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 | 林达见流沙河

【题记】

这个文档，保存好多年了，公号说近事的帖子贴出来不容易，就想到旧文，今天好不容易找了出来。文末标注的2012年7月4日，应该是整理这个音频的日期，文档还显示，2015年7月19日修订过。而今是2021年7月，隔这个文档产生9年，隔修订亦已6年矣，沙河先生已经作古，"男林达"先生亦无联系，这篇文稿也就未经当事人订正了。好在我能说它整理的相当忠实和严谨，尤其是沙河的口语特色，是不能擅自变动的。

我想先说一句，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沙河先生在这里讲的，真是太有意思了。他把"小桥和大楼"拉在一起，来讲人类构造物的精神价值，真是精妙绝伦。我还记得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扬脸指向他家外边不远的晚报大楼，会心地笑了一下（那栋楼框架建好就停工，传说总编伍先生遭遇麻烦，正不知后事如何，则地震骤至，框架受损）；还有讲到"二辈子"的话，也要叫人要笑出眼泪；还有种种，都好得不得了。沙河跟人聊天，要随口说呢，就是海面，波光碎银；要跟人对话，就是深山大川，宝藏无限。

我想这些段落，以后注定是要被引用的。沙河去世后，我一直觉得我有义务把它发表出来。沙河为人处事，严谨又有趣。此刻我想起，在以下这篇文章以前，我给他做过一次口述笔录，南方人物周刊因避敏感未予发表，后来先生受邀参加国际反右历史学术研讨会，他说回答说，我就不去了，这里有何三畏的文章代表我，他真的把文章发过去了，同时他问我同意不，我觉得这是在跟我说笑话，我怎么会不同意又有什么权利不同意，沙河说，版权是你的。想起这些往事，真是有趣又温暖。

那篇沙河口述史后来在唐建光主持的《看历史》杂志发表了，《看历史》而今也不在了，沙河口述史则经常被网络转发（过两天本人也转发一下），当时承《看历史》一字一元稿酬（当时偏高），杜兴先生亲自送来（扣税后还有一万），如今往事历历。今天，把这篇从未发表的文稿贡献给网络，算是对沙河先生的纪念，也向男林达先生表达敬意。当时肯定有照片，但我不想去翻那时到现在的所有旧电脑，先且放一张网络照片了事。下面就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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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林达夫妇去了美国。此后，他们走遍了世界，却只有一次回到中国。但是，他们却把巨大的名声传回到国内。由于他们谨守低调，国内几乎没有他们的生活报道，只能感觉到他们总在写作和旅行，在旅行中写作。

近代中国致力于把西方文化传达到国内来的人，已经经历过好几代。但1949年以后，这个传统中断了。文革时期，这甚至是不可能的。到了八十年代，中国思想开始活跃，人们又有了解西方的愿望，但还处于隔膜状态，实际上，当时的国情也消化不了西方文化。

从1980年代末开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去到西方，开始站在西方的土地上，向祖国介绍西方。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能把声音有效地传达到国内的，却是少之又少。林达夫妇，就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个特例。

这得力于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选择了冷静地介绍美国和西方的历史和政治文化。由此在国内获得出版的机会。1997年以来，他们先后出版了"近距离看美国"等系列图书。《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及《从边缘看世界》等，成为新时期中国公民的重要启蒙读物，影响了大量的读者。

他们夫妇因此被称为新时期向国内大众介绍西方文化"第一人"。直到最近几年，才继起有薛涌先生。

林达是他们夫妇合用的笔名。夫为丁鸿富，妻为李晓琳。他们都出生于1952年，今年在美国退休。文革期间上中学，他们为中学同学，中学毕业后去黑龙江"插队"，重新开始高考后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国内有过将近十年的历练，也是国内最早一批"知识个体户"。

