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史

（法）索布尔著

简评：

我不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断言性质历史决定论，也很反感马克思主义术语，这都是侵害思想的范式。但本书具有很突出的优点，社会史、经济史的全景描写细密，条理清晰，可能是刻意的对重要人物对历史的影响轻描淡写。对革命敌人的痛恨，对革命的激情大大有损书的价值，甚至对罗伯斯庇尔的头颅滚滚都给予辩护。过滤掉马克思主义史观的那种对正义、进步、人民史观的自信，值得一看。另外中译本的翻译不行，很多人名和术语不是通用翻译，怀疑没有忠实原文。比如：“蓬帕杜尔夫人从1745年起成为宠妃”这句，蓬帕杜尔夫人和宠妃都不是好的翻译。

索布尔在本书中首先探索法国革命的深刻原因，在100多页的引言中揭示旧制度的各种危机。他把法国大革命划分为3个阶段：从巴士底狱的攻陷到巴黎市府的建立（1789—1792），这一部分叙述资产阶级革命与群众运动的发展；从巴黎人民8月10日起义到芽月、牧月起义（1792—1795），这部分分析群众运动如何促进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热月反动与群众运动的结束；从督政府的成立到波拿巴雾月政变（1795—1799），这一部分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秩序的巩固是革命的必然结局。

索布尔于1914年4月2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地区的阿米-姆萨一个移民小农家庭。其父辈原籍是法国的阿尔代什省。他自幼因战乱失去父母，成为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后来，他和姐姐被在尼姆的姑母玛丽·索布尔所抚养。这位教育家曾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现在位于尼姆市大革命广场的一所学校便是该校旧址。在这种非宗教和典型的共和思想环境中，索布尔受到了以民主精神和为民献身为最高美德的思想教育。这种教育贯穿着卢梭主义，同时倡导敬重书籍，尤其受珍视的是米什莱、马迪厄的那些造就人们灵魂的历史书籍。
结束了尼姆中学和路易大王中学的寄宿学习后，索布尔在1938年获得正式中学历史教师资格。他最初与著名中世纪史专家马克·布洛克的交往令人失望。后来他得到了一年的科研资助金，使他得以初探法国大革命史。1939年，他作为普通一兵应征入伍，在一支马拉火炮部队服役。1940年，他随同一个有6匹马的炮组从法国北部撤到西南部，蒙受了不战而退的耻辱。此事在他心灵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复员后，索布尔在蒙彼利埃的霞飞中学任教。1932年他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42年7月14日，他在一次爱国游行中被捕，并立即被“维希伪政权”（索布尔语）解职。此后两年中，他一边以临时职业为生，一边从事地下活动。解放后，国民教育部将他重新编入巴黎教师队伍。他先后在马塞兰·贝特洛中学和亨利四世中学任教。在1946年至1948年的两年停薪休假之后，他重新受聘于亨利四世中学。1950年10月至1953年10月，他在国家科研中心任职。此后在让松·德·萨伊中学教书，接着重返亨利四世中学。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60年，其间于1958年11月29日通过了国家博士论文答辩。1960年9月28日，他被任命为克莱蒙-费朗文学院副教授。1962年9月1日，他晋升为该校正式教授。1967年，他接替马塞尔·雷纳尔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奥拉尔、萨尼亚克、马迪厄和勒费弗尔都曾在这座享有盛名的学府任教。直到他去世，阿尔贝·索布尔一直献身于教师、历史学家和研究导师的工作，从未中断。

序言

法国大革命与荷兰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一样，是使资产阶级成为世界主宰的这一长期社会、经济演变过程完成的标志。
这个当今人所共知的真理是由资产阶级最觉悟的理论家从19世纪开始宣告的。为了从历史角度论证《宪章》，基佐曾指出，法国社会和英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在人民和贵族之间存在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它的思想逐渐明确，并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框架。1789年革命便是对这种新社会的确认。其后的托克维尔及泰纳也赞同这种观点。托克维尔曾以“一种宗教的恐怖”谈道：“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多少个世纪以来突破重重阻碍向前发展。今天，人们仍然看到它在自己造成的废墟中前进。”

引论 旧制度的危机

第一章 社会危机

在旧的贵族政治的制度下，传统法把人分为3种地位或等级：僧侣、贵族为两个特权等级，全国绝大多数人为第三等级。这种等级划分构成法律差别的正式结构。它在理论上基于不同的社会作用，而实际上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贵族的理论活动为此辩护；教会为确立自己的社会优势地位实际上也接受这种不平等。
等级制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时，进行祈祷的人，从事战争的人和以劳作供养他人者之间的差别已经出现。僧侣等级最古老，教规法则最初就为它确定了特殊地位。后来，在世俗人中逐渐形成了贵族这个社会成分。那些既不是僧侣又非贵族的人们便构成了第三等级的前身——“劳动者”阶层。然而第三等级的形成是缓慢的。最早出现的只是市民阶级，即执有特许证的城市中的自由人。农村中的平民自1484年首次参加第三等级代表选举后也进入这个等级中。等级制逐渐巩固下来，并被王朝所接受。于是等级差别便成为约定俗成的王国基本法律。伏尔泰在《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56年）中把等级看成是法定的，并将其定义为“国中之国”。

贵族

旧制度下法国的社会结构仍然保留着10至11世纪法国刚开始形成时的原始特征。当时，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是在土地上耕作的农奴的主人。后来的社会发展和变化打乱了这种原始秩序。国王从领主手中夺回了属于王室的权利，但保留了他们的社会、经济特权：他们在社会等级中仍占据头等地位。11世纪以后的贸易复兴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出一种新形式的财富——流动财富，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
18世纪末，资产阶级领导着商品生产，它向王国的行政部门输送中下层官吏，为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大部分必要资金。贵族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作用在减弱，但它仍掌握着社会和国家的领导权。社会的法律结构已不再适应社会和经济的现实了。

