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生在京沪等大都市，又不是高干子弟或与这类子弟有瓜葛者，同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当不识“灰皮书”为何物。这种特殊出版物面世之时，正值一代人处于思想匱缺，知识贫乏而求知欲又特别旺盛的青春岁月。当我们告别青春的时候，灰皮书已经成为历史。
其实，这类书一直在极少数人那里流通，虽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始终有限，总的来说是寂寞的。而今，部分已经解禁出版，但是仍有相当大的部分付与尘封。有的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如吉拉斯的《新阶级》，至今不见重印。
但不论如何，灰皮书的出版， 在中国文化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现代世界出版史上，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目前，坊间所见的，有两种关于灰皮书的书，一种是2007年花城版的沈展云著的史话《灰皮书，黄皮书》，主要是一些重要的灰皮书的思想撮要；另一种是今年由漓江社出版的郑异凡主编的史料集《灰皮书：回忆与研究》。后者最可珍贵的地方，是当事人专为本书撰写的纪实部分，可知编者意在“抢救遗产”。两书一微观，一宏观，一横断，一纵剖，合起来看倒也不失为一部完整的皮书史。
一 时代罅缝中的产物
关于灰皮书，溯其源头，当从苏联体制说起。这是一个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问而知，也是意识形态专政的国家；从布尔什维克到苏联共产党，时刻不忘捍卫政治组织及其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当时，有所谓“第三国际”，其实为莫斯科所控制。二战结束后，虽然“第三国际”解体，但苏联很快把东欧一批被“解放”的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并以同样模式，强加于中国、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冷战”时代开始形成。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苏联一贯强调以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一致。然而，强行的统一是不可靠的。兄弟阋于墙。与西方的对峙犹未解除，甚至筑起长达28英里的柏林墙，想不到的是，东方阵营中已经开始了另一场“热战”。
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起，在有关斯大林评价，以及国际共运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苏两党便已出现分歧。随着赫鲁晓夫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分歧进一步扩大，并由此造成两国关系的高度紧张，以至于完全破裂。
1960年初，毛泽东决定公开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由此揭开国际反修斗争的序幕。这一年4月，值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三篇保卫列宁主义的大文章，不指名地批判了苏共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共随即予以反击，有趣的是，对方的文章同样把“修正主义”作为背叛马列主义的代名词。
从葛兰西的文化观点看来，无疑地，这是一场争夺“霸权话语”的斗争。这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康生为组长的反修领导小组，并由中宣部调集理论界的精英分子组成写作班子，组织和苏共的大论战。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近一年间，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论战文章，统称“九评”。当时，“九评”被印成小册子，作为重要的政治文件在全国组织学习。
为了确保写作班子写好“九评”，需要组织另外的翻译班子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也即“炮弹”；同时供高级干部作“内部参考”，于是有了灰皮书的制作。
灰皮书的出版始于1961年，随着反修斗争及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前后情况有所不同。1963年到1964年是灰皮书的出版高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中断，1972年恢复出版，至1980年结束，共出书200多种。1980年，由国家出版局统筹出版一套名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大型丛书，带有类灰皮书性质，选题内容及发行范围都有所扩大。但是，等到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一来，计划也就一并被“清除”掉了。
整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路线是教条主义的，今天我们使用了一个确定而又笼统的术语来介定，叫“极左”。灰皮书既被定性为“毒草”，在国际共运历史上，曾经反对“马恩列斯”的老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如巴枯宁、拉萨尔、鲍威尔、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就成了首选对象，先后出版了多种言论集。关于现实政治有两个路向：一者针对赫鲁哓夫和苏共领导集团，二者涉及铁托集团和南斯拉夫改革。中国农村后“共产风”时期实行“三自一包”之类的一些政策性变化与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不无相似之处，且远不如后者的全面而深入；即便如此，后来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进行清算。
