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意大利史

【英】克里斯托弗·达根

导 论

“国家认同感”之所以难以塑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意大利统一”这一设想在19世纪之前缺乏任何政治基础。

第一章 分裂的地理因素

那不勒斯、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它们利用了自身作为当时亚洲和非洲通往欧洲北部市场的商队必经之路的优势，并且这些城邦几乎垄断了香料、染料和珍贵矿物的贸易。

虽然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位置在中世纪时是一种优势，然而到了现代，却更多地表现为劣势。16世纪大西洋航线的开辟和伊斯兰教向西扩张迫使欧洲贸易向北转移；此外，英国、荷兰和法国崛起成为新的霸主。意大利经济的衰退伴随着政治的边缘化。在17世纪和18世纪，亚平宁半岛上的事件受到北欧和西欧大国的左右。改朝换代只不过是外交谈判桌上补偿协议的产物；意大利各个城邦自身毫无发言权。这时候，外国更加看重意大利的文化，而不是经济利益。北部人来到亚平宁半岛，目的是欣赏古罗马遗迹或者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艺术品。

地中海在19世纪重新成为世界贸易中轴线计划的失败导致了意大利南北经济水平差距的扩大。中世纪早期，亚平宁半岛南部从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的紧密往来中获利颇多；同时，它也享有开明的政府和适当的政治自治。因此，诸如那不勒斯、萨勒诺、阿马尔菲和巴勒莫等城镇发展成优秀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然而从13世纪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南部逐渐与非洲和黎凡特疏远，并被法国和西班牙征服，被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被欧洲市场边缘化之后，它再也没能重获昔日的繁荣。即使在1860年后，尽管意大利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依然没能加强南部经济的竞争力，南部经济甚至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第二章 分裂与冲突：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

历经几个世纪的古罗马统治给意大利的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人们开始一本正经地砍光古老的森林，尤其是在南部，他们设想中的现代化景色就应该是遍布山野的小麦种植庄园取代森林。原有的公路网络，加上800年后修建的连接皮亚琴察和罗马的弗兰西路，直到19世纪都是陆上交通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从波河平原向南延伸的中部地区，建立起一系列半独立的城市。这些自治城邦国家构成了古罗马式行政体系的基础，它们的自治权（虽然有时有名无实）扮演了照亮中世纪市民传统的灯塔的角色。

古罗马将亚平宁半岛以及整个地中海纳入统治之下，这一成就对后来者的思想造成了强有力的影响。有一个能够消除战争和党争的强有力的君主，是14世纪早期但丁的理想。而两个世纪后的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共和国十分崇拜，他希望那些曾经让意大利崛起的市民传统能够回归。受到文艺复兴的文化思想以及它对古典社会的赞颂的影响，意大利人的挫败感从16世纪开始加深了。他们坚信，意大利人有责任努力让自己配得上他们光辉的过去。这种信念鼓舞了复兴运动时期的许多爱国人士。但是负面影响是，它也成为法西斯主义和军事侵略的借口。

西罗马帝国并非一夜之间倒塌，而是逐渐崩坏的。传统上公认的标志性事件——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皇帝（the Emperor Romulus Augustulus）被蛮族人奥多亚塞（Odoacer）废黜——并没有得到西方史学家的过多评论。至少从2世纪开始，随着罗马军团经过巴尔干半岛向亚洲挺进，意大利就逐渐失去了在帝国里的核心地位；并且，在君士坦丁大帝（the Emperor Constantine）于326年将帝国首都东迁之后，半岛的城市人口开始逐渐减少，农业也不再繁荣。公元1世纪之后，意大利血统的君主已相对稀少。4世纪末，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斯（Saint Ambrose）将博洛尼亚、摩德纳、皮亚琴察和其他艾米利亚大道上的城镇形容为“断壁残垣”也不无道理。

公元5世纪末，东哥特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并没有对罗马传统造成很大破坏[唯一表明他们曾经存在的标志是位于拉文纳的狄奥多里克（死于516年）的陵墓]；但是这次入侵确实带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破坏性战争，从而导致了半岛的政治统一被摧毁，古罗马遗存下来的体制被破坏。53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决心从蛮族手中夺回意大利，八年时间里，在贝利萨留（Belisarius）和之后的纳尔塞斯（Narses）的指挥下，他的军队和哥特人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战斗。“哥特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浩劫，饥荒随处可见。公元556年，教宗柏拉齐一世（Pope Pelagius I）用“荒凉”来形容他的意大利领地。在一片混乱中，教会开始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角色。

568年，另一波入侵者从意大利北面南下而来。伦巴第人是半游牧民族，擅长养马和打仗，对文明艺术知之甚少。在击退拜占庭人，并将他们限制在南部一隅和拉文纳东北部后，他们建立了新的以帕维亚为中心的王国，但是实权掌握在帕维亚“公爵”手中。从政治上来说，伦巴第的入侵是个分水岭：它清除了半岛上所剩无几的政治统一，因为尽管伦巴第人有高超的作战能力，却从未试图征服整个意大利。东罗马帝国继续统治着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南部部分地区；而教皇为了维护其对教会的统治权，则努力维持罗马和周边领地的独立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尽管从政治角度来看，伦巴第的入侵有几分转折点意味，但从其他许多方面看来，它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伦巴第人显然很尊重并且大量借鉴当地社会文化，而不是推行自己的文化。至少，统治者皈依了基督教；并且至8世纪，大多数伦巴第人抛弃了他们传统的穿着打扮——彩条服饰和中分长发——而接受了更加素雅的罗马风格，纷纷剪短了头发。他们甚至可能丢弃了自己的语言。注重亲属关系和私法正义的伦巴第法律与罗马法相融合。至少，社会上层人士的文化水平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很高的。

对南部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的是阿拉伯人，继17世纪在北非的迅速扩张之后，他们发动了一系列针对西西里岛和半岛沿岸地区的突袭。827年，在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夺走西西里岛之后，战事达到顶峰，坎帕尼亚、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相继失守。虽然当时的记载有些夸张，但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西里岛的确相当繁荣。出现了大量技术创新，包括水库、水塔和水力制糖厂。银、铅和硫黄得到开发；许多新的农作物被引进。根据10世纪一位旅行者的描述，巴勒莫成为耀眼的首都，拥有的清真寺的数量在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城市中仅次于科尔多瓦。

也许是为了取得主动权，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宗利奥三世（Pope Leo III）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这位法兰克国王举行了加冕仪式；查理大帝因此获得了“罗马人皇帝”的头衔。这一事件的法理依据就是被称作《君士坦丁赠礼》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4世纪初时，君士坦丁大帝为了赎罪，曾将帝国所有西部领地赠予教宗。尽管这是教会约在750年伪造的文件，但是这个赠予协议依然成为之后教皇所有和世俗君主争权的依据。然而，吸引查理大帝的是在意大利的实权，而非教皇的妥协；他和他的继承者们显然认为他们有凌驾于教会的权力。这种矛盾是之后几个世纪双方激烈冲突的根源。

