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汪精卫的进与退

撰文：李志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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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民国初年一举登上中国政治的高峰，体现了道德感召力在辛亥过程中的实际意义和民初革命党人崇尚道德的政治风气。民国成立之后，晚清延续而来的官僚政治依旧，腐败社会依旧，革命党人并不能在政治上真正有所作为，“退隐”成为一时风气，汪精卫也随之退出政坛，转而投身教育救国。在当时的他看来，退隐与做官相比，更加符合“革命党人”的身份与目标。汪精卫不认同“政治家”，但认同“革命党”。他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使他崇尚暗杀，继而将教育视为比政治更为根本的救国手段。

但是，无政府主义与教育手段，并不能解决国内政治中层出不穷的危机局面，这使心忧国家的汪精卫，无法忘情于政治，内心充满苦闷挣扎。在这“退隐”的数年中，中国政治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共合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革命党人开始注意到意识形态与群众运动的问题，不再追求以道德风气感染国人，而是开始依靠发展独立的军事和社会力量，与旧势力进行真正的“实力”较量。此时，汪精卫似乎又找到了他以一个“革命党人”和“文人”得以进入政治的方式，于是积极投身国民革命。从此，汪抛弃了早年以暗杀和宣传为主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方式，开始投入到实际的政治与权力斗争当中。1

教育救国

1912年12月，汪精卫与蔡元培等人一起商议今后的行动计划，以为除了教育、宣传，“自造舆论”之外，“别无何等奇计”。汪来到巴黎后，即与李石曾发起一《民德杂志》，“专发挥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不谈政治。”1913年8月9日蔡元培致函吴稚晖讨论救国方法，当天吴稚晖在日记中写道：

国事决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若力学之足以转移风气也，近日余与孑民、石曾、精卫等聚谈，皆确然深信，唯一之救国方法，只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即使不幸而国家遭瓜分之祸，苟此一种族，尚有学界之闻人，异族虐待之条件，必因有执持公理之名人为之删减。于是族人回复之力，可不至于打消净尽。

汪精卫还从民族竞争、人类进化的角度，论证了教育的功能。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生物进化最大者，莫如知识之进化。知识之进化，可以决定人类之进化。造成这个世界人种优劣，国家强弱，人群贵贱这种种差别的原因，“一言蔽之，以人类知识之不齐而已”，若知识齐，则“优劣强弱贵贱之殊，将不复见于人类”。然而知识如何才能进化？“以其所酝酿而言，则曰教育；以其所表现而言，则曰文化”。此数十年中，中国的外患日甚一日，而知识之进步，远不及外患的逼迫，循此以往，则亡国之日不远矣。

在刊登在《旅欧杂志》的一封公开信中，汪精卫说：“人类之中有幸而谋教育较先，其人受教育之机遇较易，而资于教育者亦较深。于是自处于优与强，而对于不幸者，则处之以劣与弱。……是故中国今日欲求脱于劣与弱，非进其知识不可。欲进其知识，非教育不可。”又说：今日忧国之人，动辄即说中国人无科学知识，中国人无组织能力，与其在这里吁嗟叹息，为何不奋起直追，致力于教育的发展呢？

汪还认为，民国建立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主要是因为国人的思想对于新的政治形态缺乏理解，这正需要依靠文化教育事业，来改变国人的思想。他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说：“十余年来，我辈虽主张三民主义，然议论及运动固偏于排满，而国人所受之思想亦以排满为尤多，至今日而系食种族革命之果。……国人思想不过如此，则其行事亦不过如此，欲更造一新思想，仍须更造一新学说也。”因此，革命以后的最大任务，就在藉言论出版之自由以传播真理，而移易国人之思想。

谈到自己赴法留学的缘由，汪精卫说：“元年以来，铭亦尝与诸君子戮力共此艰难，及大局粗定，即岌岌舍去，当时固有以恝然相责者，而兆铭之志，则以为革命后之最大希望，莫如藉言论出版之自由以传播真理，而移易国人之思想。此而不图，则前此之从事革命为无意义，故不惮抛弃一切而致力于此。而致力之道，莫如一面读书，一面以其所得介之国人，此西行之所由来也。”

