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贫困是革命之父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贫困已被视作革命之父。

社会的反抗倾向源自统治者持续不断的剥夺,而经济的剥夺是最常见的。贫困在马克思那里就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他的革命理论即建立在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之上;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革命者称为无产者。

秘鲁诗人巴列霍在巴黎写信给友人说:“我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永远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宴席桌子底下,我不知道革命是否主要来自穷人的愤怒。如果是的话,美洲的‘革命使徒’们能在我的一生中找到一支革命大军。”

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城市贫民的物质匮乏,和赋税沉重且遭遇灾荒的农民有关。当时,政治谣言与饥饿和贫困纠结在一起。设若没有他们的参加,革命很可能不会越过政治的围栅,而以暴烈的行为方式层层推进,涤荡全社会。对引起大革命的经济原因,莫尔内作这样的转述:“当时所有人都目睹了一种普遍的、不容置疑的苦难,这足以解释大革命何以在无边的贫困之中找到不可胜数的、准备接受革命、投身革命的反叛者:在所有地方,乞丐和赤贫者的数量都在急剧增长,他们骚扰行人和公共权力机关。根据博多神父的看法,1765年法国的1800万居民中,有300万穷人。”他认为,极端的贫困酝酿出一种绝望感,这种绝望感会不时催生绝望的行动,这就是革命。

阿伦特说革命总是笼罩在法国大革命的阴影之下,实质上是指如贫困一样的社会问题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身份与暴力》中有一章节专门谈及贫穷与暴力的关系。

他说,贫困能够激起对现存法律和规制的藐视,但是不一定会赋予人们采取暴力行动的主动性、勇气和实际能力。贫穷不但伴随着经济衰退,还伴随着政治无助。他指出,一个忍饥挨饿的不幸者,身体虚弱,意志沮丧,根本不可能挑战统治者。沉重无边的苦难和不幸,常常伴随着和平和沉默,而不是反抗。实际上,许多灾荒发生时,并没有多少政治暴乱、内部冲突或群体间的战争发生,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关于贫困和饥饿的记忆非常顽固,它容易形成不公平感、不公正感和耻辱感,久久徘徊不散。即使不曾引起即时性的暴力活动,在未来的时日里,它仍然会由适当的时机诱发,导致反抗和起义。阿马蒂亚·森说:“我们必须更清楚地认识到,贫穷、剥夺、忽视和耻辱,是如何与力量不对称相联系的,并长期以来引发了暴力倾向。这种暴力倾向,又与某种冲突存在联系。这些冲突凭借悲愤情绪,来反对这个身份对立世界里的那些强势者们。”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谈论的是贫困带给革命的负面作用。她说贫困不只是被剥夺,而且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它是卑污的,可鄙的,是一种非人化的力量,因为它把人置于肉体的绝对支配之下。按照阿伦特的理解,革命的目的是人的解放,是自由的实现。但这时,自由不得不屈服于必然性,屈从于生命过程本身的迫切性。在她看来,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正是由穷人构成的。贫困的必然性驱使他们,让他们把革命发动起来而后再把它埋葬掉,在旧政权崩溃的同时,新共和也流产了。阿伦特引用了罗伯斯庇尔最后演说中的话: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在此,阿伦特把罗伯斯庇尔说成是马克思的“革命导师”,批评马克思把生命看作最高的善,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以自由立国,而是使社会的生命过程摆脱贫困的锁链,因此贫困在马克思那里成了革命动力。她尤其严厉地批评了马克思的“伟大的学生”列宁,作为“法国大革命最后一位继承人”,他深信在落后国家,不可能在战胜贫困的同时也能建立起自由。她甚至说列宁对自由毫无理论概念,不惜“为了党而牺牲新的自由制度苏维埃”。

阿伦特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概括是否准确又当别论,至于她把饥饿和贫困带来的生理痛苦看作“必然性”而又予以拒绝,是不现实的;而把追求自由和摆脱贫困在革命斗争中对立起来也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法国大革命不是动用“苦难和赤贫巨大的力量”,依靠城市贫民和农民,那么将余下什么呢?革命确实为自由乌托邦所导引,但是它的运作,决不可能超越时代环境所提供的一切条件。阿伦特引用弗兰西斯·培根的话说,“胃的造反是最糟糕的”;不论如何糟糕,都必须承认“胃的造反”的先天合理性。不能认为运用政治手段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必然导致恐怖,就可以绕开这些问题,跑到富足的国家闹革命。不存在同一个革命的坯子。革命的起因可能出于专制,也可能出于匮乏;但是说到底,面包和自由都是人民所需要的。

经济萧条时,人民有所期望,但是可以想见是低水平的;经济繁荣时,人民的期望会相应高涨。当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与人民的期望出现很大反差,以至于到达某个极限时,革命就会爆发。

美国学者戴维斯有关革命的观点,在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发生在经济繁荣之后的理论和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引发革命的理论之间做了调和。他提出发生革命的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对未来生活的愿景,假若期待与现实差距太大,必然增加人们内心的挫折感;严重的挫折感会加强敌意及攻击性行为,从而引发革命。再一个条件是物质与精神的“过剩”。他认为,贫困本身不足以引发革命,在许多贫穷的社会里,人们是依靠物质和精神的能量来生存的,结果抑制了生存以外的任何活动。但当相对贫穷或富裕时,才会导致心智的成熟并引发革命。

捷克哲学家帕托什卡从东欧剧变前的生存经验出发指出,意识形态对个人的控制,可以通过外部和内部同时进行:在外部,给予物质生活以一定条件的保证,即免除贫困;在内部则施行“洗脑术”,对思想、道德乃至审美心理作根本性改造,使之适应现行体制,以免除灾难性的不满和反抗的发生。他描述说:“给予他经济保障,确保他的大众意识,通过宣传、消遣、娱乐等系列有效措施控制他的思想,他就会毫无保留地任你差遣,甚至想象自己是自由的,相信这便是人类真实的一面。”如果对此加以拒绝,那么他就会被当作“有害的、无用的力量——顷刻间便被孤立起来。”

时至二十世纪,罗马时期“面包加马戏”的老经验仍然适用,可见传统的伟大。

阿克顿提出一个相反的例证,就是美国革命

他说:“美利坚殖民地的人民是自由的、繁荣的、安全的,赋税很轻微。从实际生活讲,他们比任何其他人民都要富足。然而他们造反了。他们准备牺牲生命和财富。他们事业的正当性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诉诸普遍的原则,并把它们应用到所有人身上。”还说,“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就该轮到其他国家整理本国秩序的时候了。”

阿伦特对美国革命有所责备,那意见正好与阿克顿相左,认为美国人民最终还是追求财产和幸福,有违革命的初衷。她评价最高的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就因为那是一场反抗政治压迫,争取自由立国的斗争。

争取自由权利,成了他们推举美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为革命典范而给予赞誉的理由。但是,不能因此便认为贫困与否与自由权利无关,只是自由权利更为广大,它包容了生存权和财产权。

在不发达国家,以革命解决贫困及其他社会问题是无可指责的。也许,这不应当成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但是,却是生死攸关的起点。

西德尼·塔罗确认斗争政治的合理性,他在《运动中的力量》中有一段话,看似激进,事实上却是十分平实。关于斗争性集体行动,这斗争性并非因为运动领袖和普通民众喜欢暴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稳定的资源——资金、组织、进入政治决策的通道——这些都为利益群体和政党所控制。面对强大的执政党和政府,“斗争可能是运动所能控制的唯一资源”。

——摘自《革命寻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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