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时期
高华和父亲合影
高华,1954年5月12日生于江苏南京。父亲高启发,出身贫寒,十二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夫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受到父亲的影响,高华从小就看了很多革命书籍,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诗抄》等。
1946年高启发参加南京地下党,打入国民党警特系统。在九死一生的潜伏之后,迎来南京解放。新政权建立以后,却被”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高启发先是被定性为”特务”,至1958年被打成”右派”,直至1983年才完全平反。在1966年的文革,为避免被打死,高启发离家出逃,高华那年12岁。对”自己人”如此残酷的肃整,在高华心中埋下了寻找真相的种子。
幼年时期的高华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高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1963年,他被小学推荐上南京市外国语学校,却因政审问题没有去成。1966年”文革”爆发,高家在劫难逃。高华和弟妹们亲眼看到父亲被剃了阴阳头,在新街口游街。父亲离家出逃,避难于山东革命老区。在父亲逃亡之际,高华像众多同龄人一样,脱离了父母师长的管束,面对着破碎的家国,开始了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
高华曾回忆,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报有”叶剑英讲话”,说毛主席要活到150岁。”看到这张大字报,我的脑袋轰的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他赶紧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贺军,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们讨论下来,才一致认为,这不可能,这”违反了科学常识”。那年高华将临13岁。
二、青年时期
青年高华
这个早慧、敏感的少年,开始了杂乱无章地读书,广泛的阅读构建了他精神漫游的虚幻世界。1970年代中期,他从南京九中存放图书的仓库里发现了宝藏,开始了”几十年中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读书生活”。他一生都感谢那位看管图书的姜老先生。在那里,他读人文主义作品,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等,读苏俄文学作品,并第一次读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对延安整风有了鲜活的认识。此外,高华四处搜寻并阅读”灰皮书“、”黄皮书”。这些原本”供批判用”的”封资修”毒草,成了他和同龄人思想启蒙的重要营养,催化了他的精神裂变。
高华兄弟
由少年而青年,广泛的阅读让高华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极左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这时的高华,”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
1970年初中毕业,高华分配到工矿企业,成为一名工人。在文革后期,他认识南大外文系俄裔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先生,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段交往让高华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
求学期间的高华
1978年12月,24岁的高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从此,他一生都与这个百年名校联系在一起,高华在南大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并在毕业后留在南大历史系任教。正是在南大,高华系统地接受到历史学的规范训练,先生们课堂上反复提及的理念,”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成为高华珍贵的精神记忆。
高华在南大草坪
作为南大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他师从导师姜平,研究”国父哲嗣”孙科,而延安整风并没有淡出他的视野。1984年,在工作两年之后,他考上了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南大中文系1983级研究生景凯旋,时常和高华谈起”文革”。景凯旋回忆称:”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个’文革情结’。虽然’文革’已过去了,但是好像永远都缠绕在我们心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座金矿,要把它挖出来。”
高华博士论文评审征求意见函
高华后来在文章中回忆:”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风尚。”
三、学术生涯
1978年高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就萌生了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的愿望,并开始收集资料。从此时到1991年动笔,他花了十二年;到1999年最后交稿,花了整整二十年。他真正践行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高华批改学生作业
1991年8月19日夜,高华在筒子楼里两家合用的厨房的小桌子上铺开纸笔,开始《红太阳》第一章的写作。那天苏联正在发生”八·一九”政变,广播中播放着苏联国歌与爱国歌曲。
初为人父(左),书房中的高华(右)
他回忆道,”我感觉到我应该写!……写作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并没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摆脱内心各种各样的禁忌。”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高华的第一部专著,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第十二、三次印刷。该书彻底颠覆了中国与西方学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迅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史经典。
