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

作者：姜鸣

本书《却将谈笑洗苍凉》，是继《天公不语对枯棋》和《秋风宝剑孤臣泪》后，姜鸣撰写的晚清历史散文第三辑，收入十三篇文章。有长篇考证，揭示了“马嘉理事件”后清廷的外交失败，“甲申易枢”对甲午战败的潜在影响，以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在当时政坛中的沉浮，而这些事件恰好为之后的甲午战败埋下了伏笔。也有小文，从胡雪岩的破产，到孙中山的伦敦绑架事件；从李鸿章最后生涯的居所，到张佩纶的爱情婚姻生活；从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的诗歌与影响，到一勺用来养生的牛肉羹——涉及晚清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姜鸣，1957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做过工人、大学教师、机关干部。曾任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上海总部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国盛（集团）公司副总裁，兼任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第十三篇“绑架和营救——孙中山中国驻伦敦使馆的旧事再说”：

作者: 姜鸣；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 2020-31

孙中山被囚清使馆

 1895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美国。1896年9月30日，他辗转来到英国，去看望在香港西医书院学医时的老师康德黎（Dr. James Cantile）和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没想到，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策划了一个阴谋，将孙骗进公使馆，囚禁在四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然后打算包艘轮船，偷运回中国处死，此事成为轰动伦敦的重大新闻，在英国政府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使馆被迫放人。孙中山将其经历写成《伦敦被难记》。这段传奇故事，也使他成为享誉英伦的著名革命家。 孙中山不知道的是，他乘白星轮船公司“庄严”（Majestic）号轮船从利物浦王子码头上岸后，中国公使馆的英籍参赞马格里爵士（Sir Macartney Hallida）就聘请司赖特侦探事务所（Slater’sFirm）的侦探盯梢他。他的登岸时间、前往伦敦乘坐的火车车次、到伦敦居住的赫胥旅馆（Haxells Hotel），乃至后来坐过的出租马车车号、逛过的街道商店、平时的行动规律，都原原本本报告给使馆，直至孙中山被他们绑架到手方才停止。马格里还与英国外交部协商，请求代为抓捕，但因中英两国没有签订过引渡条约而作罢。 

