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女作家的上海冒险

撰文：徐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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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1884年4月25日出生于东京，在念小学时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在耽读翻译侦探小说的同时，还专门去学习古典舞蹈和插花等，从小聪颖过人，在中学时从一年级直接跳入三年级，并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自己尝试着撰写少女小说，还学习俳句的写作。18岁时考入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翌年拜当时极富盛名的小说家幸田露伴为师，成为正式的入门弟子。20岁时在《文艺俱乐部》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露分衣》，后来又以《绝望》去应征《大阪朝日新闻》的悬赏小说，获得了实际的一等奖，于是声名鹊起，成为明治末期和大正年间受人们关注的女作家，她的成就也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注意。周作人在1943年底时回忆说：“在二十年前我们（指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引者注）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时候，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即有佐藤女史在内，可是后来第二集不曾着手，所以终于没有译出。”1929年张资平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集《压迫》。在此前后，她还常在每日派的文士剧以及东京座上演的《户津川合战》等中粉墨登台，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佐藤感情盈沛，除了与美国归来的田村松鱼成过婚外（一时也以田村俊子而出名，1914年影响甚大的《中央公论》6月号还出过“田村俊子论特辑”），还屡屡与其他男性堕入爱河。

田村俊子
1918年跟随情人、曾是朝日新闻社社会部记者的铃木悦前往加拿大，主要定居在温哥华，并在1923年与铃木正式结婚，在北美度过了将近18年的岁月。在北美时，受铃木的影响，她的思想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关注妇女问题，曾出任当地工会组织的妇女部长，还在旧金山的《新世界新闻》上发表了《妇女的弱点》、《日本妇女的动作》、《妇女解放的先驱们》等文章。但她在北美的生活并不安定，在文学上，她几乎处于在搁笔的状态。
1936年3月底，她回到了阔别的祖国日本，与宫本百合子、佐多稻子等曾经的无产阶级女作家交往频繁，试图重返日本文坛，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很多人已经不记得当年曾经风靡一时的这位女作家了，她自己几乎也没有璀璨响亮的作品来回应文坛。倒是她对妇女问题还是一如既往的关注，在《妇人公论》等上发表了《话说世界女性的生活》、《对日本妇女运动的考察》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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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在日本国内难以获得发展的佐藤，从中央公论社获得了两千日元的经费，以其特派员的身份，从福冈坐飞机前往上海，这一年她55岁。她准备在中国体验一段生活后，撰写一部相关的长篇小说，以此来正式复归日本文坛。此前她与中国的因缘很浅，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她几乎没怎么接触过中国。如今，大半个中国已经在日本人的实际统治之下，陆军或海军的报道部在铁蹄横行的同时，还试图营造出一种日中亲善的气氛，来安抚和迷惑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处于如此境地的佐藤，似乎也愿意借助军部的力量，在自己关切的领域做点什么。上海，正是她开启与中国因缘的实际切入口。
在上海大场机场降落后不久，她就寻找各种机会来观察在上海的中国劳动妇女的生活状态。首先引起她兴趣的是苏州河上的女船民。这是一种在日本或北美从未遇见过的存在。