1912年春，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溥泉、张静江等无政府党人发起留法俭学会，在《民立报》上刊登《留法俭学会缘起及会约》说：“今日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勤俭苦学之风，以助其事之实行也。” 

在教育救国的信念之外，汪精卫还感到，自己目前的能力，并不足以承担民初政治形势对政治家提出的要求。汪在出国之前留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弟平日自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现时弟所有者只社会上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故弟求学之念至坚，而不可摇。”这番话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汪精卫早年扬名，先借助于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后得益于庚戌年银锭桥边的暗杀。他本人最擅长的政治能力是宣传鼓动，借文章书报演说制造舆论，宣传主义，而非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事实上，不仅汪精卫，民初年轻的革命党人，大都面临政治经验不足的问题。他们以青年学生投身革命，虽有充沛的救国热忱，却缺乏实际的知识和政治能力。在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此辈年轻而毫无政治经验的革命党人若投身于官僚政治当中，不仅不能有所作为，反而会误国误身。这一点，汪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对吴稚晖说：

先生望弟向学之心至殷至厚，令我且感且惧。回忆二十一岁初留学东京时，原欲摒弃一切、专心学问，而卒以从事革命之故，夺去修学时间无数，时时以此自疚。然使置革命事业于不顾，以一意于学问，又非此心之所能安。此两者兼顾不可、择一不可，真是一大苦事。每当掷却书卷、收拾行李时，辄欲发声一哭。人苟良心不死，莫不欲授衔辔于社会而自为其牛马，然为社会计，亦当以其茁壮始令服役。乃事势所迫，竟以出生之犊引重致远，甚且瞎马驮盲人入于深池，为此小犊与瞎马下一判语，直可曰：‘其罪当诛，其心无他’，亦可曰‘其心无他，其罪当诛’。在人才不足之社会中，此种苦痛，无能幸免。弟此时心理及将来之所行亦俟。

民国的基本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汪精卫等人都认为，建设国家的任务，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完成了，此时，应将国家政治交于“稳健派”之手。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在经济、社会层面建设国家，打造物质基础，养成新的政治主体，转移社会风气等等。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说：船中同志三十余人，“对时局都是乐观的，指天画地，无所不谈”。他在致吴稚晖的信中还曾说：“精卫行则已定，而当以祖国有无危险为行止之标准。弟当时武断告以必无危险，且言此时不能不让稳健派当局之理由，渠亦甚以为然。”1912年8月，汪精卫离开了纷扰的民初政坛，偕陈璧君赴欧求学，来到法国的蒙达尔城，开始了一段赴法留学、教育救国的生涯。2

徘徊挣扎

汪精卫在法国，主要居住在距巴黎南境二三百里外的蒙达尔城。这里是法国的“中原”，农业发达。因李石曾习农，最先居住于此，不久汪、陈夫妇也带着亲戚朋友一同迁来。这里有农校、工校及普通预科学校、女校各一所，汪精卫的朋友、子女分别在这些学校学习，留法俭学诸君亦汇集在此。

蒙达尔城是一所幽静清雅的田园城市，据吴稚晖说：“通衢二三、市厅剧院，大店小肆，都邑之所有，应有尽有。其地人口面积仅等于江浙间之一市镇，而气象仍如割巴黎之一部分。清丽雅秀，则有过之。城居迤下之处，故方里之中，导为清溪数环，以容积水。溪旁皆古木森立，整齐而奇伟，愈显全城之古茂。最大之长溪能通舟楫，平桥架其上，桥旁美丽之公园在焉。市厅矗于其中，公园隔水有居宅，适对平桥，望之如在图中。汪君家以同居者过多，已以三十元之月租得之，将分局其人之半。三家皆环市而居，各去公园不半里。汪君之旧居，普通预科校在其对街。学会诸君之预备语文及科学者，有二十余人，皆在此校。”

汪精卫到法国后，聘请了专门的家庭教师，学习法国语言文学，想等语言文字稍通之后，再选择性情相近之学科进行深造。相比于留日时期担任《民报》主笔的慷慨激越的革命生涯，留法生活要平淡很多。每日除了学习语言，读书、译书，筹办杂志之外，汪精卫还参与了一些推动留法俭学和中法文化交流的工作。