为了抵制日耳曼皇帝的统治，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市共和国将“自由”作为理想宣言。为了保卫权力不被篡夺，行政长官定期轮值，所有的执政官都对城市共和国庄严宣誓。然而，这并不是组建强有力的政府的良方。来自共同敌人的威胁——地方封建伯爵、其他城镇或者皇权——也许能在市民中产生暂时的团结感，但是大部分时间里（12世纪末和13世纪愈发明显），派系斗争导致的动荡才是普遍现象。大街上弩手互射、建筑物被焚毁、许多人伤亡，这样的激战时有发生；并且有时候——比如1177年和1179年之间的佛罗伦萨——近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城市共和国面对派系斗争的动荡所表现出的无力，部分原因是家族关系的强大。尤其在富人中，亲属关系十分重要，并且是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基础。家族和家族联盟对权力的争夺反映并加剧了城市共和国的政治脆弱性。几乎所有的执政官都来自地主贵族和富裕商人阶层。

1303年，由于和法国国王在有关神职人员课税的问题发生争执，教宗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被国王下令逮捕，以后教皇权威降至最低点。此后的教皇们认为，明智之举是从意大利脱身，1316年，教皇在阿维尼翁（Avignon）建立新教廷，并在那儿享受了60年相当程度的自治。同时，教皇在拉齐奥、翁布里亚、马尔凯和罗马涅等地的辖地被诸如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和乌尔比诺的蒙泰费尔特罗（Montefeltro）等暴君瓜分了。直到15世纪下半叶，教皇才再次作为主要政治力量出现在半岛上。

第三章 没落与改革（1494—1789年）

第四章 民族问题的产生（1789—1849年）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成为这些思想的催化剂。攻占巴士底狱和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受到了大多数意大利知识分子热情洋溢的喝彩。一些人动身前往巴黎；还有些人——包括米兰的彼得洛·韦里（Pietro Verri）——则留在国内，试图利用社会动荡的潜在威胁迫使政府实施新的改革。然而，雅各宾派的崛起和1792年9月的大屠杀及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统治使许多温和派人士的幻想破灭了。其中就有剧作家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作为一名大半生都在欧洲游历的皮埃蒙特贵族，他的大部分基于古典题材创作的作品包含了对暴政的强烈谴责和对意大利的热爱。他早期对革命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1792年，他离开巴黎前往佛罗伦萨，之后花费了数年时间创作的作品《憎恨高卢》（Il Misgallo
）中讽刺了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导致了意大利各城邦的改革运动戛然而止。人们普遍认为是启蒙思想导致了法国的秩序崩溃，害怕失去王位的君主们重新实行之前的专制统治。审查制度变得更加严格，秘密警察遍布，甚至努力试图保持改革主义传统的托斯卡纳也恢复了死刑制度，并且部分控制了粮食贸易。从都灵到巴勒莫，共济会会员受到了公开的迫害。尤其让当局感到担忧的是18世纪90年代农民群体中越来越多的暴力骚乱。尽管这些暴力骚乱主要针对的是地主的压迫或繁重的税收，但政府很明白，这是广泛的社会危机爆发的信号，而这种危机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革命。

拿破仑在意大利短暂停留时期有一段著名的插曲：1796年9月意大利举办了一则有奖征文的竞赛，题目是“什么样的自由政体最适合意大利的福祉”。意大利已经意味着一个“国家”；参与竞赛的人被要求通过“回想意大利往昔的光荣岁月”来培养民族感情。大多数作者赞成法国大革命中的主流政治思想，建议创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但是少数人——比如雅各宾派领导人乔瓦尼·让策（Giovanni Ranza）——考虑到意大利不同地域的风俗和方言各不相同，认为必须采取联邦制。最终胜出的是梅尔吉奥雷·焦亚（Melchiorre Gioia），他的设想是高度统一的共和国，通过实行一套统一的法律体系来瓦解地方习惯和实践，并且创造“民族”文化。

拿破仑时代在其他方面同样对意大利未来的发展影响巨大。关税壁垒的打破、新商法典的颁布以及与北部繁荣的市场联系得更加紧密使意大利商人受益匪浅；这几年建成的主干道——特别是那些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干道——进一步表明一个先进而又果断的政府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加富尔家族和达泽格里奥家族将这一点牢记在心。此外，意大利融入欧洲整体的现实在很多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人看来无疑像梦想成真；数以千计的意大利人在拿破仑军队中的优异表现似乎显示出这种新的统一所带来的活力。这激励了那些一度感到“意大利民族”背负着——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衰落、懦弱和道德腐败包袱的人。

第五章 意大利的统一

第六章 自由国家和社会问题（1870—1900年）

第七章 乔利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的兴起

大多数意大利人，特别是南部的意大利人，都没有受到“乔利蒂繁荣”的影响，仍然挣扎在生存线的边缘。甚至生活水平远高于很多农民的工人，在1911年时，年均收入也只有435里拉，其中大约350里拉要用来购买食物。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应该是中产阶级，据估计，1890—1914年，他们在私有财富总量中的份额从25%上升到了36%。1904年时，安萨尔多（Ansaldo）公司的主管每年的工资达10000到60000里拉，工程师是3900里拉，会计和秘书是1700里拉左右。1910年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是2000里拉多一点，教授是2440里拉。

然而，中产阶级的富足并不意味着意大利知识分子就业不足的老问题已经解决。南部有限的经济机会使得需要较高学历的工作和公务员这样稳定的工作更具吸引力。从19世纪末开始，南部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官僚体系，这种情况（尽管公务员体系大幅膨胀）给原本安全的中产阶级造成了不断增长的压力。1899年一名议会代表这样描述这批人，“幻想破灭的大学毕业生，靠希腊语和拉丁语谋生，却濒临饿死。这群人共同构成了新型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他们比普通无产阶级更加悲惨，更加来势汹汹”，也更加难对付。
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乔利蒂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此动荡不安，以及意大利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现代化导致了这种矛盾与不确定性。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人物、富有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畏惧唯物论及其相关学说——实证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民主主义，他担心对财富（mammon）的追求会腐蚀社会机体，扰乱民众，并剥夺受教育者政治和道义上的领导地位。从1903年开始，克罗齐和他的追随者们[其中有西西里的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踏上了把中产阶级从实证主义拉到理想主义阵营的征程，实证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十分风靡，支撑着社会主义的前进，然而现在却沦为“受奴役者反对苛刻和苦行的科学叛乱”。
克罗齐的“新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并带有侵略性的精英主义色彩，而这恰恰是治疗“乔利蒂时期”广泛传播的反现代、反民主思潮的良药。一些年轻的中产阶级空有知识却无实际技能，财务状况岌岌可危。他们不满于技术专家和产业工人中间传播的新主张，便通过写作抒发心中的愤懑。20世纪早期见证了一系列激进的杂志，其政治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反对唯物论为主题。比如1903年创刊于佛罗伦萨的《利奥纳多》（Leonardo
），在第一期中就对无线电报进行了颇具特色的攻击：“对于愚者来说，不用电线传递信息就像是上帝的神迹一般，但它除了是某种材料方法的替代品以外还是什么呢？”这种科技发明可能可以使生活更快捷，“但不会使之更深刻”。

