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撰文：魏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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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初始通过“近代自我重组”主动谋求走加入列国体系的“国际化”道路，并实际上从“一战”中获益颇多，然最终却为何发生“从威尔逊向列宁”的180度历史位移，反而走上批判列国体系，通过重构国际秩序而实现新“国际化”的道路？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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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采欧洲分期法，梁启超在1901年《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历史定为三段：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近世史，自乾隆末年直至他写作时，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 在他眼中，作为一个明确的历史过程的“中国”，只能是与亚洲和世界同时存在的；当且仅当其自觉地步入世界，中国才能被设想为一个特定的民族。 在本质上，“中国”并非先验的“中国”，从秦汉延续至清朝的中华帝国并非一个“国家”，而是由承受天命的天子来统治的包括“中华”与“四夷”的所谓“天下”，是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列文森意义上的“文化主义”政治构成体。 此等体制存续了两千余年，只有当19世纪晚期遭逢“洋夷”这一“他者”的强有力挑战，其支配地位难以为继时，统治者才不得不放弃文化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以此试图重建新的政治构成体来维系自身认同。 “世界进入中国，使中国进入世界不可避免”。 在这种情势下，此时被视为西方富强本源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遂开始成为政治精英追求的理想模式，希求通过自我改造而进入现代列国体系的“建国”（state-building）一跃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走向的中心议题。

霍布斯鲍姆说，如果要为19世纪找寻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就是民族国家，而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亦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在近代欧洲所创的帝国与民族国家对立的二元论中，民族国家成为唯一的现代政治形式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首要前提。 近代世界进程总体呈现的就是肇端于西欧并随之波及整个世界的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的单线叙事。事实上，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的二元论仍是“帝国—国家”二元论的一种衍生形式，清末民初生存竞争语境下的“走向共和”与“旧邦新造”，意在解决的就是如何把古代的天下一统的文化普遍性问题转换为一个现实的局部政治建构问题。由此，从百日维新到民初政党之争，围绕的核心议程便是如何调动文化与社会及心理的各种因素为建构政治性的国家理念及实体而服务。然而，在近代精英心中，西方冲击激起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热情，恐怕不可简化为非此即彼的民族主义或世界主义。不可否认，虽民族主义终归蕴藏压迫他者的逻辑冲动，具有民族利己主义的潜在性格，然此时初萌的民族主义立场却往往与世界主义价值相互混杂，其本身亦经由诸如“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争取球籍”之类的世界主义话语来表达。 当然，两者虽相互支撑，以国家建构为中心彼此粘连，甚至可谓一体两面，但本质却有不同侧重：前者常常体现在国家建构的域内维度，为一种“国家民族主义”（statist-nationalism），后者则更多投射于国家建构的域外维度，为一种“国家世界主义”（statist-cosmopolitanism）。 

纵观晚近二十年这一领域的文献，绝大多数聚焦国家建构的域内维度，而以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一书为代表的少数著作则独辟蹊径地从国家建构的域外维度来切入。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谋求加入与改变国际体系(即所谓的“国际化”)，并意图达致重新创建新的“国家”认同与确立新的国际地位，乃是这类著作的总体论述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明显仿效戴维·肯尼迪的《“一战”与美国社会》（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与弗雷德里克·迪金森的《日本与“一战”》（War and National Reinvention: Japan in the Great War）写作模式，践行其导师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鼓吹的国际史“联动式”研究方法，徐国琦意在通过将“一战”作为考察中国进行蜕变、复兴和转型的参照系，以国家建构为论述主线，来力图证伪两种相互依托的通行观点：其一，在政治混乱的军阀时期，中国外交是如此没有作为，乃至受到其他大国的推动才被迫参战；其二，借助参战实现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只是北洋政府自甘为列强傀儡，为其在华利益服务的“卖国外交”之表现，即便有所争取，充其量亦不过是“没有成果的国家主义”（日本学者泷口太郎语），于国家建设无甚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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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国的国际关系，大多被描写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与以欧美为中心的条约体系的对峙、相克和纠葛；且又多被诠释成朝贡体系被条约体系打破，中国被纳入条约体系的变迁过程。此等理论最初因契合西方“冲击—回应”或“传统—近代”范式而颇受日美学者支持，而在中国则是以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事件背景进行说明。 早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问世前，因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的西方中心论导向而已备受批评，相对于世界史而言的东亚史的内在性亦开始受到重视，然它却仍在学界留有余响。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参战并非出于主动而是由于协约国和美国的外部压力使然，便是这种思维与“反帝”的传统革命史观联合作用之结果。针对此等惯性误判，明显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的中国问题着手，可谓“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非从西方历史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这段）中国历史”， 徐国琦得出如此论断：中国内部的主战派力量要比促使中国参战的外力更为强大；当时社会精英将“一战”视为中国加入世界新秩序的绝佳机会，参战绝非外力使然，而是中国领导者慎重地利用时势的主动选择。 不难看出，惟有理解这一核心论点，方可真正明晰中国与“一战”之间存在的历史逻辑关系。就此，可从“中国”当时所处的时空语境、中日民族国家建设历程之异同以及中国由此面临的紧迫议题三个交错维度来综合把握。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东亚被迫迎来朝贡关系与条约关系的并存时代。列强表面上似乎默认建立在朝贡关系基础上的清朝与朝贡国的“宗主-藩属”关系，实则却借助与“宗藩”诸国缔结条约，并通过一系列运作来支离和瓦解东方既存的“朝贡体系”。 然在此过程中，最活跃并最终促就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崩解者，却是朝贡圈的特殊成员——日本。如果说依源于近代西欧的民族国家逻辑，儒学普遍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对内道德与对外道德的一致性与连续性；那将两者割裂，并以前者为绝对的行为基准，正是民族国家逻辑的起点。就此而言，东亚的“近代”并非源于鸦片战争，而是源于甲午战争，因为台湾、澎湖等“王土”的割裂，对琉球、朝鲜宗主国资格之丧失进而导致“东洋”政治普遍主义以及基于其上的国家定位的彻底“变天”，对当时士人来说，远比“西洋的冲击”更具毁灭性。 此等国际秩序的体系转换，借用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的表述，乃是不可逆转地从“一统垂裳”之天下转变成“列国并立”之世界。 鉴于近代国家主义的框架是以对等主权国家的竞争生存为前提的近代国际关系，面临“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语）的懵懂现状，如欲确保“中国”这个国家在“列国并立”的世界中的生存与发展，就须对以“一统垂裳”的世界观为前提的各种制度进行全面革新。由此，始于晚清并延至民国的作为“华”而自行实施的近代重组顺理成章地拉开序幕。在很大程度上，在这种主权国家化的过程中，为实现“富强”，渐次将“近代”、“文明国化”作为对外关系的基轴：首要是确定国土与国民基础上的“独立”与“统一”，进而通过国际事务的参与以克服“不平等”之劣势。

