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学生运动“反帝”吗？

撰文：商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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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阐述1949年以来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步演变成分析和评述现代社会、历史、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南。这一结局虽早已有胡适等当事人做过反驳，也有周策纵等学者予以明辨，但却始终一直存在语焉不详和“未及腠理”的问题。那么，五四学生运动到底是不是“反帝”运动呢？不妨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当年的学生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战”的善后问题也进入到最后阶段。中国政府选择了协约国一方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战胜国。一时间，国人也同其他战胜国一道阅兵典礼、集会演讲、游行庆祝，憧憬着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重新调整中日间的不平等关系，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胡适曾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都不免有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但是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国际纠纷解决起来不是国人一厢情愿的事情。梁启超从巴黎发电报给总统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同时兼任国民外交协会会长)汪大燮和事务长林长民(同时兼任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通报英、法、意等国赞同日本接替德国享有山东特权，汪大燮、林长民等面对总理钱能训的出尔反尔无计可施，只好找到外交协会会员同时也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情急之下，蔡元培约见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通报外交失败及国民外交协会的决定，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便由此引爆。 当然，重新审视历史也要承认，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确也有一些变化。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芬兰、德意志、匈牙利等发生了社会主义暴动，1918年日本出现“抢米风潮”，1919年朝鲜发生“三一运动”，1919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在这样的表象下，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似乎便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接轨了。而事实如何呢？纵观整个运动过程，虽然学生们的感情极其激愤，然而他们的行为举动却又是极其文明、理性的，和平与合法的民主表达方式始终是主旋律，因此被誉为“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运动的领导和参与者们清醒地意识到，请愿和游行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采取这样的方式也无非是要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愤慨和心声，作政府后盾――而非反政府，借此唤醒国民，更要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情和帮助。

5月4日上午，学生在法政学堂集会，讨论下午的游行事宜。图片选自《民国日报》1919年5月20日，12版
不理解这样的出发点，就无法明白《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中何以说：“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道。”陈独秀何以说：“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因此，尽管“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威尔逊总统“言而无信”、英法意三国充当了“看客”，学生们在游行过程中，始终保持整齐的步伐，严肃的仪容，井然的秩序，并彬彬有礼地向各国使馆递交语言极尽委婉的“说帖”。其中递交给美国的“说贴”内容尤其值得玩味：“大美国公使阁下：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辞于阁下：……吾国念贵国与我中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这种非常谦恭的文字显然是一种外交礼节的游说，意在表明中国民众的态度，希望各国公使及政府出面给予中国政府以支持和帮助，并借此维护正义和公理。至于胡绳所说：“巴黎和会的失败激起了民众的普遍的愤怒，中国民众第一次用自己的声音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显然是将历史置于一种想当然中，与事实大相径庭。学生何以如此谦恭呢？芮恩施的回忆道出了一定的实情：“世界上或许没有一个地方会像中国那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寄予那么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他们信赖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关于原则的多次声明，他所说的话已经传到中国的最边远的地区。由于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年人所作的决议，他们已陷于非常失望和幻灭的境地。我想起中国人民如何忍受这样的打击，就感到烦闷和沮丧，因为这个打击意味着毁灭他们的希望和破坏他们对国际公道的信心。”  此前《每周评论》等媒体中出现的针对威尔逊的“威大炮”、“一文不值的空话”和“分赃会议”、“大炮空声”和“昙花幻梦”等“大不敬语”，并没有被学生、工人等示威者公开提起。而且游行学生“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即便游行队伍在被禁止通过使馆区的情况下，也没有与使馆警察发生冲突和骚乱，更没有冲击使馆、焚烧国旗的举动和行为，仍然“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因而也获得了“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的赞誉。

