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师们都是垃圾
整个二十世纪经济学大师，我几乎全认识，乐意教我的大师无数。我在西雅图，经济学大师们飞到西雅图，一定要找我聊天。
我的老师赫舒拉發认为现在经济学有好的地方，我就认为全是垃圾。
我跟老师阿尔钦是有分歧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临死前几年说自己是错的。
有个瑞典主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很多年的朋友，十年前我问他，你们的诺贝尔奖提到那么多文章，除了科斯的两篇，还有哪篇可以传世五十年？他想了两个小时，一篇也说不出来。客观看自己，我认为自己机会不会比科斯差。
1975年左右，我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不满意，在一个会议上，我评论一篇文章，拍案大骂，说这样的垃圾怎能算学问呢。我说完后全场震惊。科斯在场，拉我到一旁说，你客气一点啊。
我就去了，找奈特、费雪等人的论文看。得到一个结论，天才的作品，基本上不及格。为什么呢？理论漂亮，但没有验证！经济学不是实证科学吗，萨缪尔森的书，还有费雪写等优曲线，验证全是零。
1969年我要找工作，去了西雅图华大，去了三个月他们就无端端升我做了正教授。升我同时，系主任诺斯（后来诺奖得主），还有院长，都对我说，我做什么都可以，希望你教学多点，但不教也行，做研究、发表文章与否都可以！
三十岁那一年，我无端端地一脚踏中一个困惑了经济学者近二百年的难题，但我不知道，在一个晚上只两个小时就破解了。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诺奖得主诺斯一九九〇年在他的一本名著中首先提出的。
巴泽尔在回忆中写下，我出道的第一天就是行内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诺斯也在他的回忆中写下，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
我研究经济超过半个世纪，被西方誉为合约经济学的创始人。
一些行内朋友认为要是当年我没有离开芝大，跟科斯一起研讨到今天，经济学会有另一番景象。
一九六九年起我不再读他家之作。这行为八二年回港任教后多受批评，反映着中、西为学之道有别。在此之前的西雅图华大，诺斯、麦基、巴泽尔等人知道我选择不读不仅同意，且往往鼓励。他们知道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认为我是个可以全面革新该传统的人选。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书永远读之无尽，求学有读书的时候，也有思想的时候，思想时可以不读最好不读。一九六九是四十五年前，那么久还在经济学打转的行内朋友中，读他家之作最少的应该是我：基本上我一概不读。我30多年没有读书了。不读，不是懒得读，更不是没有书值得读，而是刻意不读。我认为一个人有读书的时候，有思考的时候，而集中思考时最好不读书。这是我的治学方法。我的实践学术生涯是从不再读书的30多年前开始的。到处看世界要靠自己的观察才作得准，避书有利。
我在经济学作出的比较重要的贡献，屈指算来近两掌之数。其中自己感到最满意的，行内不重视，可能因为与传统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逻辑上我不可能错，而对真实世界的市场观察了数十年，认识与行内的朋友差别颇大。
不少朋友问及克鲁明的经济学，我无从回应。数十年来我没有读他家之作，而在求学上克大师算是比我晚了两辈——我在芝大作助理教授时，他的老师是那里的学生。
弗里德曼和我的交情是哥哥与弟弟之交，认为我的经济学自成一家，永远维护。
我认同的第一方面——调整权利界定或竞争约束——跟弗老的主张没有两样，只是我比他年轻二十多岁，对市场的看法加进了阿尔钦的竞争约束与科斯的权利界定。能获这三位悉心指导的天下只我一人！
我不认识格林斯潘。弗里德曼是他的好朋友，多次在我面前赞赏他。我也欣赏格老的学者风骨，感激他对中国的善意。但我认为他在任时十七次把美国的利息率辘上辘落是失败的证据。
一九六八年某天晚上在芝大喝酒，弗老和蒙代尔在货币理论争论时，连我在内只有三个人。弗老喜欢把我看作弟弟。
我去了华盛顿大学，我对那些同事说，你们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那时候诺斯在，巴塞尔也在，他们都知道经济学有问题，他们一直认为要全盘革新，重新来过，唯一的人选就是我。经济学要革新，这个人就是你，你不做就没人做了，以前的戴维德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指着我做。
我不是很想批评诺贝尔奖，因为我自己拿不到。假如经济学要验证过，那以前所有拿到过的诺贝尔奖都不值得拿。八年前，巴泽尔七十大寿，在西雅图的聚会中，诺斯公开说：如果史提芬不回港任职，早就拿得诺贝尔奖。二十年前一位与该奖有关的人士对我的一位同事说得更肯定。
我跟科斯的关系你们大家都知道，他欣赏我的经济学很多人都知道。他认为美国当今的西方经济学全盘都是废物，他要把经济学再搞起来，说要在中国搞起来。想让我把经济学搞起来，不是让我带学生一起搞起来，而是让我张五常一个人搞起来。
我的经济学比你们所念的那些西方经济学要高得多，这个观点越来越明显。