贵族阶级是旧制度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它包括贵族等级和全体高级僧侣。

1789年时，如果说贵族仍作为一个等级而存在，它却早已失去在中世纪享有的那种掌握公共权力的特性。卡佩王朝经过长期努力重新掌握了王室权：征收捐税、招募士兵、铸造货币、司法审判。继投石党之乱以后，君主制的国家加强了权力，挫败和制服了贵族等级，使之俯首帖耳。1789年以前，贵族在社会中居首位，它在僧侣之后组成国家的第二等级。
不能把贵族阶级和享有特权者完全等同起来：庶民百姓出身的神甫和修士并不属于特权者范围。贵族阶级主要是由贵族组成的。作为特权等级的僧侣被社会屏障一分为二。按照西埃耶斯的说法，它主要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种职业。实际上，高级僧侣属于贵族阶级，如主教、修道院长和大部分议事司铎；下层僧侣，如正、副本堂神甫大都是庶民百姓，其社会地位属于第三等级。

贵族的人数估计有35万左右，占全国人口的1.3%。有人提出贵族人数为12万，其资料依据不太可靠。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地区性的差异。根据一些人头税名册和1789年参加选举的贵族选举人数目测算，贵族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从不足1%至大于2%不等：在埃费勒为2%强，在阿尔比为1.5%弱，在格勒诺布尔为1%弱，在马赛为1%弱。
贵族在王朝中属第二等级，但实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贵族”一词在18世纪末掩盖了其内部各集团间的争斗所造成的离析。所有贵族都享有荣誉、经济和财政方面的特权：佩剑、教堂专座、被处死时受斩刑而非绞刑，尤其是不承担人口税、养路徭役、留宿军队等义务。他们还享有狩猎权，并独揽军队、教会、司法及行政部门的高官要爵。此外，那些拥有领地的贵族（有的贵族不拥有领地，也有的平民能拥有贵族领地：贵族与封建制之间的关联已消失了）可以从农民身上征收封建捐税。贵族的地产规模因地区而异，在诺尔（22%）、庇卡底、阿尔图瓦（32%）、西部地区（莫日为60%）和勃艮第（35%）等地其比重极大，在中部、南部（蒙彼利埃教区为15%）和东南部则稍次。从整体看，贵族掌握着王国近1/5的土地。

宫廷贵族包括4 000名左右出没于王宫的贵族。他们在凡尔赛生活，簇拥在国王周围。宫廷贵族大搞排场，他们靠从国王的挥霍中得到薪俸、军饷和王室官职收益维持自己。此外，被国王任命教职的俗间教士或世俗人员可以拥有产业益用权，即从收入中无偿提取1/3。宫廷贵族还从他们的大片领地上抽取大量财富收入。尽管如此，上层贵族仍不能完全摆脱棘手的财政处境。他们的收入主要用于维持其身份和地位。他们身边众多的家仆、华丽的服饰、赌博、招待宾客、举办庆典、组织演出以及狩猎等活动都要花费更多的金钱。上层贵族开始负债累累，与平民中富有的女继承人联姻也不能使他们摆脱困境。上流社会的生活使贵族中一部分人逐步与受哲学思想影响的金融界上层人物接近，正如在德比内夫人的沙龙里那样。这部分上层贵族改变了习俗并信奉自由思想，从而开始脱离原等级。这种现象恰恰发生在社会等级差别最为严格的时期。这些自由派贵族在保持其社会特权的同时转向上层资产阶级，并与它分享某些经济利益。

乡居贵族的命运要逊色得多。小贵族地主与他们的农民一起生活，时常过着与农民几乎是同样艰难的日子。贵族不准从事体力性职业，甚至耕种自己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量也会丧失贵族身份。因此，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只能是向农民收取封建租税。这些租税的数额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确定下来，因此当以货币形式收取时其收益简直微不足道。因为货币的购买力一直持续下降，而生活费用却不断在提高。这些收益甚微、面积狭小的领地上的主人固然处境不佳，但是，由于一些省份在遗产处置上盛行优待长子的不平均分配，这些贵族家庭中的幼子便更成为牺牲品。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乡居贵族靠经营地产和把实物或货币租税转化为流动财富抵御住了18世纪的物价上涨，有的甚至还利用提高地租，出售租地多余农产品，增加市场税和另一些随通货膨胀而增值的领主税等办法发家致富。小贵族地主无论穷富，都时常受到大领主的歧视。反之，他们也憎恨那些以各种渠道从王室财库中获取收入的宫廷贵族和靠生产活动聚积起财富的城市资产阶级。
穿袍贵族是随着王朝行政、司法机关的发展而形成的。这种担任公职的贵族是16世纪从上层资产阶级中开始产生的。17世纪时，它仍然处于资产阶级和佩剑贵族的中介位置。到18世纪，穿袍贵族趋于与佩剑贵族合为一体。处于穿袍贵族之首的是高等法院的名门望族。它们力图控制国王的政府，参加国家的行政管理。它们花钱购买的职位是终身性的，可以传给后代。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代表了一种强大势力，常与王权发生冲突。他们对其等级特权非常注重，敌视可能触及到它的任何改革。因此这些人受到了哲学家们的猛烈抨击。

僧侣

僧侣等级有12万人左右，它自命为“王国的第一实体”。作为国家的第一等级，它拥有重要的政治、司法和财政特权，其经济实力建立在什一税和它的地产之上。
僧侣的地产在城市和乡村中均有。它在城市中拥有大量房产，收缴的房租金额在一个世纪中增加了1倍。修会僧侣在城镇的财产似多于乡村。在雷恩、鲁昂这些城市，修道院拥有许多房和地产。教会在乡村的财产数量更大，从全国范围很难估计。伏尔泰估计僧侣的土地收入为9 000万锂。内克的估计是1.3亿锂。这个数目无疑与实际情况更接近。然而可以肯定，当时人们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僧侣的地产收入。教会的地产往往分割成小块，由分散的农庄组成。由于管理不善和鞭长莫及，收成往往不佳。如果通过对局部地区的研究更准确地估算教会的地产，我们会看到地产的数量因地区而异，趋势是越往西南越少（西部的莫日为5%，南部的蒙彼利埃教区为6%）。教会地产的比重最高可达20%（诺尔、阿尔图瓦、布里），最低则不足1%，平均为10%左右。鉴于这一等级人数极少，这一比重则相当可观。
779年和794年的敕令强迫地产主把一部分农产品或牲畜交给收税人，这就是所谓什一税。这是一种普遍的税收，无论是贵族的产业、教士个人的地产还是平民的土地均在征收之列。什一税的数额还因地区和收成状况而变化。“大什一税”的征收针对4种主要谷物（小麦、黑麦、大麦和燕麦）；“小什一税”针对其他作物。什一税的税率一般低于1/10，全国范围谷物的平均税率在1/13左右。僧侣从什一税中获得的总收入很难估计，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在1亿到1.2亿锂之间。另外，它还可获得大约同等数额的土地收入。
僧侣通过征收什一税和拥有地产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收成，并将其转手倒卖。这使它从物价和地租上涨中得到好处。什一税的价值在18世纪里几乎增加了1倍多。什一税常常不是按最初的规定只归于僧侣，一些世俗者也以“采邑什一税”之名征收此税。这使什一税成为农民更加难以忍受的负担。

