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1915),可能是袁世凯一辈子最舒心的年份。其最大的敌人国民党已经分裂,坚持武装斗争的孙中山虽然重建革命党,但显然势力不达国内。
而行政方面,地方统治逐渐军政分离,一些素来跋扈自雄的老军头也被袁氏收了兵权,闲置于北京的将军府养老。连辛亥以后和中央脱离实质关系的四川,也由袁氏亲信陈宧挥师进驻。
外交上最大的困境,就是在日本逼迫下签了“二十一条”。但东京虽然利用因一战而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钻了个空子,袁氏毕竟拒绝承认最丧权辱国的第五章,多少为中国留了点颜面和退路。

1915年初,袁世凯似乎已经在谋划进路。他同时追封均已去世的“刺宋案”两造——赵秉钧、宋教仁分别为上卿和中卿(这是文官荣衔,相当于武官的上将、中将),已透露出浓浓的“和衷共济”“咸与维新”的气息。
1915年,看似平平淡淡,但对于国运和袁氏的历史定位而言,却是最为生死攸关的一年。
1.
1915年,刚刚过完旧历春节,袁世凯就命令自己信任的幕僚长之一陈宧入川。
当时陈宧的职务是参谋次长(副总参谋长),袁氏给他加了个兼差:会办四川军务。跟随陈宧入川的,有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分别统领的三支混成旅。这是北军进入四川的开始,也是袁世凯一统中国的最后一招。
陈宧刚到四川,就任巡按使,然后任命其督理军务,职权职责相当于前清的四川总督。
更重要的是,带兵入川的三位旅长同陈宧都有很深的渊源。陈氏在清末任新军二十镇统制(师长)的时候,曾将伍祥祯、冯玉祥提拔为协统(旅长)和管带(营长);陈氏在任代理参谋总长时期,李炳之曾在他手下任参谋部科长。
这一安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袁世凯对西南系实力派,有了用兵的打算。
广东广西两省,目前的最高军政长官龙济光和陆荣廷,对中央尚算恭顺。但是这两人同北洋系素无关系。麻烦的是,这二人都做过岑春煊的下属,而岑氏可是清末袁世凯最大的政敌。
贵州不用担心,该省一向唯云南马首是瞻。云南才是个麻烦的根源。
这个省很穷,也仅比贵州稍好一点。平时财政还算能够自给自足,但讲到练兵养兵,就需要外省,尤其是四川“协饷”了。
但是,因缘际会,云南的军事教育特别发达,在清末,几乎形成同保定系对垒的军事教育团队。云南讲武堂也就成了西南系军人的养成所和大本营。
梁启超是袁世凯最捉摸不透的人。袁世凯曾借着梁启超的进步党,在政治上排挤了国民党。但后来又将政党政治的活动基地——国会,给整个儿解散了。照说,梁启超手下这些进步党籍国会议员的金饭碗都给敲掉了。但梁氏还是不紧不慢,不瘟不火。
袁世凯有点毛骨悚然。对梁启超、对蔡锷,还有对同为梁氏门徒的云南巡按使(即省长)任可澄,都越来越放心不下。
对于云南将军唐继尧,袁世凯倒是没什么疑虑,也不戒备,因为唐继尧资历太浅。清末驻滇新军十九镇官兵中,蔡锷威望最高,任三十七协统领。唐继尧不过是一位营长,同蔡锷之间还隔着七十四标统带(团长)罗佩金。
2.