后几年出版的灰皮书，比较集中地针对苏联，或者是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或者揭露苏联内幕。文革后期，有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性质近于灰皮书，却是棕色封面，虽然也标明“内部发行”，但发行量似乎颇广。
灰皮书是时代的产物，准确一点说，是时代的罅隙的产物。如果不是因为产生了中苏的裂隙，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可以想见，是根本不可能看到像灰皮书这些异质性读物的。正如文革，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崛起与覆灭，造成了一个特殊的语境，其间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裂隙，打破了原先的铁板一块，暴露了不少历史的真相。正因为如此，灰皮书不能不打上时代的鲜明的烙印。可以看到，每种书的前面，必不可少地印有前言或按语，是按当时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并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相关的历史结论撰写的，基本上是一个腔调。这些前言按语，就是灰皮书的“通行证”。不过，在灰皮书已然成为历史许久，通行证仍被采用，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不会轻易放弃。
二 个人的作用
就在我国制作灰皮书的六七十年代，苏联东欧等国家出现了一个被称作“萨米亚特”现象，涌现出一批“自发性刊物”，明显的反体制，因此只能在地下出版和传播，跟我国的灰皮书由官方有计划地正式出版很不相同。按规定，灰皮书属内部发行，但是，在流通过程中却远远超出原定的范围，因此，这类图书的流布，便多少有了一点“萨米亚特”的况味。
为什么中国有灰皮书而没有“萨米亚特”？正如在苏东有“萨米亚特”而没有灰皮书一样，大约这同共同体制中的某些偶然性、差异性有关。“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后，苏东国家大体上实行所谓“集体领导”；就拿赫鲁晓夫来说，他也无法做到由个人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结果反为集体所废黜。比较而言，中国是高度集权的，所谓“一元化领导”，最高领袖的个人观念、意图与意志在整个政治过程中带有决定性的作用。文革的发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灰皮书的出版直接出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并非偶然。一，他是赞成权力集中的，所以有“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说法。他对赫鲁晓夫的否定，也主要表现在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上面。二，他从来重视意识形态斗争。1949年建国后，接连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批判运动都是由他发动，并且直接领导的。三，在他的斗争观念和“矛盾”理论中，从来重视“对立面”，没有对立面也要人为地树立起来，甚至不惜扩大化，以确保消灭隐患于萌芽状态。四，从青年时起，崇尚自由意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性格中无视轨范，不惧“异端”，不畏孤立，至晚年仍有“反潮流”之说。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毛泽东富于个人魄力的设想，便没有灰皮书这样制造“异端”的工程，虽然“异端”出现以后，仍然处在“内部发行”这样一种半禁锢的状态。
从延安整风时候开始，康生一直是毛泽东倚重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推手。在六十年代后反修斗争中，康生仍是统军人物，灰皮书的制作，即由他授命发动。据说灰皮书的称号、装帧形式及内部发行办法，也都是由他提出来的。
毛泽东对于翻译出版“老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分子的著作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多由康生通过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层层下达，然后由编译局根据指示的精神加以落实。
康生说：“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还说，毛泽东看了《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很有兴趣。毛泽东曾经特别指示过，要尽快把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译出来参考。当这些书出来以后，康生第一个对中宣部的姚溱和包之静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
《灰皮书》载有当年主持编辑《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的冯修蕙的回忆，说毛泽东办公室电话通知，要一本美国人泰勒写的有关美国新战略方面的书，说毛泽东喜欢看这类书，要中宣部送过去。还有回忆说，中央办公厅曾下达通知，“灰皮书”购书证要送江青。文革初期，江青曾经有过一个讲话，宣称她是毛泽东在文艺战线的流动哨兵。通知还说，灰皮书每次要送毛泽东秘书林克若干本。
从康生到中宣部乃至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毛泽东对这些“异端邪说”有一种特殊兴趣。当然，也不能说康生周扬等人对此不感兴趣，但是，他们没有出版“毒草”的权力。在当时，没有人可以担受如此重大的责任。
据说，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代表人物普·弗兰尼茨基出版了一部《马克思主义史》，最早引起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兴趣。随后，由中央理论小组要求中央编译局译出该书目录并写出简介报送中央。1962年6、7月间，目录和简介先由编译局报送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周扬、许立群、姚溱、陈道和胡绳等，并由康生办公室转送中央。在接获邓小平批示后，中宣部立即开会讨论组织翻译力量，并指令尽快译出。编译局南斯拉夫组共组织了二十多人进行翻译，跨部门运作，不到半年译竣，于次年2月由三联书店作灰皮书出版。
