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人同我们站在一条船上」：英国对华军售（1973—1982）

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ID: ohistory）

1975年，英中达成售华“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协定，实现西方军备首次入华。英国是对华军售急先锋，其谋求提升中国制苏战力，求取军售利润，并借军售助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方虽因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马岛战争）中英军的不良战绩而未引进英国成套的重型装备，但双方仍签署了其他军贸协定。英国对华军售遵循限定性原则，即有限提升中国常规战术军力，但禁绝增强中方战略进攻能力，与促进中西方“站在一条船上”的西化中国的大战略同构，凸显了西方对华军售背后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二元战略考量。1

60年代末，苏联逐渐形成对美核常力量的相对优势。对此，尼克松政府决心在对苏政策中推进“使自己活，也能够让对方活的新型关系” ，即构建“缓和”。尼克松认为，“缓和”不同于大国间因共同利益而达成广泛协议的“谅解”，美苏战略分歧与哲学矛盾依旧，但两国不愿因分歧而战争。 显然，“缓和”是核均势条件下美苏构建的一种消极和平，因而，为维系包括欧洲安全、核裁军等核心议题在内的美苏“缓和”，中国等“第三强权” 的对美及对苏政策，便成为影响乃至形塑全球权势结构以及美苏“缓和”进程的重要因素。
尼克松政府认为，意识形态对抗与国家安全互疑导致的中苏关系恶化已经固化，中国对外战略中极“左”革命思潮逐步退化，因此“中国的生存成为美国最为重大的国家利益之一”，这些成为1971年下半年美国对华战略中“接触”政策的核心。 为此，维持中国制苏政权的独立、生存与安全，逐渐成为美国务实发展“联华制苏”大战略的深切安全动因。其中，美国决策层特别谋求在战略及战术两大层面提升中国的制苏安全能力。
自1971年至1973年，苏联多次向美国提出对华核打击设想，谋求签订针对中国的《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中国对苏核常力量的绝对劣势令美国忧心忡忡。因此，美国政府认为，禁绝美、苏、中战略三角失衡，保证中国制苏政权的生存，提升中国抗苏能力，这些已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1973年年中，尼克松政府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明确表示，“美国拒斥听任苏联扩张的观点，美国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在防务领域同中方紧密配合，美中利益在目前及今后是重合的。中国的独立、自由与安全至关重要，就美中两国来说，另一方的生存是相互间关键的国家利益之所在”。 实际上，自1971年至1974年，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内的美方代表，同中方特使在曼哈顿一处中情局的隐蔽公寓以及华尔道夫酒店等地，进行过数目不详但确定频繁的秘密会议。其间，基辛格等人常向中方强调，确保中国的强大、自持，保证中国独立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关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以及全球的和平稳定。 
为提升中国应对核战争的反应能力，尼克松政府于1973年下半年起致力于秘密帮助中国建立弹道导弹卫星预警系统，搭建美中军情联系热线，实时对华分享美军卫星获悉的苏军弹道导弹及战略轰炸机情报，为中国提供战略预警时间。 在提升中国武装力量的常规、战术制苏能力方面，鉴于推动以“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为核心的美苏“缓和”为第一要务，美国还难于走上台前公开武装中国，遂谋求借助西欧之手，在幕后开启对华敏感技术装备输出，适度提升包括军事科技在内的中国尖端技术装备水准，做出“有限武装扶华”的对苏敲打姿态。美国的这一策略受到西欧的普遍欢迎。
1976年初，美国高层的秘密文件中首次出现彰显美国“有限武装扶华”理念的具体政策。1976年2月6日，经福特（Gerald R. Ford）政府国务卿基辛格指令，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跨部际小组召开专门会议，由副助理国务卿来天惠（William Gleysteen）牵头组织人马，全面研究美国及日本对华军售的可行方案。此次会议将“有限武装扶华”政策明确称为“Hold the Line Policy”。 我们可将其直译为“守住底线政策”，但其旨在适度提升中国军力的本质等同于“有限武装扶华”的政策内涵。因而，我们可将“Hold the Line Policy”通称为“有限武装扶华”政策。该政策的实质内涵最早出现于70年代初的尼克松政府早期，得到后任美国政府的持续贯彻，以及美欧政治精英的普遍认同与具体落实。
总体来看，西方对华技术装备转让的类别伴随中美关系“解冻”而同步升级。1972年初，尼克松政府将中国从执行最严格管制的Z类国家提升至同苏东国家同级的Y类国家，但实际对华管制较之对苏东国家更为宽松。英国对华技术转让则更为宽松，早在1957年，英国便率先废除“巴黎统筹委员会”内对华严格禁运的“中国差别”。 自60年代起英国更成功地利用“巴统”内部的“总体例外程序” ，对罗马尼亚等国输出高端数控机床等敏感技术装备。伦敦决心照例通过“总体例外程序”实现对华军售。这一时期，伴随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的酝酿以及初获进展，基辛格开始考虑允许西欧盟国率先对华军售，因而并不排斥中英就军贸问题进行初步磋商，英法等国亦谋求通过对华军售获得外汇收益以及制苏安全利益。