昆明人谈及民初的滇军将领,至今有“四气”之说: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黄毓成的勇气,罗佩金的“二”气。
唐继尧福气实在好。辛亥革命,昆明“重九”起义,蔡锷“礼送”清廷云贵总督李经羲,处死顶头上司钟麟同,遂自任云南都督。随后昆明还“输出革命”,向滇南、滇西及四川派兵,精英尽出。等贵州也向云南求援的时候,蔡锷实在无人可用,“廖化为先锋”,只能派唐继尧进军贵州,任都督。
民国成立后,“地方自治”的呼声甚嚣尘上。许多云南高级军官因为蔡锷并非滇籍,而对他有意无意地排挤。等蔡氏不安于位扬长而去,云南军人中,地位最高者就是贵州都督唐继尧了。于是,请他回昆明任云南都督。
由小小管带到云南军政最高长官,唐继尧只用了两年时间,这实在是好福气。
当然,除了天生好运,唐继尧还具备其他军人不具备的政治洞察力,而且是极为敏锐的洞察力。
北京政府任命陈宧“会办四川军务”,唐继尧就嗅到了浓浓的不祥气息。才四天后,唐继尧便向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的将军、护军使、巡按使发了封密电。其中,川黔湘粤桂同云南同属西南系地盘,湖北则是陈宧的故乡。
在密电中,唐继尧以反对中日“二十一条”为理由,呼吁西南各省“秣马厉兵,有备无患”。没几天,这些收到密电的各省军政长官不约而同地拒绝和驳斥了唐继尧的建议。这也是意料中事。但唐继尧的西南系“盟主”心态,已经昭然若揭了。
袁世凯根本不怕唐氏的任何异动。他把陈宧钉在四川,一招妙棋,堵住了所有唐继尧们的进路。1915年,唐继尧才三十三岁,还难免轻躁冲动。而陈宧已经四十六岁,正好是一个事业型高官风华正茂的年龄。
而且,陈宧深耕西南军界久矣。1903—1910,七年间,他在四川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许多川籍高级军官,如周骏、刘存厚、刘湘、邓锡侯,都是他的学生;他还是著名带兵官,蔡锷、罗佩金、唐继尧的事业基础新军十九镇,陈宧担任过统制。真可谓是“门生故吏遍西南”。
袁世凯在派遣陈宧出镇成都时,评价道:“驾轻就熟,事半功倍。”这诚然不是溢美之词。
而且,北洋陆军在湖南岳阳还有曹锟的第三师驻守。西南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的曹锟便会长驱入川,虎视滇黔,威震西南。
看来,只有蔡锷,才能改变历史进程了。
3.
历史,有意识形态目标和人伦中不灭的希望,但究其具体发展,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逻辑,而是一点一滴的细节在左右着历史的行程。比如,1915年10月14日清晨,北京棉花胡同十七号的一阵敲门声,就重重地颠覆了袁世凯的万里江山。
敲门人本姓刘,现在的史籍上已经没有他的真名了。但从军后他改名吴宝鋆,又因其军职为排长,我们就叫他“吴排长”吧。
此人隶属京畿军政执法处。这个机构来自清末的京防营务处,设立于辛亥革命时期,主要是协调整个京师的正规军防务系统,对内监控整合,而完善清廷的政治保卫工作。
民国成立,袁世凯将其改名为京畿军政执法处,主官仍然由陆建章担任,并为防范宗社党和革命党起见,加重了执法处的权力。到此时,军政执法处,无论职责还是地位,已经相当于明朝的锦衣卫了。
后因陆建章调任督理陕西军务的将军,执法处处长由北洋老将雷震春出任。
这位吴排长,便是袁记“锦衣卫”的下级军官。排长,听上去已经是末流军官了,但是在清末民初的地位不低。清朝原本就重武轻文,尤其在平定洪杨之乱后,许多彬彬文士都以军功而富贵,军人的地位就更高了。
比如,文官中的道台,是省以下管辖几个州府的官员,如“苏松太道”即管辖江苏的苏州、松江二府,和太仓直隶州。清朝还设总兵,主管一省内某一地区的防务。按照职权和辖区面积来看,其应该同道台平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清代的总兵地位很高,为从二品,相当于文官中的布政使。而道台呢,只有正四品,只相当于军队中的“游击”。按照后来的清廷新军建制,总兵相当于文官中的布政使,后改称“统领”,即旅长,如驻屯地方掌管军政,则称为“镇守使”。
游击,相当于文官中的道台,后改称“管带”,即营长。而排长呢,之前叫“哨官”,旧军中即是“千总”,为正六品,相当于文官的通判,比七品知县大老爷还要高一级。
所以说,清末民初的一个排长,虽然军衔只不过是中尉,但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低。尤其,他的任职单位是当时的“锦衣卫”——京畿军政执法处。
就是这位吴排长,1915年10月14日清晨,敲响了北京棉花胡同十七号的大门。因为,他手上有一张“藏宝图”。
4.