对于给这些杂志供稿的愤怒的年轻人来说，反唯物论并不总是意味着拒绝现代性。他们并没有那么讨厌工业化的进程或者变化本身，而是不喜欢其背后的精神——认为生活的至高境界是中产阶级不受欲望和危险所扰的舒适生活（前财政官员乔利蒂似乎认为这就是生活的体现）。而未来主义者是由个性张扬的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asso Marinetti）带领的一群主要来自米兰的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从1909年起就在一系列宣言中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不敬。他们认为现代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现代机器被称赞并不是因为飞机或汽车使得生活更加舒适轻松，相反，是因为它们使生活更加跌宕起伏，更不稳定和更危险。
这些杂志（例如《声音》）或者团体（如未来主义者）的影响很难衡量，也不应该被夸大。然而，乔利蒂没能成功建立为其政策服务的智力支撑平台（即使他很努力地尝试了），这削弱了他的权威，尤其是在本来就无法理解其做事逻辑的中产阶级中。意大利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社会主义的威胁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此《声音》的愤青们和未来主义实际上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并发现自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同情。他们的想法——最初的时候过于偏激，而且相比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更清楚他们憎恶什么——开始形成连贯的政治纲领，1918年之后，法西斯主义的大部分内容都衍生于此。

1860年时，乔利蒂才18岁，他没有参与意大利复兴运动，这使他和诸多前辈相比，在思考意大利新的社会政治方向时，心理上更加不受束缚。他来自皮埃蒙特，直到40岁以前都是公务员，最高晋升到审计法院秘书长一职。他冷静务实，不好花言巧语，在一次极罕见的情况下他在演讲中引用了但丁的语句，议会的听众不禁发出了惊叹声。然而他这种低调处理政事的方式却遭到了许多冷嘲热讽，他自然而然开始认为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有他们的底价，都可以被收买。他很少有所顾忌，有一次还用“给驼背试穿正装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比喻来为自己干预选举进行辩解。
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缺乏使很多乔利蒂的评论家犯了难。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焦阿基诺·沃尔普（Gioacchino Volpe），对自由主义局限性的担忧使他先加入了民族主义党，后来又投向了法西斯的阵营，他在文章中写道：“乔利蒂似乎从来没有……除了眼前利益、维持秩序和个人福祉以外更高的目标……他从来没有使用情感的力量使人产生信心，并把别人吸引到自己身后……他永远不可能像鼓舞人心的神话一样，凭空创造出一个伟大国家的海市蜃楼……他唯一所关心的就是有许多限制的当下，以及所有可以直接实现的东西。这些都是科学、理性和常识的问题，以及它们的优缺点。”
乔利蒂也许缺乏理想，但至少不缺政治远见。他见证了克里斯皮和佩卢克斯在19世纪90年代用独裁阻止社会主义发展的企图，得出了要改变策略的结论（虽然起步较晚：像其他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最初是支持佩卢克斯镇压措施的）。随着经济逐步复苏，他计划将部分新的财富分配给工人阶级，以此引导社会主义政党放弃革命，转而以较为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和政府合作。就雇主来说，他们可以得到不那么激进但更高效的劳动力。“用低工资带动产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低工资就像不良的饮食，一个营养不良的工人身体和智力都会虚弱”。

乔利蒂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让人不禁联想起（至少从精神上来说）启蒙运动；但他的皮埃蒙特出身决定了他首要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和综合实力，而非社会正义。从他写的一些话里可以看出他的工作重点：“降低工资水平也许符合产业家的利益，但肯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的错误。”乔利蒂的中心策略是政府对劳资纠纷保持中立，这和以往的做法截然不同，因为在过去，警察和军队往往被用来平息罢工和恐吓工人。乔利蒂希望工资水平由供求规律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工人阶级把国家当成他们的敌人。

通过这个策略，乔利蒂得到了意大利社会党（Italian Socialist Party，PSI）主要成员的支持，他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除非意大利先完成工业化进程，创造一个现代的资产阶级和工厂无产阶级，不然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对于很多党内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有时似乎甚至掩盖了革命的既定目标。党的议会代表团尤其如此，1900年时它共有32位成员；乔利蒂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理解我们……哦，只要他能从复苏国家经济出发，塑造一个强大的、真正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心脏”，他们中的一员克劳迪奥·特里夫（Claudio Treves）如是说，“对他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和恩惠啊！”

乔利蒂对工人阶级的友善不仅体现在不干涉罢工上，他还提出了意大利第一个重要的社会改革计划。1902年颁布的法律规定，禁止雇佣12岁以下的儿童，女性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自1907年开始，每周都必须有一天休息日。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比如禁止面包店夜间工作；1910年建立生育基金，为某些职业建立疾病和养老基金。1898年，国家自愿保险计划开始实施，但是因为和既得利益有冲突，所以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该计划才得以发展壮大。公共工程方面争议较少，到1907年，政府支出比1900年时多了50%。

对很多企业家来说，只要经济景气的状况持续，利润有所保障，他们都会把对乔利蒂疑虑藏在心里。1897—1907年，工业企业的工资每年实际涨幅是2.2%，人均生产率上升了几乎3%。但是到了1907年之后，特别是1912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厂商们为了订单和合同，组织起了卡特尔，进一步对政府施压。乔利蒂对工人的仁慈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恼怒。他们认为，意大利作为世界工业舞台的后来者，不能指望它在不严重损害产出和竞争力的条件下赶上英国或德国的劳工关系。生产必须优于社会公正，否则意大利将一直都是一个贫穷的二流国家。

意大利雇主对乔利蒂的敌意不断加深，这削弱了乔利蒂的政治实力，这时他的计划已经因为内部矛盾而濒临失败。一方面，国家针对劳工纠纷的中立立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罢工过程中，暴力现象时有发生。究竟是警察还是工人挑起或开始的，这个很难确定，而且双方经常互相推诿指责。此外，由于乔利蒂很大程度上倚靠南部代表来保障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奉行双重政策：在北部实现工业现代化，而在南部则要保留大庄园经济、外居地主和封建残余，以及严苛的不人道的劳工关系。
如果社会党一致支持乔利蒂的政策的话，上述的矛盾就不那么重要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社会党党内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改革派——比如克劳迪奥·特里夫（Claudio Treves）和菲利波·图拉蒂（Filippo Turati），他们都是受过大学教育、有严格原则的高尚人士，坚信实证主义，认为社会是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发展的，并坚持深刻而慷慨的人道主义；另一派是激进的革命派，他们拒绝“合作主义”，并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在政治中把非理性的要素（意志、直觉、暴力和神话）放在首位。在革命派中，工团成员尤其激进，他们希望通过融合总罢工、工团或工会的政治经济力量夺取政权。