第三等级

西埃耶斯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1789年）中，明确指出了第三等级在旧制度末期的重要性。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切。”在第一章里，他提出第三等级是“一个完整的民族”：
“谁敢说第三等级本身还不具备组成完整民族所需的一切？它是一个强健有力的人，但却被人捆住了手脚。假如废除特权等级，全民族不会因此有所损害，相反会得到加强。那么什么是第三等级呢？是一切。不过它还处在被束缚和被压迫的状态。废除了特权等级它将会怎样？是一切，而且是自由和繁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将会无限美好。”
西埃耶斯最后写道：
“第三等级包含了一切属于民族的东西；任何第三等级之外的东西都不能被视为民族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

德·朗贝尔夫人（1647—1733年）说过：“研究哲学就是使理性恢复其全部尊严和权利，就是把一切事物与它们本身的原则联系起来，并摆脱舆论与权威的桎梏。”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对“兼收并蓄”条目作了这样的解释：“兼收并蓄者作为哲学家，他打碎偏见、传统、古法、普遍认可和权威，即一切束缚群众精神的东西。他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最明确的普遍原则。他对任何事物的承认都必须经过感觉和理性的证实。”
伏尔泰在1765年写道：“真正的哲学家，他们开垦荒地，促进耕犁和居民数量增加，他们使穷人有事做，能致富，他们鼓励婚姻，安抚孤儿，对必要的捐税毫无怨言，并力图使耕作者有条件愉快地缴纳，他们对人无所求，而是鞠躬尽瘁，为其谋福。”

1748年后，该世纪中最伟大的著作相继问世：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到卢梭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1762年）。在此期间出版的还有比丰的《自然史》（第1卷出版于1749年）、孔迪雅克的《感觉论》（1754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摩莱里修士的《自然法典》（1755年）、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56年）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1758年）。在1751年这一年中，出版了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第1卷、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重农学派的刊物——《经济杂志》第1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以及经济学家，他们都以不同的特色为哲学兴盛作出了贡献。

第二章 制度危机

专制的、管理性的君主制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开始成形，到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鼎盛，并持续于整个18世纪。前个时期表现出来的分立势力已大为削弱，但大部还保留着。三级会议在1614年最后一次召开，以后就被废弃不用了。城市自18世纪起处于监护之下。省三级会议、高等法院、僧侣会议依然存在，并继续行使职能，但它们都在王权的控制下。与此同时，随着参政院和地方行政监察官的设置，王朝的行政组织正规和完善起来。这种君主制被理论家赋予一种神授权利的性质，而且这种性质越来越突出。在亨利四世时期，卢瓦佐还只是把国王看作人民的官吏兼上帝的代理人。到了路易十三时期，勒布雷说得更为明确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权仅仅来源于上帝，他们不必屈从人间的任何权势，他们享有完全、绝对的主权，在王国是至高无上的。”

作为上帝的代表，国王在所有的诏书中都要宣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安排，法兰西和纳瓦尔的王”。加冕礼使国王具有神授的性质，通常在兰斯大教堂内举行。国王在重臣簇拥下首先向教会和臣民宣誓，然后接受加冕，即以圣油瓶的油敷身。此时总主教口中念念有词：“接受祝福并成为这个王国的君主吧！上帝把它交给你统治。”戴上王位徽章后，国王与人民见面。加冕礼第二天的活动是触摸瘰疬：国王抚摸每一个患者，口中不断重复：“国王触摸你，上帝治愈你。”王朝通过这种仪式表明自己的神圣，加冕礼使国王博得一种宗教性的尊崇。

14世纪以后，在财政陷于危机时，国王被迫设立了三级会议。专制君主制并未将它废除，只是自1614年以后不再召集它了。三级会议纯属咨询性机构，国王要求它投票通过税收，实际上国王不经过它也可以征收这些捐税。国王还要求三级会议提供建议，而是否采纳则由国王自便。召集三级会议成了王权在危机时期最不得已的权宜措施。1789年三级会议的召开真可谓一项古老制度的死而复生。

在17—18世纪，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已大体完成。地方自治大为削弱以至完全丧失。凡事都要由凡尔赛或中央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决定。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

1781年5月，内克辞去了财政总监的职务，从此，危机便日趋严重。国王路易十六是个身体肥胖、心地善良厚道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平庸无奇、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的人。他对政务表示厌倦，他在狩猎场上和锁匠作坊里要比在参政院会议上更显快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原是奥地利的玛丽-泰雷兹之女，她漂亮、浅薄、轻浮，她那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使王室更加不得人心。

第一部分 “民族、国王、法律”。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1789—1792年）

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

第二章 国民制宪议会。妥协的失败（1790年）

18世纪的法国贵族阶级与上个世纪的英国贵族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在英国，不存在纳税特权，贵族也要纳税。贵族的军事特征已大为减弱，甚至完全消失。贵族经营工商业也不失身份。航海和殖民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合。贵族阶级也参加到新生产力的跃进之中。尤其是封建的结构早已摧毁，财产和生产已不受束缚。英国的特殊条件和更先进的发展程度使1688年的妥协得以实现。在法国，贵族保留着主要的封建特征。它献身武职，除极少数情况外不得从事有利可图的工商业，否则就会丧失贵族资格。传统结构使它的生存与优势地位得到保障，它对这种传统结构的依附便更为紧密。法国的贵族顽固地坚持其经济、社会特权，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和与资产阶级原则格格不入的封建心态，这导致它僵化在一概排斥的态度之中。

