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可:顾准,一个不受待见的经济学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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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1、

1974年12月3日,一个特别寒冷日子。顾准在期盼中反复挣扎后,终于在子夜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已经扩散,无法医治。顾准心中,死亡并不可怕,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竟然与之“死不相别”,没有一个来看他。

回望顾准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曾有过常人难以企及的辉煌。他父亲陈文纬原居苏州,后随兄长到上海做棉花生意,娶了苏州一对顾姓姐妹。1915年7月,顾准出生,身为二房长子,他随外祖家姓顾。父亲不善经营,顾准在黄炎培办的学校学习会计,勉强读了两年,家里再也无力供养。毕业后,12岁的顾准就到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了练习生,这个事务所是潘序伦先生创办的。潘序伦是哈佛博士,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

顾准人很机灵,到了事务所,看似做一些简单的杂事,却处处留意,渐渐熟悉了会计事务。有一次事务所开会,顾准忍不住插嘴,语出惊人。主办会计后来对潘序伦说:“顾准这个小学徒,很有造诣。”潘序伦不信,便叫来顾准:“你把你的看法讲一遍。”顾准讲完,潘序伦心头一惊,天下竟有这般早慧的奇才?

于是,潘序伦推荐顾准到会计夜校做讲师,那年他才16岁。顾准凭借惊人的学习能力,没多久,就编写了《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17岁,他便与潘序伦合著《政府会计》。19岁,他跑遍上海所有银行,看账本、借单,写出专著《银行会计》。后来,此书成了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的通用教材。

这个19岁少年,已经在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讲师。每月的版税、授课费、工资加起来,收入足有300大洋,已然是上海滩的高级白领,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

一间会计事务所,早已装不下顾准胸中的激荡。20岁的顾准抛弃功名成就,走上了革命之路。顾准的革命生涯开始于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后转入武卫会。1930年10月,武卫会组织被破坏,顾准流亡去了北平。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后,他一路官运亨通,历任中共各类高官,还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2、

1949年,中共接管上海。不久,沪上就出了三个名声最响的干部:第一是市长陈毅,第二是公安局长扬帆,第三就是有“布告局长”之称的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

当时,上海有1万2千家工厂,事务极其庞杂,国家需要迅速稳定各类财税制度。顾准每天四处调研,听人家作一场报告,他可以一边听一边写,能写出68页材料。调研结束,还要发布各种公文,不停地向公众解释财税政策,因此成了上海发布公告最多的局长。随着一张张公告发布,很快,顾准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

当时,上海的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煤气公司,四大公司全部亏本。为了提高管理,顾准提出“经济核算”,从会计事务所找来会计师,做特约查账员。然而中央则要求用解放区的老办法来“民主评议”,让行业来评定税收数目。顾准认为,所谓“民主评议”,本质就是摊派,而上级却以为,资产阶级的账目不可信。

由此,顾准和中央产生了冲突。中央一再申斥顾准,他却一再坚持自己的方法,还在辩论中以激烈的方式回应。1952年3月的税收统计,上海入库税收比1950年增长了10倍,是中央税收的三分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税务还立足于他建立的大框架下。

顾准聪明,当会计,他能一边跟人聊天,一边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当局长,能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一边摘记发言。

1951年,中财部有意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陈毅征求他意见,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同事们就此打趣,问他何时“入阁”,他回答:“入了阁,就成为盆景,长不成乔木。”

3、

从天才少年到传奇局长,因为恃才傲物,顾准得罪了很多人。连顶头上司谭震林的文章,他也敢于删改。1952年2月29日,顾准的人生,迎来了巨变。没有任何征兆,顾准被列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被撤职。随后,《解放日报》在头版公布了顾准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无端免职,顾准到底不服,他要求复查,结果被驳回。顾准找来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并自学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历经三年,顾准的思辨能力更上一层楼。

骆玉明曾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年代的集体名誉。”1957年,顾准发表文章:《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时,举国上下正在加快推进计划经济体制,顾准却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顾准独立思考的代价是,57年被划为“右派”。

接着,1958年4月顾准被开除党籍。在家“闭门思过”,顾准仍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对妻子说:“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顾准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知。如果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错误、不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1959年3月,顾准被遣送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里曾经诞生了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然而,1959年秋冬,信阳在4个月之内,就饿死农民近百万。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

1961年,顾准摘掉了“右派”帽子,重回科学经济院。他发现当时采用的苏联会计制度有很多弊端,通过多地调查,写出了《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警告他说:“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的帽子。”顾准听了,说:“我不怕再戴一次帽子。”