受英国对华战略独立性的影响，在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放宽并售华美国产民用航空器之前，英中率先于1971年8月达成售华35架“三叉戟”式客机合同，耗资1.2亿英镑。这样中国获得了该机配备的英国航空业巨头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制造的“斯贝MK512”型高性能民用发动机。 中方无力大修MK512型发动机，希望获得罗罗公司的技术协助。1972年5月，首批为中方提供技术保养服务的英方技术团队访华。借机，中方多次提出在华以许可证生产方式仿制MK512，并表示希望仿制基于MK512所制造的“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暗示日后是否继续采购罗罗公司民用航空器取决于英方能否售华MK202军用发动机。 
伴随1972年3月中英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中英低调地展开军贸合作。1973年3月，罗罗公司总裁基思（Kenneth Keith）首次访华时，中方再次明确提出引进“斯贝MK202”型发动机。 同年6月中旬，中国外长姬鹏飞访英时表示希望引进MK202型军用发动机。 对此，英国政府原则性同意，同期则拒绝了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求购“斯贝MK202”以建造JUROM型战斗攻击机的军购计划。 一直以来，美欧对南斯拉夫等国的技术转让管制相对宽松，但此时，英国决意售华“斯贝MK202”，而拒绝南、罗两国的求购申请，凸显西方对华政策及冷战战略的微妙变化。
“斯贝MK202”是罗罗公司设计的性能较先进的军用涡扇发动机，堪比美军F-111型战斗轰炸机装备的TF-30型发动机，是“斯贝MK512”民用发动机的军用改型。较之中国“涡喷-7”军用发动机，该发动机装有加力燃烧室 ，推力相比民用版提升近两倍，升至2.05万磅，是装备英军第二代战机F-4型“鬼怪”的主动力，亦装备美军A-7型攻击机，凸显其推重比大、油耗低、可靠性高、寿命长等优点。 当时，罗罗公司破产不久，被政府收归国有，且该公司为研发RB211型高性能民用航空发动机正遭遇财政困难。英国政府积极支持罗罗公司军贸创汇，为研发RB211型发动机持续注资。 这些因素，加之美欧此时对华技术转让管制放宽，一同使“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入华成为可能。
1973年3月底，英国保守党政府正式转告白宫，准备售华“斯贝MK202”型军用涡轮风扇发动机，并提供仿制技术及零件，希望美国不要设阻。美中和解不过两年，英国准备售华军用发动机并转让仿制技术，可谓西方世界“有限武装扶华”的大手笔。英方预计，中国将利用“斯贝”装备正在研发的新型战斗轰炸机及高速截击机，新机飞行速度将达两倍音速，是截击苏军超音速战略轰炸机，以及进行反地面装甲目标作战的重要战术武器。 
就此，英国首相希思（Edward Heath）致函尼克松表示，“英方此举不伤害英美共同政治安全利益，且符合两国对华政策基调”。 英方认为，即便不出售该型发动机，预计中国也仅需数年便能造出军用涡扇发动机，请求美国及“巴统”予以批准。 英国防卫大臣卡灵顿（Peter Carington）也表示，“‘斯贝’会用于中国对苏防御作战”，中国国防政策在中短期内都是防御性的。 基辛格认为，英国此举可行，但美决策层因售华发动机带有加力燃烧室存有异议，建议组建美英联合委员会，探讨是否允许在售华发动机内安装军用加力燃烧室。基辛格劝英方暂不要急于求成，等候美国高层辩论结果。 基辛格强调，目前“巴统”还不允许对共产党国家出售军用发动机此类极敏感装备，英国售华发动机事关西方世界对华技术装备转让政策的整体性调整。 
不及美方回话，英国于7月初致函白宫，表示不会等待美国意见，将单方面售华“斯贝”。英方强调，售华“斯贝”是强化中国军力的有力砝码，西欧主要威胁来自苏联，提升中国空军防御力自然是好事。 对此，基辛格指出，白宫对英方决策表示“欢迎” ；“从美国角度来看，美方愿意强化中国的防卫能力，支持英国。问题是，美国是按照惯例及目前‘巴统’对华既定出口转让规则，做出低姿态的、表面上的反对呢，还是直接低调支持英国呢？” 尼克松的回应也较含糊，他认可英国放宽对华技术转让管制，表示美国政府也在就此集中研讨。 就英国历史性的对华军售，美国决策层内部的反对意见源自国务院内部重苏派对苏联反对意见的忧惧。1973年6月下旬访美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警告美国，“美中之间任何程度与任何性质的军事合作及防务安排，极为危险，将造成严重恶果”。 苏方虽并未言明“斯贝”，但其反华态度与排斥美中防务合作的强烈意志令美国政府中的重苏派颇为在意。
美国国务院与军备控制及裁军署等科层机构担忧英国对华军售将严重冲击1973年年中美苏首脑正在磋商的《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一系列奠定“缓和”的重要条约。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负责苏联及欧洲事务的高级助理克里夫特（Denis A. Clift）与主管国际经贸事务的高级助理霍马茨（Robert Hormats）等人也反对售华“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反对根本性修改对华敏感技术装备的转让政策。 