“外白渡桥下的苏州河一带，多的时候停着上百艘的运输船。站在河岸上眺望他们的生活。男的大抵衔着香烟在与邻船的人闲聊，或在船上无所事事，而女的则在忙于在河里洗着什么，或在编织渔网之类，上至弯腰弓背的的老太婆，下至十来岁的小姑娘，都在忙碌着。男的女的穿得都很破旧。在船上玩耍的孩子也都头发蓬乱，衣服污旧，光着脚。船顶上晾着犹如破布一般的婴儿的尿布。但是船内打扫收拾得很干净，桌子和锅碗瓢盘等刷洗得干干净净挂在柱子上。即使生活贫穷，但与家务活相关的这些事，支那妇女是非常勤劳能干的。”
上海百货公司里的女店员，虽然收入不高，但都打扮得精致漂亮，“在日本百货公司工作的女店员，一般都受男员工支配，显得谨小慎微，而支那的女店员则都比较自由活泼，这是革命以后暂且得到解放的现代支那妇女在精神上显出自我的一个表现吧。”她还去考察了在日本人经营的工厂内劳作的上海纺织女工，厂内采用昼夜两班制，每个女工一天要奔忙12个小时，可谓相当辛劳，但她们的精神样态却显得相当敏捷利索，“这一印象恐怕来自她们的服装吧。虽然她们没有像百货公司女店员那样烫着发，但都一律剪着短发，身穿长裤，脚穿支那布鞋和袜子，上衣虽然洗得有些发旧，但都是短装打扮，便于活动。在织布机前忙碌的是年轻的女工，看上去神情欢快。”
不过佐藤心里明白，当时的中国人一般都不大喜欢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人。“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上，如今成了占领区合共共同租界的警戒线，日本的军人在那里站岗，来往的支那人必须持有许可证才可通行。”百货公司的女店员对待日本男人态度冷淡，受过教育的知识妇女都不愿意到日本人开的公司里去工作，“她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对于象佐藤这样的知识女性，不少中国女性还是表现出了友善的态度，她在扬州的一次妇女聚会上更是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于是她由衷地感慨道：“每逢我遇见支那妇女时，内心必定会油然充满了亲切的感觉。这种亲切的感觉到底是自何处涌上来的，我没有进行过勉强的分析，但犹如镜面上映照出来她们的身影，在我内心深处荡漾着的泪泉中映照出了她们的忧愁。大概那种亲切的感觉是从那里涌现出来的吧。我所遇见的任何一位支那妇女，都让人觉得她们比日本的妇女要来的率直真情。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就说明了一切。而且她们都非常热情。即便是握手，也是十分的有力。每个人都拥有自己明晰的个性，……我非常喜爱支那的妇女。感情越是不加掩饰，就越觉得容易亲近，就仿佛有一种立即融入血液中的单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我吧。”在女权运动兴盛的北美呆了十八年的佐藤，也许觉得经过了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的中国妇女，尤其是都市知识妇女，要比同时代的日本女性更容易感到亲近，也更为欣赏吧。
后来她在南京、镇江、扬州、杭州一带作了考察旅行，还单独在上海采访了准备“还都”南京的汪精卫，汪与她大谈自己对洪秀全的看法，并出示了许多自己旧日的诗作。此后经青岛等地前往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多，但在事业上难以有所成就，不免内心感到苦闷，与佐藤有所交往的周作人回忆说：“民国二十八九年顷她到中国来，最初是在南京上海，中间曾来北京住过些时，我看见她就在那时候。她几乎没有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曾说想写西太后的故事，又想教书，却都没有成功，这大概是民国三十年的事吧。”佐藤仍然想回到南方。1942年2月，她携带了朋友的介绍函，到南京会见了诗人草野心平。
草野心平也是一个稍稍有些传奇性的人物。1903年5月12日出生于日本福岛县的草野，1921年1月怀着海外留学的强烈愿望跟随父亲的友人来到广州的教会学校岭南大学求学，在大学里结识了后来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维也纳大学留学、建国后出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的刘思慕（1904~1985）（岭南大学期间名刘燧元），后来出任华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叶启芳（1898~1975），以及去法国留学的著名诗人梁宗岱（1903~1983），当然也有后来成为革命活动家的廖香凝•廖承志姐弟和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长的林柏生（1902~1946）。在异国的校园中他成了一个诗人，曾出版了诗集《BATTA》、《踏青》和《919》。1925年，因躲避激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风潮，草野未及等到毕业就在7月匆匆回国，结束了他在广州四年半的留学生涯。回到日本的草野，虽然也出版了几本诗集，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但仅凭写诗是无法度日的，他不得不在东京开了一家烤鸡肉串的店铺以维持生计。1941年6月，处于潦倒之中的草野遇见了来日本访问的已经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长的岭南大学同学林柏生，林邀他来南京出任宣传部的专员，草野自然知道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性质，却赞同他对日本的所谓和平路线，也可借此摆脱自己的生活困境，于是欣然从命。

