忙到底有没有帮上，已不可考。不过，在帮与不帮之间，既可以看出胡适急公好义的个性，亦可见孙楷第廉洁耿介的人格。

3罗尔纲：“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

要论胡适帮助最多的学生，应该就是罗尔纲了。罗尔纲是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罗尔纲对史学研究有兴趣，希望胡适帮忙推荐到历史研究院去，结果胡适明确希望罗尔纲可以追随自己，一边教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一边整理胡适的父亲胡传的文稿。包吃包住之余，另外给罗尔纲60元钱。

这期间，罗尔纲协助胡适做了《蒲松龄的生年考》与《醒世姻缘传考证》两项学术工作，初窥考证学的堂奥。当时，罗尔纲希望从事春秋战国史的研究，并征询胡适的意见，胡适明确否定了这一选题，理由是上古史的史料不但少，而且还多讹误。最终，因为母亲生病的缘故，罗尔纲回家乡广西省亲，进而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

罗尔纲

这一时期，胡适还帮助罗尔纲修订了《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一文，并将此文推荐到北大《国学季刊》发表。这是罗尔纲第一次在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此后，经胡适推荐，罗尔纲进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金石拓本的整理工作，在这期间，罗尔纲根据整理结果，做了一些金石补订的札记。为此，胡适专门给罗尔纲写信，劝他发表这些札记的时候，务必要用真姓名，因为“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地位”。

在这里，胡适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帮助罗尔纲。1917年，年纪轻轻的胡适之所以担任北大教授，与蔡元培的赏识息息相关。蔡元培之所以赏识胡适，就因为他恰好看到了胡适发表的《诗经言字解》。

民国时期，论师生关系之亲密，胡适与罗尔纲可谓典型代表。故而胡适一旦看到罗尔纲文章中不合理处，必写信严厉批评，好在罗尔纲虚而能受。对此，他在《师门五年记》中写道：

“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

胡适与罗尔纲的故事，是民国史上师生关系的一段佳话。不幸的是，由于胡适的身份与政见，这一对师生关系也经受了考验。1950年代，罗尔纲在重重压力之下，写了批判胡适的文章。不过，胡适至死也不相信罗尔纲批判他是出自真心实意。对此，胡适的小门生唐德刚有生动地回忆：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那里谈得到学问”，胡适一语带过。

“那至少也可搞点自然科学”，我说。

“‘自然科学也搞不好’，胡先生说这句话的态度，简直有点横蛮，同时也可以看

出他对自由主义信道之笃。”

“胡先生后来又在他那乱书堆中找出罗尔纲所写的小册子《师门辱教记》给我看，说‘你看尔纲会那样地批判我？’

“‘说不定罗尔纲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胡说，胡说’，胡先生直是摇头，‘不可能，不可能。’”

改革开放后，罗尔纲回首往事，最怀念的，依然还是追随胡适读书的那段黄金岁月，陆续写成《胡适琐记》一书，字里行间充满对恩师胡适的深情。文中，他评价胡适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

胡适与罗尔纲的这段往事，在在证明了一件简单的事情：政治的风浪固然喧嚣，固然能在一时之间让师生反目，但人间总有一些感情是极权所不能征服的。爱情、亲情、师生之情，人间的真情，均属如此。

4钟作猷：为青年学者争权益

1931年6月17日，胡适给舒新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顷见先生覆北大钟作猷先生的信，知中华肯收买他的《基本英文词典》稿，先生的厚意，我们都替他感谢。但我觉得他此书是一部很有用又很可销售的书，卖五百元实觉太少。我想劝先生允他用抽版税的办法，版税不如稍低，如百分之十之数。倘蒙允许，不胜感激。

通读这封信，可以看出，胡适是在为钟作猷争取权益。当时，舒新城是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钟作猷是北大讲师。胡适正忙着与北大校长蒋梦麟筹划复兴北大的重任。百忙之中的胡适，还挂念着青年人钟作猷。