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外交决策的灵魂人物基辛格则致函总统，表述其对“斯贝”入华的肯定意见，希望尼克松力压反对派，凭借权威促成此事。他指出，即便美国及“巴统”反对，英国也要售华“斯贝”；而“斯贝”入华将“全面有利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即便代价是给予中国在数年内都不会掌握的关键技术”。现行“巴统”规则下，这项军售会被禁止，但目前也到了美国进一步调整对华技术转让规则的时机，应该扩大对华出口非战略性技术装备。基辛格建议尼克松发布总统指令，就算美国不公开赞成，也需尽可能压低反对态度。他相信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同意他的意见，能够压制国防部内的军方反对派。对此，尼克松指示，“美国不能做出公开反对，应默许英国完成此项军售”。 
基于尼克松总统的最终决策，基辛格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于1973年7月6日在加州圣克利门蒂会见黄镇时强调，“美方已同英法外长会谈，西方均有加强、武装中国的共同愿望，我们将竭尽所能，鼓励盟国对华转让中国提出的防卫性军备需求”。基辛格指出，“目前最热门的就是罗罗公司对华航空发动机的输出，现行‘巴统’机制下，美国没有办法完全赞同该项军售，但美国正积极同英国协商，改变国内及‘巴统’就这次军售的反对。美国可能会考虑在‘巴统’内部反对这次军售，但请中国不要误解，我们只是表面上反对。将来，美中一旦构建新的军事联系机制，军售这些问题都容易处理。” 
是年7月17日，斯考克罗夫特向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指出，美国在“巴统”内部不得不反对售华“斯贝”，但美方真正措施是建议英国绕开“巴统”，尽快对华转让“斯贝”，希望中方不要误解。 在笔者在接触到的材料中发现，1973年年中，美国决策层第一次向中方特使明确传达美国“鼓励”西方盟国对华转让军事装备的“有限武装扶华”政策意向。在制苏逻辑引导下，在“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等领域保持对华严密“防遏”的同时，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接触”元素节节攀升，英国这一时期独立、坚定的对华军售决策配合并促进了尼克松政府隐秘推行的”有限武装扶华”政策，美欧就“有限武装扶华”形成协调、配合与联动。 
1973年12月11日，罗罗公司总裁基斯再次赴华启动中英谈判。至于如何应对“巴统”内部反对意见，希思政府及后任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均采取绕开“巴统”、利用“总体例外程序”实现对华军售的策略。其间，英方仅派特使至美欧主要国家告知对华军售情况，但并不征求各方意见。 经过艰苦谈判，1975年12月12日，中英双方在北京正式签订对华转让“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及其仿制生产技术合同。双方约定，由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引进“斯贝”，以许可证生产方式交由西安飞机制造厂自1978年起仿制“斯贝”，英方提供最初50台原型发动机与相关仿制及测试所用需的技术、设备，合约价值9000万英镑，合计2.3亿元人民币。 其中，英方将向中方提供必要的技术材料与文件，转让全部设计、实验、生产、制造、组装、运行、维护、修复等流程的技术工艺。 
在希思政府敲定对华转让“斯贝”细节的时候，苏联也希望借“缓和”大局从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进口技术先进的RB211型民用高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1974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致函英国，表示美国强烈反对英国售苏能够装备于宽体大型客机的民用航空发动机，“任何对苏敏感技术出口，美国都将严重关切”。对此，英国政府发布指令，三年内禁止对苏销售该型发动机。 一夺一予之间，英国进一步拉开对华、对苏技术装备输出的差别化管制。就此，在美国默许下，英国历史性地实现了西方国家向“巴统”机制仍加以严格管制的中国成功出口高性能军用发动机。同期，在美欧默契推动的“有限武装扶华”政策指引下，中英其他更具突破性及战略影响的军贸项目谈判亦低调开启。2

中英商谈“斯贝”发动机军贸合同的同时，两国就售华“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进行了长期秘密磋商。不同于“非致命性”“军用装备”“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鹞”式战机是性能先进的“致命性”“军用武器”。1980年年初，美国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最终决定开启售华“军用武器”前，英国早在1973年便考虑售华此类重型军用武器。“鹞”式垂直起降战机是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1966年研发的世界首款垂直起降战斗攻击机，1969年进入英军服役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所装备。该机最大起飞重量14吨，能搭载多型反坦克及空战武器，性能先进。1972年11月13日，在英国对华交付“三叉戟”式客机仪式上，中国代表首次秘密表达愿意进口200架“鹞”式战机。 