乔利蒂无力阻止警察向罢工者开火——1900—1904年，有超过200人的伤亡——这对他的政治政策是致命的打击。社会党中的革命派斥责这些所谓的“屠杀”，并谴责那些认为和乔利蒂合作才能有好结果的改良派成员。1904年，革命派在党的代表大会中获得了胜利，1908年，改良派重新赢回了多数，然而1912年，他们又输给了由一些年轻的叛乱煽动者[比如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率领的革命派。因此，乔利蒂没能“改造”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讨好左派的努力也失败了，意大利政治的两极分化似乎比以往更严重了。
最反对乔利蒂政策的是一群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作家和记者，他们被统称为民族主义者。20世纪早期，他们就开始在佛罗伦萨以文学杂志为媒介来表达他们对意大利资产阶级和自由议会制度的不满，认为这一切过于虚弱腐败，无法将国家从社会主义的威胁中解救出来。对他们来说，乔利蒂的实用主义、缺乏理想，以及极端主义可以被合理收买的想法，是造成意大利统治阶级失败的原因。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加有力的独裁政府，以此来激励民众，消灭阶级斗争，带领国家走向强大。

民族主义者绝非一个目标一致的团体，与其说他们有严格统一的思想，倒不如说他们是因为共同的激进主义论调而结合起来，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自由主义。然而，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战争作为激励资产阶级和创造集体使命感的工具的价值。他们认为，意大利人必须意识到国家是高于个人的，个人自私的物欲（社会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极致，乔利蒂是它的侍从）必须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战争会教会意大利人如何为理想献身，它也将清除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谓的“愚蠢的人道主义情怀”，并建立一个新的统治精英集团。

1907年之后，意大利的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乔利蒂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忧虑，这给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尤其是企业家相当认同民族主义的观点。他们非常希望对社会主义者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们（至少有些人）还希望增加军事支出，此外，他们也认同“国家利益”等同于更高的产出的观点。国际动荡和由巴尔干半岛或非洲殖民竞争引发的欧洲战争威胁，都使民族主义者的呼声更高。1910年，他们在佛罗伦萨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知识背景的民族主义者云集于此，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Italian Nationalist Association）由此诞生，在之后的几年里，它把民族主义变成了意大利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

在意大利好战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1911年9月乔利蒂做出了入侵利比亚的惊人决策。他的动机十分复杂：7月摩洛哥危机之后，他似乎担心法国会入侵的黎波里塔尼亚。此外，他热切地想要保护意大利最近几年在利比亚的经济投资。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内的因素。他希望一场漂亮的胜仗可以安抚民族主义者，也可以限制社会主义者（或者至少他们的议会代表）的立场选择——支持或反对政府。此外，有迹象表明，即使是以分裂党为代价，一些改革派成员也已经做好了进入内阁的充分准备。
乔利蒂的政治算盘完全打错了。虽然入侵本身还算成功，但是代价昂贵，而且意大利骑虎难下，它永远没办法完全控制这块殖民地（在接下来的30年里，数万甚至数十万阿拉伯人为反抗意大利统治失去了生命）。民族主义者并不赞成打仗，他们认为乔利蒂的决策并不恰当，并以此为武器，进一步攻击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和议会制度。社会主义者也谴责这种侵略行为，他们原本可以被“改造”并支持宪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一些改革派的成员退了党，但大部分都留了下来。他们遭到了革命派的嘲弄，革命派认为，事实证明他们对乔利蒂的不信任是正确的。
利比亚战争摧毁了乔利蒂主义的体系。极左派和右派的声望和规模不断壮大，并因为自由主义中间派的道德破产而汲取了更多的养分。民族主义者开始结成反体系的党派，由于一名出色的律师阿尔弗雷德·罗科（Alfredo Rocco）的努力，到1914年，他们已经描绘出新型国家的蓝图：服务于“国家”的而非个人的需求，每个“生产者”（管理者和工人）都要遵守庞大的工会组织所制定的准则。意大利社会党当时由革命派领导；到1913年12月，工团主义者共有10万人；无政府主义者也重新开始活动，参加了1914年6月的这一段时期后来被称为“红周”（Red Week）的一系列暴动和罢工，惊动了整个意大利。
乔利蒂无法通过“改造”社会主义者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于是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天主教徒。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稳步改善，随着社会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敌对性似乎减弱了，甚至成了对抗唯物主义的潜在盟友。1904年，教皇禁令或者说教廷的“不参政”政策第一次得以放松，不支持社会主义的天主教徒可以参加选举。在1909年的选举中，大约150个选区取消了“不参政”政策，在一些天主教盛行的地区（例如威尼托），投票人数显著上升。一些天主教代表甚至进入议会，尽管罗马梵蒂冈教声明，在任何意义上，这些人都不代表教会的意见。

这种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和解完全是事务性质的，并不具有官方性质，除非罗马问题得到解决。而在这一点上，不管是乔利蒂还是他的更激进的支持者们都不准备做出让步。事实上，乔利蒂曾说，教会和国家就像“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这种严格的原则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自由派未能将庞大的天主教组织结构和国家稳固地联系起来。在1913年的选举中，天主教选举联盟（Catholic Electoral Union，由庇护十世设立、动员信徒投票的组织）支持自由派候选人，以换取政府的某些承诺，但这一交易本应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当消息泄露时，乔利蒂在议会中遭到了反对，他的政府也随之倒台。乔利蒂本人则否认这场交易的存在，导致教会与国家走向正式联盟的希望破灭。
乔利蒂在1913年的选举中是需要天主教的帮助的，因为此前一年（本来是要作为诱饵将社会主义者纳入政府的）新选举法的颁布使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有了选举权。他的目的之一是利用农村增加的选票作为抗衡城市的保守力量；事实上，支持政府的代表数量只减少了约60人，511人中选出了318名代表。而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稍稍增加了一些，从41人到79人。这似乎证明乔利蒂的希望变成了现实。然而，自由派也指望依靠天主教组织取得相应的成功。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形式的党派机构去应付大量的新选民；过去的方法像庇护主义和地方干预也已过时，（至少以其当时的形式）没办法保证工人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选票。
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国家在意大利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一个问题。“乔利蒂时期”恰逢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人口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在南部，并没有感受到丝毫变化；考虑到社会主义的斗争性，甚至一些城市中（主要是北部）受益的中产阶级也不得不对这种经济“进步”的政治智慧表示怀疑，这种怀疑态度一直持续到1914年。然而，如果没有物质要求的话，意大利自由主义还能代表什么呢？“与我们的天主教同盟不同，我们无法在天上创造天堂，”1913年自由主义者领袖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如是说，“也不能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伙伴那样，在地上建造天堂”。相反，他声称，“意大利自由主义的真正本质是爱国主义”，正是秉持着这一信念，1915年，他带领意大利走向了战争。