在写作方面，他们夫妇的名字不能拆开。丁先生说，他妻子给他订了"家规"，不得"出头露面"。妻子自己更不喜欢抛头露面。因此直到现在，在报刊和网络上，找不到他们的照片。这次回国，丁先生也"遵嘱"不见媒体。他说，林达是他们俩，而且"主要"是她妻子，他不能一个人接受采访。他在成都去了两所大学和师生交流，都没有被成都的媒体"发现"。

据称这次丁先生回国，是为退休后的国内生活探路。成都是其中一站。在成都，林达有一个愿望，是访问流沙河。

沙河先生是当今生活在成都的著名文化名宿，笔者自是乐意为其联络。笔者常谓，成都有两条河，一条府南河，一条流沙河。其实沙河先生对林达夫妇亦不陌生。这样两个人见面，我的工作不过是"带路"，无需介绍。事实上，电话打给沙河，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

2012年一个初夏的上午，他们在流沙河的家里见面了。沏上茶，就像老朋友那样，随便地聊起来。沙河我经常见面，林达的书我也有所了解，所以我开始并没特别在意他们在说什么，但听着听着，就心头一颤，被触动了。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很珍贵的对话。而且他们的语言也都非常有意思。

于是，我就用手机录了音，然后整理出如下的段落。

永失故乡

林达：故乡没有了，所以我也不想家了。以前在美国的时候，虽然我也知道家乡在变化，但脑子里面想起来的，还是小时候的家乡。小桥流水。小时候的拱桥、街巷、邻居……我97年我回来了一次，很失望。家乡很脏，到处是垃圾，拱桥拆掉了，建了一座大桥，可以通汽车。等到回到美国以后，脑子里想起来，还是小时候的家乡。小桥在脑子里没有拆掉。

这次回来，我没有失望的感觉，我已经死心了。家乡没有了，彻底消失了。连那个很脏的家乡也没有了。现在回去，我们家兄弟姐妹7个，有7套安居房，是在28、29、30层。住在一起。跟住宾馆一样，一点家的感觉都没有。窗口看下去一大片的楼。楼里的老太太却提张破藤椅，乘电梯跑到下面，在两个楼之间，几个老太太坐在一起择菜，说说话。到了10点，要做饭了，她们就提着破藤椅回去。

门一关，你在里头住上多少日子邻居不认识。而且，在电梯碰到一个人，也不打招呼，也不问一声，你几楼啊，大家都不问的。大家都没表情的。互相之间就像没看见一样。进来一个人就像进来的是空气一样。我就很难设想，我妈妈要是活着，她怎么办。因为她是见了谁都要打招呼。我们以前在上海住在靠马路，我妈妈坐在门口吃饭，前前后后，来来回回走的人她都要跟人家打招呼，人家都认识她。要是她坐在这高楼里她怎么办，她不要闷死啊？我妈妈是在家里留下的祖宅去世的。我这个家乡是没有了，我绝望了。我无锡是不去了。

流沙河：失去太多了。完全是拿给工业化。工业化糟蹋人的灵魂，使人非常不安。完全把你的过去给砍了。我们的工业化特别快，突然就给你砍了。欧美是缓缓的来的。因此，他不会使你某一代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觉得完全被砍了。

你失去的东西比我多。我还比较好，我的老家距离这里只有几十华里。是从前一个老的县城里面。我已经81了。我的老家房子都还在。当然人全部换了。我老家的门外那条小巷也还在。出去那条街也还在。我还有几个小时候的同学都还在。你就是一切都没有了。

林达：无锡变化特别大。我那个镇后来我姐姐是在那里头，我这次回去后我说老家，她说老家已经平掉了。我说我回去看看，我姐姐就不肯陪我去，她不愿意去。后来我叫弟弟陪我去。去了以后，我很关心那个地方原来有个拱桥下面的房子墙体里面有块石碑。那个石碑是清代留下来的，是官府刻的，是从江西运进江南的麻，经过这里的时候，要交利金税金。它上面写好了，多少麻交多少钱……我想它应该在原来的位置。这个东西真正是个文物。标明了清代商贸税收物资交流的情况。