第三章 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和法国的重建（1789—1791年）

政治权利只归少数人享有。人权宣言宣布一切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但是，国民制宪议会却通过1789年12月22日的法律把选举权只给予有产者。公民被划分为三种类型。
“消极公民”没有财产权因而也没有了选举权。发明这个专用术语的西埃耶斯认为：消极公民有权“保护自己的人身、财物和自由”，但无权“积极参与组成公众权力”。大约300万法国人便这样被剥夺了投票权。
按西埃耶斯的说法，“积极公民”是“巨大社会企业的真正股东”。他们所缴纳的直接税至少要相当于3天的工作价值，即1.5—3锂。这部分人的数量为400多万，他们组成“初级议会”以推选出市政府和选举人。
“选举人”与积极公民的比例为1∶100，全国共有5万左右。他们的纳税额相当于当地10天工作日的价值，即5—10锂。选举人在省会组成“选举大会”，选出全国议会代表、法官和省级行政人员。
最后，组成“立法议会”的代表必须拥有一些地产，并缴纳一个“银马克”（约52锂）的税金。这种分为两级的、以纳税额决定选举资格的选举制度使得金钱贵族取代了门第贵族，人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宪法起草委员会报告人强调指出：建立这样一种以纳税为标准的选举制度必然会在“消极公民”中引起竞争，使他们一心争取发财致富，以便成为“积极公民”，然后再成为“选举人”（这已经是基佐提出的“发财吧”的论调了）。这时候，国民制宪议会中主张民主的反对派，尤其是格雷古瓦修土和罗伯斯庇尔对此表示了抗议，然而并无效果。

货币改革及其广泛的社会后果是由财政危机所引起的。1789年11月2日，国民制宪议会决定把僧侣的财产置于国家的支配之下。然而这还不够，还必须使这些不动产“发挥效用”。1789年12月19日，国民制宪议会决定以4亿锂的价格拍卖教会财产，同时发行同等数额的“指券”。指券是一种按照国有财产确定价值的票据。起初，指券只是含利息5%的债券，可以用教会财产进行偿付，它代表着国家的信誉。指券最初只有1 000锂一张的大票面。随着教会财产的出售，指券应该被陆续收回，作废和被销毁，这样便偿清了国家债务。
要使这种做法取得成功必须速战速决。但是，指券的推销十分艰难。这是因为形势动荡不安；僧侣仍控制着其财产管理权；改革教会的法令尚未通过。这种情况促使国民制宪议会采取了断然措施：1790年4月20日，剥夺了僧侣对其财产的管理权。一个月后，它又创立了宗教祭仪的预算。5月14日，它确定了出售国有财产的具体方式。但是，国库依然空空如也，赤字在不断上升。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国民制宪议会逐渐不由自主地把作为国库券的指券转变为一种纸币了：它不再含利息，并且具有不受限制的偿还能力。1790年8月27日，指券开始成为银行票据，发行量达到了12亿锂。中等票面（50锂）开始出现后，又印行了5锂的低面值指券（1791年5月6日）。于是，最初被用来偿还国债的措施背离了原来的目的，成了弥补预算赤字的手段。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后果。
在经济方面的后果表现在货币性指券的膨胀异常迅速，发行量成倍增加。国民制宪议会在1790年5月17日允许货币买卖即是促使指券贬值，金属货币都隐而不现了。两种价格随即出现：一种以硬币支付；另一种以纸币支付。低面值指券的印行使贬值更为加剧。在1790年中，指券的兑换率一再下跌，失去的价值从5%上升到25%。1791年5月，在伦敦市场上100锂指券只能值73锂了。
在社会方面货币性指券也造成了多种后果。人民各阶层成为通货膨胀的牺牲品，其生活条件不断恶化。领取纸币工资的帮工和工人的购买力日益下降。生活费用日渐昂贵，食品价格上涨引起了和饥荒同样的后果。社会骚乱再度出现。生活费用昂贵使城市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大资产阶级，并促使大资产阶级倒台。对于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来说，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果也不轻。一些官员的职位被取消了；旧制度时把积蓄换成公债或抵押货款的食利者也因贬值而减少了收入。通货膨胀使已经到手的财富蒙受损失。然而，通货膨胀也使得投机商有利可图。尤其是货币性指券，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得到僧侣的财产。作为国库券的指券，则只能将僧侣财产交给国家的债权人，如国家供应商、金融家和被取消职位的官员。于是，指券不再是一种财政方面的权宜措施，而成为强有力的政治、社会手段了。

第四章 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年）

在英国，辉格党的首领之一福克斯、奴隶制的反对者威尔伯福斯、哲学家边沁和化学家普里斯特莱都公开声明自己赞同大革命。英国的统治阶级在大革命初期曾持赞许态度。但是，随着革命事态的急剧演变，它的态度逐渐冷淡下来。只有激进派和异端分子坚持同情大革命，要求在本国实行改革。1790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个“宪法社”；在1791年，“伦敦推动宪法情报社”重新建立。诗人们长期忠实于自己最初的激情，他们是布莱克、彭斯、沃兹沃恩和柯勒律治。1789年，柯勒律治在《法兰西》赞歌中表达了他如醉如痴的喜悦：
当法兰西怒火满腔，举起巨人的臂膀，
它的誓言震撼着天空、大地和海洋。
它顿足盟誓：不获自由绝不罢休……

在1790年选举中，托利党的多数地位更为加强，议会改革推迟进行。1790年11月，伯克发表了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这成了反革命的福音书。该书谴责法国大革命使贵族阶级破产，并摧毁了等级差别这个神圣的制度。1791年，因支持北美起义军而闻名于世的托马斯·潘恩在他的《人权论》中驳斥了伯克的观点，此书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伯克提出了组织反革命十字军的主张。

阿维尼翁事件致使教皇与法国作对。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发生了反对教皇统治的起义，并废除了旧制度。1790年6月12日，阿维尼翁举行投票，决定并入法国。国民制宪议会犹豫不决遂使此事耽搁下来。当8月24日开始讨论阿维尼翁的问题时，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力图避免使教皇对法国革命产生新的不满，结果特隆谢的决议案得以通过：由于国王在外交方面有创议权，阿维尼翁人的请愿呈送国王定夺。因为制宪议会不打算因一个不合时宜的表决而损害正在进行的、关于批准教士法的谈判。