一九七五谢世的天才嘉素曾经对我说，对经济制度的感受，我们要上溯到一七七六的斯密才可以找到一个与科斯相提并论的。这解释为什么我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时，只为科斯一个人写。他说难读，但重要，有力度，完全满意！
我自己非常感激美国的大师们给我的教诲，但教了我6年我就推翻了他们的佃农理论，跟着推翻了他们的外部性理论，价管理论，公司理论，租值消散理论，生产成本理论，而今天连他们的竞争理论也推翻了。目前我正在整理西方的经济理论，值得保存下来的恐怕少得有点尴尬吧。我当然可能错，但我有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脑子。
关于伟大天才的川普加关税
特朗普上任年多来，美国的内部经济好转得快，在二战后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可以一比高下。
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管制法例容易惹来利益团体无数。尤其是在环保这方面，很麻烦。例如法例容许你怎样建房子，有人联手反对可以阻止你很长时日，花上不少法律费用。这类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我认为假以时日，特朗普会清理这些困难。尤其是，如果在基建、高铁等项目上美国要大事改进或引进，处理利益团体的左右，特朗普会是上佳人选。
不久前副总理刘鹤带队到美国洽商贸易，获特朗普亲自接见，报导说达成六项共识，不打贸易战，皆大欢喜。殊不知十多天后，美国却突然公布每年要抽五百亿美元中国货百分之二十五的进口关税。值得安慰的是美国对中国没有歧视。前些时特朗普说要抽加拿大等几个国家百分之二十五的钢材进口税，跟着又说如果这些国家跟美国联手对付中国，可免此税。大家以为此税也，属虚招。殊不知是真的，几天前在电视上见到加拿大那位年轻有为的总理，说准备回敬时差不多要哭出来。
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特朗普收关税并不是针对中国人的，他没有什么种族歧视，他到处都收，对加拿大也收。他是有选择地收——选择科技产品来收，收中国500亿美元，收印度15亿。其实这也是说他看得起中国，知道中国比印度发展的好多了。
美国是跟中国贸易最重要的国家，假如中美贸易出了状况，会逼中国跟其他国家增加贸易。这就变成中国对美国收税，对其他国家则大方一点。我相信中国是会这么做的。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是很友好的，而且中国现在市场本身够大，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市场比美国市场重要。
提到一带一路，发展到今天，我的看法是重点不在于开发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而是在于协助落后国家的发展，顺便赚点钱。原则上，这是个好主意。可惜香港的朋友说，一带一路推到那里，美国就搞到那里。
现在美国经济出问题，欧洲出问题，大家彼此取消税，我个人担保，两个月之内，欧洲经济复苏。比较优势理论，有什么不好呢？我当然认为中国会赢的。赢归赢，让人家也赚点钱。
关于中国财富超出美国
费雪解释得清楚：财富是预期收入的折现，而我们见到的国民收入可不是预期的。我认为从费雪的天才之见衡量，中国的财富是高于美国的。如下几点可信。第一，中国的高楼大厦到处林立，其价高出美国不少。以房地产论财富，中国超出美国相当多是明显的。第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上苍有知，这些脑子的总市值——财富也——是超过美国的。其三，中国的文化厚度冠于人类，怎样算市值恐怕上苍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几年前在英国某拍卖行的一个乾隆通花瓶，拍出逾五亿元人民币，是真价。
我也注意到，有点钱的炎黄子孙满布地球，如果他们都站起来，持人民币，只这点，人民币国际化就过了关。所以今天看来是困难重重的局面，从乐观那方面看也不是那么困难。
几个月前一位芝大的旧同事Robert Fogel在美国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前途的文章，乐观得西方哗然！这位十七年前与诺斯一起拿诺奖的经济史学家，推断三十年后地球上四成的财富在中国！我没有细读该文，但一位朋友说该文的思维是基于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两年前科斯举办的中国研讨会议，Fogel老兄与蒙代尔评论拙作）。
以实质收入算，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
中国的制度是很好的，我写过一本书解释，说最好的制度也不过是这个制度，不要跟事实争议。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中，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最好的制度。
