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辛亥：1911年革命的“再历史化”

撰文：瞿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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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1911年的那场革命已过百年，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仍在争论不休、反复拉锯不同，早在十几年前这场革命在一些学者眼中就成了理应告别的对象。其实无论就那场革命本身的历史过程，还是其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巨大符号而言，对1911年革命的告别本无从谈起。而那些学者之所以能谈起，恐怕是因为他们自觉已对1911年革命已了解得足够多，不过这种判断恰恰要打上一个问号。

问号的产生不仅在于尚有不少革命中的具体人和事留有空白需要填补，更重要的是关于1911年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讨论与厘清。部份论者将这些问题归于空洞的宏大叙事，亦有论者坚持它们的意义与研究价值。在笔者看来讨论若停留纠缠于此，双方所能取到的成果恐怕都不免缺少真正的推进，而只是徒增意气。因此笔者希望能以“再历史化”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问题。

所谓“再历史化”指的是我们以往关于1911年革命的影响、性质、成败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比今日相对窄小的史料基础之上，而且解读、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单一，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就毫无价值，可以弃之如敝履，相反我们要尝试扩大史料的范围，重新进入历史的情境，进而更深入地通过这些问题去认识1911年革命实际的与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1

“再历史化”的基础——史料

1911年革命研究作为中国近代“革命高潮”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早已有非常大的成绩，比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辛亥革命部分；大量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和各地辛亥革命逢十周年纪念出版的文史资料，以及武汉、上海等地整理的各类辛亥革命史资料。不过这批史料的局限也相当明显：

• 第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浓厚，尤其表现在众多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这些回忆录的撰写者在时过境迁多年后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能够呈现自己“走向革命”，“支持革命”等面相的材料，而无意或者有意地忽略了自己当时“不革命”或“不那么革命”的材料。
• 第二，在选择材料的种类上，这些资料多关注官方档案、报刊，而对日记、书信等私密性材料选择较少。
• 第三，整理、选摘虽然耗时费工，亦能体现编选者的见识和功力，但总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损失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相较前辈学者，目前我们的资料条件无疑要更为优厚，尤其是近20年可供研究1911年革命的新材料层出不穷，大致可分为三类：

首先是大量私密性材料的出版，像日记略列举即有恽毓鼎的《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朱峙三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放的谭延闿日记、《徐兆玮日记》（黄山书社2013年版）、《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和《清代稿钞本》（广东人民出版社）中的大量相关日记等等。关于更多的日记史料可参看桑兵教授的专著《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此外还有书信如《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等亦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是一批比较重要或难见的报刊的影印出版或再版，像《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版）、《时报》（线装书局2008年版）、《益世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新民丛报》（中华书局2008年版）、《清议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国风报》（中华书局2009年版）、《民报》（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

最后则是近年来各地图书馆馆藏清末民初文献的大规模电子化，还有不少由各大学、企业开发的数据库产品，如浙江大学中美百万册图书合作项目、国家图书馆的民国书报数据库、上海图书情报公司开发的晚清、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近现代日记全文检索数据库，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发的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中心开发的各类相关数据库等。

以上三类材料均为1911年革命的史实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再分析和诠释关于革命的老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主要表现在：

• 第一，大量材料直接影印出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让我们能够不断发现和修正基于选择性材料上的老问题解读中的一些疏失。

• 第二，私密性材料提供给我们不同于报刊、回忆录等以往常用资料的另一种视野，“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月按日排撰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从而更深入地理解1911年前后那些具体、细微、丰富、多歧的历史情境。
• 第三，大量材料的电子化为1911年革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如关键词检索，数据库意义上的排列分析等，不少以往棘手的难题现在有了新的解决途径。比如我们过去要了解清末民初一种思潮或者说法的流行程度，必须要依靠长时间的寻找、翻阅、摘抄各种史料才能有一个大致的，且不甚牢靠的估计，但如果数据库收录的史料量足够庞大，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式，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估计，并能了解其出现、扩展、流行乃至低落的一个时间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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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历史化”的方法——去熟悉化与通贯史事