1914年夏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并不想参与其中。1882年，德意奥三国签订条约，组成了三国同盟，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意大利当时仍然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盟友；但由于奥地利在未征询意大利意见的基础上对塞尔维亚开战，违反了条约的条款，意大利政府因而认为它对轴心国没有义务，暂时保持中立。这似乎符合国家当时的社会风气，但并没有使所有人都满意。有些人坚持认为，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它将在未来的领土问题上被排除在谈判桌外——特别是有关巴尔干半岛的利益——这将是严重的损失。另一些人则出于国内因素的考虑，强烈希望意大利参战，因为他们认为意大利能够借助一场战争而崛起。
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都持强烈的主战意识，虽然他们在“意大利应该支持哪一方”这一点上并未达成一致。从20世纪初开始，这群知识分子就被打上了反实证主义的标签，他们还曾强烈地反对乔利蒂。未来主义者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战争是世界唯一的出路”，马里内蒂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欢呼道：“这是有史以来最美的未来主义诗歌。”民族主义者认为意大利的参战行为是“国家”反对议会的一种手段，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破坏议会，掀翻这个吃里扒外和卖主求荣的小人的贼窝”。很多知识分子把战争视为塑造民族共同体、完成复兴运动使命的一个契机。
支持参战不仅有政治右派，左派的很多成员也认为意大利应该在这场战争中分一杯羹。民主党人、前社会主义者盖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认为，战争经历可以让意大利民众更具政治意识，他因此更加坚决地拥护战争，坚信战争可以最终打破旧的尤其是南部精英权力。更偏激的左派、一些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相信加入战争可以为革命创造合适的条件，社会党一些人士也认同这一观点，特别是党机要报刊的编辑——才华横溢但喜怒无常的墨索里尼。1914年10月，墨索里尼公开表示他对参战的支持，但随即被开除党籍。

主战派极具煽动力，并随时准备使用一切手段将国家推向战争。然而，他们仍然是少数。意大利社会党坚决保持中立，因此成了唯一中立的西欧社会主义党派。天主教的总体意见也是反对战争，大多数自由主义代表亦是如此。乔利蒂说过一句著名的话：通过和其他国家谈判来保持中立，意大利可以得到的“相当可观”。大部分商人对战争可能造成的破坏表示担忧，但同时他们也担心如果意大利置身事外，最终可能会失去对它来说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的进口，特别是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原材料。

最终，在首相和外交大臣背着议会的秘密交易下，意大利被带进了战争的漩涡，军队甚至国王对此次谈判显然也一无所知。1915年5月初，当意大利参战并和法英两国站在一边时，遭到了强烈的抗议。约300名代表将他们的名片留给了乔利蒂，以此表示他们反对参战。但为时已晚。此时反悔，意大利将颜面尽失。未来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还有其他的主战派，包括墨索里尼，举行了一系列喧闹的集会，“整个国家”发声了。大势所趋，国王无可奈何，意大利就此参战。

回顾历史，1915年5月的事件似乎是自由主义在意大利历史上的转折点。墨索里尼、邓南遮和其他主要的战争支持者，因为意大利的参战而赢得好评；他们声称，这是和议会及其他国家的敌人——尤其是社会主义者——积极抗争的成果。他们说这是一场革命：“真正的意大利”——拥有广场、英雄主义理想和爱国热情的意大利，战胜了“政治的意大利”——那个充斥着腐败、自私和懦弱的政客的意大利。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意大利人对参战的反应是沉默；这种沉默也许并不代表抵抗或者冷漠，而是他们的顺从。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约500万意大利人应征入伍，他们中超过60万人在弗留利和特伦蒂诺阿尔卑斯丘的战壕里战斗至死。大部分前线士兵是来自南部的农民，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从奥地利手中夺取蒂罗尔和伊斯特里亚南部“待解放”的领土与他们不相关。即使是用当时的标准衡量，军队的条件也十分艰苦：口粮很少，工资极低，一年的假期只有15天。纪律也很严苛：找不到犯错的人时，大规模屠杀就会受到鼓励；1915—1919年，近30万士兵被送上军事法庭大多数是因为开小差。

这场战争的政治悲剧由此奠定。1915—1918年，不仅1914年前威胁意大利的自由及稳定的缝隙没有修补，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分崩离析。社会党已经不可挽回地跨越了宪法的围栏；教皇呼吁战争只是“毫无意义的屠杀”（一些将军因此认为他应该被绞死），对天主教的怀疑和仇恨愈演愈烈；政府也因为没能取缔失败主义者（社会党）而受到民众谴责。此外，军方坚持不让政客插手战争（从1916年8月开始，政客被禁止进入战区），意味着胜利并不能为议会带来好处或声誉，不仅如此，当战况不佳时，军方还会指责政府。

政府（和议会）因而陷入进退两难之中。尽管新首相奥兰多（Orlando）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后采取了一些有力的举措，但是意大利统治阶级及其在一战中应运而生的自由制度的声誉并没有好转，反而可能更差了。这很不幸，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对政府来说，要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满足战争的生产需求，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比如，战争开始时，意大利只有600挺机枪，到战争结束时有20000挺；到1918年，意大利的重炮数量甚至超过了英国；还有飞机制造业，1914年几乎是从零起步，到1918年时，10万劳动力能生产约6500架飞机。
如此惊人的成就要归功于国家规模空前的计划与调控。所有企业都必须为战争努力，并被指定为战争“辅助”单位。它们的价格和生产目标也都由政府委员会指定，员工须遵守军队纪律。原材料特别是煤的分配受到严格的管控。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有超过2000个战争“辅助”企业，绝大多数在西北部。其中一些企业的规模扩展了很多，完全不是初时的模样。比如菲亚特，1914年时它有4300名工人，汽车产量为4800辆；1918年，工人数超过了4万，汽车产量也上升到25144辆。还有安萨尔多（Ansaldo）公司，它的员工人数从6000人增长到5.6万人；战争期间它的产能巨大，包括3000架飞机、20万吨商船，以及国内超过46%的火炮。
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是战争的结果，事实证明，调整到和平模式十分困难。这不仅是政府订单减少的问题，也是主要市场转型的问题——从军用市场到民用市场。人们的预期也发生了变化，这使恢复战前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困难。为战争贡献良多的感觉使很多工人有了全新的政治价值感，1918年以后，在面临失业威胁、生活水平下降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而对于习惯了国家大力支持的雇主来说，政府恢复中立使他们十分愤慨，感觉遭到了背叛。
然而，比这些经济上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创造的神话。意大利不仅从战争中幸存，而且事实上它成为战胜国——1918年10月，在卡波雷托的屈辱整整一年后，意大利军队穿越皮亚韦河到达维托里奥威尼托（Vittorio Veneto），在最后一次进军中击退奥地利，宣告战争胜利——这意味着一整套政治和道德的价值体系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有力地挑战了意大利已经不堪一击的自由主义身份。这场战争标志着1915年5月目标的胜利，这无疑带来了积极的结果（如爱国主义和对强力领袖人物的渴求），然而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即对社会主义、平等、唯物主义、议会、人道主义、民主和实用主义的憎恶。