实际上，诚如梁启超所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戊戌政变记之康有为向用始末》）以及陈独秀所云“甲午一役，军败国削，举国乃大梦始醒”（《独秀文存之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次落败把50年来清王朝的危难、社会经济动乱以及欧美日对中国领土、资源、政权的不断递增的要求具体化为一种社会政治和全球危机的紧迫感，而正是这种紧迫感给当时社会和思想的演进带来了莫大影响，社会精英遂开始抱持一种历史共时意识，转而采取积极姿态主动谋求“入世”。在《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一书中，川岛真指出经历“夷务→洋务→外务→外交”这一进退维谷、迂回曲折的过程，中国的近代外交最终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 因为此时中国方才领悟到已被组合进国际社会（Family of nations）， 并认知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辛亥鼎革后，接续既有导向，初建的中华民国更是怀着诚挚、热情与坦诚，也许还有一点天真的想法，主动寻求文明国化，努力加入国际体系。从20世纪初到“一战”爆发，中国积极参与1899-1907年海牙和会、1906年日内瓦会议、1904年战时医院船国际会议、1905年罗马国际农业大会以及1912-1914年海牙国际禁烟会议等诸多国际会议，可谓这种良苦用心之集中体现。根据卡尔·瑞贝卡的观察，如此不遗余力的主动作为意在谋求解决的问题就在于“一个由历时性的达尔文主义所展示的世界，如何能够在势不可当的欧美、日本强权的环境下被建造为全球重建的活跃场域……来供中国人和同伴们反抗构成他们的共同时刻的全球不均衡性”。 

1899年海牙和会

对日本而言，甲午之役亦是意义非凡的分水岭。与福泽谕吉齐名的近代思想家德富苏峰曾将维新改革视作日本的“国民自觉”时期，而将甲午战争视作其“帝国自觉”时期。 与多数学者相同，他之所以将此役视作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的标志，概因从19世纪中叶起，日本用去不到5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两大目标——对东亚的称霸和对欧美的平等，而这场战争正是成就上述目标的契机。 一方面，与中国不同，日本拥有虽短暂但却具有实力的战后期间，使其能在东亚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国家定位，实现名副其实的“独立自尊”；同时，为解决崩解后的东亚秩序应以何种方式再生的现实问题，日本完成了亚洲认识范式的转变，应运而生的产物便是所谓的“亚细亚主义”（所谓“近代的超克”）： 由成功瓦解旧秩序的日本担当“解铃人”的角色，借助“东洋”、“东亚”、“大东亚”等一系列文化政治学的话语符号，鼓吹“东洋门罗主义”，它试图承担起第一次中日战争后重建东亚新秩序的“使命”。 如此，秉持这种建构出来的东/西洋二元对峙的政治思维，日本渐趋从丸山真男所谓的由“明治健康的民族主义”（“兴亚”）走向“昭和的超国家主义”（“侵亚”）的质变过程。 