从此书的成书过程可以知道，当时中央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是何等的严密。
《灰皮书》有回忆说，康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同样饶有兴趣，当他把书拿到手时，非常高兴地对写作班子说：“好书来了，好书来了！你们都应该看看！”不免令人想到史书上的所谓“乱臣贼子”，所作所为固然为了讨好“圣上”，在他的督促下灰皮书得以源源不断出版，这也不是没有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假传圣旨的可能。
三 生产者：专家与“废物”
《灰皮书》所载郑异凡、张惠卿、殷叙彝的文章，对灰皮书的由来，从策划、编译到出版的全过程做了相当详细的说明。
灰皮书不是一般图书，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反修斗争的一部分；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毫无疑义地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部长陆定一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内特设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承担灰皮书的规划和翻译任务的是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部分编译出版工作。出版单位除人民社（用副牌三联书店名义）外，还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负责出版“黄皮书”，即文艺方面的大“毒草”。
中央编译局是整个灰皮书制作工程的枢纽。据编译局人员回忆，当初下达编译灰皮书的任务时，气氛相当严肃，有点像下达“战前动员令”一样。的确，书目的确定和繁重的翻译任务都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工作是非常紧张的。
首先是拟定书目。中央编译局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利用该局既有的资料，又查阅了全国各大图书馆的中外文目录，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接下来，就是搜寻原著的工作。
看了张惠卿的回忆，可以知道原来文本的收集有多么困难。他说因为所列书目多是几十年前的著作，不但国内没有，国外也很难找到。譬如托洛茨基著作，苏联从三十年代起就已经把他的著作清除净尽了，只好从苏联几十年来出版的《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和有关报刊一页一页地翻找，才能找到托洛茨基的一些重要报告和文章，但还不是他的系统著作。其他人物的著作，其实也不容易找到。除了中央编译局，还动用了中央联络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力量，对国内各大图书馆、包括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图书馆搜集，还派专人到国外搜购。
当时，有人提到我国的托派组织过去曾经翻译和出版过不少托洛茨基的著作。1952年，公安部门在全国进行过一次统一的“肃托”行动，把各地“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数逮捕收审，家中的托洛茨基著作亦已全部收缴。其中，上海“托派”人数最多，倘使他们被收缴的托洛茨基著作被集中存放而又未及销毁，则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来源。
为此，张惠卿奉中宣部之命，专程赶赴上海。在上海市公安局协助之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公安局的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久被遗忘的一批托洛茨基著作。他说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积满灰尘的书堆里拣出二十多种中译本，还有几种法译本和英译本，经上海市公安局同意，全部带回北京。
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原中共“一大”代表、著名“托派”刘仁静。他曾在1929年到土耳其专门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当时，他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当他得知准备出版托洛茨基著作而又苦于找不到原著时，主动将他珍藏了三十多年、由托洛茨基本人亲赠给他的七本《托洛茨基文集》原版奉献出来。
把书找来以后，就是组织翻译队伍。除了中央编译局原有的翻译人员外，几家出版社还组织了一批通悉外文和理论的专家参加。由于人手不够，开设了德文、法文和南文（塞尔维亚文）的短期培训班。在速成班里，请专家教发音，教文法，学员以自学为主，互学互教。“南文班”在高级党校内举办，还动用副校长艾思奇出面主持。办班仅半年，学员便集体翻译了两部南斯拉夫著作，共100多万字，完全是突击的方式。
沈昌文在回忆中谈到“废物利用”，是指另一支翻译力量。所谓“废物”，是指有学问但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沈文列举了几个人，其中有李慎之、董乐山、施咸荣等人。李慎之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的队长，董乐山是“极右分子”。他们后来翻译了《第三帝国的兴亡》。此书作为史学著作，是有爆破性的政治思想含量在内的。施咸荣有特务嫌疑，文中说他趁几次出国的机会，在美国的图书馆挑选旧书，装箱，运回北京的事，虽然记叙简略，其中对西书的倾心及传播的热心，仍跃然纸上。沈文还提到两位“废物”，一位叫马元德，通英德语，对罗素有研究。据说因为他在北大时对苏共二十大说了一些当年不该说的话而被打入冷宫，毕业后几乎失业。另一位是王荫庭，俄语专家，不知何故被组织上目为异端。他们都成为灰皮书的重要译者。用“极右分子”、“反动分子”翻译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书，实在是颇具戏剧性的事。