流沙河：桥头正是收税的地方。

林达：15年前，那个房子就拆掉了。那个碑被砌在房子里头。我认为那碑应该在原来的地方。我15年前很担心拆房子的时候这块碑要被扔掉。所以当时我给我一个亲戚，无锡市委的干部写了一封信。我说政府应该把这块碑给换出来，想办法保存好，这个是个文物。这次我问我弟弟，这个事情做了没有。他说，谁管这个事情，这年头谁管。只有你这种吃饱了干的。它又不值钱。它又不是可以拍卖的古玩。所以我真是很失望。而且，还让我生气的是，干部和政府，非常高傲，非常傲慢。他们觉得做了翻天覆地的好事情，把农村变成城市。

流沙河：有两种学问，一种是社会科学，一种文学，特别是诗歌。谁爱上了诗歌，谁在天性上是反现代化的。因为这样的粗鄙的、纯工业主义的现代化是糟蹋诗歌。把你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彻底破坏，他还认为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从精神文化，从人的精神需求上面，一栋大厦的价值，赶不上一个小石桥。因为这个小石桥有一长段历史，有好多悲欢离合，有好多鱼从下面过，有好多男男女女从桥上过，有好多诗人从这里过，有好多人还保留在梦里。而那一栋大厦，没有谁把它保留在梦里。过了就过了，一钱不值。一个大厦毁了，没有任何人叹息一声。

32层报业大厦，时间没有多长，说拆就拆了，没人去思念。因为它跟人的灵魂无关。没有任何人在灵魂里面把一个纯粹的工业性的大厦装在自己的脑筋里面。人们只能装进小桥流水。我们这里幸好还有一个邮局，是1935年修成的。法国人设计的。2层，很矮。至今还保存在。我走到那邮局去，我发现它有特殊的精神价值。而那一个报社，32层，毫无精神价值。何况他们在这个报社里面编了这么年全是谎言，更没有意思了。如果在那里面说过真话，发表过"独立宣言"，那栋大厦就是文物。现在不是。

我们这代人，我们所遭受的这个情感上的蹂躏，现代化蹂躏，古人是没有受过这个痛苦的。古人终其一生，他的家乡到老了他回去还是那个样子。他没有很多失落感。如果他思想他的家乡，他回去了就得到安慰。我们回家更加痛苦。老来回去，突然发觉，这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乡了。还不如从前我在外面，漂流的那个地方，我还感到很亲切。

林达：以前老想着，我们小时候的家真是很美的。我的家就在河边上，站在家门口，前面就是一座拱桥。拱桥那边就是街。我们的街一边靠河。靠河的就是鱼行。那个鱼都是泡在河里的，用大笼子，浸在河里。顾客都在上面挑鱼，然后就捞起来。

流沙河：我告诉你啊，这个细节，在宋朝已经是这样了。水浒里面写的，李逵到江边去找鱼贩子张顺。他要几条好鱼。那个鱼贩子说，不行，我们要等到张顺，他们的头来了，才肯卖。李逵去就跟他们那个扯了，水里围的鱼全部跑了。所以你留下印象的，是宋代的人已经留下了。这样的东西，一说毁就毁了。现在的鱼，你看在市场是怎样卖。用那个玻璃箱子，用自来水不停的灌进去。鱼在里面挤得很紧，一个个在吐那个气。现代化带来的不只是人，你看鱼都痛苦。

林达：鱼行的对面就是茶馆，茶馆旁边是老虎灶。卖开水的。然后这边是卖豆腐的。然后那边有药房，中药行，还有米市。一家一家我都记得起来。而且那些人我都认识。早晨，赶集的时候，农民都来卖东西，买东西。到了早晨10来点钟的时候，就都静悄悄的，没有人了，走完了。到了中午的时候，饭店卖点饭。到了下午就是喝茶的时候。下午茶馆里满满的人。天黑以后就是说书的。那个茶馆就是我们那是说评弹。两个人弹着琴，讲故事。我那个讲故事的本事就是那个时候听来的。讲故事都有一套。这些人都很会。现在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只有在记忆里头。