另一方面，与中国相同，在维新后，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修改条约以争取民族独立，所以在整个明治时期，作为因应之道的民族主义始终占据支配地位，是为“明治精神的脊梁”。 然伴随甲午的胜利，这一问题渐趋获解。从《日英新约》取消治外法权开始，随后的《日俄新约》、《日美新约》、《日德新约》、《日意新约》甚至《日墨新约》和《日秘新约》，均做出类似规定。面对此等成绩，副岛种臣评价道：“日清交战之际，日本海陆军屡胜。列强畏敬，于是美、意、俄、德、法、奥、匈等诸国皆继英国而认改正约章，至三十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末欧美主要各邦与日本莫不印而对等之约章成”。 不惟如此，更具说明意义的是，1902年英日又在伦敦签订《日英同盟协约》。该约在世界上造成轰动，毕竟这是西方大国与东方国家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同盟条约，它使得日本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了最为确切的承认，开启跃升世界列强的快车道。

可以说，任何关于民族国家成形过程的研究都须立足于作为一个历史疑难的民族主义的出现。然如查特吉所言，“亚非民族主义想象最强大的和最具创造力的结果不是基于认同，而是基于与现代西方所宣称的‘模块化’的民族主义社会形式的不同”。 明显异于赫尔德或马志尼式的民族主义，19世纪末身处相同历史时空的中日承载的皆为一种政治化的民族主义，从而造就笃信类似的民族国家建构逻辑：只有“民族”的统一性，才有“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国家的独立性，才有条约外交的可能性；而只有条约外交的可能性，才有基础在国际一律的原则保护下获得与列强平等的地位并因此保全自身。然如上述对比呈现的那般，相同境遇却因迥异的历史构造促就截然不同的“自觉知我”之结果。甲午战争后，以中国为垫脚石，日本踏上成为地域性列强的道路：伴随帝国宪法与修改条约的初步完成，日本最终以形成“臣民”的方式解决了形成“国民”的问题，以走向帝国主义扩张的方式完成了创建“日本”的问题。所谓“知我”，便是形成共同意识，自主意识，知自身之实力，知肩负“雄飞世界”的所谓“国民使命”； 而在目睹世界新霸权的民族统一与历史轨迹后，中国社会精英方才如梦初醒，真正“知我”为弱国地位，在内忧外患的艰困时局下，开始“制造中国”的“自觉”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中日之间此等国家建构历史基点的悬殊差异以及由此设定的政治议程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东亚国际秩序的未来演进， 更对中国近代外交之布局及其支撑之下参与“一战”的路径选择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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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际政治版图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可谓直接得益于欧洲均势的存在。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观念的“均势”大约肇端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后（1648年），而大行其道于维也纳体系确立之时（1815年），虽难以界定，但大体是指在国际政治中一国或数国共同反对他国霸权，以维持一种彼此克制的力量均衡态，而外交的基本方针应在均衡框架内追求本国利益。同样，政治均衡态一旦丧失，既有体系势将难以为继，所以近代国家体系的本质便是反对任何强国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 甲午之后至一战之前，世界体系经历了一次结构性变迁，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元中心结构”转化，持续百年的维也纳体系发生动摇。列强在欧亚均势的丧失造就极度不稳的“中心—边缘”结构，加之国内民族主义的勃兴，构成了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主导的帝国主义浪潮的力量源泉，延至20世纪初，诸种势力相互激荡、汇集并对传统国际体系发起挑战。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两声枪响彻底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以各自利益与观念重绘世界秩序的历史时刻。当然，对于中国，这亦是有望改变现状的大好良机。

徐国琦认为，由于历史学者过去未曾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参战意图，这就使他们无法体认中国社会与政治精英在一战期间所感受到的其所称作的“危机意识”。 在他看来，所谓“危”的一面，即中国必将面临被迫卷入战争的危险。综合时论，就此考量维度大体有三：其一，欧洲危机的爆发与对势力范围的争夺直接关联，1911年摩洛哥问题导致德法关系紧张，1912年意土和约引发巴尔干战争即为鉴证。由于交战国在华皆拥有势力范围，早已沦为“欧洲政治后院”的中国实难独善其身；其二，无论哪方取胜，中国皆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与空前的压力，毕竟战争势必影响列强在华的势力均衡：在战争结束后，列强定会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以弥补它们在别处的损失。 其三，欧战爆发，其他列强的视线将咸集于欧陆，这将使日本在东亚横行无阻，其必将企图独霸中国。事实亦是如此，欧战爆发导致列强在华力量均势的崩解，在日本看来，堪称“大正新时代之天佑”。 大隈重信内阁更是宣称“日本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以“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

然对时代精英而言，欧战更多的是意味着中国的“机”遇而非危险，毕竟剧烈冲突将导致国际体系根本更易，而这将是提升国家地位进而参与创建世界新秩序的良机，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因势利导地勿失此等良机。就此，梁启超以及同一阵营的研究系之观点可谓切中肯綮：“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现，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 “此次战事……我国外交不于此时自启新局，闯入局中，与人颉颃，以求一自全之道，必待局势，既或屏诸门外以听他人之处分，不将从此沉沦耶！……列席和会，无论如何，我国必有容喙之地，若不得列席，则俎上之肉，任人宰割”。 换言之，如欲不受“危局”所害，进而成就国家的自强与自主，作为一弱势政治体，就必须在国际上彰显自身存在，就必须为世界立功，与列强“同其利害”，如此才有可能在战后新均势格局中获取博弈资本，而主动求战，并水到渠成地出席战后和会，无疑是理想路径。在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政治均势不仅是列国体系成就的前提，更是国际外交与国际法发生效用之保障。