话说,清末的天津,有位大盐商叫何仲璟,为当时巨富,在商界地位高得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都同他攀了儿女亲家。然而,在宣统三年(1911),他因卷入了赫赫有名的“橡皮股票风潮”,投机失败,欠下了外资银行的巨债,宣布破产。
在破产前夕,为转移一部分资产,何仲璟令自己的小妾带着一位刘姓仆人来到了北京。
北京西城的有何仲璟的私产,现在租给了其一位姓福的旗人亲戚。何仲璟考虑到,旗人总归有政治特权,安全点,因此命令那位自己和刘仆人带着许多金银细软藏到福家,以图风声过后,也有个养老的本钱。
然后,刘仆人带着推荐信,改了姓名到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里当兵去了。没几天,天翻地覆,宇宙倒转——革命了,打仗了,皇帝退位了,袁宫保却当了大总统。
但是,这同刘仆人没什么关系。他一边用心当差,一边一直默默地记住藏着何仲璟金银细软的地址:棉花胡同十七号——这,就是他的“藏宝图”。
据他所知,何仲璟没多久就死了,之后那位小妾也失踪了。这样,知道藏宝这件事的,只有他一人了。只要自己有足够的权威吓唬住福家,那么,所有的金银细软不就是我的了吗?这是他全部的梦想,也是他唯一的追求。
终于,经过四年的奋斗,刘仆人做到了吴排长,也有了跟着自己吃吃喝喝的一班军中弟兄。他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威势,来逼得福家交出财宝了。
然而,他忽略了一件事:福家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更要命的是,这里现在的住户,是昭威将军蔡锷。
这里的“将军”不是对将级军官的浑而笼统的尊称,而是一种职务,其地位相当于清朝的正二品大员,在中央参赞军机,如果派驻地方,那就相当于一省巡抚。
蔡锷当时的具体职务,就是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相当于中央军委委员。他又督办经界局事务,主管全国的土地清查和田亩丈量。
他原本是辛亥革命中云南反清起义的领袖,自任云南都督。袁世凯秉政后,一方面迫于昆明军界地方主义的压力,他一个湖南人镇不住局面;另一方面响应其恩师梁启超的呼吁,毅然版籍奉还,进京任职。因此,他深得袁世凯的喜爱和信任。
恰好,当时住在棉花胡同的福家发现何仲璟虽然去世了,但其亲家公却当了大总统,于是,就将棉花胡同的宅子还给了袁世凯,自己搬去了东城居住。
此时正好蔡锷进京,袁氏为表示亲善,就将这棉花胡同十七号的宅子,借给了蔡氏暂住。这是一座典型的京式两进四合院落,面积千余平方米,由前后两个四合院落组成。门坐西东开,如意门内有砖砌影壁。
宅子外院有北房及南房各三间及倒座房五间,里院有北房、东房、南房各三间,后院有车房。在这两个四合院落之间与后庭院的四周,有镶嵌着各式花草图案的雕花抄手游廊、回廊相连,红漆圆柱,极为好看。
后庭院正中,有一棵高大的槐树,其与大门左右那两株高矮相仿而树冠微圆的老槐树遥相对应。大门前的两株老槐树,虽然都已皮开根裂,仍如两位忠予职守的门卫,挺立在那里。
高层间的交往,作为低级军官的吴排长一无所知。他以为福家还住在里面呢。就这样,他敲响了棉花胡同十七号的大门。
5.
