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关于淫秽品的处置办法主要有三种立场，或者说三种话语：第一种是自由派的话语，认为淫秽品既是一种为某些人带来感官快乐的生活材料，又是免除禁制、偏见和权力压抑的力量；第二种是保守派的话语，它坚决主张禁毁一切淫秽品，其思想背景是反性禁欲，其论争的角度是诉诸道德，为家庭和宗教的价值观辩护；第三种是激进女权主义的话语，它是从女性的角度提出禁毁淫秽品的主张的。
在西方，淫秽品法是远在19世纪的事儿，也就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儿了。在美国，它一度被称为康姆托克法，因为时任邮政总监的康姆托克提议设立了淫秽品法，在全国开展了扫荡淫秽品的运动。后来，由于禁止淫秽品的制售与宪法中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条文相左，各国纷纷废除了淫秽品法。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兴起之后，有人从女权角度再次倡导设立淫秽品法，持这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认为，淫秽品是女性身体的客体化，是女性主体性的丧失，是女性的异化。
尽管出于道德保守派立场和出于女权主义立场的反对淫秽品出发点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出于纯净社会和反性禁欲的考虑，后者则是出于男女平等的考虑，但是在反对淫秽品问题上保守派与激进女权主义出人意料的合流，引起了女权主义阵营极大的不安。结果在女权主义阵营内部因为淫秽品问题出现了分化，一派是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其立场是反对淫秽品和反性；另一派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其立场是反对检查制度和对性持肯定态度。
70年代后期，英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成立了一个组织，取名为“妇女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WAVAW)，由它所掀起的反对淫秽色情品运动，使得妇女运动开始把性活动本身当作男性的暴力来加以反对。反性的道德大多数团体 (the anti-sex moral majority groups) 在英国壮大起来，组织精良，她们这一运动取得了使淫秽色情刊物读者数量下降的效果。英国的保守势力一向非常强大。举例言之，英国全国视听协会共有三万多成员，他们不懈努力的目标就是监视和清洁全国的视听材料和大众传媒。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清洁电视节目，他们的主要清扫目标是这些节目中的性内容。反淫秽品的女权主义的做法同这些保守势力不谋而合。
在美国，从1983年开始，反对淫秽品的草根运动进入了借助国家权力的新阶段，其典型作法是向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反对淫秽品的提案。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激进女权主义者麦金农 (Catherine MacKinnon) 和德沃金 (Andrea Dworkin)。她们起草了一份反淫秽品的提案，提交给明尼那波里市议会，提案认为，淫秽品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性歧视，是制造和保持女性在社会中的下等人地位的关键因素。淫秽品既是对女性的性歧视形式，又是侵犯女性权利的行为本身。1983年12月30日，这个提案在明尼那波里市被批准通过。
反淫秽品提案在美国的几个城市获得认可后，反对这些提案的人上告到最高法院。美国书商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在美国联邦南部地区印地安那法庭对印地安那波里市长提起诉讼，认为这一提案如果通过，将是违宪钳制自由言论的。南部地区法庭认为，印地安那波里提案确属违宪钳制言论自由。法庭指出，该提案中试图钳制的言论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应当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此，法庭认为，该提案有违宪嫌疑，过于宽泛。1985年9月，联邦上诉法庭第七巡回法庭认可了南部地区法庭的决定。在1986年2月，最高法院赞同第七巡回法庭的决定，以违宪提案的名义驳回了反淫秽品提案，理由是：虽然淫秽品会影响人的世界观，但它毕竟属于言论范畴，应受到宪法的保护。法官布伦南 (Justice Brennan) 本人在经过多年涉足与淫秽品法有关的论争之后，得出如下的结论：所有的反淫秽法都应当废除。
在80年代中期，反对禁毁淫秽品的女权主义提出，不应当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反对淫秽品，因为国家绝不会从女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做这件事。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是反对禁止淫秽品的中坚力量，她们一直同反淫秽品展开激烈的辩论，表明她们的不同观点。她们于1989年春成立了女权主义反对检查制度组织 (FAC)，主旨是支持自由表达和自由言论。