与此同时，在1789年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国际公法逐步确立起来。1790年5月22日，国民制宪议会庄严地宣布废弃征服权：国家的组成只能基于人们意志的自由表达。1790年11月，国民制宪议会向德意志诸侯宣布：阿尔萨斯之所以属于法国并非出于征服权，而是出于其居民的意愿，他们参加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便是证明。1790年10月28日，梅兰（杜埃人）以自愿组合的国家否定王朝国家，并从中总结出新国际公法的准则。他指出：“去年，在这个议会中，由一切新旧法国人订立的社会公约是你们和阿尔萨斯兄弟联合在一起的唯一合法依据。”他在这里指的是，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自命为国民议会的决议和同年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自己为国民制宪议会的决议。接着他又提出，这里仅涉及到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即“阿尔萨斯人民能成为法国人是否依据了外交文件？……对于阿尔萨斯人民和法国人民来说，专制时期那些旨在把前者结合于后者的协定有什么意义呢？阿尔萨斯人民与法国人民结为一体，这是出于他们的愿望。因此，使这种结合合法化的仅仅是他们的意愿而不是明斯特条约”。
阿尔萨斯的这种意愿在1790年7月14日参加联盟节时已经表达出来了。
1791年5月，鉴于教皇对教士法已持谴责态度，国民制宪议会决定占领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以便征求居民的意见。两地与法国合并的法案于1791年9月14日通过。在各国君主看来，新的国际公法等于宣布赋予革命国家一种权利：只要哪一国人民有这种愿望它就可以将其归并。这样一来，旧制度的外交便全被打乱了。

然而，国民制宪议会担心一旦发生战争会使宫廷从中渔利。它给了德意志诸侯一笔补偿费，而路易十六则立即鼓动诸侯拒不接受。国民制宪议会尽量拖延对阿维尼翁的归并。由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被纠缠在波兰事务中不得自拔，这种和平政策才得以顺利推行。莱奥波德二世认识到，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鼓励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是为了使波兰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他们，而他自己将会在西方抽不出身，因此他宁愿置身事外。
但是，国王的出逃使国民制宪议会的和平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莱奥波德二世也因此被迫对法国事务进行干涉。

国王的出逃是由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瑞典朋友阿克塞尔·德·费尔桑伯爵长期筹划的。他借口护送贵重财物经驿站来到布耶的军中，在通向圣默努的一路上布置了驿马和骑哨。这样，路易十六可以取道马恩河上的夏隆和阿尔戈尼直达蒙梅迪。1791年6月20日午夜前后，路易十六改扮成侍从，与全家离开杜伊勒利宫。此时，拉法夷特正在视察城堡的哨位，并认为万无一失。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杜伊勒利宫留着一个不上岗的门，这使费尔桑得以自由出入王后寝宫。
国王全家挤在一辆专门制作的重型轿式马车里上路了。他们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5个小时。在夏隆以外布置的哨兵队久等不见国王踪影便撤走了。6月21—22日夜，当国王赶到瓦雷恩时并没有找到预定的接应驿马，于是他便停了下来。在圣默努时，路易十六毫不躲躲闪闪，他被驿站长的儿子德鲁埃认了出来。德鲁埃赶上在瓦雷恩停下的轿式马车，并让人截断了埃尔河上的桥梁。当国王准备重新启程时，发现桥被阻断。此时警钟鸣响，农民们蜂拥而来，赶来的轻骑兵队也与人民表示友善。22日清晨，国王一家重新启程返回巴黎。在他们两旁是由各村赶来的国民自卫军组成的人墙。当布耶闻讯奔来时，国王已经上路2个小时了。6月25日夜国王进入巴黎时，周围死一般沉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这俨然是“君主制的送殡行列”。

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

沙龙中云集了各派的首领，并为他们提供了协调意见的方便。斯塔尔夫人是内克之女，纳博纳伯爵的情妇。她的沙龙成了拉法夷特派的活动中心。韦尼奥则把他的朋友们汇集在旺多姆广场附近多登夫人豪华的餐桌旁或沙龙里。这位多登夫人是一位包税商的遗孀。布里索派在罗兰夫人的沙龙中集合。她是一位富于正义感和感情丰富的妇女，是吉伦特派的灵魂。通过其好友和其丈夫的斡旋，罗兰夫人发挥了巨大影响。她的丈夫正直而平庸，曾任工场视察员。

在罗兰1792年6月10日给路易十六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写有这样的话：“祖国绝不是在想象中被美化的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存在物，人们曾为之作出牺牲。人们通过对它的关切表达对它与日俱增的热爱。人们为它的诞生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它在动荡不安之中崛起。人们珍惜它是由于它来之不易，它使人充满希望。”

第二部分 “自由专制主义”。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1792—1795年）

第一章 立法议会的结束。革命激情和国防（1792年8—9月）

第二章 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自由资产阶级的失败（1792年9月—1793年6月）

6月2日（星期天），运动再起。起义委员会命昂里奥率8万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以便在国民公会拒绝满足巴黎公民要求的情况下，把乱党首领们当场抓起来。”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逮捕吉伦特派领袖。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议长埃罗·德·塞谢尔率领全体议员走出议会大厅，试图突围。昂里奥下令，“炮手们，各就各位！”无能为力的国民公会只好退回议会大厅，被迫就范，通过了逮捕29名吉伦特派议员及克拉维埃尔和勒布伦两位部长的决议。自立法议会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终于结束了。
吉伦特派就这样灭亡了。吉伦特派宣布了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废除了国王，但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他们请求人民支持他们反对君主制，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进行统治；他们促成了经济危机的恶化，但又拒不满足人民的全部要求。山岳派把救国当作最高法则，它使无套裤汉取得了政权。在这个意义上，5月31日—6月2日起义并不是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民族反应，同时也是一种革命的暴动，一种对贵族新阴谋的防御和惩罚。外省“区民运动”的发展在这次起义之前就预示了它的意义，因为贵族反革命又以吉伦特反对派的面目发起了进攻。

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6—12月）

10月份开始审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据阿马尔的报告，吉伦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同时，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根据比约-瓦雷恩的报告被送交革命法庭。王后10月6日上了断头台，她的处死成了“迪歇纳老爹最大的乐事”。对21名吉伦特派的审判10月24日开始。当辩论似乎要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的时候，国民公会决定：陪审员可在3天后表态。这帮吉伦特派于10月31日被处决。埃贝尔整个秋季都在搞恐怖主义宣传，有力地激发了无套裤汉的惩罚意志。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平等11月6日被处死后，《迪歇纳老爹报》又向革命法庭提出忠告，要求“法庭趁热打铁把叛徒巴伊、无耻的巴纳夫……连连送上断头台。”该报第312期赞扬了神圣断头机的美德，告诫人们不要有任何手软行为。罗兰夫人、巴伊和巴纳夫相继于11月8日、10日和28日被处死。在1793年的最后3个月里，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于巴黎各监狱的囚犯约有1 500人，到10月2日增至2 398人，到12月21日又猛增到4 525人。