1914年6月，汪精卫、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出版了《学风》杂志。1915年2月筹划发起了“世界编译社”，其旨趣在促进中国人良心、智识与能力之增进。同年又成立“世界社”，为“传布正当之人道，绍介真理之科学”，推广留法俭学，传布社会改良。

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出版编译工作遭遇了很大挫折。汪精卫在致吴稚晖的信中说：“前年铭在粤集筹的资本三十万元，而以战事致成泡影”，“《学风》杂志、译书局等日日在拮据之中”。最终《学风》与世界编译社都中道而废。

1916年，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吴玉章与法国国会议员穆岱、大学教授欧乐、法士乃、中学教师裴纳等人，共同发起了“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中方会长，汪精卫任中方副会长。随后又有感于欧洲的学理和民权发达，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以进步不已，而创办《旅欧杂志》，以“交换旅欧同人之智识，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介绍世界大事、国内要闻、旅欧华人近况等。

1919年，吴稚晖提倡以国内创办大学之经费移设大学于国外，以免国内政潮的缠绕，汪精卫、李石曾十分赞成吴稚晖的想法，于是在法国积极参与筹备，1920年中法里昂大学在法国里昂成立。

汪精卫的特长在于演讲和文字宣传，辛亥革命前，常随孙中山赴南洋活动，为革命活动筹款。汪来到法国之后，留法诸君出版杂志、维持印刷局所需的筹款工作，也主要由他负责。汪精卫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说：“如官费不撤，铭与石曾合力，每月可筹四万佛郎以为维持印刷局之用。印刷局房租每月百余佛郎，陈君月费一万佛郎，尚余二万余佛郎储之，以为出小本子之用。小本子出版无定期，大约一二月出一册，每册一、二千本。”

但令汪精卫尴尬的是，他为教育运动在南洋筹款，国内跟随孙中山从事反袁斗争的革命党人，为革命活动也在南洋筹款，从前的同志，今日反而成了“争款”的对手。

汪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说：“弟在南洋不难于向南洋同志筹款，而难于与来南洋筹款者争款。……所希冀者尚有一二之地与三五之人未为他人所知，可以一筹而已。今始知此一二之地与三五之人皆已在来筹款者之包围中。……此数月中奔涉各处，所适皆然。虽未尝与人争款，而因已招筹款者之忌矣。……彼以政治问题而来筹款，我以教育问题而亦来筹款，真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感。”

因“争款”问题而与革命党人发生龌龊，使汪对孙中山亦颇有微词。他在给吴稚晖的信中抱怨说，革命党人污蔑他受陈璧君的控制，甚至要编一本《填海录》，专述他的“变节”，谓从前以革命而填海，今以恋妇而填海。还说“精卫被囚于璧君，乃无一毫之自由也”，甚至说他当年刺杀摄政王的举动是“璧君之决心暗杀，以求精卫而不得，乃欲拉之同死，精卫亦遂被拉而与之同死”，认为“精卫被囚可谅，而璧君之囚精卫乃可恶”，宣布要杀死陈璧君。更让汪精卫不满的是，孙中山竟然听信谣言，致书于庇能（马来西亚地名）革命党人说：“精卫现受制于璧君之下，行动不能自由，非复昔日之精卫。”此事让汪精卫十分憎恶。

除了这些具体事物上的误会、冲突之外，汪这一时期对于孙中山的不满，主要还在于政治理念的分歧。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之后，孙中山开始组织武力倒袁。汪精卫虽然也反对袁世凯专权，但认为中国的外患方殷，必须维持政局稳定，因此不赞成孙领导的“倒袁”军事行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等级制区分党员，使党员立誓服从孙中山，“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并盖指模为证。汪精卫更加激烈的反对，以至于欲与孙绝交。他在致吴稚晖信中说：

年来国民党受人诽谤，有甚于千夫所指，然无论如何，诽谤终不至有失其立脚地。今中山党纲已成，则彼立脚地而自失之矣。尽千万侦探之造谣、千万文人之曲笔，当亦不能想到杜撰出如此之党纲以污革命党人之面目，今竟自做出来。……我等白白与中山相识一场，直至其臭腐到如此田地，始与绝交，可为一哭。却怪竟有如许人与之絮聒、与之调停，甚至与之议改章程，真不可思议。东海有逐臭之夫，信不诬也。

