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以善后:段祺瑞与孙文的嫌隙

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遭到孙中山“国民会议”的抵制。同盟各方未及聚首,即产生了裂痕

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之后,段祺瑞与孙中山,一个成了令人唾弃的“反动军阀”,一个成了高居庙堂的“国父”,不啻天壤之别。然而,在民国13年(1924年),段与孙曾是政治盟友。只不过,从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分道扬镳,两人结盟的时间很短,短到相约北京后,连面也未曾再见。

三角同盟,挑战直系中央政权

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3日,长江下游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事。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大上海而大打出手(上海当时隶属江苏省,但在卢氏的势力范围内),国内政局风云突变。

当时,北京政府为直系军事集团所控制。直系头号人物曹锟上年如愿坐上了总统宝座,二号人物吴佩孚“坐镇洛阳,遥执内阁”。

国内至少还有三个地方势力鼎立于南北,虎视眈眈地环伺着中央:东北,有张作霖自立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南方,有孙文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江南,浙督卢永祥拒绝承认曹锟的当选总统,宣布“自治”。

江苏督军齐燮元是直系嫡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则是皖系大将。江浙战争,拉开了嗣后更大规模的倒直战争的序幕。

战争爆发当日,张作霖即通电全国,声讨曹、吴,并将所部编为十余万兵力的“镇威军”,准备出战。

两天后,孙文发布《大元帅出师对粤宣言》,宣称与卢永祥合作,讨伐曹、吴。

9月9日,寓居津门的段祺瑞也发出通电,指责曹锟“不知国家人民为何物,礼义廉耻为何事”,号召“一时袍泽……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出民水火,勿任沦胥”。

9月15日,张作霖自任总司令,率6个军15万人杀向山海关。两年前,奉系败退关外时,赖有英国人居间调停,直军追击至山海关止步,双方以关为界,互不侵犯。自此,第二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

9月18日,国民党中执委在广州发布了《北伐宣言》。两天后,国民党各军分两路向湘、赣两省推进。

至此,皖、奉、粤三角同盟,终于扯下神秘帷幕,强悍亮相。

历时40天的江浙战争,虽以卢永祥下野而告终,但却引爆了三角同盟武力倒直的火药桶。

主义让位于各自的利益

粤、奉、皖三角同盟,首倡者,孙文也。上一年,孙氏在苏联人的撮合与资助下,与中共联姻,自沪返粤,除大力重组国民党外,更按苏联红军的模式创建了黄埔军校,以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任军校校长,打造“党军”,并整编了粤、桂、滇、湘地方军队。为生存,他先后派汪精卫与其子孙科赶赴奉天,与张作霖洽谈战略合作,张作霖以重金与军械无偿支援粤方。

搞定奉系后,孙文又派于右任出使津门,游说在日租界做寓公的段祺瑞联合倒直。老段是四年前被吴佩孚打下台来的下野总理,对直系的不可一世,颇感郁闷,静极思动,自是有求必应,遂先后派徐树铮、许世英至南方与孙文会晤。反直三方,遂结为同盟,老段因资望被推为盟主。江浙战争前夕,老段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曾亲口表示:本人将“领导反直运动”。

三巨头的政治信念完全不同,故此同盟显系松散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孙氏高调奉行“联俄容共”政策,公然宣称“以俄为师”,接受莫斯科的大宗军械与苏联顾问,而段祺瑞与奉系张作霖都是极端憎恶苏俄的传统中国军人。三方根本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但为了推翻强大的直系,所有冠冕堂皇的主义都让位给了本集团的利益考量。

按三方实力计,奉军最为精壮,经过两年的整军经武,已拥有6个军和1个海防舰队、3个航空队,总共二十余万兵力。而孙文的大元帅府旗下,亦有了蒋介石统领的党军、建国粤军、建国滇军、建国桂军、建国湘军5个军。惟寓居天津日租界多年的段祺瑞,除几个亲信及寥寥护兵外,可以说无一兵一卒。

然而,老段毕竟是袁世凯之后北洋军人集团的领袖,是四度出任国务总理的政界大佬,在清末担任过北洋各军校总校长和民国首任陆军总长,门生遍布南北军营。虽息影津门四载,整天吃斋念佛,一不问政,二不掌军,但仍被各方视为最具潜在影响力的人物。

