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已听不到的绝妙词语,如果从未经历过我国那段長达十年疯狂时期的人,是很难理解其词意的。人间难道还有生来就肯定是不可教育好的孩子吗?其意不过是对当年对待”另类分子” 子女的一个政策指示,对孩子要与”反动”長辈区别对待的意思。但执行的情况如何呢?
我丈夫何满子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坐牢,旋又被”扩大化”;我1958年被补划右派,我家大女儿在运动中就曾两次被赶出校门。只因她父母头上有三顶” 帽子”。1958年我们全家被从上海”扫除” 到宁夏中卫,那时大环境正好是暴风雨过后的平静日子,她顺利地进入县中读初中二年级,品学兼优。到高一,1960年严重的饥饿来了,人心惶惶。屋漏又遭连夜雨,更不幸的是上面勒令开展所谓新三反运动,我和老何心中有数,怕又得当”运动员” 了。但想不到这么严重,很快他就被抓了送去劳改(后攺劳教)了 。更想不到的是,接着大女儿又被学校赶出校门,把她弄到一家修车小店去当学徒。
我在离县城一二十里的农村小学任教和劳动,只有周六下午进城去看孩子。当我得知这-切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找到那家小店见到做工的大女儿。她没提一句被赶出校门的事,也没有流泪和怨言。我知道她性格较内向,心里不知有多难过多委屈! “人为刀俎,我为魚肉”,任人宰割即是。
1963年,宁夏动员我们外来人返回家乡农村劳动,说是为国家分担困难。那时老何早已批准回上海治病去了。于是我便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南方,落户在浙江富阳县龙门人民公社,与家里老母亲同住老屋。那时学校已开学,大女儿上学可成了问题。可她奶奶是县里有名的军烈属,学校便破例让她入学重读高一。此时村民们刚从饥饿中解脫出来,大家情緒较好。但两三年后,特大狂风暴雨式的文革又来了。这次我意外地作为一只”大老虎”被揪斗。抄家时所有的书籍都抄去焚烧或买废纸了,还戴高帽游街示众。大女儿早已高中毕业在家参加劳动,但因该地区地少人多,劳动工分值太低,连个人的口粮费都做不够,后来外村有个小学请她去做代课老师,毕竟好些。但不久”军宣队”进村了,了解到我家竟有人在外村教书,有违阶級斗争精神,马上通知该校叫她回乡劳动。这是大女儿第三次被赶出校门。表面上是我的灾难波及可怜的孩子,实际上的根源呢?
亊情过去数十年,每想到这些亊我就会想,怎么-顶虚拟的帽子就会主宰人们的命运?也许是我国数千年封建历史所形成的奴性基因让人只能说”是” ,不敢说”不”; 更坏的的是,上面说各单位抓右派数量应在5%,下面执行者往往层层加码,以示积极。于是多少精英,多少无辜的青壮年,被折磨致死致残致疯……
历史的教训永远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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