铭不满于中山久矣，数年以前同在安南谋捣乱，其委苦热，中山语之曰：‘尔畏热乎？待我打到北京，给颐和园于尔住’，铭闻之愕然。自是恒不乐，然不解何故。直至去岁，在上海时亲见其种种作为，犹不与之绝，则铭之逐臭亦久矣。璧君自民国成立后，即痛恨彼辈，□不与面，每谈之，辄骂詈，铭恒以为过。数月前孑民先生饭于铭家，亦以璧君之言为过。由今思之，璧君虽亦尝逐臭，但其省觉为犹早也。

‘元勋公民’四字，苦思竟不得确对。前读《儒林外史》，见胡屠户之称‘贤婿老爷’，不得其对，后读蒋心余《临川梦传奇》，有‘舍侄相公’之称，叹为绝对。今‘元勋公民’四字，不知何时始得巧对也。读其党纲，如读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无可再生，不须更为之一计将来，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

从汪精卫与孙中山的分歧和他对中华革命党的不满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对汪的影响。在中华民国政党腐朽、国家分裂的新形势下，汪精卫对于政治的理解还停留在辛亥革命的历史阶段，希望以风烈、道德、舆论感召国人，影响军队，聚集起“反袁”的力量。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对于现实斗争的意义。

汪精卫、李石曾等人对于留法俭学将来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寄予了很高期望，但在与留法学生的频繁交往中，也发现了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促使汪对这一运动产生了一些反思。在1916年10月15日出版的《旅欧杂志》上，汪精卫曾发表文章，批评留法学生。据说，10月10日国庆节，驻法公使胡惟德在中国驻法公署备茶点，邀请留法学生前往庆祝。不料诸留学生齐聚入座之后，“无一人发挥共和之真理，举杯以申祝贺之意。而一种呼茶喝酒之声，大有韩愈送穷文中之一般穷鬼状态。”，座中有人见狼藉太甚，请同学“多发正言以祝我中华民国万岁”，话音未落，竟有某官费生说：“吃饱了就是，何必说话”。

而当胡惟德公使发表演说时，还未讲完，“而座中逃亡者已过半矣”。此事令汪精卫十分愤慨，感叹到：“留学生为国民之知识较高者，国庆节为国家之盛典，以知识较高之国民，逢此盛典，而演此怪像，中国前途，尚有希望耶？故鄙人常语人曰：中国只知派留学生于外国，而不问学生在外学与不学，以国家有用之财，养一班造粪之器，可不痛哉？愿今日当道者，际此国家板荡之秋，欲为国育才，当以慎于选派留学生为始。”

还有些留学生，一到法国，就匍匐在欧洲文明脚下，认同乃至崇拜西方文化，厌恶本国文化习俗。汪精卫对于这种现象深感痛心，提出留学生应加强“国学”修习。他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说：“石曾兄发起俭学会后，来学者源源不绝，居恒与数人相聚议，以为此举为新中国有绝大之影响。然此时所宜注意者，则为国学问题。”今日留学少年一涉足西洋，往往生厌恶本国风习之观念，俨然想成为一个外国人。汪精卫说：今日中国“四万之人方纍纍然然陷于可怜之境遇，吾辈求学，本欲拔此可怜之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若提倡求学之结果，乃制造出多少有学问之外国人，岂素心所愿？惟时时以祖国语言文学相切砺，使常悬一吾同胞颠连困苦之影子于心目间，庶良心不致溅灭。”

汪本人也是一名留学生，对留学生的种种心境和问题，有着比较敏锐和切实的观察。他的思想也带有典型的留学生特点，认同西方的民主体制、自由观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他曾经说：“中国书籍为中国人思想荟萃之渊薮，数千年之遗传悉藏垢纳污于其中，故未读国学之书者，如一无垢之白纸，学之愈久，积垢愈厚。”甚至认为“国学可以不讲，但期世界语之普及于中国人类已足矣。”但是，面对一些留学生数典忘祖的现象，汪还是意识到，必须加强留学生的国学教育。

