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一名震惊世界的晚清「煽动家」

图：清末，汉中孤儿院儿童与两位修女留影

1891年夏秋之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突然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自5月至9月，东起上海，西至宜昌，长江沿岸几乎所有的教堂、教会学校及慈善育婴堂，都遭到了暴民的围攻和焚毁，财产被抢掠一空，传教士和教民死伤枕籍。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次事变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①

在清廷和传教士的共同调查之下，暴力事件的幕后煽动者——周汉，一名湖南乡绅——渐渐浮出了水面。

周自幼熟习儒学，太平天国之乱时投身军旅，因功被保荐为陕西补用道（无实职，可领薪饷）。后自绝仕途回长沙闲居，与该地书商过从甚密。闲居期间，周撰写了大量的反教煽动资料，流传至今者尚多达三十三种。

这些资料大部分写于1890-1892年间，印刷量很大，并以免费的形式散发，故遍及长江中下游省份——仅其中一本名为《鬼叫该死》的小册子，就印刷了80万册之多。②

周汉，是一名晚清时期极为出色的“煽动家”。

他撰写的宣传资料，全部使用大白话，用词粗鄙，高度迎合底层民众的认知能力。如把耶稣说成“猪精投胎”，把传教士称作“鬼叫头”；指控传教士“制迷药”把教民迷了，“进了鬼叫，老婆媳妇女儿自然不明不白，心甘情愿相陪那鬼叫头睡觉”；并撰刻诸多图文并茂的宣传品，向不识字的民众直观展示传教士“挖眼剖心”的场景。

同时，周汉也兼顾到了知识阶层。在《鬼叫该死》里，他指控传教士：“鬼叫都有妖术，切得妇女们崽肠子、奶尖子、孕妇胞胎，小孩子肾子，他拿去买去鬼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熬炼铜铅，每百斤铜铅熬得出八斤银子。凡从叫的死了，鬼叫头不准亲人近前，要由他殡殓。他把眼睛剜了去，也是卖去配药，还哄人说叫做‘封目归西’，你们说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哩！”③

这些说法，与魏源《海国图志》中的记载高度雷同：“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④

魏是湖南人，有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美誉，在两湖知识界影响很大。《鬼叫该死》里的内容，既与《海国图志》趋同，其在两湖知识界心目中的“可信度”，自然上升不少。

在周汉之前，晚清知识界与来华传教士曾产生过不少冲突，但从未出现过“肉体消灭”这种号召。周汉是公开疾呼这种号召的第一人。

在《鬼叫该死》的扉页里，周汉题词：“每人细读，传说他人，鬼子再多，定要殄灭”；在《徐五屠夫刊布》（周汉将天主教称为“猪”，故假托屠夫而作此文）里，周汉号召“怯猪之心不可有，害猪之心不可无”、“害人是贼，害猪是杰”；在《湖南通省公议》里，周汉号召湖南民众全部起来“驱鬼”，如有敢阻挠、为“鬼”说话者，立即击杀，尸体弃之荒山以喂虎狼；如有敢将土地房屋卖给“鬼”者，将业主与经办人全家杀尽，产业充公，作为“灭鬼”经费。⑤

这种煽动，终于在1891年酿成“长江教案”，震惊了世界。

图：周汉所制煽动宣传品《猪叫剜眼图》，散播传教士挖人眼睛去炼银的谣言

周汉的煽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就现存史料来看，至少有如下几个重要原因：

（一）文化失败。

传统知识分子之所学，在与近代文明的激烈碰撞中，渐处劣势。

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曾参观、研究过英国的政治运作，感慨传统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之政”，也不如“蛮夷”政体优良。郭认为，中国靠圣人治国，西洋将政治“公之臣庶”。中国圣君相继，最高历史纪录不过四代；“臣庶”自治，却可繁衍无穷。所以西洋“（立国）愈久而人文愈盛”。⑥

然而，郭嵩焘这样的人物终属少数。大多数晚清知识分子，没有郭那般接纳近代文明的视野与胸襟，于是普遍陷入了“文化失败”的焦虑之中。来华传教士的文化傲慢，则进一步刺激了这种“焦虑”。周汉的煽动，迎合了这种焦虑，且为其中的小部分激进者提供了一个出口。

而且，在周汉的煽动资料里，郭嵩焘是绝对的反面人物——其人被丑化为“四鬼”之一，其去世被丑化成了“受天诛”。周还警告，若湖南再出郭嵩焘这种“四鬼”，民众应该起来杀光他们全家。