在《天堂与权力》一书中，美国战略学家罗伯特·卡根指出，一国对外交/国际法的支持与其在全球体系中的实力成反相关关系， 其实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当强国普遍依靠非外交的方式时，弱国则会特别注重外交，因为这也许是改善或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唯一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只有理解此等“弱国的武器”的生成逻辑，方能真正明白中国为何主动选择参战，而且还要与日本——这一最危险的劲敌——一同参战这个看似矛盾但实为策略性选择的意涵所在。当然，从根本上说，这同样亦是客观评判当时中国政府参战外交之得失成败的基础。

如果说日本在1895年甲午一役中击败中国并给中国造成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那么日本在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不仅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而且更促使中国政府确立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目标：必须参与战后和会。然作为弱国，两次谋求参战的成败却不由不取决于国际强权之利益裁量。详言之，1915年参战受阻原因有二：其一，日本不愿中国加入协约国，盖因其对华别具野心，深恐中国参战后，国际地位转变，日本对华不能为所欲为，这明显对其国家利益有害；其二，在协约国看来，日本协济远比中国参战更为重要，毕竟日德媾和甚或勾结，对它们而言，形同恶梦，遂为避免在关键时刻失去日本支持，协约国不仅拒绝中国参战，而且更让日本主导协约国的远东政策。 而1917年顺利参战原因亦有二：其一，面对日本势力战时在华全面膨胀，美国暂时缺乏余力与其全面对抗，彻底抑制其行为，故转将问题的最终解决留待战后，通过加强中国在和谈中的地位，用以牵制日本对华之扩张，便是预先部署之举措。为此，在对德绝交的同时，美国拉拢中国对德宣战。 其二，日本此时预料欧战即将结束，在中国问题上，列强对其将从战时容忍转为战后遏制，为确保在华“特殊权益”，必须先发制人。同时，因英日同盟已丧失实质意义，其在国际中孤立的危机更因日美间渐趋加深的对立与帝俄的崩溃而激增，为此，日本须在对华政策上改弦更张，以因应世局变化。 化被动为主动，转而督促中国参战以图削弱美国对华的影响力，进而巩固其领袖中国之地位，便是日本远东政策发生根本更张之原因。

二十一条

在整个过程中，尽管国家行为处处掣肘，但决不意味着北洋政府在参战问题上无所作为，只是追随国际政治风候左右摇摆。相反，一旦中国明晰参战价值，便会为实现最终目标而竭尽全力。综合研判，这种努力主要彰显在两个层面：参战受阻后“以工代兵”计划的实施与参战有望后对列强主动提出收回主权的请求。一方面，时任外交次长曹汝霖在1915年向袁世凯建议，遏制日本侵华的最佳方式就是加入协约国参战，即使不能派兵赴欧，也要尽己所能帮助协约国。这或许代表了当时政治精英们的普遍共识。基于此等预判，当参战努力被日本扼杀后，中国谋求向协约国派遣华工以补充人力的计划便被提上政治日程。据统计，一战期间，欧洲战区华工总计约有14万人之巨， 尽管他们与协约国并肩工作而非直接参战，但通过此举，中国不仅向世界有力地展示了参与国际事务的渴望，表明中国人有诚意且有能力支持协约国，而且以此方式将中国与协约国战争命运直接绑定，进而推助其他更重要的外交目标之实现：“在此意义上，正是这些目不识丁的农民成为中国致力于创建新的国家认同的前驱。他们的血汗、牺牲和生命为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国家承认、为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和实现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凭借”。 

另一方面，经过两年漫长等待，参战之路在1917年初通畅后，朝野皆希望借机除收回德奥租借地外，还能与协约国谈判废除或修订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而言，参战无疑是对战后处理的一种远期投资，是为中国本身所需。然北洋政府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参战亦为协约国所现实需要。因此，中国期望在加入协约国的同时能得到回报。同时，既然大国政治家们公开鼓吹，在战后主宰国际社会的将是正义与公平，那么在中国参战之前，先把现有对外条约进行公平合理地修订，实为理所应当。由此，在获得修约、经援以及确保参与战后和会并将获平等对待的系列承诺后，中国在对德奥宣战前正式向协约国提出停付庚子赔款与修订协定关税等要求，明确表明意在收复主权并融入国际社会的迫切愿望。当然，身处实力外交的夹缝中，尽管协约国欣然向中国做出的承诺事后大多未获兑现，但此举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通过各种渠道谋求参战绝非外力压迫使然，而是结合自身境遇与国际生态因势利导做出的谋求主权自主的国家理性行为。