有了新的史料基础，接下来则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现在对1911年革命的影响、性质、成败的基本历史评断很多是从“后见之明”出发而产生的，比如至今不少研究仍把1911年革命定性为不彻底的革命，而其不彻底的大原因是1911年革命竟然让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之后袁氏非但不能坚持走共和之路，还做起了开历史倒车的皇帝梦。这样的逻辑看似条理清晰，也可以找到不少史料来佐证，但和历史的真实情境并不是那么接近。李大钊在1912年评价袁世凯道：

袁项城之事业历史，在武汉起义之先，公使也，总督也，军机大臣也。处前清专制淫威之下，欲建悠远重钜之事业，固必须出以机警深稳之手段，操纵捭阖，虽不能尽人尽地而施，然有时为成功之捷径。要箸所需，容有不得不施者。小儒动持小信小义，立人之背后，而斥其长短，此其眼光只可论白衣秀士王伦耳。……武汉起义后之袁项城，事业历史，前此曾国藩、李鸿章之所瞠目惊心，不敢为，不能为者。袁项城动声色，除旧布新，定国事于至危极险之倾。虽曰时势造英雄，前后所遭遇之时势，固有异同，然其举大任于风声鹤唳之时，外为急进志士所磨齿唾骂抨击，欲得而甘心，炸弹日环伺于侧，生死至难决定；内为宗社强要所扼防，深忌缧绁在身，时有不慎，则必至举国以殉，而民国亿兆同胞胥断送于万劫存亡不可知之数。内患外迫，至难捉摸，稍纵即逝，卒能从容布置。千难万险，合南北而一之？五族而共进于共和之域。得至于今日者，袁项城之所以为袁项城，固自有在，常智又乌足以测之？复仇云者，胁迫云者，举为井蛙梦呓之语。旋乾转坤之业，固非按部就班者所能达也。往事既如此矣。民国之经营搆设，亦非袁项城之大刀阔斧，无由荷其负担十年……诚如孙中山所道：揆诸人心国运，袁项城所以自效于国，与其所以自待，人之所以望袁项城及其所以望袁项城者而望之于国，俱不难昭然若揭。……俟我民国之袁项城，丰碑铜像，巍巍高立于云表，最后之一日。尔所谓拿破仑之雄才大略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尔所谓克林威尔之热心魄力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尔所谓华盛顿之德量信念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

李大钊这番对袁氏大加颂扬的话并不是个孤证。1912年有县守就对乡众宣讲时强调：“八月间武昌继举义旗，不一月而南方响应者十数省。当其时兵连祸结，南北相持。几不知何时底定。幸而天厌祸乱，佑我中华，清廷启用袁项城，委曲求全，不两月率能手定大难，南北一致，诏颁共和，致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何莫非袁项城一人之功之力所赐也”？《时报》上的文章则从反面揭示说：“袁贼世凯未出山以前，非人目之为英雄耶？及至助桀为虐而假面具揭破，昔之崇拜者自知迷信后悔无及。然今犹有一般人迷信袁贼者，竟梦梦不醒一至于此！”这些可说明当时与李大钊持相同看法者或许不在少数。

即使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顾颉刚仍观察到“一般社会”皆以为称帝是“英雄事业”，“太息其垂成而失”；陈独秀也承认：“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1923年有报纸评论说：“推袁复清两者虽皆失败，然以政象日劣，民不聊生，追念前清之旧与民五以前，以为唐虞、尧舜渺不可攀者尚大有人在”。1925年金毓黻认为“迨项城就任，宇内统一，中枢巩固，而各省犹以都督兼综民政，于是黎黄陂首倡军、民分治之议，项城因之废都督制，一省之内，以将军与民政长分掌军、民两政，制度之良，莫过于此时矣。项城即世，中枢威信坠地，各省虽有分治之名，而省长实惟将军之命是听，否则不能一日安其位”。许啸天在1926年出版，到1949年止，重版近三十余次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中则把袁世凯看作是“民国的第一个雄才”，“政府里一点也不曾残缺，真是整整齐齐，只有袁世凯做大总统时，有这种气象。民国在这时，很有些太平的气概”。