1973年1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访英期间，在哈特菲尔德实地观摩“鹞”式飞行表演，赞赏其技战术性能。同年6月，中国外长姬鹏飞访英期间向英国外交大臣霍姆（Alec Douglas-Homo）再次表达引进“鹞”式战机的诚挚意愿，中国驻英大使馆还向英国广播公司求购“鹞”式战机的专题纪录片。 英方评估认为，中国之所以谋求引进“鹞”式，在于其独特的垂直起降能力、优秀的反装甲及对地支援作战性能。鉴于中国解放军在中苏前线缺乏野战机场，且相关机场在战时可能遭到苏军摧毁，因而能够垂直起降的“鹞”式将部署于尽可能靠近前线的大量简易疏散基地，实现比常规战机远为快速的战场支援，降低敌军的打击力，提升中国的制苏能力。 

“鹞”式战机
此外，中方高层还提出要进口英国VC-10型客机、“协和”式超音速客机，并继续采购“三叉戟”式客机。北京计划耗资6000万英镑购买3架“协和”式客机，欲成为“协和”首批国外用户，引发英国政府及军工企业注视。 “协和”式客机是英法联合研发的世界首款能够以2马赫速度巡航的超音速客机，中国关注该机正在于其先进的高超音速巡航性能。 
与同意售华“斯贝MK202”从而实现为罗罗公司RB-211型发动机研发持续注资类似，英方亟需获取军贸外汇，加速研发“协和”及RB-199型军用发动机等新产品。为此，英国需要更大幅度地开启对华军品销售，吸引中国连带性地进口英国民用航空产品，并同美国企业竞争中国市场。此外，伦敦有借助对华军备输出赢取中国就香港问题软化态度的战略考量。综上，英国政府对售华“鹞”式战机持积极态度。 其间，中国引进“鹞”式战机的消息泄漏，苏联政府即刻向伦敦发出抗议，强调英国武装中国之举“令人不安”。对此，英国防卫大臣卡灵顿于1973年2月在东京公开表示，他不反对对华军售，英国政府不排除售华“鹞”式战机的可能。 
事实上，单就售华“鹞”式战机而言，除强化中国制苏能力的安全诉求，英国政府披露的决策文件显示，英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比较迫切。伦敦认为，即使售华200架“鹞”式也无力改变中苏空军实力的对比，但这一采购数量对维持“鹞”式生产线正常运转意义重大，能够为罗罗公司研发其他产品提供资金。因此，即使中国政府无法使用现汇购买“鹞”式，希思政府也有意对华提供用于购买武器的相关优惠贷款。 但比较奇怪的是，自1973年初中方提出引进意愿后，直至1977年，近四年时间，北京并未再次提出求购“鹞”式战机。 对此，英国威尔逊政府判断，中国政情变化不明，并担忧中国获取“鹞”式后，一旦中苏和解，北京可能将该机转让给苏联，这将帮助苏联研发“雅克-38”型垂直起降战机。 
1977年11月，中国副总理王震在北京会见英国商务代表团时再次明确表示，“中国打算获得‘鹞’式战机”。不同于1973年时提出的200架采购数量，王震提出购买70架“鹞”式，并以许可证方式在华仿制。与“鹞”式战机一道，中国还谋求引进英国产重型舰用燃气轮机、成品驱护舰、战斗机航电系统乃至主战坦克。1978年初，英方曾有意派机队赴华实地展演“鹞”式战机，但未成行，不过，是年中，中方派团参加英国范堡罗航展，兼并霍克·西德利公司的英国宇航公司（BAE）为中方展示“鹞”式机体、机载武器、飞行控制系统、航电系统及所配的“飞马104”型发动机。 航展期间，中国军方试飞员还实地试飞“鹞”式战机。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亦同期访英。中方提出，第一年对华提供10架，随后每年提供20架，交付完毕后由中方通过许可证在国内仿制机体及发动机；70架战机及零配件等耗资6亿英镑，加之生产许可证授权费用等，中方认定该项目最终耗资不应超过10亿英镑。 英国决定，售华“鹞”式I型单发单座战斗机，不售华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的舰载型AV-8型“鹞”式。中方表示认可，并强调随机购买英国BL755型集束炸弹。但中英双方因“鹞”式战机的具体售价及其他项目价格争执不断。 
伴随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英国就对华军售问题形成新的思考：首先，英国迫切希望以对华军售获取外汇，消除对华贸易长期逆差，借以形成“比较平衡的中英经贸关系”。1977年英国对华出口额6200万英镑，进口额则达1.04亿英镑。 英国对华贸易额远小于联邦德国、意大利及法国，仅是中国第十大非共产党国家贸易伙伴，而中国则仅为英国第55大贸易伙伴。英国同西欧各国及美国存在对华军售的竞争关系。 关于中国军备进口，英方预计，以1979年价格计算，未来十年中国防务进口额将达80亿到150亿美元。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亦估算，中国军方对一个师的现代化改装将耗费6.64亿美元。 相关乐观估计推动英国政府及企业谋求通过对华军售赚取外汇。
其次，因为苏联破坏“缓和”，美方决意借助西欧盟国持续深化 “有限武装扶华”政策，卡特政府对英、法、意等国不断升级的对华军售持低调默许态度。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及其影响下美国彻底改变对华军售政策之前，卡特政府于是年6月已经向伦敦直言，虽然华府目前奉行对苏、对华的平衡外交，不对华军售，但“尊重”英国对华军售的决策，建议英国便宜行事。 卡特同时强调，盟国对华售武项目必须是防御性质的武器及军备，但“至于何种武器是防御性质的，则由各国自行判断”。美国也没有关闭未来直接对华售武的大门，卡特表示，美国目前没有意愿对华售武，显然这一口径很是含糊，美国默认盟国售华进攻性武器系统。 为对抗苏联自1977年开始加速的全球扩张态势，促使莫斯科尊重“缓和”，推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英国政府也认为，加强中国的实力将促进全球稳定，强大的中国是全球地缘政治图景中的重要力量。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政府致函卡特，强调英美需联合加强同中国的战略联系，举措包括对华售武。 英国政府在内部会议上承认，卡特政府对苏、对华平衡外交已经终结。短期来看，伦敦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无须顾及苏联的敏感神经。 中方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西方对华政策的变化，对制苏任务当仁不让。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于1979年11月向撒切尔直言，如果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就将更加有力地承担制苏责任，中方准备好承担这一重责。 