钟作猷与胡适认识，源于两人的师生关系。1917年胡适回国在北大任教，哲学之外，胡适还教过英文，甚至担任过英文系系主任。钟作猷在1920年代的北大求学，就读于英文系，也就成了胡适的学生。求学时的钟作猷，勤奋刻苦，英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与他同级的北大毕业生有许君远、梁遇春等人。因成绩优秀，北大毕业后，钟作猷就留校担任了北大预科的英文教师。教书期间，钟作猷致力于编英文词典，经过几年努力，终于编成《基本英文词典》，进而以5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中华书局。

当时的500元，也算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不过，胡适还是觉得对青年人未免太亏，于是提出抽版税的方式，“版税不如稍低，如百分之十之数”，由此可以看出，百分之十的版税在民国算是偏低的了，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恰好相反。

钟作猷在北大教书，一直干到了1934年。1934年5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

不聘者：梁宗岱、HewriFrei、林损、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

请假者：萧承恩、钟作猷。

钟作猷之所以请假，源于他的人生规划。他计划在这一年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并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钟作猷获得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他，应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邀约，担任了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之所以选择四川大学，可能与钟作猷的乡情有关，他是四川双流人。

1949年，留在大陆的钟作猷辗转来到南开大学教书，不幸在1950年代卷入了以穆旦、巫宁坤为首的“外文系事件”，倍尝人生冷暖。此时的钟作猷，想必早已忘了胡适为他写的这封信了吧，因为此时的胡适，早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矣。

5吴晗：“吴氏夫妇攻击胡适甚力”

1928年胡适执掌中国公学时，吴晗是胡适班上的学生。他学期期末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得胡适赏识，卖给了大东书局，得稿费80元，这对家境贫穷的吴晗无异于雪中送炭。后来，胡适因为“人权与约法”论争，受国民党的压迫，回北大教书。吴晗也凭借这80元的稿费来北平生活。这期间，吴晗写了《胡应麟年谱》，再次让胡适刮目相看。

此后，吴晗考上清华大学，生活费却是一大难题。为此，胡适给当时的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两位写信求助，信中写道：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底很好。……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

胡适这封信起了关键作用。1931年9月9日晚，吴晗给自己的老师梁志冰致信说：

生于7日入学，食宿交费注册等手续俱于当日办妥，9日晨晤教务长张子高先生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俱以胡师曾函托关照对生甚为青目，关于工读事蒋氏已定于下周开教务会议时以史学系名义提出通过此（事），不过手续关系，其实毫无问题。

入学后不久，吴晗获得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的机会。不特如此，当时的历史系蒋廷黻约见他，建议他研究明史，为此，吴晗写信征求胡适意见，对此，胡适大力支持，信末，他还写道：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胡适的这封信，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吴晗的学术方向。看完这封信后，1931年9月26日，吴晗给胡适回信说：

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由此可见，从获得历史系助教到明史这一学术方向的确立，胡适对吴晗都有很大帮助。

除此之外，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也帮过吴晗夫妇大忙。据罗尔纲回忆：

抗日战争那年，我们到了天津候船南归。江冬秀师母也到了天津住在周家。周家是一个大公馆。吴晗叫我带他去向江冬秀师母借钱去云南大学做教授。他说要借300元。我说100元就够了，为什么要这样多。他说要多借200元，留给袁震在北平应用。我带他去见师母，照说了，江冬秀师母立即转身回房间去取了300元给吴晗说：“我送给你。”我还不曾见过家庭主妇如此大方哩。

吴晗与袁震夫妇

由此可见，抗战爆发后，吴晗去云南大学教书的路费还是胡适妻子江冬秀给的。吴晗女朋友袁震多病，她养病以及生活费也是胡适妻子江冬秀给的。

吴晗到了云南教书后，受地下党的影响，思想日益激进，在政治思想方面开始与胡适格格不入。抗战胜利后，吴晗也曾攻击胡适。1946年12月1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

叶丁易来访。

访吴晗，“吴氏夫妇攻击胡适和傅斯年甚力”。

从学术事业到日常生计，胡适都曾帮助过吴晗。然而，当两人政见不同的时候，吴晗就在朱自清面前大力攻击胡适。在他的世界里，政见远远高于师生之情。吴晗的这个特点，与胡适的行事作风恰成鲜明之对照。