当时，墨索里尼和支持他的那些未来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还茫然无措。他们对战争有共同的信念，并且都厌恶议会自由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明显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纲领。1919年11月，墨索里尼陷入了困境：没有法西斯的代表当选议员，甚至在他自己的家乡，罗马涅的普雷达皮奥，他都没有赢得一张选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右派靠拢。1920年间，法西斯计划中带有明显左翼色彩的内容被放弃。剩下来的则是各种情绪的混合物：强烈的爱国主义，对战争正当性的坚信，对民族伟大的关切，还有对社会党不断增强的厌恶。法西斯主义由此开始吸引了意大利社会中比较保守一派的注意。

1920年末法西斯运动突然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开始涌现一些准军团，或者说“敢死队”（Disperata squad），它们通常由前下级军官领导，受到当地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他们一开始在伊斯特里亚和阜姆活动，对讲斯拉夫语的理事会和机构发动“爱国主义”袭击；但是从深秋开始，他们将矛头指向了更大的全民公敌——社会党人。经济衰退、工厂被占领以及最近的一些行政选举，都放大了社会党在大多数人心中的险恶形象。到1921年的春天，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了全民运动。它的根据地在波河流域（费拉拉、博洛尼亚和克雷莫纳等小城镇）和托斯卡纳，这些地区的农民和农民工最有组织也最激进。
敢死队由年轻人组成，很多都只有十几岁，包括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还有很多是不满于社会党的土地集体化政策的小农或者佃农，他们中很多人参加过战争。其宣称要恢复意大利的法律和秩序，把它从布尔什维克暴政的魔爪中解救出来。那些曾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受害者们（包括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公共部门的雇员，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相对工资水平在1919—1920年间急剧下降）对此表示认同。对敢死队的成员来说，他们只是在做自由主义政府没有决心去做的事情。殴打和杀害社会主义者，焚烧洗劫劳工之家和社会党的总部，逼迫敌人喝下蓖麻油，这些都很容易被当作拯救国家的狂热的爱国主义行动。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彻底土崩瓦解。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层则消极地袖手旁观，其中一些人甚至在危急时刻帮助法西斯促成了党的分裂：1921年1月，在利沃诺的大会上，安东尼奥·葛兰西和他的朋友们厌恶之中步出会议厅，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Italian Communist Party，PCI）。只有少数社会党成员继续跟随安东尼奥·葛兰西。在5月的选举中，共产党在议会中只获得15个席位。他们比边缘力量要好一些，胜在领导人的质量而非他们支持者的数量。然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他们使意大利社会党的士气更加低落；还为法西斯做了出色的宣传：意大利国内如今有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敌人了。

对1921年春天和冬天爆发的法西斯运动，墨索里尼和其他人一样惊讶。这也点醒了他。早期的法西斯组成人员有工团主义者、未来主义者以及激进的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相反，黑衫军（squadristi）是一群粗鄙的反动人士，事实上成了资助他们的一些当地地主和商人手中的工具。驱使他们的主要力量是对社会主义的盲目仇恨和对暴力的热爱。此外，他们还很难控制。他们的首要效忠对象是冲锋队队长（ras）——激情澎湃的造反者，如克雷莫纳的罗伯特·法里纳齐（Roberto Farinacci）、费拉拉的伊塔诺·巴尔博（Italo Balbo），还有博洛尼亚的莱昂德罗·阿尔比纳蒂（Leandro Arpinati）。1921年一年里墨索里尼都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权威，他甚至在夏季试图正式与社会党议和，但黑衫军激烈反抗，并威胁要罢免他转而支持邓南遮。

墨索里尼个人的倾向也许是以一种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方式进入政府——这也许是萨兰德拉所领导的联合政府中那些法西斯部长的提议。但是黑衫军并不买账：他们要革命。在10月24日那不勒斯的一个群众集会上，4万人要求向罗马进军。
向罗马进军的想法有其历史渊源。在马志尼和加布里埃尔及其民主派追随者看来，这既是国家重生的标志，也是人民当家做主并开创新的伟大精神时代的手段。然而，1922年10月法西斯向罗马的进军丝毫谈不上光荣。瓢泼大雨中，三队由武装不周的青年男子组成的散漫队伍在首都汇聚。一些邮局、警察局和辖区被占领。墨索里尼留在了米兰，靠近瑞士的边境，远离此次行动：他似乎并不相信此次冒险会成功。但是国王（出于一些未知的原因）胆怯了，拒绝授权军队开火以驱散叛军；墨索里尼被召唤到罗马，在39岁时成为意大利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

第八章 法西斯时期秩序回归（1922—1925年）

第九章 共和国抵抗 （1943—1945年）

盟军从南部的推进缓慢而艰难。德国人负隅顽抗，而美军又想无论如何都要为进攻法国预留实力。然而，缓慢的推进为抵抗运动的出现留出了时间，这对意大利的政治未来走向十分重要。第一批游击队出现在1943年9月。许多游击队由曾经的军人或逃脱的战犯组成，他们躲进山区以逃离纳粹，并且在当地农民的支持下生存下来。他们实施破坏和突袭行动，同时也会报私仇。这意味着，有时抵抗运动既可以被看作解放战争，有时也可以被看作内战。
这些游击队很快被收编为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和20多年前的黑衫军情况很像。共产党宣称拥有最多的追随者，大约5万名抵抗战士，占所有活跃分子的一半以上。其次是行动党，这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组织，主要由著名知识分子领导，他们渴望消灭法西斯主义的道德污点。行动党成员和他们的领导人——费卢西奥·帕里（Ferruccio Parri）——成为政治大清洗最坚定的倡导者。第三大组织是天民党，其成员得到了许多神职人员的积极支持。最后是社会党和自由党，前者与共产党结盟，后者规模很小，有君主主义倾向。

游击队为战胜法西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对政治神话的贡献更加突出。意大利的新秩序将建立在“抵抗者的价值观”民主、自由、正直、责任、开放和现代之上。意大利将重新开始：它将扫清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污点，打破旧的权力结构，释放人民——现在被普遍看作受独裁统治压迫的“受害者”——中间积聚的道德力量。“摆脱长官意志！”1944年7月，后来的意大利总理路易吉·易诺第（Luigi Einaudi）大声疾呼，“废除所有中央集权机构……国家的统一并不是长官意志的产物……而是依靠意大利人民，那些必须付出代价、犯过错误才能学会自我管理的人民”。