沈文还说到另一批“废物”，就是北京清河劳改农场的犯人。据说北京市把他们组织起来，从事翻译，发表时一律用笔名“何清新”（“河清”指“清河劳改农场”，“新”指“自新”）。因其中颇多伪满时期的高官显贵，故译日文甚佳。
因为是“废物”，所以，他们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尊重，有的译著并没有印上译者的名字。比如《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没有出版单位，没有出版时间，但也没有编译者的名字，成了“三无”图书。《布哈林言论》于1976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署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没有编译者的名字，完全以集体的名义吞没个人，编译者的名单直到后来也难以恢复。
至1964年，因中宣部跟编译局领导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其时，赫鲁晓夫也已下台，国际形势相对缓和，灰皮书的进度便随之放缓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灰皮书的工作完全停顿下来，有关的单位从上到下都受到运动的冲击。中宣部被当作“阎王殿”，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罪名是提供“反党炮弹”、“鼓吹修正主义”、“大放毒草”。而参与灰皮书工作的翻译队伍，批斗的批斗，关押的关押，流动的流动，此时也在运动的冲击之下溃不成军了。这种情形，可谓玉石俱焚。
四 禁区及特殊处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整个政治文化环境来说，根本不可能打破思想禁区。可是，灰皮书的制作又恰恰是发生在禁区中的事，这就不能不要求在制作过程中，必须讲究策略，拿出特殊处理的办法。就是说要催生“毒草”，又要免除中毒；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还要锄掉肥田。
全部的灰皮书所以要有前言、按语之类，其作用首先不在一般的概述和介绍，而在于政治定性。而所作的提要，“提尖”（在提要中特别提示“尖端言论”），包括正文中用黑体字标示明显的反动观点等，重点都在于“消毒”，表明编译者所持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在这个部分，那种为批判而批判的随意性表现特别明显。当时就使用了文革“大批判”的语言。为了顾及现行的意识形态，先做结论，再作论述，毫无科学性可言。
在《灰皮书》中，有几位当事人对当年随意抹杀、歪曲和篡改事实真相的做法，作出深刻的反思。殷叙彝指出，对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的复杂性、独特性缺乏根本认识。这些人物有的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许多著作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至少是有价值的著作，但是由于只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着眼，对这些著作完全视而不见。他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例。伯恩施坦就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得到恩格斯的称赞。但是，当时在挑选他的著作时，对这些根本不予考虑。以列宁的观点看，考茨基早期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才成为机会主义者。殷叙彝说他在为《考茨基言论》写序言的时候，对前者都是只字不提，只提列宁说他是机会主义者。
其次是绕开禁区，回避事实。比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斯大林存在重大分歧。正因为他对斯大林有过批评，所以在编选托洛茨基著作时，就主动回避了这方面的内容。直至20世纪末，由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其中亦避开了涉及中国革命的材料。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卢森堡同列宁在建党、民族自决权等问题有过争论，在多种著作中对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包括列宁有所批评，斯大林给她加以“半孟什维主义”的恶谥，甚至把她和托洛茨基联系到一起，因此在苏联国内，认为“卢森堡主义”是“反列宁主义”、“反共产主义”，她的许多著作是被禁止出版的。在我国，对卢森堡的评价无疑地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她的文集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得以出版；此前，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曾以内部刊物《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的名义，出版过《卢森堡专辑》。那时，在介绍她的重要著作《论俄国革命》时，其中“自由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一段话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被删去。
对原文本进行阉割、删除，其实在灰皮书中还不算很常见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有了书前的批判性介绍，保证了一定的“安全系数”。《马克思主义史》在1962年作为灰皮书出版后，1986年至1992年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增订版。这时，灰皮书已成“红皮书”，但是，《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一篇却删掉了涉及“反右”和“文革”的第二章，反而不如灰皮书的完整。
