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德国史

作者：【英】玛丽·富布卢克（Mary Fulbrook）

第一章 导论：德意志领土与德意志人民

在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著名诗句中，德国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歌德与席勒提出了德国史最核心的问题：“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我的国家。” （“Deutschland? aber wo liegt es? Ich weiss das Land nicht zu finden.”）他们进一步指出了德国人的另一个问题：“德国人啊，任何组建国家的希望都是徒劳的；别发展国家了，还是提升你们自己吧，你们可以做到的，这更加自由！” （“Zur Nation
euch zu bilden, ihr hoffet es, Deutsche, vergebens; /Bildet, ihr könnt es, dafür freier zu Menschen euch aus.”）虽然歌德和席勒无法预见身后之事，更不能为此负责，但这两句诗也许概括了人们对德国以及德国人最普遍的认识。这个国家，统一得太晚，以至于思想家和诗人将“自由”限制在了个人的精神层面加以讨论，使其与公共领域和国家权力泾渭分明；这个国家，在文学和音乐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因阿道夫·希特勒的种族屠杀与暴行而臭名昭著；这个国家，问题棘手而又饱受折磨，拥有独特、古怪而又曲折的历史；还是这个国家，以其奇特的高效率，在每一个历史转换时期都树立起了某种“典范”。

这些归纳和所有陈词滥调一样，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真理；这些归纳也和所有的归纳一样，大多一概而论、使人误入歧途，甚至颠倒黑白。其中最误导人的大概是这样一个隐含的预设，即所谓的“日耳曼人”是一个简单的集合体，它在漫长痛苦、曲折迂回的历史中展现出了持续不变的民族个性。然而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

第二章 中世纪的德国德国史的开端

11世纪中叶时，德意志土地上的总人口数大概是五六百万人。（前现代时期的人口估算肯定是不准确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小村落、村庄或者孤独的农庄里，周围是只有小块农田的广袤森林。他们的房子都非常简陋，只有王室的宫殿、城堡、教堂和修道院才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很多人的人生，正如霍布斯（Hobbes）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恶劣、残酷而又短暂”。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但社会阶层越高，寿命就越长。婴儿死亡率极高，许多人死于14岁到40岁之间。即便是在世的时候，他们也长期为疾病、贫穷和饥荒所苦，命运被天灾人祸和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即使在名义上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但在民间，仍然会保留一些异教徒的传统（如咒语、迷信、魔法等）。人们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安抚恶灵、驱走不幸。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工作和进行贸易的地方也不会很远，并在近亲之间联姻。朝圣可能是他们一生中跋涉最远的外出了。只有贵族阶层才会做长途旅行，他们的亲族也会分布在较广的地区。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代（1500—1648年）

政治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时期的帝国议会定期召开。它包括三个议院：七大选帝侯（美茵茨、科隆、特里尔、波希米亚、萨克森、普法尔茨、勃兰登堡）；其他的诸侯领主（四名大主教、四十六名主教、八十三名其他宗教领袖如男修道院院长、二十四名世俗诸侯以及一百四十五名伯爵和勋爵）；还有八十三个帝国直辖城市。帝国的另一行政机构，即帝国枢密法院（Kammergericht，或称帝国最高法院），是独立于皇帝的常设法庭，其职员均为受过法律教育的律师。为了支撑帝国枢密法院的运作，引入了固定的领土税，称为“直接财产税”

1534年，再洗礼派的信徒（Anabaptists）—莱顿的约翰成了神权政权的独裁者，这个政权的特征是财产公有制、对私生活的严格公共管控、一夫多妻和恐怖活动。在一场围攻战中，再洗礼派战败，诸侯对他们进行了屠杀。再洗礼派后来成了温和的和平主义，整个宗教团体更关注自身，再也不关心政治。

第四章 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

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而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则难以确定。经济上，法国对英国在陆路上的阻断，并未对德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持久的好处。对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等封建限制的解除，正是未来经济腾飞的前提。而拿破仑战争从整体上来说，可能减缓了德国的经济发展（法国直接管理的莱茵省除外）。文化上，普遍认为民族解放战争将赫德的文化民族主义转为了新的政治民族主义。不过，这可能夸大了事实。这个时期的政治民族主义只稍稍撩动了人们的心，对地方本土的忠诚要重要得多。另外，在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上，普遍的推论也必须加一个限制条件。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常被说成是一开始同情、感兴趣，但当大革命变成恐怖的屠杀时，他们就畏缩、恐慌。于是，学者们就以为这种恐惧根深蒂固、存在已久，并困扰了德国的政治文化长达至少一个世纪。虽然这可能大致刻画了少数人的态度（其中既有统治者，也有知识分子），但是绝不能代表所有的德国人，更不能以此简单粗暴地解释后来的德国政治格局。和往常一样，政治格局的形成是风云变幻的时局造成的结果。虽然政治思想根植于现存的传统和制度，但也必须考虑到特定时期多种历史因素的互相作用，并阐明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第五章 工业化时代（1815—1918年）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作“世界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它结合了犹太基督教的思想，从原初的整体，经历分裂和衰落，最终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和谐和重新统一，从更为现代和世俗的角度强调了西方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传承延续的经验性事实。对于历史发展的关注在其他领域也十分显著，比如历史法学派和历史经济学派的兴起。
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的影响可能间接地反映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变化，以及后来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和政治社会主义的发展中。

在社会主义者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时，俾斯麦却推行了相当进步的社会保险法。1881年，德皇在演讲中宣布了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1883年引入《疾病保险法》，1884年发布《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年发布《老年和残障保险法》。这些措施的实行并不完全是由于俾斯麦阴险狡诈，想对民众施行小恩小惠，还因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导致了物质上的贫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都会对此感到担忧。例如，由右翼分子、狂热的反犹主义新教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öcker）发起的基督教社会运动，以及天主教的慈善活动，都促进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因此，俾斯麦一方面镇压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像是在通过社会福利收买他们。社民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不确定该如何做出回应。一些人觉得可以接受经济的渐进改善，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整个体系需要彻底的改头换面，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后续的几年内越来越大。

第六章 民主与独裁（1918—1945年）

1918年11月，德国建立了议会共和制。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制定了宪法，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的名字由此而来。共和国拥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先进的福利体制，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让步。然而，它是在战败后的废墟和接近内战的背景下诞生的。严酷的和约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都阻碍了共和国的发展，使它不断地遭到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因为大多数德国人都反对民主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