在以上说法背后其实关涉到一个帝制解体后，原本维系政教的秩序崩溃，新的秩序如何重建？当时具备哪些可能性？为何某一种可能性最后成为现实的复杂问题。类似的问题在1911年革命的研究中有许多还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其进路则在于对既有答案的去熟悉化和通贯史事，兹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1911年革命有没有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问题。“深入人心”与否自然是一个回答起来有相当难度的问题，其最关键处在何谓“深入”。目前大致可判断的是，至少“共和”这一观念在1911年前后已成趋新各方所推崇的“新名器”。既成“新名器”则各方所谈的共和无论真与假，其“深入人心”是可说的。而且书籍报章中种种所谓民众对“共和”不识不知的言论，很多大概不宜看成历史的实相，而可视作各层级读书人对于“共和”认知的另一种表述。

由此推论我们或要追问共和如何“深入人心”？深入了哪些人的心？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因偏重于解说1911革命各方面的“不彻底性”，我们通常低估了当时共和观念普及的程度。王奇生就指出“民主”主题词（包括德谟克拉西、民权、民治等）在《新青年》中出现频率极低，而之所以在通常认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调的五四运动中出现此种似不合逻辑的现象，恰是因为从晚清开始民权、立宪、共和等话语已渐渐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是不必多谈的东西。

这个判断富有洞见，它提示我们虽然学界已经对清末立宪运动，民初的建政努力，政论报刊的宣传，白话报刊的功用、下层启蒙的状况等课题做出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但有几个面相仍然是可以继续深入了解的。

第一是科举改革对共和观念的传播作用。对于清末十年共和观念的传播我们多注意的是报刊舆论这一层面，而相对较少去关注1901年科举变章，八股改作策论这一层面。从时人的记述看已科举改策论后从考题去取到应试风气都有大变化。如江西学政吴炯斋爱出“希腊学派论”、“英日同盟法俄同盟究竟论”此类与新学密切相关的试题，导致“非常看新书新报者不能措手，故书报之销尤为踊跃”。因此士子们应考时才会“玉版金符兼秘牒，非是时文非试帖，新闻之纸东洋书，叠叠重重堆满箧，腹中学此閒接挟”。

有了考官与士子的上下呼应，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能真的去深入理解新学知识中所包含的精神和义理，但却能借助应付考试的普遍性和获求功名的进取心，形成新学（其中包括共和观念）浅层次普及的持续动力。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们需要关注《清代硃卷集成》、各省留存下来的乡试录、报刊、书商为盈利而汇编的策论集、时人日记、回忆录中留存的考题、答卷和阅读体验来做更全面的把握和分析。

第二是学堂建立的衍生效应。废科举、兴学堂后，因为财政困难、人员混杂和新政骤兴，很多学堂面临着“经费难筹、教习难延、经理无人”的窘迫局面。地方社会对学堂也是爱恨交织，一面对新学抱持较高的期待，一面又因观念冲突，利益争夺等因素而频发毁学风潮。但学堂取代科举作为一项截断中流的大改制，其在各方面的衍生效应仍非常明显，尤其在观念的传播上。从较长时段看由学堂开始的观念传播和城市中新兴起的各类生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未因学堂处境的窘迫和毁学风潮的频发而受到太大影响。万千学堂带来了教科书出版和买卖的勃兴。还有围绕学堂日常运作而产生的种种商品，如学生的课业、毕业奖品、帮助学生学习的药物、开展校内活动的参考读物、阅报室里的新书报等都成为了当时共和观念传播的上佳孔道。