完成《红太阳》之后,高华开始钟情于对1950年代的”小人物”的研究。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他时常引用费尔巴哈的话:”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2004年出版的《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被学者荆世杰认为是”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革命年代》于2010年出版,收录了高华近20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全书共分五辑,前两辑主要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三辑主要研究延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民国政府的南京十年,还是中共在延安的新话语体系,以及19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看似都是一个个”点”,但细读起来,都是历史的横断面。”革命”成为这多个横断面的连缀词。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是高华的一本论文集。201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计划根据高华教授的讲座实录、研究文稿、谈话记录整理出版了《历史笔记》,后因种种原因,出版未能成行。2014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将这一书稿分两册出版,圆了高华教授这一未了心愿。
高华部分著作
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几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故。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
高华和友人
上图:与杨东平、武克钢、金雁、谢泳、李永刚、熊景明等;下图(左):与何清涟、朱学勤;
高华在学术生涯常年郁郁不得志,他无法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处境更显尴尬。杨奎松曾积极协调高华调往华东师范大学,但最终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无法调入上海。在此之后,高华曾询问在人大的张鸣教授能否帮忙将他调至人大,但张鸣在当时与院校领导之间的冲突已愈益严重,自身难保,已无法提供帮助。
杨奎松曾写道: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四、病中的高华
2007年4月,高华患肝癌。此后,在朋友们往来的邮件中,高华的病情成为必谈的话题。萧功秦教授曾为此写了一封邮件: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去中山医院三号楼探视高华。我骑摩托到那里也只有十五分钟。他昨天刚动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有点热度,是手术后的自然现象,相信几天后会好一点。他家人中没有患过癌症的,父母七八十了,都健在,他九二年患过几个月的乙型肝炎。这可能是致癌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嗜烟也有一定关系。他说从此要把烟真正地戒了。他没有任何关于患病的自我感觉,这说明还处于亚临床期……我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他也可能要求不高, 只希望上天给他五年时间,当然更长也更好,这是我的判断,因为我说你写东西五年后再说吧,他听了后没有回答,也许他觉得五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未来。谈话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表明他进入人生战斗的决心。谈了四十分钟左右,我发现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辞。
2011年12月26日晚,高华在第一次吐血之后,他对家人说,”觉得难受”,接着,是第二次吐血,人渐昏迷,再也没有醒来,没有为亲人和朋友们留下任何一句话。一代学人,溘然辞世。
病中的高华与杨奎松、沈志华夫妇
五、悼念
学人敬赠高华挽联
毕生沥血春秋笔,敢为苍生问不公
壮志未酬身先去,泰山其颓待后生
——杨奎松 黄娜 敬挽
惜乎!天丧斯文,麟失其时,遂令春秋绝笔
恸也!国无净土,凤飞之日,空教华夏泣声
——郭玉闪撰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敬挽
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余英时
读大块文章,一点骚心一点血
听满城风雨,半悲人老半悲君
——章诒和 敬挽
学人敬赠高华挽联
神聊定交,你抽烟来我喝酒,奈何烟酒日月竟有期
胡侃学问,天掌灯兮地为床,悲哉灯床空余人无觅
——张鸣 敬挽
秉笔直书,青史垂范
高山仰止,华宇同悲
——吴晓明 敬挽 敬挽
敬爱的高华老师千古
——胡杰 江芬芬
斯人有斯泪,一朝穹宇逍遥,羁卧庙堂烦厉鬼
青史待青烟,半世阳燧磨砺,炳燃社火化凶神
——章立凡 敬挽
高风亮节
华章永存
——崔卫平 徐友渔 同挽
六、尾声
受难让人思考,思考让人受难。四五十年代生人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大多有宏大关怀和使命感。太史公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杰出学者早逝,让人不禁有”天丧予”之感。
顾准59岁,杨小凯56岁,高华57岁,正是壮年之时,却溘然而逝。也许是太多苦难、忧虑侵蚀着他们的肉体和精魂。顾准妻子自杀,子女在他临死时都以阶级敌人视之;小凯母亲自杀,父亲入干校,自己入狱十年;高华因是右派子女而备受歧视。索多玛之城的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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