中国是搞独裁之鬼。当然不是一个人拍板，有专家，有委员，也要层层交代。没有的是民主投票，也没有征求民意。要建公路吗？中国给外人的印象，是政府拿出直尺，再拿起笔，在地图上划一下，然后动工去也。这当然不是实情，但印象如斯也。记得美国要建公路，单是吵闹、论经费就花上好几年，环保更头痛，征用土地也麻烦，而过了十年八载的议决，动工了，不半途要不是工会闹事，就是压力团体反对，或诉之于法，搞得成本上升逾倍，经费不足，最后要更改设计，或索性停工不干，使中断的悬空公路高架彷佛巨型新潮雕塑，默默无言地屹立数十载。
独裁当然可以错，可以大错特错。但问题应该不是独裁可不可以错，而是错的机会会比民主投票高吗？从判断错误的概率看，像赌马那样下注，以较少错为赢，我的钱会押在独裁那一边。美国的公立教育是怎样搞起的呢？起于民主投票！说浪费，与美国的公立教育相比，浦东的磁悬浮列车是小巫见大巫了。
受到适当约束而负责的政府，独裁除了可以避免上述的费时失事，其决策不会因为要讨好多方而右摇左摆，或要分饼仔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当然还可能错，可能大错，但错的机会比在有团体压力与影响下的投票为低。
可以用负地价代表地主提供着无限的调整机能，只要分成的百分率落在一个不离谱的范围，在这机能下有效率所需的边际价值相等的条件永远可以达到。说负地价，我的意思是当一个投资者到一个县考虑投资产出，县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或把若干年从投资者交出的增值税中的县的分成的一部分，送给投资者。
千万不要小看土地没有私产的国家。正因为土地没有私产，在重要的地权结构上一片空白，改革起来特别容易。印度就没有这种方便了。
先说一件事。有些朋友说这些日子重庆的经济发展是向左走，要回复到漠视市场的计划经济那些旧日子去。这说法不对。我曾经是美国两家高举自由经济的少林寺的学徒，整个二十世纪高举自由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全都认识，对他们的思想瞭如指掌。他们不是反对政府策划，而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甚至取代市场可以做得比政府有效率的事。
在分析县际竞争的制度中，我指出干部们是在做生意，很懂得哪些项目要给市场处理，而一个政府项目发展到哪一点政府要脱手他们很清楚。
这发展没有政府的主导难以成事。有三方面。其一是土地的征用或地役权的执行需要政府出手。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手上大幅地增加了方便。如果土地的征用要通过西方的eminent domain的法律程序，只征用一小块要三几年，庞大的项目十多年也不一定有结果。
政府可以协助减低生产的成本。这样说，传统的经济分析不会同意，因为减低成本历来是企业家的操作，政府的“干预”一般只会提升生产成本。问题是，在真实世界有不少不同企业可以共同减低成本的设施，因为企业之间的洽商（交易）费用过高而办不到，但政府可以。
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有着非常详细的等级排列，每级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权利。骤眼看外人不容易接受这方式的收入分配，但过了不久我意识到这等级排列的出现是为了减低在没有以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思维源自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从等级排列的观察我立刻想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好去处，是要把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
中国的可观发展，是由工资二十元人民币一天的劳苦大众打上去。炎黄子孙有这些人我感到自豪。你可以想像有人为了多赚数角美元，凌晨时刻在摩天大厦的钢架高层作焊接吗？打死我也不会做，但佩服这些「勇士」们。
一些月薪是八九千块的人，基本上是没什么管制，反而三四千、四五千的劳动者比较麻烦。《新劳动合同法》的那些条例里，政府虽然说不会主动的管理，不会主动的执行，但是你要拿一个《新劳动合同法》去搞事情是可以的。还有很多地方工人拿着《劳动合同法》的某一条，勒索企业。但是到月薪八九千块那个层面，就这个问题就比较少了。
认识的西方朋友没有一个不替中国高兴，其中不少为中国担心，恐怕中国会走上西方的福利经济之路。
中国的地区层层分成与县际竞争促成土地的效率使用及协助财富累积，史无前例，发展中国家要拜中国为师。但如果土地已经是私人财产，中国的制度是不能仿效的。中国的持久高速增长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可惜北京的朋友似乎不重视这制度，没有悉心地修改一些细节。更不幸是二○○八年初北京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使曾经严厉执行该法的工业重镇的优势一去不返。该合同法是从西方抄回来的，而且是百鸟归巢地抄。中国人一般聪明，该合同法他们凭自己的智商想不出来！
三十年来，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皆害人无数！是的，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点。