第三是一些当时包含着共和色彩的流行说法如“国家如公司”论，因其不反皇帝且其滥觞者如梁启超在后人心中渐渐“落伍”而不再被人提起。又如不少进入了近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概念，因其太常用也渐渐被人们忘记了此概念与1911年革命的关联和其对那些升斗小民的民主观念塑造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像“同胞”一词，有时人就生动地回忆其应辛亥而兴的现象：

辛亥八月十九，一夜除夕爆竹般的步枪声，把几百年传留下来的大人老爷称号吓了个暂时逃避无踪，代之以兴的，就是“同胞”两个字。……若是遇见谁，你若忘了称他一声同胞，谁也会刻骨切齿的恨你；因为你不称他同胞，就是不承认他曾参加起义，不承认人家曾经参加起义，是如何重大的侮辱啊！……父兄、叔伯、兄弟、师生，在那时也化家为国的略份称同胞了。……人人互称“同胞”，和法兰西大革命时人人互称“国民”一般，同是革命潮浪里应有的泡沫。 ……我们巡查走过旧藩台衙门，一堆还在冒烟的火场上，有许多起义的同胞，在那里支着铁釜，……烧煮“光复”来的火腿和猪肉，见我们走过，都喊：“同胞快来！中华民国，大家吃得。”

《申报》的材料也揭示当时上海集会时演说者爱用“同胞”一词：如“要到处演说，演说的方法一要会骂人，如忘八蛋、汉奸、奴隶等不离口，二要多用同胞字眼”；“同胞二字之流行已多年矣，光复以后几成一般人士之口头禅。会场之上，募饷之地必有无数同胞、同胞之声浪接触于耳鼓，甚至公举一人，攻击一人亦必曰为同胞，为同胞。”

最后则是不少出现在1911年前后，可用于宣讲普及的小册子象《共和浅说》、《新社会》、《绘图中华国民必读三字经》、《中华民国共和唱歌诗》；用于作为学堂补充读物的《论说入门》、《论说入门二集》、《最新论说文海》、《初等论说从新》、《共和论说初阶》、《共和论说升阶》、《共和论说进阶》、《初学共和论说指南》、《初学共和新论说》、《高等共和论说指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等。商务版《共和国民新读本》、中华书局版《共和国民读本》和报纸副刊的相关余兴文章等都是了解时人如何去理解、接受共和观念的好材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所表现出的从清末到民初观念普及的延续性。

像《共和浅说》的编辑者就是清末发行量极大，且被学部列为审定宣讲书目的《国民必读》的编辑者之一高步瀛。如比较两套书的内容，除了增加一点“五族共和”等革命后的新内容，其它则大同小异。又如预备立宪公会的大将孟森，他在清末写过《公民必读》、《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等用于宣讲普及的册子，在1912年又编定了《共和国民新读本》两册，此书据其广告内容基本上类似于清末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立宪国民读本》：

民国新立，政体共和，然欲实行共和政治，必先使人民人人知共和之本旨，欲人民知共和之本旨，必以共和国之制度学理，使国民略知大概。本馆前编立宪国民读本，颇为学界欢迎，销流甚广，兹更取法欧美各共和国制度，欧美政法大家学说，就吾国现势人情辑为是编，凡吾国民苟因是完成共和国民之资格，益进而研究政法诸学，则是编不啻为革新时代之引针也。

上述例子说明清末关于“共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国民思潮和立宪运动的框架下已有相当的规模，但在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论（进而将革命等同于民主共和）以及将共和制视为君主立宪制的更高阶段的影响下，我们常常会低估清末共和观念的普及规模。