总之，当时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太过弱小，但却抱有利用列强之间的对立开创有利于自己的局面、在提高国际地位的同时争取与列强对等的志向。北洋政府主动选择参战如实地彰显了此种志向。与1900年对列强的宣战不同，中国在1917年对德奥宣战虽含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无疑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果说晚清政府在庚子事变期间对列强宣战是源于仇外、盲动和野蛮，那么中国在一战期间对德奥宣战则是进步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次意在捍卫国家利益的理性与慎重的外交抉择，可谓“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里程碑”。 倘若前者可被解读为一种“反现代性的斗争”，那么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一种“为现代性的斗争”。至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未能受到平等对待，未能实现自己预期目标，这并非评价参战决定是否明智的标准。中国能够参与和会，阐明自己的立场，在国际舞台上做一出色亮相，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涵。诚如有学者客观评价的那样，“参战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但参战为中国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无疑）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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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战之动机，是藉此提升国际地位，与各国平等；并把参战视为列席和会的入场券，以求修正条约，收回已失国权，公允解决山东问题。炫于威尔逊鼓吹的和平计划的理想主义色彩，国人当时普遍对和会抱持相当期许，相信“将予中国以绝好机会，中国将乘此时机，以其悬案诉于世界，将来巴黎和约，中国必可与各国列于平等之地，而所谓不平等条约者，皆将从而废除”。 然和会既开，列强却无意信守承诺，不愿以“十四款”作为和议基础，是以中国希望达致的具体目的，只有终结德奥在华政经利益上获得满意结果外，至于山东问题与“二十一条”之交涉，中国几近完败。本质上，此等常态论断仍采“革命外交”视角来理解中国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关系，强调这个体系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联合宰制，幸赖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终能成就独立自主。 以此，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皆被山东问题遮蔽，由狭隘民族主义支撑的“废约”外交，仿佛成为概念化的政治正确与政权合法性之表征，一道界分爱国主义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而北洋政府借助参战而谋求的“修约”外交在此等话语体系中自然往往被做悲情化之理解，“国耻史”、“卖国史”遂成为评价1920年代前后中国外交史的惯用标签。事实上，抛去革命年代层累造就的政治神话与观念束缚，全面均衡地贯穿理解近代历史，便不难发现，这一阶段的中国外交，除却民族主义昂扬的一面，更有谋求国际化的不断努力，并且成果斐然，影响深远。就此，接续中国外交史学家马士的三阶段划分理论，即“冲突时代”（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屈从时代”（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被制服时代”（Period of Subject, 1894-1911）， 美国学者波赖将1917年北洋政府参战誉为“实堪中国单独参与国际政治之开端”，  并由此把民国前期外交界定为“收回国权时代”（Period of Recovery, 1917-1931），可谓经过抵近观察与客观类比后做出的相当妥适之评判。同样，在重新审视民国外交成就后，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指出1914-1918年的欧洲灾难使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的联合盘剥中国的纯西方阵营发生重大分裂，中国由此得以成为战后重组后多极国际体系的一员，而加入一战则正是中国对外关系发生实质改变的主要转折点。

在《民族国家论的射程》一书中，日本学者西川长夫归纳道，现代国家作为民族国家，与传统帝国的区别计有五个面向，一是存在明确的国境，二是国家主权意识，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制度，五是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  鉴此，民族国家可谓政权与主权高度统一的整全型政治实体，一方面不允许其国境以内有任何割据的力量，显示出向心（centripetal）的性质；另一方面亦力主国家主权的完整，不承认在其国境以外另有超过国家的权力的存在，呈现离心（centrifugal）的特色。 在此等内外向度紧密结合的构造中，凸显主权独立的国际关系无疑是民族国家自我证成的一项必备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这一往往易被忽视的外向角度切入，我们才可理解北洋政府通过参战而谋求的主权外交与清末以降民族国家建设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凡尔赛体系由协约国阵营同战败国订立的系列条约构成， 虽在和会上中国因山东问题交涉完败而拒签对德《凡尔赛条约》，然在对奥《圣日耳曼条约》与对土《色佛尔条约》交涉中却斩获颇多。其实，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其意义不仅在山东问题（免受和约中山东条款之约束），更促成中德事后的单独议和，使中国得到远超过《凡尔赛条约》之收获。在此意义上，仅因山东问题交涉失利，便将中国参与巴黎和会全盘斥之为“外交失败”，难谓公允之论。具言之，首先，在对奥和约签订前，意大利要求继承奥国在华租界，而奥方企图继续维持最惠国待遇不变，对中国的条件提出异议。就此，北洋政府明确拒绝，交涉中这两项提议皆被驳退，中国原案写进《圣日耳曼条约》第113-117条中。对中国政府的此番据理抗争，川岛真给予“鲜为人知的外交胜利”的颇高评价。 与此同时，鉴于除山东问题与归还掠夺的天文仪器外，对奥条件与对德条件基本相同，中国仍因签署对奥《圣日耳曼条约》得以成为国联创始会员国，由此并非以达致西式“文明”之标准，而是以反抗条约体系及宣称适用于西方之主权平等原则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国际社会”。不惟如此，中国更在事后当选首届非常任理事国，且连选连任三届，成为国际联盟“宇内合作”的积极分子。在国力衰微时代，此等国际表现，可谓外交史上的光辉一页，有学者更将其视作“西方列国接纳中国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具体表征”。

