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本书相关的时间地点是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三○年间。描写的内容更接近社会史，让读者了解摄政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写的很生动，如果能用图片甚至视频就更好了，史观也颇符合我的心意。作者似乎写了系列性的历史书，从这本书可以看出这一系列书会是有助于了解英国史的好书。
正式的摄政时期，即乔治王子代替精神健康不佳的国王乔治三世统治，仅从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二○年。而较长的摄政时期，设定理由如下：第一，这位王子的临时治理，首先于一七八九年二月在国会提出，而且虽然他的父亲当时恢复神智，王子在此之后便是预备摄政，以备国王再次生病。当然直到一八二○年，乔治王子登基为乔治四世，他的影响力才增长。第二，从一七八九年开始的理由是，那年夏天，法国大革命爆发，在不列颠与欧陆引发宪政改革的重大问题。至于这段时期的结束，也存在改革的问题。有鉴于法国王室于大革命的下场，乔治四世痛恨宪政变更的想法，并且竭尽所能阻挠。直到他死后，当时的政府才能自由起草非常需要的改革法案（Reform Bill），开始处理某些法国大革命引起的社会问题。因此这段时期，以国王去世那天，一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作为结束。
对于许多一八六○年代的人，摄政时期似乎是社会法规开始严正施行之前，真自由最后的年代。《一八三二年改革法》通过后，过去由贵族与地主乡绅支配的政治开始走向终点。一八三三年，《工厂法》限制儿童每日工时。同年，不列颠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一八三四年，不再将杀人犯的尸体吊挂在绞刑台。随着废死主义者反对死刑日益成功，过去常见的公开处决也越来越罕见。残酷的运动，例如斗鸡、纵犬斗熊也在一八三五年立法禁止。一八三八年起，人民出生、结婚、死亡，必须向政府登记。约瑟夫．惠特沃斯（Joseph Whitworth）统一螺纹规格，并于一八四一年採用，为量产铺路。一八四○年代中期开始，电报能够即时传达长距离的讯息。火车取代定期的邮件马车和驿站马车，拦路强盗因此成为歷史。摄影开始与绘画竞争，谁才是记录肖像和风景的普遍工具。最重要的，维多利亚时期早期，新的道德观横扫社会，限制人民行为自由，对于通姦、赌博、欠债的态度尤其变得严苛。你可以看到，为何那些从一八六○年代回顾他们摄政时期祖先的人，会觉得他们是自由奔放的一群，「狂放不羁、危险」的，可不只有拜伦勛爵。在那个年代，绅士与淑女、乞丐与牧师、军官与游民、妇人与交际花，大概都可以随心所欲；黄金与英雄主义、酒与性、冒险与机会，无不照亮那个世界。
我们自己对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三○年的印象也相去不远。今日，那个时期依然被视为欣欣向荣与恶行纵横的年代。确实，有鉴于摄政王和他的同党是如何自我放纵，因此我们认为当时的上层阶级，行为举止特别伤风败俗。古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面刻着箴言「凡事勿过度」，但接受古典教育的英格兰上流社会似乎把那句话当作挑战，主张「凡事应过度」。所以王室宫廷尽出花花公子、纨裤少爷、凶神恶煞，他们全都大口吃肉，畅饮波特酒（port），彻夜撒钱赌博。天亮的时候，不是和情妇上床睡觉，就是衣衫不整瘫倒在他们的别墅——卡洛琳公主（Princess Caroline）形容「穿着长靴在沙发上打唿」——醒来之后，在宿醉护驾下，前往国会，针对国家的未来发表演说。对于这帮享有特权的坏蛋，你还可以加上好几个可疑的角色：突如其来的拦路强盗、狡诈的走私贩、绅士拳击手、各种阶级与信仰的政治斗士。总而言之，对我们今日许多人而言，摄政时期就是那个「凡事应过度」的时期。夹在优雅得有点无趣的十八世纪，与道德优越感一丝不苟的维多利亚早期，这个时期的一切全都看起来放荡、顽皮、耀眼、危险、震惊、冒犯，但是——哇！极具娱乐效果，而且非常迷人。
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主义者，缅怀过去那段时光，觉得当时人们拥有较多自由。然而他们倾向不去正视，「摄政时期」的劳工和家庭，在扩张的工业城镇，工作机会多么稀少。当我们看着那个时代大量的钱币和钞票，值得想想，当时多数工人从未摸过黄金或纸钞。跟他们提到纳尔逊（Nelson）的海军，他们可能会想到强徵入伍、木船拥挤的生活环境、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交战之中碎裂的木头、绳索之间唿啸的海风、海葬的景象。但是对十九世纪后期的人说「纳尔逊的海军」，他大概会想像一张印刷品上，呈现纳尔逊「战胜」并死在船上戏剧性的一刻。