6千家驹：“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

胡适帮助千家驹，源于千家驹的《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和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此文中，北大经济系学生千家驹发现：大凡抵制日货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日货的输入会发生报复性激增。这不能怪中国民众的“五分钟热度”，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业不够发达，故而根本之图，还是应该大力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

对千家驹此文，胡适颇为赞赏。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当时是在从北平前往南京的火车车厢中读到这篇文章的。恰好车厢中有一位凌某，胡适向他打听作者千家驹的情况，结果让他又吃了一惊。因为凌某告诉他，千家驹是北大还未毕业的大学生。回到北平后，一向惜才的胡适向吴晗打听千家驹的情况，恰好吴晗是千家驹的同乡兼莫逆之交。于是吴晗带千家驹去拜访胡适。当听到千家驹大学即将毕业但工作还没着落后，胡适自告奋勇，将千家驹推荐给了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

对千家驹的才华，陶孟和也颇为认可，但是他听闻千家驹思想左倾并且是北大学生会的头头后，有些顾虑。为打消陶孟和的顾虑，胡适劝陶孟和说：

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

最终，千家驹顺利进入社会调查所。此事发生在1932年。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陶孟和对左翼青年的疑虑态度。十六年之后的1948年，那个曾经对左翼思想保持警惕并迷恋约翰·穆勒《论自由》的陶孟和则高喊着“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的口号，兴高采烈地迎来了1949，由此，倒也可以看出陶孟和思想之变迁。

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北大经济系系主任赵乃抟。1932年，千家驹毕业时，胡适推荐他进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两年后的1934年，胡适再次推荐千家驹兼任北大经济学系的讲师。而北大经济系系主任赵乃抟也嫌千家驹思想左倾，不想接受他，最终还是胡适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角度说服了赵乃抟。由此可见，1934年的赵乃抟，对左翼思想也抱有疑虑。不过到了朝代鼎革之际的1949年，赵乃抟也选择了留在大陆。

此后，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胡适还去做了证婚人。胡适与千家驹，两人在政见上完全南辕北辙，即便如此，胡适还是多次帮助千家驹。

晚年的千家驹曾言：“我在思想上与胡适完全是两回事，但在学问上则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胡适。”

7黄晖：“坏学校也出好学生”

1960年1月22日，胡适与他的秘书胡颂平聊天，说起了黄晖，对此，胡颂平记录道：

“先生今天谈起黄晖，说：黄晖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他曾到北大偷听我的课，但他毕业后写了一部《校释》，算是很标准的著作。坏学校也出好学生。这个人现在不知去向，可能是去世了，也许跟刘叔雅在云南呢。”

胡适最钟情北大，在他看来，北平中国大学算是坏学校了，但坏学生也出好学生，黄晖即是。胡适判断黄晖可能跟随刘叔雅（即刘文典）在云南，源于民国时期的老师“包养”学生的潮流。

1930年代身居北平的大学教授，工资高待遇好，故不仅教授一家生活无虞，而且还可以“包养学生”。所谓“包养”，实则是爱才惜才，教授一旦发现家境贫寒的可造之材，定会伸出援助之手。胡适、金岳霖、刘文典是此种典范。罗尔纲携妻住胡适家中追随胡适的故事早已众所周知。与胡适类似，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在接到家在湖北农村的中学生殷海光向他请教逻辑学的书信后，回信鼓励殷海光来北平求学，殷海光接信后，来到北平求学于金岳霖。金岳霖则负责他的生活费用。抗战爆发后，金岳霖前往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殷海光亦追寻恩师前往西南联大。黄晖与刘文典的关系，即类似于殷海光与金岳霖的关系。刘文典发现黄晖有文史方面的天才，遂不断资助他。抗战爆发后，刘文典前往西南联大教书。故胡适判断黄晖可能追随恩师刘文典前往云南。胡适的这个判断是错的。据黄河的《黄晖传略》，抗战爆发后，黄晖并未追随刘文典前往云南，而是去了安徽阜阳一所中学教书，此后还在战时安徽的省会立煌任职。