冯玉祥的兵变让直系走向衰亡

风云突变,大军压境,大总统曹锟急召吴佩孚火速入京。9月18日,吴氏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将所部编为20万兵力的“讨逆军”,随后亲率第一、第二军赴山海关前线御敌。直奉双方,共投入20万人上战场,一番番仰攻与俯冲之后,尸骸枕藉。然而,正在决战的紧要关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出征途中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将曹锟囚于中南海,武力解散了政府,并顺便把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擅自撕毁了民国政府与清室达成的君子协定。

据现在已经掌握的史料看,冯玉祥的这次叛变,得到了苏联人秘密提供的包括重火炮在内的大宗军火的支持,也得到了反直同盟各方的巨额贿赂,甚至连老段也曾为之提供了10万现大洋的资助。

段氏提供的这10万元,乃当年3月13日段氏六十大寿时各方的贺金。其时,国内各方代表纷至津门致贺。老段杜门谢客,来宾只得将贺金放下怏怏离去。7个月后,即直奉两军在冀东杀得天昏地暗之际,冯玉祥突遣贾德耀秘访老段。贾乃段的合肥同乡,冯氏的军中同僚与好友。段遂将10万元转交冯军。贾德耀回来后,冯氏便发动了兵变。回师京城后,冯玉祥将参与政变的军队改名国民军,自任总司令,推举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老段在天津寓所诵经礼佛之时,就已被政变军头们拥戴为未来中央政权的一把手了。

得三角同盟和苏联人鼎力支持的国民军,与奉军前后夹击,将猝不及防的吴佩孚打得一败涂地。吴佩孚仓皇退至天津,为不糜烂京津,遂放弃抵抗,率数千官兵登船南遁。

未及聚首即各唱各调

面对突然到手的巨大胜利果实,冯玉祥、张作霖均难以独吞。11月10日,两位军头联袂登门劝说老段尽早到北京主持大局。

老段遂重返京城。时为民国14年(1925年)11月22日。

当时日本人在华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惟一人物。政变主动诸人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当时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

这一年,老段59岁,孙文57岁,张作霖48岁。

老段这次返京组织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既不能称“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章士钊为他想了一个“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权力。

是年11月2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共六条:

第一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 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 临时执政、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内阁总理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

老段主政后,便与冯、张力邀孙文尽快北上“共商国是”,以解决曹吴政权倒台后的善后事宜。

由此,有了孙文的最后一次北上。

段执政欲将国家政令统一的决心,化作了他的“善后会议”。

此次出山之前,段即公开倡言:如执政,将召开由军政学商各界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以解决连年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他的政治设计是,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由国民代表会议制定新宪法,然后在宪法的框架下组成合法政府——奉系与国民军拥立他出面组成的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称临时政府,亦即后来所谓的过渡政府。

善后会议得到了张作霖与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们的支持。

不料,孙文在接到邀请后所发的《北上宣言》,突然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当务之急,是召开由“现代实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商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九方面参加的“国民代表会议”,该会议将取消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统治,组织国民政府,今后“民国之命运,由国民之自决”。

当时,国共合作正值蜜月期,国共两党精英响应孙文号召,立即在北方组织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尤以首都闹得厉害,其中,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教授起了很大的作用。

众目睽睽,“善后会议”遭到了“国民会议”的抵制。同盟各方未及聚首,即产生了裂痕。

“两会”之争实为 重建国家的权力之争

段氏不为所动,按既定方针办,主持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善后会议条例》。

11月13日,孙文偕夫人宋庆龄及苏联顾问鲍罗庭、党内高层汪精卫等十多人转道香港北上。4天后,孙文一行所搭乘的日本邮轮抵达上海,段派皖籍内阁要员许世英前往迎接,并向孙出示了已获国务会议通过的《善后会议条例》。孙文语焉不详。5天之后的11月21日,孙氏乘日轮“上海丸”离开上海,岂料,此轮的目的地不是天津,而是日本,全不顾北京方面已经等得心焦火燎!