如果你出生在伦敦的富裕家庭，可以期待活到四十五岁；如果你家是做小生意，可能会在二十五岁入土；而如果你的父母是工人，能活到二十三岁算你幸运。尽管如此，伦敦的工人整体还是比工业城镇好过；在普雷斯顿，工人阶级的平均死亡年龄是十八岁，而在利物浦是十六岁。生活环境当然是主因，如同我们在第一章所见。伯里或阿什顿安德莱恩（Ashton-under-Lyne）的工人平均可以活到十九岁，但如果你住在这些地方没有水沟的贫民窟，那么你的预期寿命只有十三岁。13这些数值也许可以和千里达岛（Trinidad）奴隶的死亡率比较，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十七岁。14
这些平均年龄这么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死亡的很多是婴儿。整个英国人口，每三个小孩就有一个活不过五岁。15可想而知，工业城镇的婴儿死亡率最高。在利物浦，百分之五十三的人口五岁之前死亡；在普雷斯顿，百分之五十七。同样地，这些数值可以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比较，在那里，百分之五十五的男孩和百分之五十八的女孩五岁之前去世。16虽然约翰．李克曼宣称，他注意到，整个国家穷人的寿命必定也更长，但你会忍不住觉得他最好亲自去普雷斯顿看看。这里，马尔萨斯的论点指出的真相再清楚不过。随着城镇人口剧烈攀升，预期寿命却大幅减少——从一七八三年的三十一岁到一八二一年的十八岁。
乔治四世和他的父亲形成天大反差，是有史以来数一数二懒惰、没用、被宠坏、傲慢、自我放纵、挥霍、冷漠、自负的英国人。他是好色的老粗，是暴饮暴食、自命清高、势利的人。他确实有些优点，但完全被他的缺点掩盖；硬要抬举那些优点，等于不尊重被迫忍耐他的人。而且任何人，必有哪些方面必须忍耐他——从他恼怒的父母，到他欺凌的政治人物、羞辱的朋友、统治的人民、与身形越来越臃肿的他一起过夜的女人。
人人都对乔治四世感到失望。辉格党的政治人物鄙视他，因为他不让他们进入国会。他的保守党朋友也不信任他，因为他反覆无常。一般人把他当成败家子、贪吃鬼，一颗无花果也不会给任何人，除了富豪。天主教徒痛恨他，因为他拒绝授予他们身为普通市民的基本权利。激进的政治人物嫌恶他，不只因为他们根本上反对这个体制，还因为他顽固地阻挠改革。一八三○年七月十六日，乔治四世葬礼隔天，《泰晤士报》的讣告描述他是「根深蒂固的酒色之徒……最自私的人类」，而且宣布「从来没有人，比已故的国王更得不到同伴惋惜……如果乔治四世曾经有过朋友——真诚的朋友——无论行业，我们断言，未曾听说她或他的姓名」。枢密院的办事员查尔斯．格莱威（Charles Greville）在一八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写道：「没有更卑劣、懦弱、自私、无情的狗存在……过去曾有优秀睿智的国王，但为数不多……而这个，我相信是最差的。」劳伯．赫荣爵士（Sir Robert Heron）只用三个词总结他的性格：「无信、无用、无心」
一八一三年，作家理查．艾顿（Richard Ayton）下去坎布里亚（Cumbria）靠近怀特哈芬的一处煤坑。他坐在煤斗里，搭着绞车往下六百三十英尺后，伸手不见五指，在通道里头摸黑找路，直到远方出现一盏灯。这盏灯固定在一匹马的身上，马拉着好几节货车，「牵马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全身覆盖污垢」。事后，他重述：
我们前进的路上，经常遭到这样行走的马匹阻挡。这些马匹拉着大量煤矿前往通风井，牵马的都是女孩，全都相同——衣着破烂，外观如兽，行为举止下流不知羞耻。在黑暗与孤寂之中，一个接一个，令人生畏、毛骨悚然，因此这个地方宛如地狱。所有我们遇到的人，无不非常悲惨；不当的劳动与有害的空气，在他们的面容留下疾病和腐烂的印记；他们多数半裸，全身覆盖乌黑的尘土，全体外貌毁损，身心受虐，实为悲惨，以致他们像是从平民世界坠落的种族，在某种炼狱之中，在这样悽惨的阴影之中，耗尽他们的生命，在劫难逃。
你还是会发现一些人，他们相信因为穷人工作不够努力，所以他们的处境只能归咎他们自己，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真的有某些问题逼近这个社会。随着人口增长，工人阶级不可避免以极快的速度增加，但是就业机会的脚步并未跟上。一八一二年，不列颠群岛有超过三十万八千个游民、三十八万七千个贫民；一八二九年，光是伦敦就有三万个乞丐。