最后，英国政治精英认定，对华技术装备转让及军售具有超出单纯经济、安全利益考量的大战略功效，即持续强化中国的“外向”与“西向”战略，有益于中国加速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美英法德四国首脑于1979年初在法属瓜德罗普岛会晤，四国一致认为，中国应为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对华军售能够为发展更深层次的中西方关系提供裨益。5月下旬，英国前防卫大臣、时任外交大臣卡灵顿对美国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重申，中国日后将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挑战，如果现行的改革努力失败，中国将回复到孤立与仇外主义，对华军售满足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渴望，有利于安抚中国并发展中西方建设性互利关系。 
英国计划售华“鹞”式战机同期，法国达索公司谋求售华50架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0”，西方对华军售出现实质性升级。法国向英国表示，一旦“鹞”式成功售华，法国亦将售华“幻影-2000”。 对此，在1980年美国彻底将对华技术装备转让管制由Y类升级至P类国家前，如何在现行对华管制及“巴统”机制内实现对华售武成为英美沟通的关键事项。 美国申明不反对对华军售，但认为不应在“巴统”内设置便利对华军售的“中国例外”程序，避免有关国家借该机制对罗马尼亚等国家出口敏感装备，从而冲击“巴统”。美方建议英国参照“斯贝”入华方式，继续通过“总体例外程序”绕开“巴统”对华军售；就相关个案，英国周知各国即可，无须考虑各国决策层意见。 
尽管售华“鹞”式战机已无障碍，但中英因战机售价问题抵牾不断。1979年8月，英国宇航公司最终认定“鹞”式战机550万英镑一架，但不包括零备件、飞行模拟器、飞行员及地勤人员训练以及机载武器等费用，预计一架“鹞”式最终售价约1000万英镑。中方多次请求英国政府从中协调，敦促英国宇航公司降价。英国宇航公司给予总价2.5%的折扣，认定对华售价必须等同于同期印度求购“鹞”式的售价。中方则表示折扣至少为7.5%，强调现行售价条件下，中国可能仅进口20至30架。因为该问题，1979年底至1980年初中英持续僵持。1980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对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Harold Brown）抱怨说，“鹞”式战机航程其实有限，但价格过于昂贵。同期，中方开始向美国提出求购美制F-16型第三代战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亦向英方强调，鉴于阿富汗局势，英国应该降低售价，一旦英国公司较大幅度地降价，中国政府即刻与英方签约。 
即便如此，英方始终不愿让步，中英“鹞”式战机谈判趋于停滞。随着中英达成升级中国歼-7系列战机航电设备协定以及中美联合改造中国歼-8II型战机即“和平珍珠” 计划逐步拉开，外汇紧张的中国政府于1980年终止引进“鹞”式战机的相关谈判。但中英航空军事合作并未停息，两国达成不少其他军售项目，英国实为80年代初中国尖端武器装备的最大外部供应国之一。密切的中英航空工业军事合作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中国希望英国政府及企业全面援助中国军事航空工业各门类、各领域的技术发展。1978年起，中方提出罗罗公司可在华建设民用及军用航空器的研发及生产基地。王震强调，中方数万名技术熟练的航空科工人员将助力英国航空工业发展。同时，中国希望注资并参与英、德、意联合打造的“狂风”战机的研发工作，在华制造部分零备件 。中方提出向英方供应钛、钴等航空工业亟需的战略金属，一方面用以抵销从英国进口航空工业产品的部分费用，另一方面换取英国帮助中国提升战略矿产的开采能力及相关航空材料的加工工艺。1978年11月王震访英时给英方留下中国稀土矿的样本。英方化验研究后，于次年1月派遣20人代表团访华，商谈合作开采、提炼大渡河流域等地稀土矿产事宜。中国还提出愿意参股法、德、英、西联合运营的空中客车公司。 此外，根据中国第三机械工业部（三机部）部长吕东1978年12月访英成果记录，中方提出求购英国产飞行员弹射救生座椅、战机航电设备、空空导弹及模拟飞行装置等，并请求英国援华建设大型风洞及发动机试车台等重要设施。 
其二，继计划引进“鹞”式战机，中方还求购英国当时正在研发的主要用以反装甲与空中优势作战的、起降距离很短的“狂风”战斗轰炸机，及其所配的RB-199型尖端军用发动机。1979年10月，华国锋访英时正式对撒切尔表示，中国求购“狂风”战机与RB-199型发动机。王震于是年12月会见罗罗公司高级代表团时再次强调，解放军无法应对苏军“米格-23”型高速截击机，需要“狂风”及RB-199型发动机，中国理解RB-199型发动机十分先进，对华转让比较敏感，但希望日后加以进口。 邓小平亦于1979年9月向英国前首相希思表示，中国希望投资参与“狂风”战机研发，该机的一些零部件可由中方制造，并愿意成为该机的海外首批客户。 就“狂风”战机及其所装备的RB-199型军用发动机，罗罗公司从经济利益考量，希望售华RB-199。经中方请求，联合研发“狂风”的西德和意大利政府均表示同意售华“狂风”。但鉴于该机及发动机性能十分先进，英国政府最终加以否决。 