波特兰大街49/51 号中国使馆
 马格里是苏格兰人，与乾隆年间英国派往中国的马戛尔尼伯爵属于同一个家族。早年学医，随英法联军远征中国，后来在李鸿章属下的外国雇佣军“常胜军”中与太平天国作战，学会了中文，还加入了淮军幕府，协助创办了金陵机器局。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的“字”，叫“清臣”，表示是大清的臣民。1876年，郭嵩焘筹建驻英使团，他经李鸿章推荐，担任使团秘书，同赴伦敦，后来官至使馆参赞，是一个中英双方都接受的跨国外交官。 作为一个流亡者，孙中山此次伦敦之行，除了看望老师，似乎并无其他使命。连盯梢的侦探也感到无聊，例行报告中写道：“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然而他却遭遇了一场性命攸关的无妄之灾。10月11日，孙中山被囚禁后，一直设法说服英籍管家和仆人去向康德黎老师求救。17日夜间11时，已经上床的康德黎听到了门铃声，他在房门口拾到一封塞进来的短信： 您有一位朋友自上星期日起，一直被囚于清使馆内。他们想把他送回中国，到那里肯定要绞死他。这可怜的人够悲惨了。如果不想办法救他，他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送走。我不敢在信上签名，但我说的是真话，请相信我。不管您想什么办法，最要紧的是马上行动，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我想他的名字是孙逸仙。 这封信是使馆女管家郝维太太悄悄送来的。康德黎立即披衣出门，他想到马格里参赞家就在附近，于是先去哈利街3号寻找马格里询问。康德黎认为，作为英国人，马格里不会容忍在伦敦出现这种暴行。但马格里不在家。康德黎旋去玛丽庞分区警察局报警，基层警官对于这样一个涉外绑架案不知如何处置。康德黎又赶往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再次报警，警方记录的证词时间是18日0时30分。探长表示，他们无法对外国使馆采取行动，同时劝他，已经尽到责任了，天黑夜深，该回家去，别到处乱跑了。康德黎担心使馆会连夜转移孙中山，就赶回中国使馆所在的波特兰大街，在那里守候到天亮。 翌日是礼拜天，使馆仆人乔治·柯尔送来孙中山写在自己名片背后的亲笔求救信。康德黎找孟生医生商量，两人共同前往苏格兰场询问凌晨报警处理的情况，获知当班探长将报警人当成酒鬼或者疯子，康德黎再次说明原委。然后他俩又去英国外交部反映情况。 回来的路上，孟生担心孙中山会出意外，决定亲自去使馆询问，让他们知道，扣押孙中山的事情已被外界发觉。接待他的使馆翻译邓廷铿装傻，不承认有人被扣留。到了晚间，康德黎设法雇了个酒店守夜人帮他在使馆对面站岗，而他未料到，这个挣外快的守夜人，其实是司赖特事务所的另一位侦探。星期一（19日）早上，康德黎又亲自赶往司赖特事务所，正式雇佣侦探日夜监视使馆，而司赖特将康德黎的这笔委托向马格里泄了密，整个事件充满惊险和传奇。有资料显示，中国使馆曾向司赖特事务所支付过一百四十九镑十三先令的委托费用。 出了侦探所，康德黎去《泰晤士报》爆料，报社不相信这个新闻。他又去外交部查询进展，并补充作了书面陈述。傍晚，康德黎又据柯尔送来孙中山新的求救信，向外交部递交了补充材料，揭发马格里参与了绑架，“今晚他的房门口加了双哨，马格里爵士对所有使馆仆人说，无论是谁来访，他都不见”。 历史学家黄宇和先生通过查阅档案获悉，其实那天中午英国外交部获悉情况后即开始联系内政部并征求苏格兰场的意见。下午，乔佛斯探长找柯尔取证。玛丽庞分区警察局奉命派出六名便衣分三班监视使馆，以防孙被转移。所以，波特兰大街街口出现了警察和私家侦探共同值守的奇特景象。 20日上午，乔佛斯探长去康德黎家，告知警方已经开始行动。