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早不迟,上世纪刚好转折进入九十年代,海外学者突然抛出“告别革命”论。
凭常识,这个“激退主义”的新论是不可接受的。革命的发生无疑需要一定的条件,只要这些条件未曾消失,对革命来说就不能轻言“告别”。在一个专制、腐败、凋敝的社会里,倘使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有序的改革清除积弊,而抗议运动又不能为现行体制所吸收,那么,革命就将应运而生。
事实上,在学者扬言“告别”之际,苏东革命已然发生,倾圮的柏林墙成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景点。二十年来,世界革命并没有中断过,且愈到后来,愈带有现时代的特点。从中东革命到乌克兰革命,革命的主体落在城市中产阶级身上,街头抗议运动成为主要的斗争方式,组织公开化、松散化,容受前所未有的个人自主性,社会动员则由手机互联网迅速完成,整个过程呈现出更多的自由化、民主化和反乌托邦主义色彩,革命的手段与目标趋于一致。因此可以说,所谓“告别革命”是一个伪命题,不过是学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这种理论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颇投合九十年代以来陷于保守主义、犬儒主义的知识界的口味。结果在评骘时代人物以及各种事象时,出现诸如改革派不如保守派,革命派不如改良派的高妙的论调。此外,从“告别革命”论那里,还派生一种“自然进入”的理论,说是在无需任何社会运动和舆论压力的情况下,统治者可以实现自我调节,所以革命纯属多余,或者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云云。八十年代后期,曾经兴起过一种所谓“新权威主义”的焦大式理论,随后似乎一度遭到狙击,其实与告别革命论是前后冒头、合二为一的连体婴;或者可以说,“新权威主义”受阻之后,正好在“告别革命”论中找到它的庇护所。
从一开始,“告别革命”论便引起我的反感,从此便颇侧重于有关“革命”主题的阅读:一、历史书,主要集中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我认为 ,这四次 革命在革命历史上带有“原型”性质。二、革命家的著作,相关的回忆录和传记。三、政治学理论,包括一些思想家的论著。革命者对人类的历史境遇、阶级关系、斗争情势等有着最直接、最切实的了解,由于他们置身于革命现场,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把自己也烧在其中,所以,他们的言说用鲁迅的比喻是从血管里出来的血,而不是喷泉里的水,是我思考和理解革命的最重要的依据。科塞称知识分子为“观念人”,所谓立法者和阐释者,其实用于思想家是更合适的。他们的书往往超越具体的论域,而具有更宏放的眼光,更带普适性。至于政治学者,比较而言,偏重于技术论方面。这些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从事实到意义,从微观到宏观,使我在寻思革命的过程中,做了远行的舟楫。
全书是从多年的阅读笔记中整理而成,框架是自己的,材料是累积的,当然也是有选择的;观点基本上是他人的,我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所感悟和发挥而已。我所以将众多的史料、理论和思考的碎片组合成这样一部长篇,目的无非在于辩护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革命暴力,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暴力,而是要揭开暴力机制的复杂性。再就是,突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外,试图回答一个在我看来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革命是否已经终结?
从所记录的思考过程可以看出,激辩多于省思,浮躁于我实在是难以改变的事。行文中使用一些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的方法与观点,未能尽数列出,如有关社会运动与现行体制的关系,就借助了赵鼎新先生的观测法。我始终认为,真正的革命是解放人的,是自由的化身。对于献身革命的践行者,具有革命意识的思想家,以致仅仅为人类思考提供了概念与方法的果然“中立”的学者,我都在内心里保留着一份崇高的敬意。
感谢责任编辑翟永存女士,为了本书的出版,可谓竭尽心力。此前,魏东先生在出版方面也曾做过许多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201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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