至于进行国学教育所应选择的书籍，汪精卫认为，经、史书籍，虽为国学“根干”，但往往使学之者扬起功名之心，应暂缓研读，先取文学、道学之书。文学可以培养志趣，道学可以涵养心性，于此两部严加选取，既能增进民族意识，又能减少流弊。

在法期间，汪自己也曾致力于国学研究，其目的，在于深入了解和改造中国的人心风俗。学术，是造成中国的人心风俗之病的“病源”，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是解救病痛的“医药”。汪精卫说：“穷中国人心风俗之源委与学术之蕴奥，透悉病情，庶施医药，靡不对症。其次者，亦当略知病情，期与病人周旋，弟研究国学之目的，盖在于此。”在这一点上，汪精卫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颇有相通之处。

清末民初，中国的留学生群体，是一个备受人们尊宠与期待的群体。人们把对西洋文明的惊奇与敬畏，投射到留学生身上，又将改造老旧中国的愿望寄予留学生。梁启超在《敬告留学生诸君》中，称留学生为“吾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说：“今诸君立于世界竞争线集注之国，又处存亡绝续间不容发之时。其魄力非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不足以开将来；其学识非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图自立。”又说：“今日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

《苏报》曾刊登文章说：“盖学生者，今日处于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稍有热诚者，咸引领张目而望之，名之曰‘主人翁’，比之曰‘狮子吼’，其于学生如是其殷勤也。彼学生者，又以西乡隆盛、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自命，欲行其惟一之主义，以造一新中国，使吾汉族永享无穷之幸福”

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留学法国，教育救国，也以中国将来之“主人翁”自期。“主人翁”这个词，常常出现在他们的书信中。但与蔡、李诸人不同的是，汪有着更为激烈的政治意识和民族危机感。汪虽然推崇无政府主义，相信教育救国理念，但他对于政治的热衷程度，对于以政治手段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念，远远高于吴、蔡、李诸人。他不甘寂寞的性情，也为他最终退出教育，重返政治，由“不做官吏”向“争做官吏”转变，埋下了伏笔。

汪精卫在民初退出政治之时，上海《公论》杂志曾评论说：“先生固一纯粹的社会主义家也。其斤斤以不做官自矢，即其不以有政府为然者也。何以不直倡无政府主义？盖深知社会之程度不一，当群言淆杂之时，倘再导之以新奇之论，则鲜不立召灭亡者。故守之于己者，先以不做官为主旨，见之于行事者，倘在不得已之时，则仍从事于政治上之运动，以期暂且维持社会之现状，使国力发达，再为根本上之计划。”

所谓“不得已之时”，即国家政治的危急之时。在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的危机环境中，政治仍然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改变时局、影响历史的手段。正是这种频繁出现的“不得已之时”，使汪精卫尽管相信“教育救国”的理念，却难于安心从事教育宣传工作。在留法数年中，一直挣扎徘徊于教育与政治之间。

每当国内政治出现危机，汪就感到局促不安，以为自己如果身在国内政治漩涡之中，总可补救一二。然而，等亲身回国参与政治之后，就会发现，国内政局之复杂，远非自己当初的简单设想所能应付。但若完全置之不理，专门从事教育，内心又感到不安。

1916年冬，汪精卫在法国，收到友人告知国内时事的书信，写下一首《蝶恋花·冬日得国内友人书，道时事甚悉，怅然赋此》：

雨横风狂朝复暮，入夜清光，耿耿还如故。抱得月明无可语，念他憔悴风和雨。 天际游丝无定处，几度飞来，几度仍飞去。底事情深愁亦妒，愁丝永绊情丝住。

诗中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忧思和身在天涯的感怀之情溢于言表。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矛盾激化。汪精卫、蔡元培为解决“宋案”回到中国，主张南北调和。“二次革命”爆发后，汪、蔡又与唐绍仪联名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并联络反袁各方，发表多篇言论，呼吁袁世凯去职，但最终都于事无补。

1915年1月，日本大使向袁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对留法诸君“刺激甚剧”。蔡元培在2月19日致吴稚晖信中说：“日本竟下辣手，虽以我等之奄奄如陈死人者，亦大为刺激，以为不可不采取一种急进之方法，以为防御。”