康德黎撤回了他委托的侦探，并提供孙中山的照片，以便警方辨识。警方还向格兰轮船公司调查，获知使馆曾就载运一名精神病患者回国一事与他们联系过。柯尔建议晚上他帮助孙中山攀爬至51号邻家屋顶，请警方联系邻居予以接应——当年波特兰大街49号为五层楼建筑，孙中山被囚禁在四楼房间，而51号是四层楼建筑，屋顶有部分是天台，攀爬过去是办得到的。而现在，由于使馆馆舍重建，两栋房子整体上都变成五层加屋顶阁楼的建筑，从外观上难以理解攀爬的概念——但警方认为无须如此，保证近期会让孙中山堂堂正正走出使馆大门。 22日，乔佛斯探长带康德黎和孟生去老贝利（即英国中央刑事法庭）申请施行于清使馆的人权保护令没有成功，原因是法官怀疑向外国使馆发命令或传票是否合适。他认为应当动用外交压力要求使馆做出解释，并在调查完成前不得转移被囚之人。内政大臣里地利爵士立即咨文外交大臣沙士勃雷侯爵，请外交部采取措施使得孙中山获释。当晚7时，外交部常务次官山德森爵士召见马格里，马格里承认确有其事，但须向北京请示才能确定是否放人。他答应将此问话禀告公使大人。晚上9时50分，英国外交部向清使馆发出照会： 兹接内政大臣咨文，谓收到两名居住在伦敦有名望的医生的证词，宣誓证明近几日来，一名居住在葛兰法学院坊名叫孙逸仙的人，被强行拘留并禁闭在清使馆内。英国政府认为将此人强行拘留于清使馆，实为违反英国法律的行为，不但不受外交豁免权保护，而且是对外交豁免权的滥用。因此，我方要求立刻将孙逸仙释放。 这天晚间，《环球报》（Globe，亦有文献译作《格罗孛夜报》）听到消息，加印号外将此事披露出来，引起全城轰动。各家媒体记者和市民包围清使馆，要求放人。翌日，这个新闻成为伦敦各报竞相报道的热门话题。记者各显神通，有采访康德黎的，有采访使馆的，甚至采访孙中山临时寓所的房东太太，使馆门前聚集的人群达到上百人。 23日下午，英国外交部再次召见马格里，询问昨晚照会的落实情况。指出使馆滥用了治外法权，并告知如果使馆拒绝放人，英国将要求清政府召回龚照瑗公使。在各方强大压力下，清使馆被迫在傍晚5时释放扣押了十三天的孙中山。而后，孙中山接受多家媒体的访谈，用娴熟的英语介绍他的反清起义，控诉使馆对他的非法拘禁，感谢英国人民的友好情感和大力支持。 龚照瑗1894年担任驻英公使后，就遇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外交公务繁多。但他仅是忙于应付，在中英关系的沟通上无甚建树，根本不能与同时期担任日本驻英公使的青木周藏相匹敌，尤其在丰岛海战日本击沉“高升”轮后的对英交涉上完全失败。他到英国不久就患病，多数时间懒懒地待在公使馆里，很想早日调回国内，很少参与伦敦的社交活动。但他却谋划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绑架阴谋。事情败露后，他也不着急，直到孙中山被释放后的第十二天，11月4日，才让使馆翻译吴宗濂起草了致总理衙门总办的公函，报告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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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蒙难纪念室 孙中山被囚之处，就在波特兰大街49号。此时距曾纪泽租借下这一馆舍，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九年。1933年，国民政府驻英使馆把当年囚禁孙中山的小屋辟作纪念室。1937年孔祥熙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还在纪念室安放了孙中山的半身铜像。 