至于有的禁区，是规定不能涉足的。据郑异凡回忆说，托洛茨基有一本自传《我的生平》，实际上是一本回忆录，直到80年代才从国外购得原版。他在1989年夏完成了全书的译校工作，然而，译稿在京沪两地辗转了十多年 ，直至2007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还说及布哈林的“脱灰”过程。作为灰皮书出版的《布哈林言论》，所选文章都是被列宁和斯大林批评过的，每篇编者按都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言论，前言也不能陈述布哈林的真实思想，完全以列宁、斯大林的言论为准绳，而把布哈林思想中的正确的、优秀的部分剔除了。直至1978年，郑异凡写了一篇《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布哈林遭到批判的阶级斗争观点辩护。因为事关重大，他把文章交给局领导审阅，结果几乎被压了一年。1984年，应当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前后，郑异凡又应约写了一篇《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稿子送至人民出版社，结果拒绝出版。据沈昌文回忆，1981年间，《读书》执行副主编史枚曾谋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到处向高级干部陈说，要求向中央反映，遭到“严厉苛责”后，于当晚脑溢血去世。
在理论上，“思想无禁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要解除体制、传统、权威所给予思想的限制，却是一件困难的事。人类政治思想上的进步，需要思想者的抗争，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时间其实是惰性的，它只是为现实证明，却并不能说明一切。
五 编译者：种瓜得豆之一
在康生一流看来，灰皮书的编译人员不过是从事制作的工具，并没有所谓“主体性”可言，惟按权力意志行事而已。然而，正如当事人所说的，这些灰皮书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别样窗口”，让他们看到了历史的奥秘，看到了另一种思想风景的迷人之处。此后，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占有资料，而是从编译出发进行研究工作，以致后来居然站到被批判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一边，做起了他们的辩护士。这是灰皮书的“始作俑”者，甚至连编译者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1961年12月，郑异凡接到一项任务，负责核查斯大林批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材料，据说这是苏联保卫斯大林委员会委托代为核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各项攻击中的一项。他根据在苏联留学时接触到的文字材料，写成《关于斯大林批评克鲁普斯卡娅的材料》，于1962年1月由中宣部铅印，实际上是灰皮书中的灰皮书。
郑异凡在《灰皮书》中抄录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公布的两个直接涉及克鲁普斯卡娅的文件。因为文件罕见，这里不妨照抄一次：
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现在我向你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提出请求，因为你们是弗·伊最亲近的朋友，请求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娜·克鲁普斯卡娅
原来在党内围绕外贸垄断问题的争论上，列宁与斯大林存在明显的分歧。斯大林得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信给托洛茨基，联合反对俄共中央全会的决定，为此十分不满，在打电话给克鲁普斯卡娅时指责她违反医生给列宁规定的制度，对她破口大骂，据莫洛托夫转述，斯大林对他说过：“怎么着，我得去巴结她？跟列宁睡觉并不等于弄通了列宁主义”；“怎么啦，就因为她跟列宁同用一个厕所，我就该像尊重列宁那样去尊重她？”连莫洛托夫都说是“太粗鲁了”。据列宁妹妹乌里扬诺娃说，克鲁普斯卡娅当时气得浑身发抖，以致倒在地上打滚。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写于1922年12月23日，两个半月以后，列宁给斯大林写了如下这封信：
致斯大林同志。
抄送：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你突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活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活，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
从这两个文件中，可以见到苏联党内斗争的一些秘密。灰皮书敞露了不少这样的秘密。特别在思想方面，那些隐秘幽微的地方，那些与政治结论相左的地方，诱发了这些编译者的探索的兴趣。文革后期，编译局国际室各组都开始了一些研究工作，发表了一批论文、论著和人物评传，提出了一些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的观点。
顾家庆在《灰皮书》中说，灰皮书使人们完整地了解到那些被批判的“片言只语”的上下文，更准确地判断这些“标志性提法”的内容；同时，这些“反面教材”也开阔了大家的眼界。他以翻译《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为例说，原先以为天下共产党都是一家，后来才懂得，各国共产党都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并不相同。他是《巴枯宁言论》的编译者，开始时只知道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只会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破坏作用；在编译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看法，觉得巴枯宁终其一生是一个革命家，并非在前言中所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他认为，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巴枯宁的评价，也应被置于当时的斗争实境中考察；经典作家在私人信件中对巴枯宁的肆意嘲骂与轻率评判，更不能作为盖棺论定的结论。