流沙河：我给你说嘛，我甚至还有一个想法。从前，我小的时候，幼稚的时候，总是想，人死了以后还有第二辈子又变人。我现在想的不对，我不需要了。如果叫我死了以后，再变人的话，那么还得，我的来生的父母，还得花很多钱，把我送到高价幼儿园，高价学校，而且进到这个学校毫无趣味。星期天，星期六还把我弄去学什么钢琴，学什么美术，那好痛苦。我的童年从来没有这些痛苦。非常之自由。读书没有啥子。功课把这些小孩压得戴起近视眼镜，背起一个重的包包，背都叩了。我不是这样的。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催过我的功课。不但没有，反而说你不要紧在那里做，你也出去和人家那些小娃娃耍一耍嘛。没有施给我压力。如果我有二辈子，还得变这些小孩儿，还得吃进口奶粉，中国奶你还不能吃。嗨呀，天呢，还得过那些受压迫的小学生的日子，我坚决不干。不变人了，变人还有什么意义。失望得很。真是很失望。——你叫丁什么名字？

林达：丁鸿富，江鸟的鸿，富强的富。鸿是我们的班辈。太太，李晓林。最普通的名字。所以叫林达。在美国人家问她叫什么名字，晓林，美国人都发不好这个音，尤其是晓，XIAO。美国人不知道X发成什么音。因为X在西班牙发H。在英语发成Z。他们也发不好。所以就干脆起了个叫法，名字不就是让人家叫得方便嘛。因为最普通的美国女人的名字琳达。琳达是开口音，最好叫，所以到后来写了一本书后说，我们起个笔名吧，我就说叫林达。很豁达，也是开口音。

流沙河：你的中间这个鸿字。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江，是个鸟。但从文字学的研究，不是这样的。没有个江字。你这个鸿是用三个零件组装的。一个是水，一个是鸟，一个是工。工在这里不参与意义，它是声符。工的古音读鸿。这个字的意义是水与鸟。读的声音是工的声音，所以它叫鸿。那么实际上它是三个部分。不能说它是江鸟。应该是水鸟工声。拆开就是这样。工的古音它读鸿。

林达：富因为我奶奶起。因为我奶奶非常穷。穷了一辈子，当然要富一点啦。

流沙河：不过我告诉你，富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家，人居住的。下面是画的一只攒钱罐，铺满。下面有个口，就是铺满的口，把钱塞进去。如果家中有一只铺满，就是富了。

林达：怪不得我平时总是很省钱。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肯花钱的人。

"说大人，则藐之。"

林达：我要问我最想问您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读您的东西，特别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您写右派遭遇劳改。劳改那种强体力劳动。每天解木头，拉木头……我这代人没有右派遭遇。

我是52年生的。文革我初一，14岁。我们在学校给打成反革命了。我的妻子是我的同学，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反革命，是给红卫兵打得最惨的一个。这个经历是我们这辈子精神上的创伤。这种伤从来没有愈合过，我们对红卫兵的恐惧，我们是小孩子，我们给人家骂，给人家孤立。我妻子，红卫兵为了要让同学们表示他们的阶级立场，全班同学排着队，一人给她一耳光，我妻子就是14岁给打过。而且这个时候老师在后面看着，没有制止。这种经历是非常惨的。我们现在在我们家里都不敢提这个经历的。我们不说。因为一说就很难过，很压抑。