1962年秋,顾准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

4、

1964年,康生罗织罪名,将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平日里,顾准与孙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切磋学问,因此,康生认为顾准是孙的“启蒙者”和“黑智囊”。

祸不单行,顾准的外甥宋德楠此时和清华、北大同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组织,该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D集团”,顾准被认定为幕后人物。一天夜里,顾准被人从家中带走,这次他的罪名是极右,他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两次被划成右派的人,发落到北京房山大韩继村监督劳动。消息传出后,在101中读书的幼子顾重之马上被扯去了红领巾。

顾准和夫人汪璧于1934年结婚,在艰苦的环境里,汪璧一直支持着丈夫的事业。但1966年文革开始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汪璧十分痛苦,她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日子,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67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汪璧向顾准提出离婚,孩子们早已不再理他。顾准觉得亏欠亲人太多,愿意今后独自承受苦难,同意了妻子的要求。

多年来,四面八方受敌,家是顾准唯一可以避风的港湾,妻子是他唯一可以倾诉的人。在商城劳改时,妻子信中平淡的话语,能让他半夜哭出声来。离婚时,汪璧说:“一旦摘了帽子,还可以复婚,现在是为了保护儿女的安全。”顾准从此每周给妻子写信,痴痴地盼望着破镜重圆。

一天,他偷偷跑回家。看见妻子满口牙齿脱落,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心痛不已。汪璧却厉声呵斥他:“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顾准无言以对,只好默默离开。

冬天,顾准写信给妻子,说要回家取衣服。一到家,发现房门紧闭,衣物都放在门外。敲门无人应声,他只好把粮票从门下塞进去。

1969年,顾准预感到妻子可能出事。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不影响我改造:“只求求你们告诉我。”直到此时他才被告知,妻子已经死了。但“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原来,顾准被带走后,家中还有一大摞“探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稿。汪壁将那些材料沤烂后,扔进了抽水马桶,结果资料太多,下水道发生了堵塞。财政部造反派因此抓住不放,说汪璧“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企图“销毁反革命罪证”。汪壁有口难辩,痛苦不堪,十多年来所遭受的一切,彻底压垮了她。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死时54岁。她的绝笔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得知消息,顾准向张纯音借来布票,买了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他说:服丧从白,自古礼也。

1970年10月15日,顾准在日记中写道:“悼念亡妻,无法自己。1967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这几天,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开人间……”汪璧原名方采秀,所以顾准在日记中以“秀”相称。

5、

离婚以后,顾准形影相吊,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顾准与汪璧有5个子女,长女小名稖头,二子小名小米,三子小名高粱 ,四女小名棒头,五子小名重之。顾准常感亏欠儿女,每次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他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他们。1969年,他买了一只表,准备给稖头。他把孩子们的照片珍藏起来,粘贴在照相簿中。他不知道,孩子们已经把父亲从生活中抹去,甚至把他从幼年起的照片,全部毁弃了。他痴情地托人,一次次联络儿女,一次次托人传话,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1967年底,顾准终于收到一封家书,里面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断绝父子关系!约定“生不相见,死不相别”。声明最后,是四个孩子的签名。

顾准从此家破人亡、孑然一身。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过思想上的探索,“黑暗如磐,一灯如豆,他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1972年夏,顾准回到北京,他阅遍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各类书籍,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文稿。平反之后,这些文章重见天日,其中闪耀的思想光芒,令所有的学者深深折服。

李慎之感佩道:泰戈尔的一首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然而,独立思考、一身傲骨的顾准,在临死之前,还是签了“认罪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这么做,只是想在离开人世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1974年11月,顾准病危。临终前,他企盼着能见到儿女一面。为完成顾准的心愿,弟弟陈敏之在11月9日写了一封长信给顾准的儿女,顾准在信末加了一句话: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顾准的幼子顾重之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最终,顾准的儿女一个没来。

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来找顾准谈话,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对顾准说:“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顾准说什么都不肯签:“我本来就没有错。”对方闻听,提醒他说:“摘了帽,你的子女就会来看你了。”

听到这话,顾准伸出颤抖的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他老泪纵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弥留之际,顾准告诉吴敬琏:“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12月3日,顾准离开了人世,守护在他身边的,只有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尽管经济所为使顾准的子女放心,打消他们怕受父亲影响的顾虑,已经完成了对顾准摘帽的手续,但他的子女,仍然没有一个来见上父亲一面。

他们真的做到了“死不相别”……这亲情的异变,也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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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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