进去济贫院是实实在在的耻辱，因此人们尽其所能避免。但是往好的一面看，他们有地方住，有食物吃，有衣服穿，生病还有药吃。如果他们死了，圣公会的牧师会帮他们安葬。可别小看最后一点。慈善家约拿斯．汉威（Jonas Hanway）估计，四岁以下的幼童进入伦敦济贫院后，预期寿命只有一个月。他说「教区官员从来不打算让教区婴儿活着」。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活了下来，从此以后更是社区负担。某些济贫院，官员的杰出表现令人忧虑——婴儿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威廉．杰克森（William Jackson）十七岁的时候，从后面的楼梯爬到佣人房间，想要强暴他母亲的女佣，结果被人逮到。他的父亲大怒，与他对质时，这个年轻人并不否认他的意图，甚至拿「她长得又不漂亮」来为自己辩护。一八二二年，拜伦勛爵写信给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谈到「有时候，和我们自己等级的美丽女人做爱，为她投入真情真意，那种无比的心烦意乱令人颤抖——但是我们不带……任何悔恨的情感，攻击青涩的佣人」。
莉奥特．梅隆（Harriot Mellon），而她的出身是你能想像的低。她的母亲是爱尔兰科克（Cork）的农妇，她是非婚生的女儿。哈莉奥特的母亲在英格兰北部，靠着帮巡迴剧团的男演员照料服装赚取生活费用。而聪明伶俐的她在这群人之中长大，自然也想登上舞台。她在十岁首次登台，尽管是在谷仓，她的表演惊为天人，马上就被认定为明日之星，最终引起理查．布林斯利．谢立丹的注意。一七九五年，谢立丹找她演出《情敌》（The Rivals）。虽然哈莉奥特不是天生的女主角，但是她的美貌、聪敏、活力，以及乡村的朴实，令她广受欢迎，二十年后，她的舞台表演已经能够为她带来每年六百英镑的收入。然而，这只是她的零用钱。这个时候她已经有个年长的仰慕者，正好就是顾资银行的主要合伙人托马斯．顾资。顾资的妻子罹患失智，一八一五年去世后，七十九岁的顾资向三十七岁的哈莉奥特求婚。她答应了，而且顾资人生剩下的七年，两人幸福快乐。顾资的三个女儿可就没那么高兴，因为她们害怕父亲会剥夺她们的继承权利。她们决定为难这位新来的顾资夫人。得知女儿对待妻子如此恶劣，顾资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将所有财产遗赠给哈莉奥特，包括银行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她也不负他的信任，将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她对他的女儿依然慷慨，给她们每人每年一万英镑。尽管如此，报章嘲笑她，社会批评她。haut ton视她为侵门踏户的暴发户，想要进入有钱人的世界。接着，一八二七年，她嫁给比她年轻二十三岁的圣奥尔本斯公爵。守护英国贵族社会门面的淑女们，见不得哈莉奥特青云直上，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但是她的第二段婚姻也很幸福。因此爱尔兰农妇非婚生的女儿，不仅从身无分文变成公爵夫人，更是王国数一数二的富豪，她的个人财产大约两百万英镑。她透过银行的股份亲自管理个人财产，不须受到丈夫支配，即使她的丈夫是公爵。
简单来说，人民害怕未来。如同玛丽．雪莱在《科学怪人》书中写的，「在人类心中，没有什么如同重大剧烈的改变那么疼痛」。虽然珍．奥斯汀的着作一直被视为摄政时期的典型，但是《科学怪人》更适合用来总结这个时代的精神——壮阔又恐怖、强大又可怜。该书于一八一九年出版时，提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法兰克斯坦博士能够创造生命，他岂不就像神？他岂不也对他的创造物的道德福祉负责？当法兰克斯坦博士，准备帮他的怪人做一个伴侣，他害怕女性可能会和男性一样造成破坏，而且如果他们生下小孩，就会繁衍而且摧毁人性。但是博士有什么权力创造生命，然后否决他寻找幸福的手段。因此科学家背负重大责任。任何想要改变社会的人也是。玛丽．雪莱的丈夫也在一八一九年写了「灿烂的魅影破棺而出」，辉映英格兰，但她自己画出远更令人担忧的图像——而且预测人类远更令人震惊的未来。史上头一遭，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