第二个例子是1911年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两个密切关联的大问题。以往讨论给出过很多答案，诸如全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满革命、反帝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失败的、不彻底的、未完成的等等，同时这些答案又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质疑。因此我们大概要改变提问的方式，从1911年革命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入手，将问题置换成：对1911年革命的成败、性质从1911年开始形成了哪几套叙述？这些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怎样竞争？这样的提问方式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把研究时段局限在清末民初，而是要通贯史事，从较长的时段去做考察作为概念、知识、记忆的1911年革命的历史。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有关1911年革命成败和性质的叙述形成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权力关系的操纵，各类政治、文化力量都参与在它的建构过程之中。概要而言主要有四股力量。

最早为1911年革命界定其性质的大概并非我国人，而是日本人。中岛端在1912年10月出版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里就说革命要使“一切旧物破坏之，荡灭之”，而“支那派”之革命“无一刀两断之勇”，“无一气猛进之概”，可谓“无精神之革命，不彻底之革命”。如从我们今日对辛亥的一般判断出发，这段评说似乎不无道理。但我们只要把他那本书通读一遍，就会图穷匕现地看到正因为“支那人无共和国民之资格，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国民之素养、无共和之信念”，日本才必须要实行“东亚孟禄（Monroe）主义”，以免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这套论证逻辑曾被李大钊以逐段驳议的形式揭示过，作为中日对于“亚洲主义”观念的一次比较重要的交锋目前却少见有人提起。

日本人之后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子和其追随者们，他们同样也认为1911年革命是无精神、不彻底之革命，革命后非但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众大联合”，反而先有洪宪帝制、后有张勋复辟，因此瞿秋白在1921年就认为十年前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谟古拉西要到十年后再“发现”。

从时人回忆看上述1911年革命无精神、不彻底之言论入人心的效果相当不差。一个1916年才出生，连二次革命都未见过，称帝、复辟时尚在襁褓之中的学生也在振振有词地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所以生在有总统的时代和有皇帝的时代没有什么大差池，真的革命还是在欧战期间展开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

再次是国民党，国民党对于1911年革命的解说一般强调三个方面。第一，总是希望证明“惟己独革、惟己最革”，强调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先行者、主力军和领导人的作用。第二，以孙中山为革命图腾，以支持和反对孙中山为标准书写从清末直到其当下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第三，建立国民革命与1911年革命（民族革命）之间的勾连与区别，在区别里尤其突出革命的阶段性，进而推导出和前述相似的结论：辛亥无精神，不彻底。作为国民党元老和其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阐释者之一胡汉民就认为辛亥失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辛亥革命以后，不应该容留反革命的势力存在，而不予铲除，让它潜滋暗长起来，于是破坏了革命势力，而革命之功于是未成。二 ,辛亥革命以后，党员不能十二分信仰总理，对于总理的主义、政策、方略，通通不遵守，不按照实行，总理的一切大计划既不能实现，于是民国空有其名，革命只做了破坏而没有做建设，所以就不能算是成功了。三, 要怪到国民的不觉悟、不负责了。

最后则是共产党，近几年共产党的重要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都已有全文检索数据库，只要以“辛亥”或相关主题词进行搜索和阅读即能略窥我党对于1911年革命成败与性质的界说与演变。这里略可展开的是，共产党基本是以革命的阶级论来定位辛亥的不彻底性，最基本的归纳为“从资产阶级的革命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过这样的“阶级论”到二十年代中期就已成一种较流行的共识，并不仅为共产党所专有。

另一方面1911年革命的成败、性质的判定又受到无数个人的感觉、情绪和记忆的影响。这些感觉、情绪和记忆当然与前面所说的权力关系有关联，但也同时源自于每个人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差异甚大的生活情境。对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说1911年的革命可能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重大变故，20年代初有满族文人就借一个叫“徐生”的自传说到：