这几年我们开始写作，开始思考，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的精神一点点健康起来。可是我们不敢写。为什么呢，一落笔就很想哭，很悲凉。这里头有一种苦难带来的怨。总是流露出来。所以我读你的右派经历的时候，你把他写得很幽默。你的笔调里面居然有幽默，而且你的幽默表现了你在苦难当中你看不起这些害你的人。你在精神上比他们高。可是我们做不到。我就想问您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用幽默的笔调写苦难。

流沙河：你提的这些问题，当初我并没有怎么想到。

当初我在写这些，我想的第一个，我的遭遇比其他许多右派都好。但我的遭遇仍然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我相信将来的人写历史，他们要用这些资料。因此我按时间地点绝对真实的状况，我把它写下来，我还没想那么多，没有把它想成是文学。我就想将来的人要写历史，要把这段历史，很真实而不是空泛的指责，甚至根本不用骂，是精雕细琢真实的状况，后人可以到我那个书里面找到一点材料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别人哪怕只是在文章中间加一个注解，都是可靠的，我就够了。

此外，毕竟我写那个已经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了。我已经年纪都很大了。好多事情我都明白了。因此回过头去写，是我现在这样的人回过头去写。不是我当时的那个人。我当时的那个人，内心首先是恐惧，不可能有什么诙谐幽默。就是因为那个事情过了，有了一个距离以后了。

我的这个观念特别是受庄子的影响，第二是孔孟的影响。庄子使我把所有的事物都推得远远的看，抱着一种静观、达观，而孔孟使我感到有个责任。我这辈子没有做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但我提供的那一点历史资料是绝对真实。后人可以放心大胆的引用、使用它。所以，我去写的那个并不是我当时的那一个大右派分子流沙河。

我这个帽子戴了20年，直到1979年，官方最后一次说把这些右派一风吹了，才轮到我。那么，我觉得我这个自己，有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我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我能够做那样重的苦力。早在文革前，我就做过很多重的苦力。拉那些架子车。我居然把它做得好。这个是我个人品质中间最优秀的一点。我量势现在的这些人，叫他们再去做这些，二十几岁三十岁，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像我那样好。如果我这一辈子值得这么骄傲，不是写了这些东西，是我做了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情。别人纵然做，绝不可能做好。我不但做，还做得非常好，我不但做，做了以后从来不诉苦，从来我不说，心态稳定。而且我在做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世界上，特别是中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在做我那样的苦力劳动。我不是什么特别艰难、特别值得拿来说，但是有一点值得，就是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居然能够做得那么好。这种特别使我骄傲，特别使我看不起共党的官员。他们那些官员，一旦把他们揪出来，一个一个就是灰头土脑，鼻子一流就哭。一副猥琐相。如果要让他们去做那种劳动，他们绝不可能挺起胸口做。量他们也做不到。

我觉得我这点自大、自刚的气是我当小孩的时候孔孟给我的。孟子给我的坚定，孔子给我的达观随和。孟子说的：说大人，则藐之。瞧不起他们。有了这种精神支柱。他若用这种苦役来侮辱你，但是你不认为这个是侮辱。凡是那些右派认为这个是侮辱的，一看见熟人来就没有脸。我没有，我很稳定，做我的。我觉得，我这个人只有这点品质是优秀的，其他谈不上。写的东西都一般。特别是我去从事文学还是一种误会。我记忆力好，想象力差。记忆力好，让我把当初的很多细节写得出来。想象力差使我成为一个没有成就的诗人。诗歌中间缺乏想象成分。

林达：很多右派出来写回忆。但是留下来的文字，只有你一个人的文字，是有这种幽默的。这种幽默从精神上就高，没有屈服。其他的右派要么就是我有多么冤，要么就是多么家破人亡，多么的苦。读右派的文字读到后面就非常难过。就是不想读了。但是读您的东西，我当时就留下一个印象，怎么做得到的。我自己的文革经历我是不敢写的。因为写出来苦唧唧的。没劲。精神上不高嘛。