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革命政府是一个战时政府，按罗伯斯庇尔的说法，“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而自由的敌人在国内国外都存在。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一旦敌人被打垮，就应恢复立宪政府，即恢复“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不过也只能待到敌人被打垮的时候）。由于现在是战时，“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应当“行如霹雳”，粉碎一切反抗。因为不能“对和平和战争、对健康和疾病实行同一种对策”，所以革命政府拥有“强制力”——即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提出；“难道强制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革命政府“对于人民的敌人除了处死以外别无选择”。这种恐怖只是用来拯救共和国的，作为“民主或人民政府之基本原则”的美德，是革命政府不至于变成专制政体的保证。美德，“也就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是“把一切私人利益汇同于公共利益的高尚献身精神”。罗伯斯庇尔得出结论：
“在法国大革命的制度下，凡是不道德的便是不得当的，凡是使人堕落的便是反革命的。”
这样一来，大革命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了：
“我们要执行大自然的意志，完成人类的计划，遵守哲学的诺言，宽恕使犯罪和暴政得以长期统治的天命。愿过去在被奴役国家中著名的法兰西超越历史上一切自由民族的荣耀而成为各民族的榜样，使压迫者为之丧胆，使被压迫者为之快慰，使世界为之增光。愿我们在用自己的鲜血巩固我们事业的时候，至少能看到普遍极乐时代的灿烂曙光。” （共和二年雨月17日）

在恐怖统治的最后阶段，人们一般均采用“大杂烩”的办法审案。依据贵族阴谋的宽泛概念，人们可以在一次诉讼案中控告一群相互间并无关联的被告。他们因反对国家的阴谋而被看作一丘之貉。巴黎各监狱挤满了嫌疑犯（达8 000多人），很让人担心发生犯人暴动。某些受到严重夸大的迹象使人们相信有人在搞“监狱阴谋”。因此6月份有3批人，7月份有7批人被处死。这些人都是从几个主要拘留所（比塞特尔、卢森堡宫、卡尔默、圣拉扎尔）提来的。从1793年3月到共和二年牧月22日这一期间，在巴黎处死过1 250人。可从大恐怖法令颁布到热月9日的一个多月里，竟有1 376人上了断头台。据革命法庭公诉人富基埃-坦维尔描绘，“脑袋如板岩似的纷纷落地。”
人们对于恐怖统治的结果看法不一。关于受拘嫌疑犯的数字，有人估计为10万人左右，有人则认为达30万之众。关于被处死的人数，据多纳尔德·格里尔估计，约在3.5万—4万之间，其中包括在南特和土伦未经审判被处死的人数。根据这位历史学家的统计，革命法庭和各种特别法庭宣布的死刑达16 594起：从1793年3月到9月有518起，从1793年10到1794年5月有10 812起，从1794年6月到7月有2 554起，在1794年8月有86起。从地区分布来看，16%的死刑是在巴黎判决的；71%的死刑发生在国内主要战区，其中19%在东南部，52%在西部。定罪的动机同这地区分部情况相吻合：78%的死刑是为惩治叛乱、叛变而宣布的。思想上的犯罪行为（煽动反抗、联邦主义、阴谋）所招致的死刑占19%。经济方面的犯罪（伪造指券、贪污）所招致的死刑只占1%。至于被处死的人的社会成分，原第三等级占84%（其中资产阶级占25%，农民占28%，无套裤汉占31%），贵族只占8.5%，僧侣占6.5%。乔治·勒费弗尔强调指出：“但要知道，在这样的斗争中，对叛徒的处罚要比对宿敌的处罚更加不客气一些。”
因此，恐怖统治基本上是为保卫革命和国家，对付叛乱分子和叛徒的一种工具。大恐怖像内战一样（它本身也是内战的一个方面），从民族中清除了那些因其贵族属性或决心与贵族阶级生死与共而不能结合到社会中来的分子。它把“强制力”授予各政府委员会，使它们得以恢复国家的权威并令所有的人遵守救国的法则。它使阶级利己主义暂时沉默，从而促进民族团结感情高涨。尤其是恐怖统治使统制经济得以强制实施，这对夺取战争胜利和完成救国事业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恐怖统治是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工资的最高限价则激怒了工人们。由于全国总动员和战争的负担，劳动力减少了，工人们利用这种情况增加了工资。许多市镇，尤其是巴黎市，从未公布过工资的限价表。然而国家却在国营工场里严格实施限价法，不对工人有任何宽容。芽月惨剧之后，新巴黎市府制止所有联合结社的图谋。救国委员会也采取压制工资劳动者的态度。救国委员会认为，整个财政经济的大厦建立在双重最高限价法的基础上，放弃这种双重限价必将引起整个体制的坍塌和指券的垮台。罢工遭到镇压。收获季节临近时，政府令农业工人处于被征召状态，并限定他们的工资额。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巴黎市府终于公布了工资最高限价。对于许多职业团体，这一限价事实上专横地降低了劳动日的价格。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由此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工人的不满同饱受征调压迫的农民、愤愤于限价规定的商人，因指券而破产的食利者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

但总的说来，统制经济不应被看作消极的东西。它毕竟使共和国的军队得到给养和装备。没有它，胜利是不可设想的。正是由于它，城市的人民大众才获得每天有保障的面包供应。共和三年经济自由的恢复又使他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向他的政敌发起进攻，把恐怖扩大化的责任推到那些伪装成宽容派的凶狠歹毒的恐怖主义者身上。但他不愿点出他所指控的议员的名字，这是最大的失策。因为所有自知干过某件错事的人都感到了威胁。当晚，正值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博得鼓掌，各委员会都张皇失措、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的政敌开始行动了。那些很久以来便计划搞掉罗伯斯庇尔的议员在当晚同平原派一起策划了阴谋（他们向平原派许诺要结束恐怖统治）。这是一个以恐惧为唯一纽带的暂时同盟。