与此同时，也有将创新视为「新黎明」而欢迎的人。对他们来说，真正的邪恶是工厂与矿坑恶劣的工作环境、富人不道德的行为，以及对穷人的剥削。如同雪莱的诗，普通人现在可以梦想他们的苦工、侮辱、苦难减少，甚至消失的那天。他们可以希望，随着法国大革命，统治阶级的日子屈指可数。如同他们所见，英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一步一步推倒特权的堡垒，而且，逐渐地，旧的世界会让路。
在后者的阵营，许多领头的知识分子灵感来自孔多塞侯爵的着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Outlines of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这本书的法文原着于一七九五年出版，并于同年发行英文版。孔多塞将人类歷史分为十个纪元，每一阶段包含一项人类进步。例如，第三纪元见证我们从农耕「进步」到发明写字。然而，孔多塞的最后一个纪元对同时代的人造成最大影响。他主张，基于人类过去的行为，我们可以如同物理定律那般建立人类本质的定律，因此「几乎确定」预测未来。4在一七九○年代，这是出奇的宣言。人们单纯不期待未来和现在或过去有太大的差异。他们必定无法想像预测差异。但是最惊人的是孔多塞预测的未来，尤其包括三件事情：不同国家之间消除不平等；同一国内迈向平等；最后，人真正的改善。5而且这里的「人」，他也意谓女人。用他的话，「那些目标当中，对全体福祉至关重要的，必须包括完全消除建立在性别之间不平等权利的偏见」。6这真的非常激进。他对于奴隶制度不可避免将会废除的预测也是。还有发展全国保险系统，支给老年人养老金。他认为，这样的政策最终会裨益整个系统，这个事实意谓普遍採用是迟早的事。
孔多塞主张改变不可避免，某些人听来迷人，其他人听来恐怖。希望女人和男人拥有平等权利的人，读了孔多塞后，知道未来就会实现。所有人都能投票的想法启发激进的政治人物例如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他亦是伦敦通讯社（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的创办人。知识分子如玛丽．沃史东柯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欢迎男人和女人不可避免的平等。反对奴隶制度的社运人士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受到孔多塞的着作鼓励。但是有些人看着这些预测发抖。如果你是种植地的主人，听到奴隶制度将不可避免终结，等于收到恐怖的警告。如果你是你的教区少数几个可以投票的人，听到所有社会地位比你低下的租户都可以选择你的议员，你会吓呆。有些男人不希望他们的妻子拥有平等权利。对这样的人，孔多塞和他代表的每个创新，都是另一种「邪恶」。
宗教依然渗透生活的每个面向。在二十一世纪，你的宗教观点几乎是你个人的事，而世俗主义是社会规范。摄政时期的英国则截然不同：共同的宗教认知是社会规范，任何非宗教的想法通常作为隐私。一七八九年，多数的人依然相信，根据十七世纪大主教乌雪（Ussher）从圣经计算，地球是在西元前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被创造。虽然一位自由思考的古物研究者约翰．弗雷（John Frere）在一七九○年提出，从萨弗克郡的霍克森（Hoxne）挖出的燧石斧可见人类比圣经所写的更古老。针对这点，他写信给伦敦古物学院，但被他们忽视。主流的神造天地论一直完好持续到十九世纪，而且一路解释例如性别不平等与财富多寡等普遍接受的社会差距。如同十八世纪英格兰诗人亚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想要证明神为世界的计画是正确的时候，他表示：「无论什么，都是正确。」7人们相信是神的旨意，因此有贫穷和富裕、脆弱和强壮、男人和女人——而且他们不认为自己有权利质问事物神圣的秩序。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方式看待宗教。英格兰教会里头，对于神的旨意就有许多不同的诠释，在犹太教、罗马天主教、非英格兰教会的基督教等会众也是。尽管如此，虽然他们互有差异，但全都相信世界上有神。对于多数不虔诚的人也是：他们不愿上教会，主要原因是懒惰，或不信任威权，而非不相信神。实际上，没有无神论者。第一本英文的无神论的着作出现在一八一一年，两页的小册《无神论之必要》（The Necessity of Atheism），作者是十九岁的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这本小册导致他被牛津大学开除。摄政时期结束之前，没有其他人在英格兰公开宣扬无神论。