10月14日清晨,住在北京西城棉花胡同十七号的蔡锷听到了急促又沉闷的敲门声,不禁一阵紧张。当时,上门来劝说蔡锷反袁的“反贼”络绎不绝,万一有谁被捕,可就把蔡锷牵连进去了。至少,“知情不报”的罪名是免不了的。
袁世凯的改制程序已经进入加速度状态,而蔡锷犹依违其间者,并非其政治立场和政治伦理有问题,而是感情上与理智上,均严重地受着三个人同时影响,因此摇摆不定。
第一人是梁启超。他是蔡锷的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其实,到后来,蔡锷对梁氏的君宪思想不以为然。清朝,无论西太后还是光绪帝,很显然只会将这个国家越搞越糟。至于宪政就能强国,蔡锷也不信。他比较信奉铁血的军国主义,认为一定要有强权人物崛起,才能带领整个国家进入富强之境。
但是,梁启超对蔡锷有大恩,不仅授业传道,还帮助其以私人身份考进日本士官学校,给了蔡锷功名途中一块响当当的敲门砖。这是蔡锷所终身感激的。
所以,梁启超是蔡锷最尊敬的人。
第二个人是杨度。他是大名士王闿运的私淑弟子,生平所学,即是纵横术、帝王学。“帝王学”的意思并不是“帝王师”,而是“使某人成为帝王”。先用阴谋秘计帮助这位英雄合纵连横,逐鹿中原,再辅佐其一统江山,践位九五,这就是杨度的所有志向和目标。
这一政治立场简直就是蔡锷的指路明灯!因此,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每个休息日都要去杨度那里蹭饭,当然,主要还是听取杨度那些滔滔不绝的“纵横术”和“帝王学”的宏论,并且深以为然。
所以,杨度是蔡锷最喜欢的人。
第三人是黄兴。他当时流亡日本,以同乡之谊跟杨度结为好友,并通过杨度结识了留学日本的蔡锷。蔡锷当时已经深受“帝王学”的影响。这种学问的第一步骤就是——如何在乱世群雄中找出“真命天子”,然后才谈得上辅佐晋位。而黄兴身上,恰好有这种领袖人物的魅力。
黄兴勇敢热忱而心地明朗,做人谦和亲善,做事一往无前,虽然理论和政治上是弱项,但论到团结同志、深得人心,其影响力远超过孙文。因此,他就是蔡锷眼中的“真命天子”。
所以,黄兴是蔡锷最崇拜的人。
如此,才能明白蔡锷的事业轨迹:他能够于辛亥时期发动共和革命,是因为其亲近黄兴;而弃都督之位如敝履毅然进京,是因为其亲近梁启超;袁世凯称帝时作为将军府属员第一个赞成,是因为其亲近杨度。
现在,他终于要作出选择了。
6.
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发起之时,出于对杨度的信任,蔡锷对袁氏实行帝制是深表赞同的。绝大部分梁启超门徒其实也赞成,因为他们都是君宪党,认为有宪政就好,至于元首是总统还是皇帝,并不在意。
他们甚至还怕杨度搞筹安会,抢了君宪党劝进的风头。所以,梁启超坐下大弟子徐佛苏(时任国务院参议)就去跟蔡锷商量:“任公(指梁启超)眼高于顶,耻为牛后。毋宁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庶几殊途同归也。”
于是蔡锷自告奋勇,决定亲自去天津劝说梁启超“另树一帜”,伙同杨度一起襄赞袁世凯称帝,“庶几殊途同归”。
没想到梁启超早已确定立场,坚决抵制袁氏的帝制行径。蔡锷不敢当面反驳,只好绕着弯劝说道:“先生高风亮节,不为世俗的功名利禄所诱惑,令人敬佩。但先生同时也是进步党领袖,一旦获罪于当道,其如党徒生计何?”
梁启超就回答了八个字:“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然后他又说,自己的责任在言论,故而必须堂堂正正地写文章反驳之。其后几天,他写了那篇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私下修书一封,同杨度绝交。
蔡锷告辞的时候,梁启超千万叮咛,要他别上贼船,但又要保护好自己,所谓“宜深自韬晦,勿为(袁氏)所忌,乃可密图匡复”。
这当然给蔡锷指出了一条明路,不过也让他万般为难。一方面,杨度无论是立场还是方法,蔡锷都深表同意。而且袁世凯对蔡有大恩,殷殷期望,关怀备至,蔡锷凭什么去反对他?而且,同我们后人的认知相反,蔡锷还真是袁世凯的“培养对象”。
袁世凯认为,小站宿将位高权重多年,早已成了废物,而日本又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下一场侵华战争。国内无论战略筹措还是练兵带兵,都需要杰出的将才。既然北洋系已然腐败,那么从“南人之知兵者”中简选人才,当是个好方法。杨度于是向袁世凯推荐了自己的好友蔡锷。
当时负责参谋本部具体事务的次长陈宧已经入川,为袁氏出镇西南,袁世凯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考虑有谁继任。他原本内心属意蔡锷,但在经办帝制的当口还是放心不下。
8月20日,就在筹安会正式成立的当天,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八期发表了那篇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反对帝制,引起全国震动。
既然大家都知道蔡锷是梁启超弟子,那么,袁氏也不方便再让蔡锷当参谋次长。几天后,这个任命给了唐在礼。这是袁世凯对蔡锷有疑惧的开始。蔡锷当然也知道。问题在于,这种疑惧的迹象越来越多。
蔡锷在统率办事处有兼职。某天上班的时候,偶然发现一份之前没见过的文件,翻检之下,大惊失色。这其实是一份民国元年(1912)的旧档案,有密探举报云南都督蔡锷有心在昆明独立建国,自封“大汉王”尊号。上面还有袁世凯亲手批示的“应查”二字。
其实,这件事早就随着蔡锷孤身进京而烟消云散了,这份举报信也就束之高阁。然而,现在统率办事处又有谁翻了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惊惶不定的节骨眼上,1915年10月14日清晨,京畿军政执法处的吴排长敲响了北京西城报国寺棉花胡同十七号的大门。
7.