中国使馆内“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铜牌
 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回忆，1962年他担任中国驻英代办时，波特兰大街馆舍因年久失修，多处砖木腐朽，渐成危房。代办处人员增加，馆舍亦不敷应用，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另租房屋办公住宿，租金昂贵，工作不便，便想拆除重建，费用约需七十万英镑。但按当地规定，波特兰大街任何房屋重建后均须保持原来的外观和高度，则建筑面积难以增加，解决不了集中办公住宿的问题。故欲出售馆舍，得款另买面积较大的地皮，建造新楼。方案报外交部后，因国家经济困难，迟未得复。 1963年秋，熊向晖回国休假。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他提到重建馆舍事。总理问：“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是不是被关在这个地方？”熊向总理简要汇报了孙中山蒙难故事和纪念室的情况。 总理问：“现在还有没有华侨去参观？”熊向晖说：“经常有华侨……还有外国人——不单是英国人，要求参观。那间房子可能随时倒塌，通过的楼梯弯弯曲曲，很陡很窄，木板摇摇晃晃，不小心就会出危险。除了个别特殊情况，一般不让人进去。” 总理说：“你们给外交部的报告，要求出售波特兰街的房子，并没有提那里还有孙先生的蒙难室。要是今天不问你，我还不知道。那所房子该不该出售，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1956年，毛主席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主席说，孙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主席列举了孙先生的丰功伟绩，赞扬孙先生既有宏伟的气魄，又很谦虚，不但注意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情况，还注意研究外国情况。主席指出，孙先生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言而喻，孙先生蒙难的地方是重要的历史遗迹。连国民党也知道应该设立孙先生蒙难室，许多华侨和外国人要求参观，而你们居然要卖掉，幸亏今天问了你，要不然，同意你们卖掉，怎么对得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怎么向崇敬孙先生的华侨和外国朋友交代？怎么向继承孙先生革命事业的中国人民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 总理还说：“……像这样的事，就不应该单从经济问题考虑。把孙先生蒙难的地方卖掉、毁掉，将来再花多少钱也恢复不了。现在就可以决定，波特兰街的房子不许出售，就在那里按原来的外观和高度重新建造。房子不够用，另外想办法。国家经济虽然有困难，为了纪念孙先生，这笔钱不能省。我派一位有经验的建筑师到伦敦实地考察，回来设计。要在原来的位置，重建孙先生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既然重建，当然要很坚固，但是原样都不变，比如原来插着铁条的窗口，就不要改成玻璃窗。不保持原样，搞得很漂亮，就失去纪念意义，就没有教育作用。将来要把原来的木匾和铜像照样摆进去，房子内原来的陈设，不增加，不减少。保护历史文物就应这样。” 熊向晖返任后，外交部把七十万英镑拨来了。不久，周总理派建筑师戴念慈到伦敦勘察，搜集了拆建馆舍的资料，对蒙难室做了详细测绘，带回北京设计。这时，代办处忽接英国文物保管会通知，说使馆大厅是“亚当建筑”，必须保存，不得破坏。 