辛亥那年革命，真是很奇怪的事。在那年八月以前，任何明眼人，也看不出有革命的事来。就以此次学部考试而论，报考的人数，实在比往年多好几倍。他们官袍带履，翎顶辉煌，俨然皆以宣统朝辛亥科新贵自居。他们绝不知道革命党的消息，而且也知道革命党不能成功。因为那时君主立宪很占实力，所以这些留学生，不去作革命事业，一个个挺高兴的，都到北京来考试，谁知在考试期中，武昌的噩耗便传来了。大家跟做梦一样，也不知怎回事。不过消息一天比一天坏。我们便在这革命声中，勉强考完，还在内阁里验放一回。那天老早的大家都在太和殿前面聚齐，得中的新贵心里任是怎样难过，也不能不作希望之梦，到紫禁城里来面君，却也怪，这庄严灿烂的皇宫，不知怎的，一点威严也没有了，不论那里，都仿佛阴阴惨惨的。康雍乾三代的文治武功，深仁厚泽，也救不了末代子孙的劫数。此时宣统帝正在冲龄，不能临朝，所以派了八堂王大臣恭代。我们六七百留学生，分十人一班，传进内阁，中设宝座，各王大臣都分左右站着。我们十人一班，唱名而进，不免向宝座一跪，称臣的称臣，称奴才的称奴才。各人报了各人的履历。我是旗籍中人，不免称了一声阿哈。某某，年龄多大，满洲某旗人，然后随班退出来。验放已毕，大家退出，九月初五日，皇上下上谕赐给大家举人、进士等等的出身，这道上谕，是爱新觉罗皇帝对于全国所颁的第末一次行使完全权力的上谕，以后都是被逼出得了。留学生考完之后，清朝的运命已然告终了。所有及第的新贵也就无所托足，因为革命军声势大了，他们只得掉转马头，另行从事革命事业，建设民国的大计，他们组党的组党，运动议员的运动议员。前朝的新贵都成了民国的元勋。

正因为革命来得太突然，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流动基本被彻底打乱。尤其是那些读书人，他们既享受了一些革命的成果，但也承受着革命带来的苦痛，而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日后正统革命历史的书写者，或是重新被挖掘出来丰富革命叙事的“失踪者”。这里可以大致梳理出四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如毛泽东、叶圣陶、瞿秋白等农家子弟、城市平民和所谓“破落的士”的家庭中人，他们对革命有高涨的参与热情，但又因参与革命却没有能改善自己的边缘地位而对革命感到失望，他们笔下的辛亥就会浮现出种种不太令人满意的迹象。

第二条线索则是吴宓等如不发生1911年革命就即将从学堂毕业，然后出国深造，拥有着顺畅前途的知识人。他们因为革命期间不那么愉快甚至惨痛的经历，而对暴力和离乱有着深深的恐惧。在其留下的材料里处处可见到对1911年革命乃至历次革命中另一面的记载和省思。

第三条线索是从口岸文人到鸳鸯蝴蝶派那批活跃在上海报馆中的文人。他们以报纸副刊、文艺杂志等为揾食之所与安身之地，为迎合读者的口味和表现自身既尊西崇新，又不乏旧文人趣味的立场，这些文人通常以嬉笑怒骂和杜撰戏说的方式来书写革命，因此在其主笔的报刊里经常会出现各种1911年革命的野史、惨史和外史，这些作品亦在不知不觉中亦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1911年革命原来如此的印象。

第四条线索则可观察满人和遗老。他们本是革命中的失语群体，但当下的研究对他们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批失语者经历和文字的重现展示出1911年革命在他们的印象中就是一次充斥着动荡、邪恶、黑暗与血污的鼎革过程。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不同群类在革命期间的生活情境差异甚大，但由此而产生的对于1911年革命的成败、性质的判定在一些层面上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这也是何以1911年革命不彻底、无精神的印象会如此根深蒂固的另一重要原因所在。3

现代中国转型中的1911年革命

去熟悉化也好，通贯史事也罢，将1911年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再历史化”究其实质是希望以它们为切入点来揭示现代中国转型进程中的多重复杂面相。这里的关键在于厘清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是这场革命造成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在民国一些人眼里1911年革命造成的变化经常不能与他们念兹在兹的某种“运动”相比，黎锦熙即说：