汪精卫也致函吴稚晖说：“木屐儿蠢动之消息，已如疾风骤雨而至，此事固非意外，但前此尚希冀木屐儿有所顾忌而不敢为，今则或噤如寒蝉或且为之张目，木屐儿已直视中国为彼之印度。”并与陈璧君、方君瑛等商议归国后的行动办法，急则归国“效死”，缓则筹款设立学校，专行精神教育。

同年6月，汪精卫回到上海，“驻沪十日，所见所闻，伤心刺骨”。于是提出“本身欲求中国不至于灭亡”的十三条构想，最终落在“教育救国”的结论上。但他同时又感到，教育虽是根本的救国之道，教育可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却是国家保持完全的独立。亡国之后，教育的权力操于外之人手，虽欲不受愚民教育，亦有所不能也。

在急迫的亡国危机背后，民初几年国内政治恶化的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汪精卫等人当初的预想。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民国”的基本政治格局陷于危难，连形式上的共和亦不能维持。以致国内倒袁之风，比当年排满之风犹烈。蔡元培说“独夫横行无忌，并保皇、维新之流，亦不能与之共事。”汪精卫说：“顾梦渔之言曰：‘袁世凯比满洲政府更坏’，马君武之言曰：‘彭家珍杀良弼做什么？良弼死了真可惜，良弼若在，必能为袁世凯的对头”。

这种急迫的现实危机，使汪感到，欲与国事相终始，则当“袁倒”以前，不能不为革命党人，而袁倒以后，不能不为政治家。不为政治家者，是仍不能与国事相终始。因为“倒袁”之后，必更有重于“倒袁”之问题。不为政治家，则不能贯彻“倒袁”之目的。既为政治家，则必不期然而然以为官吏议员。

1916年11月，汪在《旅欧杂志》上刊登了一封信，其中说：“兆铭去冬来法，未几而袁氏称帝、西南讨贼之报相继而至，中心彷徨，不可终日。既而自决，义师有成无败则已，若不幸而败，则必星奔而归，与诸君子同暴骨于沙场，必不令诸君子独死，而兆铭独生。”

对于汪精卫这种彷徨动摇的心情，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无政府党”友人，曾有过多次讨论，都希望他能够安心于教育，“既认定教育可以救世，便当断绝政治上之迷信。”吴稚晖甚至警告他说，如现在废学从政，则将有牺牲中国之“主人翁”资格的危险。汪精卫则回复吴稚晖说：

铭诚愚甚，不解“主人翁”是何界说？如以为当以此责任存于心欤？铭固无时不存于心者。“大学问家”，吴先生所以相期，铭固未尝以此相期也；“大政治家”，多少党人所以相期，铭亦未尝以此自期也。然则铭所以自期者何在？（一）赓续《民报》之未了事；（二）赓续什刹海之未了事而已。而此几年中，不能不以文法及动词表为参考书，故此几年中不能不为寒蝉。而凡以不负责任相诮者，皆充耳如不闻也。欲达第二之希望，不得不将姓名行事埋之深深之墓中。数年之后，亦可以见天日，而凡以从赤松子游相诮者，不惟不辨且乐于受也。铭之所能尽于此矣。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猪八戒却只三十六变，变来变去，不能出此无可奈何也。

汪精卫这封信，清楚表达了他对于在民国新形势下，以无政府主义文化教育方式参与政治的怀疑和苦闷心情。他说他的自我期许，不在当大政治家，也不在当大学问家，而在于像民国以前那样，从事革命宣传与暗杀活动。但是从宣传方面而言，在法国的宣传工作，远没有达到汪精卫期待的效果。

对比当年《民报》的影响力，汪等人在法国创办的《民德》、《学风》都不成功，他自己也没有任何成就感，说：“铭前此之作民报有日本书籍为参考，今之作民报特以法文典法文教科书为参考，凡此诸端，只须略一思及，便觉可羞、可笑、可哭、可叹、可恨、可鄙”，又说：“西方杂志正如一大戏台，各种脚色已都齐备，铭于此间不过扮一小兵，遇得胜时则摇旗呐喊，败时则低头受戮而已，有何价值可以讨论？”