饶勒斯是法国社会党创始人和第二国际领导人，长期被看作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代表。李兴耕从1963年起编辑《饶勒斯文选》，并列入了灰皮书出版计划。通过编译工作，他了解了饶勒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复杂性。他认为饶勒斯不失为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指出饶勒斯思想中许多独特的、富有远见卓识的积极成分，肯定饶勒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巨大贡献。
对于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卢森堡、以及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灰皮书制作前后，编译者的看法都有很大转变，到后来，有的结论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六 读者：种瓜得豆之二
灰皮书作为“内部发行”的图书，控制相当严密。读者对象是分层级的，所以，灰皮书也就分为甲、乙等类别，还有“编号发行”，即购买者凭证购买是登记在案的，如有遗失外泄可以追究图书所有者的责任。托洛茨基的著作属甲类，发行自然不容疏忽，因此竟至于连编译者也拿不到样书。郑异凡回忆说，《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最先由中宣部内部印发，共70份。因为康生和邓小平认为编得不错，便由人民出版社出“灰皮书”。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认为此书不能发行，因为把最尖端的东西都集中到一起来了，流传出去不好，于是批示道：“中央同志不要发了，以后需要时个别地发。我看索性不用封面为好。但目录上要编号。”结果此书共印500套，只装订了50套，发给少数单位。然而，即便控制严格，灰皮书却往往流入普通读者手里，特别在文革时期。而实际效果，并非如策划者所设想，或者竟至于相反。用当时的话来说，本意在“反修”，结果竟变“修”了，生成一些思想异端。
对于现代世界思潮，知识界本应得风气之先，可是在封闭的社会里，一样闭塞无知。《灰皮书》里有记述说，《马克思主义史》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流派几乎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多半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货色。据该书译者说，许多学者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史》而第一次知道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名字及其著作，从而引起思考和日后追踪研究的兴趣。
灰皮书的最大功绩恐怕还在于对于“文革”前后青年一代的思想启蒙。早在六十年代初，北京一些青年学生因为不满现实以及学校的正统教育，秘密组织起来，开展地下阅读活动。其中有两个著名的团体：“X诗社 ”和“太阳纵队”。“X诗社”有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等。据张鹤慈回忆，他和郭世英用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买了许多内部书籍，后来这群青年人的读书会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1963年5月，成员全部被捕，张鹤慈在狱中整整度过十六年，郭世英被送至农场劳动，文革初期被批斗关押，坠楼而死。“太阳纵队”在“X诗社”蒙难后，随即化整为零，停止集体活动。核心成员张郎郎回忆说，他父亲有内部购书证，购买了很多灰皮书，还有许多黄皮书。他把这些书带到学校，于是《麦田守望者》有了手抄本，《在路上》被人大段大段地朗诵，阅读的狂热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时，北京知青中还有一些读书“沙龙”组织，有名的有“赵一凡沙龙”、“徐浩渊沙龙”等，他们阅读了许多灰皮书和黄皮书，并且展开讨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吉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等。据说这些地下读书沙龙最后都被镇压了。
类似京城一样的地下青年读书群体，在上海、南京、西安、成都等其他一些大城市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活跃表现。各地的阅读群体所传阅的主要书籍几乎一样，除了古典文学名著，西方现代文学和苏联文学，有关共产主义运动及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权力斗争及大清洗内幕的政治思想读物， 是青年们千方百计渴望尝到的禁果。这些流传的皮书，是一代人在封闭中窥望世界的惟一的秘密管道；从这些书籍中，他们获得了一种自由民主的观念和反抗的意识；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的社会经验和人生体验，引发了他们对灰皮书的强烈共鸣。
据报道，民刊《今天》的诗人，“星星画派”的艺术家，《走向未来》丛书的策划者、编辑、撰稿人，其中有不少人都是从地下读书活动时开始定向的知识及思想积累的。所以，有人把传阅皮书看作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文革后，一些带有现代派色彩的文艺创作的出现，可以明显地看出皮书的影响。
假如灰皮书得以公开发行，而读者又可以在一个公共空间中展开讨论和辩论的话，其影响力当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历史毕竟不可能假设。灰皮书永远是红墙内的一块禁脔。不过，应当看到，它们的存在见证了一个畸变的时代，更不用说它们的思想内容已为一代青年读者所吸收，不论人数多少，其启蒙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略的。
201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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