其三，1980年卡特政府开启对华军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前，中英军届高层已经实现罕见的密集互访，凸显了英国致力于发展中英军事合作的独立意志。1978年，继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及中国外长黄华访英、英国空军司令、英军总参谋长卡梅伦（Neil Cameron）访华，7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与军事科学院代表团访英，中方一行参观了英国陆军装备展、范堡罗航展以及皇家海军装备展。中越战争期间，英国工业大臣瓦利（Eric Varley）1979年2、3月间如期访华，英国宇航公司和罗罗公司高级代表随同。 同年5月，英国第一海军大臣卢因（Terence Lewin）访华。1980年3月，英国防卫大臣皮姆（Francis Pym）率团访华。不仅如此，中英大使馆官员亦实时互通涉苏、越军事情报等讯息。 此外，中英军工企业人员也实现互访。其中，应中国北方工业集团邀请，英国军工企业代表团1978年11月访华，其中包括马丁·贝克公司、史密斯工业公司、费兰特公司以及马可尼公司等。类似访问后来持续多轮。 同期，中国三机部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内设置专门办公室，便利两国军界人员互访与合作。 
其四，中英两国达成的航空武器装备销售项目主要是马可尼公司帮助中国升级“歼-7”系列战机航电系统。经过谈判与考察，1980年7月31日，中国政府正式从马可尼公司进口124套包括平视显示器、静止变流器、雷达测距器等子系统的航电设备，用以改装100架“歼-7IIA”型战机。同时，英方同意对华转让相关航电系统的仿制生产技术与散装件，耗资约4000万英镑。利用英国航电设备改装后的新型“歼-7IIA”，即出口型号“歼-7M”型战机，后来成功出口巴基斯坦等国。 中英谈判升级“歼-7IIA”型战机之时，包括三机部、第四机械工业部（四机部）及空军在内的中国最顶尖的技术与谈判人员，对西方军事航空工业早已流行的如平视显示器、武器瞄准计算机、数字电路等先进技术一无所知，需要连夜翻译、研究英方提供的各型技术资料及谈判文件，查阅相关名词，才能进行谈判，这凸显了当时中西方军事航空工业的巨大差距。 
需要指出的是，获得英国航电技术后，中国新型外贸战机的大量出口降低了苏联对第三世界军贸的影响，为中国赚取了宝贵的外汇，深化了中西方制苏安全协调关系的实质内涵。此外，虽然中英未达成“鹞”式战机销售合同，但中方看重该机所搭载的用以反装甲目标的BL755型集束炸弹，并成功引进。 
1978年底，中国开始谋求进口英国宇航公司“天空闪光”型中距导弹。该弹以美军AIM-7E-2型导弹为基础，性能先进。但该弹含有美国产零件，英国政府决意不对华出口，但提出可以在去除美国零件后，生产出改进型的“红色闪光”型导弹对华出口。对此，中方表示，将利用“红色闪光”型导弹技术改进中国产“霹雳-4”型空空导弹，希望由中方设计弹体，英国提供引导装置与战斗引信等。  “霹雳-4”型导弹是为“歼-9”型截击机装备的中程拦截弹，但1980年“歼-9”项目流产，1985年该型导弹研发项目取消。 
在航空发动机领域，除去继续履约“斯贝MK202”型发动机项目，为帮助中国研发“歼-9”型截击机，罗罗公司为“歼-9”装备的“涡扇-6”型军用发动机的设计、制造提供咨询服务。此外，英方还曾帮助中国改进“斯贝MK202”型发动机，以供中国“轰-6”型中程轰炸机使用。 除军事航空领域，中英在这一时期就售华陆、海军武器装备展开大量谈判，成功达成不少项目。3

1980年以后美国卡特政府才放开对华防御性军备的输出，因而，英国仍是这一时期中国军购的主要供应国。虽然海空军装备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投入重点，但基于中英军事合作的有利局面，中方也谋求从传统装甲兵强国英国进口陆军武器装备。1978年11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英时表示，中国寻求引进英国装甲车所装备的夜视装置、火控系统及新型主炮。 自1979年起，中国北方工业集团同英国最大的坦克装甲车制造商维克斯公司合作。是年夏，维克斯技术团队参观北方工业集团位于包头和大同的生产基地。依中方要求，英方同意帮助提升中国坦克的观瞄、火控系统以及发动机与传动装置，系统性提高中方的坦克研发水准及制造工艺。英方认为维克斯公司的Mark 4型外贸坦克适合中方技战术要求，同意在华建造坦克生产基地，全产业链条地传授该型坦克的仿制技术。 但后来中方经过权衡，并未引进英国Mark 4型坦克。
升级中国产59式主战坦克也是中英陆军武器合作的重点，中方希望维克斯公司为59式坦克提供新型夜视仪、火控系统、发动机及主炮，并就引进坦克发动机与罗罗公司洽谈。罗罗公司计划对华转让英军“挑战者-1”型坦克所使用的CV-12型柴油机及变速器，助力中方研发新型大吨位主战坦克。英国外交大臣卡灵顿表示同意。为此，中英多次互派代表团，包括华国锋及中国北方工业公司领导在内的各级代表实地参观罗罗公司的坦克发动机制造厂。英方计划在1980年10月前将CV-12型柴油机送往中国供中方测试，山西大同车用发动机研究所引进CV-12型柴油机样机后加以全面研究。 同期，中方与马可尼公司达成进口“辛柏林”FANO15型迫击炮定位侦察雷达的协定。 此外，中国虽未整车引进维克斯公司Mark 4型坦克，但英国通过奥地利对华转让了该型坦克装备的英制L7型105毫米坦克线膛炮，以及包括脱壳尾翼穿甲弹在内的多型弹药的仿制生产技术。这对于提升中国陆军反装甲能力意义重大。