美国总统威尔逊
文明举止也发生在其他城市的学生游行和工人运动中。《申报》曾这样记载上海二万学生五月二十七日的游行：“步伐整齐，精神严肃，绝无零乱之状。夹道观者，无不为之兴感。”“六三”后，上海的商业罢市中，一些外人所设之洋行、商铺照常营业，却没有发生一起治安事件。在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呼吁下，学生、童子军，甚至小偷和黑社会组织的青红帮等都愿意帮忙维持和平和秩序，整个罢市期间没有出现什么骚乱。这个现象也同样出现在长江沿岸、华北等城市的罢工、罢市运动中。冰心在《斯人独憔悴》中借颖石的辩解也作了记述：“这爱国运动，绝对没有一点暴乱的行为，极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赞美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国工人被外国工厂严重剥削的情况下，工人的罢工并不是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维护权益，也没有发生针对各国工厂和管理者的反抗举动。事后罗家伦也不无感激地说：罢工罢市“并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过是激于他们对于我们的同情心罢了！”学生们甚至提醒政府，要“晓谕人民，万不可对于日人加以野蛮，致惹国际交涉，俾日本政府借词，以遂其狡焉思逞之计。”那些西方人管理的工厂里的工人们，在学生们的劝说下，为避免引起国际纠纷也纷纷放弃或停止了罢工。甚至六月九日上海学联被驱逐出租界、六月十二日法国等租界巡捕以武力镇压游行的学生和工人并造成许多路人和商人死伤的情况下，学生与工人仍坚守运动的初衷，而没有将矛头指向各国租界。芮恩施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当时曾告诫上海总领事和侨民团体说：“假使我们或者英国人让自己也卷入这场骚动，那将是极其愚蠢的。因为这个运动是单只反对日本的，幸而与我们无关，也没有排外的意思。我特别指示驻上海的总领事劝告那里的美国侨民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因为它是中国人的事情。”显见的，整个运动并没有反对美英等所谓“国际帝国主义”，反而是请求他们出面帮忙主持公道。 

以学生为代表的民众之所以在面对中日因山东问题而产生争端的问题上，会寄希望于美、英等西方国家，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基本处于一种友好邦交的环境下，历史上所发生的不友好的冲突已经不复存在。这一点，只要客观地面对历史即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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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救亡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自义和团排外暴乱而发生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事件，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后，当初被迫开放门户的政策和事实已为中国政府和国民所接受，美国1908年开始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以支持教育，各驻华的外国政府及投资商人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均保持相对和睦或友好的关系，国内不存在主流意识和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反帝排外运动。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19年底时也说过他本人是“美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和门户开放政策的热烈支持者”。瞿秋白也才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曾间接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向来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 尤其是“一战”中，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后，各国在华人员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一点可以通过驻华使节芮恩施、朱尔典以及杜威、罗素等来华学者撰写的各类文字中求证。芮恩施在回忆中甚至说：“我担心中国人也许会感觉到他们是在朋友家里被人家出卖了，但是他们以坚强不屈的精神接受这个打击。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威尔逊总统在巴黎的行为而讲过谴责美国的话，来伤害我的感情。他们对我表示非常灰心，但只说威尔逊总统一定遇到了他们所不知道的极大的困难。”而一般习惯上所指称的美、英、法等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大体上能够以比较客观、公正的国际规则处理国际间的问题。如在处理棘手的山东问题时，各国曾试图以“和会暂收”或“五国共管”的方式解决中日间存在的分歧，但迫于中日两国政府已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关于处理山东省各问题换文”(包括日本来文和中国复文)，英、法、意等国才不得不在“道义”与“秩序”的选择中倾向了“秩序”。对此，当年就有西人分析说：“巴黎和会处置青岛之失当，吾人虽引以为憾；然青岛之事，中日国订有协约，列邦不过据约处置之耳。……今此学生力争胶州之运动，虽为至当，第恐北庭借外交之失败，嫁其责任于协约国及美国，用免日本独为矢的。盖专注日本，则北庭罪不容诛；托言列帮不助，则舆论将并攻列邦，而北庭遂假此排外举动，以卸其过矣。” 而美国国会选择“道义”，拒绝批准和承认美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的对德和约签字，并因此失去加入国联的资格。而且，此前美英各国曾协力促成限于分裂和内战的北京政府与南方政府停战并召开“南北和会”，暂时结束了中国内战的局面，于情于理都可算作中国政府的“友邦”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们在美国公署前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的原因所在，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辞职离开时，受到真诚挽留和热烈欢送了。更具戏剧性的是，在京的部分美国人后来也参与了游行，英美侨民协会还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声援中国的决议，不但历数了日本重复德国的罪恶，还畅言道：“我们北京英美侨民协会的全体会员决定向英美政府建议，主张凡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应该拟定和贯彻一项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公正的解决办法。”
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谈判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换文，北京当局以‘欣然同意’四字，载之文书”，美英法等国“谓既已自愿，何又反悔”的“反唇相讥”不无道理。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其法律效应和契约效力不是凭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就可以抵消的。还应该提及的是，自1921年末开始，正是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华盛顿会议，通过了欧美国家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不支持不援助中国内战的特定一方等协议，而山东问题以及所谓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九国公约》上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1922年2月4日，中日在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确定日本交还青岛于中国。6月2日，中日换约。图为12月10日午，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楼顶换挂中国国旗时，中国警察行礼情形。图片选自班鹏志：《接收青岛纪念写真》，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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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虽然带有一定的国族色彩，却没有产生狭隘的国族主义，因此也不构成反对西方各民主国家的排外运动，而仅仅是针对蓄意剥夺中国利益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因为这样，张太雷明确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是纯粹排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邓颖超回忆说：“‘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的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的明确起来。”茅盾更是在1949年时说：“作为一个既发之后即澎薄全国的群众运动，那时的主力不能不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至于‘五四’的政治口号，如所周知，就是反帝反封建和解放被压迫阶级，虽然这最后一个在当时还不大明确。……在那时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其声势，其群众，都胜过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 虽然上述人等的部分观点和言论本身有待商榷，但其中却指明了不存在普遍意义的“反帝”问题。用笼统、宽泛意义上的“帝”来指代专门意义上的“日”，明显存在“以全概偏”的问题。这一点早在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就曾经对往沙俄帝国谈判东北问题的庆亲王奕劻说过：“各国均无困辱我国的语气，而且互有意见，不可能协同一致算计我们。”世界大势，连袁世凯这样的旧官僚都能看得明白。因此，“反帝”应该改为“反日”是比较客观的。历史已表明，那种“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惟一的仇敌”的“老佛爷”式的愚蠢举动，真的可谓如胡适所说的“乡下人谈海外奇闻”。 那么，五四运动是如何“反”日的呢？ 在“五四事件”的诸多口号中，“外争国权”的态度看起来比较激烈，但却激烈有余而信心不足，明显缺少那种收回自己东西的理直气壮感。那些誓死的决心并没有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在对待日本接替德国管理山东等国际问题的处理态度上，仍然对“国际公理”寄予希望。所谓“反对强权政治”，也只是“不赞成，不支持”，而不是采取革命的、暴力的方式和手段，甚至其中都没有直接针对日本政府、日本驻华使馆的标语口号。在所能搜集到的标语口号中，唯一针对日本的就是“抵制日货”。而这个口号在此前以及未来几年里虽颇具“杀伤力”，但也是直接针对中国商人而产生的间接后果，而不是直接针对日本在华商人。