草野心平
据草野回忆，佐藤一开始并未直接寻访草野，“那时，她带了元社会党议员的介绍函来的。在把介绍函交给我之前的田村俊子，来到了宣传部，直接会见了林柏生。于是林柏生的秘书来到我的房间，说是部长请你去一下。于是我在林柏生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了田村，那时叫佐藤俊子吧。问了她各种问题，她说她已不想回到北京去了，想呆在南京或上海。可是在南京，并没有可以供她谋生的合适的工作，于是向她介绍了名取洋之助。”佐藤向草野表述了自己想在促进中国妇女的自立进步方面能有所作为的愿望，这与草野的想法也十分吻合，他想到了自己担任顾问的由摄影家名取洋之助主持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于是将名取召到了南京，促成了两人的相识。当名取与她谈及准备出版一种面向中国女性的杂志时，可谓正中她的下怀，当即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她本人也希望能去上海生活。于是名取邀请她来上海担任杂志的主编，并获得了日本驻上海总领馆“嘱托”（即特约人员）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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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备杂志的出版，佐藤不久即坐火车前往上海，开始时居住在名取他们原先“国际报道工艺中华总局”所在地的皮亚斯公寓，后来迁居至北京路（现北京东路）157号的北京大楼。这是一幢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红砖建筑（至今仍然幸存，外观被修葺一新），总共四层，佐藤居住在四楼的17号房间，一直至她去世。在她病故后去其寓所整理遗物的草野这样记述楼内的情形：“她住在四楼，楼内没有电梯，昏暗的楼梯上结满了蜘蛛网，随处可见斑斑痰迹和纸屑，想起年过六旬的老太太每天要攀登这样高的楼梯，一个人独自做饭的情景，我心情再次黯然了。”
好在北京大楼距太平公司所在地的香港路很近，沿虎丘路向北，步行在五、六分钟的距离。虎丘路原来叫博物院路，沿街矗立着一幢装饰艺术派风格大楼，是原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所在地，楼内四、五层是高两层的大厅，原为博物院，故有此名，1943年改虎丘路至今。香港路117号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三楼，在佐藤创刊的女性杂志诞生之前，其时已经设立了以室伏克拉拉（1918~1948）为主编的《新少年》杂志编辑室和以三井为主体的《长江画刊》编辑室。当然，这三人中，佐藤在文坛的资格是最老的了。
室伏克拉拉是日本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评论家室伏高信（1892~1970）的女儿，自幼颖悟，少女时期与一名有妇之夫的中文老师堕入爱河，缠绵悱恻的爱情虽然无果而终，却由此培育了她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强烈兴趣。为了排遣失恋的痛苦，同时满足她的中国梦想，父亲便托了草野，将女儿送到了南京，对于此事，草野有如下的回忆：“（得悉我将要去南京），室伏高信给了我一百日元。这是因为室伏克拉拉曾来东亚解放社来访过我。克拉拉有去南京的愿望。于是室伏就把我叫到了他在赤坂常用的会客处，向我透露了女儿想去南京的想法。如果去了的话，请我多多关照。”之后草野安排克拉拉在汪伪政府宣传部内担任一名文员，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闲职，克拉拉并无具体的事务要担当，她的一个主要副业，倒是教授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的妻子和女儿的日文，余暇则自己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练习汉语口语，由于她的聪颖和努力，无论在听说读写译各个方面，中文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其普通话发音之清晰准确，据说在一般的中国人之上。