潘恩的诉求是成文宪法、废除贵族、成立共和取代君主、分级所得税、穷人教育、引进老年养老金。戈德温率先提出无政府主义，主张政府存在唯一的正当理由是对抗不公不义、暴力、贪污，并且提供安全的环境，所以如果政府本身反而促进这些，那么政府就不是解答，而是问题所在。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效益主义，即能对最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道德正确的行为，追随他的人也想改革国会。另外一位社运人士少校约翰．卡特莱特（John Cartwright）在全国各地成立汉普顿俱乐部（Hampden Clubs），旨在团结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人士，追求新的宪法。一八二○年，苏格兰一个「临时政府」发布宣言，提倡激烈的战争和大型罢工行动，以争取平等权利。威廉．科贝特从他的《政治周记》提倡改革，而亨利．杭特持续在示威当中唿吁，要求普遍的男性投票权、每年国会选举、不记名投票。
那么多人唿吁政治方面的改变，为何没有革命？理由之一是，改革者分歧之深，无法在任何议题取得共识。法兰西斯．普雷斯称亨利．杭特是「无知、吵闹、为非作歹的家伙」。边沁描述威廉．科贝特是「微生物，跟一群和他一样低阶的同类在一滴水里挣扎」。英国本身的地理也是原因。中部与北部的工业地区距离西敏千里迢迢，改革者不大能够前进到首都还保有大批人马，如同覆毯运动的命运所见。但是抑制革命浪潮最主要的力量是普遍的「害怕创新」。法国大革命最后变成恐怖行动，人民看着曾经承诺平等的笑脸，后来在断头台上因惊恐而呲牙裂嘴，许多人于是失去政治改革的信心。对他们而言，一八○四年拿破崙加冕为皇帝是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权力只是过到另一个独裁者的手里，革命又有什么意义？至于有财产的阶级，他们准备支持任何程度的镇压，以求降低革命的威胁。英国政府因此能够强硬对付激进主义，就地雇用特务，以铁拳对付手掌朝上的饥饿工人。
「当一个生命被杀害，另一个生命也立刻被缓慢痛苦地剥夺；而行刑的人，他们的双手充满无辜的血，却相信他们做了善行。」玛丽．雪莱在《科学怪人》中总结，思想较开明的人对于绞刑抱持何种态度。死刑的反对声浪数十年来逐渐累积，而在摄政时期，动力与改革人士同在。陪审团如果知道「有罪」的判决会导致死刑，就会经常认为某人「无罪」。同样地，法官会以流放澳洲代替绞刑。但是改革人士仍有高山要爬。控制国会的地主积极保留他们射杀小偷的权利，或看见他们被绞死的权利。领导反对死刑运动的是山缪．罗米利爵士。一八○八年，他成功说服国会废除扒窃判处绞刑的法令。两年后，他在下议院公开指责血腥法典，宣布「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英格兰，有那么多种犯罪依法必须处以死刑」。一而再，再而三，他提出法案，欲将死刑犯罪从法规移除。一八一○至一八一八年，他五次尝试废除店内行窃的死刑，每次都失败；但是他的毅力提升民众意识，而且就连最顽固的地主也发觉，他们赢了眼前的战役，却输掉整场战争。罗米利在一八一八年去世，但是他留下的影响深远：一八二三年，法令通过移除超过五十项犯罪的死刑。更重要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法官都有合法的权力，对宣判有罪的重罪犯处以较轻的刑罚。只有叛国和杀人维持唯一死刑。
说到废除奴隶制度，至今仍然响亮的名字是国会议员威廉．威伯福斯。一七八七年五月十二日，在肯特郡一棵老橡树下，他和威廉．皮特谈话。他告诉这位首相，他即将提出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皮特鼓励他，而他的终身任务从此展开。威伯福斯受到许多人帮助，最着名的是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和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他们两人都是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的创始人（Society for Effec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以及克拉珀教派的汉娜．莫尔（Hannah More）与友人。他们游说政治人物与贵族，写书、讲课，宣扬他们的目标。但这个运动最终成功，多半归功威伯福斯的领导、魅力、深厚的基督宗教信仰、合群、雄辩，以及专注的决心。一八○七年奴隶贸易废除后，威伯福斯将重心转向完全根除奴隶制度。逐渐地，他改变舆论。一八三三年七月，他在伦敦住所临终之际，废除奴隶制度的法案正在下议院辩论，并在二十五日通过。隔天清晨，威伯福斯得知这个消息。三天后，他离世，他的终身任务总算完成。