和这股净化风气的“北部之风”相伴的是深刻的民族谦卑感以及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强烈愿望，不只是战败的结果。这同样也是意大利长久以来对现代性的辩证认识的一部分，它出现于18世纪，持续到复兴运动时期，也正是它导致了这几十年来的政治急躁和愤怒。法西斯主义曾寻求建立本土认同感的方法；但是它的失败只是增加了不安感：“法西斯主义，”1944年，作家科拉多·阿尔瓦罗（Corrado Alvaro）说道，“是摆在欧洲面前的一扇窗，当代的问题通过这扇窗质问着那些自卑的、在别处寻求幻觉的国家。”
然而，对道德回归的渴望很快就遇到了挫折。首先，“北部之风”并没有吹拂到由盟军解放因而没有产生抵抗组织和新的统治精英的南部。在这里，1945年意味着对旧秩序的确认：那些曾经一会儿是自由主义者一会儿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大地主和他们的资本家（和黑手党）代理人，正如他们的祖父曾经既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又是温和派。其次，“道德回归”在政治现实面前失败了。抵抗运动成员通常都欠缺管理现代政府的技巧，并且，许多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或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身份让他们在冷战时期被边缘化了。

共产党如同之前在立宪会议中那样表现出合作的态度，这一点也许让人感到惊讶。甚至在政教关系问题上，他们也支持天民党和极右派，并保证将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写入《宪法》。陶里亚蒂决定表现出温和及调和的态度，他不愿引发战后横扫北部大部分工业区的那种社会动荡，不去理会党内强硬派扬言要暴乱的威胁。他同时（这也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一点）拒绝利用动荡局势作为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看起来他似乎因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左派的命运而受到重创，因此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地与资产阶级妥协。

陶里亚蒂的政治决策受到了他的朋友葛兰西的著作的影响。葛兰西将狱中度过的人生最后10年用来反思意大利历史的进程，尤其是为何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总是无法取得对工人阶级在道德上的支配地位（即“领导力”）。葛兰西的思考——记录在好几本笔记本上，1937年在他死后，被从狱中偷运出来——兼有克罗齐式（Crocean）的理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在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前必须先有思想的战争，从精神上赢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思想的战争将由知识分子领导，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逐步教化整个社会。葛兰西对天主教大加赞赏，将其许多方面看作模范的革命力量，这一点并非巧合。

1946年之后，在思想霸权的争夺中，教会成了共产党最大的对手。陶里亚蒂之所以努力将共产党纳入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体系，就是想要为共产党在公民社会中寻求一个良好的基础，以便发起思想的战争，打破教会的文化控制。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作家、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的支持，他们具有鲜明立场的作品无疑影响了许多意大利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然而，教会的优势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尤其在农村地区依然影响巨大。

1948年4月18日，意大利首届战后议会选举举行。竞争异常激烈。教会无耻地全力在背后支持天民党。红衣主教、大主教和教士们在讲道台上极力宣扬不支持“神的党派”的严重后果。公教进行会俨然成了拉选票的大型机器：在全国各地建立专门的“公民委员会”，以动员支持。妇女现在有了投票权：作为做礼拜的主要群体，她们是天然的天民党支持者，这时她们必须明确表达其支持对象。美国人也尽最大努力来保证共产党被逐出政府：1948年前几个月，他们明确表达了计划。他们同时也在考虑，在左翼胜利的情况下将采取军事干预。

1948年大选的结果是天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胜利。他们获得了48.5%的支持率以及众议院574个席位中的305席——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一政党获得绝对优势。共产党和社会党一共获得了31%的支持率，与1946年相比下降了近8%。然而，共产党拥有的席位从106升至140，社会党则从115跌至41，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党1947发生了灾难性的分裂。意大利政治在此后40年的模式至此形成：天民党和共产党成为政治的两极，后者成了永久的反对党，它所有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反对一党制国家。

黑手党的力量不仅在于其强大的政治保护伞，更重要的是，它有能力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思想，这套价值观和思想本身构成了一种合法性的衡量标准，因此可以被用来为犯罪暴力正名。拒绝作证（omertà）、仇杀、敌视政府、维护自身荣誉、血气之勇和互惠构成了有力的意识形态鸡尾酒，这杯鸡尾酒无论在20世纪70年代巴勒莫（或那不勒斯）贫民窟中的失业者眼里，还是在他们的农民祖辈眼里，都是一样的诱人。1973年开始的经济衰退以及通往富裕之路的合法途径被堵死，给了黑手党或那不勒斯的科莫拉组织（camorra）的价值观重生的机会，尤其是在国际毒品走私开始拥有惊人的利润空间之时。
西西里黑手党家族成功取代马赛的各大家族而成为美国主要的海洛因供应商（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勒莫每年生产4—5吨海洛因，占美国海洛因消费总量的30%）之后，他们有了巨额资金可以用来投资从交通业到旅游业的广泛的商业活动。

北部恐怖主义与南部集团犯罪一样对政府构成了威胁。威胁来自新法西斯主义和左翼集团两个方面。1968—1969年的工人学生抗议运动使极右派时来运转，在1972年的大选中，他们的支持率提高到8.7%。同时，各种新法西斯恐怖组织浮出水面，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应对许多早期恶性炸弹袭击负责，其中包括1969年发生在米兰喷泉广场、导致16人丧生的袭击事件。右翼恐怖分子实施的是“紧张战略”，目的是制造混乱和破坏，借此引发军事打击，终结民主政治。
新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活动从来都不是组织严密，因此尽管在强势地区赢得了支持，新法西斯组织却无法将这种势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安静了几年之后，它最后一次主要行动是1980年8月在博洛尼亚车站发动的导致85人丧生的炸弹袭击。然而，就在极右翼分子的威胁似乎逐渐减弱时，极左派又构成了新的挑战。这并非偶然，不管“红色旅”（the Red Brigades）或前线组织（Prima Linea）的意图是什么，左翼恐怖主义活动的受益人似乎总是极右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不再需要他们自己的“紧张战略”了，革命者们已经帮他们做到了。

和右翼恐怖活动一样，左翼恐怖活动也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末。“红色旅”是1970年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米兰创立的，他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坚信人们最需要的是唯意志论，而不是“新左派”——尤其是“继续斗争派”和“工人政权派”——奉行的方法。最早的恐怖主义者包括理想幻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雷纳托·库乔（Renato Curcio）；以及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激进分子，如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Alberto Franceschini）。其中大多数人来自艾米利亚－罗马涅的“红色地带”；许多人的父亲或叔父参加过抵抗组织；有意思的是，生长于浓厚的天主教环境的人占了很高的比例。