社保也是从西方抄过来的。在美国，他们的社保有两次近于破产。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不同。在美国，子女读大学往往要向父母借钱，而父母老年衣食无着时，子女往往不救。社保因而有其需要。中国呢？我们论孝，而子女不在亲朋戚友会照顾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认为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痛西方没有听过。我最担心的，是连文化大革命也革不掉的中国孝道文化，有朝一日会灰飞烟灭，被从西方引进的社保不革而掉！社会的交易费用因而提升，天伦之乐变为陈迹。这是严重问题。文化这回事，不可以招之即来，如果中国的孝道因为引进西方的社保而消失——持续下去一定会消失——在今天的世界，会一去不返。那是谁的责任？我在这里勒碑志之！
县域竞争制度做得就很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跟世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不要什么都抄外国的。你要搞清楚，什么算贪污，什么不算贪污。中国人送礼比外国人大方得多了，过年过节小孩子的压岁钱要很大一包，十年前月饼的故事你们都知道，请客吃饭是很普通的事情，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和风俗，再加上地方政府那种层层承包的设计，造成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才出现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在调查一个中国县长的时候，发现他一个月才不过四五千块钱，加上应酬费一两万，他要帮助地方的企业做很多事，把企业安排得非常好，企业请他吃一顿饭，送一点礼物总是难免的。但现在这个问题很麻烦，又不准送礼。现在整个景德镇全部是负增长，你们去看看。
这里我们不能排除一些宴客与送礼（尤其是后者）属贪污行为，而在贪与非贪之间有好一片灰色地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的经济困境中，这灰色地带北京最好不管。我们要等经济回复到十年前的活力，才考虑这灰色地带要怎样划分得清楚一点。
还有一事。我们知道有些非常能干而对国家作出过大贡献的干部被关了起来。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将功赎罪的说法与典故，在经济环境雾霭沉沉的今天，我希望习近平先生考虑一下“将功赎罪”这个中国文化传统。
我不担心像美国三十年代那样，中国会因为不景而搞出大政府，因为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问题是中国比美国幸运得多。
西方的经验，是凡有经济灾难，政府权力大增是后果。目前中国有这样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我认为不严重。雨过天晴后，北京削减自己权力的机会存在。从西方的经验看，这看法近于天方夜谭，但中国的体制比西方高出了相当多的弹性。
他（朱）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我认为最精彩是1993至2003由朱镕基掌管经济的那十个年头。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经济可以飙升得那么快，其速度否决了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否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否决了费雪的利息理论，否决了凯恩斯的通论，支持着的只是我提出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
关于中国发展预测
到现在为止，我大概已经写了一百来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因为我的推测是建立在真正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所以我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从来没犯过任何一个错误。也由于我的预测太准了，结果很多人都以为中国政府在听我的。
我的水晶球说，在目前「月是故乡明」的走势下，中国婴儿的诞生数量会急升。
我认为中国的楼市根本没有北京朋友担心的泡沫，刻意地炮制出来不智。
因为借贷急升导致房地产之价急升，然后暴跌，是灾难性的麻烦。这情况二十五年前在日本出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日本也不能翻身；四年前在美国出现，到今天也不能翻身。其中道理不是浅学问，这里不谈了。我认为目前的中国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北京要打压楼市。楼价的升降其实是地价的升降，而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仓库。地价一般性地上升是反映着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要把收入再分配当然以地价高为上了。