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1911）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辛亥革命之役，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一气呵成，似乎是很不容易的事。其实，仅仅三千多年的历史，就换了二十多个朝代，平均不过百余年革一次命；虽则这一次连国体都变更了，却也不过换一个名号，叫做甚么“民国”，实际上仍是主权的移转，由甲而乙，由乙而丙，由丙而藩镇，由藩镇而割据，由割据而……，重演这三千多年历史上的故套，有甚么艰巨可说？“国语运动”则不然。因为这种革命运动，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刘大白则说：

五四运动底青年群众们……敢于大胆地对于在文坛上称霸了二千多年的鬼话文，竖起叛旗，摇动它底宝座，比对于外族的一姓的占据中国不过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君主，竖起叛旗，摇动它底宝座，意义重大到十倍以上！

直到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依然要强调五四相较1911年革命，它的特色就是“彻底”与“不妥协”：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

相较以上“轻视”甚至“忽视”1911年革命的意见，在革命伊始，已有人说“鄂省之变，诚中国五千年历史未有之奇”。与此呼应不少研究者指出：“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的新旧转换，说其是几千年纔出现的巨变，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这样的转变至少使得延绵一千多年的传统思想及伦理纲常的四个重要建制性凭借：科举、法律、礼仪及政权都在20世纪初依次倒台。

不过清末民初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至今仍未结束，时人因为距离太近未必能看清楚1911年革命的影响，而后人又因各种原因而努力要将1911年革命殊相化，经常不愿明白道出其影响所在。沟口雄三即说：“二千年来王朝体制终结，此乃中国历史的空前大事件，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视其若朽木之终，自然之势而已。因此，其历史意义不仅未被同时代人所关注，亦被后人所轻视。观之于现代日、中历史教科书，这一点了然所见”。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如何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延续性里定位1911年革命？

对于这一问题，沟口雄三指出：1911年革命与共产革命之间的关系，不是依据革命的彻底程度所划分的阶段性关系，……两个革命为由旧体制崩溃至新体制建立(scrap and build)的连续性现象。王奇生则将1911年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的“连续性”精到地概括为：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综合两位前辈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发生的三场大革命从头至尾相隔不过三十八年时间，而这段时间恰是中国急速变化的一个时期，革命既是中国现代转型的结果，也是其不可小觑的动力。这个过程由辛亥启其始，共产革命收其尾，因此1911年革命既具备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许多共同特点，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转型的时空顺序先后的制约。

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共同特点看，由1911年革命开始，革命的进程即相伴着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宣传美学的滥觞与扩散、除旧布新的运动和观念直至感觉世界的再塑造。这些因素在国民革命中被继续发扬光大，到共产革命则更是能集其大成。

而从转型时空顺序先后的制约看，首先1911年革命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极大制约。现代型的革命一方面要解决的是执政群体自身意识形态的灌输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如任何形式的政权更替一样从秩序重塑和利益再分配入手，解决新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要应对上述问题除了执政群体自身的能力外，国际环境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因素，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自身意识形态灌输还是秩序重塑、利益再分配，1911年革命都基本没有获得或争取到一个与其建政相匹配的国际环境，而这与十九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密切相关。

其次1911年革命制约在科技发展水平。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宣传美学的滥觞与扩散、除旧布新的运动和观念乃至感觉世界的再塑造都依赖科技发展。科技发展到何种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革命的深入程度。1911年革命最被人诟病的总是好像它未能很广泛地搅动下层社会，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由此种看法而塑造出的一个典型形象。但只要把眼光稍扩展至鲁迅曾见或未见的后续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国民革命时期，还是共产革命时期，阿Q们的影子也一样不少。有人就回忆1927年在河南农村开展调查工作的情形说：

如果要问他们有多少田，家里有多少人，那简直不行，因为你问他家里有多少人，他就以为你要抽人口税；你问他有多少田，他以为立刻就要实行共产了；如果你要进一步问他家里有几个男人几个女人，那更是不得了，因为这是要来共妻了，因此，即使你问他，他也不会有一句真话对你说。