《凡尔赛条约》签署现场

其次，在协约国列强旨在肢解奥斯曼帝国使之彻底沦为“西亚病夫”的《色佛尔条约》交涉中，鉴于该约建立在《凡尔赛条约》模式之上，精神无非是“领土割裂”、“监督军政、财政”、“协定关税”与“扩大治外法权”等中国鼎力反对与力主彻底废除的东西，如若签字，极易被误解为中华民国亦赞成这些精神，这不仅有违既定外交政策，更会对将来废除不平等条约造成不利影响，故在顾维钧建议下中国政府决定不签。 不难研判，与拒签《凡尔赛条约》一样，在《色佛尔条约》问题上，当时中国的外交精英对主权问题抱持相当的敏感与自觉。虽现实价值可能微不足道，然此等用脚投票的“表态政治”却向世界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秉持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鲜明立场以及力求主权自主的坚定决心，宣示意义足堪与上述利权之回复等量齐观。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一书中，对和会外交之结果，民国外交家张忠绂先生做出此等中肯评价：“是以巴黎和会对于中国之处置虽多未能使中国满意，但中国已因巴黎和会而获得相当之结果，当无疑议”。 

最后，由于未签《凡尔赛条约》，减少了协约国对中国决策的影响，从而促就对战后秩序安排皆感失望的中德两国另订新约。作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同为主张修正国际条约的大国，中德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但他们均被排除于国际秩序之外、都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样一种地位反而使得彼此皆能果断背离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行的帝国主义实践，无拘无束地创造中外合作的新形式。1921年《中德新约》明文废除了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利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所订的首个平等条约。该约不仅松动列强在华特权地位，促生其应与中国修订旧约的道义压力，而且亦为日后中外议定新约从而确立新型民族国家间的平等关系提供了范本，意义可谓深远。同时，和约签署后，德国为赎回战时被收管财产，早日恢复在华商务，1924年再与北京政府签署换文，以此中国获得总值约8400万元的巨额赔偿。 鉴于“二战”后台海两岸皆先后放弃对日索赔，遂使这份新约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外以战胜国身份获取战争赔款的条约， 堪称永载史册的外交功绩。其实，此番结盟，更大意义还在于其引发的深远政治影响。在与德国的交往中，随即承续该政治遗产的南京政府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和实践之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之上，在许多方面乃民国期间最密切最富有成果的，其集中表现便是德国通过“工业外交”赋予了中国在中日战争初期藉以生存的军工能力，这对于抗战的持久维续以及日后中国工业的国有化意义非凡。 

另一方面，外交失败论明显将判断基准系于山东主权的收回与否，然这种短程考量并未虑及参战其实抱持更为远大的国家目标：实现中国的国际化，加入国际共同体与实现主权的完全独立。换言之，若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长程向度对此重新评判，结论便会截然不同。如果继续纠结于巴黎和会的所谓“出卖”，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全景，也难以完全认识中国的国际化对中国的参战努力与参战政策的重要意义。同样，只有超越所谓的“背叛”情节，甚至超越巴黎和会本身局限，放宽历史的大视野，从长程视角综合研判中国晚近以来曲折的国际化历程以及各段彼此之间的逻辑接力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战这一特殊历史时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意义，才能真正体悟中国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精英何以把参与其中作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以及与世界建立崭新关系的独特契机。

其一，即使只是出席巴黎和会本身，中国业已部分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新形象。在和会上，中国代表勇于并善于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力图让战后秩序留下中国烙印，这本身就是一大外交胜利。此外，山东问题虽未获解决，然中国所受之不平等待遇，已因和会之经过与中国民意之反弹，而引起全球认识之注意，预伏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顺利解决之张本。从长程考察，参战以及渴望加入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决心使中国得以成功地出席巴黎和会，并进而被组合进“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中，而正是该体系下的九国公约和国际盟约一起保障了北洋政府的国际地位，奠定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外交的基础。除却上述与德奥战败国的成功订约，在九国公约交涉中，不仅日本将胶州湾、英国将威海卫归还中国（正式回归于1930年），北京政府还以主权国家的姿态，逐次顺利地从比利时等国收复国权。事实上，正是依托“凡—华体系”这一后盾，北洋政府秉持对列强（修订旧约）、非列强（平等订约）以及战败国（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区分对待的外交原则，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就已与中南美洲各国、新兴欧洲诸国、五列强以外的许多国家成功地缔结了至少是字面上的平等条约。在这种“不妥协但合法度的渐进主义”外交政策下，到1930年代初，谈判已使中国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可以说，这些成就逐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认同，为“二战”后实现其与诸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预设了稳固基盘。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中国的参战使得欧战“世界化”，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同样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亦使得中国“世界化”：通过参战，“中国”——1912年以前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称谓——开始摆脱受“列强”监护之状态，渐趋恢复晚清时代被严重限制的“主权”和“自治权”，经由“近代国家化”，正式走向世界，踏上实现“大国化”直至“强国化”的崛起征途。