英格兰正领头促进更好的动物待遇。契机来自福音派的想法：因为神爱万物，所以尊重并关爱生物是每个基督宗教教徒的责任，而且在牠们身上加诸痛苦就是罪恶。世俗的哲学家边沁支持这个道德教条，他在一七八九年的着作《道德与立法原理》（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写道：
有非常好的理由允许我们食用我们喜欢吃的非人类动物：我们因此过得更好……有非常好的理由允许我们杀死攻击我的：牠们活着让我们过得更坏……但是有任何理由允许我们折磨牠们吗？就我所知没有。有任何理由不允许我们折磨牠们吗？有的，数个……总有那么一天，非人类的万物会得到除非在暴君手里，否则永远不能拒绝给予的权利……所有成熟的马匹或狗儿都较一日、一周，甚至一个月大的婴儿远为理智并且可以交谈。就算不是，又有什么差别。问题不在牠们能否思考？或牠们能否说话？而是牠们能否受苦？
接下来的二十年，有许多法案送交国会，禁止斗牛、斗鸡以及其他虐待动物的形式。那些法案都没成功，直到一八二二年，《防止虐待家畜法》（Cruel Treatment of Cattle Act）通过。趋势终于转变。一八二四年六月，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即后来的RSPCA）。成立首六个月，协会就进行六十三件起诉。讽刺的是，这个协会成立所在的咖啡厅，店名就叫做「老屠宰」（Old Slaughter’s）。
根据詹姆斯．吉尔克里斯特（James Gilchrist）一八二一年写的文章，过去六十年有一百七十二起决斗，其中三次两人都身亡，六十六次一人死亡，九十六次严重受伤。虽然这无疑低估决斗总数，也许仍然可以代表死亡比例。因此，如果你与人决斗，有百分之二十一的机会死亡，百分之二十八的机会受伤。很少见到这么装模作样又这么发自肺腑、这么节制又这么疯狂、这么光荣又这么荒唐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
一八○三年四月，皇家海军上校詹姆斯．麦克纳马拉（James Macnamara）在海德公园遛他的纽芬兰犬时，这只狗和另一只属于劳伯．蒙哥马利上校（Robert Montgomery）的纽芬兰犬扭打。蒙哥马利气得要求知道那是谁的狗，威胁「扑灭」任何攻击他的狗的人。麦克纳马拉指控他傲慢，蒙哥马利也回以同样的指控，于是两位军官同意在查尔克农场（Chalk Farm）决斗。两人都开枪击中对方；蒙哥马利伤重不治。
一七八九年，里奇蒙（Richmond）公爵领地的继承人雷诺斯上校（Colonel Lennox）要求与国王的二儿子，约克公爵费德里克王子决斗，而王子答应了。两人在温布顿公有地（Wimbledon Common）见面，雷诺斯上校先开枪。子弹「掠过他的鬈发」，但是没有流血。王子殿下拒绝回击，因此赢得更多赞美，一方面重视他的名誉胜于皇室头衔，二方面并不寻求报复。
一七九八年，首相威廉．皮特接受国会议员乔治．蒂尔尼（George Tierney）的决斗要求，解决关于王国防御的争执。两人都开枪，两人都没射中。尽管如此，重点是首相如此看重他的名誉，以致不惜拿命保卫。我个人非常敬佩。毕竟，多少现代政治人物如此正直，为了辩护自己的政策，愿意面对一个举枪对着自己的人？而且皮特不是唯一这么想的首相。一八二九年，他的继承人威灵顿公爵也仿效他——即使他已年近六十，而且人人都知道他不屑英雄作为。公爵欲改革反天主教的法令，然而不满温奇尔西伯爵（Earl of Winchilsea）回以嘲弄的评论。身为提出决斗要求的人，公爵先开枪，而且没射中；接着伯爵故意射偏。但是最出奇的政治决斗是在一八○九年，陆军大臣卡斯尔雷勛爵（Lord Castlereagh）和外交大臣暨未来的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这两位大臣来自相同政党，也任职相同内阁。卡斯尔雷知道坎宁密谋拉他下台，于是决定清晨拔枪。此外，两位大臣都无意射偏：他们说好同时朝对方开枪。第一轮，两人都没中。第二轮，陆军大臣击中外交大臣的大腿，迫使他回家接受医疗。