在海军武器装备领域，中国政府重点寻求引进英方整套的技术装备。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英就051S型导弹驱逐舰建设方案的合作规划是中国建造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现代化大型驱逐舰的重大实践。英国援华建设6000吨级新型驱逐舰的构想也是80年代中外海军合作规划的重要项目。这些合作规划表明英国致力于发展英中安全关系的独立意志，及其对美国所设定的“有限武装扶华”的某种突破，同时彰显了80年代初期中国海军现代化的雄心。
1979年7月，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及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访英，请求英方帮助中国改建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及常规潜艇。1980年2月29日，中英政府草签英国帮助中国现代化改装051型导弹驱逐舰的行政协定。根据协定，英国将对中国产051型驱逐舰进行全面现代化改装，为新舰搭载“海狼”型近程防空导弹以及负责区域防空的“海标枪”型中远程防空导弹，同时装备电子战系统、新型通信系统及火控雷达，增建现代化作战指挥专用舱室等，为此该舰标准排水量增至4100吨。根据中方的意见，新舰还将搭载“山猫”型反潜直升机，并由该机搭载“海鸥”型反舰导弹及反潜鱼雷。中方以自主仿制“山猫”直升机及“海标枪”导弹作为签约前提。英方预计，改装1艘051型驱逐舰耗资约1亿英镑，根据中方要求1985年完成改装首艘新舰，相关改装计划史称“051S型驱逐舰项目”。 

杨勇
客观上看，在中国海军无有效中程舰空导弹的时期，计划装备“海标枪”型舰空导弹等武备的051S型驱逐舰将极大提升中国海军的舰队防空作战水准。据英方估计，这将使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水平提升15至20年，基本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不仅如此，中方还考虑直接引进英军现役舰艇。1978年11月中国政府提出愿进口3到4艘英国42型导弹驱逐舰，并对21型导弹护卫舰有浓厚的兴趣。英国有意帮助中国全面设计一种标准排水量在6000吨以上的新型驱逐舰，预计一艘新舰造价1.5亿至2亿英镑。 为了向中国展示42型驱逐舰及“海标枪”型舰空导弹等武器装备，1980年9月初，英国驱护舰编队共4艘作战舰艇对上海展开历史性访问。但因42型驱逐舰售价过高，中方最终未予采购。
为帮助中国自主设计、建造排水量近8000吨的055型导弹驱逐舰，经中方要求及英国政府批准，同中国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的罗罗公司致力于售华“奥林普斯TM3B”重型舰用燃气轮机。1977年10月，罗罗公司代表团访华。王震表示愿引进罗罗公司的燃气轮机，借此“替代中国老旧的苏联舰船动力系统，进而帮助中国全面实现海军现代化”。次年5至6月间，中国海军代表团访英达五周，专门考察“奥林普斯”燃气轮机及其传动齿轮箱，提出购买供4到6艘大型作战舰艇使用的发动机组，耗资5000万至7000万英镑。此外，中国代表团还实地考察了罗罗公司基于“斯贝MK202”型航空发动机所改建的舰用燃气轮机，但因该机技术指标一般而未深入洽谈。 然而，由于英国的设计指标过于先进，1981年中国的055型驱逐舰项目因军费紧张被迫下马，以及美国政府允许通用动力公司售华更加优良的LM-2500型燃气轮机等原因，中英“奥林普斯TM3B”型燃气轮机项目最终流产。
正当中英海军装备合作渐入高潮，051S型驱逐舰改建计划草签合同之际，1982年4至6月间马岛战争中英军的战绩引起中方注视及忧虑。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暗地给予大量援助，但英军42型导弹驱逐舰被阿根廷空军击沉2艘，重伤1艘，21型护卫舰则被击沉2艘，遭重创2艘，损失惨重，暴露出英军水面作战舰艇在抗打击、反导及舰队防空作战等领域的严重短板。其中，中方计划重点引进的“海标枪”型舰空导弹的实际命中率偏低，对低空目标的拦截能力较弱，令外界震动。 英国海军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不良表现直接动摇了中国继续引进英国海军装备的信心。1983年2月，中国政府最终未批准中英联合改建051S型驱逐舰草约，转而选择将有限的军费用于自主研发052型导弹驱逐舰，相关舰载武器装备及动力系统以美国及法国产品为主。 随之，西方对华海空军武器装备的军售以中法、中美合作为主，中英军事合作进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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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国与国之间的军事贸易以经济和安全利益考量为基本准则，但70年代末至80年代西方国家的对华技术转让及军售同时包含“改造中国”、“温和化”中国的复杂战略思考。对此，英国政治精英将其形象地称之为利用对华军售促使中西方“站在一条船上”。
英国对华军售以“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为突破，以英中谈判引进“鹞”式战机为主干，以两国推动051S型驱逐舰改建计划为高潮。作为西方对华军售首开先河者，英国政府在内部文件中直言不讳，“‘斯贝’入华，是西方国家第一次向仍在‘巴统’禁运名单内的共产党政府提供军用装备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针对逐步开启的对华军售，伦敦更是向世界舆论公开表示，“英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更亲密的关系，需要拓展将中国完全纳入国际体系及推动北京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的可能性”，为此，“英国需要对华提供一些技术产品，来维系中国目前对国际体系的积极态度，这有利于西方世界的战略利益”。 