流沙河：就是我的这点内心，GCD明察秋毫，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不跟我摘帽子，是他们的英明。他硬是晓得，你别看他在拼命劳动，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他不反抗。但是他晓得，他不悔罪。所以，我的表现比其他表现好到哪里去了，我又不犯规，其他右派犯了很多规，我又努力劳动，其他右派偷奸躲懒，但其他右派摘了帽子，不给我摘。中间的关键就是共产党的眼睛雪亮，厉害得很。你千万别小看。他们没有一个是糊涂虫，特别是MXX。他把你什么都看透的。他不给我摘，这是因为我骗不过他。

所以我写的有一首诗，写我在农场养猪。我去扫猪圈，所有小猪都对我感到亲热。小猪过来都用牙齿来咬我的裤腿。只有一头老母猪睡在那里不理我。那个老母猪说的，我把你看得透，你是做的假，你骗不到老娘，老娘晓得。那个老猪就是他嘛。

但是有一点，他们有些作为个人，对我特别好。当初我的一个领导，后来他由于同情彭德怀，就把他走省文联弄到不重要的音乐学院当院长去了。他就是始终对我好。所以过了很多年，我还写起字怀念他。他太太当时是人事科长，专管我的。他并未包庇我什么，但是她背到能够做的事情，她都帮我做了。他作为个人，他晓得，这个流沙河是个老实本分人，不是坏人。但是他又晓得，不能给他摘帽子，他没有改造好。

还有就是，由于我的这种表现，把事情看得很活，那么我自己也没有因为这个愤怒、抑郁害了癌症，就死了。反之，我在当右派这20年，我读了很多书，要抵三个大学。我自己努力钻研，包括我后来自己钻研的诗经、文字学这些，全部是我那个时候。我在当时我也认为，不可能了，中国已经完了，从此以后再不可能用这些了。但是，我个人有兴趣。这个就好像吸毒一样，那些古代传统文化，我一吸到就觉得非常快活。

还有一样东西大大帮助了我的，就是天文学。我从年纪轻就爱好，我当了右派57年以后，我读了好多天文学著作。读得很熟。那个时候，夜晚能够看见星空。我不但把黄道12星座认识了，把北半球44个星座能够认识完了。我知道这些星座的中国古代神话和希腊罗马神话。各有各的一道。我觉得趣味无穷。无论人间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他们说来，都简直不算什么。不用说恒星了，就说这些行星，木星，绕着太阳转一圈是12年，土星是28年，这个绕一圈的时候，中国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开放搞活、平反……全部都是在土星的路上，就发生了。就像李贺写的诗，在月亮里面看地球一样，"唯见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看见中国九州只看到9个亮点。哎哟，世间还有什么东西是我过不了的呢？

我就觉得，幸好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劳动人民遇到这样的遭遇，就是我们四川话说的，心头悄悄怄气，就忧死了，愁死了。当然，这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我在年纪轻的时候，思想也很左的。我是左派，不是右派，我在当右派的时候，已经26岁了，成熟了。完全相信他们的那一套。开始怀疑的时候，是在50年代初期。他们整那个胡风集团。胡风那些文章，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我觉得，你们用这样的办法，去整别人，别人怎么可能服你。你们说那些都是假话，谎言。我突然醒悟，革命怎么会需要谎言呢。最初认为，比较小的谎言，是革命的功利主义。后来这个谎言越来越大。觉得难道革命需要这样多假？你这个革命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来革它干什么？一下就明白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能够从内心深处，承认我在那个时候是很软弱，没有过激烈的对抗。而且非常恐惧。特别有什么新的运动来了，就感觉很恐惧，"来日茫茫愁如海"。但想来想去，还得要过。古往今来很多人遭遇比我忧虑大的事情，他们都过了。好吧，我就好好睡。一样的睡好觉。第二天早晨再抓出去，什么游街哦，批斗哦。管他的哦，明天早晨再说，不碍事。

"幸亏我们不是鱼。"（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