对于科学怀抱兴趣的人，这个时代可令他们兴奋了！如同玛丽．雪莱说的：「只有亲身经歷的人可以想像科学的诱惑。在其他学问，你和你之前的人走差不多的路，但在科学这一行，一直都有发现和惊奇作为你的食粮。」一七八九年，几乎没人理解「化学」这个术语。但是，那一年，安东万．拉瓦节（Antoine Lavoisier）出版《化学基本论述》（Elements of Chemistry），隔年就有英文版。这里，首次被人提出的是一个现代理论：所有物质都由复合的元素构成。拉瓦节的职业生涯悲惨地被断头台斩断后，其他科学家延续他的工作。其中一位是一八○三年，发展原子量理论的约翰．道耳吞（John Dalton）。五年后，他在他的着作《化学哲学新系统》（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第一卷，假设所有物质都由特定数量的元素构成；原子无法被创造也无法被摧毁；一个元素的原子全都相同。欧洲的科学家也贡献发展飞快的化学，包括义大利人阿密迪欧．亚佛加厥（Amedeo Avogadro）创造「分子」一词；瑞典人永斯．贝吉里斯（Jöns Berzelius）发现元素铈与钍，并建立以元素名称首字母为主的元素记法；另一位瑞典人约翰．阿韦德松（Johan Arfwedson）发现元素锂；还有博学的丹麦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Hans Christian Ørsted）首次分离元素铝。这些发现，全都没有封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反而餵养集体的科学知识旋风，在欧洲和美洲流通。在英国，约翰．道耳吞是化学家群当中最杰出的，发现钯、铑、锇、铱、钾、钠、钙等元素。
许多科学分支也有相同的故事。天文学在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与家人在巴斯的住所突飞勐进；威廉发现自古以来第一个新的行星——天王星，而且他和妻子建造一个更大更好的望远镜，可以更深入太空，记录越来越多月亮、星座、星系。虽然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已经行之有年，直到一八○○年，「生物学」这个术语才有了现代科学的意义。这个时候，内科医师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已经发表《Zoonomia，或有机生命之法则》（Zoonomia, Or the Laws of Organic Life）。他在书中提出演化的基本理论，包括某个程度的天择，还有所有动物共有、一系列的原始冲动——性慾、饥饿、安全——因此不只预示他的孙子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工作，还有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工作。如果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于演化论的研究成果对创世神话提出严重疑问，那么有两个苏格兰人也是，他们扭转人们对于地球地质学的认识。一七九五年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提出，我们的星球不是单纯被创造出来，而是经过自然过程的演化，例如数千年的侵蚀、沉积。就在摄政时期的尾声，一八三○年，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承接这个主题，进一步着作《地质学原则》（The Principles of Geology），造成重大影响。再一次，一七八九年几乎不存在的科学学科，已经受到大众注意。
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在现代的报章杂志读到，摄政时期的某些税收是有史以来最「荒谬」、「愚蠢」、「奇怪」的税。其中一定有例如窗户税、壁纸税、时钟税、手錶税、帽子税、盐税、发粉税、蜡烛税、肥皂税、打牌税、砖头税。没错，这些东西都曾在某个时候课税，但是现代的记者似乎从没注意到，在我们的时代，同样的东西也都透过加值税向我们徵收。真是如此，如果你去告诉摄政时期的人，未来某天，除了少数几样必需品，「所有东西」都会课税，他们绝对也会摇头表示不可置信。对他们来说，徵收壁纸税有理，因为只有有钱的中高阶级家庭负担得起壁纸。贴身男仆税和纹章税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雇用一个穿着制服的佣人，例如马车后面的侍者，你会被徵收一畿尼或更多的税。至于纹章，从一七九八年起，在你的马车画上你的盾形徽章需要费用两畿尼的许可证。其实这样相当合理：赋税系统并不伤害穷人。