这个上升并不是泡沫的问题，楼价上升是好事，因为它代表了大家的财富上升，也就是代表了预期收入上升，楼价预期收入上升折现的话，就等于是楼价。
上海北京房价，一定高，否则怎么约束人进来，否则怎么办？经济学上没有更好的办法。房价高，约束人进来。
中国的房价能够站得稳，而且在相当高的水平下不单单是地少人多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预期将来的高收入上，应该说房价就是所谓预期年薪收入的积蓄除以利率，预期年金收入好，所以现在房价这么高，但预期收入并不是真正的收入，将来的收入到底怎么样，到那时才会知道，虽然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问题，但目前看楼价的反应，将来的收入是会不错的。
市场对将来收入的预期基本上是好的，答案就是楼价会高企，为什么高企？因为预期收入是高的，为什么预期收入高呢？答案非常简单：中国改革几十年以来，人们的知识增长得很快，青年学得很快，中国人很聪明，年轻好学，将知识用在商业方面，有相当的成就
两年前我说，十年之内深圳会超越香港，他们不相信，但是我最近说，不需要等十年，现在已经超过了。我还可以肯定的说，十年之后，深圳会超越美国的硅谷。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赌呢？
我是个炎黄子孙，这里那里感情的涉及无可避免，所以我有时拍掌，有时责骂，有时大声疾呼。这些行为来得有点夸张，违反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
关于中国人智商最高
艾智仁与高斯认为，中国人的先天智慧最高。数十年前以发明半导体而拿得诺贝尔奖的那位仁兄，后来著书立说，以资料支持中国人智商最高。
从天生的脑子资源看，炎黄子孙由上苍赐予的脑子不仅属上乘，而且无数。
在上海一间酒吧内我遇到一个美国黑人。倾谈中他说中国是他到过的唯一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这观点是对的。中国没有种族歧视，也没有宗教歧视
不仅是聪明这个问题，中国的人种比较一致。我到过西方那么多地方，没有看到人种这么均匀的。中国是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只有贫富歧视。
关于中国与奥运
整体看，钱是花了的。据说这次北京奥运花了人民币三千亿。值不值得花那么多钱经济学无从算出可靠的答案。曾经说过，有时花钱要发一下神经才过瘾，但这一次可不是过瘾那么简单。开幕式后电话频频，没有一个在外地的炎黄子孙不大呼北京为他们出了一口气，说得滔滔不绝。鬼子佬朋友无不感叹：原来中国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人多势众，国家出资培训，在可见的将来奥运金牌雄视地球可以断言。也因为人口那么多，只要今天的培训制度继续，一旦奥运金牌拋离对手，这优势恐怕会持续到无尽期！
中国人口十三亿多，每人大约出七十五元就凑够一千亿了。很多贫困人家当然不愿意出那七十五元。朋友，你呢？愿意出多少？我自己不认为金牌永远雄视地球有意思，但受了那么多年鬼子佬的气，愿意出一万。那是替一百三十多个不愿意乐助的每人出七十五元了。
我认为上苍有知，只要炎黄子孙不搭顺风车（no free rider），衷心地随缘乐助，凑够一千亿不困难吧。愿意出万元以上的同胞应该不少，凑够一千亿轮不到我那一万元了。
回头说上述估计北京体育总局每年花五十亿的那篇文章，作者把几年花的加起来，除以上届奥运中国拿得的三十多面金牌，每面花钱七个亿，认为不值。可是，炎黄子孙一般不那样算。他们不管金牌数字的或大或小，只管谁最多！
今天鬼仔学汉字的无数。局面有变，有可为的机会大升。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艺谋推出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奥运开幕，一棍打出的力度可真不小。说不定鬼子佬会蓦然醒觉：为下一代设想，多认识一点中国的文化会有可观的回报。
关于政治
人权平等是今天「普世价值」的核心话题，实际上很难办到。我认为争取人权平等的言论是一种政治动作，真理不要这样看。真理是，人权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负面的，而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也不一定是坏事。
香港今后的前途有两个不容易解决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它们的政治体系正在向民主投票那方面走。八十年代初期我极力反对中国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
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我的深交科斯是2013年谢世的，一百零二岁。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
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几年时间，则从你被选上的第一天起你就会开始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内把该捞的都捞回去。印度、印尼、南韩都是这种情况，有了权力马上就开始贪污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
