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学时代接触到康德的著作和了解康德的大致生平之后，我便成为康德的信徒并开始坚信：在哲学等精神创造领域，唯物主义是粗俗而浅薄的，唯心主义才是典雅而深刻的，唯物主义的思考终点是唯心主义的思考起点。哲学的深邃意义，关键不在于解释可见可触的物质世界，而在于探索隐秘而神奇的精神世界，是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过程的探险。因为，作为数灵生物的人，其世界中的实在物，不仅是感官可以触碰的有形物质，更是感官达不到的无形精神。人，不能象数一叠钞票一样清点自己的梦境，但并不等于梦的不存在，梦也绝非对有形存在的简单反映。恰恰相反，梦及其整个精神世界是自主存在的，它作为人的存在的一部分，确实存在且远比有形物质世界更宽广更深邃。
等我走上了大学讲坛，在讲到“唯物主义的终点是唯心主义的起点”论题时，康德的思想成就变成了我经常提到的证据之一。因为，康德生前，并没有所谓的行万里路的丰富社会实践，而是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思想家生活，但他的超凡哲学智慧却成就了划时代的伟大思想。
同时，普通民众也非常尊重康德这位近乎纯粹的思想家。在二百年前，当康德的死讯一经传开，人们便蜂拥而至，希望能看看这个古板的老头何以如此智力超人。送葬的那天，他居住的柯尼斯堡镇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没有召集，更没有命令，全镇的人们紧跟着出殡的灵枢，所有的教堂都敲起了钟，为一个足不出户却纵揽宇宙和人生的智者而鸣。据说，这种场面是柯尼斯堡镇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今年，在康德逝世二百年之后，人类哲学之钟的鸣响，大都离不开对康德遗产的敲击，特别是启蒙之钟的长鸣，一直围绕康德这一声源。
中文的“启蒙”一词，源于对西语“enlightenment”的翻译，其原始意义为“点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启蒙精神”的解释是：“18世纪遍及欧洲各国（和美国）的一场思想变革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把人们从偏见和迷信（特别是从被确立了的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将之用于社会和政治改革事业。”（P229）那么，启蒙就是要通过点亮来破除迷信和偏见的意识，使人所固有的理性思考能力得到自主的发挥。对此，康德做了精当的论证。
他在《何为启蒙？》一文中说：启蒙运动就是摆脱人类所处的未成年状态（另一种译法为“未成熟状态”）。未成年就是人类在主观意愿上屈从于理性无能的状态，屈从于接受他人居高临下的引导，即不经他人引导便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权威主义态度。而摆脱未成年状态，就是人类自身向囿于无能状态的理性蒙昧进行挑战，正如康德所号召的那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接着，康德又举例说明了“未成年状态”：当书本代替我们的理性时，当某个精神导师代替我们的自主意识时，当医生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特定食谱时，一句话，当我们屈从于某一权威而不愿自主思考时，我们就处在“未成年”状态。
20世纪的思想怪杰福科对康德之启蒙的解释是：点亮“未成年蒙昧”的要义在于：“他所说的‘未成年’是指我们所意愿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接受某个他人的权威，以使我们可以走向使用理性的领域。‘启蒙’是由意愿、权威、理性之使用这三者的原有关系的变化所确定的。”（见福科《启蒙何谓？》，何怀宏译）也就是说，“未成年”就是人们不敢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而乞求于权威的意愿，而“成年人状态”就是摆脱对权威的依赖而敢于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的意愿，也就是使人从被动状态变成主动状态。
在这里，“启蒙”的人性论基础是：理性之于人类，绝非少数人独享的奢侈品，而是人人具有的“天赋能力”，人类之所以陷于需要启蒙的“未成年”的状态，不在于多数人缺乏理智的蒙昧而少数人具有理智的英明，而在于人们没有摆脱权威而独立思考的勇气与决心。启蒙之于蒙昧迷信的人类而言，关键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理智的有无、智慧的多少之差异，而在于是否具有突破束缚的勇气，也就是向既定权威说“不”的勇气。
再进一步，人人具有的理性火种之所以处于未燃状态，在根本上不在于外在权威的强制，而在于人们本身的懦弱所导致的自我压抑，“未成年状态”是多数人自己加于自己的自我束缚。因为，每个人的原本自我天生具有理性光源，蒙昧仅仅是理性之光源的自我遮蔽、自我蒙尘而已。启蒙便意味着对“未成年状态”的自我克服，是自我去蔽、自我除尘。也就是每一个体的理智之光的自除灰尘和自我点亮，是用天赋的理性之光指引自己的思考、判断、选择和行动，也就是作为个体之人的自主性的自我发现。启蒙的点亮蒙昧和扫除灰尘是自我觉悟，是自己照亮自己，是自己打扫灵魂的房间，是自己选择生活之路，而不是依赖于外在权威的引导，不是按照别人点亮的生活之路行走。启蒙，只是唤醒被遮蔽的人人皆有的理性能力，使人能够独立思考，进而自主生活，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个人自治和民间自治。
相应的，康德在道德上强调“自律”而摈弃“他律”，强调敢于运用理智的勇气，而摒弃屈从于权威的懦弱。在康德看来，屈从于他律就是道德上的懦弱，道德懦弱是蒙昧主义盛行的前提；而自主的自律则是道德上的勇敢，道德上的勇敢是启蒙得以普及的前提。