上海街头悬挂的爱国标语。注意，其中“宁为救国死，毋作亡国奴”这十个字当是后来书写上的（一、字竟然出乎竿上，二、其时有风，而字却平展），或为旁边所悬标语的文字。另一标语文字为“愿我同胞一致力争，海枯石烂此仇不忘”。图片选自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下，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至于集中焚烧日货等激烈行为，不过是一种强烈的泄愤心理的举动，仍属于消极抵抗的“内向型”范畴，所烧的也是中国商人商铺里的日本货，并没有直接烧日本商人店铺中的日本货。而且这样的行为也是日后各城市中的偶发行为，不具有普遍性。特别是，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在政府的诱导下，为避免对日外交的困难，学生演讲团在六月初放弃了大规模的反日演讲活动，而改为爱国宣传和提倡购买国货。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在通告中也改口说：“此次举动纯系爱国热诚，对国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无丝毫暴动行为，凡我旅华各友邦诸君，与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误会，是为至幸。”这一点《字林西报周刊》也有记载：“几位演讲者强调，罢市不是排外运动——甚至也不是排日运动。所有与会者都要保证劝说他们的朋友协助维护和平和秩序。”而且在罢课、罢市、罢工中没有出现学生和工人冲击日本工厂、商铺的行为，绝大多数的举动都是有组织、有秩序的。甚至面对日军持枪游行和旅中日人的公然挑衅，也是“均置之不顾云”。尽管留日学生在国耻纪念日时也出现“打破军国主义”的口号，但它却是以“保持永久和平”为宗旨。而且，游行队伍在遭日本“马队冲踏，血肉横飞”的情况下，“仍整队前进”，向各国使馆送交说帖，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反击行为。 当然，作为群众运动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出现几起偶然的暴力冲突事件，但那并不是组织者的本意，也构不成运动的主流。还要提及的是，那时的“反日”，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特别是还没有制造出日后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许德珩回忆证实说：“那时(指五四运动——本文注)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王统照回忆说：“那时还没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集中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以及惩办卖国的军阀官僚。”茅盾后来也说：“至于反帝国主义……‘五四’的文献中，没有一篇明目张胆的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反之，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文章却屡见不鲜。” 关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被提出，瞿秋白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中曾考证说：“最先，大概是一九二一年，有一个‘过激派’的杂志上提出了这个口号，没有什么‘人’注意”。“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来了，只两三天功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而另据《中国青年》载：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五一举行过极壮烈的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可见“反帝”这一问题并不是始于五四运动，而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

