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早不迟，上世纪刚好转折进入九十年代，海外学者突然抛出“告别革命”论。
凭常识，这个“激退主义”的新论是不可接受的。革命的发生无疑需要一定的条件，只要这些条件未曾消失，对革命来说就不能轻言“告别”。在一个专制、腐败、凋敝的社会里，倘使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有序的改革清除积弊，而抗议运动又不能为现行体制所吸收，那么，革命就将应运而生。
事实上，在学者扬言“告别”之际，苏东革命已然发生，倾圮的柏林墙成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景点。二十年来，世界革命并没有中断过，且愈到后来，愈带有现时代的特点。从中东革命到乌克兰革命，革命的主体落在城市中产阶级身上，街头抗议运动成为主要的斗争方式，组织公开化、松散化，容受前所未有的个人自主性，社会动员则由手机互联网迅速完成，整个过程呈现出更多的自由化、民主化和反乌托邦主义色彩，革命的手段与目标趋于一致。因此可以说，所谓“告别革命”是一个伪命题，不过是学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这种理论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颇投合九十年代以来陷于保守主义、犬儒主义的知识界的口味。结果在评骘时代人物以及各种事象时，出现诸如改革派不如保守派，革命派不如改良派的高妙的论调。此外，从“告别革命”论那里，还派生一种“自然进入”的理论，说是在无需任何社会运动和舆论压力的情况下，统治者可以实现自我调节，所以革命纯属多余，或者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云云。八十年代后期，曾经兴起过一种所谓“新权威主义”的焦大式理论，随后似乎一度遭到狙击，其实与告别革命论是前后冒头、合二为一的连体婴；或者可以说，“新权威主义”受阻之后，正好在“告别革命”论中找到它的庇护所。
从一开始，“告别革命”论便引起我的反感，从此便颇侧重于有关“革命”主题的阅读：一、历史书，主要集中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我认为 ，这四次 革命在革命历史上带有“原型”性质。二、革命家的著作，相关的回忆录和传记。三、政治学理论，包括一些思想家的论著。革命者对人类的历史境遇、阶级关系、斗争情势等有着最直接、最切实的了解，由于他们置身于革命现场，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把自己也烧在其中，所以，他们的言说用鲁迅的比喻是从血管里出来的血，而不是喷泉里的水，是我思考和理解革命的最重要的依据。科塞称知识分子为“观念人”，所谓立法者和阐释者，其实用于思想家是更合适的。他们的书往往超越具体的论域，而具有更宏放的眼光，更带普适性。至于政治学者，比较而言，偏重于技术论方面。这些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从事实到意义，从微观到宏观，使我在寻思革命的过程中，做了远行的舟楫。
全书是从多年的阅读笔记中整理而成，框架是自己的，材料是累积的，当然也是有选择的；观点基本上是他人的，我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所感悟和发挥而已。我所以将众多的史料、理论和思考的碎片组合成这样一部长篇，目的无非在于辩护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革命暴力，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暴力，而是要揭开暴力机制的复杂性。再就是，突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外，试图回答一个在我看来根本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革命是否已经终结？
从所记录的思考过程可以看出，激辩多于省思，浮躁于我实在是难以改变的事。行文中使用一些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的方法与观点，未能尽数列出，如有关社会运动与现行体制的关系，就借助了赵鼎新先生的观测法。我始终认为，真正的革命是解放人的，是自由的化身。对于献身革命的践行者，具有革命意识的思想家，以致仅仅为人类思考提供了概念与方法的果然“中立”的学者，我都在内心里保留着一份崇高的敬意。
感谢责任编辑翟永存女士，为了本书的出版，可谓竭尽心力。此前，魏东先生在出版方面也曾做过许多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201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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