一七九七年，《泰晤士报》报导「土耳其抽鸦片的习惯已经开始在伦敦所谓高级社交圈盛行。这个放荡的行为时兴女性之间」。98一八○○年之前，输入英国的鸦片每年平均七吨，一八二○年代上升至十吨。这个时期几乎每个浪漫主义的作家都会尝试，最有名的是山缪．泰勒．柯勒律治和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们两人都吸食成瘾，也写下他们的经验。柯勒律治在鸦片作用高峰时，写下他最受赞扬的诗〈忽必烈〉（Kubla Khan），而德．昆西写下吸食鸦片的快乐与痛苦，在一八二二年出版《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鸦片吸食不仅限于知识圈。你可以买到药丸形式的鸦片，每磅十先令至一英镑，或最常见的形式——泡在酒精中的鸦片，称为鸦片酊，一百滴四便士。人们把鸦片当成万用药，例如葛福瑞糖浆（Godfrey’s Cordial）和达比驱风剂（Darby’s Carminative），可以用来安抚长牙或睡不着的婴儿。鸦片是止痛药和松弛剂。女人经前紧张或更年期也可以靠鸦片。你甚至可以拿鸦片止咳。渐渐地，你产生抗药性，成瘾之后，就无法戒断。柯勒律治最后每天都要喝下八千滴鸦片酊。99附带后果难以避免：医生和作家很快开始宣扬飘飘欲仙之后的惨状。
另一个人们也很感兴趣的兴奋剂是人工化合物：一氧化氮。一七九九年，科学家汉弗里．戴维为这个物质取了俗名「笑气」，并多次举办派对，想研究更多笑气的效果。他说服宾客写下吸入的感觉，并在他研究这个气体的科学文章，将结果作为附录发表。许多重要的商人和政治人物都参与。企业家约书亚．威治伍德觉得「我彷彿比大气轻盈，好像要上升到房间的顶端」。外科医师史蒂芬．汉密克（Stephen Hammick）拿到装着笑气的丝绸袋后，拒绝结束，大声说：「再让我吸一次，好愉快啊！这是我用过感觉最强的兴奋剂！」劳勃．骚赛觉得「牙齿打颤」，而且「被迫运动我的手脚」。柯勒律治控制不了，对着每个看着他的人笑，「对我来说最纯粹的快乐」。但是毫无疑问，最诗意的描述来自戴维找来参加实验的瘫痪病人：「我感觉自己宛如竖琴的乐声」
流放是非常严酷的刑罚。不只因为失去你习以为常的朋友、家人和所有协助你的人脉，还因为被迫要在你一无所知的不毛之地努力生存。一七八八年第一支囚犯船队抵达之前，澳洲没有欧洲殖民地，所以初期没有任何基础建设可以帮你。每个人都很饿。窃盗无所不在。刚抵达的前几个月，很多男人被绞死，或逐出社区。不仅如此，去到那里也很困难。第二支船队一七九○年一月出发，六月底抵达，船上一千零三十八个囚犯已经死了两百七十三人。某些死于海难，其他因为承受不了被炼起来，加上海水齐腰长达五个月。第三支船队在航行期间也死了近两百人。
言情故事常在出版当天就完售。买得起的人趋之若鹜，不分男女。摄政王是珍．奥斯汀热情的书迷，瓦尔特．司各特爵士也是。一八二六年，司各特在日记写道：「再次阅读，而且至少第三次，奥斯汀小姐文笔优雅的小说《傲慢与偏见》。那位年轻女士非常擅长描述日常生活人物的互动与情感，对我而言，是所遇过最美好的阅读经验。」60恐怖小说受到欢迎的程度几乎相当。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歌德小说《奥特兰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 a Gothic Story），一七六四年首次发行便相当成功，并为后来的作者铺路，例如威廉．贝克福德的《瓦泰克》与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神秘的奥多芙》（The Mysteries of Udolpho），以及许多以中世纪为题，「歌德版」的恐怖文学。虽然某些绅士可能将小说贬为不道德、煽情、肤浅的文章，但是因为小说能够影响人心、激起想像，因此蓬勃发展，是当时流通的文学着作中，最引人入胜的，也许仅仅次于拜伦勛爵的诗作。
一七九八年，拿破崙的军队进入埃及，引发一波埃及热潮。结果这并不是稍纵即逝的流行，尤其他们找到的罗塞塔石碑，上面刻着象形文字、通俗的埃及文、古希腊文三种语言。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从小阅读罗马与希腊的经典，但是他们不懂象形文字，对他们来说，埃及仍然非常神秘。人们发现，罗塞塔石碑是理解千年文化的关键。一八○一年，法国将这块石碑交给英国，隔年，石碑来到伦敦。上流社会开始疯埃及。淑女开始配戴鳄鱼的装饰品，穿着埃及风格的礼服。绅士家中的墙壁，开始出现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的石膏装饰。他们的家俱和饰品同样以埃及为主题。就连商店的招牌，也重新绘上类似埃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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