就政治活动方面而言，汪精卫在民国之后，也曾尝试延续清末时的暗杀手段，除掉袁世凯。他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说：当宋教仁被刺杀以前，欲取袁世凯的人头，真如探囊取物，但当时袁世凯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总以为其罪不当诛，而没有先发制人的决心。“书生之不如奸雄，真矣无可救药之病。”然而当袁世凯杀了宋教仁之后，他对革命党人也有了防范，不容易下手了。

汪精卫几次想接近袁世凯行暗杀，先在上海通过唐少川求见，后在广州通过陈炯明疏通梁士诒求见，又在北京通过朱希煌见袁克定，想通过袁克定接近袁世凯，但都被识破。之后汪又策划以蒙面、潜伏、甚至学习“易容术”等各种办法，暗杀袁世凯，但都没有成功。

刺袁、倒袁计划的失败，使汪精卫认识到，在民国新的政治形势下，依靠清末革命党人的宣传与暗杀手段，已经无法再对国家、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变来变去，不能出此无可奈何也”。这使他开始懊悔自己在民初退出政治的举动，甚至感到“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后悔不该在民初加入进德会，也不该留学于海外。

他在《与雷铁崖书》中说：“弟在此生活状态略异曩在东京时。一面自力于学，一面思为社会有所尽力。思虑无涯，忧愁随以无涯，而精神气力有涯，亦可笑也。数年以来，对于学问，如饥者之求食，渴者之求饮，而对于应尽之责任，又如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欲求兼顾，反致两失。坐是碌碌，无所成就。”对于这几年来进退失据、毫无建树的处境，汪精卫曾设喻说，自己本为一锤，欲熔而铸之以为锯，最终却落得锤不成锤，锯不成锯。

汪精卫的彷徨苦闷，反映出从清末到民国，中国政治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让一个有政治热情的人，无法再通过与政治“疏离”的方式，通过个人英雄主义的革命方式，对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新的分水岭出现了，历史对于革命者的要求，或者如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认定教育救国，便当断绝对政治上的迷信，全心投入文化教育，培养新的人才。或者，回归政治，重新寻找一条革命的道路。

胡适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17年7月，他从海外归来，船到横滨，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到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方知张勋的复辟乃极自然的现象，于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1915年-1920年之间，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在国内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并借新文化运动而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几年以后，一批由新文化运动打造出来的新知识青年，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为二十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生力军。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蔡元培等人通过教育、文化改造中国的愿望。

蔡元培也希望汪精卫能够投身到这一运动当中，将汪誉为今日中国之费希特，邀请他前往北京大学主持国文类教科。在1917年3月写给汪精卫的信中，蔡元培说：“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今译费希特）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校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校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先生即我国今日之菲希脱也，弟深愿先生惠然肯来，主持国文类教科，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

汪精卫没有应邀前来。在这个历史分化的关头，他对政治比对教育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3

重返政治

1920年10月，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召第四次从欧洲回国，次年担任了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在就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职演说辞中，他特别强调，民国以来，因为曾经宣布，不愿做官吏、议员，所以当国内和故乡父老委以责任时，往往退避不逞。如今服务的这个教育会，是一种地方团体，“完全无官吏性质，绝无政治臭味。应该担任，义不容辞，故兄弟今日就职。”1922年汪精卫又担任了广东军政府总参议，1923年成为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就在汪精卫跃跃欲试，想要回复革命党人身份，重返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在二十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兴起、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新青年”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的形势有了全新的发展，中国现代政治随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即意识到的“建党”问题和“革命武力”的问题，在国共合作之后都具备了实现的条件。

新一代“革命党人”，不再追求以道德风气感染国人，而是清醒的认识到，“革命”是一种“实力”的较量。某一种政治主张，只有找到自己的社会基础，才能变成实际的政治力量。信奉这一主张的政党，必须有军队、有群众、有阶级基础，必须结合某种社会力量，才可能形成自身的政治势力。

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革命党人对于什么是“革命”，什么是“革命”的目标和方式，都有了新的理解。群众型政党和群众运动两种政治理念登上了历史舞台。“革命”不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政治行动，而是结合了政党、军队、群众、意识形态等诸多力量的“实力斗争”，以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为最终目标。