黄晖之所以能够完成《论衡校释》，与师友对他的帮助密不可分。刘文典之外，胡适也多次帮助他。童年时代的胡适，最青睐王充的《论衡》，受这部书的影响，胡适成了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故而，胡适也曾有校释《论衡》的念头，并因此收集了不同版本的《论衡》。当胡适发现偷听生黄晖正从事《论衡》校释后，遂慨然提供自己收藏的《论衡校录》，供其参考。用完后，黄晖就还给了胡适，还书的时间是1934年3月25日，当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黄政庵（晖）还我的《论衡》。

当时，黄晖多次出入胡适的米粮库四号的家中。据《黄晖传略》记载：

胡适当时是文化界忙人，门庭若市，访问谒见的人，不少吃闭门羹，可是他（按：即黄晖）每访必见，坐谈移时而不知倦。

在刘文典、胡适等人的帮助下，黄晖的《论衡校释》于1935年顺利完成。完成后，黄晖将初稿交胡适看，胡适看了，大为赞赏。1935年7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黄晖把他的《论衡集解》送来，此一大工作之完成，甚可喜也。”

大喜过望的胡适将此书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过，费劲千辛万苦的黄晖并未在第一时间拿到样书。据黄河《黄晖传略》记载：

引以为憾的是，胡适热心为《论衡校释》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值抗战军兴，书稿付排后，辗转移到香港出书，1938年在战时陪都重庆发行。初版面市不胫而走，由于战乱流传不广，重庆立煌关山遥隔，致作者的原稿和书当时都没有拿到，后所持作纪念的孤本，还是在抗战后期向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函商所得。爝火灵光．几乎湮灭。

1960年代，当身在台湾的胡适怀念黄晖的时候，黄晖正在西北大学教书，教的内容多是中国文化史之类的课程。后来，随着局势的恶化，黄晖成为臭老九，赍志以殁。他的这部《论衡校释》，在胡适的大力推荐下，率先在台湾出版。

1961年2月14日，是阴历除夕夜，胡适与胡颂平乘车去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家吃年夜饭。在车上，胡适对胡颂平说：

“你如遇到赵叔诚，有两部书应该请商务再版的。一部是黄晖的《校释》，算是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另一部是汤用彤的《佛教史》第一册，是写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史，第二册写隋唐时代，此地还没有……”

“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这是胡适对黄晖学术工作的评价。有了胡适的嘱托，秘书胡颂平很快联系了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赵叔诚，《论衡校释》这部书得以重见天日。

8谢兴尧：从学者到《逸经》主编

民国有三位研究天平天国的学者，他们分别是：简又文、罗尔纲、谢兴尧。

简又文是基督徒，他从宗教的层面切入到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罗尔纲是广西贵县人，此地属于太平天国起义的起源地之一，他是从近身之地域的层面切入太平天国研究的；谢兴尧是北大毕业生，在1930年代的北平，凭借师友关系，他可以看到清朝档案，他是从清朝档案资料层面切入太平天国研究的。

更加巧合的是，这三位都与胡适有密切的关系。罗尔纲跟胡适的关系，在学术界众所周知，不用细说。简又文跟胡适是同学关系。关于简又文，1923年7月2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前几天在山上忽然遇见Cornell的旧同学简又文君，他是学神学的，那天谈起，他这几年来正在收集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想作一部太平天国小史。他这一次来杭，也是为收集史料来的。他的“参考书目”——中有许多欧洲人的著作——竟是随身带着走！旧同学中竟有此人还在做一种学问上的研究，使我心里欢喜。

基督徒简又文本就家境富裕，后来又成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幕僚，收入更加不菲。工作之余，他的最大兴趣爱好就是研究太平天国史。