第五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人民运动的终结（1794年7月—1795年5月）

历史进程的辩证法本身最终也体现在人民运动的退化过程中。5年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慢慢地使人民运动失去了自己的锐气和活力。同时，群众也因“伟大希望”的实现总是推迟而渐渐泄了劲。罗伯斯庇尔曾经写道：“人民厌倦了。”共和三年风月27日（1795年3月17日），市郊圣马尔索和圣雅克的无套裤汉说：“我们对于自己为大革命做出的一切牺牲简直感到懊悔。”月复一月不间断的战争削弱了无套裤汉，征召入伍把他们弄得衰竭不堪：入伍者都是最年轻、最有战斗性、最有觉悟和最积极的分子。保卫新祖国是他们首要的革命义务。从共和二年起，巴黎各区国民自卫军营队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超过50岁甚至60岁的老人。人民运动的这种老年化不可救药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战斗热情。

第三部分 “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社会的巩固（1795—1799年）

第一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的终结。1795年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共和三年宪法

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阿雅克修的一个亲法的小贵族家庭。1779年他成为王家奥顿中学的奖学金生，后来进入巴黎军事学校附属的王家布里埃纳中学直至1784年。1784—1785年他成为军事学校的贵族士官生。1785年9月，16岁的波拿巴在参加会考时，在58名应考生中取得第42名。从此，他被任命为炮兵助理中尉。从瓦朗斯到奥索纳，然后又回到瓦朗斯，在这些迁移中他过的是军营里小军官的那种清苦的、无前途的生活。他是1789年的爱国者，然而是一名科西嘉的爱国者。1789—1793年保利在科西嘉岛多次逗留期间，波拿巴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政治生活。但由于得不到保利的信任，当保利和国民公会闹翻、求助英国人时，波拿巴于1793年6月离开了科西嘉。1793年7月他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的上尉，并被派往阿维尼翁组织火药运输队。这时他真诚地拥护山岳派和雅各宾派。他以对话的形式写了一本题为《博凯尔的晚餐》的书，并且得到国库的资助，于1793年8月在阿维尼翁印刷出版。此书的内容是1名军人（他本人）和尼姆的1名市民、蒙彼利埃的1名制造商以及马赛的1名商人之间的谈话。其大意是人们说服倾向吉伦特派的马赛人，要他相信“山岳派的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国民公会是“团结的中心”，必须拯救“处在最残酷的反法联盟包围之中的新生共和国，因为它们要把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离开了故乡科西嘉并放弃了该岛独立的幻想。波拿巴从此投身到革命的民族中来。他的同乡、特派员萨利赛蒂于1793年9月17日把包围土伦的炮兵部队交给他指挥。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决定性的。12月19日土伦被攻占，22日波拿巴晋升为准将。意大利方面军的特派员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保荐他。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写给他哥哥马克西米利安的信中，他夸奖了“公民波拿巴出类拔萃的优点。”
热月政变对一切都提出了异议。事件于热月18日（1794年8月5日）传到尼斯：第二天，波拿巴被特派员撤去了指挥职务，并且作为罗伯斯庇尔分子被关押在昂蒂布的方堡里。果月3日（1794年8月20日）他被释放，并恢复了军职。但是他的军事生涯遭到了奥布里的阻挠。这是一名隐藏的吉伦特分子，而且是国民公会军事问题的报告人。他激烈批评波拿巴“过早地晋升和具有无节制的野心”。然而，1795年3月波拿巴仍被任命为西部军炮兵司令，但被他拒绝了。6月，当他被任命为西部军的步兵将军时，他再次拒绝。
从那时起，公民波拿巴变成了寻找自己道路的冒险家。热月的失宠仿佛打断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除了自己的野心，他不再有任何准则。有几个月他的处境很凄惨。葡月使他重新投入洪流。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这一天他所起的作用使他获得了“葡月将军”的美称。从此，他依靠得到不断晋升的前途有了保障。10月16日他还是一名少将，26日就被任命为国内方面军的总司令。从这一时期起，开始了波拿巴和约瑟芬·塔谢·德·拉帕日里的爱情。约瑟芬比他年长6岁，是1794年被处以绞刑的博阿尔内子爵的遗孀。据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这是个已经有点厌倦的女人，但仍很迷人，并且很有经验。波拿巴给“温柔的、无与伦比的约瑟芬”的第一封信写于1795年10月28日。这种炽烈的情火在他写于意大利战争期间的全部信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信件对嘉奖、功名嗤之以鼻。乔治·勒费弗尔写道：“很难相信波拿巴不知道约瑟芬和的关系，没意识到她对后者的影响可以对自己有用。”

第三章 第二督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终结（1797—1799年）

波拿巴在掷弹兵和将官们簇拥下来到五百人院。全体议员顿时站了起来，因为不经召唤波拿巴没有权利进入议会大厅。有的议员抓住他的衣领，推搡他。有人则高喊：“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打倒独裁者！”波拿巴只得在几名士兵保护下退出会场。讨论在混乱中继续进行。吕西安竭力为其兄辩护，但不起作用。一队士兵奉波拿巴之命把他劫走。军队，特别是两院的卫队犹豫不决。吕西安骑在马上鼓动他们。他谴责一小撮手持匕首的代表企图暗杀他们的将军，恐吓大多数议员。他终于说服了士兵，他们出动了。一队士兵在米拉和勒克莱尔率领下，敲着战鼓进入橙园大厅，驱散议员。议员们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离开会场。
当天晚上，元老院的多数议员和五百人院的少数议员着手组织了临时执政府。他们宣告督政府不复存在，并把62名“经常胡作非为”的议员从全民代表机构里开除出去。成立了一个由西埃耶斯、罗歇·迪科和波拿巴3名执政官组成的执政委员会，他们——“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官”被授予指导政府的全权。议会两院被两个各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后者被赋予投票通过执改官提出的法律、准备修改宪法的权力。根据第12条，该宪法的目的是“确认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人民的主权、统一与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代议制、分权、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权。”
最后，元老院取消了使供应商惶惶不安的措施，恢复由国库支付他们的优先权。3名临时执政官宣誓后回到了巴黎。
一份张贴在巴黎的通告（雾月24日），即1799年11月14日的《导报》提请人们注意这份通告充分表达了政变后资产阶级的愿望：
“法国需要实现伟大和持续的事业。动荡把它毁了，现在它祈求安定。它不要王政，王政已被废除。它需要执法的权力机构行动一致。它要一个独立、 自由的立法机构……它希望代表们属于稳健的保守派，而不属于动乱的革新派。总之，它要采摘10年牺牲结出的果实。”
现在要最终结束革命时代了。巩固应取代动乱，有产者的社会优势地位应最终确立。在这方面，雾月政变同热月以及1789年的路线完全一致。如果说资产阶级愿意加强行政权，恢复政府行动的一致性，它并没有放弃实施自由的权利，只要这对它的私利有好处。然而，事态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打算成为泡影。雾月分子企图建立的专制制度，很快变得只对波拿巴的个人权力有利。社会显贵的共和国转变成军事独裁。