然而,又有一个问题:此时蔡锷到底在不在家,后人也是众说纷纭。
由于此时蔡锷的身份是昭威将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经界局督办,按照前清的说法,是“朝廷一二品大员”,其公馆受人骚扰,媒体自然趋之若鹜。根据当时的新闻纸报道,蔡锷并不在家中。
甚至还有人说,蔡锷勤于公务,经常忙得加班到深夜,晚上就“寓局”,即睡在了经界局里,不太回家。且10月14日那天是星期四,既然是上班时间,如此敬业的蔡锷又怎么会在家里悠游呢?
而后世几乎所有的回忆录或掌故都言之凿凿,认为蔡氏在家,甚至还绘声绘色地说他在同客人下棋。
这就要简单说一下蔡锷的家事了。
蔡锷的妻子刘森英是乡下就配好的亲事,据说要比蔡大七岁,育有两个女儿。蔡锷在辛亥前夕到了云南任协统,一方面有了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确实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于是在昆明纳了当地女子潘蕙英为小妾。她为蔡家生了二子一女。
蔡锷来北京任职后,住在棉花胡同大宅子里的,就是这么一家八口人:蔡锷,两位女眷,还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当然还有几位仆人女佣。
蔡锷做事冷峭,而待人宽和。尽管如此,内帏中也有颇多不如意。比如蔡锷曾对人说,“内子(指刘森英)看视儿女,不甚经心”,这种将私事公开化抱怨,显得夫妻关系岌岌可危。因此,蔡锷一直留在单位里加班,夜不归宿。
在八月份,因为家乡的母亲思念长孙(即潘蕙英所生的蔡端),要让蔡锷带回去看看。对于此事,蔡锷满心矛盾。后来他跟朋友解释道:“此次内子及小儿南归,系遵家慈迭次函嘱。兄(蔡锷自称)亦以家慈独居寂处,乏人伺奉,早欲于内子或小妾两人中,任以一人南归也。”
最后,蔡锷还是舍不得潘蕙英走,于是刘森英成行。行前,蔡家竟然还夭折了个女儿。据蔡锷自己说:“四小女于其母(即刘森英)濒行前患痢,因入院稍迟,致遭不治。”
然后蔡锷解释道:
“兄近来少在宅,寓局(指蔡的单位经界局)时为多,及归视病状,乃知其危。随命入院,已来不及,越二日而殇。昙花偶现,可伤也。”
刘森英走后,蔡锷原本就同潘蕙英比较恩爱,自然就不会夜不归宿。而且事实上经界局是个冷衙门,事务也不会非常繁忙,因此蔡锷留在家中不去办公,也可以理解。所以,吴宝鋆来敲门时,蔡家除了仆妇,就是蔡锷、其如夫人潘蕙英,还有三个孩子。
然而,新闻报道中没有出现蔡锷,也没错。因为以其身份,根本不必同一名小小的排长周旋,仆人应付就足够了。而且他还想躲在幕后观察一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自然不知道,这只是吴宝鋆的一点个人小心思;他认为,这可能是大总统袁世凯对其动手了,至少,是当局的一个“火力侦察”。
8.
1915年八月中旬,策划帝制的筹安会一经成立,蔡锷的恩师,即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几乎同时间发表了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全面批驳了帝制主张。此后,同时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空缺了半年的参谋次长的缺,任命下来了,不是传闻已久的蔡锷,而是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二是,蔡锷任云南都督时当局怀疑他谋反而对其进行的一份调查报告,突然出现在蔡锷兼任办事员的统率办事处的文件架上。
第一件事,显示出袁世凯已经不再信任蔡锷,至少不再将其看作“培养对象”;第二件事,显然是袁世凯想敲山震虎,先警告蔡锷一下——你看,你长久以来一直在我的监控之中。
蔡锷愈发惶惶不安。
10月14日上午,吴排长敲响了北京西城报国寺棉花胡同十七号的大门。蔡锷起初不以为意,然而敲门声急促而沉闷,显示出来者不善。门人打开了大门。蔡锷听到了,是京畿军政执法处的军官。门前一片嘈杂,似乎一共来了五六个人,很有声势。
——难道袁世凯要把我抓捕归案了?