其二，民族国家的建构大体是指以民族为主体，以民族荣誉、民族自决、民族主权、民族命运等意识认同向政治自主性作逻辑归位，亦即民族国家是一个文化社会与法律政治组织形态的整全实体。 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建构过程中，一种整全型的国家意识塑造至关重要。中国参会的主要目标尽管被认为“没有实现”，但参战却对长期追求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形成，助益甚巨。围绕为何参战、如何参战以及战后交涉，外交通过通电、媒体为国内各阶层所共有。各地一旦发生涉外案件，外交就为全中国所关心。此等举国关注普及了维护民族利益、保护和收回主权等国家主义共识，并转而为参加国际会议的全权代表和进行地方交涉的承担者所共有，通过这种内外持续互动，“外交”遂成为使国民意识到“中华民国”或“中国”整全存在的有效媒介。在这个意义上，一战实际上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教育过程。可以说，没有这种普及作为铺垫，巴黎和会不可能引发“五四”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民族国家观念更不可能成为日后中国支配性的政治观念。这种讲求整全性的政治观念，对于无论主权还是政权皆缺乏完整性的民初中国而言，意义不可不谓重大，毕竟在整个民国时期，各派势力其实皆是围绕如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中心课题而互相竞争， 而中华民国或“中国”这个统一框架（所谓的“体统”）由此才得以维持。仅就外交层面而言，一个明显的例证是，1920年以前，不论是广东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皆是以与北京政府采取相互联手、相互补充的方式处理地方涉外案件的，这显示出地方在截留税款等内政方面与中央的对立只是局部性的，在外交层面凸显的中国总体上仍是一个“统一”和“对外一致”的主体。 与一战后各大帝国——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奥斯曼——“走向共和”即走向分裂不同，柯伟林指出，清朝虽然覆灭，但清帝国的疆域依然保留。更准确地说，清帝国版图就是中华民国的疆域基础，这也许是中华民国外交的最大功绩， 内在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在国力贫弱时代，持续的“外交”活动乃是维持“中华民国”或“中国”这一主权统一体的一大要因，亦是维持疆域完整之基本保证，而其间经由外交促使国民获致的“中华民国”或“中国”之整全存在的国家主义意识，着实不可或缺。由此，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政治剧目中，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主权连续性遂成为国内政治博弈的规范前提，而分裂始终是一个不具有合法性的词汇，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颇有必要提到的是，这种持续重构主权的斗争在不经意间也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创举：在苏联崩溃后，中国成为前20世纪农业帝国中唯一一个将主权连续性维持至21世纪的国家。 

其三，如何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对这段参战外交进行通史性定位是个重大课题。不过凭依这一均势平台，把传统上归为从属因素的中国推到国际政治史的前台可谓意味深长。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富强，北洋政府一方面探索“文明国化”道路，以修改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在提高国际地位上追求“更高”，渐趋抱持与列强同伍的“大国化”志向。这个志向既为1920年代披上国家主义外衣的国民党政权所继承，一直及于台湾；同时也为掌握社会主义理论的共产党政权所延续，成为贯穿20世纪前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外交之基干。然如将“大国化”置于民初以降的历史连续统中考察，就会发现此等志向从自我期许到具体现实的蜕变，不仅有赖于国内政治整合的逐步深入，且更得益于国际政治力学结构的不断推助，而正是最初的“参战外交”使得这种联动效应成为可能。1930年代以后的中国进入了全球权力政治的中心、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民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共同影响下实现的。英美列强不得不支持国民政府，使之与这些势力对抗，而由于回归“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坚持站在英美阵线，中国终能成为“二战”同盟国之一员，并厕身战胜国四强之列。如果说1927年的中国仍是“一潭稀泥”，那么1945年的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国际存在：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保障。较之第一次大战，此时的中国在同盟国中的角色早已今非昔比，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者而非可有可无的乞求者；此时的中国在不断的进取中已然正式跃升为一个“世界大国”，战后顺理成章加入联合国，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便是此等国际认同与国际地位之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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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霍布斯鲍姆将“短20世纪”的开端确定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刻，而其终结则为1991年苏东的解体。战争与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两个中心议题。 这也意味着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与一战及其引发的革命有着密切关系，它的终结正是这场战争产生的历史范式的终结。1919年五四运动直接起因于对巴黎和会及《凡尔赛条约》出卖中国权益的抗议，而这个危机又根源于日本与德国对山东权益的争夺，以及德国的战败。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是一战这个世界性事件的序列性后果之一，它明确地将中国的国内政治（政权）与国际事务（主权）缠绕在一起，最终形塑了中国民族国家建设（政权+主权）的路径选择。