事实证明，反淫秽品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已经从美国波及到加拿大。1982年，加拿大最高法庭修改了关于淫秽品的法律，这个新修订的法律是麦金农协助搞的。一开始，不少女性杂志赞赏这个新法律，但是这个新法律的实施成了女权主义的一场噩梦。新法律规定，要禁掉所有“堕落”的文字，但是什么叫做“堕落”是个见仁见智的事。加拿大海关禁止输入的书单越来越长，同性恋类、虐恋类的书，全都榜上有名。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反对淫秽品的女作家的书也上了“黑名单”，如德沃金的《性交》一书就在禁运书单上。不少世界级文学家如王尔德、杜拉斯的书以及一些同性恋诗人的作品都在被禁之列。至此，反对禁制淫秽品方面20年前的预言都不幸言中，她们所担心的由国家出面干预可能导致的局面全都发生了。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反淫秽品运动就丧失了人心，广大妇女群众也不再赞成她们的观点。
经历了70年代的性革命和这场关于淫秽品法律规范的大辩论，美国社会的性规范所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检查制度的崩溃。在今日美国，对文字、剧场、摄影、绘画或电影已不再有检查制度了。国家唯一保留控制的是电台和电视台，但在这两处，夜间节目的标准也放宽了许多。相比之下，在1948年，一位想报导金西性调查的记者抱怨说，他没法报导这项调查，因为他们是一份家庭类报刊，“手淫”这样的词绝对不能登出来。当年金西性学报告使社会风气为之一开，如果放在今天，都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由此可见，在社会的性规范上，尤其在出版物方面，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在美国的女权主义学者当中，反对禁制淫秽品一方的代表性人物有卢宾 (Gayle Rubin) 和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等。1998年初，笔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会见卢宾时，她明确指出：我们反对某些人禁毁淫秽品的立场。卢宾认为，反对淫秽品的激进女权主义有两大问题：第一，如果将淫秽品一概视为父权制的表现，就无法分别对待不同种类的淫秽品。第二，如果认为所有不反对淫秽品的人都不能算作女权主义者，就重新定义了女权主义。
概括地说，反对禁制淫秽品的一派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明自己的观点的：
首先，最大的问题在于言论自由问题。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事物有喜爱与憎恨的自由，有赞赏与讨厌的自由，但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和好恶不可以被允许来指导社会政策。因为你不喜欢的有人喜欢，你讨厌的有人不讨厌。问题在于，那些喜欢淫秽品的人有没有权利得到这种东西，那些制作淫秽品的人有没有发表这种作品的权利。某些人认为淫秽品很恶心、格调低下，是否可以成为将其取缔的理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不可以。仅仅因为淫秽品所描绘的活动为一些人所不齿，不能够成立为禁止它的理由。
卢宾严厉地批判了反淫秽品一派的女权主义者，她指出：“身为女权主义者而参与建立剥夺无罪的女性和男性的自由、生存手段和内心安宁的政策、态度和法律的共谋是不适当的，可耻的。女权主义者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都负有一种责任，那就是要记住，仅仅因为某些事物看去奇怪和恐怖，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危险的或威胁公共安全的。”
第二，那些将淫秽品定义为对女性的压迫的人，至少没有看到淫秽色情品市场的多样性：同性恋淫秽品在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它们完全不涉及性别问题；虐恋淫秽品也很多，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女性统治男性屈从，因此认为凡淫秽品必定是男性压迫剥削女性，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统计资料表明，那些喜欢“硬核”(hard core) 淫秽色情出版物的男性中，喜欢观看男女关系平等的作品以及虐恋作品中男性屈从女性统治的作品的占大多数。从淫秽色情影片和杂志中大量男性扮演性客体或扮演女人的性奴隶的内容来看，很难得出现代的淫秽色情出版物是男性统治的表现这一结论。反对淫秽品运动之所以失败不仅因为大多数女性反对麦金农“我恨男人”的态度，而且因为女性一向都是淫秽品的阅读者。反对淫秽品的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淫秽色情品是对女性的冒犯。虽然许多女性确实认为淫秽色情品冒犯了她们，但是有相当多的女性喜欢那些被定义为淫秽色情的出版物。女性喜欢被性唤起，她们为这些性出版物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美国的淫秽录像市场的顾客有40%是女性；斯堪的那维亚的性杂志《爱神》的订户中有40%是女性；《论坛》杂志的订户也有40%是女性。女性不仅是占淫秽品市场40%份额的消费者，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淫秽品的制作者，她们制作色情图画、雕塑以及各种形式的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淫秽品的作品。目前西方增长最快的一个文学市场就是以女性为读者对象的色情幻想文学。
第三，反对淫秽品的女权主义者与右翼宗教势力划不清界线。反性的宗教势力在反对淫秽色情品的问题上不再是孤军作战，一向属于进步力量的女权主义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二者尽管有很多不同，但找到一个共同点：反对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