由京畿军政执法处来缉拿,蔡锷一点儿也不惊讶。一方面,这是执法处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执法处的主官雷震春,可是蔡锷的冤家对头。若当局要逮捕蔡锷,雷震春可是最乐意接下这个任务的人。
其实,蔡锷想岔了——袁世凯喜欢着他呢。
袁世凯早就感到,小站出身的那些北洋宿将,无论精神上、思想上、业务上,已经老迈腐朽,不能胜任越来越复杂诡谲的地缘局面。是时候从南方的青年将领中培养一批新鲜血液了。
他看中了四个人才:陈宧、汤芗铭、夏寿田、蔡锷。有意思的是,这四位,正好两位前两位是湖北人,后两位是湖南人。
当然,所谓“青年”只是相对而言。陈宧出生于1869年,到1915年袁氏称帝前夕,已经虚龄四十七岁。但毕竟要比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核心将领稍微年轻。
夏寿田也已经四十六了,且是文人出身,两榜进士,并不通晓军事。但他同杨度一样,是王闿运的弟子,自然也精通“纵横术”和“帝王学”,而这一类人,一般都比较喜欢谈兵论武。
此时夏寿田是“内史”,也就是总统府秘书。某时他同袁世凯聊起军事,后者识货,一听就觉得他切中肯綮,于是很高兴地说道:“读书人不懂武道,不是渊博之士。你看,曾国藩左宗棠,都是以文人而成为统兵大员的。你认真学习军事,我想把你提拔为陆军次长。”
袁世凯的计划是这样的:陈宧出镇西南,任“四川总督”;其留下的参谋次长的缺,给蔡锷继任;汤芗铭出镇湖南,进而成为“湖广总督”;夏寿田任陆军次长,进而取代段祺瑞的地位。其可见袁世凯心胸开阔,气宇奇伟,目光远大,心思细密。
这个计划只走了前两步,就是派遣陈宧、汤芗铭督理川湘军务。正要任命蔡锷为参谋次长,其恩师梁启超明确反对帝制,于是这个位子只能给了唐在礼。
不过,袁世凯还是对蔡锷没什么疑心。因为杨度、夏寿田是蔡锷的好友,又深得袁氏信任。他们谈及蔡锷,便解释说,他是个军国主义者,对国体政体都不感兴趣,只要国家富强,他愿意服膺拥戴领袖,让袁世凯不必介意。
袁世凯就真的不再介意了。
9.
然而,蔡锷内心真正服膺拥戴的领袖,并不是袁世凯,而是黄兴。
当时在日本士官学校,有三位中国留学生成绩最好,关系也最友好,他们就是蔡锷、蒋百里、张孝准。张是个胖子,本身就有心血管毛病,于1925年在章士钊组的饭局上喝酒喝得爆血管,死了。因为享年才四十五岁,平生又功业不显,因此原本蔡蒋张三人齐名,到后世湮没无闻。
其实他同蔡锷的关系极好,因为同乡的关系(张氏是湖南长沙人),两人非常亲密。跟蔡锷在政治上亲近梁启超不同,张孝准是忠诚的黄兴门徒,曾任以黄兴为首的南京留守府军务厅长,又追随黄氏参加“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成为奉黄兴为精神领袖的“欧事研究会”的干事。
他就是蔡锷和黄兴之间的联络员。
1915年入秋,袁氏称帝已经显而易见,作为发起人,蔡锷也已经于8月25日在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上,为军界请愿改行帝制的活动,第一个签上了大名。
黄兴得知这些情况,立即请张孝准保持同蔡锷的联系。于是张孝准托一位姓何的做秘密工作的同志,给蔡锷带了份密码本,以便长期有效地沟通。
而此时,正好曾任滇军第一师参谋长的路孝忱向袁世凯告密,说督理云南军务的将军唐继尧反对帝制,因此,袁氏密令邮政部门检查云南寄往北京的信件,发现了有唐继尧问候蔡锷的便函。
信中内容没什么,都是客套话,但蔡锷为之大为担忧,生怕自己同革命党和滇黔不断地沟通,已经引起了当局的猜忌。