北大毕业生谢兴尧不仅是胡适的学生，还是胡适的邻居。1930年代的胡适，住在米粮库胡同4号，这个米粮库胡同，在当时是典型的学者住宅区。米粮库1号住着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历史学家傅斯年。米粮库2号则住着林徽因、梁思成一家。谢兴尧也居住在此，与这些学者成了邻居。这一时期的谢兴尧，阅读清代档案之余，也写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论文。谢兴尧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引起了简又文的注意。胡适则成了两人的介绍人。对此，谢兴尧回忆说：

1931年我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研究太平天国史，有时写些小文在报刊上发表：《北平晨报》副刊辟一专栏约我写稿，专栏日“洪杨卮谈”，专谈太平天国史事，至1932年夏，约写了一百多篇，引起文坛注意，北京图书馆编的《国学论文索引》把它收入第五编内：就在这时，简又文在燕大正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与耶酥教的关系，写文章陆续在《京报》和《语丝》上发表，他写的《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太平天国福字碑记》，都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就在此时，胡适之先生介绍我和他见面。胡先生说，你们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应该互相补益。又说简在海淀燕京大学(即今北大)，只有班车，交通不便，进城后暂住东单新开路，让我前去找他：经通信约定，我们在他的住所见面。

在胡适的帮助下，简又文与谢兴尧结识。相识后，两人把各自搜集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相互做了分享，发现两人的史料恰好可以互补。此后，两人相约一起收集太平天国的相关史料。为了这一目的，简又文建议创办一文史刊物。谢兴尧则担心资金不足，杂志难以办成。幸而简又文人脉广路子宽，经过努力，两人合力创办了刊物《逸经》。谢兴尧成为主编。于是，这本原本致力于收集天平天国史料的杂志，却成为了现代文学散文发表的重要园地。当时，许多第一流的作家都成为了《逸经》的作者。对此，谢兴尧回忆说：

我们邀约的作者，在当时多属第一流，北京的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刚主、瞿兑之、谭其骧、王重民、徐凌霄、徐一士等，南方有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胡怀琛、冯自由、刘成禺、温源宁、许钦文、赵景深、陈子展、谢冰莹等。

至此，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谢兴尧，还成为了著名的文学编辑。这一切的原动力，恰恰源于胡适介绍谢兴尧结识简又文。

9瞿同祖：龙在浅滩

瞿同祖是学术天才。1937年，27岁刚刚硕士毕业的瞿同祖出版了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抗战爆发后，罗隆基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他上课的主要参考书就是这本《中国封建社会》。当时，瞿同祖也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教书。有一次，罗隆基见到瞿同祖，曾对他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

对瞿同祖，胡适也青睐有加。1950年代，身在美国的胡适与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的瞿同祖来往密切。当时，胡适正致力于《水经注》的考据，涉及一个叫做“林颐山”的人。此人与瞿同祖的祖父瞿鸿禨曾有交集。故而，胡适曾写信求助瞿同祖，希望他帮忙寻找相关史料。

对瞿同祖的学术研究，胡适也赞誉有加。当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来美寻找人才时，胡适郑重其事地向他推荐了瞿同祖。对此，瞿同祖回忆说：

胡适当时曾谈到他想将我荐往台湾，而我不肯去的事。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新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1956年来纽约，见到胡适时，请胡推荐在美的一位中国学者去东海任教。胡适向曾推荐了我。曾约农通过他在纽约的弟弟，约我在他下榻的旅馆共进早餐（曾瞿两家本有姻谊），提出了聘请我去东海大学之意。我当然不愿去台湾，当即谢绝了。

拒绝了胡适的好意后，瞿同祖于1965年回到了大陆。还未安顿好，瞿同祖就迎来了1966年，然后就是十年的空白与荒芜。最好的学术天才，遇见了打砸抢破四旧的时代。在如此环境下，瞿同祖的学术生命近乎终结。对自己的抉择，晚年的瞿同祖后悔不迭，他说：

虚度岁月，根本谈不上研究。刚回来时，在北京住了一年，安排不了工作。然后去了湖南，在那儿什么都没做，也安排不了。后又回到北京，住在宾馆里。那时条件不允许，也不允许做研究，根本谈不上研究了。