瞿秋白
还有，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虽然主要是针对日本强占山东的行径，但并没有将斗争的目标主要放在日本政府身上，而是将这种“外争国权”、“民族自治”的要求转换成反对北京政府在和约上签字和“内除国贼”方面。美国学者B.格里德尔在198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这场运动(五四运动——引者注)的发生，多少有点自发性，没有有组织的思想指导，是民族主义情绪的愤怒爆发，矛头直指当时的北京政府，反对聚集在巴黎的和谈代表。” 可见，尽管民国政府的举措令国民失望，但是整个运动仍然是为了维护政府，做政府的后援，而不是将推翻国民政府作为直接行动的目标，这与后来的北伐、阶级革命实际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各地一些比较激烈的宣言也都是针对所谓卖国贼的，如“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许德珩撰写的北京学界宣言)；“则誓筹最后之对付”(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山西学生罢课宣言)等，以及“在此一举”和“同胞起来呀”带有一点革命味道的口号，也不过是字面意义上的暴力锄奸，同样寄希望于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和“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许德珩撰写的北京学界宣言)，甚至摆出“原祈政府诸公曲谅苦衷，……学生等所为纯出良心至诚……”(天津学生罢课宣言)、“临颍涕泣，不知所云”(浙江学生罢课宣言)的哀求与可怜之相而要求得政府支持和外界谅解。另外，在各界人士上总统书、函牍、公电中也都是极力劝说政府爱国的言词。即便是面对“被巡士横遭驱逐，有被击仆地，受人践踏；有被刺伤，血流如注”的悲怆情况，学生们仍然冲破阻挡，坚持演讲，却没有因为失望和义愤而号召国民起来同软弱政府进行斗争，以暴力相抗衡，所以茅盾后来才总结并检讨说：“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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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资料显示，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直接的、非理性的行动为后来的很多人所看重，因为这样的表象也似乎更能体现“反帝”的暴力革命要求。但经过众多学者多方考证，这一幕实属个别人的行为，而且这样的举动违背了运动的初衷，完全是组织者失控的结果。陈平原说：“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不至李统领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会如此急转直下。这才能解释何以曹汝霖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仍没感觉到危险，参加完总统的午宴后照样回家。”据五四运动的亲身参与者周予同回忆说：当时有很多同学“认为放火毁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案的精神”。另有亲历者周为群回忆证实，当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时，当场就遭到北大学生领袖段锡朋、傅斯年的阻止。只是在那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所谓的学运中坚、临时指挥是无法、也不可能控制住这个突发局面的。

“抵制日货，惩办国贼，指天誓日，百折不回”，选自《益世报》1919年6月9日，10版。
关于学生的纵火和小范围的暴力，也不应过度解读。孙文当年曾联合南方军政府六总裁致电北京政府说：“青年学生，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情有可原。”朱启钤致电总理钱能训和总统徐世昌说：“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之思潮鼓荡，致有逾常轨之行为(指焚屋伤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拟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吴佩孚当年也曾通电说：“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情更可原！”就是那个被烧了住宅的曹汝霖本人后来都说：“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 至于运动出现所谓的“革命举措”，也只是为了出气而痛打了章宗祥，并没有出现“人头落地”的激烈场面。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殴打章宗祥时始终扮演着救助者的角色，丝毫没有受到任何暴力威胁，这与日后的暴力革命手段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而且，即便是五四运动在内惩国贼方面出现了暴力行为，但也仅仅是教训了一下几个执行对外政策的官僚，应该不足以显示“革命的彻底性”。 当然，运动中也出现“革命性”话语：如6月初被捕学生喊出的“大家起来革命”的口号，但是这样的口号却同“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相伴随；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虽指出：“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但是，此宣言的话外音虽带有警告、恐吓之意，但目的仍是希望“和平”而不是真的“直接行动”，况且他本人当街被捕没有了下文；再如上海的《时事新报》载有：“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但是，它仅仅作为一种思想、言论自由的观点，不属于运动的主流思想，也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中。而且上海各界在罢工、罢市运动中特别强调“切勿暴动”、“和平抵制”，并有大队人员负责宣传和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以防止意外暴力事件的发生。 至于毛泽东后来所言：“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这样的论断是在全民抗日的历史语境下做出的，属于特定阶段的权宜产物，与“五四”学生运动要做政府后援的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

五四运动
关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事实上是在一种虚假前提下，要么将五四运动纳入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的语境中，使其承担反抗侵略、爱国救亡的任务，以符合预设中的“反帝”要求；要么就是怀着典型的民族自尊与自卑情结，先入为主地假想一个结果，然后再依据这个结果去找原因，使“反帝”成为现代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必然。但至关重要的一点却被忽略了，即所谓“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帝”，既不是民族解放语境下的救亡话语，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启蒙话语，而是具有典型意识形态意义的阶级话语。
这样的一种结局本来就是一种历史阐释的误会，这样的结果正符合了当年李大钊的愿望和预言：“不要把它(指五四运动——本文注)看狭小了，把它仅仅看作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