其实,袁世凯倒是光风霁月,不以为忤。但有个人确实秘密关注了蔡锷好久。他就是袁记“锦衣卫指挥使”,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
章太炎曾经认为,袁世凯之倒台,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意思是,三对人际矛盾引发局面的恶化,甚至导致称帝的失败。这三个“反对”分别是:梁启超反对杨度,张一麐反对夏寿田,雷震春反对蔡锷。
雷震春算是北洋老将了,且同袁世凯关系深远。两人1882年订交,此时蔡锷才刚刚出生。雷震春自二十岁后就追随袁氏左右,忠心耿耿,但位子却远不及冯国璋、段祺瑞甚至是旁系人马张勋,不免心生怨恨。
1915年初,陈宧外调,他总以为参谋次长这个位子轮到自己了,没想到袁世凯竟然更钟意年龄能做自己儿子的蔡锷。
于是,熊熊燃烧的妒忌心,使得他把蔡锷看成了最大的敌人。作为特务机关的首脑,他偶然翻阅到民初当局调查云南都督蔡锷谋反事宜的密报,以为奇货可居,故意将此文件放到了统率办事处蔡锷能够接触到的地方。
他就是想让蔡锷看到后疑虑重重,不安于位,其自动离职,也可以清除自己的一颗眼中钉。
时间一长,以蔡锷的精明细刻,自然感到了来自雷震春的压力。他更加怀疑的是,雷的这种咄咄逼人,其实是袁世凯赋予的任务。看来,袁世凯真的不信任他了。
10.
此时,政界流言纷纷。连远在南京的冯国璋都知道了,说云南收到北京的一封密电,指点唐继尧及昆明商民用何种名义和口径反对帝制。经查,此电系蔡锷任督办的经界局通过电报局发出云云。
其实,蔡锷再怎么反袁心切,也绝不可能以本部门名义给云南发反袁密电,更何况,事实上蔡锷既不反袁,更不激进。
这其实都是雷震春搞出来的小花样,却弄得蔡锷整日忧心忡忡,疑神疑鬼。雷震春成功地离间了袁世凯和蔡锷之间的亲密关系,做到了梁启超和黄兴都没法办到的事。就在这关键时刻,京畿军政执法处的军官敲响了蔡锷公馆的大门。
当时的报纸是这么写的:
“有着军服者五人贸贸然来,声称系军政执法处卫队,奉处长谕:‘有大总统令,命查抄盐商何姓寄存之赃物。’蔡宅家丁方欲拦阻,已排闼而入,翻箱倒笼,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
这是说清楚了,此行目的就是查何仲璟存放在宅子里的财物。吴宝鋆真是贼胆包天,还僭用了大总统袁世凯和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的名义。
“后阍者(即门房)约集多人壮胆向前语之曰:‘此系昭威将军蔡大人住宅,汝等奉命有何凭据?何得无故动蛮?速言其故!’斯时吴(即吴宝鋆)始知错找门户,急想下台,云:‘系奉总统令,查抄福宅寄存之何姓赃物。既现在为蔡宅,我等另向旁处搜查可也。’遂相率驰去。”
这房子产权其实是何仲璟的,只是借给福家居住。辛亥后,因何氏已死,福家即将宅子奉还给何氏的亲家袁世凯,正好让袁氏借给来京的蔡锷。若真是“奉总统令”,袁世凯怎么可能不知道福家已经搬走了呢?
“阍者以其着军服,又称大总统,不敢鸣警逮治,而觉其无凭无据、乱七八糟之状态,断不足信,乃遣人暗地尾追,则见若辈已蜂拥而至德胜门大街蒋养房胡同东口吴宅。”
(引文来自《北京新发现之大劫案详记》,上海《时报》10月25日第二张第三版。)
整场闹剧就这么简单,没有阴谋,没有黑幕,无非是吴宝鋆手里有张“藏宝图”,如今有了军职身份和一帮子弟兄,想找点好处罢了。
后来还真给他找到了。吴宝鋆经寻找,尤其是问过巡警后,得知福家已经搬到了东城,于是第二天就上门勒索。果然,拿回了所有何仲璟的金银财宝。他一夜之间成了巨富。
11.