对瞿同祖而言，胡适劝他去东海大学教书的往事，实在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关头。倘使去台湾教书，学术定会有更大的成绩。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1960年代的瞿同祖而言，上策留美，中策去台，下策回大陆。最终，他选择了回大陆。

10许倬云：自由主义的薪传

许倬云的一生中有多个贵人，这些贵人中，就有傅斯年与胡适之。朝代鼎革之际赴台的许倬云，当年考台湾大学的时候，数学满分，英文与国文均是第一等。阅卷老师批完他的试卷后，特地拿他的试卷给当时的台大校长傅斯年看。傅斯年看了试卷后，说：“这个学生应该读历史系。”

许倬云

在傅斯年的观念世界里，第一等的人才应该去研究历史。不过，当时许倬云报考的却是台湾大学外文系。进入台大一年后，在傅斯年的多次动员下，许倬云最终转系进入了历史系，这是史家许倬云一生学术事业的起点。

大学毕业后，许倬云接着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读硕士。这一时期，许倬云考上了李国钦奖学金，结果却因为身体残疾被拒之门外。对此，他回忆说：

研究所第二年，我考上了李国钦奖学金。李国钦是一位美国华侨，抗战时卖锑、钨发了财，胡适之先生请他捐点钱给学生，于是台湾大学各系的第一名，集中在一起考试，然后选两个人“出国”深造。我研究所二年级时，参加奖学金考试，笔试及口试都分中、英文，英文笔试请了“美国新闻处”的老太太阅卷，考完笔试后进行口试。口试委员有“美国新闻处处长”、蒋梦麟先生的代表樊先生、刘崇鋐先生、钱校长，还有李榦等五个人，结果我考了第一名。

但是后来要领李国钦奖学金的时候，他们回话说，李先生在世时曾在遗嘱上开出条件，必须是身体健全，也就是不能有残缺才能领，如此一来我就资格不符了。

许倬云因为身体残疾不能留美深造这事，让继傅斯年后成为台大校长的钱思亮感到非常遗憾，他将此事告知了胡适，希望胡适帮忙想办法。对此，许倬云回忆说：

在台大读研究所的第二年，我考上李国钦奖学金，却因为身体因素被打了回票，钱思亮校长因此事替我感到十分不平，我曾代表历史系请胡适先生到台大讲演，胡先生也认识我，钱校长向胡先生报告后，他也觉得不公平，因此出面帮我募奖学金。胡先生曾四次到纽约郊区拜访华侨徐铭信先生，徐先生一向主张科学救国，认为文科没有用处，从来不曾在人文学科方面捐赠奖学金，因胡先生出面，他破例捐了美金1500块钱，言明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在胡适的帮助下，1957年，许倬云最终得以赴美留学，并于196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许倬云学成归来的日子，是1962年3月2日，当天正是胡适出殡之日。对此，许倬云回忆说：

1962年3月2日我回到台湾，那天刚好是胡（适）先生出殡的日子，我直奔南港送他最后一程。我不能爬山，只送到山下，那时候我心里很难过，胡先生帮忙我“出国”读书，如果我前一年10月回来的话就能见到他了。

学成归来日，那个曾经帮助自己的人却逝世了，许倬云痛何如哉？

归来的许倬云，不仅担任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还创办了《思与言》杂志。此时的许倬云，就像1930年代的胡适之，一边在专业领域内传道受业解惑，一边在公共领域内争民主、论自由。后来，许倬云赴美担任匹斯堡大学的教授。李银河赴美求学恰在匹斯堡大学，许倬云由此结识了赴美陪读的李银河的丈夫王小波。后来，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推荐者恰恰就是许倬云。

王小波和李银河夫妇在匹兹堡大学

许倬云帮助王小波，犹如当年胡适之帮助自己。世间总有一些美好的情谊，代代相传。更有趣味的是，留美归来的王小波，在文字随笔之间，梦想着为自由主义招魂，在给友人的信中，王小波写道：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傅斯年、胡适是许倬云的老师辈，许倬云是王小波的老师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大地的百转千回，诚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