附录 阿尔贝·索布尔的两篇论文

第一篇 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

早在革命初期，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在他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1791年）里就认为，1789年10月闯进凡尔赛宫的群众只是一群“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而那些押送王室回到巴黎的妇女则是“以最卑鄙和堕落的女人形象出现在地狱里的泼妇”。大约1个世纪以后，在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1875年）一书里，斥责和咒骂的词语更为丰富。在他的笔下，被1789年“大恐惧”煽起造反的农民是“走私犯、私盐贩子、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7月14日的巴黎人是“浮上来的社会渣滓……首都仿佛落到了最低贱的平民和强盗的手里……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有的几乎赤身裸体，大部分人像野人一样青面獠牙，煞是吓人”。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的妇女是“娼妓……加上洗衣妇、乞丐、光脚的女人以及花钱雇来的下贱女人”。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朝的起义者“几乎都是最低贱的平民，或是从事最卑鄙职业的、嗜血成性的、污秽地方的打手和走狗”。总之，革命人民是“在紫红色地毯上打滚的一头畜牲”。泰纳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冲击下写这本书的，社会恐惧使他发出这些咒骂。这种史学传统并未中断，无论马德兰或加克索特的著作都是如此。

与此相反，米什莱和坚持共和传统的史学家却认为，革命群众具有人民的各种美德。恶的化身巴士底狱是被善的化身人民的力量推倒的。米什莱写道：“巴士底狱……投降了，内疚使它心慌意乱，使它发疯，从而丧失理智”；是“人民，全体人民”战胜了它。是人民解决了1789年9月的危机：“只有人民找到了救急的药方，他们去寻找国王”。革命群众的基本成员——妇女被恢复名誉，并受到赞扬。“人民之中最具有人民性的，我指的是最本能、最有灵感的，肯定是妇女。”米什莱在书的结尾写道：“所有的法国革命史到目前为止都是以君王为主体撰写的，有的以路易十六为主，有的以罗伯斯庇尔为主。而这部法国革命史则是第一部共和史。它摧毁了偶像和神。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它只有一个英雄：人民。”路易·勃朗的《法国革命史》（1847—1862年）远没有如此高昂的热情，但它也属于同类。奥拉尔的《法国革命政治史》（1901年）也是如此。他是一位激进的大学教授，重视史实，文体简练。他说：“整个巴黎都奋起了，它武装起来攻占了巴士底狱。”

但是，这个被颂扬或受羞辱的人民到底怎么样呢？无论米什莱或泰纳，不管他们有多大功绩，都不屑对此进行仔细的分析。如果说，米什莱表达出人民灵魂之精髓，泰纳预感到作为历史必不可少的辅助因素的社会心理之必要性的话，那么，是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1901—1903年）里，最终改变了以往观察事物的角度。这是一部真正“从下面”看的历史。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被真实地讲述，并被建立在经济与社会实际的基础之上。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扩展到全世界，经济问题在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后果之一就是日益发展和明确的阶级对立愈加尖锐。因此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些事实对史学研究不能不产生影响。从那时起，史学家对直到那时一直被排列在资产阶级后面的人民群众开始重视起来。他们开始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命运以及促使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例如1788—1789年的荒年。这样，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开创了大革命史学的新纪元。

人民群众的暴力行动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它具有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贵族的反抗迫使人民拿起武器。牧月5日被捕的小学教师穆萨尔在他的辩护书里这样写道：“有人会说，我太狂热了。不错，正义的热情在我身上燃烧，我充满自由的激情，我将永远热血沸腾地同祖国的敌人斗争到底。”断头台之所以深得民心是因为它是国民复仇的工具。它有以下各种美称：“国民铡刀”、 “人民斧头”，“平等的长柄镰”等。1789年以来贵族的阴谋加剧了人民大众对贵族的阶级仇恨，这也是造成民众暴力行为的一个因素。共和二年风月6日（1794年2月24日），一个警方密探记下这样两段话：“现在还有断头台吗？”一个衣着入时、个子不高的人问道。“有。”一个坦率的爱国者答道，“因为背叛一直存在。”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无套裤汉赋予暴力和恐怖的政治意义。
在共和三年，使用暴力具有更加确切的意义。恐怖是经济统制的工具，它使全面限价得以实现，从而保证人民得到每天必需的面包。反动势力正好与放弃限价和严重缺粮同时发生。因此有人把恐怖和每日的面包等同起来，就像他们把人民政府和恐怖视为一体一样。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共和国区的木匠里希耶宣称： “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下，虽然鲜血流淌，但面包不缺。如今血不流了，但面包也没有了。因此，为了吃上面包，应该继续流血。”无套裤汉不会忘记，在恐怖时期他们是不缺面包吃的。人民大众的暴力行动和恐怖行为与要求得到每日必需的面包紧密相连。
假如没有人民大众的革命暴力，资产阶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不管群众对此怀有怎样特殊的目的，暴力和恐怖还是为资产阶级广泛清除了封建制和君主专制的残余。我们也不能忘记，资产阶级本身在同贵族斗争的危急时刻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的。“难道这些血就那么纯洁吗？”1789年7月巴纳夫就曾这样说过。

第二篇 什么是大革命？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占的当晚，路易十六惊恐不安，他问左右：“这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库尔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认为，这场革命由来已久。早在1762年，卢梭在他的《爱弥儿》里写道：“我们已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谁能保证你那时候将会怎样？”伏尔泰在1764年4月2日给肖夫兰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为必将会发生的一场革命撒下种子，而我却无幸做这场革命的见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