蔡宅这场纷扰持续时间不过几分钟,吴宝鋆及其队友无暇进入内宅,因此也没见到躲在里面的蔡锷。蔡锷不愿,也不敢面对这群“锦衣卫”,而且根本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定了定神后,他打了个电话,给雷震春。
——我到底犯了什么事儿,您要这么大阵仗地派兵上门搜查。请您指个道儿,我上门请罪便是。
雷震春莫名其妙,完全不知道蔡锷在说什么。于是蔡锷简单地将刚才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告诉雷震春,那个领头来抄家的排长,叫吴宝鋆。
按照行政级别,雷震春比蔡锷还要低一级。上官责骂下来,且蔡锷毕竟是袁世凯眼前的红人,万一他去奏一本将执法处这桩丑闻说出去,自己怕是要被免职。
雷震春心里恨死了蔡锷,但如今莫名其妙被他抓住痛脚,只能让一步。于是,他代表京畿军政执法处,向昭威将军蔡锷郑重道歉,而且还把吴宝鋆绑缚西郊土地庙,给枪毙了。
这是10月17日,吴排长成为巨富才两天。雷震春此举,自然是想给蔡锷挽回面子,也是替他出气。然而增加了蔡氏新的疑虑:你们难道不是杀人灭口吗?枪毙了他,其人擅闯棉花胡同蔡公馆的事儿就成了私人主张,无论总统还是雷震春,都逃脱了干系。
——这其实就是“智子疑邻”,一旦心里有了成见,看别人做啥都是鬼鬼祟祟,阴谋重重的。站在蔡锷的立场,自以为这是确凿无疑的搜查,以确定自己是否同西南的唐继尧、东京的革命党互通消息。
显然情报已经泄露出去,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当然,即使他还不想走,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人也会把此事说成是袁世凯针对他的一条毒计。
就从那一天即10月14日开始,蔡锷开始真正盘算怎么逃出北京了。他想到了后人熟知的小凤仙。
关于蔡锷同小凤仙的风流韵事,坊间已经有太多的传言,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拍成影视剧,流传于世,至今不衰。其实,蔡锷真正同小凤仙关系密切,也就仅仅是10月14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
传说中有一点是正确的,蔡锷同小凤仙厮混,是要让外人觉得他耽于酒色,荒诞不经。但他要骗的,不是袁世凯,而是雷震春,以及雷派出的跟踪蔡锷的侦探。
事实上,可能根本没啥侦探一直对他盯梢,但是,蔡锷已经自以为侦骑遍布,他要摆脱一切可能的追踪。
12.
11月10日深夜,北京下了整晚的大雪,蔡锷同张绍曾、丁槐、刘禺生等友人在哈汉章家里打了一晚上的麻将。第二天早上,他七点钟就去统率办事处点卯,在那里呆了一上午。中午十二点半,蔡锷给小凤仙打了个电话,约好在某饭店一起用餐。
然后从政事堂出来就直接到了东车站。此地梁启超的老家人曹福已经等候多时,手上拿了两张三等座的车票。蔡锷无惊无险地离开了北京。
后来,哈汉章回忆道:“松坡(即蔡锷)走后,予受嫌疑最重。从此宅门以外,逻者不绝。刘成禺、张绍曾次之,丁槐则佯无所谓。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
这些老朋友也真是“损友”,他们为了避免麻烦,决定让小凤仙“背锅”:“乃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上闻。予等亦宣扬小凤仙之侠义,掩人耳目。明日,小凤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矣!”
当然,哈汉章的回忆录也不免夸张了事态。蔡锷固然是“先斩后奏”,但其离京去天津治病,诚然履行了请假手续。而且事实上他此时的喉癌已经非常严重,经常喉头嘶哑说不出话来。
所以,当时袁世凯仅仅认为蔡锷对自己称帝有意见而远赴海外,根本没想到他会起兵反抗。所以,蔡锷出走,在头一个月并没有激起什么反响。在传说逐渐发酵之后,才可能“小凤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
不管如何,蔡锷终于脱出樊笼,猛虎归山。他辗转来到自己的根据地——昆明,举起护国大旗,率滇黔健儿在川渝大地浴血奋战,令北军胆为之寒,让袁氏气为之夺。蔡锷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自己也因此声名不朽,因此功业永恒。
暂无评论内容