她试图在南京去接触中国的文坛，但南京原本就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镇，而此时稍有才华的作家大都离开了沦陷区。克拉拉不免感到寂寞。于是在1941年时，她离开南京来到了上海。虽然尚无确切的文献依据，但估计草野将克拉拉介绍给名取的可能性极大。不久，她与1942年2月以朝日新闻社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上海的林俊夫成了恋人，在杂志的编辑之余，她还热衷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1944年曾将张爱玲的小说《烬余录》翻译成日文连载于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最大的日文报纸《大陆新报》上。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筹备，1942年5月15日，以佐藤为编辑者的中文女性杂志《女声》创刊号问世了。佐藤在编辑者中出现的名字是“左俊芝”，不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人。在相当于发刊词的《我们的第一声》中说：
“《女声》第一次和读者见面，当然也是‘初试啼声’的时候，不过在这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坛，尤其是妇女的出版界——我们在很短时间内，想我们的第一声能使每个读者都认识本刊是‘独一无二’的刊物，我们当然不敢武断，然而，至少我们是不断努力，要在这次第一声之后，贡献出许多不同的声音，是我国妇女界得到真正崇高的地位。
‘女声’两字做我们刊物的一个名字，在这第一声发出时，不能不有所说明，请大家认真的了解而随时加以合作和指导，帮助我们完成创办这个刊物的初衷。我们的《女声》就是中国妇女界的声——亲切点说起来就是‘您们的声’。‘女声’含有三大意义：——（一）乃妇女呼声（二）为妇女而声（三）由妇女发声。”
上文的执笔者，按常理应该是主编佐藤，但佐藤本人不谙中文，很有可能是克拉拉将日文稿翻译成中文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通晓日文的中国人最后成文的。中文的表述，多少还有些生硬。创刊号上开设了“评论”“世界知识”“妇女与职业”“修养”“所见所闻”“卫生”“娱乐”“文艺”“家政”“戏剧与电影”等栏目，以后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格局。从最初的几期来看，几乎没有政治色彩，较为出色的是“文艺”和“戏剧与电影”专栏，据当时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丁景唐的记述，文稿作者的许多人都与当时的中共地下党有关，“根据党的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办的刊物或别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在当时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
而长期协助佐藤编辑刊物、并与佐藤在北京大楼共同生活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关露（1907~1982），就是潜伏在敌伪内部的中共党员。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原名胡寿楣的关露，16岁时到南京求学，1928年考入中央大学哲学系，不就转入文学系，与后来成为小说家的欧阳山、张天翼等相识，开始学写文学作品，1930年发表处女作《余君》。后离开中央大学来到上海，在1932年加入了左联和中国共产党，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同时撰写诗歌和小说，她还是左翼作家叶紫（鲁迅曾为他的小说《丰收》作序）加入中共的介绍人。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939年关露在香港接受廖承志和潘汉年的指示，打入敌伪组织。1942年，关露又奉中共的指示进入《女声》编辑部。关露是何时、如何进入《女声》，又是经谁介绍认识佐藤的，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似乎都语焉不详。不过从创刊号上即已刊登了关露撰写的四篇文章（据丁景唐的回忆文，“芳君”“芳”和“蓝”都是关露的笔名）来看，关露应该是与佐藤一起参与杂志的创刊筹备的，此后也是在该杂志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者之一，尤其是“戏剧与电影”专栏，大部分文章出自她的手笔。中共指派关露打入《女声》的初衷，是期望通过具有左翼倾向的佐藤找寻到日本共产党的线索，再经由日共来获得相关的情报。但实际上日本共产党在昭和初期经过了日本当局的连续严厉摧残后，共产党的领袖纷纷入狱并转向，共产党组织基本上也已全面瓦解。