新的历史形势，要求新一代的革命党人，告别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暗杀行动，有纪律、有组织的发动群众。它要求革命党人认识到：“我们要改造社会，决不会有这么容易简单地用手枪炸弹去打死几个社会上的败类，就可以成功的。……我们要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革命才好！我们要宣传民众，训练民众，指挥他们去打倒军阀，夺取政权才好！”他们还要明白：“今天革命团体的内部，还松懈没有力量，农工平民还不曾归向于一个革命的旗帜下面，……现在最要紧是，整顿革命党，向农工平民宣传革命党的主义，把他们吸引而组织到革命的旗帜下面。”

这种新的历史形势，让以“革命党”自居的汪精卫看到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新的空间。辛亥革命之后，汪看到晚清以来汉人官僚政治积弊之深，原革命党人纷纷投身其中以争政治地位而自足，恐革命党人退化为官僚，政治变为官僚政治，因而退出政治，不做官吏，转身投入教育救国运动。如今，他似乎看到了使中国政治摆脱官僚和军阀控制的某种可能，于是最终下定了重返政治的决心。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盍然长逝，汪精卫在孙逝世之前一直随侍左右，并草拟了孙的遗嘱。4月下旬，安葬孙中山之后，汪从北京南下广州，从此迎来他一生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代。

1925年7月1日，广州政权改组，正式成立了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军事委员会亦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军事各机关。

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实业部部长，一举登上国民党权力的最高峰。这对于他个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上的重大飞跃。而在6月30日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汪精卫更以全票当选，留下了“自己选自己”的笑谈。也表现出他跃跃欲试的心情。

当年9月，陈璧君致函汪精卫，请其勿忘民初“不做官吏”的诺言，辞去国府委员。汪回复陈璧君说：

当此罢工未了，外交事未可知，东江战云日迫，仲恺死、展堂、汝为去，敌人进攻我辈，战线动摇之时，我之进退关系安危，如退而无碍于事，或者且有益，我何故不为？如退而有碍于事，我何故为之？自民国六年以来，我恢复辛亥以前革命党人态度，从事于政治之工作，既从事于政治矣，为官吏与否异其形式而已，实质固无所异也。

民国九年以来，我不尝为广东省政府高等顾问乎？我不尝为大总统府顾问乎？独非官吏乎？何以彼时可为之，今日则不可为之乎？

民国元年我宣言不做官吏，以彼时痴心妄想以为国民革命之事已了，今后当进一步为国民革命以上之工作也。何图二年以后国事日非，仍有需要于国民革命，六年以后由欧返国，投身于国民革命，……我非为官吏也，做国民革命之工作而已。在政府，此政府名为革命国民政府，在军队此军队名为国民革命军队。我舍此将何之乎？我并非抛却无政府主义之理想，但此理想之实现总在国民革命之后。今日尽瘁于国民革命之进行，即所以求无政府主义之理想能得比较接近，又何疑而以为被嫌乎？

从1925年7月国民政府改组，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期间，广州政权经历了艰难的考验，汪精卫也全力以赴投入到政治当中。陈璧君曾对吴稚晖描述说：“彼已自视非人，每日不过睡四五时，而尚有得一日之生，做一日之事之势。”

对于当选国民政府主席之后的处境和心情，汪精卫曾写信对吴稚晖说：“弟四月杪南下，原拟在广州小驻旬日即回北京，不虞抵广州后内容复杂险恶至于无极，加以六月二十四日以后香港屡欲加兵打广州，更不能舍之他适。国民政府成立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监督，弟不能自绝于党，即不能自绝于政治，……七、八、九、十、十一数月间，日日与反侧之徒及外来之强敌拼命，苦战至十二月而粗定。……无论责备者如何，而广东统一则为不可掩之事实，弟终觉此心生可以见同志，死可以见总理也。”

从此，汪精卫彻底抛弃了“《民报》与什刹海之未了事”，告别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改变了以在野身份从事书报宣传和暗杀的行动方式，一头扎进了波诡云谲的实际政治和权力斗争当中，开启了其后半生波澜起伏的政治生涯。

本文为近现代史学者李志毓关于汪精卫的专著之其中一章，原题为《进退：教育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