荷姆馆这间客厅的天花板和墙饰是典型的亚当风格。正对读者视线的画作是雷诺阿的《剧院包厢》，壁炉上的为马奈的《阿朗特伊的塞纳河畔》。

这间起居室同样是亚当风格，墙上依次悬挂着塞尚的《玩纸牌者》、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和雷诺阿的《安布罗伊斯·沃拉德肖像》

亚当风格的轻松活泼色彩

波特曼广场19、20、21 号外观，风格上与中国使馆也很接近。
 所谓“亚当建筑”，是指18世纪英国著名设计师兼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Adam）和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兄弟设计和营造的建筑，融合了古罗马设计精髓，并参考希腊、拜占庭与巴洛克建筑而创造出的更为灵活多变的特征。其代表作品，既包括奢华的赛昂宫（Syon House），也包括波特兰区（Portland Place）的联排住宅。罗伯特将其命名为“亚当风格”（Adam Style）。亚当兄弟最大的影响，是在室内装饰方面。他们综合了大量古典式样，利用墙壁绘画、天花板泥灰装饰和地毯、家具，以轻巧、柔和、典雅的设计和精致的新古典主义装饰，受到厌倦了繁复风格的贵族阶层的赞誉，成为了当时英国最为流行的风格之一，在西方建筑史上享有盛誉。使馆有三间金碧辉煌的大厅，特别是天花板美轮美奂，是亚当兄弟设计营造的建筑艺术珍品。如要保存，整个拆建工程就无法进行。 中国使馆的三间大厅究竟什么模样，今天未见照片留存，但从著名的考陶尔德学院美术馆留下的照片可以见到端倪。1773年，乔治三世的建筑师詹姆斯·怀亚特（James Wyatt）在波特曼广场（Portman Square）19、20、21 号建造了联排住宅。其中20号的主人为伊丽莎白伯爵夫人。1775年，伊丽莎白邀请罗伯特·亚当做室内设计。1927年，考陶尔德学院美术馆租下20号，后来还租下19和21号，这里被称作荷姆馆（Home House）。考陶尔德学院美术馆创始人、著名实业家和艺术赞助人塞缪尔·考陶尔德（Samuel Courtauld）带着他收藏的百余件印象派、后印象派艺术珍品，也住在这里。那些珍贵画作在优雅的亚当式客厅墙上展出，揉入房间的整体陈设，令人惊艳赞叹不已。 文物保管会是民间机构，却享有公认的权威。凡是该会规定保存的建筑，任何施工单位都不敢拆除。英国外交部也无能为力，建议代办处直接同该会交涉。但该会平时不办公，每年开会两至三次，只在开会时讨论决定问题。 中国代办处致函文保会，提出馆舍已成危房，附去英国工程师证明，希望同意拆建。数月后收到复函，称该会负责保存英国现有的一切亚当建筑，没有例外。代办处又致函，提出重建时可按原来的大厅样式仿建。数月后该会复称，仿建即非现存的亚当建筑，不能同意。代办处再函，提出馆舍一旦倒塌，亚当大厅将不复存在，如何保存？该会表示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经查询，该会并非故意刁难，而是墨守“保存英国现有的亚当建筑”的规定，不徇私情。有关专家断定，代办处拆建馆舍，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进行：一是馆舍自行倒塌，二是该会主动改变规定。但这两种情况都未发生，馆舍也就不能拆建。 熊向晖1967年1月奉调回国，未再过问此事。1973年，他卸任驻墨西哥大使，不久见到总理，谈及驻英使馆又提出重建馆舍，总理说他已做指示，重建孙先生伦敦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 我对熊向晖的这一回忆尚有不解。波特兰大街49号中国驻英使馆的馆舍是曾纪泽租借来的，1924年7月6日转为长期租用，并于1926年4月6日租用51号，两处租期均为九百九十九年。但不是中国政府产权，怎么能由使馆出售呢？ 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官网披露，1972年使馆再次向英方提出重建计划，经房东同意后又获英政府批准拆除全部建筑，重建时外立面需恢复原貌。1980年，原楼拆除，三年后动工重建，1985年9月竣工。新楼沿波特兰大街外立面除原来的两个单独进出的门改为一个大门外，基本保持了原样。 从此文看，房东的产权显然是存在的。馆舍拆后重盖，也得到了房东的允诺。因而卖楼易地重建的说法，尚待考证。