佐藤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但严格而言，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从未在组织上与日共发生过关系（有一种不确定的说法是她在北美时曾加入过加拿大共产党），关于佐藤的政治态度，当年曾在上海与她有过较多交往的作家武田泰淳和阿部知二做过如此的评价。武田说：“我不知道她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否只是肤浅的表层，但我相信，如今依然留存在她内心的、一种憧憬般的东西，是真的。”阿部分析说：“在加拿大时她究竟有多积极地信奉共产主义，令人怀疑。到不如说是信奉一种广义的社会主义吧。……我觉得，直至去世，在她身上，可谓同时混杂着感觉性的唯美主义和知性的社会思想吧。”不过，她在中国的活动，在经济上始终得到了日本军部的资助，也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与日共有组织上的关系，因此关露不可能通过她来与基本上已不存在的日共发生关系。

关露
关露作为华中代表于1943年8月往东京参加了由日本军部主导、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此次活动，据云是经中共党组织批准的。佐藤推荐的可能性很大。关露在赴日前和在日期间，分别接受了上海日文报纸《大陆新报》和东京《朝日新闻》的采访，表示佐藤俊子给她写了很多介绍函，她期待与这些作家的会面，并表示很高兴这次日本之旅能够成行。归国后她撰写了《东京寄语》表述了自己的日本观感：“东京的道路宽阔，行人稀少，树木繁茂。跟上海相比，东京的树木等于上海市的行人，东京的行人等于上海的树木。总之，从东京的建筑和市政上看去，日本是一个真正资本主义化的，进步的物质文明的国家，它的强胜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我感动过是，自我到日本以来，我不曾见过一个乞丐，在东京经过很多道路上我不曾见过一个警察。回想到躺在上海马路上的我们，大批的小偷民众，被巡捕抓着鞭打的民众，我不禁流下眼泪来。我的多情而多难的祖国啊。”这里显然交杂着真实的感受。关露此后又写了一篇《东京忆语：神经病态的日子》，写自己患病时的种种臆想：“然后我立刻就想到中国，从岳飞想到崇祯皇帝，从崇祯又想到西太后，然后想到光绪，想到鸦片战争，最后想到袁世凯和我父母之邦的大片混乱的土地。”这里是借着自己的病态，为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发出一声悲怆的长叹！此外关露还撰写了《奈良的一夜》和《日本女作家印象》，都分别发表在当年的《新中国报》和《杂志》上。
太平公司的背景是日本的军部，《女声》的实际出资者是海军报道部，要在杂志中完全褪去当时的政治宣传色彩，第一出资者不会愿意，第二受制于人的编辑者也无法做到。《女声》自第四期开始增加了一些介绍日本文化和民众生活习俗或是采访来上海访问的日本文化人的文章，自第五期开始增设“国际新闻”专栏，从日本或汪伪当局的立场出发来报道时局政治或军事形势，如日本设置大东亚省和“南太平洋大海战”、“南京政府全面收复租界”等新闻，与原本柔和软绵的杂志风格显得颇不协调，直至1945年初，由于日本在对美战场上连连失败，汪伪当局本身也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这样的所谓新闻才逐渐稀落起来，最后消失了踪影。1943年3~4月，日本的东宝歌舞团为庆贺所谓汪伪政府“还都”三周年而来南京上海演出时，《女声》也图文并茂地作了很大篇幅的报道，日本的战争电影在上海上映，也有隆重的推介，这些都令人感到特殊时期的异样色彩，而不仅仅是一份纯粹的女性杂志。好在这样的内容在总体上占的比率并不大。
1943年12月下旬，曾是佐藤俊子小学时代的学弟、后来成了剧作家、在战争时期出任文学报国会戏剧部干事长的久保田万太郎（1899-1963）来上海考察中国戏剧，久保田此前与中国相交甚少，在上海亦无很多旧识，唯有佐藤俊子，是他昔日小学的同窗，在明治末年大正初期的文坛上彼此也有些扶助，此次在上海重逢，自然有些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佐藤俊子女士，就是往日的田村俊子女士，现在上海主编名曰《女声》的华文妇女杂志。那天她穿了长裤和毛皮的外套，耸着双肩，即便在南京路的人流中行走也像个男的似的，精神抖擞，一点也看不出已经年过六旬了。与她一交谈，还是以前那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作家，多情善感，与三十年前毫无两样，不禁使我大感惊讶。在美国待了二十年，在支那待了十年，还是无法融入当地的水土，是她顽强地不想融入吧。”“明治末年到大正时代，她以田村俊子的名字而活跃在文坛上，可谓家喻户晓。不过对我而言，不仅是同时代的文人，而且还是此前浅草小学时期的学长，其亲近程度就更是不同一般了。对于她来说恐怕也是这样，当她知道了我到达上海之后，马上就来看我，圣诞之日给我送来了一盆猩猩草，年末的29日又给我送来了水仙的切花。她见到我时，也许蓦然想起了一时忘却了的东京吧。”