在1949年的苏州城里，一个小报文人蔡夷白则观察到这样的场景：

六时晚饭后，妻劝我看夜场，夜场是招待学生家长的。到了一看，原来是叫做“庆祝……联欢大会”。开会后，有唱国歌一节，众人中还有没弄分清，居然唱起“三民主义……”来的，幸而台上赶出一位先生带头，才更正了。也可见到现在民间懂得政治上变迁的实在太少了。

无独有偶，在1949年的北京会有人说“美帝”指的是“美国的皇帝”。开群众大会时，若发言人声音不够洪亮，就会被淹没在“越来越响的婴儿啼哭声、孩童们的吵闹声和妇女们的拉家常的声音之中”，而一出现扭秧歌等文艺节目情况就立即好转。

上面几个例子都说明对阿Q那样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重新塑造他们的观念世界和感觉世界对历次革命都是一项繁琐而艰巨的任务，但科技水平的进步有可能降低这项任务的难度。辛亥年间的阿Q们听不到无线电，不识字，亦买不到报纸。电影才刚刚在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零星出现。在他们生活地域的中心——绍兴城，连书铺也不过只有七八家。他们如果要去一趟城依靠的是一双肉足，自行车无可能买到或借到，更不用说汽车了。

但到1949年，前述那位小报文人蔡夷白能听着无线电，学习歌曲“诞生了新中国”，还能在暖洋洋的午后去看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影片展览会，在见到解放军各次战役照片后突然发觉：

往昔吾人身居待解放区，如在瓮中，今见照片恍如梦醒。蒋帮战器非不坚锐，何以不堪一击终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将哉?盖亦有其故也，照过去战役观之，此后全国解放意料中事，难怪江南底定后，直下闽广矣。

由此可见科技水平的进步程度实与是否能够成功、有效地发动群众息息相关。

最后是中国自身长程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一场革命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有些结构性因素如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却不是来一场革命就能改变的，而这些因素恰恰对历史有着长程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日人宇野哲人在1918年为《中国文明记》修订版作序时即说：

予游中国，已是数年前之事，书中所录均是当年之见闻。时至今日，这些记录，与目下日新月异之中国，特别是革命大业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今日之中国，或许已经不合适。然而，中国国土广袤，文化难以遽然普及。保守之中国，纵然铁路开通之里数增加，都会之外观亦有若干之变化，但大体之上，旧态依然。

《东方杂志》里一篇翻译自西人的文章也谈到：

中国此次之革命……探究其内容。则革命之地点。殆限于极东之一部。北至张家口。南至广东。中间曾被革命之城市。几可以一直线连贯之。如汉口者，即此直线所经过之地也。而其距离海岸。殆与伦敦之离因佛纳斯相等。由汉口而下至杭州。其地又为海岸之入口。此其故何在哉。亦交通之便与不便而已。彼北方之张家口及北京。交通之路甚多。而内地则甚少。除扬子江、运河、及其余诸水路外，如京汉铁路，杭沪铁路、沪宁铁路，津浦铁路，及其接连青岛之枝路，与其他待筑之铁路，殆皆以东部为限。故革命之运动，亦以东部为盛。虽内部诸地，间有为独立之革命者，而谓中国人民，其六分之五，与革命无关，且与其他之改革事业无关，则非过言也。

上文一方面再次证明了和科技水平密切相关的交通等因素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告诉我们1911年革命大致是城市里的革命、“洋世界”的革命和口岸革命，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在现代转型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口岸与内地、中央与地方不断分裂所造成的。之后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虽可能较多是乡村里的革命、“土世界”的革命和内陆革命，但其肇因恐怕同样也是现代转型进程中在中国之大的结构影响下所产生的种种分裂。而且分裂至今仍在延续，造成了许多仍困扰着我们当下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