在日本,孙文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晤面,并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只称:“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却全然没提善后会议一事。

迟至12月4日,孙文一行才抵达天津港,在码头上,受到了老段、张作霖和冯玉祥三方派来的要员以及天津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晚,孙文抱病拜访了设行营在天津的张作霖。翌日,孙文在病榻上与段执政的代表许世英相见。因病,孙文一行推迟了进京的日程。直到该年的最后一天,他们才姗姗抵京。

自11月13日离穗,到12月31日抵京,孙文在路上走了48天。

面对孙氏的公开反对,和革命党人发动的北方民众运动,执拗的段执政仍按原计划公布了他主持邀请的善后会议参加者名单。在166位与会代表中,孙文排名第一,以次才是被曹锟轰下台的前任大总统黎元洪和盟友张作霖、卢永祥与冯玉祥及参加政变的军头,再之后,才是各地督军(直系军人除外)、社会名流(包括北大青年教授胡适)、宗教领袖和各地实力派人物;若以党派论,国民党籍的代表人数最多,许崇智、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李宗仁、黄绍竑、冯自由等粤方军政要员,均榜上有名,且为数实在不少。算是给足了国民党面子。

民国14年(1925年)元月1日,段执政发布大赦令,撤销了专门安置军界“老干部”的将军府,并正式邀请孙文与前大总统黎元洪出席善后会议。

据当年的上海《民国日报》载,新年伊始,段祺瑞便“迭次电邀”孙文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颇近,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可见关系之微妙。

过了16天之后(1月17日),孙文那边才发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等执笔,脱稿后由孙亲自审阅、删改而成”的复电:

……文(孙文自称,下同)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

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

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

简言之,孙氏要善后会议加上他所要求的代表参加,而且,所有事项的最后决定权,要等到召开国民会议时再定。如果照这两点来办,孙氏将不再反对召开善后会议。

不言而喻,孙氏的答复,并非国民党人所称的是对善后会议的补充与完善,而是彻底颠覆。谁都知道,如按孙氏方案,则善后会议不过成了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而已,换言之,国民党人才是国家事务的拍板人。

1月22日,皖籍阁员许世英、姚震拜访汪精卫,委婉地转达了段氏的回复,称:孙先生之主张“来不及遵办,请商承先生别定变通办法”。显然,段氏拒绝了孙文提出的“补救方案”。

数日后,孙文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榻上的孙文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善后会议的本党代表,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2月1日,广州留守的胡汉民以代行大元帅职发布了总动员令,国民党军第一次东征开始。

三角同盟因“两会”之争而彻底解体。段氏的“善后”之梦破灭了。

大战过后,百废待举。政争不已,无以善后!

时隔八十多年再看,无论是“善后会议”,还是“国民会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把直系势力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都想制定一部好的宪法、组成一个好的政府,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只是名分不同而已。

但究其实质,却不得不承认,务实的段氏倡导的善后会议更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以人民团体决定国家事务的倡议无法操作,属渺远的政治理想。在外交方面,段氏的“外崇国信”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新政府得到列国承认的起码条件;孙氏的立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愿望,则是国力渐强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的终极目标。

“两会”之争,实是传统势力与革命党对重建国家的权力之争。

七十多天两巨子竟互不相见

为“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老段与孙氏公开反目。当初,为相见方便,老段把孙文一行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仅隔一条马路)。然而,因“两会”之争,两位巨子近在咫尺,这次却没见面。

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不知缘于何种考虑,居然也在孙文抵达前离开了北京,到不远不近的张家口躲着去了。一直到孙文过世,冯玉祥也没有露面。这位自称信奉了基督,又信奉了孙氏的三民主义的军头,竟主动放弃了与孙文见面的机会,实令人困惑。

尽管排名第一的代表与其党党员抵制此会,2月1日,老段还是如期召开了善后会议,除直系与国民党人之外,全国各界风云人物百余人聚集京城,倾听段氏发表了《政治建设宣言》,并共同商讨拟定了军事、财政等善后条例。

其时,孙文已病入膏肓。

3月12日,孙文溘然病逝。善后会议休会数天以志悼念。

历时两个多月,至4月21日,善后会议终告结束。段祺瑞主持草拟了新宪法。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段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干了一些实事。

稍后,国民党自行操办了“国民代表会议”。虽然鲍罗庭、汪精卫、李大钊等人俱尽力而为,但此会仍无甚结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在首都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至此,国民党人与段执政彻底闹翻。5月23日,国民党发表宣言,谓北京政府依附帝国主义,本党已与之绝交,不予承认,要继续遵循孙大元帅遗训,挞伐军阀,以竟革命全功。

这一下,段氏非但没能“善后”,反倒面临着更大的灾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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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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