3在伦敦踏访历史故地

作者在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
 我在1974年的中学时代，首次阅读《孙中山文集》。从《伦敦被难记》中知道了这个传奇故事。以后又从黄宇和先生的大著《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中，读到他对这个事件所做的引人入胜的考证。因此，找机会参观中国使馆的孙中山蒙难纪念室是我多年的心愿。2012年，借出差英国的机会，我联系中国使馆，得以走进这间著名的小屋。 纪念室设在使馆后半部的四楼，可以乘后侧电梯上去。由于使馆重建时将49 号和51 号两组房屋内部打通，所以其位置实际上已有移动，但房屋内部保存着原先的大小和风格，室外钉着铜牌。蒙难室的面积大约为十平方米，迎面的墙上挂着用胡耀邦1986 年6 月来此瞻仰时题字“孙中山先生蒙难室”制作的木匾，匾下是孙中山铜像。右面墙上挂着1933 年开设纪念室时，国民政府驻英公使郭泰祺手书“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下面安放康德黎铜像。左面有扇加了铁条的窗，窗外是内阳台，这部分显然是大楼改建后调整的，与历史上的布局不一样。孙中山说他写了求救信，包上硬币往外投掷，落在邻居家的屋檐上，按现在的朝向，邻家的屋檐已根本看不到了。窗旁两侧有两个镜框，一个是孙中山的标准照，另一个镶着民国元老胡汉民题写的诗笺。 纪念室里没有床铺桌椅，陈放孙中山铜像的条桌后面，有个用瓷砖围砌起来的小壁炉，当初就是因为要为壁炉升火，才出现了英国仆人柯尔，他是孙中山的救星。站在小屋里，我仿佛穿越到了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努力说服柯尔为其送信的场景，宛若就在眼前。 由于孙中山蒙难纪念室地处伦敦使馆，不仅国内的旅行者研究者难以访问，就算到了英国，去使馆内部参观也不容易。所以这次拜访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 恕我直言，中国使馆内部的改造却令人失望，感觉置身在北京的一座政府办公楼中，无论家具，还是室内陈设，完全看不到丁点“亚当建筑”的优雅华丽，当然也没有精致的中国风格，我想起昔日赫德对曾纪泽建言，使馆装饰和家具“定须最精之品，使西人称羡乃佳。否则有损”。曾纪泽则因经费有限，主张“购置次等之货，但求坚固，不须华美”，但他毕竟是工作和生活在“亚当建筑”的英伦氛围之中。而现在的使馆，装饰完全没有特色，只是一个官式衙门。 我还去寻找康德黎医生的故居。我知道康家就在使馆旁边，但在实地踏访时，两处建筑相邻之近，依然令我惊异。出使馆沿波特兰街往北面摄政公园方向走去，大约走过六七个门牌就是路口，左手转弯，向西再行二三十米，就来到德文郡街46号（旧译覃文省街，46 Devonshire Street），整个行程，不过三四分钟。从居住地可以猜测，康德黎的家境是颇为富裕的。 孙中山曾说，他甫到伦敦，与康德黎夫妇一起吃饭时，康戏称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你不打算访问一下？康夫人立即阻止：“不可以，公使馆中人若认出你，会把你抓起来送回中国去的。”孟生博士也告诫他：“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至堕虎口。”孙中山问孟生：“满清驻英使臣是谁？”“你认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孟生断然答复：“不可如此！” 孙中山还说，虽有康、孟两先生的告诫，但他初到伦敦，依然不知道，也没有问询过使馆的确切位置。所以那天中午他在波特兰大街上行走，看到一个同乡，彼此开始攀谈，接着不慎被两个中国人拉着进入一栋大宅。入门后才知被关进了中国使馆。而使馆翻译吴宗濂记载，孙中山化名陈载之，10月10日和11日两次走访公使馆，询问有无广东人，使馆是在他第二次来访时将其扣留的。马格里向英国外交部和媒体记者陈述时，也说孙中山是自行走进使馆的。近百年来，国内外研究孙中山的学者对于孙中山究竟是被绑架还是主动走进使馆历来持有不同意见，从实地走完这段路程后，我个人的判断是，孙中山到达伦敦后多次拜访康德黎府邸，却不清楚使馆在哪儿的说法几乎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他倘若去接近那个地方，本身就带有闯一闯使馆的主动冒险。当时孙中山使用了化名，或许很想在他乡与中国人说说话，了解国内的情况。当然，他也没有料到，中国外交官在伦敦还真敢将他绑架和拘禁，甚至谋划将他运回中国。在这个绑架案的营救中，康德黎、孟生两位老师始终锲而不舍，功不可没。美国历史学家史扶邻评论说：“十二天的囚禁，使孙中山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广州造反者，变成受到公众注意的、极为自信的清政权的敌人……在世人的心目中，清政权代表着罪恶、奸诈……代表着‘鞑靼’的残忍、凶暴，而孙中山则举起了进步和基督教这两面旗帜。”所以说这是孙中山“生平最大的个人胜利之一，这个胜利之所以成为可能，则应归功于他在外国公众面前所表现的机智和令人信服的风度。” 

从地图上看，本故事相关人物住家与清使馆都很近。 英国是个保守和讲究传统的国家，中国驻伦敦使馆自1879年搬进波特兰大街49号馆舍后没有再搬，是所有驻外使馆中年岁最长的。就原因而论，与内设孙中山蒙难纪念室也直接有关。从地图上看，使馆不仅距离康德黎家很近，距离孟生医生家（安妮女王街21号）也很近，使馆聘用的英籍参赞马格里家（哈利街3号）也在附近的街区。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1853年南丁格尔曾在哈利街1号设立过她的第一个护士站。不过马格里家一带的房子已经重新翻建了。读地图时我还发现，与波特兰街、哈利街平行的上温坡街2号，距中国使馆也仅一箭之遥。1890年，柯南·道尔在此开设了眼科诊所，由于病人稀少，他利用上班时间创作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四签名》都写作于此。遥想当年，伦敦的雾霾之下，这些神人大腕都在摄政公园周围生活，彼此虽无交集，却也是谱写着各自的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