五四运动

一战期间以及巴黎和会之前，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加入世界新秩序的前景充满厚望，意图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从此进入大同境界。然“奇迹”没有降临，公理战胜并未成真，中国仍为入江昭所言的“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 在很大程度上，“凡尔赛的背叛”意味着协约国道德的破产与西方现代性的祛魅，实际形成中国“舆论”的社会精英，在极度乐观遽变为极度悲观之余，开始质疑西方的价值观，甚至质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重新谋求中国的出路与自我救赎之道。若将梁启超早年的《新民说》与他写于战后的《欧游心影录》相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内含完美的西方形象，而后者却彰显西方文明的百孔千疮。在这本揭橥告别“科学万能”并倡导“中国不能效法欧洲”的“告白”书中，他谈论的“中国人之自觉”不再是借鉴西方文明的自觉，而是从西方文明危机中反观自身的自觉。 这种根本自觉可谓直接导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共和危机：前者击破了晚清以降中国知识人创造的近乎完美的西方形象，后者打碎了仅凭共和政治本身就可拯救中国于水火的幻觉。为此，新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自觉”之上，重构政治的行为必须以更新甚至否定既有特定的政治模式为前提。 

本质上，推动“五四”之“文化转向”的，不仅是从器物、制度的变革方向向前衍生的进步观念，而且更是“再造新文明”的这种“自觉”。战争的结束与苏联的成立，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巴黎和会上蒙受的屈辱阻碍了中国寻求西方模式的国家认同，国人转而认为俄国革命可能才是中国进行国家建构的唯一成功模式。苏俄奉行的“主义”本就来自西方，同时又表现为对西方文明的某种否定，此等“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可能性，最为契合西方认同分裂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而促使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政治议题发生了“从威尔逊向列宁”的历史位移。 在革命、妥协、议会斗争、超级总统制和复辟等一系列戏剧之后，不是19世纪的政党，而是20世纪的同样叫做政党的政党发明，不但占据了主要的政治舞台，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官僚制国家的性质。事实上，无论是1920年改组后的国民党还是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它们都遵循了以党治国的方针，在不同层次直接介入国家行政，从而使得公共行政不再遵循一般官僚制的逻辑，其组织结构深深地渗入各个社会细胞之中。通过此等党-国互动，尤其是政党直接介入行政，国家也成为一种进行整合的公共行政，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即区别于西方议会多党制+官僚行政体制的“党-国体制”。 

这种可谓从“政治主义”到“国家主义”（杜亚泉语）整合路径的转折，不仅深刻影响了日后中国国家建设的域内向度， 更同时塑造了其往往易被忽视的域外向度。历经欧战浩劫，19世纪末横行全球的“帝国主义”外交，遭受质疑，美苏皆提出新外交构想，竞争战后世界秩序主导地位，竞相拉拢中国。国际间一时“理想主义”外交风行，有利于中国争取国际平等地位。但吊诡的是，中国虽初始寻求走加入列国体系的国际化道路，并实际上确从一战中获益良多，然经历巴黎和会的洗礼与教育，最终却走上了批判列国体系，通过重构国际秩序而实现再国际化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国家建设之路。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子而不是背离它。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历史将很难讲通。冷战外交在根本上塑造了中国内战并部分地决定了其结局。在共产党“胎中之国”的对外政策中，虽然统一战线取向导致了中共领袖们在1944-1946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终将与莫斯科成亲，  故在对外关系上做出了“非杨即墨”式的选择：全盘导向一个（至少起初）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阵营——冷战意义上的东方。在他们心目中，新中国的外交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通过革命战争摧毁战后列强在东亚建构的国际秩序，根据一种新的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认同来建构未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其二是通过革命性的外交行动，根本摧毁此前历届政府在中国建构的外交体系与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使中华民族获得彻底解放。 在很大意义上，在革命运动最后阶段形成的这些外交思想与政策，同国际冷战的进程结合在一起，最终塑造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国从未像在冷战最热年代中那般深深地融入一个国际体系之中，亦从未在一项对外关系上深入到如全方位中苏同盟那样的密度和广度。“一边倒”的外交取向不仅进一步固化了“党国体制”，而且更对日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路径造成了深刻影响，直到今日仍留有余响。在本质上，虽囿于时局不得不然，但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如此，一个颇具说明力的中肯解释是，它承袭的是一个在国际上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地位、在内政中恢复了完整主权的政权，以至于民国能够赋予中国晚清所没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导中国的外部关系，在境内调整、引导对外关系以使其为国家服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就现成具备了这种能力，并且可将其运用到极致。 

放宽历史的视野，评判中国晚近百年历程，五四运动可谓一个分水岭，将此前与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北伐战争的展开，在一个短暂的时段内，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它们看似截然不同，实者相互关联，共同“作用”将中国从此拉入一个“以断裂为前提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的“滚石头下坡式” 的激进主义革命年代。若从这个角度定位“五四”，那么同样亦可将“一战”等量齐观，毕竟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之研究不可忽视政策、制度与观念跨越不同政权的内在延续性，历史总是接力存在而非相互否定，价值判断更不能遮蔽对历史进程的理性观察。在此等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原文《“旧邦新造”的国际之维:重思中国与“一战”的关系》载《人大法律评论》2017年卷第3辑, 刊发时有删节，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