激进女权主义反对淫秽品的运动与保守的右翼联合起来这一事态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这些女权主义者大量使用右翼的语言，与他们同流合污。右翼的一贯立场是反对性教育，反对淫秽品，反对同性恋，反对一切所谓“邪恶”的东西。他们也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了这些反淫秽品的女权主义者，利用了女权主义的话语，说自己之所以反对淫秽品，是因为它伤害了妇女的利益。他们反对性教育，反对堕胎，也都是打着为妇女的旗号。
第四，反对淫秽品一派的观点属于性问题上的浪漫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做爱应当是美的，浪漫的，柔和的，可爱的；要避免肮脏，低俗，统治与屈从的冲动或任何种类的攻击性。前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清新”；后者则是“重口味”。这种观点强调人的亲密关系，而不是肉体快感。这种观点认为，女性的性自由仅仅意味着摆脱男性中心的女性形象，而不是自由地从事多种多样的性活动。
反对淫秽色情品运动希望同道德保守主义划清界线，但是划不清。她们反对所有平等关爱的关系之外的性幻想，把缺乏这种关系的性活动描绘成对女性的威胁，以此增强浪漫主义的假象。这种保守的浪漫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散布一种女性基本上是不喜欢性活动的非性动物的神话。某些男性一听到性欲不是男人的专利、雄性的证据的说法，就会感到受了威胁；某些女性也不愿意放弃女性比男性更“纯洁”因而应当比男性有更多自我压抑的想法。这些人不懂得也不愿懂得女性的性欲，不懂也不愿懂得女性可以做性的主体的愿望。他们不愿看到许多女性确实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这一事实，而社会学调查表明，许多女同性恋者甚至也喜欢同伴侣做插入式性活动，也并不是所有的异性恋关系都是性别压迫的噩梦。
此外，有大量社会学调查资料否定了关于男女对于淫秽品的生理反应不同的假设：1970年的一项调查 (样本量：男女各128人) 表明，男女两性对色情材料的反应没有什么区别，在观看抚爱与性交情形的幻灯片和电影片后，有40%的女性报告了比男性还强烈的性唤起；在观看活动后的24小时之内，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报告了抚爱和性交活动的增加。
第五，社会学研究表明，淫秽品的消费不会导致性犯罪率的上升，在某些方面，还会导致犯罪率的下降。关于淫秽品究竟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大量的社会学调查。这种调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研究，看淫秽品的消费对犯罪率、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另一类是微观研究，看淫秽品对于接触者个人行为的影响（如第四点中的举例）。
虽然一般常识以为淫秽品会导致性犯罪率的上升，但是经验调查一再证明，性罪犯接触淫秽品的频率低于一般男性。在淫秽品的消费程度及频率与性犯罪及暴力程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社会学调查进一步表明，“软核”(soft-core) 淫秽品 (如《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 不仅不会导致犯罪冲动，反而能够降低人的攻击性。
在实验室之外，在社会这个大实验室的实验中，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例如在英国，自从对录像、影片内容和公开暴露裸体实施严格限制以及随后500家性商店被关闭之后，性犯罪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反淫秽品方面总爱以日本为例说明淫秽品与性犯罪的关系，他们指出，在淫秽品法律收紧后，日本的强奸率下降了。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日本对淫秽品的控制尽管严格，但是在淫秽品内容的控制尺度上与西方差异很大。在那些受到控制的合法淫秽品销售中，包括了“暴力”程度最高的内容，捆绑、统治屈从和拷打内容在日本的合法淫秽品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还有一些定量调查，为性犯罪与淫秽品之间没有关系的立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根据美国的一项定量调查，密苏里州强奸率高于堪萨斯州，但堪萨斯州的软核淫秽色情杂志的人均消售量是密苏里州的2倍；密西西比州淫秽品人均消费量是全美国最低的，但其强奸率高于其他17个州。在相关分析中加入第三个因素，即“暴力倾向”因素之后，淫秽色情品销售量与强奸率之间的相关性完全消失，这就证明：有暴力倾向的男性与性杂志消费及对妇女的攻击性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而淫秽品的消费与强奸率之间没有关系。
1967年，丹麦实行了淫秽品的全面合法化，此前四五年间，淫秽色情品已大量上市，人们可以很容易在市场上买到淫秽品，其中包括青少年。调查数据有力地证明，淫秽品的消费不但不会使性犯罪率增加，反而具有降低性犯罪率的功能，淫秽品的合法化使各类性犯罪下降了16%至80%。即使能够证明在淫秽品的消费与性犯罪下降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它至少还能证明淫秽品与性犯罪率的上升是无关的。