因此，当新年前酒店的侍者将邀请住店客人元旦起的三日内品尝屠苏酒和年糕汤的鲜红请柬放置在客房的桌子上时，久保田就在除夕之日打电话到《女声》杂志社，邀请佐藤俊子元旦早上一起来享用早餐并共迎新年。佐藤闻此也欣然前往。元旦清晨，久保田换上了全身的和服，这套行头是来上海前河上彻太郎特意关照他的，说是与中国的文人正式见面时，应以此身的装扮来显示庄重，不意在元旦之日也用上了。“而佐藤也不再是往常的西式裤装打扮，而变成了一袭深蓝色的中式旗袍的左俊芝（佐藤作为《女声》主编的中文名字）女士。”他们在八楼餐厅一个可以俯瞰黄浦江的靠窗的桌子占了座，一边眺望着雨云飘过后闪烁着微光的江面，一边同饮屠苏酒，同食用黑漆木碗盛放的日式年糕汤，两人的话题，说到了去世不久的文坛老将德田秋声（1871~1943）和岛崎藤村（1872~1943）以及剧作家和剧评家冈鬼太郎（1872~1943），这几个人当年曾是他们初登文坛时的奖掖者，彼此不免唏嘘不已，也有几许或淡或浓的旅愁袭上心来。在上海期间，他也曾与佐藤一起到上海郊外出游过一次。
1945年4月13日，陶晶孙在自己的寓所举行晚餐会，邀请佐藤等一起来餐叙。8时左右佐藤辞出，坐黄包车沿北四川路回北京大楼，途径昆山路口时，突然昏倒在车上，被路人送至附近的医院，而佐藤则一直昏睡不醒，翌日早上人们自其手提包中发现太平出版印刷公司以及日本大使馆等的联系地址，于是电话告知有关方面。身居南京的草野心平，17日从日本大使馆那里获知佐藤病危的消息，其时他的家人已陆续返回日本，他将一个自东京来他家寄居的患病友人送到名取的家里，一人坐夜车赶往上海，抵沪后才得知佐藤已于16日上午病故，当天即有她的葬礼。“葬礼在日中两国友人的张罗下在虹口的本愿寺举行，规模盛大。在堆满了花圈的现场，内山老人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笑说，我们若死了的话，恐怕就没有这样大的场面了，死得正逢其时呀。那时败战的预感已经在我们身边迫近了。”葬礼的名义上是日本大使馆、汪伪政府中央书报发行所和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共同举办的，生前，佐藤曾对将病逝的妻子安葬在上海静安寺墓地的内山完造说，我死了后也帮我葬在上海，不料竟一语成谶。在停了一期之后的第4卷第1期上，陶晶孙、内山完造和草野心平等都发表了悼念文章，其中以关露所写的《我与佐藤女士》情谊最为真切：
“我认识了她三年，和她在一起工作了三年，和她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七个月。人人说她怪脾气，我以为只有像她这种怪脾气，才是最近人情的人。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就没有追求，没有追求就没有失望，没有失望，就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苦闷……
有理想的人，情形就相反。他们想得太多，爱得太多；爱得太多，恨得也就太多。而且，他们多愁善感，神经敏锐。他们对于生活苛求，对于世界也苛求，他们不以为世界是天生的。他们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也不满意别人的，替自己忧愁，也替别人忧愁。这种人生在现在的世界里，非有怪脾气不可！佐藤女士就是因为这样而有了怪脾气的人。她懂得爱；她爱花，她爱美，爱艺术，她爱儿童，爱朋友，爱自然，爱她的祖国，爱世界和人类。
她常常和我一起走在街上，看到一群肮脏的流浪孩子，她却在他们的脸上发现了天真和纯洁，她望望他们，笑一笑。孩子们走过去了，她又回过头，笑一笑，像一个母亲。……
她白日里干她的编辑工作，晚上回家做饭。早上，有太阳的时候，她站在看得见太阳的窗子面前洗衣服。”
冬天她在冰冷的水中淘米切菜，却依然时时关心着同住的关露：“如果这时候我走进她的房去，她就会问我：‘你冷吗？你有开水吗？从我这里夹些火去吧。’有时候，黄昏或晚上，她敲敲我的门，拿来一包糖果和一些配给的东西递给我，我就知道，她是刚从外面回来。”

《女声》
佐藤的这些侧面，往往是那些泛泛之交的人所不了解的。关露的这些记述及对佐藤的评价，未必是非常时期的应景文字，多出自她的内心。1940年代与《女声》关系密切的作家丁景唐回忆说：“据关露同志1980年告诉我，佐藤俊子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女作家，是她的真心朋友。”1980年，已是关露可以敞开心扉说真话的年代,“真心朋友”，确是她当时以及一生的内心感觉。佐藤病逝后，关露接手编了两期，1945年7月出了最后一期。遗憾的是，关露虽在抗战胜利后立即被中共党组织转移到了苏北，1955年开始却因“汉奸”嫌疑屡受审查并被捕入狱，直至她去世的1982年才获得平反。
1961年，由草野心平题字的田村俊子文学碑在北镰仓东庆寺内落成，同年设立田村俊子文学奖，1988年，三卷本的《田村俊子作品集》在东京出版。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首发于《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