1973年7月，时任英国驻美大使巴林（Rowland Baring）向基辛格等人坦言，英国需要强化西方世界同中国的全面联系，而强化途径就是“促使中国人尽快与西方站在一条船上”；其间，英国的对华军售只是顺带地谋求一些军贸外汇及商业利益。 显然，促进中国同西方“站在一条船上”，不仅意指中西方之间构建日益密切的以制苏为目的的安全合作关系，乃至形成某种程度的双边安全共同体，同时也暗含促进中国拥抱、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及地区秩序，乃至认可、接纳西方的意识形态。
西方政治精英普遍认为，对华技术转让有助于改变中国社会，进而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一些现象是邓小平及其追随者设定的政治改革议程的积极结果；对华技术转让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超出其社会精英控制的系统变化；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使社会进一步分层、复杂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越接触先进技术，中国社会便会越复杂，会越加远离中央集权体制，政治控制也将相对更加松弛；同时，各种社会组织及民营单位逐步接受外部技术及资金也是一种“赋权”过程，将减少中国国家机器对各种资源的掌控，促使中国社会结构更加多元化、去中心化，逐渐促成威权体制的碎片化；最终，对华技术转让将促成中国践行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 
无疑，继承认“革命中国”落幕，到基于“联华制苏”战略需要适度强化中国制苏军力，再到积极谋求通过对华技术转让及军售推动中西方建立亲善关系，英国希冀对华尖端技术转让及军售起到事实性的双保险作用：增强中国应对苏联军事压力的“安全”系数，保证以适度联华敦促苏联尊重“缓和”，并适应西方对苏“新冷战”情势；同时积极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机，基于西方的国家利益及国家意志，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引中西方“站在一条船上”的方向。
“安全”与“发展”双重支柱统摄下发展中西方初步性战略关系的逻辑，在英国对华技术转让及军售的决策及实践中得到定型与发扬。在发挥制苏效能的中国不断增进自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引导中国的“发展”方向成为西方对华战略的施力重点。无疑，“安全”与“发展”背后耦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二元战略考量的对华政策逻辑成为80年代中西方关系获得全面改写冷战逻辑的突破性跃进的战略根基。
虽然鉴于英军在1982年马岛战争中“惨胜”的军事表现，以及里根（Ronald W. Reagan）政府以“非盟国性质的友好伙伴国”定位对华关系，美国正式展开对华军售，英国对华军售曾经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大为弱化，中英军事合作转入低潮，但自1973年以军品销售、军用技术转让及军界高层密切互访为代表的中英军事合作，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启的首轮密切的军事及安全合作，也是冷战国际史中深刻凸显全球冷战转型的关键事项与重要历史叙事。英国对华军售与美国自1973年起加速厘定美中制苏安全协调关系协同构成美欧联合“有限武装扶华”，成为冷战大战略的有机子战略。
促使中西方“站在一条船上”的战略思考，不仅致力于通过适度的对华军售维系发挥制苏效用的中国的生存及安全，更在于逐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美国高层深刻理解中西方“站在一条船上”的战略内涵，并对此直言不讳，即西方世界必须避免中国回复到经济停滞、愤世嫉俗的仇外、基于幻灭感与受挫感的意识形态狂躁等所组成的陈旧历史图景。基于此，西方国家需要塑造一个新生的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与模式试验具有特殊的国家利益。 此种在中国的道路模式选择与西方国家利益之间搭建深切的利益共存及联系机制的政策宣言，能够帮助我们从战略心理与国家认知层面解释，除制苏安全效用与军贸创汇考虑之外，欧美政治精英致力于发展中西方安全关系、推进对华军售及技术转让的其他深刻战略用意。

从后冷战时代视角剖析相关议题可以明晰，提升军事现代化的深切国家安全需求与重新融入世界体系、积极参与全球劳动分工的热烈渴望，是中国政府70年代中后期深度开启中英军事合作，进而推进中西方安全关系乃至初步性战略关系的首要缘由。但是，欧美政治精英基于西方战略意志及国家利益而积极呼求的所谓“新生”的中国，与中国根本国家利益之间存有结构性抵牾。这一方面从历史逻辑层面决定了中英军事合作存在相对的有限性，出现了上述的“守住底线”原则，另一方面在战略结构层面宣告了中西方深层次军事安全合作80年代末的猝然落幕。此种基本特性亦奠定了后冷战时代中国与欧美互动中，源自冷战深层历史逻辑的诸种结构性与哲学性纠葛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