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有：在日本，有暴力内容的淫秽色情品 (包括强奸内容) 在社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而其强奸率仅仅是美国的1/16；在丹麦和前西德，在实行了淫秽色情品的合法化之后，性犯罪率不但没有升高，反而有大幅度下降。此外，在中国、日本、波斯、古希腊这些古文化中，都有大量描写性活动的图画（春宫图），而此类淫秽品的消费与性犯罪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社会学调查表明，淫秽品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娱乐和改进性生活质量，与性犯罪没有因果关系。人们对于性材料的看法以正面为主，负面的看法极为少见。
第六，虽然淫秽品的消费与两性平等这二者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但是从现象上看，这两个方面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一个社会两性关系越是平等，淫秽品的消费量就越大。至少在表面上存在着这两种现象同步的现象。例如，在丹麦和荷兰这两个性别最平等的国家，对淫秽品和一般商业性性活动有着最开放的政策，这两种现象的并存恐怕不仅仅是偶合。在世界的跨文化比较中可以发现，妇女地位与淫秽品数量是成正比的，即某个国家妇女地位越高，男女两性越是平等，淫秽品的销售量也越大。
第七，淫秽品是向传统道德的挑战，传达了以快乐为性的目的的新价值观。有学者提出：淫秽品可以被视为性的视觉的独特媒介，是对身体的性感赞美的一种感观快乐，一种没有后果的轻松的自由的观念，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重复的沉溺的幻想。与传统时代以僵化的方式对合法的性功能所做的狭隘定义的观念相对立，淫秽品建造了一种可塑的多样性和过度享用性快乐的模式。基督教文化总是把性行为与生殖繁衍的行为合二而一。与此相对立，淫秽色情品为性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地位：它是人性的一种深刻而具有颠覆性的狂喜。
淫秽色情品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快乐为性的目的这种观点的图像表现，它赞美性的多样性。也许它所传达的信息并不现实，但是它表明，性是有趣的，可塑的，快乐的。如果说淫秽色情品传达的观念是性快乐，它为什么会如此令人感到害怕？因为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传统的道德挑战，它描绘了人们对性的享受——通常是非生殖的性——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
传统的性规范又是双重标准的：男性可以追求性的快乐，女性却不可以。传统性道德对于女性的压抑表现为禁止女性追求以性愉悦本身为目的的性快乐。似乎女性只有在为他人的需要服务时才能自我实现。在性方面，女性的性活动只可以为了生育，为了满足伴侣的需要，或者是为了社会和政治的目标，如果去寻求自己的快乐就犯下了最严重的罪恶：自私自利。而淫秽色情品中对女性性愉悦的表现向上述性的男女双重标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第八，淫秽品只是社会问题的症状，而不是它的原因。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反对禁毁淫秽品的理由之一就是，她们不认为淫秽品是导致妇女的从属地位的原因。尽管她们也批评淫秽品，但是反对把淫秽品作为妇女从属地位的原因来看待。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有宗教制度、家庭制度以及劳动制度等等因素，而不是淫秽品。反对制度中的对妇女的歧视是比较难的；而反对淫秽品是容易的。
第九，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影片书籍及各类传媒中批判性别主义，但从未有过叫做“女性反对电影”、“女性反对电视”或“女性反对小说”的组织，尽管在电影、电视和小说中都有性别主义的内容。反淫秽色情的女权主义者们不是去批评性传媒中的性别主义内容，呼唤非性别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或为女性服务的性材料，而是简单地要求把这些作品完全扫除。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公民有权利观赏包含明显性内容的作品，国家无权干涉；从女权主义的立场来看，虽然有些淫秽品不是女权主义的，但女性可以拥有女权主义的淫秽品。
与反淫秽派女权主义展开论争的主要人物卢宾在严厉批评反淫秽派的所作所为对妇女运动的损害之后，提出了女权主义在淫秽品问题上应持的正确立场，她严正指出：“反淫秽派的意识形态损害了妇女运动在性政治中的进步形象，它使女权主义难以对来自右翼的攻击做出反击，对于妇女运动来说，动员起来反对任何对性自由的进一步伤害是至关重要的。女权主义不仅不应害怕淫秽色情品，而且应当反对检查制度，支持卖淫活动的非罪化，呼吁废除一切关于淫秽的法律，支持性工作者的权利，支持女性在性工业中获取管理者的职位，支持性材料的供给，支持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肯定性少数派的权利，肯定人类性倾向差异的合法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纠正过去的错误，重建女权主义在性政策方面的领导地位和名誉。”卢宾的观点对于女权主义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她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自由派女权主义的观点，在我看来，也是女权主义在性的问题上最正确的观点。
从上述分析来看，中国目前对于淫秽品的处置方法和法律逻辑仍然停留在西方19世纪末期，只不过西方更多宗教保守派色彩，中国更多世俗保守派色彩而已，就连女权主义和言论自由的思路都没有。想想看，一个21世纪的人，活在19世纪的法律之下，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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