尽管天民党出于道德原因拒绝与恐怖分子谈判，政府却并未由于这一事件得到好评。一些评论家——其中包括著名的西西里作家列昂纳多·夏夏（Leonardo Sciascia）——谴责天民党的虚伪：近30年来，他们在处理腐败、低效或黑手党问题上表现过“道德”上的坚定态度吗？这一事件也充满了神秘。为什么在和恐怖分子斗争了近十年之后，警方和情报部门依然如此消息不灵？有人怀疑这是一个阴谋：毕竟，莫罗努力将共产党拉进政府，这无疑是许多右派分子极力想要阻止的。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1990年，在一场冗长而又痛苦的讨论之后，多数代表以投票方式解散了自己的党并决定重新组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1991年1月，存在70年之久的意大利共产党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左派民主党（PDS）。然而，少数强硬派分裂出去组成自己的政党，削弱了左派民主党的力量，并加速了意大利的政治分裂。1987年的大选中，共产党获得了26.6%的支持率；1992年，左派民主党获得了16.1%的支持率，强硬派（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仅获得5.6%的支持率。左派民主党仍然是意大利第二大政党，不过仅此而已，很难再有作为；此时的意大利内阁中已经有14个不同党派，这或许创下了战后欧洲的记录。

天民党的衰落和共产党的消失并没有使社会党从中获益。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党有所发展，支持率从1983年的11.4%上升到1987年的14.3%，但是这远远不是其所期望的突破性发展。问题很大一部分出在社会党的形象上。许多民众不喜欢克拉克西咄咄逼人的作风，其欲盖弥彰的对权力的渴望（从其在1987年天民党人重获总理一职时，坚持不懈地想要扳倒政府中可见一斑）令人生疑；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社会党已变得和之前的天民党一样腐化。1992年4月的大选中，社会党的支持率跌落至13.6%。几乎同时，米兰市政府——社会党的阵营之一——收取贿赂的重大丑闻曝光；在接下来一年中，几十位社会党领导人被判刑。1993年初，克拉克西本人也牵连其中并被迫辞去社会党书记一职。

天民党的衰落和共产党的消失并没有使社会党从中获益。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党有所发展，支持率从1983年的11.4%上升到1987年的14.3%，但是这远远不是其所期望的突破性发展。问题很大一部分出在社会党的形象上。许多民众不喜欢克拉克西咄咄逼人的作风，其欲盖弥彰的对权力的渴望（从其在1987年天民党人重获总理一职时，坚持不懈地想要扳倒政府中可见一斑）令人生疑；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社会党已变得和之前的天民党一样腐化。1992年4月的大选中，社会党的支持率跌落至13.6%。几乎同时，米兰市政府——社会党的阵营之一——收取贿赂的重大丑闻曝光；在接下来一年中，几十位社会党领导人被判刑。1993年初，克拉克西本人也牵连其中并被迫辞去社会党书记一职。

1994年大选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功者是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一个由传媒大亨和AC米兰足球俱乐部老板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在大选前2个月创立的政党。和北部联盟一样，它的成员构成也十分复杂。力量党积极推崇爱国主义，用三色旗作为党的象征；但是它的爱国主义主要体现在体育运动之中——甚至力量党的整体精神风貌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足球的意象——在20世纪90年代，足球可以说是意大利民族感情最强有力的凝聚力。力量党教条地支持自由市场原则，有意通过帮助意大利企业家摆脱国家官僚机制的桎梏来创造第二次经济奇迹。而贝卢斯科尼本人也很好地利用了政治“新人”的身份，从而成为陈旧而腐朽的恩庇政治之后显而易见的最大的赢家。他作为商人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克拉克西以及其他第一共和国时代不光彩的人物的密切关系。更糟糕的是，他曾经差点被牵扯进米兰贿赂丑闻：他的兄弟——同时也是商业伙伴——保罗（Paolo）在1994年2月被逮捕。许多人怀疑，贝卢斯科尼踏上政治舞台的主要动机也许是寻求免于起诉的庇护，并拯救他岌岌可危的商业帝国。他与西西里集团犯罪的联系同样给他带来了麻烦。

力量党获得了大选中21%的支持率，贝卢斯科尼也成为他领导的力量党与民族联盟、北部联盟组成的中右派联合政府的总理。这是一个有点不太可能的联盟，贝卢斯科尼和博西很快陷入了权力的斗争：不管人怎么换，古老的政治策略还在继续。贝卢斯科尼允诺的经济奇迹沦落为空洞的辞藻：相比鼓励竞争，他似乎更加关心如何保护他自己的商业利益并击败竞争对手。他甚至对意大利银行的独立性发动了一次欠考虑的攻击。他在竞选中提到的降低税收和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毫无疑问地）化为泡影。经济方面潜在的结构问题遗留下来，预算赤字继续增长，这些使意大利重回欧洲货币体系的机会——意大利自1992年9月被迫退出——更加渺茫。

财富亿万的媒体大亨贝卢斯科尼——其民粹主义的外表和意大利共和国时期大多数政治家低调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在2001年大选中卷土重来。他领导着被统称为自由同盟（Casa delle Libertà）的右派联盟，该联盟的三大党派成员分别是意大利力量党、北部联盟和民族联盟。他的这一届政府一直持续到2006年，最终在大选中以微弱的劣势输给了普罗迪领导的中左联盟。普罗迪的就任似乎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左派不断下降的信誉。他领导的成分复杂的联盟——从天主教徒到社会民主派再到共产主义者——最终分裂开来。普罗迪于2008年辞职，经过新一轮的大选，贝卢斯科尼再次掌权。他担任总理职务——同时，贪污和性丑闻缠身——一直到2011年9月，因此成为继墨索里尼和乔利蒂之后意大利历史上任期时间第三长的政府首脑。

传统上持有精英和知识分子心态的左派严重低估了电视在政治选择信息方面的力量。贝卢斯科尼则十分清醒。调查表明，21世纪初，接近一半的意大利人只从电视上获取信息，2/3的人承认从来不看书或报纸。当然就整体而言，这也符合当今社会的一般趋势，由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教育没能改善这种情况。一项调查表明，意大利成年人中有200万人可以被归为“文盲”，另外有1500万人则为“半文盲”。自由同盟的大多数支持者正是来自这些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群体。贝卢斯科尼对广播电视台的影响保证了他能够一直向全国千家万户展现其正面形象——当受到犯罪指控时，这一优势显得弥足珍贵。

21世纪初，最为困扰意大利的问题莫过于经济萧条。鉴于贝卢斯科尼自称为能够运用其卓越的商业本领惠及全意大利的商业精英，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讽刺；另外讽刺的一点是，他显赫的财富和另类的生活方式成了他的领袖气质和吸引选民的重要方面。2000年—2010年，意大利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25%（以GDP不变价格衡量）。从全球范围来看，只有津巴布韦和海地位居其后。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末降低国债的努力之后，意大利的国债又开始稳步增长。到2011年，债务总额高达GDP的120%（这一数字是欧元国家允许水平的2倍）。这种危险的趋势引发了关于意大利可能破产的担忧，并因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而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