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说的：中国不搞政改，早晚会有大动乱。中国的制度自成一家，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的“民主”眼镜看。
本来我对中国的户籍制度有反感，今天有了改观。六七年前内地对当时的“非典”病毒控制得好，使我意识到户籍制度有助。今天恐怖活动地球化，中国有机会不能独善其身，若如是，其户籍制度也会有助。中国的人口早就自由流动了，如果户籍制度损害了私隐的需要，要改进，但中国树大招风，不能排除有搞事的人。我因此认为户籍制度有保留的理由。这制度与流动人口的混淆使经济统计数字频频出错。
关于堕落的香港青年
我认为目前香港的青年上街，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校没有教有小许重量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科目。我知道上街的有人收到钱，但认为属少数。是的，我认为对中国文化缺乏认识是香港的收不到钱的学生上街的主要原因。不懂国家的文化不会对国家有归属感。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我发表了《国民教育与艺术文化》，建议香港的中小学着重于教中国的文化。如果当时香港接纳了我的建议，今天那里的学生不会跑到街上去。
香港经济要面对的困难，是他们的官员及议员一般不相信中国会不断地改革，或是他们假设他们见到的中国会停留在他们见到的。我认为香港的有关人士假设中国永远不会放开汇管，也不会大减或撤消进口关税，这些想法是愚蠢的。
关于朝鲜的改革开放
话说今年四月，到西安的交通大学授课，记不起为什么我对同学们说：「两年之内朝鲜会推行开放改革，走市场经济。」停了一下我又说：「写进你们的笔记吧，这类推断我通常对。」
要仿效中国的改革，地球上只有三个国家容易：越南、朝鲜、古巴。这三者中，朝鲜的条件最优胜。
不是为自己说话，但若干年前朝鲜管理经济的常读我的中语文章。不知他们有没有继续读下去。如果他们要读，这几年我写的关于中国的经济分析，尤其是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免费的讯息提供，我认为重要。
关于中国历史
历史也说玄宗李隆基是个聪明人，他的贵妃杨玉环不仅貌美胜花，而且是个天赋甚高、没有半点野心的好女人。只是他与她皆不懂得维护权力，落得惨淡收场。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一个发明火药与指南针的国家，一个三千年前冶炼金属的技术无与匹敌的国家，一个富甲天下数十世纪的国家，可以被一小撮需要乘船多天、没有冰箱因而饿着肚皮的西洋鬼子予取予杀予携呢？
人类历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国富甲天下！
将来的历史学者回顾，客观的，可能认为「文革」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起点！从讲道德伦理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到民不聊生到今天的以科技挂帅的地球一体化，中国竟然一下子成为主角，近于不可思议，但谈何容易哉？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见到的地球一体化是由中国带动的。然而，如果中国没有出现过那代价高得令人流泪的「文革」，我们要怎样看才对呢？
友人福格尔及巴泽尔曾经为文指出，奴隶制度不会导致无效率的经济运作（福兄为此获诺奖）。这就带到我要说的中国的旧家庭制度可以带来经济繁荣的第二个原因。中国的礼教有协助减少交易与监管费用之效。
科斯活着的时候说，五个古文化，四个没有了，但是中国还在，还起来了。中国文化曾经雄霸天下，现在又上来了。有文化的厚度。文化大革命，革来革去文化还存在。苏东坡的书法九个字，4000多万拍卖的。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搞中国不容易，有文化，不是说中国好声音中国强，但是他们要尊重中国的文化。文化的传统是不喜欢侵略外国，成吉思汗是例外，那不是中国文化。周边的国家，当时免费送给我都不要。
读书识字的中国青年没有一个不知道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但西方的学子却找不到几个听过苏东坡。结论是明显的：只要学术的发展跟得上，三十年后中国雄视地球是理所当然的事。
中国几千年前的老子、韩非子，都是经济学家，还有其他的，当时可能纸张不便，写不出长篇大论，但比照一下现在的水平，甚至一些拿诺贝尔奖的水平，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还比不上我们的韩非子、老子。
附刊书法作品一帧，是送给哈工大校庆的，八呎整张的大宣纸，写毛润之的《清平乐》，意头想来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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