（二）道德感召。

在当时的两湖知识界看来，周汉本人具有一种大无畏的“道德力量”。周高度崇拜古圣先贤，为驱逐异文化，保持儒释道三教的纯洁，对现实的个人利害可以浑然不顾。

曾有志同道合者因散发煽动资料而被捕下狱，周汉获知后主动致信湖北巡抚谭继洵。周在信中坦诚，那些煽动资料乃是自己所撰写、刊布，若被捕者有罪，则自己乃是罪魁祸首；当局要惩处散播者，必须先更严厉地惩处自己，否则自己将去京城赴死。⑦

这种“牺牲”气质，为周汉赢得了无数拥趸。

（三）知识圈的同情。

整个两湖儒家知识圈，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是温和的“和平主义者”，但同时也都是周汉的同情者。

周的“肉体消灭”的煽动，很早就引起了湖广地方当局的注意，但没有人制止，长沙知府甚至支持生员利用戏台来宣传《鬼叫该死》。及至发生暴力事件，朝廷谕旨地方严惩周汉，两湖当局仍迟迟没有动作，总督张之洞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明言：两湖知识圈，“赞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长沙三书院尤佩服周”。⑧

李鸿章曾建议湖广当局另辟蹊径，查一查周汉有无经济问题，但什么也没查出来。万般无奈之下，调查组最终的结论是：周汉患“痰迷”之症，精神早已不正常。

1897年，“被精神病”的周汉再次闹事。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将周汉押到武昌审讯，张之洞明确表示拒绝，认为周是个极其烫手的山芋，有很多人支持他，押到武昌后，当地官场必将无人敢审：“若解鄂则审无从审，办无从办，放不能放，只可仍解回湘省，不惟为周汉所笑，且从此更将肆行无忌矣。……若周汉解鄂，断无人敢审，不敢不以实告，务望在湘省了之。”⑨

事实上，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可算是周汉的同情者。其子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追忆周汉一案，披露陈宝箴于1897年将周汉抓起来，也存有保护周汉的用意：“（周汉）积以张揭帖攻泰西教煽乱，为湖广总督落其职，而海内多奖为忠义，尤为乡人所信重。至是（1897年）复刊帖布乡县。府君（陈宝箴）方痛胶州事，大罹，传毁其帖。周汉殴传吏，益横。府君乃排众议，下之狱。揪然曰：非然无以全大局，亦无以曲全周汉。”

1910年，周汉被交保释放，次年因病去世。

图：周汉所制《射猪斩羊图》，“猪”，指“天主”，“羊”，即“洋人”

（四）利益诱惑。

两湖地区的民间会党，为了“发洋财”，对周汉的恐怖煽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暴力事件发生后，当局逮捕了不少参与其事的哥老会分子。据这些人供称，哥老会决定“闹教”发财，始于1891年3月份，其办法是：预备匿名揭帖，到处张贴，散播传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谣言，煽动民众攻击、焚烧教堂，帮会分子趁乱抢掠财物，再雇船沿江逃至它处故技重施。

哥老会所散播的“匿名揭帖”，正是周汉所撰写的煽动资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暴力事件都与哥老会有关，但所有的暴力事件中，都能发现周汉的煽动资料。⑩

这种集“文化失败”、“道德感召”、“知识圈的同情”与“利益诱惑”四者于一身的煽动，想要不成功，也是很难。

“周汉反教案”提供了一个观察晚清知识分子在排外运动中的角色与责任的极有价值的个案——周汉虽有官衔，但朝中并无靠山。张之洞们屡屡不愿意动他，所忌讳的，乃是周汉身后强大的“民意”（实际上是“绅意”）——整个湖广知识分子圈，大多数都是周汉反教言论的支持者。周汉的反教著作，指斥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脏来炼金炼银。这些著作能够流行，这类说法能够深入人心，也与晚清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释

①田贝致布赖恩函，第1312号，1891年5月27日于北京美国使馆，7月2日收到。收录于《清末教案 第五册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P279-280。

②吕实强，《周汉反教案》，（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③周汉，《鬼叫该死》，收录于《清末教案 第6册》，P615-619。

④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十七，岳麓书社，2011，P882。

⑤吕实强，《周汉反教案》，（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

⑥郭嵩焘，《使西纪程》。

⑦周汉致谭继洵函，收录于《清末教案 第6册》，P625-626。

⑧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发。收录于《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5674。

⑨致长沙陈抚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申刻发。收录于《张之洞全集》，P7530-7531。

⑩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P220-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