古希腊的箴言曰：“不经思考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继承了这一精神传统，同时具有破与立两个方面。破的一面是对等级制的批判，即在观念上破除传统社会所固守的“上智下愚”的精英主义，在政治上破除享有特权的英明少数与无权无势的愚昧多数之分。立的一面是确立“天赋权利”的思想，即人在生而自由这点上，具有天赋平等的权利和尊严，无论是国家、政府、群体、个人，良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的创建，都必须建立在对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平等对待之上。也就是说，在启蒙运动中，首先是无分贤愚地相信人皆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自主能力，进而是无分贵贱地尊重每个人的自我思考和自主选择权利，把人从等级秩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放手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大脑和命运的主人。所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通俗地道出了康德式启蒙的真义。
在此意义上，康德式启蒙的批判方向，与其说主要是针对知识蒙昧主义，不如说主要是针对道德蒙昧主义。所以，康德关于启蒙的论述与他对自由人的理解完全一致。他在论述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与政体的关系时，在“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前提下推出三条原理：1.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臣民，同任何一个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一个普通的政体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
来自于“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启蒙，就是让每一个体成为自己的主人，在理智上自我思考，在道德上自我决断，在行动上自我选择，在后果上自我负责。发现你自己、把握你自己、为你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必须强调的是，在康德式启蒙中，自由与责任密不可分，自由的连带方面是自我负责，承担起与你的自由选择相关的一切的责任。换言之，自由的时代也是个人责任的时代，要自由就必须为自由选择的后果负责——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此之谓也。
正如以赛亚·伯林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对康德式启蒙的解释：“因为只有那些是其个人行动的真正主人的人，只有在做与不做之间享有自由的人，才能因他们的行为受到褒贬。既然责任必须伴之以选择的权利，因此无法自由选择的人，从道德上说不比木棍或石头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康德式启蒙中，形式主义道德律把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结合起来：个人在公共领域内的道德决断（正义感），应该与普遍的社会公德相一致。所以，福科在论及康德式启蒙时，又将启蒙引申到理性自由运用的公共性上。他说：“当人只是为使用理性而推理时，当人作为具有理性的人（不是作为机器上的零件）而推理时，当人作为有理性的人类中的成员而推理时，那时，理性的使用是自由的和公共的。‘启蒙’因此不仅是个人用来保证自己思想自由的过程。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迭时，便有‘启蒙’”。（见《启蒙何谓》）在这里，福科进一步将“启蒙”与理性的普遍、自由运用与公共性联系起来，意在凸现“启蒙”所赖以成立的个人理性的自由运用，对于形成公共舆论和社会公德的关键作用。
最后，康德式启蒙的另一特质是：一方面强调每个人的天赋理性，号召人们拿出独立思考的勇气，而反对灌输性强制性的权威主义引导；另一方面，康德又强调天赋理性的界限，强调人在运用理性时，对其思考的对象保持必要的敬畏和谦卑，切不可陷于理性万能的狂妄。或者说，启蒙所要破除的迷信，不仅是无法自主的道德懦弱，更是惟我独尊的知识及道德的狂妄。康德的启蒙不是居高临下的精英教诲，而是相信每个人的理性能力；不是谁有资格启他人之蒙及其对启蒙话语权的垄断，而仅仅是唤醒每个人自身的勇气。尼采的狂傲是著名的，他的超人哲学具有精英式的傲慢，但他在谈及“超人哲学”的作用时也说：基督教道德是赐予的，而我教你们以超人，是教你们丢开我，自己去寻找自己；当你们皆否认着我时，我将向你们回转。（大意如此，参见《查拉斯特拉如是说》）
这种启蒙的谦卑，贯穿于康德的大多数主要著作中。因为启蒙，人具有自觉的主体性，既要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为审美立法，又要对人自身的界限有着清醒的意识，对自然、对上帝保持必要的敬畏和谦卑，对他人保持平等的尊重，决不能自我膨胀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狂妄。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说：奇异的命运落在人类理想的头上，一些问题困扰着理性，而理性则无法避开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自己的本性强迫理性接受的，理性必须回答；但是，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理性力所能及的范围。理性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此种困境的，而是由于理性的界限。当理性从经验中抽象出基本原理并开始向认识的顶峰挺进的时候，立刻发现在理性的面前又产生出愈来愈多的新问题，它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于是理性不得不编织新的原理，这些新的原理尽管看上去显而易见，但是它们却超出了经验的范围。
康德式启蒙的真谛来自二者的结合：首先是摆脱屈从于外在权威的懦弱，而唤醒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的勇气；其次是克服理性的狂妄而谦卑地运用理性。在此意义上，启蒙所要破除的迷信，与其说主要是知识蒙昧主义，不如说主要是道德蒙昧主义，学会做一个有尊严的自主的宽容的自由人。
2004年2月27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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