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 来日大难，口干舌燥

某个网站在年末时采访了包括我在内的40个文化人，问了我们2016年度的总结。刊出后我仔细读了，如同一群拖延症晚期的“匿名戒酒会”，每个人都说自己“写得很少”“很懒”。

懒惰并不是因为无话可说，也不是因为被钳住了嘴，而像是夏天午后，暴雨将至，低气压仿佛是一支蘸满了浓墨的毛笔涂抹天空，人在懊恼天气里如同在深水之中，呼吸困难，动弹不得，顺势不动。

曹植写：“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 这似乎只是自我安慰的想象而已。若真大难临头， 哪能没心没肺地享受？用张爱玲的话说，偶然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刹那，也会立刻被重重黑暗拥上来。

此时的情况，怕是只有1848年的俄国可以比拟。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欧洲，到了俄国却只剩下灰烬；俄国空前虚弱又空前强大，一方面对于政权异常谨慎小心，另一方面对邻国失去了以往的几分愧色，认为自己足以为所有压迫者树立典型；审查制度偶尔网开一面的宽容结束了，别林斯基写了一封《致果戈理的一封信》的檄文，批判当局的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在一场集会上念了这封信而被判死刑；累积的恐惧剥夺了大众思考的欲望与能力，万物胆裂心惊，有洞就钻。

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之中，激进派和温和派相争日益激烈，共同敌人——帝国的警察国家——仍在，而他们自身凝聚与团结的力量却消失了；更大的沮丧，在于他们误以为自己振臂一呼，地动山摇，可这些领头羊自顾自走了许久，才发现他们身后一个人也没有，人们只觉得需要马铃薯，而毫不觉得需要一部宪法。导师谴责落后分子，可这两部分人离得太远，大声叫喊也听不见。

彼时，赫尔岑去国，巴枯宁系狱，别林斯基病故。革命的激情散去，社会弥漫着一种深刻的幻灭，自由之光毫无半点闪现的可能性，所有人都仿佛匍匐在一个无尽的黑暗甬道。但深刻的幻灭也非坏事，至少让知识分子认清了现实，抛弃了温情与感伤，重新开始奋斗。直到1905年，俄国才迎来了自己的“1848年革命”。

大时代中的知识分子或许需要有种自觉：长夜漫漫，下一个依然是漫漫长夜；大难临头，下一个依然是大难。

这几天我总会想到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讲的一个故事，他写了一个叫做栗异邦的初中同学，“文革”前，这同学每天兴致勃勃大量运动，“有天我在寝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跑完去洗澡，我问他为什么天天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他回答说‘我们这代人至少会有十年的大难，我这是早作准备。”

对于大难早作准备的人命运如何呢？杨小凯十年后又碰到了这个在我印象中十分机智、很有思想的同学。他已经变得眼神呆滞，说话牛头不对马嘴。那时，他已经在劳改队被干部打坏了神经系统。这个惊悚的故事让我对新年的恐惧里又增加了阴霾，来年将至，我能做些什么准备呢？恐怕还是写，只有写，毕竟除了这样单调的努力，我什么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